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余年来，语义研究先后出现了20多种理论，其中认知语义学当为最前沿。Talmy深入研究了动态性概念系统的建构、分类、过程、系统和语言表征，重点论述了五大图式系统，研究专题包括“注意窗和图形—背景（视角、突显）”“空间和运动”“计量和界性”“图式和宏事件”“因果、力动态和互动”等。本文拟从体认语义学的角度出发，主要论述第一个专题（即注意窗和图形—背景）在语言研究和教学中的具体应用。本研究发现，这些专题都与“体验观”相关，但这一核心原则未能体现在“认知语义学”的学科名称之中，Talmy更未涉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后现代哲学的“人本观、非理性、多元化”等内容；同时，他还接受了乔姆斯基的语言普遍观，本研究认为这并不妥当。据此，我们尝试提出“体认语义学”，以作弥补与发展。

本文从语义连贯和文体连贯的角度出发，首先论证了意识流文学作品中由直接引语和自由间接话语的差异和对立所形成的独特的语篇连贯功能和机制，然后以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到灯塔去》为例，比较了该作品的两个中文译本，探讨了原著中人物话语的两种呈现方式在汉译过程中所体现的翻译思路和风格。研究发现，译者往往并不具备明确的文体意识和语篇连贯意识，为降低译文读者理解原著和译本的难度，对话语呈现方式的翻译与再现展现出随意和简化处理的思路和风格。这直接导致目的语中意识流文学作品独特叙事效果的变形和亏损。

本文从意图隐喻理论这一新兴的认知隐喻学理论视角出发，以习近平总书记2014—2018年发表的34篇海外署名文章为语料，通过汉英两种文本的对比，分析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大国外交话语中意图隐喻的理解及其采用的翻译策略。研究发现，译者希冀将总书记的外交理念全景式地呈现给译语接受者，向其展现中国的外交观点，阐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外交理念，明确无误地亮明中国的外交态度，以促进国家之间的友好邦交与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

体认语言学凸显“体验”和“认知”，是中国学者对认知语言学的改造。本文从对语言学史的追溯出发，通过文献梳理和史实澄清，观照体认语言学的特点和价值——从“某种语言学”观照体认语言学的理论性，从普遍语法学观照体认语言学的普遍性，从语言人本论观照体认语言学的人本性。其旨趣在于祛除简单套用西方理论的弊端，提倡勇于改造理论的精神，以更好地推动语言学的发展。

本文阐述了著名语言学家、语言教育家、资深翻译家潘文国教授的语言独特性理论，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应通过对比研究发现语言特点和规律，建立语言独特性理论，衍生出相应的语言教学法。文章还讨论了语言独特性理论的基本原理，具体探讨了汉语的特征及其独特性理论以及相应的汉语教学法。文章最后分析了语言独特性理论对语言教学的启示，认为语言教学法特别是外语教学法的确定，应该注重母语汉语干涉的外语教学环境因素，深刻认识母语汉语和所授外语的独特性语言规律，深刻认识单语地区不同年龄学生的独特认知规律。文章的结论是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学法，教学法具有独特性；由此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语对比教学法。

本文以孙大雨引发的一场诗坛“公案”为切入点，对汉语格律体新诗节奏单位“顿”的起源进行了梳理。在比较了“顿”和孙大雨所提出的“音组”之间的区别后，本文指出，孙大雨认为何其芳“窃取”其音组“造意”之说与事实不符，而且学术界对孙大雨“音组”的概念也普遍存在误解，以为“音组”是语音小组的意思，但事实上按孙大雨的意思，该词的概念取自于英语的meter（格律）。由于当代中国诗歌翻译界的主流译法是“以顿代步”，因此，厘清“顿”与“音组”的区别，确定新诗节奏单位的起源，一方面有利于诗歌翻译界进一步认识“顿”的本质，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认清格律体新诗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顿”在诗歌格律建构上所存在的诗学缺陷有重大意义。

本研究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从和谐话语分析视角出发，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讲话内容为研究语料，探讨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话语建构。研究结果表明，及物性系统中的过程、参与者和环境成分一方面建构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所体现的生态观念和生态意识，另一方面建构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和谐生态现实。本研究可望为生态文明建设的话语建构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并为和谐话语分析提供新的思路。

