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大规模语料库的ChatGPT能够帮助人们进行翻译和写作,但利用这一大语言模型撰写学术论文的案例还不多见。鉴于此,本研究利用ChatGPT直接生成一篇学位论文,以观察和探讨该工具的适用性。笔者选择了一个应用语言学论文主题,要求ChatGPT生成论文的题目、大纲、引言、文献综述、研究方法、结果、讨论、结语、摘要和参考文献等各个部分。结果显示,ChatGPT能够根据假设的数据,生成一篇内容和语言俱佳的高质量论文,效率很高;但不足之处也很明显,如引用的研究过时、信息失真、观点和解释不一致或不相干、给出的引用和出处不可靠等问题。鉴于人工智能语言模型技术发展势头迅猛,笔者建议在高校学位论文写作课程中引入这一技术并将其置于教学核心位置,帮助学生掌握向ChatGPT提问、发指令的方法,并借助ChapGPT学习论文写作(如设置论文主题)的必要知识及辨别错误的技巧,尤其是要让学生学会遵守学术诚信规范、避免抄袭剽窃,全面提高其数字素养。
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中枢,受到国内外翻译学界的广泛关注。本研究借助文献计量法考察了Web of Science 核心数据库中涉及译者行为的文献,研究结果显示:①国外学界使用社会学概念、批评话语分析范式和实证—实验法探讨经典文本翻译行为、自译行为、俚语翻译行为、译者搜索和修正行为、译者行为和心理认知;②国外学界尚未形成“译者行为”特定研究领域,往往借译者行为之名,行翻译社会学研究、翻译过程研究、译者能力研究和翻译认知研究之实。国外研究零散发展,附属于其他译学领域,而我国已形成术语完备、理论成形、方向聚焦、课题多元的译者行为研究领域。国外广泛使用的语料库法、民族志法、实验法以及三角互证法等主流研究方法对我国译者行为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本文借助马克思、恩格斯实践唯物主义语言观(包括语言生成的物质来源、语言的认识基础、语言认识系统的实践性3个方面),剖析了体认语言学基于“体”“认”所建立的“现实—认知—语言”和“互动—概念隐喻—隐喻表达”的理论模式。体认语言学是中国本土化的认知语言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本文对其进行实践唯物主义语言观的理解和阐释,凸显“体”与“认”的互动作用对于推动认知语言学前沿发展的重要意义,并进一步阐述体认语言学对于实践唯物主义语言观当代发展的促进意义。
截至2022年年初,“大中华文库”丛书已经翻译出版了112种英译中华经典著作。从某种角度来看,国内的典籍英译工作可以算告一段落。那么,除了继续开展其他语种的翻译外,我国典籍翻译的下一步应该怎么走?本文提出了4点建议,即史料整理、比较研究、拓展深入和人才培养。其中,史料整理是对典籍外译历史的考察和整理;比较研究是通过对译品的比较提高未来翻译的质量;拓展深入是指不断扩大所译典籍的范围,并持续加深对这一范围的认识与思考;人才培养则注重提高译员的中文、英文和文化知识水平,特别是中文的文言文阅读能力。在这4个方面,笔者都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
进化心理学试图从人类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适应性进化的角度阐释其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以往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往往忽略了认知语言学和进化心理学的视角,导致在分析过程中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和片面性。本文引入语用学与关联理论,并结合认知框架,试图分析这些理论在解释和解读阶段对批评话语分析的重要贡献。本文认为,认知语言学方法能够减少批评话语分析中的主观臆断性,提供更具阐释力的分析模型,从而提升话语分析的科学性和可靠性。我们认为,未来的批评话语分析应更多地关注受话者认知表征的建构,以验证进化心理学提出的心理模块或机制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国家翻译实践”概念体系的提出为译者行为批评提供了“国家”视点。国家翻译实践是一国翻译实践史之主流,因此有必要从国家视点出发,对译者行为进行考察。本文通过对翻译史上玄奘译经等翻译实践的再检视发现,翻译可以上升为“国家行为”,既是语际实践,也是话语实践和政治实践。国家视点的译者主体可扩展为“国家 — 机构 — 译者共同体 — 个体译者”多位一体,译者属性与类型呈现出三维特征。国家视点的译者行为是以国家利益和国家价值的实现为导向的行为,个体译者行为与译者共同体行为的互动关系体现了“国家 — 共同体 — 个体译者”意志体间的密切联系。在文本、语言、行为和社会之外,引入国家视点,构建“语言 — 社会 — 国家”三维一体的译者行为批评模式,可为译者主体性研究和译者行为批评带来新启发,更好地实现国家翻译实践理论的批评功能。