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尝试提出一个通俗易懂、切实可行的翻译标准。文章首先分析了严复“信、达、雅”的内涵,讨论了严复的翻译实践;然后结合翻译实例,深入论证了好翻译的标准,即译作不能违背原作的主要思想、译文要有可读性、神似与形似兼顾;最后进行归纳总结,得出如下结论：好的翻译应在似与不似之间,是直译和意译的结合。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因为拥有丰富的多模态符号资源和庞大的用户群体,已经成为政府机关与社会机构发布消息时的首选渠道,是实现有效宣传和科学管理的重要方式。基于社交媒体的特点,我们提出多模态话语治理的概念,并以此为基础,探讨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我国主流媒体是如何通过建构正面价值来引导公众的情感和态度,从而实现话语治理的目的的。同时,以评价系统为基础,我们提出了正面价值语义框架和多模态分析框架,并系统描述了如何通过文字资源和图像资源共同建构正面价值。本研究以“央视新闻”官方抖音号发布的短视频新闻为例,发现其通过自下而上的劝导式和引发式的话语策略呈现积极情感、良好品质以及事件合理性,从而达到构建社会情感共同体和社会价值共同体的目的。我们认为,基于社交媒体的多模态话语治理不仅是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也是构建国家软实力与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方式。

在全球化时代,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交会融合,形成超越国别或区域限制的文化杂糅,即超文化（transculturality）。超文化同时也是新媒体发展的产物。网络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发展使跨文化交际变得大众化、日常化、多模态化。在此背景下,本文将探讨社交媒体中超文化身份的多模态建构,提出将超文化身份视为包括性格、能力、品德等维度的态度意义,并提出分析视频语篇中身份建构的多模态理论框架。基于该框架,本文对李子柒在YouTube平台上的108个视频进行标注,归纳出其身份特征以及多模态资源的使用特点。研究认为,在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研究融会中外、贯通古今的超文化身份策略对构建多模态中国话语体系、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具有积极意义。

近两年,我国主流媒体推出多部“抗疫”纪录片,为传播中国抗疫“好故事”、构筑抗疫精神、构建国家话语体系、塑造国家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抗疫纪录片的相关研究备受学界重视,然而,现有的研究仍然集中在传播学领域,对抗疫精神的构建和传播还缺乏内部话语机制的跨学科实证研究。本文以中国环球电视网推出的英文纪录片《中国战疫纪》为研究语料,依托评价理论的态度子系统（情感、判断、鉴赏）和态度意义的多模态实现框架,对片中的文字和多模态符号资源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该纪录片再现了英雄主义、乐观主义、集体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美学抗疫精神,文字模态主要建构了“判断”态度意义,多模态资源主要表征了“情感”态度意义,体现了抗疫纪录片实现价值认同和情感共鸣的双重功能。在融媒体时代,其传播策略表现为“情感性”共情传播和“全媒体”精准传播两大突出特点,是我国对外话语体系构建和国家形象塑造的有益实践。

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过程,而是译者与原文、译者与读者、译者与社会进行的伦理选择。以贝尔曼的“翻译伦理”为基础,皮姆提出了“译者伦理”,重新界定了译者的身份与角色,为翻译研究拓宽了视野和方向。近年来,周领顺的译者行为批评理论被广大学者接受并使用,为中国的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其中,译者“语言性”与“社会性”的身份界定与译者伦理有异曲同工之妙。本文将译者伦理与译者行为研究相结合,对许渊冲的译外与译内行为进行了研究,以助力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发展和我国译者翻译能力及研究能力的提升。

近年来,构式语法研究出现了多模态转向,多模态构式语法研究成为该领域新的研究动向。本文结合构式语法理论的使用观和意义观,概述了多模态构式研究的理论渊源和研究框架,并在评述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展望多模态构式语法研究的发展前景。多模态构式研究为考察构式义提供了新的观测窗口,有助于更完整地分析构式义,拓展构式概念的内涵,从而能够丰富和完善构式语法理论。同时,当前的多模态构式研究也存在多模态构式标准模糊、研究方法不够客观等问题。

