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意图隐喻理论这一新兴的认知隐喻学理论视角出发，以习近平总书记2014—2018年发表的34篇海外署名文章为语料，通过汉英两种文本的对比，分析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大国外交话语中意图隐喻的理解及其采用的翻译策略。研究发现，译者希冀将总书记的外交理念全景式地呈现给译语接受者，向其展现中国的外交观点，阐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外交理念，明确无误地亮明中国的外交态度，以促进国家之间的友好邦交与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

20世纪80年代末，在建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影响下，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开始出现语言转向。作为一种强大的话语策略，隐喻在政治新闻话语中的建构作用也逐渐引起学界的重视。本文以Charteris-Black（2004）的批评隐喻分析理论为框架，分析了美国主流媒体在“美国退出TPP”报道中以“TPP”和“美国退出TPP”为目标域的隐喻，揭示了其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意义和偏见，并分析了它们对社会认知的建构作用。研究显示，美国退出TPP对中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而美媒运用隐喻，大肆炒作该事件对中国的有利影响，屏蔽了其对中国的不利影响，并宣扬中国威胁论。通过运用这些隐喻，美媒试图引导和劝说读者建构出特定的关于该事件的心理模型，并通过这些隐喻的反复使用，使读者的心理模型不断得到加强和固化，从而促成社会语境模型的建构，实现影响大众观点、建构政治现实的目的。鉴于此，国内媒体应该有效运用媒体资源，主导议程设置，在国际社会上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

语用学是一门理论繁杂却又十分接地气的语言学科，近段时期发展迅猛、生机盎然。正如《语用学新发展研究》（陈新仁著，2021年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所展现的那样，该学科近十余年来在理论和应用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总体来看，语用学发展至少呈现出以下几个明显的趋势：①更加关注各类社会语境中的语言使用，包括虚拟空间和公共空间等语境中的语用问题，而非仅仅研究日常个体之间的语言使用；②更加频繁地使用其他学科的相关理论开展语用学跨学科研究；③更加注重引入社会建构论视角研究语言礼貌、面子、身份、立场、形象和信任等超学科议题；④更加强调融合多主体（如说话人、听话人、旁观者、评论者）的视角开展话语互动的分析；⑤更加强调多语境因素（如交际情境、序列语境/文本语境、社会文化语境）融合的分析；⑥更加注重定性研究或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式；⑦更加注重多模态话语分析。为了帮助广大语用学爱好者尤其是刚刚踏入语用学研究领域的年轻学者更好地、更具体地把握语用学今后或未来的发展脉络，更加敏锐地捕捉有价值、有意义的话题与课题，我们特别邀请了国内多位语用学专家分享他们对语用学一些具体分支领域的前瞻。

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形象逐渐成为研究的焦点之一。媒体话语在国家形象塑造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媒体话语研究在中国形象研究中的比重日益增大。本文以中美主流媒体关于两国贸易战的相关报道为语料，运用Charteris-Black的批评隐喻分析法，对概念隐喻进行识别和阐释，探讨中美媒体话语中中国形象的隐喻建构问题。研究发现，中美媒体在建构中国形象过程中采用了不同的隐喻：美国媒体使用战争隐喻的比例高于中国媒体，而中国媒体则比美国媒体采用了更多的竞赛隐喻，这充分印证了美国媒体选择将贸易争端敌对化而中国媒体则选择通过良性竞争解决贸易争端的倾向；两国媒体借助概念隐喻建构出不同的中国形象：美国媒体把中国塑造为“美国的敌人” “美国利益的伤害者”等负面形象，而中国媒体则努力塑造中国追求双赢、和平发展的正面形象。

译学研究方法由人文研究方法演绎而成，但有自己的特色。译学研究方法众多，可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层，形成相应的方法系统，由高至低分别为译学研究哲学方法、译学研究一般方法和译学研究具体方法。哲学方法指导和制约另外两层，一般方法自下而上地充实、丰富和发展哲学方法层，自上而下地拓展、深化和提高具体方法层。哲学方法包括普遍联系法、运动发展法、矛盾分析法等。一般方法包括辩证思维方法和系统科学方法两大类：前者包括分析综合结合法、归纳演绎结合法、定性定量结合法、宏观微观结合法、历史逻辑一致法、抽象升至具体法等；后者包括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论、协同论、突变论等。具体方法是可直接操作和使用的，数量最多。

