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武术元素及其承载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国产武侠电影对外传播的卖点之一,而武术元素和中国文化往往包含在武术术语中,因此武术术语字幕翻译颇为重要。本文结合字幕翻译和英汉互译的特点,对西班牙学者艾克西拉提出的“文化专有词”翻译策略分类法略作修正,采用数据统计和实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王家卫执导的《一代宗师》中的武术术语字幕英译进行了描述性研究。研究发现,该片字幕译者更倾向于采用文化保留性翻译策略,同时适当采用文化替换性翻译策略,且翻译手法灵活多样,其英文字幕既着力于传播中华武术文化,又尽量做到浅显易懂。本研究对中国传统文化借由电影“走出去”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一经问世,就引发了应用热潮,同时也对广大语言内容工作者的创作和服务模式构成了巨大冲击。本研究将机器自动评价和人工评价相结合开展译文质量评测实验,对当前GPT技术在翻译领域的应用表现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目前GPT技术在翻译领域中尚不构成对神经网络机器翻译技术的更迭,但在汉英翻译、术语翻译、文学翻译等领域已经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质量提升。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对翻译教育如何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变革给出了建议。
语用学是一门理论繁杂却又十分接地气的语言学科,近段时期发展迅猛、生机盎然。正如《语用学新发展研究》(陈新仁著,2021年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所展现的那样,该学科近十余年来在理论和应用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总体来看,语用学发展至少呈现出以下几个明显的趋势:①更加关注各类社会语境中的语言使用,包括虚拟空间和公共空间等语境中的语用问题,而非仅仅研究日常个体之间的语言使用;②更加频繁地使用其他学科的相关理论开展语用学跨学科研究;③更加注重引入社会建构论视角研究语言礼貌、面子、身份、立场、形象和信任等超学科议题;④更加强调融合多主体(如说话人、听话人、旁观者、评论者)的视角开展话语互动的分析;⑤更加强调多语境因素(如交际情境、序列语境/文本语境、社会文化语境)融合的分析;⑥更加注重定性研究或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式;⑦更加注重多模态话语分析。为了帮助广大语用学爱好者尤其是刚刚踏入语用学研究领域的年轻学者更好地、更具体地把握语用学今后或未来的发展脉络,更加敏锐地捕捉有价值、有意义的话题与课题,我们特别邀请了国内多位语用学专家分享他们对语用学一些具体分支领域的前瞻。
四字格成语是汉语的精华,是汉民族长期沿用的结晶,其意义的整体性和结构的凝固性似乎业已俗成。然而,随着汉语的动态演进,四字格成语不应该被视为语言表达中一成不变的“老古董”,而是堪称中华传统文化中独具特色的语言“活化石”,且其本身早已蕴含显著的弹性张力和巨大的变化潜力。本文立论于王文斌提出的汉语具有空间性特质这一观点,聚焦汉语四字格成语这一特殊而又复杂的语言单位。研究发现:四字格成语具有块状性和离散性。前者主要表现为其内部各成分间的铺排展陈、平列组合、块状拼接以及整体运用时的单独成块、相对并立、自由灵活;后者则具体彰显于可拆分、可插入、可换序、可替换四个方面的张弛有度、收放自如、离合延展。块状性和离散性彼此包含、互为因果、相互关联、层层递进,充分显示出汉语四字格成语的空间性特质。
诗人但丁在《神曲》中为地狱、炼狱、天堂分别构建了精妙且独特的空间想象。本文以空间叙事为进路,分析了《神曲》中基督教神学传统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精神的交织融合。研究发现:一方面,但丁通过空间构建将中世纪神学笼统而混沌的宇宙观转换成几何模型式的系统图景;另一方面,人文主义道德价值通过诗歌中的相对位置和身体姿态被刻画出来,使得空间成为神学的喻体。因此,空间维度的探讨对全面评估《神曲》的诗艺与神学价值有着重大意义。
始于平安时代末期的长连歌是日本和歌中最独特的类型,但目前在国内仅有的几篇连歌相关先行研究中没有专门研究长连歌及其汉译问题的。本文以地下千韵连歌、地上千韵连歌、武将百韵连歌和独吟千韵俳谐连歌的代表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在具体分析每种长连歌的歌风特点、语言修辞特点和潜文本信息特点等主要源语信息之后,以韦努蒂的抵抗式异化翻译思想与归化思想为主要指导,对每种长连歌代表作进行汉译,尝试解决日本各种长连歌汉译的异化与归化问题。