百余年来，语义研究先后出现了20多种理论，其中认知语义学当为最前沿。Talmy深入研究了动态性概念系统的建构、分类、过程、系统和语言表征，重点论述了五大图式系统，研究专题包括“注意窗和图形—背景（视角、突显）”“空间和运动”“计量和界性”“图式和宏事件”“因果、力动态和互动”等。本文拟从体认语义学的角度出发，主要论述第一个专题（即注意窗和图形—背景）在语言研究和教学中的具体应用。本研究发现，这些专题都与“体验观”相关，但这一核心原则未能体现在“认知语义学”的学科名称之中，Talmy更未涉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后现代哲学的“人本观、非理性、多元化”等内容；同时，他还接受了乔姆斯基的语言普遍观，本研究认为这并不妥当。据此，我们尝试提出“体认语义学”，以作弥补与发展。

本文从研究主题、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3个方面对全国第二届“译者行为研究”高层论坛的会议内容进行了整理、归类与概述,发现“主题多元、理论融合、方法创新”是此届论坛的主要特色。译者行为研究应继续坚持“问题导向”意识,以解决现实中的翻译问题为目标,有针对性地开发理论工具,不断探索路径方法,同时加大译者行为研究领域的理论建设。此届论坛既集中反映了当前译者行为研究已经取得的成绩,也对未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美国犹太作家艾萨克·辛格的小说中描绘了各类魔鬼形象,包括一群有着鲜明犹太特性的低阶小魔鬼。短篇小说《最后一个魔鬼》中的小魔鬼肩负诱惑拉比的任务,却以失败告终;在犹太人被屠杀后,他成了世上最后一个犹太鬼。基于文本细读,本文发现,对这个小魔鬼的阐释可以是多方面的：从喀巴拉,即犹太神秘主义的角度来看,小魔鬼是拉比欲望的投射;从历史角度来看,辛格借小魔鬼之口批判了哈斯卡拉,即犹太启蒙运动,鉴于犹太世俗文学正是犹太启蒙运动的产物,辛格亦是在自嘲;从误读理论来看,小魔鬼对《托拉》《塔木德》等犹太经典的曲解可以看作是对评论者误读的揶揄。因此,通过阐释小魔鬼形象,如目睹小魔鬼在多棱镜里的变形,而这只映照小魔鬼的多棱镜包含了小说人物视角、作者视角、评论者视角,以及来自不同时空的千千万万读者的视角。本文对《最后一个魔鬼》中小魔鬼的变形研究亦是对我们自身不同身份的探寻。

本文采用多模态话语的社会认知研究路径,对300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海报中包含的多模态隐喻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①这些海报以自然、动物、传统文化符号和基础事件结构为主要源域,构建了三大概念隐喻,即[抽象概念是实体]、[抽象价值是具象符号]、[抽象道德/精神/心理是运动行为],以此来构建抽象概念,主要包括“国家”“文明”“民族”等宏大政治概念、“幸福”“吉祥”“和谐”等社会理想以及“勤劳”“友善”“孝敬”等道德准则;②多模态隐喻为实现国家宏大叙事和个体认同提供了认知资源和路径,是政治思维具象化、外显化的有效手段,也是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政治动员和传播的有力武器。最后,本文提出此类海报在构建与传播方式上应该更加多元,以进一步提升其传播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效果。

语码转换现象是语言接触的重要产物之一,语码转换的句法研究对于了解语言接触中话语的结构具有重要价值。本文聚焦研究范式和方法,系统梳理了近40年国外语码转换句法研究的相关文献,并在评述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未来研究的方向。语码转换的句法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学者们研究的重点是语言混杂使用后制约语码转换的句法规则,并致力于探寻普遍制约原则。目前,学界主要形成了4种理论观点：①“特有规则说”,即语码转换受制于特有的句法规则;②“共有规则说”,即语码转换受制于参与语码转换的单语的句法规则;③“无规则说”,即语码转换不受任何句法规则的制约;④“中立说”,即语码转换是一种语言策略抑或是遵循某些普遍规律的结果。本研究发现语码转换的句法研究尚存不足之处,今后仍需进一步验证和补充以往研究的理论,尚需构建汉英语码转换的句法研究体系、开展语言学和心理学等交叉学科研究。

