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rezhivanie是Vygotsky思想中至关重要却缺乏内涵解读与实证探索的理念。随着学界对“情感”议题的关注度不断增长,perezhivanie概念正在被重新激活,因此有必要对此概念的内涵进行系统全面的阐述。本文从社会文化理论的哲学根源入手,围绕perezhivanie这一概念,对其理论内涵进行深入阐述,并从情感与认知、社会与个体的辩证统一关系中探究perezhivanie作为分析单位的概念内涵。随后,本文梳理了不同学者对于perezhivanie的概念解读和实证研究,探索二语习得领域中以perezhivanie为指导的实证研究范式与方法,以期为未来的相关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本文以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为指导，从翻译内和翻译外两个视角对国内自译者群体进行描述性研究。研究发现，从翻译外视角而言，国内自译者群体具有作者及译者的双重身份，其自译动因主要有3种：扩大读者群和增强文学影响力；由于战争、政治等原因进行自译；为进行翻译研究而翻译。译者素养更强调双语写作能力，国内自译者群体均是能够进行双语写作且具备翻译能力的大家。从翻译内视角而言，相比他译者，自译者群体在微观层面以意义的“求真”为主，宏观层面则以功能的“务实”为主，且拥有自译者群体独特的介于“求真”与“务实”之间的行为模式。本研究提出“自译+他者译后编辑”的合作自译模式，以期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和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更完善、更高效的自译模式。

本研究以"英语教学研究"课程为例，集中探讨了思政元素融入外语类专业课程的意义、路径、操作方法、评价指标和成效，具体阐述了"英语教学研究"课程思政的育人功能、课程思政的路径与内容来源，以及思政元素融入课程的理论基础、实施方法、教学流程和教学成效。研究设计了3条课程思政主线，即国际前沿英语教学理论与实践、中国热点教育问题探究和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与中国英语教育的融合。以"英语教学研究"课程教学实践为基础，本研究构建了"融通中外"的课程思政框架、"一点三面"的课程思政实施步骤模型以及"三位一体"的课程思政教学内容结构与课程思政教学体系，初步探索了英语专业课程思政的课程评价指标，开发了在该课程中进行课程思政建设的教学操作指南。这套体系具备一定的普适性和推广性，可为其他外语类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提供参考。

ChatGPT是一种新型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模型，拥有强大的内容生产能力。ChatGPT具有变革传统翻译教学模式的潜力，能够有效地辅助个性化教学的开展，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构建新型教学主体关系，创新教学管理模式，推动知识生产方式变革，拓宽翻译教育教学研究空间。与此同时，ChatGPT的应用也存在潜在风险，如削弱学习自主性、异化教学主体关系、损害学术诚信、引发知识安全风险、伦理风险和意识形态风险等。为应对挑战并充分发挥ChatGPT在翻译教学中的应用潜能，我们有必要创新教学模式，改革教学过程，增强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强化翻译伦理教育和意识形态风险教育，提升师生数字素养。以ChatGPT为代表的新型人工智能作为“类人教师”具有强大的教学潜能，但无法取代教育教学中的人类因素，因而改变不了教育的本质，未来教师仍会在诸多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因为拥有丰富的多模态符号资源和庞大的用户群体,已经成为政府机关与社会机构发布消息时的首选渠道,是实现有效宣传和科学管理的重要方式。基于社交媒体的特点,我们提出多模态话语治理的概念,并以此为基础,探讨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我国主流媒体是如何通过建构正面价值来引导公众的情感和态度,从而实现话语治理的目的的。同时,以评价系统为基础,我们提出了正面价值语义框架和多模态分析框架,并系统描述了如何通过文字资源和图像资源共同建构正面价值。本研究以“央视新闻”官方抖音号发布的短视频新闻为例,发现其通过自下而上的劝导式和引发式的话语策略呈现积极情感、良好品质以及事件合理性,从而达到构建社会情感共同体和社会价值共同体的目的。我们认为,基于社交媒体的多模态话语治理不仅是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也是构建国家软实力与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方式。

彭斯是最早被译介到中国的欧美诗人之一，其诗歌传播时间之久，研究数量之大，表明其具有极大的文学价值和研究潜力。本文在译者行为批评视域内，从翻译外和翻译内两个方面出发，分别对袁水拍、袁可嘉、王佐良和李正栓4位译者进行研读，探讨他们在历史语境、翻译原则和文学阵地影响下的译者行为，以及他们在传达原文意义、韵律和风格时表现出的译者行为，希望可以为彭斯诗歌研究和译者行为研究作出一定贡献。