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勇毅进发是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阐明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的本体特征、历史使命与实践路径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认为,在本体特征方面,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既有各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共同特征,是变通趋时的“思变之学”,又有基于自身国情的中国特色,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的“时代之学”;在历史使命方面,加快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与实践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迫切需要,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实践路径方面,本文以研究目标、研究主体和研究原则等方面为切入点,回答“为谁研究”“谁来研究”“如何研究”等学理性问题,探明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的3条实践路径:知识生产与现实驱动相统一、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相统一、以问题为导向与以人民为中心相统一。
本文探讨并回答了研究者诸多关于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称谓问题,包括:为什么“译者行为批评”英译为translator behavior criticism,而“译者行为”却多用translator’s behavior?为什么“行为”用behavior而不用action或act?为什么将“译者行为批评”称为“理论”而不能称为“观念”?为什么“译者行为研究”能够成为翻译理论话语?为什么“务实”是术语而“超务实”不是术语?“超务实”在什么情况下有可能成为术语?等等。理论创建者应及时梳理问题、及时释疑,这有助于理论和研究的健康发展。
一部术语史就是一部专业话语的历史。术语是专业话语的基本要素,术语系统的建设是反映相关学科进步和走向的一面镜子。本文概述了《中国译学大辞典》(第二版)的编纂思想,介绍了该辞典的编辑方针、收选原则和编辑实践,从中可以看出我国译学术语的积累与译学话语体系的完善是同步的。这部辞典见证了翻译学科酝酿—诞生—发展的过程。
基于续论的续写任务为外语教学提供了新思路,续写任务对二语词汇的促学效果也已经得到了大量实证研究的验证。本文对现有的基于续论的二语词汇习得研究进行了回顾与探讨,首先讨论了续写促学词汇的理论依据,然后分析现有研究在任务类型、研究范式及影响促学效果的因素等方面的特点。研究发现:①基于续论的二语词汇习得研究采用的续写任务类型较为单一,缺少多轮续写、交叉续写等形式的应用,尚未完全发挥出续写任务的促学潜力;②现有研究往往仅从词汇知识深度或质量的角度测量词汇知识,忽略了词汇流利度的作用;③现有研究主要考察了互动强度和外语水平等因素对续写任务促学效果的影响,对学习者认知与情感因素的关注不足。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基于续论的二语词汇习得研究的发展方向及趋势,以期为续论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语言是通过“续”学会的,语言学习的高效率也可以通过“续”实现。学习者如果能提高以续促学的能力,基于续论的外语教学效果就会更加明显。那么,以续促学的能力包含哪些要素?二语学习者以续促学能力的研究理据是什么?在外语教学中,应当如何培养学习者以续促学的能力?为回答这些问题,推动基于续论的外语教学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本文首次提出续能的概念,并分析其基本特征和构成要素,梳理当前以续促学能力研究的认知和实证理据,讨论续能研究的价值及续能培养的途径。
为进一步探究读后续写任务中二语写作者对输入的加工及其对后续产出的作用,本文聚焦输入加工过程,以“注意”为窗口,分析学习者在读后续写任务中输入加工注意分配对产出结果的影响。本文采用有声思维、笔记和即时回顾性访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记录输入加工,从意义、形式和结构3个方面对注意进行编码,并将注意占比与对应分项评价指标(内容、语言使用、语篇结构)进行相关性分析。研究发现:在读后续写输入加工中,学习者对意义的注意占比最高,其次是对结构和形式的注意;对形式的注意能够直接影响语言产出表现,即对形式的注意与词汇复杂度呈负相关,与准确度呈正相关。输入加工中对形式的注意与产出结果有直接关联,因此,在教学实践中应更多地关注学习者注意的质量,促发深层次加工,实现有效的语言吸收和内化。
语言具有像似性还是任意性,这一争论由来已久。随着认知语言学和体认语言学的流行,学界现已普遍接受像似性的观点。在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中的任意说传入我国后,学界有人寻找我国先哲以作呼应,如将荀子在《正名篇》中所言“名无固宜……”引为佐证,误把他视为索氏任意说的中国总代表。经过多年的研读和思考,我们发现这是一个严重的误读,荀子在这篇文章中阐发的论点其实是当今体认语言学所提出的体认观和像似性之先声。本文从5个方面批评了学界所谓“荀子是任意说的中国总代表”的观点,以期为荀子正名,倡导“我思故我云”之研究风尚。
2024年1月,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托,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发布了《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试行版)》,其中涉及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及其他相关学科。与过去相比,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本文将深入剖析这些重大变化的主要内容、具体内涵、现实意义及对未来外语专业建设的深刻影响。
