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词汇的声调具有区别词义的作用。动词的声调通常与动词所表征的动作方向一致，二者具有象似性。本研究通过3个实验考察了汉语动词的声调朝向与动作方向的象似性在视觉通道和运动通道的知觉模拟。实验1发现，动词的声调朝向与动作方向的象似性在视觉通道未产生空间表征的知觉模拟，在运动通道产生了空间表征的知觉模拟；实验2发现，动词的声调朝向与字母呈现位置（箭头朝向）具有空间一致性效应；实验3采用双字动词纯声调听觉文件，发现纯声调朝向在与动词所表征的动作分离以后仍然产生了知觉模拟，在视觉通道和运动通道均出现了空间一致性效应。整个研究表明，汉语动词的声调不是任意的符号，它反映了动作本身固有的特征。汉语词汇声调的使用反映出人们倾向于以象似性的方式来呈现认知成果。
社交媒体平台为跨文化传播提供了新渠道，相关研究不断涌现。本文从学科领域、理论基础、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4个角度对SSCI来源期刊发表的272篇社交媒体跨文化传播研究论文进行分析后发现：①该新兴领域受到世界各国众多学科学者的关注，自2008年至2024年，相关论文的发表数量基本呈上升趋势；②相关研究的理论基础包括跨文化传播理论、社会学理论和信息学理论；③热门研究主题包括社交媒体跨文化教学与培训、企业社交媒体跨文化传播差异与适应、社交媒体隐私问题跨文化差异、社交媒体用户行为跨文化差异、社交媒体中的多语言使用以及流行文化在社交媒体中的超文化传播；④常用方法包括在线问卷调查、质性分析、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等。希望本文能对我国相关研究、教学与实践提供一定启示。
“限定性”概念在当代语言学中具有复杂内涵。基于形态的传统路径、基于句法的生成路径以及基于形式与意义的功能路径在各自的理论框架下，对限定性持不同理解。本文从跨语言视角出发，回顾并展望汉语限定性的以往研究，发现：①汉语限定性研究的基本思路可以分为结构主义、生成主义和功能主义3类，各思路内部尚有不同程度的争议；②现阶段的汉语限定性研究在探讨限定性的功能基础时对祈使句的关注相对不足，且研究范围主要局限于普通话；③未来研究中，应当进一步贯彻跨语言视角，通过大规模跨语言比较、区域类型比较以及跨方言比较，对汉语限定性问题获得更为全面和深入的认识。
译者行为研究重视对“翻译外”因素的研究，这体现了其以人为本的理念。在诸多“翻译外”因素中，译者心理因素与译者行为紧密相关。本文聚焦翻译焦虑这一心理因素，采用主观评估的方式测量复杂任务与简单任务所引发的认知负荷差异，并分阶段（即准备、转换和修订阶段）考察其对不同焦虑水平的学生译者认知资源分配行为与译文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相较于简单任务，复杂任务在高、低焦虑组中均引发了更高的认知负荷。此外，认知负荷与翻译焦虑均显著影响译者的认知资源分配行为，且这种影响因翻译阶段而异；认知资源分配行为与译文质量的关系也因认知负荷和翻译阶段而异。本文凸显了分阶段考察译者行为以及译者行为与译文质量之间关系的必要性，以期为深化翻译过程研究及译者行为研究提供一些启示。
本文以“文本 - 行为 - 社会”三位一体的译者行为评价系统为理论视角，以赛珍珠《水浒传》英译本为研究对象，结合其他平行译本进行对比分析，在“文本维”“行为维”“社会维”及其对应的3个评价视域层面对赛珍珠的译者行为展开研究。研究发现，赛珍珠的翻译行为受其特有的跨文化惯习影响，其翻译目的与译文接受者和接受环境密切相关，同时，意识形态的矛盾又造就了赛珍珠复杂的文化立场，最终使得其翻译行为呈现出不一致性。在跨文化惯习、翻译目的、意识形态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赛珍珠形成了“求真性务实”的翻译风格。赛珍珠独特的翻译风格和翻译策略对当下中国形象的塑造和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应用翻译研究有本体研究和外围研究之分。20多年来，译界致力于本体研究，着力构建应用翻译的内部体系。虽然外围研究也有所涉及，但缺乏系统的学理探讨。对此，在简要介绍应用翻译研究本体的普遍理论和专门理论的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探讨应用翻译的外围研究，即外部体系研究，包括应用翻译史、应用翻译批评、应用翻译教学和语言服务4个子项，并阐明本体研究和外围研究之间的关系。