自1998年以来，历经二十多年的发展，“可加工性理论”成为二语习得领域影响较大的理论模式之一，用于阐释第二语言习得的普遍规律和习得过程，但在国内仍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首先介绍了“可加工性理论”的理论基础“词汇—函项语法”，阐述了该理论的发展历程和主要内容，包括第二语言的发展途径、语言加工的程序、语言迁移发生的条件等；其次回顾并评析了该理论在汉语二语习得中的应用；接着探讨了“可加工性理论”的优势与不足：“可加工性理论”关注语言加工的运行机制和大脑的语言能力，但只是通过可加工性预测二语习得顺序是不够的，并且该理论弱化了母语迁移的作用，没有考虑语义信息对界定句法结构所处阶段的影响。最后，笔者列出了“可加工性理论”的一些发展趋势，以期为未来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本文在“词汇—构式语用学”框架下，把传统修辞学的“双关”当作“双关触发器”，而把真正的双关当作“双关构式”进行研究，以双关构式的音形义效为语用修辞参数，将双关构式分为3类：①{X +同音同形异义异效词+ X}双关构式；②{X +同/近音近形异义异效词+ X}双关构式；③{X +同/近音异形异义异效词+ X}双关构式。对于语效，除了前人指出的风趣幽默、新颖别致以及让人产生联想等修辞效果之外，本文还发现并阐述了双关构式表达说话者的情感态度、避实就婉、刻意曲解、缓解尴尬等语用功能，浅论了双关构式的语义—语用模糊性、传承性、网络性以及语用修辞性。

话语是社会实践，也是心理认知过程。认知机制构成社会政治活动的基本框架，尤其是以语言活动为主的政治活动，因此从语言角度分析政治活动需要结合认知语言学理论，将语言的认知层面与社会政治层面相结合，运用认知机制考察政治话语使用背后的内容，揭示其隐含的意识形态。本文运用Chilton的认知话语分析模型，融合话语空间理论和意象图式理论，以时任美国副总统彭斯2018年在哈德逊研究所就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所发表的演讲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演讲中所建构的话语空间，通过意象图式这一认知工具解读演讲中的中国形象，进而揭示演讲是如何从认知角度操控听众的。研究发现，演讲将中国定位为处于话语空间边缘的消极外部实体，通过“容器—路径”这一复合意象图式把中国建构成侵蚀美国利益的入侵者和阻碍内部自由发展的壁垒。本文通过对意象图式分析方法和话语空间理论的结合运用，对政治文本进行认知话语分析，以期使读者更清晰地认识到权力和意识形态如何控制话语，加深对话语实践背后蕴含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的理解，注意养成批判性思维，客观地探究事实真相。

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探讨和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会涉及一些问题，如译者行为批评的理论源流、理论归因和理论应用等。作为该理论的构建者，本文作者针对这些问题予以解答，并利用层次分析法展开具体讨论，以求在梳理、释疑和学习过程中不断使理论得到完善，助推研究更加顺利地开展下去。

位于中原腹地的河南省，与国家一同经历了20世纪的波澜壮阔，这非凡的岁月造就了160位翻译家，他们在多个领域作出了巨大贡献。本研究爬梳了他们的生平及译著史料，结合翻译研究的“外部史”，考察他们的群体特征及其与河南这片热土的关系，探究这一群体产生和发展的规律及动因。本研究通过客观评价河南现当代翻译家群体的历史贡献和地位，激发更多的译者继承其未竟的事业，为区域翻译家和外语人才培养研究以及讲好“黄河故事”“河南故事”作出贡献。