中国的法律翻译肇始于清末,其发展经历了萌芽期、探索期、转型期、发展期和持续完善期5个时期。党的十八大以来,法律翻译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各界的关注度持续上升。因此,有必要厘清当前法律翻译中存在的问题,消除各界对法律翻译的误解。在中央强调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大背景下,必须重视法律翻译的统领性作用,关注法律翻译的独立价值,提高对法律翻译的认识。未来,我们要扎实做好法律翻译教学工作,加快法律翻译规范化进程,提高法律翻译的质量和水平,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积极构建法治国际话语体系,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法治故事。以法治传播为突破口,以讲好中国法治故事为切入点,塑造法治中国形象,从而取信于国际社会,让更多人愿意倾听中国故事。
本文从翻译学的语言学、社会文化和认知科学三大研究范式的分歧与融合出发,汲取社会认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探讨翻译社会认知研究的概念、问题和方法。本文提出:翻译是一种社会认知,即一种基于译者对社会世界的感知、理解和概念化的语际操作。社会认知研究为译者行为研究提供了新的概念工具、框架和方法。翻译社会认知研究有助于研究范式的融合,有助于建立具有包容性和连贯性的翻译学本体理论和方法论,并能提出和回答一些具有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的新问题,为译者行为研究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
语言能力量表在国家语言战略和语言教育中发挥着重大作用,2018年发布的《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CSE)已经成为社会和学界关注的热点。本文在对量表效度研究进行梳理后发现,现有研究大多仅围绕量表的测评用途展开。在理论探索方面,朱正才(2016)和方绪军、杨惠中(2017)提出了各自的效度验证框架。两个框架均持分类效度观,但所用概念名称不尽相同,种类略有差别,各有优势和不足。在量表效度验证方面,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量表的解读和对接方面。在这些研究中,对学习者真实语言行为的描述多来自专家、教师和学生的主观判断,这些数据的可靠性有待验证。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教育与心理测量和语言测试领域效度理论指导下,针对语言能力量表的特点,进一步整合量表效度验证框架。对已有量表的效度验证和新量表研发应从对语言使用者的调查转到基于大规模语言使用者语料库的研究上来。必须指出,CSE等国内外著名语言能力量表均定位为“标准”,而“标准”的语言能力量表是语言测试开发的基础,所以语言测试的效度理论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能力量表值得进一步讨论。
ChatGPT代表了目前语言智能技术发展的最高水平,它合信息搜索、机器翻译和对话生成等功能于一体,以强大的生成能力给人类生活带来了颠覆性的影响。外语教学关乎语言能力提升和知识传授,势必会受到语言智能技术发展的直接影响。本文在介绍ChatGPT功能与特性的基础上,分析了ChatGPT在外语教学过程中的应用场景和存在的潜在问题,并提出了针对这些问题的宏观应对策略。在人机共生时代,外语教学工作者应坚守育人初心,改革教学范式,注重创新能力,努力提高智能素养,增强智能伦理意识,培养出更多高素质的外语人才。
ChatGPT是一种新型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模型,拥有强大的内容生产能力。ChatGPT具有变革传统翻译教学模式的潜力,能够有效地辅助个性化教学的开展,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构建新型教学主体关系,创新教学管理模式,推动知识生产方式变革,拓宽翻译教育教学研究空间。与此同时,ChatGPT的应用也存在潜在风险,如削弱学习自主性、异化教学主体关系、损害学术诚信、引发知识安全风险、伦理风险和意识形态风险等。为应对挑战并充分发挥ChatGPT在翻译教学中的应用潜能,我们有必要创新教学模式,改革教学过程,增强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强化翻译伦理教育和意识形态风险教育,提升师生数字素养。以ChatGPT为代表的新型人工智能作为“类人教师”具有强大的教学潜能,但无法取代教育教学中的人类因素,因而改变不了教育的本质,未来教师仍会在诸多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主体间性是指在多个参与者之间分享情感、感知、思维和语言等方面的经验内容。语言根植于我们的身体,但更重要的是它还根植于社会和主体间性。