言据性是指说话人在语言使用过程中标记言语信息来源的现象。近年来，相关研究取得丰硕成果。本文主要基于Elsevier、ProQuest和EBSCO等文献数据库，梳理近十余年国外言据性研究的脉络。研究发现：①研究视角上，除了语法语义维度，认知心理、语用和语篇分析等维度被广泛采用，其中语用视角权重明显增加，学界还提出了人际言据的概念；②路径和方法上，言据标记不仅是考察的对象，也是话语分析的抓手，同时，跨语言的语料库研究或实验分析开始较多地出现。

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形象逐渐成为研究的焦点之一。媒体话语在国家形象塑造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媒体话语研究在中国形象研究中的比重日益增大。本文以中美主流媒体关于两国贸易战的相关报道为语料，运用Charteris-Black的批评隐喻分析法，对概念隐喻进行识别和阐释，探讨中美媒体话语中中国形象的隐喻建构问题。研究发现，中美媒体在建构中国形象过程中采用了不同的隐喻：美国媒体使用战争隐喻的比例高于中国媒体，而中国媒体则比美国媒体采用了更多的竞赛隐喻，这充分印证了美国媒体选择将贸易争端敌对化而中国媒体则选择通过良性竞争解决贸易争端的倾向；两国媒体借助概念隐喻建构出不同的中国形象：美国媒体把中国塑造为“美国的敌人” “美国利益的伤害者”等负面形象，而中国媒体则努力塑造中国追求双赢、和平发展的正面形象。

本研究基于自建的“非洲国家英文媒体数据库”，运用文本数据挖掘手段，分析了9个非洲国家的英文媒体在“中非关系”报道中的热点问题和情感态度。研究发现，“合作”与“发展”是非洲媒体共同关心的核心议题，其中经济是重点，基础设施建设是高频出现的正面议题；同时，因国情不同，非洲国家的报道各有侧重点，如埃及更关注双边政治经济交往，埃塞俄比亚更关注劳工和就业问题，赞比亚则更关心农业和农村发展。研究还发现，非洲媒体对中非关系普遍持积极态度，肯定了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就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担忧。为此，本研究还进一步观察了消极话语片段，发现这些报道主要是受西方媒体的负面影响。研究认为，为了促进中非关系朝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我们需要根据非洲各国的具体国情和关注重点，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同时加强中非媒体之间的合作，夯实民意基础，把握中非关系报道中的国际话语权。

美国当代著名女作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的《黑水》《浮生如梦——玛丽莲·梦露文学写真》《僵尸》《我的妹妹，我的爱：史盖乐·蓝派克秘史》《大瀑布》等5部小说直接取材于美国社会重大事件：肯尼迪—查帕奎迪克丑闻、好莱坞女星玛丽莲·梦露神秘死亡案、密尔沃基食人魔杰夫里·达默案、“美国小皇后”琼贝妮特·拉姆齐被杀悬案和纽约州“爱的运河”污染案。基于文学社会学和文学心理学的视角，本文试图分析欧茨如何把单独的社会事件转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作品，探究欧茨小说与美国社会历史之间的关联和张力，解读欧茨小说体现出来的强烈现实关怀和批判精神，以及欧茨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与警觉。

动态评价起源于维果茨基对于人类能力的本体论认识，旨在评价、理解学习者的潜在能力，指导、支持学习者发展，构成动态、辩证、综合的课堂评价体系。本项研究采用混合研究方法，基于实证数据，探索了动态评价在提升高校英语听力课堂教学质量、促进学习者语言能力发展方面的可行性和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在动态评价过程中，学习者与教师进行互动并受益于教师的干预，其英语听力理解能力表现往往超越静态评价所获定论。学习者英语听力理解能力发展受其最近发展区影响，而非保持其静态测试评价的现有能力水平。动态评价有利于引导学习者合理选择有效的听力策略，整体提升语言学习水平，获得自我效能感。教师和学习者对动态评价均持积极态度，认为其有助于课堂教学过程中构建新型师生关系，并有助于教师提高教学水平，以及增强学生的语言能力。上述研究结果为动态评价在外语课堂教学中的应用提供了经验性证据。

在中国文学不断走向世界的当下，译者的文化翻译观成为译学研究中的重要议题。文化观决定译作的价值取向，而翻译观则塑造译作的审美风格。澳大利亚汉学家杜博妮在翻译阿城的《棋王》一书时，不仅在文化站位上独树一帜，以中国文化为中心，展现了其与时俱进的文化翻译理念，而且十分注重原本和译本之间美学价值的高度契合。本文通过大量例证分析，探究了杜博妮如何以自身的文化翻译观为指针，圆满地完成了中国文学外译的“文化寻根”和“审美迁徙”之旅，以期为当下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分析实例和学理借鉴。

