当前国内学术界对林语堂翻译的研究仅限于考察其数量相对较多的英文著译作品,即重视其“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的研究,但却忽视其“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的重要贡献。林语堂汉译活动研究的缺失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包括林语堂英译汉译著在数量及其影响力方面弱于其英译作品、研究者完整收集和整理林语堂汉译作品的难度大、现有林语堂文集中汉译资料存在大量文字纰漏或互相矛盾的表述等客观原因,以及林语堂对待汉译活动的主观投入程度远不如其英译活动等主观原因。探讨林语堂汉译活动研究缺失的根源并对林语堂汉译活动的后续研究提出初步设想,有助于进一步完整展现林语堂在译介西方文化方面所作的贡献,从而全面理解林语堂在英译和汉译两方面的重要成就。
生态话语分析能够反映语言和其他生态现象之间的关系,能够从意识上唤醒、引导和改变人类对环境和自然的认识。在当今社会,随着新闻媒体传播的不断深入,新闻报道不仅发挥着传递信息等社会功能,还不断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作为对系统功能语言学中人际功能的发展,评价理论对于揭示文本中隐藏的意识形态至关重要。本文拟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视角下,运用评价系统的子系统——态度系统对《卫报》关于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10篇新闻报道进行生态话语分析,旨在揭示西方主流媒体关于气候及环境的意识形态,从而进一步证明评价理论对于生态话语分析尤其是意识形态揭示方面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呼吁人们建立恰当的、有益于生存的生态哲学思想。
生态语言学研究的一种常见做法是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生态观对话语作分类并进行生态分析,但是,关于话语（语篇）的分类,不同学者往往会采用不同的标准。Stibbe（2015）在生态语言学研究话题下提出区分破坏性话语、中性话语和有益性话语三种话语类型。本文通过实例分析表明：话语（语篇）类型之间的界限常常是不确定的、模糊的,不容易泾渭分明地归类的,因此应该使用连续统的概念来区分和讨论话语类型。本文的研究还表明：中国语境下的生态语言学研究有其特点,生态语言学研究是有价值取向的,受到政治、历史、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制约,因此生态话语研究要结合中国的实践。
2020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突发,举国奋力抗击疫情,国家应急语言服务体系建设成为热点话题之一。本文尝试提出应急语言服务的概念,对国内外应急语言研究进行综述,就如何加快建设和发展我国的应急语言服务机制体制,从应急语言服务基础设施、政策规划、应急能力、应急标准、应急语言人才培养五个方面提出建议。最后强调指出,应急语言服务是国家语言服务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疫情之后应当加快健全应急语言服务体系,为国家危机管理作出贡献。谨以此文向正在顽强抗疫的全体中国人致以深深的敬意。
经济全球化促使跨国交流变得更为便捷、频繁。作为交流媒介的语言,特别是外语备受各方重视,部分国家开始重新审视外语教育,将其纳入国家战略规划。针对外语教育规划,中国学者也做了大量探索,取得了一些重要研究成果,在部分层面达成了共识。然而,外语教育规划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兼顾多方利益,统筹考虑。本文以越南的《国家外语纲要2020》为例,讨论其出台的背景、目标、任务及举措,并指出其实施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认为越南国家外语纲要对我国外语教育规划有重要启示。同时,本文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了我国外语教育规划中需注意的问题。
生态语言学是一门由生态学和语言学联姻而形成的新兴交叉学科,它主要研究语言和生态之间的相互关系。目前生态语言学内部有两个主要的研究路径：“豪根模式”与“韩礼德模式”,即“隐喻模式”与“非隐喻模式”。“豪根模式”又称为“语言生态学”,主要研究特定语言与其环境的交互作用以及如何保护语言的多样性;“韩礼德模式”主要研究语言或话语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以及在解决环境问题中所起的作用。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前者从生态的角度审视语言问题,而后者则从语言的角度审视生态问题。由Alwin Fill和Hermine Penz倾力主编的《劳特利奇生态语言学手册》作为目前第一本全面探索该领域的权威论著,不仅对生态语言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前沿成果与发展趋势做了全方位的审视,还集中体现了学界对于生态语言学发展的回顾、思考与展望,对于生态语言学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总结和指引作用。全书规模宏大、内容广泛、视角新颖、前瞻性强,对从事生态语言学研究的学者、教师和学生而言极具学术参考价值。鉴于中国生态语言学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本文拟对这一最新力作进行介绍和述评,以期为国内学界开展生态语言学研究提供重要参考和有益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