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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目录

2018年, 第6期 刊出日期:2018-12-15 上一期    下一期
名家论坛
我国发展模式重构与培养创新型外语人才的制度建设
卢植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8 (6): 3-13.   DOI: 10.12002/j.bisu.188
摘要( 529 )   HTML( 934 )     PDF(1489KB)( 320 )

本文从我国发展模式重构角度分析和探讨外语创新型人才培养中的制度建设问题。培养外语语言基本功扎实、知识结构完善、具备创新思维能力、分析与解决问题能力强、具有国际视野、了解和熟悉国际事务运作规则、能参与国际交流和竞争、跨文化沟通和交际能力强的国际化创新型外语人才,是我国外语教育的重要任务和光荣使命。从复杂系统动态理论的角度看,创新型外语人才的培养具有系统性、复杂性和创新性,是一项系统工程和鼎新事业,需在实践中探索,于实践中推进。创新型外语人才的培养,制度建设乃重中之重,制度之利在于不因事而变、因人而异,而是具有一贯性、连续性和强制性,属于刚性约束和顶层设计。制度建设应该在各个层面上展开,小班授课制、弹性学籍制、完全学分制、跨系交叉选课制、国际交换生制、创新创业奖励制等制度和规章应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得以确立和运行,以保障和保证创新型外语人才的培养。

语言学研究
国际符号学研究的阵地、理论与方法——Semiotica期刊副主编余红兵博士访谈录
余红兵,王峰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8 (6): 14-21.   DOI: 10.12002/j.bisu.186
摘要( 429 )   HTML( 76 )     PDF(1456KB)( 270 )

本文访谈了国际符号学期刊Semiotica副主编、Chinese Semiotic Studies编辑部主任、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miotics and Visual Rhetoric副主编余红兵博士,以了解当前国际符号学期刊发表文章的主要趋势与研究视角。在探讨中国符号学研究国际化的问题时,本访谈特别强调做中国特色的符号学研究与复兴我国古代传统两者并不对等。在探讨所谓的“符号学危机”“符号学无所不包”的常见论断批评的时候,余红兵博士认为上述观点并不足以视为危机,反倒是符号学优势的体现。符号学可以被视为一种独特的方法论工具,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独特的横贯性视角,在众多符号系统之间进行联系比较,涉及领域广阔,比如语言文字、社会典章、宗教、文学等各种看似松散不相关的人类表征行为。此外,本访谈也探讨了研究方法以及西比奥克对符号学研究的看法。希望本访谈有助于国内同行了解国际符号学的理论动态、研究方法,从而更好地参与国际学术对话。

中美人权报告评价性话语特征对比研究(2010—2016)
叶惠珍,金琼兰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8 (6): 22-39.   DOI: 10.12002/j.bisu.184
摘要( 695 )   HTML( 787 )     PDF(2794KB)( 231 )

本文以评价系统理论为研究框架,对比了2010—2016年中美人权互评报告中评价资源使用情况的差异。研究显示,美方报告比中方报告使用了更多的评价资源,尤其擅长使用“否认”“归属”资源,并串联使用“妥当”与“否认”词汇,借“强化”评价资源虚假渲染中国人权状况的严重性,凸显霸权话语特征,但美方报告存在“归属”引证模糊的策略性错误。相比之下,中方使用的评价资源总频数低于美方,仅在“公告”和“量化”词汇的使用频数上高于美方。中方使用“归属”资源时引证更为翔实,但较少单独或串联使用“否认”与“妥当”评价资源,似与“低冲突性”文化特征等因素有关。今后我国的对外人权话语建构需借鉴他国较优话语策略,加大使用各类评价资源,积极解构霸权话语,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权。

英国电视公益广告态度意义多模态认知评价分析——以交通安全类电视公益广告语篇为例
毛现桩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8 (6): 40-52.   DOI: 10.12002/j.bisu.181
摘要( 520 )   HTML( 370 )     PDF(5290KB)( 307 )

本文以评价理论为基础,以跨学科(社会符号学和认知心理学)构建起的视频语篇态度意义多模态分析系统为指导,借助多模态视频语篇分析软件(MMAV),对自建英国交通安全类电视公益广告语篇小型语料库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英国电视公益广告交通语篇呈SPS发展模式, 即 “情景设置—问题出现—方案提出”。从多模态态度资源的调配特征上看,态度诱发条件多为视觉资源;态度行为表达多以显性语言、声调和面部表情为主;态度意义评价以短暂的正面评价开篇,通过极端负面评价的反衬震撼观众心灵,最终以正面评价结篇,引领观众态度转变,从而实现良好的价值导向功能。

翻译研究
“哥特式”艺术元素的传译——张爱玲《睡谷故事》译本研究
刘爱兰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8 (6): 53-65.   DOI: 10.12002/j.bisu.182
摘要( 428 )   HTML( 28 )     PDF(1530KB)( 462 )