本文指出,在解释语义的认知基础时,认知语言学奉行的是个体化的原则,涉身性和主体间性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要解决这一矛盾需要借助现象学的观点。Zlatev提出涉身主体间性的概念,把涉身性和主体间性有机地融合起来,作为同一现象两个互补的方面。根据这一观点,说话人与听话人共同进行“认知协调”,在语言交际中,说话人邀请听话人参与语言表达所引起的推理,改变听话人的认知系统,从而相应地调整双方的共同基础。正常的语言使用不仅具有信息功能,还具有“论证性”功能,说话者可以通过语言影响他人的思维、态度、立场以及即时的行为等。批评认知语言学的研究体现主体间性,因为它关注的是言语使用及其所引起的相关联的概念结构,以及这些概念结构在话语语境中所承担的意识形态或合法化的功能,即通过语言影响人们的意识形态、立场、观点、看法以及人们对某一意识形态或观点的接受程度。批评认知语言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认知语言学忽视社会性与主体间性的缺陷,是认知语言学“社会转向”的重要体现。
生成式AI对英语学习的促进作用已得到广泛证实,其中学习者个体对生成式AI的态度是影响其使用情况的关键因素。尽管目前已有一些量表被用于评估个体对AI的态度,但并不适用于生成式AI,且可靠性值得商榷。鉴于此,本研究尝试开发生成式AI辅助中国大学英语学习者态度量表,并对其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在样本1中,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本研究构建了一个包含15个题项的量表,分为情感、行为和认知3个维度,累计方差解释率为65.719%。在样本2中,经验证性因子分析显示,三因子结构在数据中拟合性良好。本研究还对量表的效标效度、内部一致性以及跨性别测量一致性进行了评估,验证了其可靠性和有效性。本研究开发的量表具有较好的心理测量学特性,可以有效地评估我国大学生对使用生成式AI辅助英语学习的态度。
本文主要探讨人工智能与外语教学的关系,指出人工智能技术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是教育信息化进程中的必然趋势,同时阐述了智能与人工智能的发展轨迹及其主要技术概念,并以此为基础探索人工智能技术中的一些关键概念在外语教学中的实际体现与应用。要使人工智能技术有效地应用于外语教学,学校应该合理地建设智慧教室,同时教师的外语信息化教学能力必须得到全面的构建和发展,包括学会如何使用“活书”以及学会利用智慧学习软件。
许多传统批评家将《麦克白》中的超自然意象与命运划等号,忽略了该剧的心理现实层面。本文将拉康和齐泽克的心理分析理论应用于对《麦克白》中超自然女巫形象的解读,得出如下结论:剧中的三个女巫其实是麦克白内心欲望的修辞,女巫的预言不过是麦克白无意识内容的转喻。不同版本中女巫形象的不确定性为打开新的文本阐释空间提供了可能性。麦克白在女巫身上看到的是麦克白夫人目光的注视,他的欲望是透过麦克白夫人的欲望建立起来的。麦克白企图用填补内心欲望空白的方式来回应“大他者”的缺失,却在权力的角逐中迷失自我、无法自拔。麦克白夫人沉湎于丈夫王权的“剩余快感”,可是当麦克白夫人的欲望无法被剩余快感所满足时,她也注定丧失理智、走向毁灭。莎士比亚通过超自然人物形象的描述和梦境的运用,揭示了悲剧人物麦克白夫妇丰富的心理世界,彰显了人文主义关怀。
二语写作句法复杂性研究是近年来应用语言学和二语习得领域的一个热点话题,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使用不同指标对此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并取得了巨大进展。本文尝试从二语句法复杂性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现存的问题几个角度出发,回顾当前二语写作句法复杂性的研究现状,探讨句法复杂性的研究趋势和二语写作句法复杂性教学的特点,了解二语句法复杂性、多面性、多层次和多维度的本质,希望能为今后的研究设计和统计方法以及二语写作教学提供新的视角和启示。语言复杂性意义维度有助于研究者进一步建立并完善多维度指标,建立语言形式、语言功能和语言意义间的链接,兼顾评估学习者语言水平发展和写作质量的提高。
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是中世纪阿拉伯文化昌盛时期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世界范围内翻译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译事之集中,规模之宏大,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深远,纵观整个人类历史均属罕见。伴随着这一盛事,阿拉伯民族也孕育了同样丰富的话语资源。这些话语资源不仅提供了认识这一时期翻译活动重要的语境信息,而且在思想上具有现代翻译理论的原始形态。为了建构翻译话语,本文选取这一时期的两位代表人物侯奈因和贾希兹的翻译话语,运用现代译学理论进行阐释,展现中世纪阿拉伯学人对翻译实践的总结和翻译活动的思考,进而促进世界范围内不同文化之间翻译话语的互动。
