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辛顿在牛津大学演讲时介绍了人工神经网络的基本原理，同时批评了乔姆斯基的语言理论。本文认为，数字智能学习语言的方式与人类学习语言的方式并不完全相同。人类的语言习得有先天的因素，也有后天的因素；而数字智能需要学习大规模的语言数据，并不存在刺激贫乏的问题，没有先天的因素。我们不能因为数字智能不存在刺激贫乏而否认人类语言具有先天的因素，也不能把数字智能与人类智能等同起来而忽视数字智能与人类智能的差别。

近年来，生态翻译学的研究与发展取得了显著进展。10多年前专著《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出版，现在其接续性新著《生态翻译学：译道与译术》即将问世，本文作为后者的绪论，对生态翻译学若干新进展进行了简述和预告，具体包括生态翻译学的综观与新解、生态翻译学的向“生”译道、趋“原”译术、价值观取向、生态翻译文化建设、哲学视域下生态翻译学的内涵实质，以及在人工智能语境下对生态翻译学术与生态翻译实践新发展的新思考等。相信这些将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我们认识和理解生态翻译学理论话语体系的效率，也有助于进一步拓深和优化生态翻译学的研究与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的腾飞和国际地位的提升，高水平的国际传播能力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愈发凸显。在AI时代，培养兼具“全球视野、国家立场、政治敏锐、经济思维、文化包容”5种思维意识和“现场直播、资源整合、时事采编、国际语译、汉语外译”5种传播能力（即5+5）的高水平人才，成为增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的主要目标。为满足AI时代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需求，推动我国的口译人才走向国际舞台中央，本研究尝试构建多模态口译（MI）学科体系。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指示以及口译传播学与传播口译学理论为研究理据，以口译实践为出发点，在系统梳理口译学研究历程的基础上提出了MI学科建构的新观点，即以“实践—教学—研究”（PTR）模式的MI学科建构推动口译实践、口译教学和口译研究的日臻完善。本文强调口译实践和口译教学的重要性，丰富了口译学、口译传播学、传播口译学、体认口译学等理论的内涵，拓展了口译研究思路，有助于提升AI时代我国的国际传播能力。

鉴于生态翻译学研究的学科归属性与理论融合性，译学界需要对生态翻译学的研究谱系与思维形态进行系统性归纳与学理式提炼，以展现生态翻译学理论体系的全貌。生态翻译学的研究谱系包含理论研究、描写研究与应用研究，其中“四生观”属于理论研究中普遍理论的范畴，“三生相”属于描写研究的对象，“绿色翻译”是应用研究的新议题。生态翻译学的思维形态包含生命思维、生存思维与生态思维，其中生命思维关涉的是“翻译即文本移植”的思维形态，生存思维关注的是“翻译即适应选择”，生态思维探讨的是“翻译即生态平衡”。生态翻译学研究谱系与思维形态的系统形成对构建生态翻译学话语体系与知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感性叙事与艺术感染力之间具有本质关联。感性认识的基础是感官体验，因此叙事往往落实在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等感官描写上。要将感染人的力量翻译出来，使译文读者或观众也能够对原作中人物的感受和体验感同身受，感官体验的再现是关键。本文以陈染的小说《私人生活》英文翻译为例，结合具体例证，考察英文译文对于原文感官体验的呈现，分析《私人生活》这部女性主义小说中感性叙事的跨语言、跨文化再现效果，并探讨如何通过翻译以“文学”的方式将当代中国文学介绍给海外读者。研究发现，感官叙事在译文中有所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身体在场性的强弱以及作品的文学感染力，值得未来中国小说英译者关注。

中国特色法治话语系统性、学理化地表达了中国法律智慧、法治思想和价值观念，其外译传播在塑造国家法治形象、构建对外法治话语体系、争取法治话语权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据此，本文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至四卷）中的法治话语为研究对象，探究中国特色法治话语的内涵，重点考察立格与传意翻译策略在法治话语外译中的运用情况，以期为精准传播中国法治思想、增强中国法治话语国际传播效果提供启示借鉴和有效路径。