本文尝试提出一个通俗易懂、切实可行的翻译标准。文章首先分析了严复“信、达、雅”的内涵,讨论了严复的翻译实践;然后结合翻译实例,深入论证了好翻译的标准,即译作不能违背原作的主要思想、译文要有可读性、神似与形似兼顾;最后进行归纳总结,得出如下结论：好的翻译应在似与不似之间,是直译和意译的结合。

语用学是一门理论繁杂却又十分接地气的语言学科，近段时期发展迅猛、生机盎然。正如《语用学新发展研究》（陈新仁著，2021年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所展现的那样，该学科近十余年来在理论和应用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总体来看，语用学发展至少呈现出以下几个明显的趋势：①更加关注各类社会语境中的语言使用，包括虚拟空间和公共空间等语境中的语用问题，而非仅仅研究日常个体之间的语言使用；②更加频繁地使用其他学科的相关理论开展语用学跨学科研究；③更加注重引入社会建构论视角研究语言礼貌、面子、身份、立场、形象和信任等超学科议题；④更加强调融合多主体（如说话人、听话人、旁观者、评论者）的视角开展话语互动的分析；⑤更加强调多语境因素（如交际情境、序列语境/文本语境、社会文化语境）融合的分析；⑥更加注重定性研究或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式；⑦更加注重多模态话语分析。为了帮助广大语用学爱好者尤其是刚刚踏入语用学研究领域的年轻学者更好地、更具体地把握语用学今后或未来的发展脉络，更加敏锐地捕捉有价值、有意义的话题与课题，我们特别邀请了国内多位语用学专家分享他们对语用学一些具体分支领域的前瞻。

ChatGPT代表了目前语言智能技术发展的最高水平，它合信息搜索、机器翻译和对话生成等功能于一体，以强大的生成能力给人类生活带来了颠覆性的影响。外语教学关乎语言能力提升和知识传授，势必会受到语言智能技术发展的直接影响。本文在介绍ChatGPT功能与特性的基础上，分析了ChatGPT在外语教学过程中的应用场景和存在的潜在问题，并提出了针对这些问题的宏观应对策略。在人机共生时代，外语教学工作者应坚守育人初心，改革教学范式，注重创新能力，努力提高智能素养，增强智能伦理意识，培养出更多高素质的外语人才。

本文以服务新时代中国高质量发展为目标,提出“新文科语言学”的概念,论述新文科语言学的内涵,梳理新文科语言学急需建设的若干重点学科方向,建议聚焦以下5个重点领域：一是开展语言安全研究,服务总体国家安全观;二是开展语言服务研究,服务我国高质量对外开放和发展;三是开展应急语言研究,应对突发事件和抢险救灾;四是开展语言智库研究,服务党和政府的决策;五是开展语言管理研究,服务治理能力现代化。

百余年来，语义研究先后出现了20多种理论，其中认知语义学当为最前沿。Talmy深入研究了动态性概念系统的建构、分类、过程、系统和语言表征，重点论述了五大图式系统，研究专题包括“注意窗和图形—背景（视角、突显）”“空间和运动”“计量和界性”“图式和宏事件”“因果、力动态和互动”等。本文拟从体认语义学的角度出发，主要论述第一个专题（即注意窗和图形—背景）在语言研究和教学中的具体应用。本研究发现，这些专题都与“体验观”相关，但这一核心原则未能体现在“认知语义学”的学科名称之中，Talmy更未涉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后现代哲学的“人本观、非理性、多元化”等内容；同时，他还接受了乔姆斯基的语言普遍观，本研究认为这并不妥当。据此，我们尝试提出“体认语义学”，以作弥补与发展。

本文阐述了著名语言学家、语言教育家、资深翻译家潘文国教授的语言独特性理论，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应通过对比研究发现语言特点和规律，建立语言独特性理论，衍生出相应的语言教学法。文章还讨论了语言独特性理论的基本原理，具体探讨了汉语的特征及其独特性理论以及相应的汉语教学法。文章最后分析了语言独特性理论对语言教学的启示，认为语言教学法特别是外语教学法的确定，应该注重母语汉语干涉的外语教学环境因素，深刻认识母语汉语和所授外语的独特性语言规律，深刻认识单语地区不同年龄学生的独特认知规律。文章的结论是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学法，教学法具有独特性；由此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语对比教学法。