师生互动是外语课堂学习发生的重要机制，其中教师话语对师生互动效果产生直接影响。本研究从社会文化理论视角探究高校英语课堂教师话语对学生思维发展的支架作用。研究采用课堂话语分析的方法，分析国内某高校英语专业本科二年级精读课堂的互动情况，探究教师话语支架的功能、过程及特征。数据分析结果显示：①教师话语为学生参与思维活动提供支架，促进了学生逐步加深和拓展思考；②支架的构建和撤离具有自发性和即时性的特点，有效支架的前提是教师准确研判学生现有的经验和认知水平以及潜在的发展空间；③学生思维发展是外语课堂教学的重要目标，其中教师话语起关键的支架作用。本研究对外语课堂教学中的师生互动和思维培养具有一定启示。

作为一种认知工具，概念隐喻无处不在。它们被广泛运用于政治语篇中，使抽象概念得到生动形象的阐释。本文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对外演讲为语料，归纳和分析其中所包含的“路”隐喻及其国家身份构建功能。研究表明：习近平总书记系列对外演讲中“路”的概念隐喻有着丰富的表征和内涵。通过批评隐喻分析发现，演讲者巧妙地借助人类对“路”的认知的共同体验，精辟地阐释了中国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发展观和合作观以及中国发展的世界意义，表明了中国谋求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繁荣、建立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共创世界美好未来的态度、信心、决心和勇气，构建了中国“以民为本、道路自信的发展中国家”“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兼济天下、勇担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等一系列积极正面的国家身份和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教育研究的社会文化取向催生了学界对文化—历史活动理论以及其他相关概念的关注。为了更全面地理解活动理论、拓展性学习和革新实验室，笔者对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荣休教授Yrjö Engeström进行了访谈。在访谈中，Engeström教授首先阐述了文化历史活动理论的来源和发展路径，并解释了活动理论的阐释性和转化性。此外，他还厘清了活动理论、社会文化视野以及行动研究的关系，并介绍了一些较新的概念，如拓展性学习、转化能动性和革新实验室的干预方法。最后，Engeström教授展望了活动理论的发展趋势，表达了对全世界范围内青年学者的殷切期望，鼓励广大青年学者走进这一领域，开展有意义的研究。本次访谈聚焦了文化历史活动理论、相关概念及其应用，对外语教育研究的思考和实践具有一定的启示。

逆向性搭配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语用现象，通过褒贬语义的对立来对某一褒义进行渲染或强调，往往能够获得一致性搭配无法获得的某种语义和情感表达效果。汉英语中都存在将褒义形容词与贬义副词进行搭配来表达褒义的逆向性搭配结构，如“帅呆了”“好得要死”和“damn good”“terribly glad”等。本文对逆向性搭配的概念作了界定，把研究范围限定在程度副词与形容词相搭配的情况，比较了汉英语逆向性搭配的形式特征，重点分析了汉英语程度副词的语义虚化现象及搭配特征，最后从话语语境、使用规约和情感表达3个维度对其表达机制进行了阐释。

语用学是一门理论繁杂却又十分接地气的语言学科，近段时期发展迅猛、生机盎然。正如《语用学新发展研究》（陈新仁著，2021年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所展现的那样，该学科近十余年来在理论和应用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总体来看，语用学发展至少呈现出以下几个明显的趋势：①更加关注各类社会语境中的语言使用，包括虚拟空间和公共空间等语境中的语用问题，而非仅仅研究日常个体之间的语言使用；②更加频繁地使用其他学科的相关理论开展语用学跨学科研究；③更加注重引入社会建构论视角研究语言礼貌、面子、身份、立场、形象和信任等超学科议题；④更加强调融合多主体（如说话人、听话人、旁观者、评论者）的视角开展话语互动的分析；⑤更加强调多语境因素（如交际情境、序列语境/文本语境、社会文化语境）融合的分析；⑥更加注重定性研究或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式；⑦更加注重多模态话语分析。为了帮助广大语用学爱好者尤其是刚刚踏入语用学研究领域的年轻学者更好地、更具体地把握语用学今后或未来的发展脉络，更加敏锐地捕捉有价值、有意义的话题与课题，我们特别邀请了国内多位语用学专家分享他们对语用学一些具体分支领域的前瞻。

