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商务英语教育不断发展的四个历史阶段,总结和梳理了商务英语本科专业自诞生以来专业体系、学科体系、理论体系、学术体系逐步构建与完善的过程。专业体系建设方面,通过《普通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商务英语专业教学指南》的发布,对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应具备的5种知识、5种素质和5种能力进行界定;学科体系建设方面,尝试在学科内或跨学科设置硕士和博士点的三种模式;理论体系建设方面,提出了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国际贸易学和企业管理学的交叉融合;学术体系建设方面,核心期刊论文、高水平立项和专著不断增多,形成了8个明确的研究领域。文章最后对当前商务英语专业的目标定位、课程体系优化、教学评价方式、教材编写和教师发展等提出思考,谨以此纪念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高等外语教育所取得的发展创新和巨大成就。

在《高等学校商务英语专业本科生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业已颁布的背景下,探讨如何建构该专业质量保障体系至关重要。本文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通过分析美国一流大学——斯坦福大学质量保障体系的特点,尝试建构我国商务英语专业质量保障体系。通过分析,笔者提出,商务英语专业质量保障体系应充分考量社会需求、学校自主和学生主体等因素,在社会、学校、学生之间寻找平衡点,只有三方协力,才能共同提升该专业的质量水平。同时从社会、学生、师资队伍三个层面提出可行性建议：（1）以评促改,建立与完善商务英语专业社会第三方认证体系;（2）强调学生主体,建立学习成果评估数据库,实现评估管理常态化、动态化;（3）将“适应性”学习理念运用于教师教育课程,建构商务英语师资队伍的复合型知识结构。

韵律是《诗经》翻译的重要问题。韵律是中英文诗歌的共同属性之一,就《诗经》英译而言,韵律具有可译性是可以肯定的。然而,《诗经》翻译究竟用韵与否,主要取决于译入语诗学规范和译者的价值取向。从《诗经》翻译史来看,译文一般都重视韵律的翻译。韵律翻译的具体策略从原文韵式出发,可分为顺应原文韵律和适当变通韵式;其基本原则是不以韵害义。但是,翻译韵律是十分困难的,译者所能做到的至多是再现原诗的韵式,要在译文中求得更微观层次上的一致,一般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不必执着于追求原诗与译诗在韵律上绝对一致,而是要更多地着眼于译诗自身的音韵之美,着眼于译诗的韵律与译诗的意境的和谐与统一。

2020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突发,举国奋力抗击疫情,国家应急语言服务体系建设成为热点话题之一。本文尝试提出应急语言服务的概念,对国内外应急语言研究进行综述,就如何加快建设和发展我国的应急语言服务机制体制,从应急语言服务基础设施、政策规划、应急能力、应急标准、应急语言人才培养五个方面提出建议。最后强调指出,应急语言服务是国家语言服务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疫情之后应当加快健全应急语言服务体系,为国家危机管理作出贡献。谨以此文向正在顽强抗疫的全体中国人致以深深的敬意。

当前国内学术界对林语堂翻译的研究仅限于考察其数量相对较多的英文著译作品,即重视其“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的研究,但却忽视其“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的重要贡献。林语堂汉译活动研究的缺失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包括林语堂英译汉译著在数量及其影响力方面弱于其英译作品、研究者完整收集和整理林语堂汉译作品的难度大、现有林语堂文集中汉译资料存在大量文字纰漏或互相矛盾的表述等客观原因,以及林语堂对待汉译活动的主观投入程度远不如其英译活动等主观原因。探讨林语堂汉译活动研究缺失的根源并对林语堂汉译活动的后续研究提出初步设想,有助于进一步完整展现林语堂在译介西方文化方面所作的贡献,从而全面理解林语堂在英译和汉译两方面的重要成就。

2017年4月11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对外文化传播研究基地”邀请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教授,举办题为“中国文学与哲学的对外翻译与传播”的讲座。2017年10月31日,顾彬教授再次来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作为“亚洲共同体——越境共存之亚洲文化遗产”系列讲座专家之一,举办“误读的重要性：德国汉学中的中国形象”的学术报告。此间,跨文化研究院刘燕教授就中国哲学与文学精神、中西文学中的忧郁主题、中国经典的翻译与传播、德国汉学的历史与特色、误解的重要性与理解的多元性等诸问题,与顾彬教授进行了多次深入的访谈与切磋。本文得到了顾彬教授的亲自审核,深表感谢。