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探讨和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会涉及一些问题,如译者行为批评的理论源流、理论归因和理论应用等。作为该理论的构建者,本文作者针对这些问题予以解答,并利用层次分析法展开具体讨论,以求在梳理、释疑和学习过程中不断使理论得到完善,助推研究更加顺利地开展下去。
汪榕培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典籍翻译家,一生翻译了60多部典籍作品,其中包括《诗经》在内的8部译作入选“大中华文库”,为中国典籍英译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本文基于已建成的《诗经》中英文平行语料库,以汪榕培的《诗经》译本为研究对象,参照理雅各、庞德和许渊冲的译本,利用语料库检索软件WordSmith从词汇和句子两个层面考察了汪榕培的翻译风格。本研究兼顾T型和S型两种维度的译者风格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对译者风格产生的原因进行了解读。在借助语料库的统计数据直观体现译者风格的同时,兼顾源文本,探讨译者风格,有助于客观、全面地揭示翻译本质。
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的核心期刊为数据来源,运用Microsoft Excel和可视化软件CiteSpace,从年度发文量、研究方法、期刊刊载量、发文作者、研究热点和研究特点六大方面对1988—2020年语用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进行了梳理和回顾。研究发现:①经过长期发展,语用翻译研究目前已进入稳定发展期,增幅削减;②研究热点集中在关联理论的理论建构及理论应用上;③语用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呈现口译研究成果突出、翻译策略研究不断深化、翻译研究范围广泛的特点;④语用翻译研究以人文主义研究为主,实证研究比较薄弱。本文的回顾与梳理旨在为今后的语用翻译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相关研究已经成为学界目前的研究热点。本文在详细梳理现有研究状况的基础上,探讨了本领域未来的研究路径,希望可以启发后续有关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译介与传播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未来的研究依然需要在理论与实践、理念与方法、体制与机制、译介与传播、平台与渠道、人才与培养等领域不断拓展研究的广度与深度,特别需要加强在理论创新研究、应用对策研究、人才培养研究以及机制效能研究等核心议题上的探索。
本文在梳理语料库翻译学缘起和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目前语料库翻译学研究存在的不足,提出应开展基于多语语料库的翻译研究,以拓展并深化语料库翻译学研究。我们认为,基于多语语料库的翻译研究的主要议题包括翻译共性、翻译规范、翻译单位和翻译策略与方法等研究。基于多语语料库的翻译研究,不仅能够克服目前语料库翻译学过于依赖单语或双语语料库的局限,深化语料库翻译学研究,而且可以为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翻译理论研究提供重要的物质基础,推进普通翻译学的构建与发展。
概念隐喻与概念转喻是人类在认知层面对经验的高层次加工,而概念语法隐喻则关注经过高层次认知加工的概念在词汇—语法层的表达。本文构拟了概念语法隐喻的概念隐喻与概念转喻的实现框架。研究发现:语法隐喻式表达的概念意义可以通过概念隐喻与概念转喻实现;通过概念隐喻与概念转喻对概念意义的表达是概念语法隐喻产生的动因;概念隐喻与概念转喻是概念语法隐喻中过程转换、级阶转换和性状转换的主要认知机制。
近年来,构式语法研究出现了多模态转向,多模态构式语法研究成为该领域新的研究动向。本文结合构式语法理论的使用观和意义观,概述了多模态构式研究的理论渊源和研究框架,并在评述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展望多模态构式语法研究的发展前景。多模态构式研究为考察构式义提供了新的观测窗口,有助于更完整地分析构式义,拓展构式概念的内涵,从而能够丰富和完善构式语法理论。同时,当前的多模态构式研究也存在多模态构式标准模糊、研究方法不够客观等问题。
近年来,互动语言学已成为国内颇受瞩目的一种语言学理论。它根植于会话分析研究,与会话分析有着最直接、最紧密且难以剥离的关系。遗憾的是,许多研究者对互动语言学没有全面的认识和正确的掌握,从而不能正确开展实证研究。为了呈现互动语言学的真实面貌、推进互动语言学研究的科学开展,本文首先介绍了互动语言学的学科基础、研究目的、研究工具等内容,然后以《从互动交际看“好吧”的妥协回应功能》一文为例,指出该研究中存在的部分问题,以展示互动语言学视角下实证研究的正确做法,并提倡同行严格遵守互动语言学的学科规训,开展客观、科学、有说服力的实证研究。