在全球化时代,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交会融合,形成超越国别或区域限制的文化杂糅,即超文化（transculturality）。超文化同时也是新媒体发展的产物。网络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发展使跨文化交际变得大众化、日常化、多模态化。在此背景下,本文将探讨社交媒体中超文化身份的多模态建构,提出将超文化身份视为包括性格、能力、品德等维度的态度意义,并提出分析视频语篇中身份建构的多模态理论框架。基于该框架,本文对李子柒在YouTube平台上的108个视频进行标注,归纳出其身份特征以及多模态资源的使用特点。研究认为,在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研究融会中外、贯通古今的超文化身份策略对构建多模态中国话语体系、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具有积极意义。

本文从翻译学的语言学、社会文化和认知科学三大研究范式的分歧与融合出发，汲取社会认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探讨翻译社会认知研究的概念、问题和方法。本文提出：翻译是一种社会认知，即一种基于译者对社会世界的感知、理解和概念化的语际操作。社会认知研究为译者行为研究提供了新的概念工具、框架和方法。翻译社会认知研究有助于研究范式的融合，有助于建立具有包容性和连贯性的翻译学本体理论和方法论，并能提出和回答一些具有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的新问题，为译者行为研究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

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探讨和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会涉及一些问题，如译者行为批评的理论源流、理论归因和理论应用等。作为该理论的构建者，本文作者针对这些问题予以解答，并利用层次分析法展开具体讨论，以求在梳理、释疑和学习过程中不断使理论得到完善，助推研究更加顺利地开展下去。

乡土语言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基因，对其的翻译在中国文学外译中占据重要地位，然而学界对乡土语言及其外译的研究仍缺乏一定的深度与广度。由周领顺等人撰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汉语乡土语言英译行为批评研究》是我国首部全面探讨汉语乡土语言英译的专著。该书兼具理论深度和实践探索意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具体而言，该书凭借原创理论探析了葛浩文乡土语言英译的内在规律，为外译实践提供了行为参照，丰富了中国特色译学理论的实践内涵；确立了乡土语言翻译和评价的原则，增强了乡土文学外译的可操作性及其评价的科学性；深度辨析了多个关键概念，有利于提高翻译批评的客观性和针对性。本文对该书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概述，并对其学术特色与贡献进行了细致的探讨。

在我国大力发展师范教育和全民素质教育的背景下,在新文科建设的强力助推下,从OBE理念出发,师范类外语专业文学课程的设置、课程体系、课程内容和授课模式,在内涵、外延、机制、重心等方面均呈现出全新的特点。而全新构建的师范类外语专业文学教育体系也将强力支撑毕业要求,对于全面提升师范类外语专业人才的核心素养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在师范类专业认证毕业要求的观照下,“反向设计、正向施工”的文学教育体系也使呼之欲出的文学教育学呈现出更具有时代特征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师生互动是外语课堂学习发生的重要机制，其中教师话语对师生互动效果产生直接影响。本研究从社会文化理论视角探究高校英语课堂教师话语对学生思维发展的支架作用。研究采用课堂话语分析的方法，分析国内某高校英语专业本科二年级精读课堂的互动情况，探究教师话语支架的功能、过程及特征。数据分析结果显示：①教师话语为学生参与思维活动提供支架，促进了学生逐步加深和拓展思考；②支架的构建和撤离具有自发性和即时性的特点，有效支架的前提是教师准确研判学生现有的经验和认知水平以及潜在的发展空间；③学生思维发展是外语课堂教学的重要目标，其中教师话语起关键的支架作用。本研究对外语课堂教学中的师生互动和思维培养具有一定启示。

近年来，混合研究方法逐渐受到应用语言学领域学者的关注。其中，Q方法作为一种探讨人类主体性的混合研究方法，融合了量化与质性方法的优势，从整体和个体两个层面出发，以客观手段考察主观本质，逐渐得到该领域专家的认可。然而，学者们对于Q方法的认识仍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研究成果较少，国内实证研究尤其匮乏。因此，本研究采用系统性综述方法，通过对国内外相关重点文献数据库进行检索和筛选，从“理论视角”“研究主题”和“数据搜集与分析特征”3个方面评述Q方法研究现状。研究发现，只有少量Q方法研究注重与理论相结合，且仅有的这些研究多聚焦动机主题；研究主题涉及动机、情感、信念、课程评价等；数据搜集与分析呈现出从共时到历时、从组内向组间或组内组间相结合的发展趋势。最后，本文结合现有研究的不足，指出Q方法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以期为未来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诗人但丁在《神曲》中为地狱、炼狱、天堂分别构建了精妙且独特的空间想象。本文以空间叙事为进路,分析了《神曲》中基督教神学传统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精神的交织融合。研究发现：一方面,但丁通过空间构建将中世纪神学笼统而混沌的宇宙观转换成几何模型式的系统图景;另一方面,人文主义道德价值通过诗歌中的相对位置和身体姿态被刻画出来,使得空间成为神学的喻体。因此,空间维度的探讨对全面评估《神曲》的诗艺与神学价值有着重大意义。

