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式AI对英语学习的促进作用已得到广泛证实，其中学习者个体对生成式AI的态度是影响其使用情况的关键因素。尽管目前已有一些量表被用于评估个体对AI的态度，但并不适用于生成式AI，且可靠性值得商榷。鉴于此，本研究尝试开发生成式AI辅助中国大学英语学习者态度量表，并对其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在样本1中，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本研究构建了一个包含15个题项的量表，分为情感、行为和认知3个维度，累计方差解释率为65.719%。在样本2中，经验证性因子分析显示，三因子结构在数据中拟合性良好。本研究还对量表的效标效度、内部一致性以及跨性别测量一致性进行了评估，验证了其可靠性和有效性。本研究开发的量表具有较好的心理测量学特性，可以有效地评估我国大学生对使用生成式AI辅助英语学习的态度。

本文基于Web of Science数据库，借助CiteSpace软件，对1996—2024年国外发表的二语写作反馈研究的趋势、特点与热点话题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国外二语写作反馈研究在数量上整体呈现增长趋势，多发表于语言学和教育学期刊，并明显具有与心理学、计算机科学跨学科融合的特点。研究以反馈有效性争论为起点，经历了从外部因素到学习者内在心理因素、从反馈效果到反馈过程、从微观视角到宏观视域、从师生反馈到数智赋能反馈的4次转向。未来国内二语写作反馈研究可以采用动态、宏观的视角，基于技术接受与使用整合理论等探究写作自动评估系统和大语言模型反馈对二语写作表现的影响，重视学习者认知和情感个体差异因素及反馈投入，考察学习者和教师的反馈素养，改进数据收集方法，合理运用眼动、键盘记录和脑成像等技术进行深入研究。

教师数字素养研究是外语教育学的新兴议题，深入把握教师素养发展现状是新兴技术赋能外语教育的重要前提。基于调查问卷和访谈的数据，本研究考察了我国316名中小学英语教师数字素养发展的现状及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我国中小学英语教师数字素养总体感知情况较好，数字素养各维度水平排序依次为数字道德>数字态度>数字意识>数字能力>数字知识。年龄和学历因素对教师数字素养发展产生显著性影响，性别和学校区位对数字素养的影响反而不明显；另外，数字原生性也显著地影响了教师的数字素养。以此为基础，本研究提出了促进外语教师数字素养发展的相应对策，以响应国家人工智能赋能外语教育的号召，助力数智时代外语教师的专业发展。

人工智能技术驱动下的人智交互语言学习环境为自我调节学习（SRL）创造了新的机遇。然而，SRL在人智交互语言学习环境中的具体表现形式仍有待进一步探索。为此，本研究收集了30名英语专业研究生的回溯性日志，并对其进行了访谈，然后利用MAXQDA 12软件对这些数据进行扎根理论的三级编码，对编码结果实施理论饱和度检验，在找出人智交互语言学习环境中SRL具体表现形式的基础上，构建了SRL理论模型。本研究认为，SRL可以分为3个阶段：个性化学习规划阶段、SRL实施阶段以及学习过程与成果的反思阶段。其中，个性化学习规划阶段涉及需求分析、经验求取、目标 - 计划设定以及学习资源推荐与筛选；SRL实施阶段包括任务完成、人智协同评估、人智监控调节、人智辅助指导和社群交流互动；学习过程与成果的反思阶段旨在总结SRL学习的有效成果和不足之处。该SRL三阶段模型不仅拓展了SRL的理论视角，而且为提升学习者在人智交互语言学习环境中的SRL能力提供了干预思路。

本文通过语法判断测试和汉英翻译测试，考察了90名不同英语水平的中国学习者习得提升动词结构和提升形容词结构的情况。研究结果表明，[EPP]特征在中水平组和高水平组学习者中完成重组，且两类提升结构的测试结果并未表现出差异。本文认为，这是由这两类提升结构的最终形态实现均由[EPP]特征触发论元移位所致。另外，论元生命性会影响算式库构建中词项的提取。当论元具有生命性时，受试倾向于产出虚代词it提升结构；当论元不具有生命性时，受试倾向于产出DP短语提升结构，且提升谓词类型不影响产出倾向。本文认为，论元与动词间的语义线索以及母语迁移可能是影响词项选择的原因。