话语是社会实践,也是心理认知过程。认知机制构成社会政治活动的基本框架,尤其是以语言活动为主的政治活动,因此从语言角度分析政治活动需要结合认知语言学理论,将语言的认知层面与社会政治层面相结合,运用认知机制考察政治话语使用背后的内容,揭示其隐含的意识形态。本文运用Chilton的认知话语分析模型,融合话语空间理论和意象图式理论,以时任美国副总统彭斯2018年在哈德逊研究所就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所发表的演讲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演讲中所建构的话语空间,通过意象图式这一认知工具解读演讲中的中国形象,进而揭示演讲是如何从认知角度操控听众的。研究发现,演讲将中国定位为处于话语空间边缘的消极外部实体,通过“容器—路径”这一复合意象图式把中国建构成侵蚀美国利益的入侵者和阻碍内部自由发展的壁垒。本文通过对意象图式分析方法和话语空间理论的结合运用,对政治文本进行认知话语分析,以期使读者更清晰地认识到权力和意识形态如何控制话语,加深对话语实践背后蕴含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的理解,注意养成批判性思维,客观地探究事实真相。
本文从意图隐喻理论这一新兴的认知隐喻学理论视角出发,以习近平总书记2014—2018年发表的34篇海外署名文章为语料,通过汉英两种文本的对比,分析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大国外交话语中意图隐喻的理解及其采用的翻译策略。研究发现,译者希冀将总书记的外交理念全景式地呈现给译语接受者,向其展现中国的外交观点,阐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外交理念,明确无误地亮明中国的外交态度,以促进国家之间的友好邦交与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
如何界定译者行为?能否基于某一理论或范式,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分析框架,通过系统性研究生成新知?本文尝试从认知翻译学的视角对这些问题作初步的思考,具体探讨译者行为概念的层次、具身属性和分析范畴,阐释译者行为认知研究区别于传统研究的特征和维度,进一步明确译者行为认知研究的目标、维度、问题和方法。
随着杜诗英译的发展,杜诗英译研究也不断发展。然而目前针对杜甫诗歌英译的研究,大部分局限于对某一首或几首诗歌英译的研究,综合对比分析不同译者在译诗过程中涉及的翻译思想、原则、策略等方面的研究数量不多。译序属于“副文本”范畴,一般包括译者对原作者、原著和译作出版意图等内容的介绍;译序是译者翻译思想的载体,包含了许多无法在译文中明言的翻译原则、策略、技巧等理论资源,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选取了37种杜甫诗歌译作,综合分析译序内容,将其中涉及翻译的部分作为重点研究对象,探究译序如何体现译者的翻译思想、翻译策略、翻译技巧等,并通过个案具体分析译序内容如何指导译者的翻译实践,以期总结翻译规律,为深化杜甫诗歌英译研究作出一些贡献。
本文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简述概念转喻研究的最新进展,分析其发展脉络,展望未来的发展路径与方向。文章首先回顾了研究范式的转变:从修辞到认知;其次讨论了近年来概念转喻研究新的进展,如转喻触发语、转喻的认知功能研究;最后展望了概念转喻研究未来发展的方向,建议加强英汉转喻对比与相关实践领域——如翻译理论与实践、语言教学——的研究。
基于大规模语料库的ChatGPT能够帮助人们进行翻译和写作,但利用这一大语言模型撰写学术论文的案例还不多见。鉴于此,本研究利用ChatGPT直接生成一篇学位论文,以观察和探讨该工具的适用性。笔者选择了一个应用语言学论文主题,要求ChatGPT生成论文的题目、大纲、引言、文献综述、研究方法、结果、讨论、结语、摘要和参考文献等各个部分。结果显示,ChatGPT能够根据假设的数据,生成一篇内容和语言俱佳的高质量论文,效率很高;但不足之处也很明显,如引用的研究过时、信息失真、观点和解释不一致或不相干、给出的引用和出处不可靠等问题。鉴于人工智能语言模型技术发展势头迅猛,笔者建议在高校学位论文写作课程中引入这一技术并将其置于教学核心位置,帮助学生掌握向ChatGPT提问、发指令的方法,并借助ChapGPT学习论文写作(如设置论文主题)的必要知识及辨别错误的技巧,尤其是要让学生学会遵守学术诚信规范、避免抄袭剽窃,全面提高其数字素养。