本研究基于自建的“非洲国家英文媒体数据库”，运用文本数据挖掘手段，分析了9个非洲国家的英文媒体在“中非关系”报道中的热点问题和情感态度。研究发现，“合作”与“发展”是非洲媒体共同关心的核心议题，其中经济是重点，基础设施建设是高频出现的正面议题；同时，因国情不同，非洲国家的报道各有侧重点，如埃及更关注双边政治经济交往，埃塞俄比亚更关注劳工和就业问题，赞比亚则更关心农业和农村发展。研究还发现，非洲媒体对中非关系普遍持积极态度，肯定了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就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担忧。为此，本研究还进一步观察了消极话语片段，发现这些报道主要是受西方媒体的负面影响。研究认为，为了促进中非关系朝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我们需要根据非洲各国的具体国情和关注重点，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同时加强中非媒体之间的合作，夯实民意基础，把握中非关系报道中的国际话语权。

进入新时代，我国阿拉伯语高等教育不仅要继续把阿拉伯世界介绍至国内，更为紧迫的是，要把中国介绍给阿拉伯世界。要讲好当代中国的故事，就必须首先理解当代中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多语种版本是理解当代中国的权威读本。为推动该著作多语版本“进高校、进教材、进课堂”工作向纵深发展，“理解当代中国”阿拉伯语系列教材在编写过程中秉持系统安排、全面覆盖、融合学习、能力导向的原则，并强调各教材自身的特色，是阿拉伯语专业与时俱进、回应国家急需和时代之问的重要举措，也是创新和完善外语类专业知识体系和课程体系的有效途径。

主体间性是指在多个参与者之间分享情感、感知、思维和语言等方面的经验内容。语言根植于我们的身体，但更重要的是它还根植于社会和主体间性。本文指出，在解释语义的认知基础时，认知语言学奉行的是个体化的原则，涉身性和主体间性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要解决这一矛盾需要借助现象学的观点。Zlatev提出涉身主体间性的概念，把涉身性和主体间性有机地融合起来，作为同一现象两个互补的方面。根据这一观点，说话人与听话人共同进行“认知协调”，在语言交际中，说话人邀请听话人参与语言表达所引起的推理，改变听话人的认知系统，从而相应地调整双方的共同基础。正常的语言使用不仅具有信息功能，还具有“论证性”功能，说话者可以通过语言影响他人的思维、态度、立场以及即时的行为等。批评认知语言学的研究体现主体间性，因为它关注的是言语使用及其所引起的相关联的概念结构，以及这些概念结构在话语语境中所承担的意识形态或合法化的功能，即通过语言影响人们的意识形态、立场、观点、看法以及人们对某一意识形态或观点的接受程度。批评认知语言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认知语言学忽视社会性与主体间性的缺陷，是认知语言学“社会转向”的重要体现。

近年来，互动语言学已成为国内颇受瞩目的一种语言学理论。它根植于会话分析研究，与会话分析有着最直接、最紧密且难以剥离的关系。遗憾的是，许多研究者对互动语言学没有全面的认识和正确的掌握，从而不能正确开展实证研究。为了呈现互动语言学的真实面貌、推进互动语言学研究的科学开展，本文首先介绍了互动语言学的学科基础、研究目的、研究工具等内容，然后以《从互动交际看“好吧”的妥协回应功能》一文为例，指出该研究中存在的部分问题，以展示互动语言学视角下实证研究的正确做法，并提倡同行严格遵守互动语言学的学科规训，开展客观、科学、有说服力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翻译学的语言学、社会文化和认知科学三大研究范式的分歧与融合出发，汲取社会认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探讨翻译社会认知研究的概念、问题和方法。本文提出：翻译是一种社会认知，即一种基于译者对社会世界的感知、理解和概念化的语际操作。社会认知研究为译者行为研究提供了新的概念工具、框架和方法。翻译社会认知研究有助于研究范式的融合，有助于建立具有包容性和连贯性的翻译学本体理论和方法论，并能提出和回答一些具有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的新问题，为译者行为研究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

本文在梳理语料库翻译学缘起和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目前语料库翻译学研究存在的不足，提出应开展基于多语语料库的翻译研究，以拓展并深化语料库翻译学研究。我们认为，基于多语语料库的翻译研究的主要议题包括翻译共性、翻译规范、翻译单位和翻译策略与方法等研究。基于多语语料库的翻译研究，不仅能够克服目前语料库翻译学过于依赖单语或双语语料库的局限，深化语料库翻译学研究，而且可以为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翻译理论研究提供重要的物质基础，推进普通翻译学的构建与发展。