“和谐话语分析”是生态话语分析的一种进路，其建构基于中国学者对语言与生态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的认识，以“和谐”等中国传统生态哲学理念为哲学基础，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语言学理论指导。它以问题为导向，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本文对和谐话语分析进行了简要概述，并举例说明国外学者对这一分析框架的评价。希望语言与生态关系的研究获得更多关注，也希望有更多中国学者重视语言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的作用。
和谐话语分析自提出以来已逐步形成体系，但其生态哲学观尚未明确。本文借鉴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儒道思想，融合人的“生态位”，提出和谐话语分析的生态哲学观——“互容相安”。“互容相安”以“以人为本”为导向，具体包含差异和多样、宽容和共情、制约和惩处、协调和融合、当下和未来、关爱和推爱6个方面。本文尝试与前期研究建立联系，辅以案例解析，以期为和谐话语分析、生态话语分析和生态教育的开展提供有益参考。
和谐话语分析是黄国文教授结合中国语境于2016年提出的本土化生态语言学术语，本文从发展、范畴和要素3个方面对和谐话语分析进行述评。经过回顾和讨论，本文有3个发现：第一，和谐话语分析的发展遵循了从构建本土化到推广国际化、从模式系统化到实践多样化两条主线；第二，该理论是从批评生态语言学/生态批评话语分析发展起来的，作为狭义的和谐生态语言学，它是基于系统生态语言学的生态话语分析在中国语境下的再发展，是一种汲取了中国和谐生态智慧养分的微观生态语言学；第三，构成该理论的3个要素包括作为语境的“和谐”、作为对象的“话语”和作为路径的“分析”，其中蕴含着语言建构观、功能观和进化观。未来研究可继续进行和谐话语体系等新议题的系统性探究。
本文以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为指导，从“翻译外”和“翻译内”两个层面入手，探讨法律翻译的相关问题。在“翻译外”层面，讲好中国法治故事的时代需求决定了法律翻译必须走在前列，翻译主体的有限性和翻译客体的无限性决定了翻译客体选择的重要性，形成正确的职业伦理观是译员进行法律翻译服务的前提。在“翻译内”层面，法律语言的特征和法律翻译的特殊性决定了法律翻译的高求真度。综合翻译内外考量，法律翻译者需在“求真 - 务实”连续统中寻求最佳平衡，提升译者行为的合理度。“求真”要求法律翻译者遵循准确严谨原则和前后一致原则，“务实”要求法律翻译者遵循清晰简明原则和语体规范原则，以此实现法律翻译中的文化传递。
本文以我国新儒学重要代表作《传习录》陈荣捷译本和亨克译本为语料，基于平均依存距离等句法复杂度指标，考察译入型与译出型译者行为的差异。研究发现：译出型译本平均依存距离较小，句法复杂度更低，简化程度较高，句法显化、范化程度较低，体现出“求真为本，兼顾务实”的译者行为特点；译入型译本平均依存距离较大，句法复杂度更高，简化程度较低，句法显化、范化程度较高，体现出“务实为本，求真为辅”的译者行为特点。本研究将翻译目的、译者身份和翻译背景等翻译外因素与译本语言特征相结合，以句法复杂度为切入点，尝试为现有译者行为“翻译外”研究提供新方法和新视角。
通过详尽考察3名普通话儿童被动义表达的初始习得样态，本研究发现，儿童最初使用最简单的受事主语句SP+VP结构表达被动义，儿童产出的SP+VP结构与成人使用的同类结构在语法特征上是一致的。儿童典型有标记被动句中的被字句在SP+VP结构习得之后的3至5个月依次产出，并且始现的被字句包含两个论元；儿童使用的SP+VP结构中的动词都在独词句阶段使用过。因此，本研究认为，被动义表达方式经历了从动词到单论元受事主语句再到被字句的建构过程。表被动义的SP+VP结构是类通格结构，是施通格语言或主宾格语言的前期形式，有标记被动句则属于主宾格语言模式。普通话儿童被动义初始表达方式的习得表现出从类通格结构到主宾格语言的发展特征。在儿童习得被动义表达方式的过程中，输入的作用表现为不充分必要条件，儿童之所以最初使用单论元受事主语句表达被动义，主要是因为双词句阶段Sp+VP结构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一个句子在句法、语义和功能上的需求。