生成式人工智能（GenAI）技术的迅猛发展正深刻地改变语言服务行业的格局，对语言服务的供需关系、产业结构和产业生态都产生了重大影响。GenAI技术提高了语言服务的产能和供给弹性，促进了需求增长和结构升级，拓展了产业价值链条，使得传统译者生态位受到压缩。传统翻译岗位逐渐被替代或转型，同时涌现出数据标注、模型训练等新兴岗位，对语言服务人才的技能提出了更高要求。面对GenAI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语言服务专业教育亟须与时俱进，培养适应GenAI时代需求的复合型语言服务人才，推动语言服务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本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GenAI技术对语言服务行业的影响，为GenAI时代的语言服务专业教育改革和人才培养提供参考。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深入应用促进了语言服务行业组织结构和服务模式的变革。本文结合国际和国内市场的实际情况，从语言服务的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分析了人工智能技术对语言服务行业的影响，对语言服务行业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提出了加强语言服务行业发展、提高语言服务竞争力的建议。研究表明，人工智能技术已经渗入语言服务的全流程，形成了人机在环翻译模式。语言服务提供商应加强语言服务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战略，努力向知识流程外包商和全球内容战略服务商转型。推进语言服务行业的专业化和国际化发展，需要深化我国语言服务行业智能化建设，完善语言服务标准体系规划，重视语言服务专业人才培养。

Biber等学者开创的语域-功能（RF）研究法强调语域情景特征和交际目的对语法复杂度的解释力，其主要贡献是在语料库研究的基础上确立了短语修饰语在学术英语中的重要地位，并提出了英语语言发展次序假设。本文介绍了RF研究法的理论基础及优势，回顾了10余年来英语写作领域的RF研究法相关研究和最新动态，并提出未来RF研究法发展的5个方向：①细化语言发展次序假设中的词汇语法结构的功能和意义；②开展更多个案研究，考察短语复杂度的（非）线性发展轨迹；③综合使用自动化工具扩展RF研究法研究主题；④在基于源文写作的课堂上探究提升短语复杂度使用的教学模式；⑤开展其他语言的RF研究法研究，构建适用于语言独特性的复杂度特征体系。同时，结合国内英语教学和研究的实际情况，本文提出了推动国内RF研究法研究的3个突破口。

近年来，生态翻译学的研究与发展取得了显著进展。10多年前专著《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出版，现在其接续性新著《生态翻译学：译道与译术》即将问世，本文作为后者的绪论，对生态翻译学若干新进展进行了简述和预告，具体包括生态翻译学的综观与新解、生态翻译学的向“生”译道、趋“原”译术、价值观取向、生态翻译文化建设、哲学视域下生态翻译学的内涵实质，以及在人工智能语境下对生态翻译学术与生态翻译实践新发展的新思考等。相信这些将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我们认识和理解生态翻译学理论话语体系的效率，也有助于进一步拓深和优化生态翻译学的研究与发展。