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的核心期刊为数据来源，运用Microsoft Excel和可视化软件CiteSpace，从年度发文量、研究方法、期刊刊载量、发文作者、研究热点和研究特点六大方面对1988—2020年语用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进行了梳理和回顾。研究发现：①经过长期发展，语用翻译研究目前已进入稳定发展期，增幅削减；②研究热点集中在关联理论的理论建构及理论应用上；③语用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呈现口译研究成果突出、翻译策略研究不断深化、翻译研究范围广泛的特点；④语用翻译研究以人文主义研究为主，实证研究比较薄弱。本文的回顾与梳理旨在为今后的语用翻译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英国圈地运动于18、19世纪达到顶峰，对农村生态和农民生活都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乔治·克莱布的《村庄》和《市镇》是18、19世纪之交英国乡村诗歌中的杰作，然而这两首诗有别于新古典主义诗人的田园诗情和感伤主义诗人的悲观情绪，揭露了农村在“圈地”阴影笼罩下的贫穷与破败。本文从英国圈地运动与《村庄》和《市镇》两首诗的关系入手，探讨了圈地运动导致的农村生态破坏、农民道德沦丧等现象，并将视角从农村拓展到社会，分析了圈地运动造成的阶级分化、政治腐败等社会问题。最后，本文通过对克莱布诗歌成就的定位发现，克莱布是一位具有超前意识、观察细腻、笔法犀利的伟大诗人，值得国内外学者深入研究。

托马斯·曼的小说《死于威尼斯》表现了作家阿申巴赫在20世纪初的创作危机中找寻出路却最终失败的过程，作品中主人公的经历体现了世纪末艺术家的求索和困境。本文结合托马斯·曼的其他作品，从市民社会的成功道德对艺术家的影响和颓废对艺术家本性的释放作用两个方面分析了作品中艺术家危机产生和最终无法被克服的原因。艺术家的本性中融合了严于律己和放荡不羁两种本能，在成功道德的影响下，它们在阿申巴赫身上表现为一种“虚弱的英雄主义”，即颓废。阿申巴赫以克己自律的精神献身于艺术，在艺术的道路上从追求认识发展到追求道德和形式，并最终陷入了艺术创作僵化的困境。他借助神话寻求爱欲来对抗艺术和生活中的危机，艺术家本性中的放荡不羁在颓废的影响下完全释放并最终导致了他的死亡。艺术家本性中这两种本能的对立使得颓废艺术家无法克服颓废成为挽救时代的英雄。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正处于发展机遇期，但也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和巨大压力。为切实提升中国话语表达的准确性和国际影响力，本文构建了“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模型，并强调译者应在思政意识的指导下，坚持“受众中心论”，攻克语言语境关，力求打破文化壁垒和语言壁垒，强化国际传播思维，提升话语策略艺术，进而实现有效的话语传播。同时，着眼于关系到话语体系长远发展的人才培养问题，从课程设计、内容选择和学习形式等方面入手，加强高校思政意识引导，实现思政教育、专业学习与能力培养的同步推进和高效配合。

ChatGPT是一种新型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模型，拥有强大的内容生产能力。ChatGPT具有变革传统翻译教学模式的潜力，能够有效地辅助个性化教学的开展，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构建新型教学主体关系，创新教学管理模式，推动知识生产方式变革，拓宽翻译教育教学研究空间。与此同时，ChatGPT的应用也存在潜在风险，如削弱学习自主性、异化教学主体关系、损害学术诚信、引发知识安全风险、伦理风险和意识形态风险等。为应对挑战并充分发挥ChatGPT在翻译教学中的应用潜能，我们有必要创新教学模式，改革教学过程，增强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强化翻译伦理教育和意识形态风险教育，提升师生数字素养。以ChatGPT为代表的新型人工智能作为“类人教师”具有强大的教学潜能，但无法取代教育教学中的人类因素，因而改变不了教育的本质，未来教师仍会在诸多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术语是专业领域概念的表征，创新的概念常用创新的术语来表达。本文考察了拙编《中国译学大辞典》（增订版，待出版）新收录的术语，以此来探究近年翻译研究的走向，发现增补的术语主要来自4个方面：赓续传统、自创新论、借鉴外论和融合翻译技术；学理的进展则主要体现在跨学科研究上，与翻译学结合的学科主要包括语言学、信息技术、社会学、生态学、哲学和心理学等。跨学科的研究范式是当今翻译研究的基本范式。