本文探讨了在虚拟现实教学场景下大学英语学习者的学习观和学习投入对学习成绩和继续参与虚拟现实教学意愿的影响，以及学习者对VR教学的看法和建议，数据包括英语学习观和学习投入问卷以及课程期末口语考试成绩。本研究通过因子分析提取了4个学习观因子（增强学习动机、促进探索互动、拓展学习内容、增加临场感）和4个学习投入因子（情感投入、行为投入、社会性投入、认知投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学习观因子和学习投入因子之间相互影响，情感投入与继续参与虚拟现实教学的意愿呈正相关。本研究的发现可为高校外语学科虚拟现实教学提供建议和参考。
进入21世纪以来，外语损耗因其独特的研究价值日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本文基于外语损耗经典研究文献，将相关研究整合为纵向跟踪、横向对比、混合研究及其他类型，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些研究进行了进一步探析，发现：①损耗研究的目的是抵御损耗，以更好地保持外语；②就语言损耗层面而言，词汇依然是研究的重点；③研究方法呈现多学科融合趋势；④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语内语外因素具有协同作用。笔者从增强研究方法的系统性和针对性、拓宽和深化研究、细化和整合影响损耗的语内语外因素以及创新和拓宽理论支撑等4个方面进行展望，希望为国内外语损耗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企业网站不仅是企业重要的网络传播媒介，也是网络多模态话语重要的承载平台。本文借鉴多模态GeM模型，结合现有跨文化理论，运用多模态语料库研究方法，对中美企业网站的话语结构进行了定量对比分析。研究发现，虽然中美网站在话语结构上呈现出相似特点——都以文字类和图像类元素为主、以图表类和视频类元素为辅，但在各类模态元素的使用上表现出一定的跨文化差异。中国网站倾向于通过列表方式对新闻和图片进行排列组合，比较重视显示栏目标题和菜单等指示性元素，注重使用二维码、Flash动画与视频；美国网站则倾向于将新闻标题与图片单独呈现，比较重视使用传统社交媒体图标，对指示性元素、Flash动画和视频无特定使用偏好。希望本研究可以为跨文化语境下企业网络多模态话语建构以及网络传播实践带来一定的启示。
本文从语言传播的视角出发，对语言影响力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系统探讨了其生成机制和测量方法。首先，本文将“语言影响力”这一概念加以明确和具体化，认为语言影响力产生于语言传播过程，是语言传播效果的重要表现形式。其次，从语言实力、传受环节和语言影响力3个维度详细解析了其生成机制，认为语言影响力产生于语言传播的整个动态过程。在语言传播中，语言影响力的实现遵循“语言实力→传受环节→语言影响力”的路径，其带来的成效最终将反哺语言实力，并开启下一轮语言传播。最后，通过6个观测指标构建了“语言国际影响力评估指标体系”，并对25种语言的影响力作了量化评价，以期为把握当今世界语言格局、提升中文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提供有益参考。
元翻译话语是指翻译作品中译者、作者等相关主体关于翻译的论述，散见于作品的前言、后记等副文本以及正文本中。在一部作品中，如果作者所用语言与文本所涉文化存在错位，那么不妨将之视为宽泛的翻译，其中关于翻译的论述也属于元翻译话语的范畴。本文以若干语言与文化发生错位的学术或文学文本为例，描述了其中显性与隐性元翻译话语的具体表现，尤其是有关术语与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归纳了元翻译话语的潜在作用，如体现译者（作者）的翻译观、揭示翻译的复杂性、增加作品的陌生感等。作为一个新概念，元翻译话语值得进一步研究，这将给翻译实践带来新的启发。
一个新的学术理论或新的学科必须有新的研究对象和理论体系。本文认为，知识翻译学和翻译学一样，还是在作知识的翻译研究。知识的加工和翻译从来都是分学科、领域和体裁进行的。如果要通过翻译使地方性知识变成世界性知识，就应根据知识所属的不同学科的特定交流方式和对象，选择合适的语言形式、修辞手段和话语方式来对原文知识进行加工，而不是阐释或反思。翻译的目的是使译入语读者对译文的理解感受和译出语读者对原文的理解感受相同，因此知识翻译学并没有新的研究对象，还是在作本体研究，与翻译学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本文认为，知识翻译学要想有所突破，需要从国际传播学、功能语言学和专门用途语言学中汲取学科知识加工或翻译的理论依据。
