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学研究方法由人文研究方法演绎而成，但有自己的特色。译学研究方法众多，可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层，形成相应的方法系统，由高至低分别为译学研究哲学方法、译学研究一般方法和译学研究具体方法。哲学方法指导和制约另外两层，一般方法自下而上地充实、丰富和发展哲学方法层，自上而下地拓展、深化和提高具体方法层。哲学方法包括普遍联系法、运动发展法、矛盾分析法等。一般方法包括辩证思维方法和系统科学方法两大类：前者包括分析综合结合法、归纳演绎结合法、定性定量结合法、宏观微观结合法、历史逻辑一致法、抽象升至具体法等；后者包括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论、协同论、突变论等。具体方法是可直接操作和使用的，数量最多。

语用学是一门理论繁杂却又十分接地气的语言学科，近段时期发展迅猛、生机盎然。正如《语用学新发展研究》（陈新仁著，2021年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所展现的那样，该学科近十余年来在理论和应用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总体来看，语用学发展至少呈现出以下几个明显的趋势：①更加关注各类社会语境中的语言使用，包括虚拟空间和公共空间等语境中的语用问题，而非仅仅研究日常个体之间的语言使用；②更加频繁地使用其他学科的相关理论开展语用学跨学科研究；③更加注重引入社会建构论视角研究语言礼貌、面子、身份、立场、形象和信任等超学科议题；④更加强调融合多主体（如说话人、听话人、旁观者、评论者）的视角开展话语互动的分析；⑤更加强调多语境因素（如交际情境、序列语境/文本语境、社会文化语境）融合的分析；⑥更加注重定性研究或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式；⑦更加注重多模态话语分析。为了帮助广大语用学爱好者尤其是刚刚踏入语用学研究领域的年轻学者更好地、更具体地把握语用学今后或未来的发展脉络，更加敏锐地捕捉有价值、有意义的话题与课题，我们特别邀请了国内多位语用学专家分享他们对语用学一些具体分支领域的前瞻。

许多传统批评家将《麦克白》中的超自然意象与命运划等号,忽略了该剧的心理现实层面。本文将拉康和齐泽克的心理分析理论应用于对《麦克白》中超自然女巫形象的解读,得出如下结论：剧中的三个女巫其实是麦克白内心欲望的修辞,女巫的预言不过是麦克白无意识内容的转喻。不同版本中女巫形象的不确定性为打开新的文本阐释空间提供了可能性。麦克白在女巫身上看到的是麦克白夫人目光的注视,他的欲望是透过麦克白夫人的欲望建立起来的。麦克白企图用填补内心欲望空白的方式来回应“大他者”的缺失,却在权力的角逐中迷失自我、无法自拔。麦克白夫人沉湎于丈夫王权的“剩余快感”,可是当麦克白夫人的欲望无法被剩余快感所满足时,她也注定丧失理智、走向毁灭。莎士比亚通过超自然人物形象的描述和梦境的运用,揭示了悲剧人物麦克白夫妇丰富的心理世界,彰显了人文主义关怀。

四字格成语是汉语的精华,是汉民族长期沿用的结晶,其意义的整体性和结构的凝固性似乎业已俗成。然而,随着汉语的动态演进,四字格成语不应该被视为语言表达中一成不变的“老古董”,而是堪称中华传统文化中独具特色的语言“活化石”,且其本身早已蕴含显著的弹性张力和巨大的变化潜力。本文立论于王文斌提出的汉语具有空间性特质这一观点,聚焦汉语四字格成语这一特殊而又复杂的语言单位。研究发现：四字格成语具有块状性和离散性。前者主要表现为其内部各成分间的铺排展陈、平列组合、块状拼接以及整体运用时的单独成块、相对并立、自由灵活;后者则具体彰显于可拆分、可插入、可换序、可替换四个方面的张弛有度、收放自如、离合延展。块状性和离散性彼此包含、互为因果、相互关联、层层递进,充分显示出汉语四字格成语的空间性特质。