本文主要探讨人工智能与外语教学的关系,指出人工智能技术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是教育信息化进程中的必然趋势,同时阐述了智能与人工智能的发展轨迹及其主要技术概念,并以此为基础探索人工智能技术中的一些关键概念在外语教学中的实际体现与应用。要使人工智能技术有效地应用于外语教学,学校应该合理地建设智慧教室,同时教师的外语信息化教学能力必须得到全面的构建和发展,包括学会如何使用“活书”以及学会利用智慧学习软件。

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相关研究已经成为学界目前的研究热点。本文在详细梳理现有研究状况的基础上,探讨了本领域未来的研究路径,希望可以启发后续有关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译介与传播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未来的研究依然需要在理论与实践、理念与方法、体制与机制、译介与传播、平台与渠道、人才与培养等领域不断拓展研究的广度与深度,特别需要加强在理论创新研究、应用对策研究、人才培养研究以及机制效能研究等核心议题上的探索。

《我们共同的朋友》中尤金的纨绔子特质常遭到误解或漠视,本文通过揭示狄更斯与同时代的纨绔子布尔沃•利顿其人其文的历史联系,在小说文本分析的基础上,辨析尤金的纨绔子身份以及作者对这一人物倾注的同情。尤金在机敏悖谬的言辞、镇定自若的举止、懒散的生活方式、浅表化的人生态度等方面表现出了纨绔精神,纨绔精神在小说中具有积极内涵,与尤金的绅士设定相容,与文中的中产阶级文化批判主旨趋于一致。尤金不同于狄更斯以往描绘的纨绔子群像,展现了人物设定上的复杂性和内在统一性,反映了狄更斯与纨绔精神相容的一面。

本文从库尔提乌斯与奥尔巴赫所处的历史时代和他们的代表作,分析了二者面对20世纪初德国人文主义与语文学危机时,为何提出了不同的应对之策。库尔提乌斯从罗曼研究和现代欧洲文学研究,转向拉丁中世纪,以期构建有意义的文学文化方案,从而替代有违传统德国教育、人文主义、启蒙思想的雅利安语文学、种族神秘主义和纳粹史学。奥尔巴赫在流亡期间,把目光转向了比较文学,以其西方文学“统一性”专论,将《圣经•旧约》拉回到欧洲人文主义文化中心,拿起共同的西方犹太—基督教传统的旌旗。无论如何,两人都致力重建被纳粹的种族与人种分离措施打得四分五裂的欧洲文明统一性。

形态与音系是语法的两个不同方面,但是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了解形态—音系的互动方式并探讨合理的处理方法,对于深化对语言的认识、构建语言学理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形态与音系的交互作用》就是一部关于这方面的综览性专著。它以形态—音系互动类型为线索,讨论了形态敏感音系、过程形态、韵律模板、重叠、中缀、交错效应、推导环境效应、音系对形态的干涉、加括号悖论、范式效应等一系列自然语言现象;针对各类现象,它都配备了具体的语言材料,介绍了相关的处理方法和理论要点,并对竞争性的观点进行了比较。本文概括该书的主要内容和特点,讨论其对汉语研究的启示,并对通过削弱模块性换取分析灵活性的处理方法提出商榷意见。

“逸”是中国书法审美的核心范畴之一。由“逸”衍生出“飘逸”“清逸”等二字格词语及“潇洒飘逸”等四字格词语,构成一个“逸”的词群谱系。本文基于“逸”的研究成果,梳理“逸”的基本书法美学含义,总结归纳《中国书法艺术》英译本Chinese Calligraphy中逸字词群的翻译策略及方法,并提出建议。分析表明,译者根据译文目标读者对中国书法的认知水平,采取了让步于译文读者习惯的策略及相应的意译、省译等方法,以一组表达相近意义的英语词群再现了逸字词语的审美意义。译者选词中还应注意同一语义场内相近审美概念间阴阳美的差异、褒贬义及深层审美内涵的传译等。