引证数据是学术文献最具参考性的影响力指标。本文采用引证分析法，基于《中国引文数据库》，对21种外语类核心期刊的高被引文献进行了分析，旨在揭示中国当代译学的主流研究图景与发展特点。研究发现，文化、策略、文学、口译和教学等传统议题构成了译学研究的核心阵地；与此同时，本土理论建构、翻译技术融合和服务国家战略成为最显著的新兴热点，理论研究呈现出从引介西方理论为主到中西对话与本土原创理论崛起的演变趋势，生态翻译学等本土理论影响力持续增强。研究亦揭示出当前研究存在部分热点领域选题重复、视角分散以及视听翻译等领域与国际前沿存在差距等问题。期待本研究结果可以为学界把握译学发展脉络以及未来的译学研究提供参考。
随着我国经济的腾飞和国际地位的提升，高水平的国际传播能力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愈发凸显。在AI时代，培养兼具“全球视野、国家立场、政治敏锐、经济思维、文化包容”5种思维意识和“现场直播、资源整合、时事采编、国际语译、汉语外译”5种传播能力（即5+5）的高水平人才，成为增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的主要目标。为满足AI时代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需求，推动我国的口译人才走向国际舞台中央，本研究尝试构建多模态口译（MI）学科体系。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指示以及口译传播学与传播口译学理论为研究理据，以口译实践为出发点，在系统梳理口译学研究历程的基础上提出了MI学科建构的新观点，即以“实践—教学—研究”（PTR）模式的MI学科建构推动口译实践、口译教学和口译研究的日臻完善。本文强调口译实践和口译教学的重要性，丰富了口译学、口译传播学、传播口译学、体认口译学等理论的内涵，拓展了口译研究思路，有助于提升AI时代我国的国际传播能力。
近年来，超国家共同体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角色愈发重要，人类命运已与超国家共同体联结在一起。作为超国家共同体运行机制的一部分，超国家层面的翻译实践理应成为译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这种以超国家共同体名义发起的，为维护共同体利益、实现共同体目标、贯彻共同体观念，在共同体内部或外部实施的翻译治理实践统称为“超国家翻译实践”。这类翻译实践具有超国家性、超国家利益性和超语言性三重属性，是超国家共同体进行内部治理和参与地区乃至全球治理事务不可或缺的方式。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对超国家翻译实践的概念体系、工程技术体系和工程监理体系进行系统研究，既可以为超国家共同体开展超国家翻译实践提供理论指导，也有助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
为落实“立德树人”这一新时代我国教育的根本任务，本文以语言观偏差引发的文化认同失衡问题为切入点，系统探讨外语教育从“语言工具论”向“语言世界观”转型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提出外语教育转型的五大实践维度，具体涵盖教师素养锻造、培养模式变革、课程体系改革、教材内容甄选及外语教育一体化建设。新时代外语教育并非否定“语言工具性”，而是需为“工具论”注入“世界观”内核，实现“语言技能培养”与“价值观念塑造”的协同统一，最终培养出兼具家国情怀与国际视野的高水平外语人才。
我国当下外语教育的内外围环境预设了开展“科学文化精神”课程链建设的先验性理据，其关键在于重建人文观，实现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融合，以此构建中国外语教育改革的一种突破性范式，即以科学文化精神的挖掘、批判及其故事的写译与传播为宗旨，培养学生利用外语主动写译中国、表达中国的人文素养与创新品格，从而一方面通过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与价值观，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另一方面则通过引导学生把鲜活素材创造性地转化为生动的文学作品，提升其语言修养与修辞能力，由此深刻把握汉语与外语使用的文化密码与机制，真正增强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近年来，生态翻译学的研究与发展取得了显著进展。