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若从具有实证性质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算起，其出现较晚。不过，从乔姆斯基形式语言学以来得到了空前重视。遗憾的是其科学性还没得到充分体现，主要在于它关注理性本族语者的直觉意识，重演绎性的数理逻辑。然而，现实的自然语言并非如此具有理性和逻辑性。为此，若要真正揭示语言的实质，我们的研究方法必须科学合理并符合研究对象的实际，需要考虑3个基本问题：语料量、语言共性和认知神经基础。而这些问题正好需要3个不同维度的实证，它们就是语料库、类型学和认知神经科学，因为它们共同构成一个内外结合的实证体系。同时，注意后实证主义中的人文性存在。

以二语语法能力作为协变量探讨非英语专业大学生习得英语虚指词it的实证研究揭示出英语虚指词it在中介语语法中的习得模式：作形式主语易于习得而作形式宾语难以习得。基于可解读性假说和二语输入频率，本文对虚指词it在中介语语法中的不对称性习得结果作出了解释：形式宾语it的输入频率不仅远低于形式主语it，而且除了人称和数特征外，形式宾语it还可能承载了额外的格位特征，从而导致其中介语习得程度远低于形式主语it。

本文运用场域理论和行动者网络理论，考察葛浩文译者惯习的形成及介入美国文学场域，分析有关行动者如何通过资本转化构建《红高粱》翻译发起、出版网络，促成葛译本在美国的顺利生产，最后分析翻译及编辑方式对葛译面貌的影响。其译者惯习决定葛浩文的翻译方式是学术性与商业性兼顾，既有忠实的一面，也有灵活变通的一面。葛浩文既“忠实”又“叛逆”的译法看似吊诡，却帮助他取得了极大成功，这一悖论可用场域理论得到解释。

晚清时期，清廷被迫打开国门，外交事务激增，培养忠于朝廷的本土翻译人才成了亟待解决的事宜。鉴于此，洋务派提出明确的翻译政策，促成了京师同文馆的诞生，形成了近代中国较为系统的翻译人才培养模式雏形。本文采用历史研究法和描述法，探讨翻译政策与翻译活动和译者培养之间的关联，揭示了官方翻译政策对译员培养的重要影响，启发现代译员培养模式的探索。对当今中国的翻译教学的模式、内容和目标具有积极意义。

本文以尤金·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和德国的功能派“目的论”为理论依据，对日语拟声拟态词汉语译文的表达特征进行了分析探讨。笔者特别从“意译”的角度归纳出4种翻译策略和方法，分别是：解释说明性的“释译”、借助汉语成语或四字熟语的“借译”、忽略不计的“零译”、借助汉语拼音标注日语象声词的“拼译”。这些汉译形式将为日语学习者及翻译教学提供参考。

本文从后殖民主义理论出发，以夏洛蒂·勃朗特及其《简·爱》为个案，兼涉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透过夏洛蒂的家族渊源、成长背景、教育、写作、爱情婚姻、文学共同体等方面，探究“爱尔兰性”如何以一种曲折的隐喻方式呈现在其小说文本中。因此，勃朗特姐妹的文学传奇可在构成“英—爱”两个民族之间不断对抗与和解的“权力的神话”中得以洞悉。

本文以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方法考察禁酒时期和禁酒令实施前后福克纳的生平，并分析福克纳在禁酒时期创作的《圣殿》文本中的社会存在以及《圣殿》文本周围的社会存在，这有助于理解美国的禁酒时期文学与法律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圣殿》的创作与禁酒令文化之间的互文性。

艾薇菊·丹提卡是海地裔美国当代女作家。获得1999年美国图书奖的小说《锄骨》向读者展现了海地及多米尼加共和国历史上记载的1937年大屠杀（或称西芹大砍杀）。本文主要通过个体记忆及女性视角两个方面阐述丹提卡书写历史的方式并分析重写历史的原因，进而揭示小说反映的身份建构和寻找家园的主题。

本研究旨在编制我国大学生英语写作自我效能感量表以促进针对大学生写作自我效能感的研究。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研究提出了包含写作技能效能感和写作任务效能感的二维构念的大学生英语写作自我效能感概念模型，据此编制了大学生英语写作自我效能感量表，并采用两个独立样本检验了量表的结构和质量。探索因子分析与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支持量表的概念模型，即大学生英语写作自我效能感是一个由学习者在英语写作中所具有的写作技能效能感知和写作任务效能感知两个维度构成的概念。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英语写作自我效能感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和理想的效度，可作为大学生英语写作自我效能感的有效测量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