本文系统地回顾了自《汉语的构词法》（陆志韦等，1957）问世以来语言学界关于现代汉语离合词的理论研究。其中，基于传统语法的离合词研究主要着眼于分析和界定离合词的性质，基于现代语言学理论的研究则主要在传统语法研究的基础上分析离合词的形成方式，并尝试解释现代汉语中存在离合词的深层次原因。但是，相关分析在具有一定解释力的同时，也都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本文认为，现代汉语离合词研究尚需在离合现象的描写、离析形式的界定、离合词典型特征的刻画、离合词的跨语言/方言比较等方面，进行更全面、更深入的探索。离合词这一看似违反西方关于“词”理论的“另类”，究竟是显示了汉语的某些特殊属性或本质，还是能够在世界语言的普遍现象中找到“容身之所”，仍有待学者更深入地探究。

本研究采用描述性分析、回归分析与结构方程建模，对1143名非英语专业大学生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并对部分学生开展半结构式访谈，旨在考察以学业自我效能感为中介的同伴互动对英语课堂学习投入的影响。研究表明：同伴互动内容和同伴互动方式均正向预测课堂学习投入三维度（认知、行为和情感），同伴资源认知正向预测行为投入和认知投入，但对情感投入未产生显著影响；同伴互动既能够直接正向预测课堂学习投入，也可以通过学业自我效能感对课堂学习投入产生间接影响，学业自我效能感在同伴互动与英语课堂学习投入的关系中起着中介作用。访谈转写分析印证了上述量化结果。本研究有助于深化对同伴互动和英语课堂学习投入之间路径关系的理解，为教师从同伴互动和学业自我效能感两个方面提升课堂学习投入提供启示。

本文重点探讨了社会符号学如何将应用符号学中的学科符号学和超学科符号学应用于多模态话语建构。首先，对社会符号学与应用符号学的关系进行分析；其次，剖析属于应用符号学范畴的学科符号学和超学科符号学，以及它们与多模态话语研究的关系；最后，探讨社会符号学如何通过超学科平台的符号融合来解决相关问题，构建多模态话语的实施框架。研究表明，作为普通符号学的社会符号学可以基于其适用性强的特点，借助超学科平台解决学科中和学科间的问题，并通过超学科符号融合模式来进行实施，以实现多模态话语的建构。

外语教材是高校培养高质量人才的重要资源支持，相应教材编写研究至关重要。本研究阐述了新质生产力的理念及其赋能外语教材编写的理据，并结合相关数据，指出当前高校外语教材存在内容更新滞后、重知识轻能力以及新形态教材促学助教功能不足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研究进一步从编写理念、编写内容、呈现形式、编写团队和编写机制等维度探讨了高校外语教材编写的路径，以期为建设高质量外语教材提供一定借鉴。

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彰显社会公共利益，是新时代中国翻译研究的核心定位与指导原则。在访谈中，张威教授系统阐述了翻译研究在新时代积极服务国家战略发展的重要性，探讨了新时代中国翻译研究的原则与发展方向、国家战略视角下翻译研究的重点方向、“中国特色”翻译理论的争议与发展、中译外研究的核心议题、中国特色话语的对外传播、翻译研究的社会价值、翻译教材建设、人工智能对翻译行业的影响与挑战等重要议题。这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新时代中国翻译研究的发展战略和关键议题，推动中国翻译研究的可持续发展。