10多年前专著《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出版，现在其接续性新著《生态翻译学：译道与译术》即将问世，本文作为后者的绪论，对生态翻译学若干新进展进行了简述和预告，具体包括生态翻译学的综观与新解、生态翻译学的向“生”译道、趋“原”译术、价值观取向、生态翻译文化建设、哲学视域下生态翻译学的内涵实质，以及在人工智能语境下对生态翻译学术与生态翻译实践新发展的新思考等。相信这些将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我们认识和理解生态翻译学理论话语体系的效率，也有助于进一步拓深和优化生态翻译学的研究与发展。
本研究采用描述性分析、回归分析与结构方程建模，对1143名非英语专业大学生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并对部分学生开展半结构式访谈，旨在考察以学业自我效能感为中介的同伴互动对英语课堂学习投入的影响。研究表明：同伴互动内容和同伴互动方式均正向预测课堂学习投入三维度（认知、行为和情感），同伴资源认知正向预测行为投入和认知投入，但对情感投入未产生显著影响；同伴互动既能够直接正向预测课堂学习投入，也可以通过学业自我效能感对课堂学习投入产生间接影响，学业自我效能感在同伴互动与英语课堂学习投入的关系中起着中介作用。访谈转写分析印证了上述量化结果。本研究有助于深化对同伴互动和英语课堂学习投入之间路径关系的理解，为教师从同伴互动和学业自我效能感两个方面提升课堂学习投入提供启示。
鉴于生态翻译学研究的学科归属性与理论融合性，译学界需要对生态翻译学的研究谱系与思维形态进行系统性归纳与学理式提炼，以展现生态翻译学理论体系的全貌。生态翻译学的研究谱系包含理论研究、描写研究与应用研究，其中“四生观”属于理论研究中普遍理论的范畴，“三生相”属于描写研究的对象，“绿色翻译”是应用研究的新议题。生态翻译学的思维形态包含生命思维、生存思维与生态思维，其中生命思维关涉的是“翻译即文本移植”的思维形态，生存思维关注的是“翻译即适应选择”，生态思维探讨的是“翻译即生态平衡”。生态翻译学研究谱系与思维形态的系统形成对构建生态翻译学话语体系与知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世界上普遍存在对称现象，根据体认语言学的核心原则“现实—认知—语言”，人们在心智中形成了“对称性体认方式”，语言中也就产生了很多对称表达。特别是在汉语中，从音、字、词到句、章，各层面都出现了大量的对称现象，我们拟将其视为属于孤立语的汉语之最重要语法机制。与之相比，像英语一类的屈折语，词进入句子后必须根据句法规则调整词形，以使词性对应于句法成分，这便是“词本位”语法理论。近年来，很多学者发现用该理论来构建汉语语法体系多有不妥，因此在我国出现了多种本位论，但这些理论都忽视了汉语广泛使用的“对称法”。在进行英汉对比研究时必须重视对应法与对称法之别，这对语言的研究和教学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许钧教授在“第四届译者行为研究论坛”上的开幕辞，第二部分为周领顺教授以译者行为理论构建者的身份，对本次论坛、其本人的研究路线和努力方向，以及译学界所展示的新视角和拓展的新路径所作的述评。两部分内容均指向译者行为研究，旨在推动译者行为研究向纵深发展。
我国高校外语专业的危机是学科发展和社会需求的矛盾造成的。全国近千所高校的外语专业都是进行外国语言、文学、翻译、文化和国别区域方向的研究，这必然会导致外语专业毕业生面临巨大的就业竞争压力。教育部提出的“四新”建设倡导推动学科交叉和专业调整，以满足社会需求。本研究发现，语言服务是外国语言文学调整专业的主要方向。从事语言服务的外语专业毕业生如果能够用语言学理论研究各学科尤其是自然技术学科的各种体裁的外语表达方式，就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的需求。此外，本研究还论证了外语专业进行学科交叉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最后提出了在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新设二级学科“专门用途语言学”的建议，以满足语言服务需求。