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是中世纪阿拉伯文化昌盛时期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世界范围内翻译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译事之集中，规模之宏大，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深远，纵观整个人类历史均属罕见。伴随着这一盛事，阿拉伯民族也孕育了同样丰富的话语资源。这些话语资源不仅提供了认识这一时期翻译活动重要的语境信息，而且在思想上具有现代翻译理论的原始形态。为了建构翻译话语，本文选取这一时期的两位代表人物侯奈因和贾希兹的翻译话语，运用现代译学理论进行阐释，展现中世纪阿拉伯学人对翻译实践的总结和翻译活动的思考，进而促进世界范围内不同文化之间翻译话语的互动。

彭斯是最早被译介到中国的欧美诗人之一，其诗歌传播时间之久，研究数量之大，表明其具有极大的文学价值和研究潜力。本文在译者行为批评视域内，从翻译外和翻译内两个方面出发，分别对袁水拍、袁可嘉、王佐良和李正栓4位译者进行研读，探讨他们在历史语境、翻译原则和文学阵地影响下的译者行为，以及他们在传达原文意义、韵律和风格时表现出的译者行为，希望可以为彭斯诗歌研究和译者行为研究作出一定贡献。

教育研究的社会文化取向催生了学界对文化—历史活动理论以及其他相关概念的关注。为了更全面地理解活动理论、拓展性学习和革新实验室，笔者对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荣休教授Yrjö Engeström进行了访谈。在访谈中，Engeström教授首先阐述了文化历史活动理论的来源和发展路径，并解释了活动理论的阐释性和转化性。此外，他还厘清了活动理论、社会文化视野以及行动研究的关系，并介绍了一些较新的概念，如拓展性学习、转化能动性和革新实验室的干预方法。最后，Engeström教授展望了活动理论的发展趋势，表达了对全世界范围内青年学者的殷切期望，鼓励广大青年学者走进这一领域，开展有意义的研究。本次访谈聚焦了文化历史活动理论、相关概念及其应用，对外语教育研究的思考和实践具有一定的启示。

双语是一种复杂的认知活动，人们普遍认为其有助于提高认知能力，可以帮助老年人更好地应对阿尔茨海默病的威胁。本研究首先梳理了现有的前瞻性与回顾性临床研究，发现双语经验能够显著延缓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年龄与确诊年龄，但较难降低发病率，该现象可从神经科学的角度得到解释。此外，针对双语效应研究存在结果不一致的情况，本研究认为，双语者复杂的语言背景以及由此产生的量化问题可能是影响双语效应的关键因素，未来在研究中需要对老年人的语言背景进行更细致的测量。另外，双言在我国是一种广泛存在的语言现象，老年人的双言经验在预防阿尔茨海默病和其他神经退行性疾病方面也可能发挥作用，值得中国研究者进行系统的研究。

本文以孙大雨引发的一场诗坛“公案”为切入点，对汉语格律体新诗节奏单位“顿”的起源进行了梳理。在比较了“顿”和孙大雨所提出的“音组”之间的区别后，本文指出，孙大雨认为何其芳“窃取”其音组“造意”之说与事实不符，而且学术界对孙大雨“音组”的概念也普遍存在误解，以为“音组”是语音小组的意思，但事实上按孙大雨的意思，该词的概念取自于英语的meter（格律）。由于当代中国诗歌翻译界的主流译法是“以顿代步”，因此，厘清“顿”与“音组”的区别，确定新诗节奏单位的起源，一方面有利于诗歌翻译界进一步认识“顿”的本质，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认清格律体新诗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顿”在诗歌格律建构上所存在的诗学缺陷有重大意义。