从早期的双语劣势，到中期的双语优势，再到今天的两种观点并存且相互争论不断，有关双语对认知影响的研究已有百年历史。充分认识双语对认知的影响不仅有助于探讨人类的认知机制，对外语教学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回顾了这一问题的起源，对具体的争论议题进行了归纳，并从执行功能、创新思维和儿童心智理论3个关键方面分析了双语优势的争议现状。我们认为，双语优势之争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复杂性。双语和认知两个概念本身都是极其复杂的，它们在定义、构成要素以及测量方面都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因此，今后的研究要更多借鉴动态系统理论的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从动态的观点出发，更加全面立体地分析双语对认知能力的影响。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建设及其研究已进入新的时期，迄今已经召开了4次全国译者行为研究论坛和2次对接地方文化传播的研讨会，极大地推动了译者行为研究的发展。本文通过回顾自2019年首届译者行为研究论坛以来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催生的学术成果，考察周领顺译者行为研究思想的发展变化，发现近5年（2019—2024）来，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引下，译者行为研究确立了“建设理论—验证理论—加强评价—扎根实践”的研究路径，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持续加强理论建设，尤其是社会建设，构建了“文本 - 行为 - 社会”三位一体的评价系统，实现了对译者行为全过程的评价；第二，全方位推进理论验证，通过著述、答疑、对谈、开设专栏等多种方式，接受实践的检验和评论者的学术检验，验证理论的效用和可操作性；第三，开展多维度的理论评价，从学理性、创新性和科学性等角度，评价该理论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第四，将理论阐释根植于实践，同时运用理论指导翻译实践和翻译批评实践，在理论和实践的良性互动中实现深化和发展。

翻译的实践理性、工具理性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翻译研究功能与价值的认识。翻译研究长期处于制度化学术边缘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翻译研究自身未能系统有效地探索翻译的应用价值，未能建构起科学的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翻译研究的学科构建肇始于语言学将翻译研究纳入其学科分支，其后经历了文化翻译研究的浪潮，研究重点则落在文学文本的翻译上。语言是翻译的媒介，文化是翻译的语境要素之一，文学翻译聚合了复杂的翻译问题。因此，传统的翻译研究路径与取向本无可厚非，而且也必将继续构成翻译研究的要件。但是，翻译研究的功能不能只是满足于探索翻译内在价值，同时也需研究翻译的外在功效，即翻译如何作用于人类文明的发展。以此推及应用翻译研究，其范畴包含了应用翻译的研究、应用的翻译研究和应用翻译的应用研究。本文强调，建构应用翻译研究话语体系，加强其应用性研究具有迫切的学科需要和现实意义。

《射雕英雄传》英译系列通过合作翻译完成，译者的行为共同决定了作品译介传播的效果。本文将译者行为三位一体评价系统和翻译批评三大语义框架相结合，基于《射雕英雄传》系列卷一的郝玉青独译本和卷二的张菁独译本，比较两位译者的译者行为。研究发现，在“行为-文本视域”下的行为批评框架和“文本-语言视域”下的文本批评框架内，郝玉青在译者和版权代理商的双重社会身份下，更注重译文的接受度，译者行为偏向“务实”；张菁在译者和离散华人的双重社会身份下，更注重译文的充分性，译者行为偏向“求真”。但在“行为-社会视域”下的效果批评框架内，两位译者的英译本均在英语读者市场中取得较高的正向评价，从而确保了《射雕英雄传》英译系列的传播效果。

隐喻不仅是人类彼此交流、洞见内外部世界的便捷手段，更是一种须臾难离的思维工具。然而，隐喻在具备确切实用性的同时，也难免附带偏见性、狭隘性甚至危险性。本文从言语行为、语用行为、具身体验以及生态等视角，追溯语用学泰斗Jacob Mey的隐喻思想，并将之规纳为以下5点：①隐喻是以社会为导向的动态情境言语行为；②隐喻是一种语用行为；③隐喻是一种根植于社会语境的实践活动；④隐喻是一种生态工具；⑤隐喻具有两面性，“恩惠”和“祸端”并存。鉴于其“双刃剑”特征，Jacob Mey指出，在使用隐喻时，必须揭示其所折射的社会关系以及所凝结的脑力与体力劳动。本文认为，为了让隐喻更好地服务于人类，我们需以开放包容的态度理解隐喻，以开阔的视角从多元维度研究隐喻，以适当方式加以理性利用。

大语言模型的问世导致语言服务方式发生革命性的变革，产生了新质生产力。本文提出智能语言服务是新质生产力的论点，将论述语言服务向智能语言服务的转向、智能语言服务的概念、智能语言服务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智能语言服务市场和智能语言服务教育，以期推动对智能语言服务行业和相关学术研究的关注。