近年来,构式语法研究出现了多模态转向,多模态构式语法研究成为该领域新的研究动向。本文结合构式语法理论的使用观和意义观,概述了多模态构式研究的理论渊源和研究框架,并在评述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展望多模态构式语法研究的发展前景。多模态构式研究为考察构式义提供了新的观测窗口,有助于更完整地分析构式义,拓展构式概念的内涵,从而能够丰富和完善构式语法理论。同时,当前的多模态构式研究也存在多模态构式标准模糊、研究方法不够客观等问题。

外语教材研究是外语教育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外语学科长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服务于培养国家和社会所需要的综合素质过硬的国际化人才。2021年出版的《中国外语教材建设：理论与实践》汇聚了国内外语教材研究领域30年来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聚焦教材编写、教材分析与使用、教材评价、教材综述与展望等维度，既回顾了我国外语教材建设的历史进程，又为未来外语教材研究提供了多方面的借鉴与参考。

作为二语习得研究的子域,课堂二语习得研究在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本文采用定量内容法,选取2010—2019年在Language Learning、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Applied Linguistics和TESOL Quarterly 4种主要国际应用语言学期刊上刊发的课堂二语习得相关文献为研究对象,从总体趋势、研究视角、研究热点、研究方法4个层面进行了述评。研究结果显示：（1）国外课堂二语习得高水平研究成果呈曲折变化趋势;（2）基于社会文化视角的研究占主导,社会认知理论范式下的探索日趋增多;（3）教学法、课堂互动、反馈、学生身份成为研究热点;（4）研究方法以实证研究为主,定性研究方法使用频繁,混合研究不断增多;纵向研究的占比较高,并出现跨截面研究;受试以大学生为主,并逐渐呈现出向中小学生、学龄前儿童以及师生结合扩展的趋势。未来的课堂二语习得研究方法将更加科学化,研究内容凸显信息化,研究对象呈现多样化和交互性。希望本文对我国的课堂二语习得研究选题提供一些参考。

传统对比修辞学研究把英语修辞作为典范,强调英语修辞地位高于非英语修辞,因而遭到学者们的普遍反对。有些西方学者虽然认为汉英修辞模式具有同等地位,但在其试图为汉语语篇修辞地位辩护的过程中,往往片面强调两种修辞模式趋同,而忽略了汉语特有的修辞特征。本文从比较修辞学视角出发,对汉语段落的修辞模式进行了研究。研究内容包括我国初、高中语文教材中的段落写作指南和学生汉语论说文作文中的段落。研究结果显示：我国中学语文教材中没有包含系统的段落写作理论及指南;汉语作文中的“主题句”不同于英语,段落多为非归纳演绎式,且运用了较多的情感化语言。由此,本文认为,当今汉语论说文写作仍然具有特殊性,其修辞范式并未与英语相接近。提高汉语的修辞地位不能依靠强调其与英语修辞的相似性,应该正视两者之间的差异性。

在本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学界对有关应急语言的术语界定不一,各有侧重,容易造成理解偏差和术语误用,因此有必要确定应急语言术语的内涵和研究范围,以利后续的研究与交流。本文首先描述分析了国内外应急语言术语翻译和管理研究的现状;随后以国内外应急语言相关概念的对比分析为例,明确了应急语言术语的内涵和研究范围;最后结合国内在应急语言术语翻译和管理中的实践经验,提出对我国应急语言术语翻译和管理的3点建议,包括建立应急语言人才资源库、规划应急语言术语库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蓝图、规范应急语言术语的翻译和管理流程。

“译者行为批评”是由周领顺教授首倡并构建的翻译批评理论体系,是在社会学视域下,以译者为切入点、对译者行为所作的批评性研究,是对于译者在翻译社会化过程中的角色化过程及作用于文本的一般性行为规律特征的研究。本文将电影《囧妈》的字幕翻译置于“求真—务实”的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下,基于该片字幕的翻译实例,结合与译者的直接交流,分析该片字幕翻译的文本求真度和效果务实度,发现该片译者行为偏向务实而非求真。研究认为,译者的行为与其身份背景和知识体系有关。文章最后对从事影视翻译的译者群体选择和译者行为提出了建议。