逆向性搭配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语用现象，通过褒贬语义的对立来对某一褒义进行渲染或强调，往往能够获得一致性搭配无法获得的某种语义和情感表达效果。汉英语中都存在将褒义形容词与贬义副词进行搭配来表达褒义的逆向性搭配结构，如“帅呆了”“好得要死”和“damn good”“terribly glad”等。本文对逆向性搭配的概念作了界定，把研究范围限定在程度副词与形容词相搭配的情况，比较了汉英语逆向性搭配的形式特征，重点分析了汉英语程度副词的语义虚化现象及搭配特征，最后从话语语境、使用规约和情感表达3个维度对其表达机制进行了阐释。

本研究首先选取10家《财富》上榜企业2020年年度报告和社会责任报告，分别截取CEO信函部分建立两个小型语料库。其次，我们结合Mayer et al.（1995）的企业信任框架和Langacker（1987/1991/2008/2017）的情境植入理论，根据文本语境和时体特征标注两个语料库中在接近性现实空间、非接近性现实空间、接近性非现实空间、非接近性非现实空间、言据现实空间等情境下企业的能力、仁爱和正直要素的建构策略，并进行统计与对比。总体而言，企业以年度报告和社会责任报告作为与利益相关者交流的载体，根据受众特征，通过建构与能力、仁爱、正直相关的具有不同现实性特征的空间调整信任建构策略，获得受众对企业的信任，从而获得其资金投入或社会支持以保障经营成功。本研究对中国企业撰写英文信函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我弥留之际》是美国南方作家福克纳的代表作，讲述了本德仑一家前往杰弗生镇安葬女主人艾迪的故事。小说一经出版，即引起了学界关注。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宗教主题和艺术手法均构成了学界的关注热点。相较而言，学界对小说背后的社会因素关注不够，研究不深。笔者认为，《我弥留之际》不仅再现了农民的穷苦生活，而且触及了美国南方城乡两种空间之间的博弈与身份建构。在试图融入城镇空间的过程中，本德仑一家所经历的压力和限制反映了城镇对乡村的结构性支配。多人视角的转换更是打破了叙事的连贯性，将本德仑一家呈现为一个支离破碎、冲突不断的弱势群体，展现了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人的生存困境。本文运用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探究城镇与乡村的等级区分、本德仑一家的身份旅程以及艾迪等人的反抗性“表征空间”的建构。小说对在夹缝社会空间中生活的农民的刻画展现了作者福克纳的深度人文关怀。

概念隐喻与概念转喻是人类在认知层面对经验的高层次加工，而概念语法隐喻则关注经过高层次认知加工的概念在词汇—语法层的表达。本文构拟了概念语法隐喻的概念隐喻与概念转喻的实现框架。研究发现：语法隐喻式表达的概念意义可以通过概念隐喻与概念转喻实现；通过概念隐喻与概念转喻对概念意义的表达是概念语法隐喻产生的动因；概念隐喻与概念转喻是概念语法隐喻中过程转换、级阶转换和性状转换的主要认知机制。

主持人（沈骑）按语：语言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在新时代，国家语言安全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大局，同时也是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亟待深入探究的重要新领域。国家语言安全需要从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等多方面进行探索，为构建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国家语言安全治理体系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为此，当前国家语言安全研究需要着力研究以下几个问题：①重视国家语言安全理论体系的构建，包括厘定国家语言安全的概念内涵和基本问题；②重视国别和区域语言安全理论与方法的国际比较研究，包括汲取和借鉴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语言安全学术体系和方法体系，为构建中国语言安全学提供参考；③关注国家语言安全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研究，包括涉及不同领域、地域和空间（网络）的语言资源安全、语言政治安全和语言文化安全等三个层面问题的探究，构成了从语言本体到语言应用，从微观社会语言学到宏观语言社会学的研究图景。为此，我们特别邀请了国内多位学者分享他们的真知灼见，同时也真诚地期待更多学界同仁可以关注并投身到国家语言安全这一研究领域中来。