感性叙事与艺术感染力之间具有本质关联。感性认识的基础是感官体验，因此叙事往往落实在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等感官描写上。要将感染人的力量翻译出来，使译文读者或观众也能够对原作中人物的感受和体验感同身受，感官体验的再现是关键。本文以陈染的小说《私人生活》英文翻译为例，结合具体例证，考察英文译文对于原文感官体验的呈现，分析《私人生活》这部女性主义小说中感性叙事的跨语言、跨文化再现效果，并探讨如何通过翻译以“文学”的方式将当代中国文学介绍给海外读者。研究发现，感官叙事在译文中有所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身体在场性的强弱以及作品的文学感染力，值得未来中国小说英译者关注。

语言安全不仅是总体国家安全观亟待拓展的重要新领域，而且是影响国家安全诸多领域的基本要素之一。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语言安全充分体现了语言规划的应用价值。本文分析了语言规划研究的安全维度，呼吁开展全面系统的语言安全规划研究，并重点从理论、方法和应用3个维度讨论语言安全规划研究的新进展，以期为构建国家语言安全规划的学科体系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与现实参考。

我国高校外语专业的危机是学科发展和社会需求的矛盾造成的。全国近千所高校的外语专业都是进行外国语言、文学、翻译、文化和国别区域方向的研究，这必然会导致外语专业毕业生面临巨大的就业竞争压力。教育部提出的“四新”建设倡导推动学科交叉和专业调整，以满足社会需求。本研究发现，语言服务是外国语言文学调整专业的主要方向。从事语言服务的外语专业毕业生如果能够用语言学理论研究各学科尤其是自然技术学科的各种体裁的外语表达方式，就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的需求。此外，本研究还论证了外语专业进行学科交叉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最后提出了在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新设二级学科“专门用途语言学”的建议，以满足语言服务需求。

自1908年以来，彭斯诗歌在中国的译介已走过百年的历程，涌现出众多优秀译者，他们共同推动了彭斯诗歌翻译的演变与发展。民国时期，彭斯诗歌的翻译活动极为活跃，袁水拍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译者之一。1944年，袁水拍在郭沫若主编的《中原》杂志上一次性地发表了10首他翻译的彭斯诗歌，展示了他以诗为器、激励民志的进步思想。与一般译者不同，袁水拍在翻译彭斯诗歌时表现出了独特的译者行为。本文从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翻译外和翻译内两个层次出发，考察了袁水拍在“社会人”和“语言人”双重角色影响下，为实现译文合理化而表现出的“求真”为本、兼顾“务实”和“求真”高于“务实”的独特译者行为，本文丰富了彭斯诗歌翻译与译者行为的研究。

2024年，辛顿在牛津大学演讲时介绍了人工神经网络的基本原理，同时批评了乔姆斯基的语言理论。本文认为，数字智能学习语言的方式与人类学习语言的方式并不完全相同。人类的语言习得有先天的因素，也有后天的因素；而数字智能需要学习大规模的语言数据，并不存在刺激贫乏的问题，没有先天的因素。我们不能因为数字智能不存在刺激贫乏而否认人类语言具有先天的因素，也不能把数字智能与人类智能等同起来而忽视数字智能与人类智能的差别。

当被用于汉英诗歌写作时，ChatGPT如何助力当代跨文化传播的优质文本生成?它具有哪些潜能和局限?针对这些问题，本文以爱默生的创新诗学观念为理论参照，以诗歌意象建构为探索切入点，对比分析多篇人创诗歌文本和ChatGPT合成诗文本，论证了人的精神之于诗歌创作的不可替代性，探究了多种诗歌意象重组和再生的可能性，并通过实例说明经由人机共创来优化诗歌文本品质的必要性。

中国特色法治话语系统性、学理化地表达了中国法律智慧、法治思想和价值观念，其外译传播在塑造国家法治形象、构建对外法治话语体系、争取法治话语权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据此，本文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至四卷）中的法治话语为研究对象，探究中国特色法治话语的内涵，重点考察立格与传意翻译策略在法治话语外译中的运用情况，以期为精准传播中国法治思想、增强中国法治话语国际传播效果提供启示借鉴和有效路径。