外语教育学被列入2024年发布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试行版)》,本文将阐述将外语教育学确立为学科的必要性、学科建设的定位和使命、学科发展对外语教师成长和外语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以此坚定学科信念,引导研究方法,助力教学改革。寄望该学科能够为提高我国外语教育质量赋能,为提升外语专业人才的核心竞争力、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搭桥造势。
培养符合时代需求的高水平翻译人才始终是翻译教育领域的核心课题。提升翻译人才培养质量的一个重要途径在于加强教材建设。“理解当代中国”翻译类教材定位明确、理念新颖、设计科学,为翻译教学提供了可靠依据和有力支撑。如何科学使用该系列教材,最大程度地发挥其育人作用,无疑是当下翻译人才培养中应着力探究的问题。本文以《汉法翻译教程》为例,从注重价值引领、把握正确的翻译原则以及注重翻译能力提升、实施分析 — 探究 — 互动三位一体式教学等方面对“理解当代中国”翻译类教材的使用展开深入探讨,以期为新时代翻译人才培养提供些许有益的参考。
博茨瓦纳女作家贝西·黑德在小说集《珍宝收藏者及其他博茨瓦纳乡村故事集》(1974)中,塑造了博茨瓦纳从殖民地走向独立建国的过程中涌现的多种女性形象。本文运用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理论及其他研究方法,通过考察发现,贝西·黑德在这部小说中主要描绘了3类女性形象:在守旧状态中屈从于乡村传统和殖民地压迫的女乡民;以暴力反抗男权统治、逃离家庭束缚的女囚犯;获得教育机会、学会阅读与写作的新女性。贝西·黑德借助女乡民、女囚犯和新女性等形象,描摹了博茨瓦纳女性顽强抗争、发现自我、争取权力的艰难历程。通过带有自传性的写作,她为沉默的非洲女性发声,建构了追求独立自主、具有创造力的非洲新女性身份。
近年来,混合研究方法逐渐受到应用语言学领域学者的关注。其中,Q方法作为一种探讨人类主体性的混合研究方法,融合了量化与质性方法的优势,从整体和个体两个层面出发,以客观手段考察主观本质,逐渐得到该领域专家的认可。然而,学者们对于Q方法的认识仍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研究成果较少,国内实证研究尤其匮乏。因此,本研究采用系统性综述方法,通过对国内外相关重点文献数据库进行检索和筛选,从“理论视角”“研究主题”和“数据搜集与分析特征”3个方面评述Q方法研究现状。研究发现,只有少量Q方法研究注重与理论相结合,且仅有的这些研究多聚焦动机主题;研究主题涉及动机、情感、信念、课程评价等;数据搜集与分析呈现出从共时到历时、从组内向组间或组内组间相结合的发展趋势。最后,本文结合现有研究的不足,指出Q方法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以期为未来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本文在系统功能语言学框架下探讨生态语言学的学科属性、研究路径、研究对象和内容。文章首先对生态语言学进行了简要综述与评论,然后以语言作为社会符号所处的“层级”与“示例”维度矩阵关系为基础,对生态语言学涉及的核心要素进行探讨。研究表明,“层级 - 示例”矩阵可为生态语言学各要素提供参照系;生态语言学是一种适用语言学,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适用性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拓展。
新近颁布的《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年版)》将文化意识列为英语学科核心素养之一,并将其放在十分显著的位置,这本无可厚非。然而,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水平仍有待提升;同时,我国政府也提出在“十四五”期间实施青少年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因此,笔者建议将科学素养的培养纳入义务教育阶段的英语课程标准。科学素养是文化意识的基础,是跨学科连接的中心。学生如果没有科学常识和科学态度,文化意识素养中“提升文明素养和社会责任感”的目标就不大可能达到。本文在分析科学素养不被外语界重视的原因后,提出中小学英语在教材和教学方面应进行相应改革并在校园内外积极开展科学活动等建议。
语言教育管理是各级语言管理主体统筹语言资源配置、协调解决语言问题、实现语言教育目标、满足国家战略及个体发展需求的管理行为。在新时代,我国的语言教育管理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构建起了国家通用语、外语、民族语言、国际中文及“一带一路”语言协同发展、富有中国特色的语言战略格局,在服务国家战略、促进共同富裕、实现民族和谐团结、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从语言教育管理的内涵出发,归纳语言教育管理的特征,剖析国内外语言教育管理研究的发展现状,并提出今后应重点关注语言教育管理环境、语言教育技术管理、语言教育管理人才以及语言教育管理评价等4个层面的内容,以期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教育管理体系提供参考。
