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证数据是学术文献最具参考性的影响力指标。本文采用引证分析法，基于《中国引文数据库》，对21种外语类核心期刊的高被引文献进行了分析，旨在揭示中国当代译学的主流研究图景与发展特点。研究发现，文化、策略、文学、口译和教学等传统议题构成了译学研究的核心阵地；与此同时，本土理论建构、翻译技术融合和服务国家战略成为最显著的新兴热点，理论研究呈现出从引介西方理论为主到中西对话与本土原创理论崛起的演变趋势，生态翻译学等本土理论影响力持续增强。研究亦揭示出当前研究存在部分热点领域选题重复、视角分散以及视听翻译等领域与国际前沿存在差距等问题。期待本研究结果可以为学界把握译学发展脉络以及未来的译学研究提供参考。

一个新的学术理论或新的学科必须有新的研究对象和理论体系。本文认为，知识翻译学和翻译学一样，还是在作知识的翻译研究。知识的加工和翻译从来都是分学科、领域和体裁进行的。如果要通过翻译使地方性知识变成世界性知识，就应根据知识所属的不同学科的特定交流方式和对象，选择合适的语言形式、修辞手段和话语方式来对原文知识进行加工，而不是阐释或反思。翻译的目的是使译入语读者对译文的理解感受和译出语读者对原文的理解感受相同，因此知识翻译学并没有新的研究对象，还是在作本体研究，与翻译学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本文认为，知识翻译学要想有所突破，需要从国际传播学、功能语言学和专门用途语言学中汲取学科知识加工或翻译的理论依据。

中医术语虽然枯燥难懂，但其背后理据的挖掘却能让中医学习事半功倍。在跨学科背景下，我们可以运用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医术语的理据进行系统分析。基于以往的理据研究，笔者主张将文化理据纳入中医术语的内部理据，并将文化理据分为哲学思想、家庭文化等9种类型。本文重点讨论了其中的哲学思想理据，它主要体现在天人相应的隐喻认知模型、阴阳转化的隐喻认知模型、五行关系的隐喻认知模型等3个方面。中医术语的哲学思想可以解释大量中医术语的意义，使中医术语的学习变得更简单、有趣、高效。

近年来，超国家共同体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角色愈发重要，人类命运已与超国家共同体联结在一起。作为超国家共同体运行机制的一部分，超国家层面的翻译实践理应成为译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这种以超国家共同体名义发起的，为维护共同体利益、实现共同体目标、贯彻共同体观念，在共同体内部或外部实施的翻译治理实践统称为“超国家翻译实践”。这类翻译实践具有超国家性、超国家利益性和超语言性三重属性，是超国家共同体进行内部治理和参与地区乃至全球治理事务不可或缺的方式。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对超国家翻译实践的概念体系、工程技术体系和工程监理体系进行系统研究，既可以为超国家共同体开展超国家翻译实践提供理论指导，也有助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

国家翻译实践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中之重。基于地方文化的地方翻译实践是国家翻译实践的组成构件，富有地域特色的地方文化形塑了国家整体文化。地方文化认知既直接影响地方翻译实践的施策与成效，也间接影响国家翻译实践中的国家认知行为与效能。基于文化认知和国家翻译实践的理论框架，本文着重厘清了地方文化认知概念以及地方文化认知与国家翻译实践之间的联动关系，通过分别辨析译者和受众两个主体对地方文化的认知差异，探索国家翻译实践中的地方文化认知对策，旨在从认知视角强化地方文化在国家翻译实践中的作用，引导地方翻译实践更有效地参与国家翻译实践，从而全方位地提升我国国际传播能力。

虽然翻译实践长期存在于众多国际组织中，但尚未得到足够的学术关注。本文基于国家翻译实践理论，讨论了超国家翻译实践的概念、特征、功能与价值问题；继而根据中国维和部队联络官的回忆录和访谈等相关文献，考察了中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翻译实践。研究发现，在中国维和行动中，翻译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它服务于联合国安理会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宗旨，具有超国家性、多元性和专业权威性等特点，并在中国维和分队内部组织、对外联络以及文化外交等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超国家翻译实践研究对于培养国际组织翻译人才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启示。