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彰显社会公共利益，是新时代中国翻译研究的核心定位与指导原则。在访谈中，张威教授系统阐述了翻译研究在新时代积极服务国家战略发展的重要性，探讨了新时代中国翻译研究的原则与发展方向、国家战略视角下翻译研究的重点方向、“中国特色”翻译理论的争议与发展、中译外研究的核心议题、中国特色话语的对外传播、翻译研究的社会价值、翻译教材建设、人工智能对翻译行业的影响与挑战等重要议题。这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新时代中国翻译研究的发展战略和关键议题，推动中国翻译研究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许钧教授在“第四届译者行为研究论坛”上的开幕辞，第二部分为周领顺教授以译者行为理论构建者的身份，对本次论坛、其本人的研究路线和努力方向，以及译学界所展示的新视角和拓展的新路径所作的述评。两部分内容均指向译者行为研究，旨在推动译者行为研究向纵深发展。

外宣翻译在讲好中国故事、助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目前，理工科高校的英语专业翻译课程尚存在不少亟待改进之处，改革探索势在必行。新时代理工科高校的英语专业应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外宣翻译意识和能力，更好地对接国家战略，培养能够满足社会需求的外语人才。本文认为，在理工科高校英语专业翻译课程改革进程中，须将外宣翻译的原则与要求以及课程思政有机地融入教学内容当中，在全面提升学生面向国际的先进理工科专业知识水平与能力的同时，培养其技术传播意识，提升对科研成果的外宣翻译能力，实现文化自信与文化认同的协调发展。

现代艺术失去了传统的规定因素，却尚未获得新的规定，这导致现代艺术作品往往显得奇异甚至荒诞。这种情况唤起人们对艺术本性问题的省思。尼采在现代视域中开辟了一条经由艺术批评进入原初生命状态的路径，回应了现代艺术的本性问题。他认为，在艺术创作中，艺术家丢弃了“主体”的身份，消融了主客二分的世界结构，进入了生命的原初层次，可以直面“虚无”、感受生命力的丰盈状态，从而获得陶醉的酒神经验，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酒神经验得以进入艺术作品，并作为艺术的本性显现出来。

外语教材是高校培养高质量人才的重要资源支持，相应教材编写研究至关重要。本研究阐述了新质生产力的理念及其赋能外语教材编写的理据，并结合相关数据，指出当前高校外语教材存在内容更新滞后、重知识轻能力以及新形态教材促学助教功能不足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研究进一步从编写理念、编写内容、呈现形式、编写团队和编写机制等维度探讨了高校外语教材编写的路径，以期为建设高质量外语教材提供一定借鉴。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全人类面临的时代新论题。玛丽·雪莱在《末世一人》中批判了17—18世纪西方启蒙运动中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警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二元对立认知导致的灾难性后果，表达了遵循自然规律、与自然共生、承担人类主体责任的生态理想。玛丽·雪莱非常具有前瞻性地认识到，西方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给人和自然带来了潜在威胁，其表达的生态思想与当今我们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生态倡议有吻合之处。本文将从这一角度出发重读《末世一人》，这一视角的解读是中西文明互鉴的新尝试，希望能为“后人类”社会应对新挑战提供参考。

本文系统地回顾了自《汉语的构词法》（陆志韦等，1957）问世以来语言学界关于现代汉语离合词的理论研究。其中，基于传统语法的离合词研究主要着眼于分析和界定离合词的性质，基于现代语言学理论的研究则主要在传统语法研究的基础上分析离合词的形成方式，并尝试解释现代汉语中存在离合词的深层次原因。但是，相关分析在具有一定解释力的同时，也都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本文认为，现代汉语离合词研究尚需在离合现象的描写、离析形式的界定、离合词典型特征的刻画、离合词的跨语言/方言比较等方面，进行更全面、更深入的探索。离合词这一看似违反西方关于“词”理论的“另类”，究竟是显示了汉语的某些特殊属性或本质，还是能够在世界语言的普遍现象中找到“容身之所”，仍有待学者更深入地探究。