英国圈地运动于18、19世纪达到顶峰，对农村生态和农民生活都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乔治·克莱布的《村庄》和《市镇》是18、19世纪之交英国乡村诗歌中的杰作，然而这两首诗有别于新古典主义诗人的田园诗情和感伤主义诗人的悲观情绪，揭露了农村在“圈地”阴影笼罩下的贫穷与破败。本文从英国圈地运动与《村庄》和《市镇》两首诗的关系入手，探讨了圈地运动导致的农村生态破坏、农民道德沦丧等现象，并将视角从农村拓展到社会，分析了圈地运动造成的阶级分化、政治腐败等社会问题。最后，本文通过对克莱布诗歌成就的定位发现，克莱布是一位具有超前意识、观察细腻、笔法犀利的伟大诗人，值得国内外学者深入研究。

《刻骨铭心》是英国著名女作家多丽丝·莱辛的首部自传，讲述了她从1919年出生到1949年等待回到英国这之间30年的人生。在后殖民主义的视角下，该书是一部反思和重识“自我”的回忆录。莱辛以一种痛苦但决绝的语气，生动还原了自己的前半生，不仅对自我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同时也对殖民地生活作了第一视角的解读。本文采用萨义德的对位阅读等后殖民批评方法，通过探究莱辛在孤独、愧疚的心理历程中寻求独立的无畏尝试，揭示了在帝国殖民主义背景下知识女性追求自由的精神。

进入新时代，我国阿拉伯语高等教育不仅要继续把阿拉伯世界介绍至国内，更为紧迫的是，要把中国介绍给阿拉伯世界。要讲好当代中国的故事，就必须首先理解当代中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多语种版本是理解当代中国的权威读本。为推动该著作多语版本“进高校、进教材、进课堂”工作向纵深发展，“理解当代中国”阿拉伯语系列教材在编写过程中秉持系统安排、全面覆盖、融合学习、能力导向的原则，并强调各教材自身的特色，是阿拉伯语专业与时俱进、回应国家急需和时代之问的重要举措，也是创新和完善外语类专业知识体系和课程体系的有效途径。

20世纪80年代末，在建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影响下，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开始出现语言转向。作为一种强大的话语策略，隐喻在政治新闻话语中的建构作用也逐渐引起学界的重视。本文以Charteris-Black（2004）的批评隐喻分析理论为框架，分析了美国主流媒体在“美国退出TPP”报道中以“TPP”和“美国退出TPP”为目标域的隐喻，揭示了其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意义和偏见，并分析了它们对社会认知的建构作用。研究显示，美国退出TPP对中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而美媒运用隐喻，大肆炒作该事件对中国的有利影响，屏蔽了其对中国的不利影响，并宣扬中国威胁论。通过运用这些隐喻，美媒试图引导和劝说读者建构出特定的关于该事件的心理模型，并通过这些隐喻的反复使用，使读者的心理模型不断得到加强和固化，从而促成社会语境模型的建构，实现影响大众观点、建构政治现实的目的。鉴于此，国内媒体应该有效运用媒体资源，主导议程设置，在国际社会上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

本文在“词汇—构式语用学”框架下，把传统修辞学的“双关”当作“双关触发器”，而把真正的双关当作“双关构式”进行研究，以双关构式的音形义效为语用修辞参数，将双关构式分为3类：①{X +同音同形异义异效词+ X}双关构式；②{X +同/近音近形异义异效词+ X}双关构式；③{X +同/近音异形异义异效词+ X}双关构式。对于语效，除了前人指出的风趣幽默、新颖别致以及让人产生联想等修辞效果之外，本文还发现并阐述了双关构式表达说话者的情感态度、避实就婉、刻意曲解、缓解尴尬等语用功能，浅论了双关构式的语义—语用模糊性、传承性、网络性以及语用修辞性。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正处于发展机遇期，但也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和巨大压力。为切实提升中国话语表达的准确性和国际影响力，本文构建了“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模型，并强调译者应在思政意识的指导下，坚持“受众中心论”，攻克语言语境关，力求打破文化壁垒和语言壁垒，强化国际传播思维，提升话语策略艺术，进而实现有效的话语传播。同时，着眼于关系到话语体系长远发展的人才培养问题，从课程设计、内容选择和学习形式等方面入手，加强高校思政意识引导，实现思政教育、专业学习与能力培养的同步推进和高效配合。