本文从语言传播的视角出发，对语言影响力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系统探讨了其生成机制和测量方法。首先，本文将“语言影响力”这一概念加以明确和具体化，认为语言影响力产生于语言传播过程，是语言传播效果的重要表现形式。其次，从语言实力、传受环节和语言影响力3个维度详细解析了其生成机制，认为语言影响力产生于语言传播的整个动态过程。在语言传播中，语言影响力的实现遵循“语言实力→传受环节→语言影响力”的路径，其带来的成效最终将反哺语言实力，并开启下一轮语言传播。最后，通过6个观测指标构建了“语言国际影响力评估指标体系”，并对25种语言的影响力作了量化评价，以期为把握当今世界语言格局、提升中文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提供有益参考。

生成式AI凭借强大的机器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能力给翻译行业、翻译学科教育及其他领域带来了转型升级机遇，但同时也带来了诸多安全隐患。生成式AI时代的翻译安全风险具有多样态、内嵌性和泛在化等特点，对翻译安全治理提出了严峻挑战。本文在梳理生成式AI时代的翻译安全风险来源及特点的基础上，提出如下治理对策：应坚持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引下，均衡把握技术价值创造、敏感数据保护和国家安全维护等综合需求，采取技术、教育和制度融贯一体的治理模式。在这一思路指引下，应优先考虑采用AI、区块链等技术手段应对技术问题；着力加强科普和专业教育，提升全民生成式AI翻译安全意识和安全能力；还应考虑采取政策、立法等制度手段，控制治理成本，提高治理效能。

刘宇昆翻译的《三体》英译本创下了中国当代文学英译著作销量最高纪录以及全球图书馆藏量最高纪录，在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翻译与对外传播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本文从传播与接受视角出发，基于副文本理论，探析《三体》英译本如何通过内、外副文本诸要素实现与英语世界读者的沟通与互动，以期为中国当代文学对外传播与接受提供新视角和新思路。研究指出，正文本是内在动力，副文本则是外在动力。通过对正文本进行阐释、深化和延伸，《三体》英译本的内、外副文本与正文本相互支撑，构成一个有机动力系统，这拓展了《三体》的传播空间与途径，共同推动了《三体》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

生成语法的强势最简命题主张，内在语言优化系统中的合并操作附加经济原则有助于删除外化过程中无须拼读的成分。依据该生物语言学理念对汉语主宾可逆句进行的最简句法分析显示，采用“施事者、受事者”等题元名称来指称“一锅饭吃五个人/五个人吃一锅饭”中NP的语义角色并不适切，因为其中的NP是由分配义数量算子而非动词次范畴化所选择的语义成分（S-selection）。由于数量对应关系是该类句式的核心要义，因此两个名词词组都必须是数量型无定成分，这是由量化义中心语“每”的语类选择（C-selection）要求所决定的。鉴于定指短语无论是做主语还是做宾语都会改变句式的基本语义，这类结构更应该被称为分配义主宾可逆句（可区分为供义宾主句和用义主宾句两种变体）；中心语的隐形拼读虽然会对主宾可逆句的感知造成理解困难，但却是该类结构的形态 - 句法 - 语义核心，而动词的隐现则是因其嫁接而成的附加语性质所致。基于局域非对称成分统制的分析方案显示，不同线性序列完全可以溯源至同一结构图示，因而可兑现强势最简命题所要求的可学性、普适性和可进化性3个基本条件。本文的新观点是：此类句式应该隶属于祈使句范畴，其中的名词短语具有数量短语固有的内在格位（部分格）。

通过详尽考察3名普通话儿童被动义表达的初始习得样态，本研究发现，儿童最初使用最简单的受事主语句S_P+VP结构表达被动义，儿童产出的S_P+VP结构与成人使用的同类结构在语法特征上是一致的。儿童典型有标记被动句中的被字句在S_P+VP结构习得之后的3至5个月依次产出，并且始现的被字句包含两个论元；儿童使用的S_P+VP结构中的动词都在独词句阶段使用过。因此，本研究认为，被动义表达方式经历了从动词到单论元受事主语句再到被字句的建构过程。表被动义的S_P+VP结构是类通格结构，是施通格语言或主宾格语言的前期形式，有标记被动句则属于主宾格语言模式。普通话儿童被动义初始表达方式的习得表现出从类通格结构到主宾格语言的发展特征。在儿童习得被动义表达方式的过程中，输入的作用表现为不充分必要条件，儿童之所以最初使用单论元受事主语句表达被动义，主要是因为双词句阶段S_p+VP结构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一个句子在句法、语义和功能上的需求。