“译者行为批评”是由周领顺教授首倡并构建的翻译批评理论体系,是在社会学视域下,以译者为切入点、对译者行为所作的批评性研究,是对于译者在翻译社会化过程中的角色化过程及作用于文本的一般性行为规律特征的研究。本文将电影《囧妈》的字幕翻译置于“求真—务实”的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下,基于该片字幕的翻译实例,结合与译者的直接交流,分析该片字幕翻译的文本求真度和效果务实度,发现该片译者行为偏向务实而非求真。研究认为,译者的行为与其身份背景和知识体系有关。文章最后对从事影视翻译的译者群体选择和译者行为提出了建议。

一个现代国家必须是法治国家,如何提高全社会的法治意识是当前我国司法改革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本研究采用系统功能多模态语篇分析框架,融合语类和多模态评价分析,探讨法治在多模态语篇中的建构。通过对语类结构和语域变量的分析,本研究发现反腐公益广告中均包含“叙事”“评价”“泛化”3个必要阶段,并识别出轶事文、说教文和观察文3个子语类,它们分别建构了法的至高无上性、强制性和道德性。本文旨在为法治理念的传播提供新的视角,并为反腐和法治宣传材料的制作提供参考。

在我国大力发展师范教育和全民素质教育的背景下,在新文科建设的强力助推下,从OBE理念出发,师范类外语专业文学课程的设置、课程体系、课程内容和授课模式,在内涵、外延、机制、重心等方面均呈现出全新的特点。而全新构建的师范类外语专业文学教育体系也将强力支撑毕业要求,对于全面提升师范类外语专业人才的核心素养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在师范类专业认证毕业要求的观照下,“反向设计、正向施工”的文学教育体系也使呼之欲出的文学教育学呈现出更具有时代特征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李健吾是我国著名的莫里哀喜剧研究专家与翻译家。本文为针对李健吾莫里哀喜剧翻译译者行为的批评研究。译者行为批评研究属于翻译社会学研究,研究翻译文本之外的译者身份和角色对翻译文本即译文质量的影响。本文从翻译目的、译者能力以及翻译观念等方面对译者在翻译文本外的努力进行讨论,并以李译《伪君子》为例,对其翻译文本内的特征作出分析。研究认为,李健吾之所以能用贴切、灵动的译语“重写”原作,既离不开他对原作的深入研究、对翻译活动的正确理解,也离不开他的戏剧创作能力与表演经验。也就是说,李健吾的译外行为是其文本内翻译取得成功的基础和保障。李健吾“研究—翻译—创作”的译者行为模式、严谨踏实的治学与翻译精神对于当前的翻译研究者与实践者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译者行为研究和译者行为批评均围绕译者行为展开,可被视为两个不同的系统,但二者又同属于翻译研究系统。翻译研究系统有赖于功能各异的相关系统的并存与运演。虽然并非所有以翻译为对象的研究都属于某一翻译研究系统,但任何以翻译研究学科为其研究边际的研究都应该遵循翻译研究系统的逻辑。这是因为任何系统的产生与发展都是基于一定的相关逻辑,其中包含构成逻辑、行动逻辑和功能逻辑,而且任何系统的建构都只能实现多种可能性中的一部分,并以系统的自我参照性为基础进行区分与演化。译者行为批评的研究,在逻辑上构成了另外一个自洽的系统。本文基于社会系统理论,探讨译者行为批评及其研究的逻辑。文章认为,在翻译研究系统中,相关子系统既相对独立又互相关联,为了生存、发展并发挥相应的功能,必须直面复杂的系统环境,处理好区分化的问题,其中关键之处在于找到相应的自我参照体系,努力简化系统自身与外部环境的关系,清楚认识并合理选择有利于自身发展可能性的功能。