作为二语习得研究的子域,课堂二语习得研究在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本文采用定量内容法,选取2010—2019年在Language Learning、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Applied Linguistics和TESOL Quarterly 4种主要国际应用语言学期刊上刊发的课堂二语习得相关文献为研究对象,从总体趋势、研究视角、研究热点、研究方法4个层面进行了述评。研究结果显示：（1）国外课堂二语习得高水平研究成果呈曲折变化趋势;（2）基于社会文化视角的研究占主导,社会认知理论范式下的探索日趋增多;（3）教学法、课堂互动、反馈、学生身份成为研究热点;（4）研究方法以实证研究为主,定性研究方法使用频繁,混合研究不断增多;纵向研究的占比较高,并出现跨截面研究;受试以大学生为主,并逐渐呈现出向中小学生、学龄前儿童以及师生结合扩展的趋势。未来的课堂二语习得研究方法将更加科学化,研究内容凸显信息化,研究对象呈现多样化和交互性。希望本文对我国的课堂二语习得研究选题提供一些参考。

20世纪80年代末，在建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影响下，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开始出现语言转向。作为一种强大的话语策略，隐喻在政治新闻话语中的建构作用也逐渐引起学界的重视。本文以Charteris-Black（2004）的批评隐喻分析理论为框架，分析了美国主流媒体在“美国退出TPP”报道中以“TPP”和“美国退出TPP”为目标域的隐喻，揭示了其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意义和偏见，并分析了它们对社会认知的建构作用。研究显示，美国退出TPP对中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而美媒运用隐喻，大肆炒作该事件对中国的有利影响，屏蔽了其对中国的不利影响，并宣扬中国威胁论。通过运用这些隐喻，美媒试图引导和劝说读者建构出特定的关于该事件的心理模型，并通过这些隐喻的反复使用，使读者的心理模型不断得到加强和固化，从而促成社会语境模型的建构，实现影响大众观点、建构政治现实的目的。鉴于此，国内媒体应该有效运用媒体资源，主导议程设置，在国际社会上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

自1998年以来，历经二十多年的发展，“可加工性理论”成为二语习得领域影响较大的理论模式之一，用于阐释第二语言习得的普遍规律和习得过程，但在国内仍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首先介绍了“可加工性理论”的理论基础“词汇—函项语法”，阐述了该理论的发展历程和主要内容，包括第二语言的发展途径、语言加工的程序、语言迁移发生的条件等；其次回顾并评析了该理论在汉语二语习得中的应用；接着探讨了“可加工性理论”的优势与不足：“可加工性理论”关注语言加工的运行机制和大脑的语言能力，但只是通过可加工性预测二语习得顺序是不够的，并且该理论弱化了母语迁移的作用，没有考虑语义信息对界定句法结构所处阶段的影响。最后，笔者列出了“可加工性理论”的一些发展趋势，以期为未来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本文从意图隐喻理论这一新兴的认知隐喻学理论视角出发，以习近平总书记2014—2018年发表的34篇海外署名文章为语料，通过汉英两种文本的对比，分析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大国外交话语中意图隐喻的理解及其采用的翻译策略。研究发现，译者希冀将总书记的外交理念全景式地呈现给译语接受者，向其展现中国的外交观点，阐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外交理念，明确无误地亮明中国的外交态度，以促进国家之间的友好邦交与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

《我们共同的朋友》中尤金的纨绔子特质常遭到误解或漠视,本文通过揭示狄更斯与同时代的纨绔子布尔沃•利顿其人其文的历史联系,在小说文本分析的基础上,辨析尤金的纨绔子身份以及作者对这一人物倾注的同情。尤金在机敏悖谬的言辞、镇定自若的举止、懒散的生活方式、浅表化的人生态度等方面表现出了纨绔精神,纨绔精神在小说中具有积极内涵,与尤金的绅士设定相容,与文中的中产阶级文化批判主旨趋于一致。尤金不同于狄更斯以往描绘的纨绔子群像,展现了人物设定上的复杂性和内在统一性,反映了狄更斯与纨绔精神相容的一面。