元翻译话语是指翻译作品中译者、作者等相关主体关于翻译的论述，散见于作品的前言、后记等副文本以及正文本中。在一部作品中，如果作者所用语言与文本所涉文化存在错位，那么不妨将之视为宽泛的翻译，其中关于翻译的论述也属于元翻译话语的范畴。本文以若干语言与文化发生错位的学术或文学文本为例，描述了其中显性与隐性元翻译话语的具体表现，尤其是有关术语与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归纳了元翻译话语的潜在作用，如体现译者（作者）的翻译观、揭示翻译的复杂性、增加作品的陌生感等。作为一个新概念，元翻译话语值得进一步研究，这将给翻译实践带来新的启发。

译者行为研究重视对“翻译外”因素的研究，这体现了其以人为本的理念。在诸多“翻译外”因素中，译者心理因素与译者行为紧密相关。本文聚焦翻译焦虑这一心理因素，采用主观评估的方式测量复杂任务与简单任务所引发的认知负荷差异，并分阶段（即准备、转换和修订阶段）考察其对不同焦虑水平的学生译者认知资源分配行为与译文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相较于简单任务，复杂任务在高、低焦虑组中均引发了更高的认知负荷。此外，认知负荷与翻译焦虑均显著影响译者的认知资源分配行为，且这种影响因翻译阶段而异；认知资源分配行为与译文质量的关系也因认知负荷和翻译阶段而异。本文凸显了分阶段考察译者行为以及译者行为与译文质量之间关系的必要性，以期为深化翻译过程研究及译者行为研究提供一些启示。

本文以和谐话语分析为框架，以及物性系统理论为基础，对英汉环保公示语的生态属性进行对比分析，探讨二者在生态意义表征方式上的异同，旨在为环保公示语创作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导。研究发现，英语环保公示语主要通过认知心理过程凸显人类对环境保护的生态良知，借助关系过程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亲近原则；汉语环保公示语则主要运用动作过程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规范，突出环境保护的制约原则。研究建议，在中国语境下，汉语环保公示语的创作应增加认知心理过程与关系过程，并积极探索拟人化手法的合理应用，以凸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激发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践行生态环境保护行为。

企业网站不仅是企业重要的网络传播媒介，也是网络多模态话语重要的承载平台。本文借鉴多模态GeM模型，结合现有跨文化理论，运用多模态语料库研究方法，对中美企业网站的话语结构进行了定量对比分析。研究发现，虽然中美网站在话语结构上呈现出相似特点——都以文字类和图像类元素为主、以图表类和视频类元素为辅，但在各类模态元素的使用上表现出一定的跨文化差异。中国网站倾向于通过列表方式对新闻和图片进行排列组合，比较重视显示栏目标题和菜单等指示性元素，注重使用二维码、Flash动画与视频；美国网站则倾向于将新闻标题与图片单独呈现，比较重视使用传统社交媒体图标，对指示性元素、Flash动画和视频无特定使用偏好。希望本研究可以为跨文化语境下企业网络多模态话语建构以及网络传播实践带来一定的启示。

基于孤立语、黏着语和屈折语3种语言形态类型，本文选取了45种语言样本来探讨世界语言的论元配置模式及其分裂情况，并分析影响其分裂的因素。研究发现：①缺乏形态语素的语言通常依赖助词和句法手段来呈现其论元配置模式，且该配置模式并非中性；②在不同形态类型的语言中，施通格语言占比不同，黏着语的施通格语言占比最大；③主宾格为主语言和施通格为主语言都兼具主宾格模式和施通格模式；④格标记手段的蕴含共性满足如下等级：名词短语格标记>代词格标记，即名词短语格标记蕴含代词格标记；⑤施通格模式倾向使用的标记依次为：名词短语格标记>代词格标记>一致关系。

为落实“立德树人”这一新时代我国教育的根本任务，本文以语言观偏差引发的文化认同失衡问题为切入点，系统探讨外语教育从“语言工具论”向“语言世界观”转型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提出外语教育转型的五大实践维度，具体涵盖教师素养锻造、培养模式变革、课程体系改革、教材内容甄选及外语教育一体化建设。新时代外语教育并非否定“语言工具性”，而是需为“工具论”注入“世界观”内核，实现“语言技能培养”与“价值观念塑造”的协同统一，最终培养出兼具家国情怀与国际视野的高水平外语人才。