体认语言学凸显“体验”和“认知”，是中国学者对认知语言学的改造。本文从对语言学史的追溯出发，通过文献梳理和史实澄清，观照体认语言学的特点和价值——从“某种语言学”观照体认语言学的理论性，从普遍语法学观照体认语言学的普遍性，从语言人本论观照体认语言学的人本性。其旨趣在于祛除简单套用西方理论的弊端，提倡勇于改造理论的精神，以更好地推动语言学的发展。

“的”字的句法语义研究历来是语法学界的热点问题。现有研究多聚焦于短语层面“的”字功能的探讨,本文将探讨“的”在小句中的时态功能及其限制条件。句法测试显示,“的”既可理解为词汇短语的内部成分,亦可作小句的内部成分进行识解。“的”在小句内起表达过去的时态功能,可用“的_S”标识。“的_S”的时态功能受到句法、语义和韵律的限制：“的_S”必须在小句层面起作用,“的_S”前的动词必须表达有终事件,并且“的_S”与主动词之间不能有完整音步的阻隔。

随着"元宇宙+"技术的深入发展，翻译教育行业迎来新一轮科技革命，拥有前所未有的战略发展机遇。然而，当前学界尚缺乏将元宇宙概念与翻译教育进行融合的研究。本文系统梳理传统翻译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探讨元宇宙技术在翻译教学模式、学习模式、教育资源以及教学评价等方面的发展前景，并结合元宇宙技术发展的最新趋势以及翻译专业建设发展的新需求，提出了翻译教育与元宇宙结合的三大实践路径：翻译教育管理部门加强翻译教育智能化顶层设计，建立人才培养单位、行业、科研机构之间的协作机制，形成政产学研融合的创新型翻译教育格局;翻译师生树立数字孪生理念，提升自身数字人文素养;翻译教育管理部门、翻译院校、翻译师生等相关主体升级智慧教育思维，与教育技术支持方携手共建新型翻译教育生态。本文认为，我们需要理性地看待元宇宙，立足翻译教育的本质，把握元宇宙时代的发展机遇，开创翻译教育的新格局。

通过探究关联理论框架下喻式语言研究的新趋势, 本研究发现：非刻意用法的连续统解释机制受到批判, 关联学者正尝试结合认知语言学理论去解释隐喻与转喻现象;明喻被纳入特别概念解释机制中, 但明喻语用标记语的功能仍待确定;隐喻与转喻互动可透过反义关系词和名名复合词等词汇用法进行研究。任何喻式语言的关联解释机制都可能存在缺陷, 都需要学者不断地进行探究。本研究揭示了关联喻式语言研究的新动态, 为拓宽关联理论研究的外延和应用范围提供了启示。

本文以孙大雨引发的一场诗坛“公案”为切入点，对汉语格律体新诗节奏单位“顿”的起源进行了梳理。在比较了“顿”和孙大雨所提出的“音组”之间的区别后，本文指出，孙大雨认为何其芳“窃取”其音组“造意”之说与事实不符，而且学术界对孙大雨“音组”的概念也普遍存在误解，以为“音组”是语音小组的意思，但事实上按孙大雨的意思，该词的概念取自于英语的meter（格律）。由于当代中国诗歌翻译界的主流译法是“以顿代步”，因此，厘清“顿”与“音组”的区别，确定新诗节奏单位的起源，一方面有利于诗歌翻译界进一步认识“顿”的本质，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认清格律体新诗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顿”在诗歌格律建构上所存在的诗学缺陷有重大意义。