诗人但丁在《神曲》中为地狱、炼狱、天堂分别构建了精妙且独特的空间想象。本文以空间叙事为进路,分析了《神曲》中基督教神学传统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精神的交织融合。研究发现：一方面,但丁通过空间构建将中世纪神学笼统而混沌的宇宙观转换成几何模型式的系统图景;另一方面,人文主义道德价值通过诗歌中的相对位置和身体姿态被刻画出来,使得空间成为神学的喻体。因此,空间维度的探讨对全面评估《神曲》的诗艺与神学价值有着重大意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作为诗人、评论家的霍达谢维奇与阿达莫维奇持续了10年的论战，成为巴黎俄侨诗歌界最重要的公共事件。两位评论家论战的主要内容包括侨民诗歌的评价标准、俄罗斯传统诗歌的继承、年轻一代侨民诗人的写作启蒙等，其中，以普希金为代表的经典文学样式和以“巴黎音调”为代表的新诗歌风貌成为论辩最主要的焦点。从本质上看，“十年论战”反映了俄罗斯侨民诗人普遍存在的创作焦虑和在身份认同上面临的现实困境，同时也折射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欧洲的总体文化危机。

本文在梳理语料库翻译学缘起和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目前语料库翻译学研究存在的不足，提出应开展基于多语语料库的翻译研究，以拓展并深化语料库翻译学研究。我们认为，基于多语语料库的翻译研究的主要议题包括翻译共性、翻译规范、翻译单位和翻译策略与方法等研究。基于多语语料库的翻译研究，不仅能够克服目前语料库翻译学过于依赖单语或双语语料库的局限，深化语料库翻译学研究，而且可以为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翻译理论研究提供重要的物质基础，推进普通翻译学的构建与发展。

话语是社会实践，也是心理认知过程。认知机制构成社会政治活动的基本框架，尤其是以语言活动为主的政治活动，因此从语言角度分析政治活动需要结合认知语言学理论，将语言的认知层面与社会政治层面相结合，运用认知机制考察政治话语使用背后的内容，揭示其隐含的意识形态。本文运用Chilton的认知话语分析模型，融合话语空间理论和意象图式理论，以时任美国副总统彭斯2018年在哈德逊研究所就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所发表的演讲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演讲中所建构的话语空间，通过意象图式这一认知工具解读演讲中的中国形象，进而揭示演讲是如何从认知角度操控听众的。研究发现，演讲将中国定位为处于话语空间边缘的消极外部实体，通过“容器—路径”这一复合意象图式把中国建构成侵蚀美国利益的入侵者和阻碍内部自由发展的壁垒。本文通过对意象图式分析方法和话语空间理论的结合运用，对政治文本进行认知话语分析，以期使读者更清晰地认识到权力和意识形态如何控制话语，加深对话语实践背后蕴含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的理解，注意养成批判性思维，客观地探究事实真相。

语言能力量表在国家语言战略和语言教育中发挥着重大作用,2018年发布的《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CSE）已经成为社会和学界关注的热点。本文在对量表效度研究进行梳理后发现,现有研究大多仅围绕量表的测评用途展开。在理论探索方面,朱正才（2016）和方绪军、杨惠中（2017）提出了各自的效度验证框架。两个框架均持分类效度观,但所用概念名称不尽相同,种类略有差别,各有优势和不足。在量表效度验证方面,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量表的解读和对接方面。在这些研究中,对学习者真实语言行为的描述多来自专家、教师和学生的主观判断,这些数据的可靠性有待验证。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教育与心理测量和语言测试领域效度理论指导下,针对语言能力量表的特点,进一步整合量表效度验证框架。对已有量表的效度验证和新量表研发应从对语言使用者的调查转到基于大规模语言使用者语料库的研究上来。必须指出,CSE等国内外著名语言能力量表均定位为“标准”,而“标准”的语言能力量表是语言测试开发的基础,所以语言测试的效度理论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能力量表值得进一步讨论。

ChatGPT是一种新型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模型，拥有强大的内容生产能力。ChatGPT具有变革传统翻译教学模式的潜力，能够有效地辅助个性化教学的开展，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构建新型教学主体关系，创新教学管理模式，推动知识生产方式变革，拓宽翻译教育教学研究空间。与此同时，ChatGPT的应用也存在潜在风险，如削弱学习自主性、异化教学主体关系、损害学术诚信、引发知识安全风险、伦理风险和意识形态风险等。为应对挑战并充分发挥ChatGPT在翻译教学中的应用潜能，我们有必要创新教学模式，改革教学过程，增强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强化翻译伦理教育和意识形态风险教育，提升师生数字素养。以ChatGPT为代表的新型人工智能作为“类人教师”具有强大的教学潜能，但无法取代教育教学中的人类因素，因而改变不了教育的本质，未来教师仍会在诸多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探讨和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会涉及一些问题，如译者行为批评的理论源流、理论归因和理论应用等。作为该理论的构建者，本文作者针对这些问题予以解答，并利用层次分析法展开具体讨论，以求在梳理、释疑和学习过程中不断使理论得到完善，助推研究更加顺利地开展下去。