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过程,而是译者与原文、译者与读者、译者与社会进行的伦理选择。以贝尔曼的“翻译伦理”为基础,皮姆提出了“译者伦理”,重新界定了译者的身份与角色,为翻译研究拓宽了视野和方向。近年来,周领顺的译者行为批评理论被广大学者接受并使用,为中国的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其中,译者“语言性”与“社会性”的身份界定与译者伦理有异曲同工之妙。本文将译者伦理与译者行为研究相结合,对许渊冲的译外与译内行为进行了研究,以助力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发展和我国译者翻译能力及研究能力的提升。

本文从语义连贯和文体连贯的角度出发，首先论证了意识流文学作品中由直接引语和自由间接话语的差异和对立所形成的独特的语篇连贯功能和机制，然后以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到灯塔去》为例，比较了该作品的两个中文译本，探讨了原著中人物话语的两种呈现方式在汉译过程中所体现的翻译思路和风格。研究发现，译者往往并不具备明确的文体意识和语篇连贯意识，为降低译文读者理解原著和译本的难度，对话语呈现方式的翻译与再现展现出随意和简化处理的思路和风格。这直接导致目的语中意识流文学作品独特叙事效果的变形和亏损。

作为翻译文本的重要内容,注释不仅可以弥补读者的文化缺省,还能够折射出译者的翻译策略及其读者观,是译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选取《麦克白》在不同时期的11个汉译本（包含1个导读本）,对各译本的注释进行统计分类,并就典型注释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麦克白》不同译本的注释不仅是读者了解异域文化的重要窗口,还是译者翻译观和读者观的重要载体;从中可以看出不同译者的隐形和显形以及特定读者群体的感受与反应,揭示译本注释背后隐含的译者观和读者观。最后,希望本文可以引起学术界对莎士比亚戏剧汉译副文本研究这一领域的重视。

“有+数量结构”常出现在句子的末尾,“有”可以表达数量或程度,在句子中可以被省略且不影响句子的合法性。吕叔湘（1999）、刘月华等（2001）、温锁林（2012）从语言事实和语用的角度对“有+数量结构”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论证,为从新的视角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基础。本文从句法制图理论“一个特征,一个中心语”的角度出发,以“他吃了有三大碗”和“他走了有三天了”中的“有+数量结构”的句法生成过程为例,试图确定“有”和“数量结构”的语类范畴,并对其句法特征进行句法制图。研究发现：“有+数量结构”中的“有”属于功能性成分,作为焦点标记基础生成于短语内部的焦点投射中心语位置;“数量结构”作为程度短语,生成于短语内部焦点投射的补语位置,受到焦点标记“有”的允准。

本文采取三人对谈的形式,以近年提出的“国家翻译实践”研究为例,围绕其概念生成、研究前瞻和反思,探讨通过理论创新拓展中国译学话语空间、服务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路径和方法。本文认为,翻译理论创新应立足于解决当下的现实问题,尤其需要关注国家治理和国际治理等相关问题;多元话语创生路径是可取的,但应基于问题特征和研究特点,有所选择、有所侧重;简单模仿或盲目跟风不是创新之举;在方法论上,应当打破单学科思维,采取基于复杂性思维的跨学科、甚至超学科方法。

语码转换现象是语言接触的重要产物之一,语码转换的句法研究对于了解语言接触中话语的结构具有重要价值。本文聚焦研究范式和方法,系统梳理了近40年国外语码转换句法研究的相关文献,并在评述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未来研究的方向。语码转换的句法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学者们研究的重点是语言混杂使用后制约语码转换的句法规则,并致力于探寻普遍制约原则。目前,学界主要形成了4种理论观点：①“特有规则说”,即语码转换受制于特有的句法规则;②“共有规则说”,即语码转换受制于参与语码转换的单语的句法规则;③“无规则说”,即语码转换不受任何句法规则的制约;④“中立说”,即语码转换是一种语言策略抑或是遵循某些普遍规律的结果。本研究发现语码转换的句法研究尚存不足之处,今后仍需进一步验证和补充以往研究的理论,尚需构建汉英语码转换的句法研究体系、开展语言学和心理学等交叉学科研究。