普遍语法学者认为,在儿童语言习得的过程中,虽然语言刺激存在许多缺陷,但儿童依然能够从这些充满缺陷的语言输入中获得语法能力,这说明人类大脑中存在一种先天的语言习得机制。这一假设遭到认知语言学的挑战。认知语言学认为,儿童对语言的理解和使用建立在一般认知能力的基础之上,特别是记忆能力、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近年来,学者们通过实验发现,儿童具有惊人的记忆力、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抽象能力帮助儿童通过日常接触的语料掌握语法规则,获得构式;推理能力则帮助儿童利用原有知识获得更多的新知识,从而增强其表达能力。本文通过对儿童实际语言习得过程的观察和研究,发现儿童语言能力的获得与语言输入的质和量有密切的关系。儿童获得的语言刺激来源广泛,其丰富性、针对性和高频次也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儿童的语言能力与其概念能力和思维能力相互影响:概念能力可以推动语言能力的发展,而语言能力的发展可以进一步推动思维能力的发展。
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一经问世,就引发了应用热潮,同时也对广大语言内容工作者的创作和服务模式构成了巨大冲击。本研究将机器自动评价和人工评价相结合开展译文质量评测实验,对当前GPT技术在翻译领域的应用表现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目前GPT技术在翻译领域中尚不构成对神经网络机器翻译技术的更迭,但在汉英翻译、术语翻译、文学翻译等领域已经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质量提升。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对翻译教育如何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变革给出了建议。
元宇宙概念被广泛应用于各领域,助力创新发展。本文对元宇宙背景下如何开展外语教学研究这一问题进行了探索性阐述,讨论何谓元宇宙以及如何充分应用元宇宙场景开展外语教学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元宇宙概念的源起和定义、人类活动空间的演变、网络空间的发展过程、元宇宙背景下外语教学研究的发展新形态等,希望可以引发更多的观点与讨论。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持续发展,推动了教育领域的不断进步。ChatGPT诞生后更是以强大的文本理解和生成功能引发了外语教学领域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本研究基于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具体实践,探索了ChatGPT在语言教学、文化教学和考试辅导3个课堂教学辅助领域以及6类教学资源——教材与教辅材料、多媒体教学资源、网络教学资源、教学软件与应用程序和网站、学习平台和管理系统、其他教学资源——建设方面的应用。研究发现,ChatGPT可以辅助教学资源建设,帮助教师开展课堂教学,促进学生的外语学习,是十分有效的外语教学工具。然而,ChatGPT在专业知识储备和资源搜索等方面仍存在一定问题,有时不能很好地满足用户需求。因此,我们要客观看待ChatGPT在外语教学中的功能与作用,在具体教学实践中对ChatGPT的反馈加以鉴别,合理使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由高速发展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高等教育面临新课题、新挑战、新任务;同时,进入普及化阶段的中国高等教育又展现出新的发展活力和发展实力。在新发展阶段,中国高等教育应充分发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等四大职能,积极推进学科交叉融合、专业交叉融合、产教交叉融合、教技交叉融合等四个融合,扎实开展学科建设、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建设等四项建设,努力提高教育质量,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两卷本《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战争年代》1993年甫一出版,作者邓榕就委托10位中国译者完成英文翻译,英文版先后由美国的基础图书出版社和国内的外文出版社推出;下卷《“文革”岁月》于2000年问世,委托沙博理一人完成翻译,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鉴于《我的父亲邓小平》具备国家文本特征且其外文出版社译本曾作为国家赠礼的事实,本文以国家文本、国家名义、国家利益为参照,分析该书英译过程表征的国家翻译实践三维性,进而推导出基于该三维性的不同组合模式,以识解国家翻译实践的实现路径和操作模式,为国家翻译实践理论提供实证。