翻译史研究是翻译研究中十分重要的分支,但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仍旧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如过分强调“以人为本”而轻视对文本的考察、个案研究流于史料堆砌、对口译史研究关注不足等。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安东尼 · 皮姆教授是翻译史研究方面的国际知名学者,其专著《翻译史研究方法》是翻译史研究的经典之作。笔者在本访谈中与皮姆教授探讨了翻译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皮姆教授对这些问题作出了回应。基于上述探讨,笔者展望了今后翻译史研究的重点,包括切实开展跨学科研究并发掘一手史料、关注科技翻译和法律翻译等非文学翻译史以及拓展口译史研究等。笔者希望此访谈可以澄清翻译史研究现有的一些问题,相关论述可以推动国内翻译史研究的发展,促进国内研究者更好地开展国际对话。

《大学英语教学指南》是在2013年制定的,近年来,我国相继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双一流建设”和科技创新等国家战略。在此背景下,公共英语的地位凸显,如果仍然需要全国统一的教学大纲,就有必要与时俱进进行修订,如公共英语有必要进行范式转移,从强调厚实的语言基础、偏向人文素质和跨文化交际的倾向朝公共英语的专业性、工具性和科学性发展。为此笔者在教学目标、教学要求和课程设置三个方面提出了修订建议及理论依据。笔者建议教学目标应直接满足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不是个性化的学生个体需求,如词汇量要求应该翻倍并且包括学生专业领域里的词汇,学术英语和专门用途英语课程是公共英语的主流课程,而通用英语课程则必须不断边缘化。

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形象逐渐成为研究的焦点之一。媒体话语在国家形象塑造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媒体话语研究在中国形象研究中的比重日益增大。本文以中美主流媒体关于两国贸易战的相关报道为语料，运用Charteris-Black的批评隐喻分析法，对概念隐喻进行识别和阐释，探讨中美媒体话语中中国形象的隐喻建构问题。研究发现，中美媒体在建构中国形象过程中采用了不同的隐喻：美国媒体使用战争隐喻的比例高于中国媒体，而中国媒体则比美国媒体采用了更多的竞赛隐喻，这充分印证了美国媒体选择将贸易争端敌对化而中国媒体则选择通过良性竞争解决贸易争端的倾向；两国媒体借助概念隐喻建构出不同的中国形象：美国媒体把中国塑造为“美国的敌人” “美国利益的伤害者”等负面形象，而中国媒体则努力塑造中国追求双赢、和平发展的正面形象。

英国圈地运动于18、19世纪达到顶峰，对农村生态和农民生活都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乔治·克莱布的《村庄》和《市镇》是18、19世纪之交英国乡村诗歌中的杰作，然而这两首诗有别于新古典主义诗人的田园诗情和感伤主义诗人的悲观情绪，揭露了农村在“圈地”阴影笼罩下的贫穷与破败。本文从英国圈地运动与《村庄》和《市镇》两首诗的关系入手，探讨了圈地运动导致的农村生态破坏、农民道德沦丧等现象，并将视角从农村拓展到社会，分析了圈地运动造成的阶级分化、政治腐败等社会问题。最后，本文通过对克莱布诗歌成就的定位发现，克莱布是一位具有超前意识、观察细腻、笔法犀利的伟大诗人，值得国内外学者深入研究。