外语教育界已经对课程建设开展了广泛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但鲜有研究从专业学习共同体的角度对其进行探讨。本文采用个案研究方法，从活动理论视角出发，选取由普通英语教师构成的专业学习共同体，探究其在中国文化英语课程建设中面临的主要矛盾，并介绍其为化解矛盾所采取的行动。研究发现，专业学习共同体在课程建设中主要面临四重矛盾：团队成员对于课程建设的目标意见不同的矛盾、团队成员文化知识储备不足与课程内容博大精深之间的矛盾、先进的教学模式与落后的教学方法之间的矛盾以及共同体与邻近活动系统之间的矛盾。为了应对矛盾，专业学习共同体采用的主要行动包括求助专家、创新性的文献共读会、同伴情感和认知支持等中介工具。有效的课程建设活动不仅提升了共同体教师的文化知识素养和教学能力，也反哺赋能了他们的生活，使其成长为文化知识的实践者和传播者。希望本文能够为中国文化英语课程建设及一线英语教师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胡庚申教授的学习、实践和研究贯穿9座城市，历时50余年。本文从学旅“九城”、学术成果、学派引领、治学方法和生活智慧5个方面观察胡庚申教授的“学术”人生，分析其在学术研究中的原创性成果、在学派引领中的突出性贡献，总结其治学方法和生活智慧，旨在呈现翻译理论家成功背后的长期努力与积淀，以期垂范后辈学者。

一个新的学术理论或新的学科必须有新的研究对象和理论体系。本文认为，知识翻译学和翻译学一样，还是在作知识的翻译研究。知识的加工和翻译从来都是分学科、领域和体裁进行的。如果要通过翻译使地方性知识变成世界性知识，就应根据知识所属的不同学科的特定交流方式和对象，选择合适的语言形式、修辞手段和话语方式来对原文知识进行加工，而不是阐释或反思。翻译的目的是使译入语读者对译文的理解感受和译出语读者对原文的理解感受相同，因此知识翻译学并没有新的研究对象，还是在作本体研究，与翻译学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本文认为，知识翻译学要想有所突破，需要从国际传播学、功能语言学和专门用途语言学中汲取学科知识加工或翻译的理论依据。

本文以中国学生习得英语限定语类研究为切入点，探讨了能够影响二语句法 - 形态习得的因素。通过对3组受试在4种测试任务中对不同类别限定词的使用情况进行对比，发现英语冠词比非冠词类限定词更难习得，不定冠词比定冠词更难习得，在[-定指，+实指，+复数]特征组合情境下的冠词使用比在[+定指，+实指，+复数]特征组合情境下更难掌握。本文认为，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在于目标项使用过程中所涉及的特征重组复杂度不同。特征重组复杂度影响抽象句法知识与表层形态之间的映射，制约二语句法 - 形态的发展。本研究提出的“二语限定语类特征重组复杂度假说”拓展了句法 - 形态映射论。

世界上普遍存在对称现象，根据体认语言学的核心原则“现实—认知—语言”，人们在心智中形成了“对称性体认方式”，语言中也就产生了很多对称表达。特别是在汉语中，从音、字、词到句、章，各层面都出现了大量的对称现象，我们拟将其视为属于孤立语的汉语之最重要语法机制。与之相比，像英语一类的屈折语，词进入句子后必须根据句法规则调整词形，以使词性对应于句法成分，这便是“词本位”语法理论。近年来，很多学者发现用该理论来构建汉语语法体系多有不妥，因此在我国出现了多种本位论，但这些理论都忽视了汉语广泛使用的“对称法”。在进行英汉对比研究时必须重视对应法与对称法之别，这对语言的研究和教学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基于Web of Science数据库，使用文献计量工具CiteSpace软件对发表于2006—2024年的国外元话语研究文献进行了可视化分析，从发文量、引文量、高影响力学者、知识基础、研究前沿与热点等方面对近20年国外元话语研究的整体发展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①从发文量和引文量来看，这一时期的元话语研究发展迅速，尤其是2014年之后，发文量和引文量迅速增长，研究领域和范围不断扩大，研究深度也持续拓展；②具有高影响力和高中介中心性的文献主要聚焦于概念界定、分类模式、研究范式等；③研究前沿与热点主要涉及学术写作、元话语标记、语料库方法、语言特征及学科差异等。希望本文能够为国内研究者了解国外元话语研究的发展动态、把握学科发展的脉络及发展方向提供有益参考。