本文重点探讨了社会符号学如何将应用符号学中的学科符号学和超学科符号学应用于多模态话语建构。首先，对社会符号学与应用符号学的关系进行分析；其次，剖析属于应用符号学范畴的学科符号学和超学科符号学，以及它们与多模态话语研究的关系；最后，探讨社会符号学如何通过超学科平台的符号融合来解决相关问题，构建多模态话语的实施框架。研究表明，作为普通符号学的社会符号学可以基于其适用性强的特点，借助超学科平台解决学科中和学科间的问题，并通过超学科符号融合模式来进行实施，以实现多模态话语的建构。

鉴于生态翻译学研究的学科归属性与理论融合性，译学界需要对生态翻译学的研究谱系与思维形态进行系统性归纳与学理式提炼，以展现生态翻译学理论体系的全貌。生态翻译学的研究谱系包含理论研究、描写研究与应用研究，其中“四生观”属于理论研究中普遍理论的范畴，“三生相”属于描写研究的对象，“绿色翻译”是应用研究的新议题。生态翻译学的思维形态包含生命思维、生存思维与生态思维，其中生命思维关涉的是“翻译即文本移植”的思维形态，生存思维关注的是“翻译即适应选择”，生态思维探讨的是“翻译即生态平衡”。生态翻译学研究谱系与思维形态的系统形成对构建生态翻译学话语体系与知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外语教育界已经对课程建设开展了广泛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但鲜有研究从专业学习共同体的角度对其进行探讨。本文采用个案研究方法，从活动理论视角出发，选取由普通英语教师构成的专业学习共同体，探究其在中国文化英语课程建设中面临的主要矛盾，并介绍其为化解矛盾所采取的行动。研究发现，专业学习共同体在课程建设中主要面临四重矛盾：团队成员对于课程建设的目标意见不同的矛盾、团队成员文化知识储备不足与课程内容博大精深之间的矛盾、先进的教学模式与落后的教学方法之间的矛盾以及共同体与邻近活动系统之间的矛盾。为了应对矛盾，专业学习共同体采用的主要行动包括求助专家、创新性的文献共读会、同伴情感和认知支持等中介工具。有效的课程建设活动不仅提升了共同体教师的文化知识素养和教学能力，也反哺赋能了他们的生活，使其成长为文化知识的实践者和传播者。希望本文能够为中国文化英语课程建设及一线英语教师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本文以句法制图理论为框架，从轻动词结构的层级制图角度出发，认为兼语句可以分为致使类兼语句和原因类兼语句两类，均由轻动词的上域和下域组成，每个轻动词域各代表一个事件，上下域的外部轻动词构成了一条语义链。其中，致使类兼语句两个外部轻动词形成的语义链为CAUSE-BECOME，原因类兼语句两个外部轻动词形成的语义链为DO-FOR，从而证明了兼语句的底层结构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实现了对兼语句的统一分析。同时，通过对兼语句微观层面的考察，本文提出兼语句“身兼两职”的句法成分实质上是第一个事件的受事题元与第二个事件的施事题元在音系层面上同音删略的结果，体现了语言的经济性原则。

本文以中国学生习得英语限定语类研究为切入点，探讨了能够影响二语句法 - 形态习得的因素。通过对3组受试在4种测试任务中对不同类别限定词的使用情况进行对比，发现英语冠词比非冠词类限定词更难习得，不定冠词比定冠词更难习得，在[-定指，+实指，+复数]特征组合情境下的冠词使用比在[+定指，+实指，+复数]特征组合情境下更难掌握。本文认为，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在于目标项使用过程中所涉及的特征重组复杂度不同。特征重组复杂度影响抽象句法知识与表层形态之间的映射，制约二语句法 - 形态的发展。本研究提出的“二语限定语类特征重组复杂度假说”拓展了句法 - 形态映射论。