阮籍的思想与情感充满矛盾冲突,甚至被学者视为“人格分裂”,可以用叙事学理论解释为不同的“隐含作者”形象。隐含作者理论有助于使我们将某位作家在创作某篇作品时的立场和形象与其笔下其他作品和史料中的作者立场和形象进行区分,注重具体篇章的修辞目的。在中诗英译过程中,由于英汉语言特点不同,隐含作者的形象和立场问题得以凸显。本文以阮籍咏怀诗英译为例,探讨古诗英译中原文与译文隐含作者的关系,揭示诗歌翻译中隐含作者形象和立场的转化过程,并梳理阮籍作品在西方世界的译介情况。阮诗“归趣难求”,在单篇隐含作者本身就呈现歧义的情况下,其形象在翻译过程中或完全保留,或部分保留（消除歧义）,甚或完全改变（却可能符合真实作者形象或该作者其他作品的隐含作者形象）。本文认为,译者对文本的理解和表达,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作者其他作品中的隐含作者立场及形象或对史料生平所构成的真实作者立场及形象的了解所作出的。

元宇宙的概念开始逐渐进入学者的视野，针对元宇宙的研究也在逐步深入和拓展，有学者称元宇宙时代已经到来。本文首先对国内外元宇宙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继而对元宇宙视域下语言服务的发展，尤其是涉及我国数字语言服务的元宇宙发展的相关研究加以详细阐述。在此基础上，本文对立足元宇宙技术的数字语言服务以及元宇宙与数字语言服务融合发展中的人文伦理、资源开发和制度规范等方面提出展望，以期对元宇宙与我国数字语言服务的相关研究有所裨益。

本文阐述了著名语言学家、语言教育家、资深翻译家潘文国教授的语言独特性理论，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应通过对比研究发现语言特点和规律，建立语言独特性理论，衍生出相应的语言教学法。文章还讨论了语言独特性理论的基本原理，具体探讨了汉语的特征及其独特性理论以及相应的汉语教学法。文章最后分析了语言独特性理论对语言教学的启示，认为语言教学法特别是外语教学法的确定，应该注重母语汉语干涉的外语教学环境因素，深刻认识母语汉语和所授外语的独特性语言规律，深刻认识单语地区不同年龄学生的独特认知规律。文章的结论是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学法，教学法具有独特性；由此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语对比教学法。

言据性是指说话人在语言使用过程中标记言语信息来源的现象。近年来，相关研究取得丰硕成果。本文主要基于Elsevier、ProQuest和EBSCO等文献数据库，梳理近十余年国外言据性研究的脉络。研究发现：①研究视角上，除了语法语义维度，认知心理、语用和语篇分析等维度被广泛采用，其中语用视角权重明显增加，学界还提出了人际言据的概念；②路径和方法上，言据标记不仅是考察的对象，也是话语分析的抓手，同时，跨语言的语料库研究或实验分析开始较多地出现。

本文从语义连贯和文体连贯的角度出发，首先论证了意识流文学作品中由直接引语和自由间接话语的差异和对立所形成的独特的语篇连贯功能和机制，然后以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到灯塔去》为例，比较了该作品的两个中文译本，探讨了原著中人物话语的两种呈现方式在汉译过程中所体现的翻译思路和风格。研究发现，译者往往并不具备明确的文体意识和语篇连贯意识，为降低译文读者理解原著和译本的难度，对话语呈现方式的翻译与再现展现出随意和简化处理的思路和风格。这直接导致目的语中意识流文学作品独特叙事效果的变形和亏损。

情境关联论是在认知科学的大背景下，通过研究语言运用智能体的"人"同其环境相互作用的原理，探究人如何利用情境关联这一认知手段来获得对词语运用的表达与理解。情境关联论对"情境"的"关联"有自己的定义，即把情境关联定义为"事态+感受"。粗略地说，事态即为"境"，认知主体在此"境"中所生发出的感受为"情"，"境"与"情"是相关联的;"情"自"境"出，"境"以析"情"。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我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越来越频繁，面向东盟国家的科技文档翻译与语言服务工作也越来越重要。本文基于作者为东盟某国提供技术文档语言服务的实践，总结了面向东盟国家的科技文档翻译中存在的问题和应对的策略。翻译问题主要涉及技术、语言和文化层面，应对的策略包括：①努力开创翻译及语言服务新模式;②巧妙适应东盟区域语言生态环境;③努力维护我国翻译语言服务及文化产业发展的利益。