本文采用多模态话语的社会认知研究路径,对300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海报中包含的多模态隐喻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①这些海报以自然、动物、传统文化符号和基础事件结构为主要源域,构建了三大概念隐喻,即[抽象概念是实体]、[抽象价值是具象符号]、[抽象道德/精神/心理是运动行为],以此来构建抽象概念,主要包括“国家”“文明”“民族”等宏大政治概念、“幸福”“吉祥”“和谐”等社会理想以及“勤劳”“友善”“孝敬”等道德准则;②多模态隐喻为实现国家宏大叙事和个体认同提供了认知资源和路径,是政治思维具象化、外显化的有效手段,也是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政治动员和传播的有力武器。最后,本文提出此类海报在构建与传播方式上应该更加多元,以进一步提升其传播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效果。

本文从意图隐喻理论这一新兴的认知隐喻学理论视角出发，以习近平总书记2014—2018年发表的34篇海外署名文章为语料，通过汉英两种文本的对比，分析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大国外交话语中意图隐喻的理解及其采用的翻译策略。研究发现，译者希冀将总书记的外交理念全景式地呈现给译语接受者，向其展现中国的外交观点，阐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外交理念，明确无误地亮明中国的外交态度，以促进国家之间的友好邦交与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

本文首先以语言学和国际关系话语研究的融合视角,从历时性角度回顾了政治修辞作为学理概念的演化历程和中西方有关政治修辞的既往研究,以实证主义、建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3个范式对政治修辞在现实国际关系话语互动实践中的理论基础展开溯源。继而,以目前学界认可度最高的政治修辞分析框架“修辞性政治分析”模式为例,探讨了政治修辞在国际关系政策建构领域的应用,尝试为话语视角下的政策研究提供方法论创新意义上的启示。作为一个跨学科议程,政治修辞研究不仅有效地提升了国际政治中话语研究的理论化水平,也进一步推动了语言学议程的拓展,促进了语言学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深度融合。

译学研究方法由人文研究方法演绎而成，但有自己的特色。译学研究方法众多，可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层，形成相应的方法系统，由高至低分别为译学研究哲学方法、译学研究一般方法和译学研究具体方法。哲学方法指导和制约另外两层，一般方法自下而上地充实、丰富和发展哲学方法层，自上而下地拓展、深化和提高具体方法层。哲学方法包括普遍联系法、运动发展法、矛盾分析法等。一般方法包括辩证思维方法和系统科学方法两大类：前者包括分析综合结合法、归纳演绎结合法、定性定量结合法、宏观微观结合法、历史逻辑一致法、抽象升至具体法等；后者包括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论、协同论、突变论等。具体方法是可直接操作和使用的，数量最多。

近两年,我国主流媒体推出多部“抗疫”纪录片,为传播中国抗疫“好故事”、构筑抗疫精神、构建国家话语体系、塑造国家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抗疫纪录片的相关研究备受学界重视,然而,现有的研究仍然集中在传播学领域,对抗疫精神的构建和传播还缺乏内部话语机制的跨学科实证研究。本文以中国环球电视网推出的英文纪录片《中国战疫纪》为研究语料,依托评价理论的态度子系统（情感、判断、鉴赏）和态度意义的多模态实现框架,对片中的文字和多模态符号资源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该纪录片再现了英雄主义、乐观主义、集体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美学抗疫精神,文字模态主要建构了“判断”态度意义,多模态资源主要表征了“情感”态度意义,体现了抗疫纪录片实现价值认同和情感共鸣的双重功能。在融媒体时代,其传播策略表现为“情感性”共情传播和“全媒体”精准传播两大突出特点,是我国对外话语体系构建和国家形象塑造的有益实践。

元宇宙概念被广泛应用于各领域，助力创新发展。本文对元宇宙背景下如何开展外语教学研究这一问题进行了探索性阐述，讨论何谓元宇宙以及如何充分应用元宇宙场景开展外语教学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元宇宙概念的源起和定义、人类活动空间的演变、网络空间的发展过程、元宇宙背景下外语教学研究的发展新形态等，希望可以引发更多的观点与讨论。

元宇宙的概念开始逐渐进入学者的视野，针对元宇宙的研究也在逐步深入和拓展，有学者称元宇宙时代已经到来。本文首先对国内外元宇宙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继而对元宇宙视域下语言服务的发展，尤其是涉及我国数字语言服务的元宇宙发展的相关研究加以详细阐述。在此基础上，本文对立足元宇宙技术的数字语言服务以及元宇宙与数字语言服务融合发展中的人文伦理、资源开发和制度规范等方面提出展望，以期对元宇宙与我国数字语言服务的相关研究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