汉语词汇的声调具有区别词义的作用。动词的声调通常与动词所表征的动作方向一致，二者具有象似性。本研究通过3个实验考察了汉语动词的声调朝向与动作方向的象似性在视觉通道和运动通道的知觉模拟。实验1发现，动词的声调朝向与动作方向的象似性在视觉通道未产生空间表征的知觉模拟，在运动通道产生了空间表征的知觉模拟；实验2发现，动词的声调朝向与字母呈现位置（箭头朝向）具有空间一致性效应；实验3采用双字动词纯声调听觉文件，发现纯声调朝向在与动词所表征的动作分离以后仍然产生了知觉模拟，在视觉通道和运动通道均出现了空间一致性效应。整个研究表明，汉语动词的声调不是任意的符号，它反映了动作本身固有的特征。汉语词汇声调的使用反映出人们倾向于以象似性的方式来呈现认知成果。

随着我国经济的腾飞和国际地位的提升，高水平的国际传播能力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愈发凸显。在AI时代，培养兼具“全球视野、国家立场、政治敏锐、经济思维、文化包容”5种思维意识和“现场直播、资源整合、时事采编、国际语译、汉语外译”5种传播能力（即5+5）的高水平人才，成为增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的主要目标。为满足AI时代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需求，推动我国的口译人才走向国际舞台中央，本研究尝试构建多模态口译（MI）学科体系。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指示以及口译传播学与传播口译学理论为研究理据，以口译实践为出发点，在系统梳理口译学研究历程的基础上提出了MI学科建构的新观点，即以“实践—教学—研究”（PTR）模式的MI学科建构推动口译实践、口译教学和口译研究的日臻完善。本文强调口译实践和口译教学的重要性，丰富了口译学、口译传播学、传播口译学、体认口译学等理论的内涵，拓展了口译研究思路，有助于提升AI时代我国的国际传播能力。

传统的写作“主体”和“主体间性”概念关注人的因素在写作活动中的作用，但写作主体往往局限于作者和读者，写作的主体间性也局限于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尝试从活动理论出发，将写作看作社会活动的过程，对写作主体和主体间性进行再定义，并以英文科学实验报告为例，阐释写作主体的内涵以及写作主体间性的构成机制。本文认为，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写作活动的主体不仅包括作者和目标读者，还包括写作对象、写作工具、文本作品及上述因素所处的微观和宏观社会文化语境。写作活动的完成就是这些主体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相互作用构成写作的主体间性，主要表现为共享、互动和动态统一3种形式。本研究致力于对写作本质进行探讨，以期加深对写作本质特别是英文学术写作本质的认识，并为学术英语写作实践和教学提供启示。

本文以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为指导，从“翻译外”和“翻译内”两个层面入手，探讨法律翻译的相关问题。在“翻译外”层面，讲好中国法治故事的时代需求决定了法律翻译必须走在前列，翻译主体的有限性和翻译客体的无限性决定了翻译客体选择的重要性，形成正确的职业伦理观是译员进行法律翻译服务的前提。在“翻译内”层面，法律语言的特征和法律翻译的特殊性决定了法律翻译的高求真度。综合翻译内外考量，法律翻译者需在“求真 - 务实”连续统中寻求最佳平衡，提升译者行为的合理度。“求真”要求法律翻译者遵循准确严谨原则和前后一致原则，“务实”要求法律翻译者遵循清晰简明原则和语体规范原则，以此实现法律翻译中的文化传递。

随着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我国的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面临诸多挑战，包括如何加强对外传播能力、响应培养高水平中译外人才国家战略，进一步强化翻译专业教学实践性、对接语言服务行业需求，以及运用翻译技术辅助翻译实践与教学、探索人机协同翻译模式等。复旦大学经过多年探索，创新性地构建了一种职业化翻译教育模式，即在“知行合一、译思并举”理念指导下，立足“立德、迁思、习技、学艺”等4个层面，创建“政产学研”融合体系，推进政府政策与翻译教学、翻译产业与翻译教学、翻译实践与理论等方面的多元融合。本文通过典型案例分析并结合相关就业数据，验证了该教育模式应对新时代挑战、培养符合国家战略和市场需求的翻译人才以及推动职业化翻译教育事业繁荣和发展的有效性。