主体间性是指在多个参与者之间分享情感、感知、思维和语言等方面的经验内容。语言根植于我们的身体，但更重要的是它还根植于社会和主体间性。本文指出，在解释语义的认知基础时，认知语言学奉行的是个体化的原则，涉身性和主体间性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要解决这一矛盾需要借助现象学的观点。Zlatev提出涉身主体间性的概念，把涉身性和主体间性有机地融合起来，作为同一现象两个互补的方面。根据这一观点，说话人与听话人共同进行“认知协调”，在语言交际中，说话人邀请听话人参与语言表达所引起的推理，改变听话人的认知系统，从而相应地调整双方的共同基础。正常的语言使用不仅具有信息功能，还具有“论证性”功能，说话者可以通过语言影响他人的思维、态度、立场以及即时的行为等。批评认知语言学的研究体现主体间性，因为它关注的是言语使用及其所引起的相关联的概念结构，以及这些概念结构在话语语境中所承担的意识形态或合法化的功能，即通过语言影响人们的意识形态、立场、观点、看法以及人们对某一意识形态或观点的接受程度。批评认知语言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认知语言学忽视社会性与主体间性的缺陷，是认知语言学“社会转向”的重要体现。

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的核心期刊为数据来源，运用Microsoft Excel和可视化软件CiteSpace，从年度发文量、研究方法、期刊刊载量、发文作者、研究热点和研究特点六大方面对1988—2020年语用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进行了梳理和回顾。研究发现：①经过长期发展，语用翻译研究目前已进入稳定发展期，增幅削减；②研究热点集中在关联理论的理论建构及理论应用上；③语用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呈现口译研究成果突出、翻译策略研究不断深化、翻译研究范围广泛的特点；④语用翻译研究以人文主义研究为主，实证研究比较薄弱。本文的回顾与梳理旨在为今后的语用翻译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托马斯·曼的小说《死于威尼斯》表现了作家阿申巴赫在20世纪初的创作危机中找寻出路却最终失败的过程，作品中主人公的经历体现了世纪末艺术家的求索和困境。本文结合托马斯·曼的其他作品，从市民社会的成功道德对艺术家的影响和颓废对艺术家本性的释放作用两个方面分析了作品中艺术家危机产生和最终无法被克服的原因。艺术家的本性中融合了严于律己和放荡不羁两种本能，在成功道德的影响下，它们在阿申巴赫身上表现为一种“虚弱的英雄主义”，即颓废。阿申巴赫以克己自律的精神献身于艺术，在艺术的道路上从追求认识发展到追求道德和形式，并最终陷入了艺术创作僵化的困境。他借助神话寻求爱欲来对抗艺术和生活中的危机，艺术家本性中的放荡不羁在颓废的影响下完全释放并最终导致了他的死亡。艺术家本性中这两种本能的对立使得颓废艺术家无法克服颓废成为挽救时代的英雄。

作为特殊的语言功能规划，翻译规划是国家翻译政策制定、调整和实施的系统性工程，直接关系到国家语言能力特别是国家话语能力的提升。国家翻译实践是对外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环节，国家翻译实践的有效实施有赖于科学合理的国家翻译实践规划。本文就国家翻译实践规划和国家翻译实践能力提升等问题，对任东升教授作了专访，以期能够增进读者对国家翻译实践规划和国家翻译实践的了解，为国家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教材作为知识传播的物质载体，在学科建设和教学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何编制适合中国外语专业学生的教材，如何在教材中平衡学科知识内容和课程思政内容，是教材编撰者当前亟须探索的重要课题。本文通过对中外演讲教材的比较，从宏观架构和微观设计两个层面对我国外语演讲教材的中国特色进行了探索和归纳。研究表明，我国外语类演讲教材除了系统传授外语演讲学科知识之外，还要实现传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编写目标。为此，在教材中的演讲话题、主课文选篇、话语体系构建和多模态元素等方面都要体现中国特色，这是培养我国学生在国际舞台上用外语讲好中国故事的前提与保障。