本研究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从和谐话语分析视角出发，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讲话内容为研究语料，探讨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话语建构。研究结果表明，及物性系统中的过程、参与者和环境成分一方面建构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所体现的生态观念和生态意识，另一方面建构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和谐生态现实。本研究可望为生态文明建设的话语建构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并为和谐话语分析提供新的思路。

本文从意图隐喻理论这一新兴的认知隐喻学理论视角出发，以习近平总书记2014—2018年发表的34篇海外署名文章为语料，通过汉英两种文本的对比，分析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大国外交话语中意图隐喻的理解及其采用的翻译策略。研究发现，译者希冀将总书记的外交理念全景式地呈现给译语接受者，向其展现中国的外交观点，阐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外交理念，明确无误地亮明中国的外交态度，以促进国家之间的友好邦交与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

美国当代著名女作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的《黑水》《浮生如梦——玛丽莲·梦露文学写真》《僵尸》《我的妹妹，我的爱：史盖乐·蓝派克秘史》《大瀑布》等5部小说直接取材于美国社会重大事件：肯尼迪—查帕奎迪克丑闻、好莱坞女星玛丽莲·梦露神秘死亡案、密尔沃基食人魔杰夫里·达默案、“美国小皇后”琼贝妮特·拉姆齐被杀悬案和纽约州“爱的运河”污染案。基于文学社会学和文学心理学的视角，本文试图分析欧茨如何把单独的社会事件转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作品，探究欧茨小说与美国社会历史之间的关联和张力，解读欧茨小说体现出来的强烈现实关怀和批判精神，以及欧茨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与警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作为诗人、评论家的霍达谢维奇与阿达莫维奇持续了10年的论战，成为巴黎俄侨诗歌界最重要的公共事件。两位评论家论战的主要内容包括侨民诗歌的评价标准、俄罗斯传统诗歌的继承、年轻一代侨民诗人的写作启蒙等，其中，以普希金为代表的经典文学样式和以“巴黎音调”为代表的新诗歌风貌成为论辩最主要的焦点。从本质上看，“十年论战”反映了俄罗斯侨民诗人普遍存在的创作焦虑和在身份认同上面临的现实困境，同时也折射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欧洲的总体文化危机。

在中国文学不断走向世界的当下，译者的文化翻译观成为译学研究中的重要议题。文化观决定译作的价值取向，而翻译观则塑造译作的审美风格。澳大利亚汉学家杜博妮在翻译阿城的《棋王》一书时，不仅在文化站位上独树一帜，以中国文化为中心，展现了其与时俱进的文化翻译理念，而且十分注重原本和译本之间美学价值的高度契合。本文通过大量例证分析，探究了杜博妮如何以自身的文化翻译观为指针，圆满地完成了中国文学外译的“文化寻根”和“审美迁徙”之旅，以期为当下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分析实例和学理借鉴。

本研究基于自建的“非洲国家英文媒体数据库”，运用文本数据挖掘手段，分析了9个非洲国家的英文媒体在“中非关系”报道中的热点问题和情感态度。研究发现，“合作”与“发展”是非洲媒体共同关心的核心议题，其中经济是重点，基础设施建设是高频出现的正面议题；同时，因国情不同，非洲国家的报道各有侧重点，如埃及更关注双边政治经济交往，埃塞俄比亚更关注劳工和就业问题，赞比亚则更关心农业和农村发展。研究还发现，非洲媒体对中非关系普遍持积极态度，肯定了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就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担忧。为此，本研究还进一步观察了消极话语片段，发现这些报道主要是受西方媒体的负面影响。研究认为，为了促进中非关系朝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我们需要根据非洲各国的具体国情和关注重点，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同时加强中非媒体之间的合作，夯实民意基础，把握中非关系报道中的国际话语权。