自1908年以来，彭斯诗歌在中国的译介已走过百年的历程，涌现出众多优秀译者，他们共同推动了彭斯诗歌翻译的演变与发展。民国时期，彭斯诗歌的翻译活动极为活跃，袁水拍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译者之一。1944年，袁水拍在郭沫若主编的《中原》杂志上一次性地发表了10首他翻译的彭斯诗歌，展示了他以诗为器、激励民志的进步思想。与一般译者不同，袁水拍在翻译彭斯诗歌时表现出了独特的译者行为。本文从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翻译外和翻译内两个层次出发，考察了袁水拍在“社会人”和“语言人”双重角色影响下，为实现译文合理化而表现出的“求真”为本、兼顾“务实”和“求真”高于“务实”的独特译者行为，本文丰富了彭斯诗歌翻译与译者行为的研究。
大语言模型的问世导致语言服务方式发生革命性的变革，产生了新质生产力。本文提出智能语言服务是新质生产力的论点，将论述语言服务向智能语言服务的转向、智能语言服务的概念、智能语言服务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智能语言服务市场和智能语言服务教育，以期推动对智能语言服务行业和相关学术研究的关注。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深入应用促进了语言服务行业组织结构和服务模式的变革。本文结合国际和国内市场的实际情况，从语言服务的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分析了人工智能技术对语言服务行业的影响，对语言服务行业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提出了加强语言服务行业发展、提高语言服务竞争力的建议。研究表明，人工智能技术已经渗入语言服务的全流程，形成了人机在环翻译模式。语言服务提供商应加强语言服务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战略，努力向知识流程外包商和全球内容战略服务商转型。推进语言服务行业的专业化和国际化发展，需要深化我国语言服务行业智能化建设，完善语言服务标准体系规划，重视语言服务专业人才培养。
从早期的双语劣势，到中期的双语优势，再到今天的两种观点并存且相互争论不断，有关双语对认知影响的研究已有百年历史。充分认识双语对认知的影响不仅有助于探讨人类的认知机制，对外语教学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回顾了这一问题的起源，对具体的争论议题进行了归纳，并从执行功能、创新思维和儿童心智理论3个关键方面分析了双语优势的争议现状。我们认为，双语优势之争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复杂性。双语和认知两个概念本身都是极其复杂的，它们在定义、构成要素以及测量方面都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因此，今后的研究要更多借鉴动态系统理论的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从动态的观点出发，更加全面立体地分析双语对认知能力的影响。
人工智能技术驱动下的人智交互语言学习环境为自我调节学习（SRL）创造了新的机遇。然而，SRL在人智交互语言学习环境中的具体表现形式仍有待进一步探索。为此，本研究收集了30名英语专业研究生的回溯性日志，并对其进行了访谈，然后利用MAXQDA 12软件对这些数据进行扎根理论的三级编码，对编码结果实施理论饱和度检验，在找出人智交互语言学习环境中SRL具体表现形式的基础上，构建了SRL理论模型。本研究认为，SRL可以分为3个阶段：个性化学习规划阶段、SRL实施阶段以及学习过程与成果的反思阶段。其中，个性化学习规划阶段涉及需求分析、经验求取、目标 - 计划设定以及学习资源推荐与筛选；SRL实施阶段包括任务完成、人智协同评估、人智监控调节、人智辅助指导和社群交流互动；学习过程与成果的反思阶段旨在总结SRL学习的有效成果和不足之处。该SRL三阶段模型不仅拓展了SRL的理论视角，而且为提升学习者在人智交互语言学习环境中的SRL能力提供了干预思路。