本文在梳理语料库翻译学缘起和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目前语料库翻译学研究存在的不足，提出应开展基于多语语料库的翻译研究，以拓展并深化语料库翻译学研究。我们认为，基于多语语料库的翻译研究的主要议题包括翻译共性、翻译规范、翻译单位和翻译策略与方法等研究。基于多语语料库的翻译研究，不仅能够克服目前语料库翻译学过于依赖单语或双语语料库的局限，深化语料库翻译学研究，而且可以为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翻译理论研究提供重要的物质基础，推进普通翻译学的构建与发展。

《我弥留之际》是美国南方作家福克纳的代表作，讲述了本德仑一家前往杰弗生镇安葬女主人艾迪的故事。小说一经出版，即引起了学界关注。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宗教主题和艺术手法均构成了学界的关注热点。相较而言，学界对小说背后的社会因素关注不够，研究不深。笔者认为，《我弥留之际》不仅再现了农民的穷苦生活，而且触及了美国南方城乡两种空间之间的博弈与身份建构。在试图融入城镇空间的过程中，本德仑一家所经历的压力和限制反映了城镇对乡村的结构性支配。多人视角的转换更是打破了叙事的连贯性，将本德仑一家呈现为一个支离破碎、冲突不断的弱势群体，展现了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人的生存困境。本文运用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探究城镇与乡村的等级区分、本德仑一家的身份旅程以及艾迪等人的反抗性“表征空间”的建构。小说对在夹缝社会空间中生活的农民的刻画展现了作者福克纳的深度人文关怀。

本研究基于语料详细对比分析了不同语式的英汉政治话语在语法隐喻分布上的特征。首先，本研究通过计算词汇密度和语法复杂度界定了英汉3类语篇（报告、演讲和访谈语篇）的语式差异。基于语法隐喻实例的量化结果，分别构建了英汉3类语篇的语法隐喻使用度连续体，并对比和阐释了英汉3类语篇在语法隐喻分布上的差异。结果表明，英语政治报告语篇中语法隐喻使用度高于汉语报告语篇，但英语演讲和访谈语篇中语法隐喻使用度均低于汉语同语式语篇。通过对概念隐喻的分析，研究发现：英汉报告语篇在隐喻类型1、类型2、类型6和类型13的分布上差异较大，英汉演讲和访谈语篇在类型5和类型6的分布上差异较大。在对人际隐喻的分析中发现，英汉演讲和访谈语篇主要使用情态语法隐喻，尤其是“可能性”隐喻。探索不同语式政治话语中的语法隐喻分布特征有助于更好地把握语言与语境的关系。

位于中原腹地的河南省，与国家一同经历了20世纪的波澜壮阔，这非凡的岁月造就了160位翻译家，他们在多个领域作出了巨大贡献。本研究爬梳了他们的生平及译著史料，结合翻译研究的“外部史”，考察他们的群体特征及其与河南这片热土的关系，探究这一群体产生和发展的规律及动因。本研究通过客观评价河南现当代翻译家群体的历史贡献和地位，激发更多的译者继承其未竟的事业，为区域翻译家和外语人才培养研究以及讲好“黄河故事”“河南故事”作出贡献。

术语是专业领域概念的表征，创新的概念常用创新的术语来表达。本文考察了拙编《中国译学大辞典》（增订版，待出版）新收录的术语，以此来探究近年翻译研究的走向，发现增补的术语主要来自4个方面：赓续传统、自创新论、借鉴外论和融合翻译技术；学理的进展则主要体现在跨学科研究上，与翻译学结合的学科主要包括语言学、信息技术、社会学、生态学、哲学和心理学等。跨学科的研究范式是当今翻译研究的基本范式。

话语是社会实践，也是心理认知过程。认知机制构成社会政治活动的基本框架，尤其是以语言活动为主的政治活动，因此从语言角度分析政治活动需要结合认知语言学理论，将语言的认知层面与社会政治层面相结合，运用认知机制考察政治话语使用背后的内容，揭示其隐含的意识形态。本文运用Chilton的认知话语分析模型，融合话语空间理论和意象图式理论，以时任美国副总统彭斯2018年在哈德逊研究所就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所发表的演讲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演讲中所建构的话语空间，通过意象图式这一认知工具解读演讲中的中国形象，进而揭示演讲是如何从认知角度操控听众的。研究发现，演讲将中国定位为处于话语空间边缘的消极外部实体，通过“容器—路径”这一复合意象图式把中国建构成侵蚀美国利益的入侵者和阻碍内部自由发展的壁垒。本文通过对意象图式分析方法和话语空间理论的结合运用，对政治文本进行认知话语分析，以期使读者更清晰地认识到权力和意识形态如何控制话语，加深对话语实践背后蕴含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的理解，注意养成批判性思维，客观地探究事实真相。