引证数据是学术文献最具参考性的影响力指标。本文采用引证分析法，基于《中国引文数据库》，对21种外语类核心期刊的高被引文献进行了分析，旨在揭示中国当代译学的主流研究图景与发展特点。研究发现，文化、策略、文学、口译和教学等传统议题构成了译学研究的核心阵地；与此同时，本土理论建构、翻译技术融合和服务国家战略成为最显著的新兴热点，理论研究呈现出从引介西方理论为主到中西对话与本土原创理论崛起的演变趋势，生态翻译学等本土理论影响力持续增强。研究亦揭示出当前研究存在部分热点领域选题重复、视角分散以及视听翻译等领域与国际前沿存在差距等问题。期待本研究结果可以为学界把握译学发展脉络以及未来的译学研究提供参考。

基于Philp & Duchesne（2016）的学习者投入框架，本文考察了同伴互动模式对学习者投入的影响。非英语专业本科一年级两个班的学生参与了本研究，并按要求进行了话题讨论。研究者分析了两人结成一组、共25组学生两次互动的录音数据，发现配对互动共有3种模式，其中合作型和双方被动型为主要互动模式；互动模式影响学习者的行为、认知和社会投入，具体表现为合作型配对小组在单词、话轮、观点单位及回应的使用数量上显著多于双方被动型配对。对其中6组学生的访谈结果显示，合作型学习者在互动中表现出更多的积极情感，双方被动型学习者情感投入相对消极。上述结果表明，教师有必要引导学习者合作，从而促进其语言学习。

晚清到民国初期，来华传教士在莎剧汉译与传播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与之相关的研究付之阙如。本文从身份建构视角出发，分别对亮乐月、梅益盛和狄珍珠这3位传教士的汉译莎剧作品《剜肉记》《海国趣语》《莎士比亚的故事》进行分析，考察传教士译者的身份建构。研究发现，传教士译者在译作的正文本和副文本中建构了两类身份，分别是默认身份（宗教传播者）和变异身份（改写者、评价者和文化调适者）。这些身份的建构揭示了近代来华传教士复杂的思想图式，他们在完成传教任务的同时，也促进了莎剧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

本文再次专门讨论了译者行为研究中的“翻译外”问题，并具体从译者行为研究中的“翻译外”区域、译者行为的“翻译外”因素及其甄别、作为译者行为过程的“翻译外”因素以及使译者行为研究在整体上作为翻译外部研究的“翻译外”等几个角度展开，既开发了翻译过程中的一片区域，也彰显了译者行为研究以人为本和互动关系的理念。本研究有助于客观地描摹翻译过程以及提高翻译批评的可操作性。

本文认为，体认诗学是以体认语言学为理论依据提出的文学研究方法，旨在解释作者、文本和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体认诗学的“体”可以从作者和读者两个视角出发来理解：从作者的角度来看，“体”指的是作者对现实生活的体验，这能够解释文学的本源问题；从读者的角度来看，“体”指的是读者对文学作品的审美体验。体认诗学的“认”也涉及作者和读者两个方面：从作者的视角来看，“认”是对真实体验进行加工创作，从而产出文学作品；从读者的角度来看，阅读过程也是“认”的过程，读者在审美体验的基础上对文学作品作出各自的理解。体认诗学在作者、文本和读者三者之间形成联结，同时发掘文学本体论和认知论之间的相关性，从而为理解文学作品的创作、阅读和批评提供新的思路和视角。

本文从语言传播的视角出发，对语言影响力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系统探讨了其生成机制和测量方法。首先，本文将“语言影响力”这一概念加以明确和具体化，认为语言影响力产生于语言传播过程，是语言传播效果的重要表现形式。其次，从语言实力、传受环节和语言影响力3个维度详细解析了其生成机制，认为语言影响力产生于语言传播的整个动态过程。在语言传播中，语言影响力的实现遵循“语言实力→传受环节→语言影响力”的路径，其带来的成效最终将反哺语言实力，并开启下一轮语言传播。最后，通过6个观测指标构建了“语言国际影响力评估指标体系”，并对25种语言的影响力作了量化评价，以期为把握当今世界语言格局、提升中文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提供有益参考。

