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传统批评家将《麦克白》中的超自然意象与命运划等号,忽略了该剧的心理现实层面。本文将拉康和齐泽克的心理分析理论应用于对《麦克白》中超自然女巫形象的解读,得出如下结论：剧中的三个女巫其实是麦克白内心欲望的修辞,女巫的预言不过是麦克白无意识内容的转喻。不同版本中女巫形象的不确定性为打开新的文本阐释空间提供了可能性。麦克白在女巫身上看到的是麦克白夫人目光的注视,他的欲望是透过麦克白夫人的欲望建立起来的。麦克白企图用填补内心欲望空白的方式来回应“大他者”的缺失,却在权力的角逐中迷失自我、无法自拔。麦克白夫人沉湎于丈夫王权的“剩余快感”,可是当麦克白夫人的欲望无法被剩余快感所满足时,她也注定丧失理智、走向毁灭。莎士比亚通过超自然人物形象的描述和梦境的运用,揭示了悲剧人物麦克白夫妇丰富的心理世界,彰显了人文主义关怀。
2020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突发,举国奋力抗击疫情,国家应急语言服务体系建设成为热点话题之一。本文尝试提出应急语言服务的概念,对国内外应急语言研究进行综述,就如何加快建设和发展我国的应急语言服务机制体制,从应急语言服务基础设施、政策规划、应急能力、应急标准、应急语言人才培养五个方面提出建议。最后强调指出,应急语言服务是国家语言服务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疫情之后应当加快健全应急语言服务体系,为国家危机管理作出贡献。谨以此文向正在顽强抗疫的全体中国人致以深深的敬意。
四字格成语是汉语的精华,是汉民族长期沿用的结晶,其意义的整体性和结构的凝固性似乎业已俗成。然而,随着汉语的动态演进,四字格成语不应该被视为语言表达中一成不变的“老古董”,而是堪称中华传统文化中独具特色的语言“活化石”,且其本身早已蕴含显著的弹性张力和巨大的变化潜力。本文立论于王文斌提出的汉语具有空间性特质这一观点,聚焦汉语四字格成语这一特殊而又复杂的语言单位。研究发现：四字格成语具有块状性和离散性。前者主要表现为其内部各成分间的铺排展陈、平列组合、块状拼接以及整体运用时的单独成块、相对并立、自由灵活;后者则具体彰显于可拆分、可插入、可换序、可替换四个方面的张弛有度、收放自如、离合延展。块状性和离散性彼此包含、互为因果、相互关联、层层递进,充分显示出汉语四字格成语的空间性特质。
本文主要探讨人工智能与外语教学的关系,指出人工智能技术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是教育信息化进程中的必然趋势,同时阐述了智能与人工智能的发展轨迹及其主要技术概念,并以此为基础探索人工智能技术中的一些关键概念在外语教学中的实际体现与应用。要使人工智能技术有效地应用于外语教学,学校应该合理地建设智慧教室,同时教师的外语信息化教学能力必须得到全面的构建和发展,包括学会如何使用“活书”以及学会利用智慧学习软件。
《我们共同的朋友》中尤金的纨绔子特质常遭到误解或漠视,本文通过揭示狄更斯与同时代的纨绔子布尔沃•利顿其人其文的历史联系,在小说文本分析的基础上,辨析尤金的纨绔子身份以及作者对这一人物倾注的同情。尤金在机敏悖谬的言辞、镇定自若的举止、懒散的生活方式、浅表化的人生态度等方面表现出了纨绔精神,纨绔精神在小说中具有积极内涵,与尤金的绅士设定相容,与文中的中产阶级文化批判主旨趋于一致。尤金不同于狄更斯以往描绘的纨绔子群像,展现了人物设定上的复杂性和内在统一性,反映了狄更斯与纨绔精神相容的一面。
莫言作品在英语国家的公开译介至今已近30年。本文将莫言作品在英语国家的译介历程分为四个阶段：（1）1988—1992,囿于象牙塔的零散译介;（2）1993—1999,走出象牙塔——葛浩文的努力;（3）2000—2012,走向“祝圣”;（4）2012年至今,“后诺奖”时代。通过梳理译本、分析书评、总结各个阶段的译介特点和接受情况,本文对莫言作品的英语世界之旅及其在英语世界的接受情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勾勒,以期对中国文学走出国门、融入世界文学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本文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商务英语教育不断发展的四个历史阶段,总结和梳理了商务英语本科专业自诞生以来专业体系、学科体系、理论体系、学术体系逐步构建与完善的过程。专业体系建设方面,通过《普通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商务英语专业教学指南》的发布,对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应具备的5种知识、5种素质和5种能力进行界定;学科体系建设方面,尝试在学科内或跨学科设置硕士和博士点的三种模式;理论体系建设方面,提出了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国际贸易学和企业管理学的交叉融合;学术体系建设方面,核心期刊论文、高水平立项和专著不断增多,形成了8个明确的研究领域。文章最后对当前商务英语专业的目标定位、课程体系优化、教学评价方式、教材编写和教师发展等提出思考,谨以此纪念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高等外语教育所取得的发展创新和巨大成就。