在数智时代背景下，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外语教育领域的应用潜力日益凸显，教师如何使用ChatGPT辅助个人反馈成为亟待探讨的重要问题。本研究以教师反馈文本和ChatGPT反馈文本为案例，分析二者的反馈特征，并通过访谈探究学生对不同反馈的感知差异。研究发现：教师反馈展现出间接性、丰富性、针对性以及个性化的特点，ChatGPT反馈呈现出明显的程序化特征；学生对两种反馈均表示理解并认可，他们对反馈的期待与需求影响其对反馈的感知。鉴于此，本研究认为在使用ChatGPT辅助写作反馈时，教师可依托人机协商能力和反馈素养，基于学生的个人期待与需求，扮演反馈内容的“筛选者”、反馈语言的“润色者”、反馈中语言教学给养的“挖掘者”以及反馈过程中的“育人者”等角色。本文旨在为外语教师使用ChatGPT辅助个人反馈以提升外语写作教学质量提供有益参考。

本文以我国新儒学重要代表作《传习录》陈荣捷译本和亨克译本为语料，基于平均依存距离等句法复杂度指标，考察译入型与译出型译者行为的差异。研究发现：译出型译本平均依存距离较小，句法复杂度更低，简化程度较高，句法显化、范化程度较低，体现出“求真为本，兼顾务实”的译者行为特点；译入型译本平均依存距离较大，句法复杂度更高，简化程度较低，句法显化、范化程度较高，体现出“务实为本，求真为辅”的译者行为特点。本研究将翻译目的、译者身份和翻译背景等翻译外因素与译本语言特征相结合，以句法复杂度为切入点，尝试为现有译者行为“翻译外”研究提供新方法和新视角。

随着生态语言学研究的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且适用于中国语境的和谐话语分析理论体系已经初步形成。但是，该理论体系在适用范围和话语主体广泛性等方面仍有待完善。本文以物质生态批评理论为理据支撑，在和谐话语分析理论框架中新增“共生原则”这一分析原则，在“语旨”和“语式”中分别新增“角色”元素和“融媒体”元素，并将“语式”中原有的“传统”元素改为“传统媒体”元素，以进一步拓展和谐话语分析理论的适用范围，同时彰显其实践指导意义。

本文考察了中国大学生在外语写作过程中对中美同伴反馈的行为投入的异同及其影响因素。在对初稿、同伴反馈、修改稿和反思日志等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后发现：第一，在观后感的写作中，中国大学生对中美同伴反馈的吸收程度无显著性差异，但是基于美国同伴反馈的修改频次显著高于中国同伴。第二，吸收与反馈明晰度呈显著性弱相关，与反馈焦点无相关性；修改方式受反馈明晰度的影响，修改行为受反馈焦点的影响。第三，行为投入受个体、情境和社会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希望本文能够为同伴互动活动设计带来一定的积极启示。

词汇推理策略对二语词汇发展和语篇意义理解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对某高校英语专业本科生进行了为期1年的二语词汇推理策略训练，以探索适合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词汇推理策略训练模式。对实验班和对照班受试的前测、后测结果分别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结果发现：（1）2组受试组内和组间在知识源使用的类型及其使用率方面均无显著差异，表明词汇推理策略训练未对学生知识源使用的类型及其使用率产生显著影响；（2）实验班经过训练后词汇推理正确率显著提高，对照班2次测试结果无显著差异，表明词汇推理策略训练促进了学生词汇推理能力的发展。本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在课堂教学实践过程中进行长期二语词汇推理策略训练的有效性和必要性。