主体间性是指在多个参与者之间分享情感、感知、思维和语言等方面的经验内容。语言根植于我们的身体，但更重要的是它还根植于社会和主体间性。本文指出，在解释语义的认知基础时，认知语言学奉行的是个体化的原则，涉身性和主体间性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要解决这一矛盾需要借助现象学的观点。Zlatev提出涉身主体间性的概念，把涉身性和主体间性有机地融合起来，作为同一现象两个互补的方面。根据这一观点，说话人与听话人共同进行“认知协调”，在语言交际中，说话人邀请听话人参与语言表达所引起的推理，改变听话人的认知系统，从而相应地调整双方的共同基础。正常的语言使用不仅具有信息功能，还具有“论证性”功能，说话者可以通过语言影响他人的思维、态度、立场以及即时的行为等。批评认知语言学的研究体现主体间性，因为它关注的是言语使用及其所引起的相关联的概念结构，以及这些概念结构在话语语境中所承担的意识形态或合法化的功能，即通过语言影响人们的意识形态、立场、观点、看法以及人们对某一意识形态或观点的接受程度。批评认知语言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认知语言学忽视社会性与主体间性的缺陷，是认知语言学“社会转向”的重要体现。

本文首先构建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联合概念的积极话语分析理论框架，然后采用语料库分析与具体话语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微博话语中的生态文明。文章总结了微博话语中最受关注的4类生态文明话题、生态文明建设5个方面的工作以及生态文明话语中最具影响力的微博用户类别，聚焦微博话语的构建功能，分析了生态文明所涉及的群体构建和身份协商，以期能为积极话语分析、群体和身份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为生态文明和微博研究开拓话语分析的新视角。

近年来，互动语言学已成为国内颇受瞩目的一种语言学理论。它根植于会话分析研究，与会话分析有着最直接、最紧密且难以剥离的关系。遗憾的是，许多研究者对互动语言学没有全面的认识和正确的掌握，从而不能正确开展实证研究。为了呈现互动语言学的真实面貌、推进互动语言学研究的科学开展，本文首先介绍了互动语言学的学科基础、研究目的、研究工具等内容，然后以《从互动交际看“好吧”的妥协回应功能》一文为例，指出该研究中存在的部分问题，以展示互动语言学视角下实证研究的正确做法，并提倡同行严格遵守互动语言学的学科规训，开展客观、科学、有说服力的实证研究。

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是中世纪阿拉伯文化昌盛时期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世界范围内翻译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译事之集中，规模之宏大，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深远，纵观整个人类历史均属罕见。伴随着这一盛事，阿拉伯民族也孕育了同样丰富的话语资源。这些话语资源不仅提供了认识这一时期翻译活动重要的语境信息，而且在思想上具有现代翻译理论的原始形态。为了建构翻译话语，本文选取这一时期的两位代表人物侯奈因和贾希兹的翻译话语，运用现代译学理论进行阐释，展现中世纪阿拉伯学人对翻译实践的总结和翻译活动的思考，进而促进世界范围内不同文化之间翻译话语的互动。

本文从翻译学的语言学、社会文化和认知科学三大研究范式的分歧与融合出发，汲取社会认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探讨翻译社会认知研究的概念、问题和方法。本文提出：翻译是一种社会认知，即一种基于译者对社会世界的感知、理解和概念化的语际操作。社会认知研究为译者行为研究提供了新的概念工具、框架和方法。翻译社会认知研究有助于研究范式的融合，有助于建立具有包容性和连贯性的翻译学本体理论和方法论，并能提出和回答一些具有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的新问题，为译者行为研究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

位于中原腹地的河南省，与国家一同经历了20世纪的波澜壮阔，这非凡的岁月造就了160位翻译家，他们在多个领域作出了巨大贡献。本研究爬梳了他们的生平及译著史料，结合翻译研究的“外部史”，考察他们的群体特征及其与河南这片热土的关系，探究这一群体产生和发展的规律及动因。本研究通过客观评价河南现当代翻译家群体的历史贡献和地位，激发更多的译者继承其未竟的事业，为区域翻译家和外语人才培养研究以及讲好“黄河故事”“河南故事”作出贡献。