刘宇昆翻译的《三体》英译本创下了中国当代文学英译著作销量最高纪录以及全球图书馆藏量最高纪录，在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翻译与对外传播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本文从传播与接受视角出发，基于副文本理论，探析《三体》英译本如何通过内、外副文本诸要素实现与英语世界读者的沟通与互动，以期为中国当代文学对外传播与接受提供新视角和新思路。研究指出，正文本是内在动力，副文本则是外在动力。通过对正文本进行阐释、深化和延伸，《三体》英译本的内、外副文本与正文本相互支撑，构成一个有机动力系统，这拓展了《三体》的传播空间与途径，共同推动了《三体》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

语言不仅是一种交流工具，还关乎个体的身心健康。语言与健康的关系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语言健康服务也成为学术界的热点话题之一。行业发展，规划先行。本文从语言与健康的关系出发，讨论了语言健康服务的内涵及特征，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以下主张：要作好语言健康政策、语言健康信息、语言健康护理、语言康复治疗、语言健康科技、语言健康人才等层面的战略规划，政府、社会、个人（家庭）等主体相协同，作好体制机制、技术集成、人力物力等方面的保障，普及语言健康知识，加大语言健康产品研发力度，提升语言健康服务质量，整合资源，打造全面、完备、均衡的服务新业态，满足社会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助力实现“健康中国”的愿景和目标。

企业网站不仅是企业重要的网络传播媒介，也是网络多模态话语重要的承载平台。本文借鉴多模态GeM模型，结合现有跨文化理论，运用多模态语料库研究方法，对中美企业网站的话语结构进行了定量对比分析。研究发现，虽然中美网站在话语结构上呈现出相似特点——都以文字类和图像类元素为主、以图表类和视频类元素为辅，但在各类模态元素的使用上表现出一定的跨文化差异。中国网站倾向于通过列表方式对新闻和图片进行排列组合，比较重视显示栏目标题和菜单等指示性元素，注重使用二维码、Flash动画与视频；美国网站则倾向于将新闻标题与图片单独呈现，比较重视使用传统社交媒体图标，对指示性元素、Flash动画和视频无特定使用偏好。希望本研究可以为跨文化语境下企业网络多模态话语建构以及网络传播实践带来一定的启示。

虽然翻译实践长期存在于众多国际组织中，但尚未得到足够的学术关注。本文基于国家翻译实践理论，讨论了超国家翻译实践的概念、特征、功能与价值问题；继而根据中国维和部队联络官的回忆录和访谈等相关文献，考察了中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翻译实践。研究发现，在中国维和行动中，翻译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它服务于联合国安理会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宗旨，具有超国家性、多元性和专业权威性等特点，并在中国维和分队内部组织、对外联络以及文化外交等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超国家翻译实践研究对于培养国际组织翻译人才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启示。

为落实“立德树人”这一新时代我国教育的根本任务，本文以语言观偏差引发的文化认同失衡问题为切入点，系统探讨外语教育从“语言工具论”向“语言世界观”转型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提出外语教育转型的五大实践维度，具体涵盖教师素养锻造、培养模式变革、课程体系改革、教材内容甄选及外语教育一体化建设。新时代外语教育并非否定“语言工具性”，而是需为“工具论”注入“世界观”内核，实现“语言技能培养”与“价值观念塑造”的协同统一，最终培养出兼具家国情怀与国际视野的高水平外语人才。

近年来，超国家共同体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角色愈发重要，人类命运已与超国家共同体联结在一起。作为超国家共同体运行机制的一部分，超国家层面的翻译实践理应成为译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这种以超国家共同体名义发起的，为维护共同体利益、实现共同体目标、贯彻共同体观念，在共同体内部或外部实施的翻译治理实践统称为“超国家翻译实践”。这类翻译实践具有超国家性、超国家利益性和超语言性三重属性，是超国家共同体进行内部治理和参与地区乃至全球治理事务不可或缺的方式。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对超国家翻译实践的概念体系、工程技术体系和工程监理体系进行系统研究，既可以为超国家共同体开展超国家翻译实践提供理论指导，也有助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