晚清到民国初期，来华传教士在莎剧汉译与传播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与之相关的研究付之阙如。本文从身份建构视角出发，分别对亮乐月、梅益盛和狄珍珠这3位传教士的汉译莎剧作品《剜肉记》《海国趣语》《莎士比亚的故事》进行分析，考察传教士译者的身份建构。研究发现，传教士译者在译作的正文本和副文本中建构了两类身份，分别是默认身份（宗教传播者）和变异身份（改写者、评价者和文化调适者）。这些身份的建构揭示了近代来华传教士复杂的思想图式，他们在完成传教任务的同时，也促进了莎剧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

世界上普遍存在对称现象，根据体认语言学的核心原则“现实—认知—语言”，人们在心智中形成了“对称性体认方式”，语言中也就产生了很多对称表达。特别是在汉语中，从音、字、词到句、章，各层面都出现了大量的对称现象，我们拟将其视为属于孤立语的汉语之最重要语法机制。与之相比，像英语一类的屈折语，词进入句子后必须根据句法规则调整词形，以使词性对应于句法成分，这便是“词本位”语法理论。近年来，很多学者发现用该理论来构建汉语语法体系多有不妥，因此在我国出现了多种本位论，但这些理论都忽视了汉语广泛使用的“对称法”。在进行英汉对比研究时必须重视对应法与对称法之别，这对语言的研究和教学具有重要意义。

胡庚申教授的学习、实践和研究贯穿9座城市，历时50余年。本文从学旅“九城”、学术成果、学派引领、治学方法和生活智慧5个方面观察胡庚申教授的“学术”人生，分析其在学术研究中的原创性成果、在学派引领中的突出性贡献，总结其治学方法和生活智慧，旨在呈现翻译理论家成功背后的长期努力与积淀，以期垂范后辈学者。

本文再次专门讨论了译者行为研究中的“翻译外”问题，并具体从译者行为研究中的“翻译外”区域、译者行为的“翻译外”因素及其甄别、作为译者行为过程的“翻译外”因素以及使译者行为研究在整体上作为翻译外部研究的“翻译外”等几个角度展开，既开发了翻译过程中的一片区域，也彰显了译者行为研究以人为本和互动关系的理念。本研究有助于客观地描摹翻译过程以及提高翻译批评的可操作性。

本研究采用描述性分析、回归分析与结构方程建模，对1143名非英语专业大学生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并对部分学生开展半结构式访谈，旨在考察以学业自我效能感为中介的同伴互动对英语课堂学习投入的影响。研究表明：同伴互动内容和同伴互动方式均正向预测课堂学习投入三维度（认知、行为和情感），同伴资源认知正向预测行为投入和认知投入，但对情感投入未产生显著影响；同伴互动既能够直接正向预测课堂学习投入，也可以通过学业自我效能感对课堂学习投入产生间接影响，学业自我效能感在同伴互动与英语课堂学习投入的关系中起着中介作用。访谈转写分析印证了上述量化结果。本研究有助于深化对同伴互动和英语课堂学习投入之间路径关系的理解，为教师从同伴互动和学业自我效能感两个方面提升课堂学习投入提供启示。

基于Philp & Duchesne（2016）的学习者投入框架，本文考察了同伴互动模式对学习者投入的影响。非英语专业本科一年级两个班的学生参与了本研究，并按要求进行了话题讨论。研究者分析了两人结成一组、共25组学生两次互动的录音数据，发现配对互动共有3种模式，其中合作型和双方被动型为主要互动模式；互动模式影响学习者的行为、认知和社会投入，具体表现为合作型配对小组在单词、话轮、观点单位及回应的使用数量上显著多于双方被动型配对。对其中6组学生的访谈结果显示，合作型学习者在互动中表现出更多的积极情感，双方被动型学习者情感投入相对消极。上述结果表明，教师有必要引导学习者合作，从而促进其语言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