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形象逐渐成为研究的焦点之一。媒体话语在国家形象塑造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媒体话语研究在中国形象研究中的比重日益增大。本文以中美主流媒体关于两国贸易战的相关报道为语料,运用Charteris-Black的批评隐喻分析法,对概念隐喻进行识别和阐释,探讨中美媒体话语中中国形象的隐喻建构问题。研究发现,中美媒体在建构中国形象过程中采用了不同的隐喻:美国媒体使用战争隐喻的比例高于中国媒体,而中国媒体则比美国媒体采用了更多的竞赛隐喻,这充分印证了美国媒体选择将贸易争端敌对化而中国媒体则选择通过良性竞争解决贸易争端的倾向;两国媒体借助概念隐喻建构出不同的中国形象:美国媒体把中国塑造为“美国的敌人” “美国利益的伤害者”等负面形象,而中国媒体则努力塑造中国追求双赢、和平发展的正面形象。
现代语境论鼻祖Malinowski提出了语境“三元论”,即“文化语境”“情景语境”“上下文语境”。通过关照三种语境的共同制约作用,可提高译文准确性,减少误译、信息偏离及信息损耗。本文通过细读文本,发现葛浩文译《生死疲劳》中的误译类型主要有3种:(1)由于译者对源文本词汇背景文化了解不够充分,误解词语意思而造成的误译;(2)译者缺乏语篇内容分析、对情景语境把握不足而造成的误译;(3)译者疏忽而导致数量、称呼上的纰漏、前后不一致等细节错误。文章尝试通过语境“三元论”试译《生死疲劳》中的错误译文,期望能够对中国文学作品在西方的有效传播提供借鉴。
近年来,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语言认知老化研究已经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热点。对老年人语言老化机制和神经基础的研究既可以揭示人类的语言发展过程和认知功能变化,还能够为语言认知功能老化的干预训练提供重要的支持。阅读理解是一个需要高级认知能力参与的复杂过程,推理产出对语篇意义理解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建构连贯的语篇表征,读者需要进行推理加工。本文首先阐述了认知老化领域相关的理论模型和假说,回顾了老年人语篇阅读推理认知老化方面代表性的实证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争议,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以期为研究者进行更为深入的相关研究提供借鉴,从而进一步丰富这一领域的研究内容。
通过探究关联理论框架下喻式语言研究的新趋势, 本研究发现:非刻意用法的连续统解释机制受到批判, 关联学者正尝试结合认知语言学理论去解释隐喻与转喻现象;明喻被纳入特别概念解释机制中, 但明喻语用标记语的功能仍待确定;隐喻与转喻互动可透过反义关系词和名名复合词等词汇用法进行研究。任何喻式语言的关联解释机制都可能存在缺陷, 都需要学者不断地进行探究。本研究揭示了关联喻式语言研究的新动态, 为拓宽关联理论研究的外延和应用范围提供了启示。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正处于发展机遇期,但也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和巨大压力。为切实提升中国话语表达的准确性和国际影响力,本文构建了“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模型,并强调译者应在思政意识的指导下,坚持“受众中心论”,攻克语言语境关,力求打破文化壁垒和语言壁垒,强化国际传播思维,提升话语策略艺术,进而实现有效的话语传播。同时,着眼于关系到话语体系长远发展的人才培养问题,从课程设计、内容选择和学习形式等方面入手,加强高校思政意识引导,实现思政教育、专业学习与能力培养的同步推进和高效配合。
20世纪80年代末,在建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影响下,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开始出现语言转向。作为一种强大的话语策略,隐喻在政治新闻话语中的建构作用也逐渐引起学界的重视。本文以Charteris-Black(2004)的批评隐喻分析理论为框架,分析了美国主流媒体在“美国退出TPP”报道中以“TPP”和“美国退出TPP”为目标域的隐喻,揭示了其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意义和偏见,并分析了它们对社会认知的建构作用。研究显示,美国退出TPP对中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而美媒运用隐喻,大肆炒作该事件对中国的有利影响,屏蔽了其对中国的不利影响,并宣扬中国威胁论。通过运用这些隐喻,美媒试图引导和劝说读者建构出特定的关于该事件的心理模型,并通过这些隐喻的反复使用,使读者的心理模型不断得到加强和固化,从而促成社会语境模型的建构,实现影响大众观点、建构政治现实的目的。鉴于此,国内媒体应该有效运用媒体资源,主导议程设置,在国际社会上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