产出性词汇的丰富性对二语写作质量有着重要的影响。由于当前对比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无法深入了解不同质量写作文本之间产出性词汇的特征差异。鉴于此,本文以英语专业本科二年级学生即时写作的议论文为研究样本,从词汇多样性、词汇复杂性、词汇密度和词汇错误四个方面对高分组和低分组作文词汇丰富性的差异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结果显示,高分作文在词汇多样性、词汇复杂性方面均高于低分组,其中词汇复杂性差异显著;在词汇错误方面,高分作文低于低分作文;两组在词汇密度方面差异不大。研究结论对二语教学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四字格成语是汉语的精华,是汉民族长期沿用的结晶,其意义的整体性和结构的凝固性似乎业已俗成。然而,随着汉语的动态演进,四字格成语不应该被视为语言表达中一成不变的“老古董”,而是堪称中华传统文化中独具特色的语言“活化石”,且其本身早已蕴含显著的弹性张力和巨大的变化潜力。本文立论于王文斌提出的汉语具有空间性特质这一观点,聚焦汉语四字格成语这一特殊而又复杂的语言单位。研究发现：四字格成语具有块状性和离散性。前者主要表现为其内部各成分间的铺排展陈、平列组合、块状拼接以及整体运用时的单独成块、相对并立、自由灵活;后者则具体彰显于可拆分、可插入、可换序、可替换四个方面的张弛有度、收放自如、离合延展。块状性和离散性彼此包含、互为因果、相互关联、层层递进,充分显示出汉语四字格成语的空间性特质。

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翻译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但是它的这种角色在不同的阶段有所不同：（1）作为文化启蒙的手段,这主要体现在民主革命时期;（2）为意识形态服务,这一角色主要体现在社会主义革命开始直到文革结束;（3）作为向世界开放之窗口,这一角色主要体现在改革开放以来直到21世纪初;（4）作为重绘全球文化和世界文学之版图的方式,这一角色主要体现在进入21世纪以来的改革开放纵深阶段。总之,翻译使得中国更接近世界：它一方面能将世界上的先进科学技术和人文思想理论引进中国,加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它又可以将中国的文化和文学译介到世界,从而对全球文化和世界文学作出自己的独特贡献。因此,翻译既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又是十分重要的。

随着杜诗英译的发展,杜诗英译研究也不断发展。然而目前针对杜甫诗歌英译的研究,大部分局限于对某一首或几首诗歌英译的研究,综合对比分析不同译者在译诗过程中涉及的翻译思想、原则、策略等方面的研究数量不多。译序属于“副文本”范畴,一般包括译者对原作者、原著和译作出版意图等内容的介绍;译序是译者翻译思想的载体,包含了许多无法在译文中明言的翻译原则、策略、技巧等理论资源,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选取了37种杜甫诗歌译作,综合分析译序内容,将其中涉及翻译的部分作为重点研究对象,探究译序如何体现译者的翻译思想、翻译策略、翻译技巧等,并通过个案具体分析译序内容如何指导译者的翻译实践,以期总结翻译规律,为深化杜甫诗歌英译研究作出一些贡献。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应急语言建设和服务的重要性被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现有文献多集中在建立应急语言服务机制等建议上,对如何形成应急语言服务的长效机制、如何培养应急语言服务后备人才却很少有研究提出实质性的建议和措施。本文提出建设应急语言教学的观点,认为应急语言服务的应用范围应包括海事、航空、军事、外交等领域的突发事件,应急语言服务的基础是非应急时的常态化基础训练和教学,应急语言教学不是通用语言教学而是专门用途语言教学,没有专业知识、仅靠语言基本功是无济于事的。笔者提出,高校应设立“应急语言服务专业”,要在特色院校普遍设置该专业、开设相关课程,并要按学科和行业建立应急语言语料库。为了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第一步便是要改变英语专业建设的理念。