概念隐喻与概念转喻是人类在认知层面对经验的高层次加工，而概念语法隐喻则关注经过高层次认知加工的概念在词汇—语法层的表达。本文构拟了概念语法隐喻的概念隐喻与概念转喻的实现框架。研究发现：语法隐喻式表达的概念意义可以通过概念隐喻与概念转喻实现；通过概念隐喻与概念转喻对概念意义的表达是概念语法隐喻产生的动因；概念隐喻与概念转喻是概念语法隐喻中过程转换、级阶转换和性状转换的主要认知机制。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因为拥有丰富的多模态符号资源和庞大的用户群体,已经成为政府机关与社会机构发布消息时的首选渠道,是实现有效宣传和科学管理的重要方式。基于社交媒体的特点,我们提出多模态话语治理的概念,并以此为基础,探讨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我国主流媒体是如何通过建构正面价值来引导公众的情感和态度,从而实现话语治理的目的的。同时,以评价系统为基础,我们提出了正面价值语义框架和多模态分析框架,并系统描述了如何通过文字资源和图像资源共同建构正面价值。本研究以“央视新闻”官方抖音号发布的短视频新闻为例,发现其通过自下而上的劝导式和引发式的话语策略呈现积极情感、良好品质以及事件合理性,从而达到构建社会情感共同体和社会价值共同体的目的。我们认为,基于社交媒体的多模态话语治理不仅是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也是构建国家软实力与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方式。

托马斯·曼的小说《死于威尼斯》表现了作家阿申巴赫在20世纪初的创作危机中找寻出路却最终失败的过程，作品中主人公的经历体现了世纪末艺术家的求索和困境。本文结合托马斯·曼的其他作品，从市民社会的成功道德对艺术家的影响和颓废对艺术家本性的释放作用两个方面分析了作品中艺术家危机产生和最终无法被克服的原因。艺术家的本性中融合了严于律己和放荡不羁两种本能，在成功道德的影响下，它们在阿申巴赫身上表现为一种“虚弱的英雄主义”，即颓废。阿申巴赫以克己自律的精神献身于艺术，在艺术的道路上从追求认识发展到追求道德和形式，并最终陷入了艺术创作僵化的困境。他借助神话寻求爱欲来对抗艺术和生活中的危机，艺术家本性中的放荡不羁在颓废的影响下完全释放并最终导致了他的死亡。艺术家本性中这两种本能的对立使得颓废艺术家无法克服颓废成为挽救时代的英雄。

本文主要探讨人工智能与外语教学的关系,指出人工智能技术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是教育信息化进程中的必然趋势,同时阐述了智能与人工智能的发展轨迹及其主要技术概念,并以此为基础探索人工智能技术中的一些关键概念在外语教学中的实际体现与应用。要使人工智能技术有效地应用于外语教学,学校应该合理地建设智慧教室,同时教师的外语信息化教学能力必须得到全面的构建和发展,包括学会如何使用“活书”以及学会利用智慧学习软件。

伊恩•麦克尤恩的《赎罪》因其对自我和他者关系的探索而传达了丰富的他者伦理内涵。这一伦理效果不仅源于他对小说故事情节的精心构思,更源于其在小说叙述形式上的探索。在叙述形式层面,麦克尤恩将元小说嵌套叙述、视角转换和不可靠叙述相结合,探索出一套独特的伦理叙述话语,揭示了作品的他者伦理意蕴,展示了作者、叙述者和读者的伦理意识表达与叙述呈现之间的关系。本文将着重聚焦这三种叙述形式在强化《赎罪》中的他者伦理表达方面的作用,探讨作者麦克尤恩如何通过叙述形式层面的他者伦理内涵引导读者进行自我伦理意识的反思。分析发现,麦克尤恩在《赎罪》中采用的叙述形式具有丰富的伦理内涵,这一叙述形式与小说内容共同强化了小说中的他者伦理意蕴。探究《赎罪》中叙述形式在伦理表达方面的效果能够充分挖掘该小说的伦理内涵,也有助于引起学界对麦克尤恩小说中叙述伦理的关注。

本文在“词汇—构式语用学”框架下，把传统修辞学的“双关”当作“双关触发器”，而把真正的双关当作“双关构式”进行研究，以双关构式的音形义效为语用修辞参数，将双关构式分为3类：①{X +同音同形异义异效词+ X}双关构式；②{X +同/近音近形异义异效词+ X}双关构式；③{X +同/近音异形异义异效词+ X}双关构式。对于语效，除了前人指出的风趣幽默、新颖别致以及让人产生联想等修辞效果之外，本文还发现并阐述了双关构式表达说话者的情感态度、避实就婉、刻意曲解、缓解尴尬等语用功能，浅论了双关构式的语义—语用模糊性、传承性、网络性以及语用修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