美国文化在全球的传播离不开其一个多世纪以来所实施的各类翻译政策。本文以美国文化战略的历史发展阶段为框架,描述分析20世纪以来美国对外文化战略中的翻译政策与实践。本文认为,二战前美国通过民间机构的“译入”政策实施了占有东方文化的文化战略;二战期间实施了向欧洲各国“译出”美国文化的战略;二战后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通过官方机构和民间组织的“译出”和“译入”双重翻译政策确立了美国的文化霸权地位;20世纪80年代后通过“译入”政策维持美国文化的全球霸权地位。美国在文化战略中积极实施翻译政策,这对我国完善翻译政策、促进中国文化发展及在全球的传播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政治话语翻译是国家翻译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政治话语翻译进行历时描写有助于我们从多个维度认识国家翻译的对外话语实践,进而为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提供参考与借鉴。本文考察了21世纪以来不同阶段的5份全国党代会文件翻译中表达国家情感、态度和立场的态度资源。研究结果显示,在国家翻译实践“忠实观”和传统“忠实观”的双重要求下,意义对等一直是首选的翻译策略;而随着时间的推进,为了更好地塑造国家形象和提升对外传播能力,非对等翻译的案例增多,改变态度资源语义的情况愈加频繁,其中意义减弱比意义增强更为常见。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著作《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阐释了印刷语言的效应以及话语同时性,引发了对文学文本研究的再思考。本文以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为视角,对北美早期印第安书写的叙事建构展开探讨。首先,从早期印第安书写的重要作家库柏的小说入手,解析“想象的共同体”在凝聚情感方面的作用,这一概念隐射出北美印第安书写在两个维度上的基本特征——文学作品内容所表达的情感具有影响力,空间上的历史在场证明进而为这种情感提供了支撑。由此,面对因种族差异性而导致的冲突,复杂的身份建构成为可能。此外,通过对其他作者有关印第安叙事的分析,揭示了早期印第安书写中身份建构的演变过程,从而阐释了北美早期印第安书写所体现的印第安精神及民族性内涵。在北美洲这片新大陆上,各类新的身份认同形成了一种矛盾但共存的张力,早期印第安书写的叙事建构透射出印刷语言及话语同时性对凝结“想象的共同体”的作用。
ChatGPT是一种新型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模型,拥有强大的内容生产能力。ChatGPT具有变革传统翻译教学模式的潜力,能够有效地辅助个性化教学的开展,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构建新型教学主体关系,创新教学管理模式,推动知识生产方式变革,拓宽翻译教育教学研究空间。与此同时,ChatGPT的应用也存在潜在风险,如削弱学习自主性、异化教学主体关系、损害学术诚信、引发知识安全风险、伦理风险和意识形态风险等。为应对挑战并充分发挥ChatGPT在翻译教学中的应用潜能,我们有必要创新教学模式,改革教学过程,增强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强化翻译伦理教育和意识形态风险教育,提升师生数字素养。以ChatGPT为代表的新型人工智能作为“类人教师”具有强大的教学潜能,但无法取代教育教学中的人类因素,因而改变不了教育的本质,未来教师仍会在诸多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本文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简述概念转喻研究的最新进展,分析其发展脉络,展望未来的发展路径与方向。文章首先回顾了研究范式的转变:从修辞到认知;其次讨论了近年来概念转喻研究新的进展,如转喻触发语、转喻的认知功能研究;最后展望了概念转喻研究未来发展的方向,建议加强英汉转喻对比与相关实践领域——如翻译理论与实践、语言教学——的研究。
中国的法律翻译肇始于清末,其发展经历了萌芽期、探索期、转型期、发展期和持续完善期5个时期。党的十八大以来,法律翻译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各界的关注度持续上升。因此,有必要厘清当前法律翻译中存在的问题,消除各界对法律翻译的误解。在中央强调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大背景下,必须重视法律翻译的统领性作用,关注法律翻译的独立价值,提高对法律翻译的认识。未来,我们要扎实做好法律翻译教学工作,加快法律翻译规范化进程,提高法律翻译的质量和水平,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积极构建法治国际话语体系,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法治故事。以法治传播为突破口,以讲好中国法治故事为切入点,塑造法治中国形象,从而取信于国际社会,让更多人愿意倾听中国故事。
译学研究方法由人文研究方法演绎而成,但有自己的特色。译学研究方法众多,可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层,形成相应的方法系统,由高至低分别为译学研究哲学方法、译学研究一般方法和译学研究具体方法。哲学方法指导和制约另外两层,一般方法自下而上地充实、丰富和发展哲学方法层,自上而下地拓展、深化和提高具体方法层。哲学方法包括普遍联系法、运动发展法、矛盾分析法等。一般方法包括辩证思维方法和系统科学方法两大类:前者包括分析综合结合法、归纳演绎结合法、定性定量结合法、宏观微观结合法、历史逻辑一致法、抽象升至具体法等;后者包括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论、协同论、突变论等。具体方法是可直接操作和使用的,数量最多。