本研究以140名非英语专业大学一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探究文本因素对其英语阅读推论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①相较于因果倒叙的文本情境，受试在因果顺叙的文本情境下的阅读推论表现更优，该情境能让学习者花费较少的认知资源对语篇事件的因果关系进行加工；②第一人称叙事的优势效应需要在情节相对简单的中短篇语境中才会凸显，它能帮助学习者更积极地对语篇的情境模式展开推论；③在对学习者阅读推论表现的影响方面，语篇连贯和人称叙事存在交互作用。在因果顺叙语篇中，受试在第一人称叙事中的阅读推论表现要优于第三人称叙事。研究结果加深了阅读推论领域有关文本有效性的认识，厘清了语篇连贯和人称叙事在阅读推论中的影响机制问题。

元宇宙技术标志着互联网的进化序列进入全新阶段，它具有沉浸式体验、去中心化、虚拟化分身和开放式创造等特征，有助于构建一个物理、人类和信息三元世界深度融合的数字社会。元宇宙时代的到来将深度改变翻译工作环境，革新翻译实践模式，为翻译行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各种挑战。本文考察了元宇宙的技术体系和核心特征，在此基础上展望网络连接技术、数据处理技术、确权认证技术、虚实交互技术和内容生产技术对未来数字社会的翻译实践模式可能产生的影响，勾画未来翻译实践的可能图景，并探讨翻译服务供应方、翻译技术开发方、翻译人才培养方、翻译服务需求方等翻译服务产业链相关方应当如何应对元宇宙给翻译实践模式带来的挑战，以期为翻译学习者和翻译从业者的未来职业规划提供一定的参考。

作为视觉沉浸技术发展的新形态，元宇宙正在成为口译服务数智技术创新发展的实践场域。它能够打破时空分离的阻隔，重塑远程口译活动“相隔山海、与你同在”的形态。本文主要介绍元宇宙技术支持下远程口译的基本概念、技术优势、应用场景以及现有挑战和不足。目前元宇宙技术仍处于发展初期，译员或将面临翻译伦理重建、个人隐私泄露、身份角色变化等挑战，但与现有远程口译相比，元宇宙将会构建资源泛在化、沉浸式深度体验、跨时空协作的远程口译形式，形成全新的虚实共生的口译服务生态。这种技术优势体现在空间、语言、成本和支付风险等方面，为远程口译的发展提供了新方向，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将对口译执业、口译行业和口译人才培养融合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技术赋能口译或将使口译服务过程更为复杂化，行业亦将会需要更多具备翻译伦理和技术素养的优质翻译人才。这些发展方向都值得进一步思考与探究。

双语是一种复杂的认知活动，人们普遍认为其有助于提高认知能力，可以帮助老年人更好地应对阿尔茨海默病的威胁。本研究首先梳理了现有的前瞻性与回顾性临床研究，发现双语经验能够显著延缓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年龄与确诊年龄，但较难降低发病率，该现象可从神经科学的角度得到解释。此外，针对双语效应研究存在结果不一致的情况，本研究认为，双语者复杂的语言背景以及由此产生的量化问题可能是影响双语效应的关键因素，未来在研究中需要对老年人的语言背景进行更细致的测量。另外，双言在我国是一种广泛存在的语言现象，老年人的双言经验在预防阿尔茨海默病和其他神经退行性疾病方面也可能发挥作用，值得中国研究者进行系统的研究。

自1998年以来，历经二十多年的发展，“可加工性理论”成为二语习得领域影响较大的理论模式之一，用于阐释第二语言习得的普遍规律和习得过程，但在国内仍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首先介绍了“可加工性理论”的理论基础“词汇—函项语法”，阐述了该理论的发展历程和主要内容，包括第二语言的发展途径、语言加工的程序、语言迁移发生的条件等；其次回顾并评析了该理论在汉语二语习得中的应用；接着探讨了“可加工性理论”的优势与不足：“可加工性理论”关注语言加工的运行机制和大脑的语言能力，但只是通过可加工性预测二语习得顺序是不够的，并且该理论弱化了母语迁移的作用，没有考虑语义信息对界定句法结构所处阶段的影响。最后，笔者列出了“可加工性理论”的一些发展趋势，以期为未来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