翻译的实践理性、工具理性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翻译研究功能与价值的认识。翻译研究长期处于制度化学术边缘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翻译研究自身未能系统有效地探索翻译的应用价值，未能建构起科学的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翻译研究的学科构建肇始于语言学将翻译研究纳入其学科分支，其后经历了文化翻译研究的浪潮，研究重点则落在文学文本的翻译上。语言是翻译的媒介，文化是翻译的语境要素之一，文学翻译聚合了复杂的翻译问题。因此，传统的翻译研究路径与取向本无可厚非，而且也必将继续构成翻译研究的要件。但是，翻译研究的功能不能只是满足于探索翻译内在价值，同时也需研究翻译的外在功效，即翻译如何作用于人类文明的发展。以此推及应用翻译研究，其范畴包含了应用翻译的研究、应用的翻译研究和应用翻译的应用研究。本文强调，建构应用翻译研究话语体系，加强其应用性研究具有迫切的学科需要和现实意义。
生成式AI对英语学习的促进作用已得到广泛证实，其中学习者个体对生成式AI的态度是影响其使用情况的关键因素。尽管目前已有一些量表被用于评估个体对AI的态度，但并不适用于生成式AI，且可靠性值得商榷。鉴于此，本研究尝试开发生成式AI辅助中国大学英语学习者态度量表，并对其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在样本1中，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本研究构建了一个包含15个题项的量表，分为情感、行为和认知3个维度，累计方差解释率为65.719%。在样本2中，经验证性因子分析显示，三因子结构在数据中拟合性良好。本研究还对量表的效标效度、内部一致性以及跨性别测量一致性进行了评估，验证了其可靠性和有效性。本研究开发的量表具有较好的心理测量学特性，可以有效地评估我国大学生对使用生成式AI辅助英语学习的态度。
多模态外交话语在宣传外交思想、推进外交工作、塑造国家形象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加强多模态外交话语研究对丰富外交话语研究的内涵和深化外交话语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多模态外交话语的界定和分类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多模态外交话语的特征及其翻译原则。多模态外交话语的特征主要表现为政治性、多模态、可视化、匹配性和互动性等，这些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对多模态外交话语的翻译原则产生了影响。在翻译多模态外交话语时需遵循忠实、协调性和文化适应性等原则，以准确而完整地再现多模态外交话语的意义。
本文基于转喻的认知观，分析了转喻机制在中央文献翻译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研究发现，转喻与源语的生成、解读及译文的构建密切相关。根据不同的理想化认知模型，转喻生成关系所涉及的两种概念构型，即“整体理想化认知模型和组成部分之间的指代”与“同一理想化认知模型中不同部分之间的指代”，可以生成多样化的邻接关系，这在翻译过程中既有助于译者更好地解读原文，又可为译文的构建提供多种转喻加工方式。译者可凭借适切的邻接关系找到语际间具有“共享体认”关系的概念实体，这为实现译文的可接受性、语言经济性和政治忠实性提供了认知基础。
语言和社会发展密不可分。法治语言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载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离不开法治语言的支撑。本文从语言治理的视角提出法治语言这一新概念，是以法律语言为内核的拓展延伸研究。法治语言体现的是一种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其适用范围大于法律语言，是法律语言的一种外溢现象。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进程中，法治语言研究意义重大。塑造法治中国形象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离不开法律外语的规划研究。加强法治语言的研究对促进我国法治体系建设、提升国际话语权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