国家翻译实践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中之重。基于地方文化的地方翻译实践是国家翻译实践的组成构件，富有地域特色的地方文化形塑了国家整体文化。地方文化认知既直接影响地方翻译实践的施策与成效，也间接影响国家翻译实践中的国家认知行为与效能。基于文化认知和国家翻译实践的理论框架，本文着重厘清了地方文化认知概念以及地方文化认知与国家翻译实践之间的联动关系，通过分别辨析译者和受众两个主体对地方文化的认知差异，探索国家翻译实践中的地方文化认知对策，旨在从认知视角强化地方文化在国家翻译实践中的作用，引导地方翻译实践更有效地参与国家翻译实践，从而全方位地提升我国国际传播能力。

本文探讨了在虚拟现实教学场景下大学英语学习者的学习观和学习投入对学习成绩和继续参与虚拟现实教学意愿的影响，以及学习者对VR教学的看法和建议，数据包括英语学习观和学习投入问卷以及课程期末口语考试成绩。本研究通过因子分析提取了4个学习观因子（增强学习动机、促进探索互动、拓展学习内容、增加临场感）和4个学习投入因子（情感投入、行为投入、社会性投入、认知投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学习观因子和学习投入因子之间相互影响，情感投入与继续参与虚拟现实教学的意愿呈正相关。本研究的发现可为高校外语学科虚拟现实教学提供建议和参考。

我国当下外语教育的内外围环境预设了开展“科学文化精神”课程链建设的先验性理据，其关键在于重建人文观，实现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融合，以此构建中国外语教育改革的一种突破性范式，即以科学文化精神的挖掘、批判及其故事的写译与传播为宗旨，培养学生利用外语主动写译中国、表达中国的人文素养与创新品格，从而一方面通过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与价值观，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另一方面则通过引导学生把鲜活素材创造性地转化为生动的文学作品，提升其语言修养与修辞能力，由此深刻把握汉语与外语使用的文化密码与机制，真正增强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通过详尽考察3名普通话儿童被动义表达的初始习得样态，本研究发现，儿童最初使用最简单的受事主语句S_P+VP结构表达被动义，儿童产出的S_P+VP结构与成人使用的同类结构在语法特征上是一致的。儿童典型有标记被动句中的被字句在S_P+VP结构习得之后的3至5个月依次产出，并且始现的被字句包含两个论元；儿童使用的S_P+VP结构中的动词都在独词句阶段使用过。因此，本研究认为，被动义表达方式经历了从动词到单论元受事主语句再到被字句的建构过程。表被动义的S_P+VP结构是类通格结构，是施通格语言或主宾格语言的前期形式，有标记被动句则属于主宾格语言模式。普通话儿童被动义初始表达方式的习得表现出从类通格结构到主宾格语言的发展特征。在儿童习得被动义表达方式的过程中，输入的作用表现为不充分必要条件，儿童之所以最初使用单论元受事主语句表达被动义，主要是因为双词句阶段S_p+VP结构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一个句子在句法、语义和功能上的需求。

本文以和谐话语分析为框架，以及物性系统理论为基础，对英汉环保公示语的生态属性进行对比分析，探讨二者在生态意义表征方式上的异同，旨在为环保公示语创作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导。研究发现，英语环保公示语主要通过认知心理过程凸显人类对环境保护的生态良知，借助关系过程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亲近原则；汉语环保公示语则主要运用动作过程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规范，突出环境保护的制约原则。研究建议，在中国语境下，汉语环保公示语的创作应增加认知心理过程与关系过程，并积极探索拟人化手法的合理应用，以凸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激发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践行生态环境保护行为。