熊式一是历史上首位让中国京剧走出国门并享誉欧美的戏剧翻译家，然而他却名副其实地声名在“外”，国内少有学者关注和研究他的戏剧翻译，遑论探讨其译者风格。本文以熊式一的两部英译戏剧《王宝川》和《西厢记》为研究对象，借助自建语料库，探究其戏剧翻译的可读性和可表演性，分析他的译者风格及成因。研究发现，熊式一有相对统一的译者风格：词汇多样性程度较低，文本信息量较小，词汇易懂性较高，译文可读性较强。但因翻译目的和策略的差异，这两部熊译戏剧的可表演性相去甚远，《王宝川》的台词上口性、语言动作性及对白流畅性都高于《西厢记》。本文认为，在戏剧外译的过程中，译者要处理好译文的文学性与舞台性的矛盾统一，唯其如此，作品才能获得良好的接受效果。

作为特殊的语言功能规划，翻译规划是国家翻译政策制定、调整和实施的系统性工程，直接关系到国家语言能力特别是国家话语能力的提升。国家翻译实践是对外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环节，国家翻译实践的有效实施有赖于科学合理的国家翻译实践规划。本文就国家翻译实践规划和国家翻译实践能力提升等问题，对任东升教授作了专访，以期能够增进读者对国家翻译实践规划和国家翻译实践的了解，为国家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国际中文教育要有两种观念：一种是分层意识，一种是产品化思维。国际中文教育对于国家来说是国家和民族的事业，对于高校来说是一个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对于从业者来说是一种职业化的工作，对于学习者来说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专业，对于社会来说是一项语言服务。笔者认为，不同层次的人在思考国际中文教育时，应该有不同的意识、不同的目标追求，从而研究不同的问题；而对语言服务而言，国际中文教育应该有产品化思维。

本文首先构建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联合概念的积极话语分析理论框架，然后采用语料库分析与具体话语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微博话语中的生态文明。文章总结了微博话语中最受关注的4类生态文明话题、生态文明建设5个方面的工作以及生态文明话语中最具影响力的微博用户类别，聚焦微博话语的构建功能，分析了生态文明所涉及的群体构建和身份协商，以期能为积极话语分析、群体和身份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为生态文明和微博研究开拓话语分析的新视角。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生命共同体是人类与其他生命形式及环境构成的和谐共生关系。作为生命共同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在生态系统的保持和生命的可持续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人民日报》生态报道以生态文明建设为中心，聚焦人与自然的关系，构建生命共同体。本文拟在生态文明视域下提出生命共同体的话语分析模型，通过高频词检索和主题网络分析，从生态关系的话语建构和指向生命共同体构建的生态关怀两个方面阐释在《人民日报》生态报道中生命共同体的话语建构。

本研究把中国英语学习者分为纸笔手写组和注视组，通过词汇判断任务，考察纸笔手写对中国英语学习者英语单词再认的影响。研究发现：①组别主效应显著：较之注视组，手写组的反应速度显著提升，但正确率有所下降；②频率主效应显著：频率影响了两组英语单词的再认，高频词汇具有更短的反应时和更高的正确率，频率与组别交互效应不显著；③词性与组别交互效应显著：简单效应分析表明，相对于注视，词性更显著地影响了纸笔手写英语单词再认。本研究结果支持基于使用的语言习得观和英语二语名动分离现象，对计算机时代的英语教学具有一定启示作用。研究结论表明，在英语二语词汇教学中应加强对学生纸笔手写能力的培养。

本研究基于语料详细对比分析了不同语式的英汉政治话语在语法隐喻分布上的特征。首先，本研究通过计算词汇密度和语法复杂度界定了英汉3类语篇（报告、演讲和访谈语篇）的语式差异。基于语法隐喻实例的量化结果，分别构建了英汉3类语篇的语法隐喻使用度连续体，并对比和阐释了英汉3类语篇在语法隐喻分布上的差异。结果表明，英语政治报告语篇中语法隐喻使用度高于汉语报告语篇，但英语演讲和访谈语篇中语法隐喻使用度均低于汉语同语式语篇。通过对概念隐喻的分析，研究发现：英汉报告语篇在隐喻类型1、类型2、类型6和类型13的分布上差异较大，英汉演讲和访谈语篇在类型5和类型6的分布上差异较大。在对人际隐喻的分析中发现，英汉演讲和访谈语篇主要使用情态语法隐喻，尤其是“可能性”隐喻。探索不同语式政治话语中的语法隐喻分布特征有助于更好地把握语言与语境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