近年来,随着认知语言学、构式语法,特别是语料库语言学和短语学的兴起,程式语已经成为第二语言研究的重要领域。本文在Web of Science(WoS)数据库中检索以二语程式语为主题的学术论文,运用CiteSpace的文献信息可视化技术,通过定量分析的手段,力求全面、客观地追踪和分析1999—2023年间国外二语程式语研究的发展历程、热点领域和前沿主题。研究结果表明,国外二语程式语的研究整体呈持续性增长的积极态势,核心研究领域涵盖语料库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语用学及应用语言学4个学科领域,分别涉及程式语的结构与分布、表征与加工、使用与功能以及二语程式语的习得与教学等不同的研究主题。本文基于文献计量分析,厘清了国外学术界近25年间二语程式语研究领域的发展脉络,为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二语程式语提供了直观、全面的文献指引。
自1998年以来,历经二十多年的发展,“可加工性理论”成为二语习得领域影响较大的理论模式之一,用于阐释第二语言习得的普遍规律和习得过程,但在国内仍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首先介绍了“可加工性理论”的理论基础“词汇—函项语法”,阐述了该理论的发展历程和主要内容,包括第二语言的发展途径、语言加工的程序、语言迁移发生的条件等;其次回顾并评析了该理论在汉语二语习得中的应用;接着探讨了“可加工性理论”的优势与不足:“可加工性理论”关注语言加工的运行机制和大脑的语言能力,但只是通过可加工性预测二语习得顺序是不够的,并且该理论弱化了母语迁移的作用,没有考虑语义信息对界定句法结构所处阶段的影响。最后,笔者列出了“可加工性理论”的一些发展趋势,以期为未来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主持人(沈骑)按语:语言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在新时代,国家语言安全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大局,同时也是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亟待深入探究的重要新领域。国家语言安全需要从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等多方面进行探索,为构建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国家语言安全治理体系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为此,当前国家语言安全研究需要着力研究以下几个问题:①重视国家语言安全理论体系的构建,包括厘定国家语言安全的概念内涵和基本问题;②重视国别和区域语言安全理论与方法的国际比较研究,包括汲取和借鉴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语言安全学术体系和方法体系,为构建中国语言安全学提供参考;③关注国家语言安全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研究,包括涉及不同领域、地域和空间(网络)的语言资源安全、语言政治安全和语言文化安全等三个层面问题的探究,构成了从语言本体到语言应用,从微观社会语言学到宏观语言社会学的研究图景。为此,我们特别邀请了国内多位学者分享他们的真知灼见,同时也真诚地期待更多学界同仁可以关注并投身到国家语言安全这一研究领域中来。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生命共同体是人类与其他生命形式及环境构成的和谐共生关系。作为生命共同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在生态系统的保持和生命的可持续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人民日报》生态报道以生态文明建设为中心,聚焦人与自然的关系,构建生命共同体。本文拟在生态文明视域下提出生命共同体的话语分析模型,通过高频词检索和主题网络分析,从生态关系的话语建构和指向生命共同体构建的生态关怀两个方面阐释在《人民日报》生态报道中生命共同体的话语建构。
本文构建了一个“语篇结构—认知机制—社会结构”整合性研究框架,对我国生态文明话语开展语料库辅助下的话语分析,揭示话语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的认知连接机制和互动关系。本研究发现,该类话语主要构建了4类主题——生态、文明、建设和治理,启用了3类认知机制——隐喻框架、去/再范畴化和文化图式。语篇结构和认知机制相呼应,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本体论、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传统文化立场。通过语篇结构、认知机制和社会结构的互动,生态文明话语有效地构建了一套新的文明理念和社会实践准则,通过不断的话语生产和再生产、传播和接受,实现重构文明观、规范社会行为和构想文明前景的意识形态功能。生态文明话语的认知研究有助于推动生态文明话语体系建设,进一步提升话语构建效力。
概念隐喻与概念转喻是人类在认知层面对经验的高层次加工,而概念语法隐喻则关注经过高层次认知加工的概念在词汇—语法层的表达。本文构拟了概念语法隐喻的概念隐喻与概念转喻的实现框架。研究发现:语法隐喻式表达的概念意义可以通过概念隐喻与概念转喻实现;通过概念隐喻与概念转喻对概念意义的表达是概念语法隐喻产生的动因;概念隐喻与概念转喻是概念语法隐喻中过程转换、级阶转换和性状转换的主要认知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