应用翻译研究有本体研究和外围研究之分。20多年来，译界致力于本体研究，着力构建应用翻译的内部体系。虽然外围研究也有所涉及，但缺乏系统的学理探讨。对此，在简要介绍应用翻译研究本体的普遍理论和专门理论的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探讨应用翻译的外围研究，即外部体系研究，包括应用翻译史、应用翻译批评、应用翻译教学和语言服务4个子项，并阐明本体研究和外围研究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基于Web of Science 数据库，运用文本挖掘法，考察了2001—2024年SSCI来源期刊发表的725篇商务英语研究论文中的热点话题、发展脉络、代表性理论和研究方法，梳理了国外商务英语的研究进展。研究发现，国外商务英语研究主要聚焦五大主题，即商务英语教学、企业对外话语、企业内部沟通、世界通用语和商务话语语言特征与计量分析；发展脉络呈现五波发展浪潮，包括商务语境中的话语策略（2001—2005）、跨文化商务交流与基于需求的教学（2006—2010）、世界通用语与企业话语治理（2011—2015）、跨国公司话语与专业化教学（2016—2020）、数字语境与数据驱动下的商务话语与教学（2021—2024）。代表性理论包括跨文化商务交际、互文性与体裁分析和修辞学理论。在研究方法上，以实证研究方法为主，非实证研究方法多为观点总结和理论建构。希望本研究有助于厘清国际商务英语研究脉络，并对国内相关研究及教学具有一定启示作用。

我国当下外语教育的内外围环境预设了开展“科学文化精神”课程链建设的先验性理据，其关键在于重建人文观，实现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融合，以此构建中国外语教育改革的一种突破性范式，即以科学文化精神的挖掘、批判及其故事的写译与传播为宗旨，培养学生利用外语主动写译中国、表达中国的人文素养与创新品格，从而一方面通过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与价值观，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另一方面则通过引导学生把鲜活素材创造性地转化为生动的文学作品，提升其语言修养与修辞能力，由此深刻把握汉语与外语使用的文化密码与机制，真正增强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进入21世纪以来，外语损耗因其独特的研究价值日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本文基于外语损耗经典研究文献，将相关研究整合为纵向跟踪、横向对比、混合研究及其他类型，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些研究进行了进一步探析，发现：①损耗研究的目的是抵御损耗，以更好地保持外语；②就语言损耗层面而言，词汇依然是研究的重点；③研究方法呈现多学科融合趋势；④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语内语外因素具有协同作用。笔者从增强研究方法的系统性和针对性、拓宽和深化研究、细化和整合影响损耗的语内语外因素以及创新和拓宽理论支撑等4个方面进行展望，希望为国内外语损耗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限定性”概念在当代语言学中具有复杂内涵。基于形态的传统路径、基于句法的生成路径以及基于形式与意义的功能路径在各自的理论框架下，对限定性持不同理解。本文从跨语言视角出发，回顾并展望汉语限定性的以往研究，发现：①汉语限定性研究的基本思路可以分为结构主义、生成主义和功能主义3类，各思路内部尚有不同程度的争议；②现阶段的汉语限定性研究在探讨限定性的功能基础时对祈使句的关注相对不足，且研究范围主要局限于普通话；③未来研究中，应当进一步贯彻跨语言视角，通过大规模跨语言比较、区域类型比较以及跨方言比较，对汉语限定性问题获得更为全面和深入的认识。

“和谐话语分析”是生态话语分析的一种进路，其建构基于中国学者对语言与生态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的认识，以“和谐”等中国传统生态哲学理念为哲学基础，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语言学理论指导。它以问题为导向，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本文对和谐话语分析进行了简要概述，并举例说明国外学者对这一分析框架的评价。希望语言与生态关系的研究获得更多关注，也希望有更多中国学者重视语言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的作用。

社交媒体平台为跨文化传播提供了新渠道，相关研究不断涌现。本文从学科领域、理论基础、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4个角度对SSCI来源期刊发表的272篇社交媒体跨文化传播研究论文进行分析后发现：①该新兴领域受到世界各国众多学科学者的关注，自2008年至2024年，相关论文的发表数量基本呈上升趋势；②相关研究的理论基础包括跨文化传播理论、社会学理论和信息学理论；③热门研究主题包括社交媒体跨文化教学与培训、企业社交媒体跨文化传播差异与适应、社交媒体隐私问题跨文化差异、社交媒体用户行为跨文化差异、社交媒体中的多语言使用以及流行文化在社交媒体中的超文化传播；④常用方法包括在线问卷调查、质性分析、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等。希望本文能对我国相关研究、教学与实践提供一定启示。

和谐话语分析自提出以来已逐步形成体系，但其生态哲学观尚未明确。本文借鉴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儒道思想，融合人的“生态位”，提出和谐话语分析的生态哲学观——“互容相安”。“互容相安”以“以人为本”为导向，具体包含差异和多样、宽容和共情、制约和惩处、协调和融合、当下和未来、关爱和推爱6个方面。本文尝试与前期研究建立联系，辅以案例解析，以期为和谐话语分析、生态话语分析和生态教育的开展提供有益参考。