动态评价起源于维果茨基对于人类能力的本体论认识，旨在评价、理解学习者的潜在能力，指导、支持学习者发展，构成动态、辩证、综合的课堂评价体系。本项研究采用混合研究方法，基于实证数据，探索了动态评价在提升高校英语听力课堂教学质量、促进学习者语言能力发展方面的可行性和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在动态评价过程中，学习者与教师进行互动并受益于教师的干预，其英语听力理解能力表现往往超越静态评价所获定论。学习者英语听力理解能力发展受其最近发展区影响，而非保持其静态测试评价的现有能力水平。动态评价有利于引导学习者合理选择有效的听力策略，整体提升语言学习水平，获得自我效能感。教师和学习者对动态评价均持积极态度，认为其有助于课堂教学过程中构建新型师生关系，并有助于教师提高教学水平，以及增强学生的语言能力。上述研究结果为动态评价在外语课堂教学中的应用提供了经验性证据。

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形象逐渐成为研究的焦点之一。媒体话语在国家形象塑造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媒体话语研究在中国形象研究中的比重日益增大。本文以中美主流媒体关于两国贸易战的相关报道为语料，运用Charteris-Black的批评隐喻分析法，对概念隐喻进行识别和阐释，探讨中美媒体话语中中国形象的隐喻建构问题。研究发现，中美媒体在建构中国形象过程中采用了不同的隐喻：美国媒体使用战争隐喻的比例高于中国媒体，而中国媒体则比美国媒体采用了更多的竞赛隐喻，这充分印证了美国媒体选择将贸易争端敌对化而中国媒体则选择通过良性竞争解决贸易争端的倾向；两国媒体借助概念隐喻建构出不同的中国形象：美国媒体把中国塑造为“美国的敌人” “美国利益的伤害者”等负面形象，而中国媒体则努力塑造中国追求双赢、和平发展的正面形象。

进入新时代，我国阿拉伯语高等教育不仅要继续把阿拉伯世界介绍至国内，更为紧迫的是，要把中国介绍给阿拉伯世界。要讲好当代中国的故事，就必须首先理解当代中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多语种版本是理解当代中国的权威读本。为推动该著作多语版本“进高校、进教材、进课堂”工作向纵深发展，“理解当代中国”阿拉伯语系列教材在编写过程中秉持系统安排、全面覆盖、融合学习、能力导向的原则，并强调各教材自身的特色，是阿拉伯语专业与时俱进、回应国家急需和时代之问的重要举措，也是创新和完善外语类专业知识体系和课程体系的有效途径。

师生互动是外语课堂学习发生的重要机制，其中教师话语对师生互动效果产生直接影响。本研究从社会文化理论视角探究高校英语课堂教师话语对学生思维发展的支架作用。研究采用课堂话语分析的方法，分析国内某高校英语专业本科二年级精读课堂的互动情况，探究教师话语支架的功能、过程及特征。数据分析结果显示：①教师话语为学生参与思维活动提供支架，促进了学生逐步加深和拓展思考；②支架的构建和撤离具有自发性和即时性的特点，有效支架的前提是教师准确研判学生现有的经验和认知水平以及潜在的发展空间；③学生思维发展是外语课堂教学的重要目标，其中教师话语起关键的支架作用。本研究对外语课堂教学中的师生互动和思维培养具有一定启示。

20世纪80年代末，在建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影响下，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开始出现语言转向。作为一种强大的话语策略，隐喻在政治新闻话语中的建构作用也逐渐引起学界的重视。本文以Charteris-Black（2004）的批评隐喻分析理论为框架，分析了美国主流媒体在“美国退出TPP”报道中以“TPP”和“美国退出TPP”为目标域的隐喻，揭示了其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意义和偏见，并分析了它们对社会认知的建构作用。研究显示，美国退出TPP对中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而美媒运用隐喻，大肆炒作该事件对中国的有利影响，屏蔽了其对中国的不利影响，并宣扬中国威胁论。通过运用这些隐喻，美媒试图引导和劝说读者建构出特定的关于该事件的心理模型，并通过这些隐喻的反复使用，使读者的心理模型不断得到加强和固化，从而促成社会语境模型的建构，实现影响大众观点、建构政治现实的目的。鉴于此，国内媒体应该有效运用媒体资源，主导议程设置，在国际社会上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