本文考察了中国大学生在外语写作过程中对中美同伴反馈的行为投入的异同及其影响因素。在对初稿、同伴反馈、修改稿和反思日志等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后发现：第一，在观后感的写作中，中国大学生对中美同伴反馈的吸收程度无显著性差异，但是基于美国同伴反馈的修改频次显著高于中国同伴。第二，吸收与反馈明晰度呈显著性弱相关，与反馈焦点无相关性；修改方式受反馈明晰度的影响，修改行为受反馈焦点的影响。第三，行为投入受个体、情境和社会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希望本文能够为同伴互动活动设计带来一定的积极启示。

生成语法的强势最简命题主张，内在语言优化系统中的合并操作附加经济原则有助于删除外化过程中无须拼读的成分。依据该生物语言学理念对汉语主宾可逆句进行的最简句法分析显示，采用“施事者、受事者”等题元名称来指称“一锅饭吃五个人/五个人吃一锅饭”中NP的语义角色并不适切，因为其中的NP是由分配义数量算子而非动词次范畴化所选择的语义成分（S-selection）。由于数量对应关系是该类句式的核心要义，因此两个名词词组都必须是数量型无定成分，这是由量化义中心语“每”的语类选择（C-selection）要求所决定的。鉴于定指短语无论是做主语还是做宾语都会改变句式的基本语义，这类结构更应该被称为分配义主宾可逆句（可区分为供义宾主句和用义主宾句两种变体）；中心语的隐形拼读虽然会对主宾可逆句的感知造成理解困难，但却是该类结构的形态 - 句法 - 语义核心，而动词的隐现则是因其嫁接而成的附加语性质所致。基于局域非对称成分统制的分析方案显示，不同线性序列完全可以溯源至同一结构图示，因而可兑现强势最简命题所要求的可学性、普适性和可进化性3个基本条件。本文的新观点是：此类句式应该隶属于祈使句范畴，其中的名词短语具有数量短语固有的内在格位（部分格）。

词汇推理策略对二语词汇发展和语篇意义理解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对某高校英语专业本科生进行了为期1年的二语词汇推理策略训练，以探索适合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词汇推理策略训练模式。对实验班和对照班受试的前测、后测结果分别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结果发现：（1）2组受试组内和组间在知识源使用的类型及其使用率方面均无显著差异，表明词汇推理策略训练未对学生知识源使用的类型及其使用率产生显著影响；（2）实验班经过训练后词汇推理正确率显著提高，对照班2次测试结果无显著差异，表明词汇推理策略训练促进了学生词汇推理能力的发展。本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在课堂教学实践过程中进行长期二语词汇推理策略训练的有效性和必要性。

基于孤立语、黏着语和屈折语3种语言形态类型，本文选取了45种语言样本来探讨世界语言的论元配置模式及其分裂情况，并分析影响其分裂的因素。研究发现：①缺乏形态语素的语言通常依赖助词和句法手段来呈现其论元配置模式，且该配置模式并非中性；②在不同形态类型的语言中，施通格语言占比不同，黏着语的施通格语言占比最大；③主宾格为主语言和施通格为主语言都兼具主宾格模式和施通格模式；④格标记手段的蕴含共性满足如下等级：名词短语格标记>代词格标记，即名词短语格标记蕴含代词格标记；⑤施通格模式倾向使用的标记依次为：名词短语格标记>代词格标记>一致关系。

元翻译话语是指翻译作品中译者、作者等相关主体关于翻译的论述，散见于作品的前言、后记等副文本以及正文本中。在一部作品中，如果作者所用语言与文本所涉文化存在错位，那么不妨将之视为宽泛的翻译，其中关于翻译的论述也属于元翻译话语的范畴。本文以若干语言与文化发生错位的学术或文学文本为例，描述了其中显性与隐性元翻译话语的具体表现，尤其是有关术语与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归纳了元翻译话语的潜在作用，如体现译者（作者）的翻译观、揭示翻译的复杂性、增加作品的陌生感等。作为一个新概念，元翻译话语值得进一步研究，这将给翻译实践带来新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