近10多年来,基于使用取向的二语习得研究在国际上发展迅速,特别是在动词论元构式研究上尤其如此,但国内同类研究才刚刚起步。为此,本文在阐述基于使用取向二语习得研究主要理论观点的基础上,重点从内容和方法两方面系统梳理了英语动词论元构式的相关研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学习者的构式知识和母语迁移的影响两个方面。研究方法主要包括语料库、实验方法的分别运用与结合运用,以及计算机模拟等。最后,指出了今后动词论元构式习得研究的五个方面,包括：（1）研究输入因素对英语其他动词论元构式习得的影响;（2）研究更多母语背景下动词论元构式习得中的母语迁移;（3）同时考察输入因素和语言迁移的影响;（4）二语产出与二语加工研究并重;（5）创新研究方法。

许多传统批评家将《麦克白》中的超自然意象与命运划等号,忽略了该剧的心理现实层面。本文将拉康和齐泽克的心理分析理论应用于对《麦克白》中超自然女巫形象的解读,得出如下结论：剧中的三个女巫其实是麦克白内心欲望的修辞,女巫的预言不过是麦克白无意识内容的转喻。不同版本中女巫形象的不确定性为打开新的文本阐释空间提供了可能性。麦克白在女巫身上看到的是麦克白夫人目光的注视,他的欲望是透过麦克白夫人的欲望建立起来的。麦克白企图用填补内心欲望空白的方式来回应“大他者”的缺失,却在权力的角逐中迷失自我、无法自拔。麦克白夫人沉湎于丈夫王权的“剩余快感”,可是当麦克白夫人的欲望无法被剩余快感所满足时,她也注定丧失理智、走向毁灭。莎士比亚通过超自然人物形象的描述和梦境的运用,揭示了悲剧人物麦克白夫妇丰富的心理世界,彰显了人文主义关怀。

在过往的美国生态批评研究中,研究者在追踪美国地方书写思想的渊源时,多看到其与印第安神话传说、古希腊盖娅神话、中国道教或日本禅宗等之间的关系,但研究其与基督教神学之关系的并不多。这与基督教给人的普遍印象有关。本文着力于研究美国地方书写思想的神学渊源。美国地方书写的文本数量巨大,其中包含多种不同的类型。本文梳理了清教主义、超验主义及生态神学等思想影响下的三种不同类型的地方书写思想,从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地方书写思想可以看出,基督教神学思想下依然可以产生大量的地方书写文本。清教主义影响下的地方书写延续至今,而超验主义及生态神学影响下的地方书写为美国地方书写思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本资料。

生态语言学是一门由生态学和语言学联姻而形成的新兴交叉学科,它主要研究语言和生态之间的相互关系。目前生态语言学内部有两个主要的研究路径：“豪根模式”与“韩礼德模式”,即“隐喻模式”与“非隐喻模式”。“豪根模式”又称为“语言生态学”,主要研究特定语言与其环境的交互作用以及如何保护语言的多样性;“韩礼德模式”主要研究语言或话语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以及在解决环境问题中所起的作用。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前者从生态的角度审视语言问题,而后者则从语言的角度审视生态问题。由Alwin Fill和Hermine Penz倾力主编的《劳特利奇生态语言学手册》作为目前第一本全面探索该领域的权威论著,不仅对生态语言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前沿成果与发展趋势做了全方位的审视,还集中体现了学界对于生态语言学发展的回顾、思考与展望,对于生态语言学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总结和指引作用。全书规模宏大、内容广泛、视角新颖、前瞻性强,对从事生态语言学研究的学者、教师和学生而言极具学术参考价值。鉴于中国生态语言学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本文拟对这一最新力作进行介绍和述评,以期为国内学界开展生态语言学研究提供重要参考和有益启示。

学界普遍认为林纾翻译家身份的确立与“林译小说”品牌树立是机缘巧合、天才禀赋等因素造就的。本文从勒菲弗尔翻译赞助人的视角,运用数据分析与文本对比分析的方式,探究林纾翻译成功的社会历史缘由。在林纾翻译生涯的不同阶段或同一阶段的不同方面,权威人士、合译者、社会团体、出版机构发挥了联合赞助的功能,充当了不同的翻译赞助人。权威人士和出版机构充当了他的经济赞助人,合译者和维新派扮演了他的意识形态赞助人,桐城派和新文化派则成为了他的诗学赞助人。这些赞助人不仅影响了林纾的经济状况、翻译态度、身份地位,也影响了其译本的选择、译作的出版与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