多民族、多国家（地区）学生参与的混合外语课堂中的思政教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涉及对思政教育的解读、外语专业性的落地、跨民族和跨文化间的协调和认同等多个方面。本研究基于6所（新）一线城市高校的实地调查，聚焦外语课程思政教学的课程设计，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旨归，在理论层面阐释课程思政在多民族、多国家（地区）学生混合课堂中的内涵及维度，分析在跨文化课堂中实施思政教育的现实困境。在实践层面着重探讨：①多民族、多国家（地区）学生混合外语课堂思政教育内容体系的双轨性；②教学模式的共享式和教学平台的层进性；③课程评价体系的技术创新性和激励性；④课程配套协同机制的保障性和落地性，并相应提出基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4个教学实施路径。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互为关照，4个实施路径协调统一，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课程思政在多民族、多国家（地区）学生混合外语课堂中的实施提供路径保障。

和谐话语分析是黄国文教授结合中国语境于2016年提出的本土化生态语言学术语，本文从发展、范畴和要素3个方面对和谐话语分析进行述评。经过回顾和讨论，本文有3个发现：第一，和谐话语分析的发展遵循了从构建本土化到推广国际化、从模式系统化到实践多样化两条主线；第二，该理论是从批评生态语言学/生态批评话语分析发展起来的，作为狭义的和谐生态语言学，它是基于系统生态语言学的生态话语分析在中国语境下的再发展，是一种汲取了中国和谐生态智慧养分的微观生态语言学；第三，构成该理论的3个要素包括作为语境的“和谐”、作为对象的“话语”和作为路径的“分析”，其中蕴含着语言建构观、功能观和进化观。未来研究可继续进行和谐话语体系等新议题的系统性探究。

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其行为是文本内外因素互动的结果。本文选取《北京折叠》为个案，借助译者行为批评“行为 - 社会视域”双中心评价系统，描写并解释了刘宇昆的科幻小说英译行为。研究发现，刘宇昆的译者行为总体上偏向“社会中心”，注重译文的接受效果。其行为动因是译者在译入语社会的社会人身份：作为拥有独特跨文化经历的华裔，刘宇昆努力促进中美文化间的平等对话和有效沟通；作为斩获大奖的科幻作家，他灵活游走于中美两种文学传统之间，求作者原意之真，务文学效果之实。本研究旨在弥补中国科幻小说英译研究中对译者主体关注的不足，尝试揭示影响科幻小说英译的社会动因，以期对中国科幻小说的后续译介及研究有所启示。

本文探讨了在虚拟现实教学场景下大学英语学习者的学习观和学习投入对学习成绩和继续参与虚拟现实教学意愿的影响，以及学习者对VR教学的看法和建议，数据包括英语学习观和学习投入问卷以及课程期末口语考试成绩。本研究通过因子分析提取了4个学习观因子（增强学习动机、促进探索互动、拓展学习内容、增加临场感）和4个学习投入因子（情感投入、行为投入、社会性投入、认知投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学习观因子和学习投入因子之间相互影响，情感投入与继续参与虚拟现实教学的意愿呈正相关。本研究的发现可为高校外语学科虚拟现实教学提供建议和参考。

本研究以“参与者 - 过程 - 结果”反拨效应模型为理论基础，借鉴反拨效应机制模型，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考生考试认识（考试效度、考试重要性和考试使用）、学习实践（技能提升、练习和背诵）和学习结果3个维度探讨了剑桥商务英语（BEC）高级考试对考生的反拨效应机制。研究发现，考生对BEC高级考试的效度、考试重要性和考试使用的认识对其学习实践有不同程度和性质的影响：考试效度认识具有中等强度的负面反拨效应；考试重要性认识具有中等强度的正面反拨效应；考试使用认识兼具较强的正面和负面反拨效应。练习对提高考生的学习结果有积极影响，背诵和技能提升对学习结果的影响较小。本研究从考生角度揭示了BEC高级考试的反拨效应机制，验证了反拨效应理论框架，拓宽了反拨效应研究视角，同时也为考生、考试设计者及组织者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