随着杜诗英译的发展,杜诗英译研究也不断发展。然而目前针对杜甫诗歌英译的研究,大部分局限于对某一首或几首诗歌英译的研究,综合对比分析不同译者在译诗过程中涉及的翻译思想、原则、策略等方面的研究数量不多。译序属于“副文本”范畴,一般包括译者对原作者、原著和译作出版意图等内容的介绍;译序是译者翻译思想的载体,包含了许多无法在译文中明言的翻译原则、策略、技巧等理论资源,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选取了37种杜甫诗歌译作,综合分析译序内容,将其中涉及翻译的部分作为重点研究对象,探究译序如何体现译者的翻译思想、翻译策略、翻译技巧等,并通过个案具体分析译序内容如何指导译者的翻译实践,以期总结翻译规律,为深化杜甫诗歌英译研究作出一些贡献。
翻译史研究是翻译研究中十分重要的分支,但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仍旧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如过分强调“以人为本”而轻视对文本的考察、个案研究流于史料堆砌、对口译史研究关注不足等。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安东尼 · 皮姆教授是翻译史研究方面的国际知名学者,其专著《翻译史研究方法》是翻译史研究的经典之作。笔者在本访谈中与皮姆教授探讨了翻译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皮姆教授对这些问题作出了回应。基于上述探讨,笔者展望了今后翻译史研究的重点,包括切实开展跨学科研究并发掘一手史料、关注科技翻译和法律翻译等非文学翻译史以及拓展口译史研究等。笔者希望此访谈可以澄清翻译史研究现有的一些问题,相关论述可以推动国内翻译史研究的发展,促进国内研究者更好地开展国际对话。
中华武术元素及其承载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国产武侠电影对外传播的卖点之一,而武术元素和中国文化往往包含在武术术语中,因此武术术语字幕翻译颇为重要。本文结合字幕翻译和英汉互译的特点,对西班牙学者艾克西拉提出的“文化专有词”翻译策略分类法略作修正,采用数据统计和实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王家卫执导的《一代宗师》中的武术术语字幕英译进行了描述性研究。研究发现,该片字幕译者更倾向于采用文化保留性翻译策略,同时适当采用文化替换性翻译策略,且翻译手法灵活多样,其英文字幕既着力于传播中华武术文化,又尽量做到浅显易懂。本研究对中国传统文化借由电影“走出去”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生态话语分析能够反映语言和其他生态现象之间的关系,能够从意识上唤醒、引导和改变人类对环境和自然的认识。在当今社会,随着新闻媒体传播的不断深入,新闻报道不仅发挥着传递信息等社会功能,还不断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作为对系统功能语言学中人际功能的发展,评价理论对于揭示文本中隐藏的意识形态至关重要。本文拟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视角下,运用评价系统的子系统——态度系统对《卫报》关于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10篇新闻报道进行生态话语分析,旨在揭示西方主流媒体关于气候及环境的意识形态,从而进一步证明评价理论对于生态话语分析尤其是意识形态揭示方面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呼吁人们建立恰当的、有益于生存的生态哲学思想。
生态语言学是一门由生态学和语言学联姻而形成的新兴交叉学科,它主要研究语言和生态之间的相互关系。目前生态语言学内部有两个主要的研究路径：“豪根模式”与“韩礼德模式”,即“隐喻模式”与“非隐喻模式”。“豪根模式”又称为“语言生态学”,主要研究特定语言与其环境的交互作用以及如何保护语言的多样性;“韩礼德模式”主要研究语言或话语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以及在解决环境问题中所起的作用。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前者从生态的角度审视语言问题,而后者则从语言的角度审视生态问题。由Alwin Fill和Hermine Penz倾力主编的《劳特利奇生态语言学手册》作为目前第一本全面探索该领域的权威论著,不仅对生态语言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前沿成果与发展趋势做了全方位的审视,还集中体现了学界对于生态语言学发展的回顾、思考与展望,对于生态语言学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总结和指引作用。全书规模宏大、内容广泛、视角新颖、前瞻性强,对从事生态语言学研究的学者、教师和学生而言极具学术参考价值。鉴于中国生态语言学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本文拟对这一最新力作进行介绍和述评,以期为国内学界开展生态语言学研究提供重要参考和有益启示。