华盛顿·欧文的《睡谷故事》是一个神秘、荒诞式的乡村蛊惑故事,充斥着哥特式小说的艺术元素。本文从张爱玲《睡谷故事》译本的语言研究出发,具体从俗语、四字格、破折号的调和使用来分析张爱玲的语言策略以及这些语言策略对故事独特的“哥特式”艺术元素的传译。与欧文一样,张爱玲也是语言色彩调和高手,其译本的语言把握了欧文散文体故事语言的脉搏,营造了故事田园化、“哥特式”的古旧背景,传译了胆小、古板、荒诞的主人公形象,渲染了故事“哥特式”的恐怖情境。张爱玲的《睡谷故事》体现了她作为译者的主体性及其语言的创造性,体现了文学翻译作品的审美价值。文学翻译的本质是语言的艺术,译者发挥其语言的创造性来诠释原作的艺术风格,这是文学翻译的审美价值和生命力根本所在。

Malinowski语境论下的《生死疲劳》误译研究
于亚晶,周秀梅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8 (6): 66-76.   DOI: 10.12002/j.bisu.189
摘要( 491 )   HTML( 31 )     PDF(1651KB)( 413 )

现代语境论鼻祖Malinowski提出了语境“三元论”,即“文化语境”“情景语境”“上下文语境”。通过关照三种语境的共同制约作用,可提高译文准确性,减少误译、信息偏离及信息损耗。本文通过细读文本,发现葛浩文译《生死疲劳》中的误译类型主要有3种:(1)由于译者对源文本词汇背景文化了解不够充分,误解词语意思而造成的误译;(2)译者缺乏语篇内容分析、对情景语境把握不足而造成的误译;(3)译者疏忽而导致数量、称呼上的纰漏、前后不一致等细节错误。文章尝试通过语境“三元论”试译《生死疲劳》中的错误译文,期望能够对中国文学作品在西方的有效传播提供借鉴。

外国文学研究
现代性书写中的“主体之死”
杨新立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8 (6): 77-88.   DOI: 10.12002/j.bisu.183
摘要( 477 )   HTML( 28 )     PDF(1438KB)( 244 )

现代性书写记述了主体在现代话语场景下寻求自我拯救的欲望之旅。主体带着决裂的原始创伤,寻求语言的慰藉。在现代性文化的盛大艳妆舞会上,主体以现代话语的华丽盛装掩饰起真实的自我,与欲望能指翩翩起舞。主体由此被欲望语言符号化,成为意指网络中不断游移、滑动的空洞能指,而真实的主体却消逝了,主体化的欲望旅程最终证实为与死神的邀约。尽管主体试图以“死亡驱力”的激情,同那“永久失落物”作出最终一搏,却仍然难逃被语言结构的宿命。但现代人在前进中若能不忘初心,对“童年”作乡愁式回顾,或能避免被错误发展理念误导。本文以现代性文学经典为参照背景,利用拉康、齐泽克、福柯等后现代学者主体哲学的相关学说,致力揭示现代性空间中主体的真相,由此重新审视现代性。

大江健三郎《空中的怪物Agui》中的“Agui”意象解析
王丽华,邱鸣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8 (6): 89-102.   DOI: 10.12002/j.bisu.190
摘要( 379 )   HTML( 29 )     PDF(1621KB)( 298 )

作为日本战后文学的旗手,大江健三郎面临的时代课题是如何处理明治维新遗留下来的后遗症和战后日本的重建问题。他反对盲目追随西方的文明开化发展方式,提倡日本走符合本国社会文化发展需要的道路。为此,他主张首先要进行民众的启蒙,这与鲁迅的立人思想一致。大江健三郎在文学创作中的启蒙意识受到了鲁迅立人思想的影响,尝试对鲁迅文学中的阿Q意象进行变异处理,在《空中的怪物Agui》这部短篇小说中创造出了日本的“Agui”。本文拟通过文本分析的方法,对“Agui”这一意象进行重新解读,借以确认其内涵与实质。

书评
批评话语分析的一种标杆性尝试——《“学雷锋活动”历史变迁的话语研究》评介
田海龙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8 (6): 103-109.   DOI: 10.12002/j.bisu.187
摘要( 371 )   HTML( 146 )     PDF(1434KB)( 234 )

本文通过对《“学雷锋活动”历史变迁话语研究》一书主要内容的介绍和评述,强调(批评)话语分析需要注重话语与话语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该书在观察和研究话语之间这种历史维度的联系和相互作用以及这种相互作用与社会发展变迁之间的关系方面作出了尝试性解读,开启了国内话语史研究的先河。

Numeral Classifiers in Chinese:The Syntax-Semantics Interface评介
苑晓鹤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8 (6): 110-122.   DOI: 10.12002/j.bisu.185
摘要( 358 )   HTML( 167 )     PDF(1536KB)( 319 )

关于汉语数量结构的研究成果颇丰,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以Cheng & Sybesma(1998/2005)的count classifiers和mass classifiers的区分为代表,第二种观点以Rothstein(2009/2010)、李旭平(2013)的classifiers of counting和classifiers of measure的区分为代表。本文介绍李旭平2013年出版的Numeral Classifiers in Chinese:The Syntax-Semantics Interface一书,介绍其汉语计数量词与计量量词的理论,并作简要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