语用学是一门理论繁杂却又十分接地气的语言学科，近段时期发展迅猛、生机盎然。正如《语用学新发展研究》（陈新仁著，2021年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所展现的那样，该学科近十余年来在理论和应用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总体来看，语用学发展至少呈现出以下几个明显的趋势：①更加关注各类社会语境中的语言使用，包括虚拟空间和公共空间等语境中的语用问题，而非仅仅研究日常个体之间的语言使用；②更加频繁地使用其他学科的相关理论开展语用学跨学科研究；③更加注重引入社会建构论视角研究语言礼貌、面子、身份、立场、形象和信任等超学科议题；④更加强调融合多主体（如说话人、听话人、旁观者、评论者）的视角开展话语互动的分析；⑤更加强调多语境因素（如交际情境、序列语境/文本语境、社会文化语境）融合的分析；⑥更加注重定性研究或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式；⑦更加注重多模态话语分析。为了帮助广大语用学爱好者尤其是刚刚踏入语用学研究领域的年轻学者更好地、更具体地把握语用学今后或未来的发展脉络，更加敏锐地捕捉有价值、有意义的话题与课题，我们特别邀请了国内多位语用学专家分享他们对语用学一些具体分支领域的前瞻。
《大学英语教学指南》是在2013年制定的,近年来,我国相继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双一流建设”和科技创新等国家战略。在此背景下,公共英语的地位凸显,如果仍然需要全国统一的教学大纲,就有必要与时俱进进行修订,如公共英语有必要进行范式转移,从强调厚实的语言基础、偏向人文素质和跨文化交际的倾向朝公共英语的专业性、工具性和科学性发展。为此笔者在教学目标、教学要求和课程设置三个方面提出了修订建议及理论依据。笔者建议教学目标应直接满足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不是个性化的学生个体需求,如词汇量要求应该翻倍并且包括学生专业领域里的词汇,学术英语和专门用途英语课程是公共英语的主流课程,而通用英语课程则必须不断边缘化。
诗人但丁在《神曲》中为地狱、炼狱、天堂分别构建了精妙且独特的空间想象。本文以空间叙事为进路,分析了《神曲》中基督教神学传统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精神的交织融合。研究发现：一方面,但丁通过空间构建将中世纪神学笼统而混沌的宇宙观转换成几何模型式的系统图景;另一方面,人文主义道德价值通过诗歌中的相对位置和身体姿态被刻画出来,使得空间成为神学的喻体。因此,空间维度的探讨对全面评估《神曲》的诗艺与神学价值有着重大意义。
石黑一雄的第三部小说《长日留痕》展示了作家简朴、含蓄与典雅的叙事风格。透过管家史蒂文斯的视角,小说描绘了主人公在六天旅途中的所思所见。本文通过叙事学相关理论视角及新批评主义的文本细读,试图揭示主人公的个人记忆具有对历史与当下的反思和重构双重意义。在对过往的思索性追忆中,史蒂文斯的不可靠叙述和零散与错置的回忆片段揭示了记忆对历史的过滤,而主人公与他人的叙述冲突则呈现了历史与记忆的辩证关系。史蒂文斯的回忆又与旅途中遇见的人和事相互交织,途中的思考使主人公对过往人生中的悲剧时刻产生顿悟,对记忆中的个人往事和时代历史也有了新的理解,并以积极心态面对归家之途。
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相关研究已经成为学界目前的研究热点。本文在详细梳理现有研究状况的基础上,探讨了本领域未来的研究路径,希望可以启发后续有关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译介与传播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未来的研究依然需要在理论与实践、理念与方法、体制与机制、译介与传播、平台与渠道、人才与培养等领域不断拓展研究的广度与深度,特别需要加强在理论创新研究、应用对策研究、人才培养研究以及机制效能研究等核心议题上的探索。
近年来,全球语言服务背景下的口译研究势头迅猛。2015年,劳特里奇出版社推出了两部口译研究重磅之作：《劳特里奇口译研究手册》和《劳特里奇口译研究百科全书》。本文拟对《劳特里奇口译研究手册》一书进行内容简介,再从研究视角、研究前瞻、研究亮点三个方面作出评价。口译研究的史学视角及口译职业化的内外力因素分析是该书研究视角的两大创新。口译技术、口译职业化及口译伦理的回归是该书的研究前瞻。此外,鲜受关注的“转写与翻译”和“儿童语言掮客”问题堪称其研究亮点。该书对口译研究的各类问题提供了从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的全景扫描,以期与口译研究学者共享口译研究多棱新景,并就口译研究的争议话题引发更加深入的讨论。
当前国内学术界对林语堂翻译的研究仅限于考察其数量相对较多的英文著译作品,即重视其“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的研究,但却忽视其“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的重要贡献。林语堂汉译活动研究的缺失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包括林语堂英译汉译著在数量及其影响力方面弱于其英译作品、研究者完整收集和整理林语堂汉译作品的难度大、现有林语堂文集中汉译资料存在大量文字纰漏或互相矛盾的表述等客观原因,以及林语堂对待汉译活动的主观投入程度远不如其英译活动等主观原因。探讨林语堂汉译活动研究缺失的根源并对林语堂汉译活动的后续研究提出初步设想,有助于进一步完整展现林语堂在译介西方文化方面所作的贡献,从而全面理解林语堂在英译和汉译两方面的重要成就。
生态语言学研究的一种常见做法是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生态观对话语作分类并进行生态分析,但是,关于话语（语篇）的分类,不同学者往往会采用不同的标准。Stibbe（2015）在生态语言学研究话题下提出区分破坏性话语、中性话语和有益性话语三种话语类型。本文通过实例分析表明：话语（语篇）类型之间的界限常常是不确定的、模糊的,不容易泾渭分明地归类的,因此应该使用连续统的概念来区分和讨论话语类型。本文的研究还表明：中国语境下的生态语言学研究有其特点,生态语言学研究是有价值取向的,受到政治、历史、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制约,因此生态话语研究要结合中国的实践。
《东方翻译》2017年第1期刊发了宋以丰先生的《翻译社会性管窥：基础、目的与影响因素》一文,所涉“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中有关翻译社会性的几组概念存在误读问题,本文特予以正解。将“翻译行为”概念泛化,不利于客观地认识翻译规律,从译者角度探讨“翻译行为”（译内行为）和“译外行为”结合的“译者行为”,更能从语言性到社会性对翻译的规律进行全面地认识和把握,而“译者行为批评”正是循着这样的路径来认识翻译的。这一路径反映的是由简单到复杂,由基本层到高级层的“级转移”,实非宋文所认为的是将翻译贬抑到“低级层”或者上升到“高级层”而进行的伦理批判。
语言能力量表在国家语言战略和语言教育中发挥着重大作用,2018年发布的《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CSE）已经成为社会和学界关注的热点。本文在对量表效度研究进行梳理后发现,现有研究大多仅围绕量表的测评用途展开。在理论探索方面,朱正才（2016）和方绪军、杨惠中（2017）提出了各自的效度验证框架。两个框架均持分类效度观,但所用概念名称不尽相同,种类略有差别,各有优势和不足。在量表效度验证方面,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量表的解读和对接方面。在这些研究中,对学习者真实语言行为的描述多来自专家、教师和学生的主观判断,这些数据的可靠性有待验证。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教育与心理测量和语言测试领域效度理论指导下,针对语言能力量表的特点,进一步整合量表效度验证框架。对已有量表的效度验证和新量表研发应从对语言使用者的调查转到基于大规模语言使用者语料库的研究上来。必须指出,CSE等国内外著名语言能力量表均定位为“标准”,而“标准”的语言能力量表是语言测试开发的基础,所以语言测试的效度理论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能力量表值得进一步讨论。
国家应急管理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应急语言服务是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确保突发公共事件时信息畅通、生命救助、舆情引领和社会稳定的基石。我国历来重视应急语言服务工作,并将其纳入新时代语言文字发展规划纲要推进建设。2019年底突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为我们提供了审视应急语言服务、完善应急语言管理规划与建设的契机,引发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但目前鲜有研究从学科视角讨论应急语言服务的学科属性、研究课题与研究范式等话题。鉴于此,本文以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为例,从应急语言服务视角出发,围绕应急语言服务的学科属性、研究课题、研究范式进行论述,提出应急语言服务研究的十大研究课题与三个研究范式,认为应急语言服务研究大有可为,希望为满足突发公共事件的语言需求、提升国家应急语言能力提供多维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