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接国家“双一流”战略，我国外语类院校需要明确定位、科学发展。本文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分析了在“双一流”背景下，外语类院校发展的定位、特征与发展战略。研究认为，外语类院校可以根据学校特色与优势，定位为不同类型的一流外国语大学。同时指出，一流外国语大学的特征主要包括汇聚人才、共享资源、有效治理等，三者之间密切相关、互为影响。最后结合上述外语类院校定位与一流外国语大学的特征，提出以下发展战略：（1）科学设计，分层分类制定发展规划；（2）彰显国际化特色，汇聚卓越人才；（3）提高学术影响力，促进中外人文交流；（4）加强信息化建设，推动资源共建共享；（5）完善体制机制，打造学校特色文化；（6）增强外语类院校研究，推进校际交流合作。

布洛卡氏失语症患者的句子理解障碍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神经语言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研究者提出了各种理论假设来解释患者理解障碍产生的原因，但是它们都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以句法学为基础的理论可以准确地确定患者的障碍，但是只能解释一部分现象；虽然从语言处理角度所提出的各种理论解释力较强，但是比较笼统和模糊，我们无法据此对患者的句子理解障碍作出准确的判断。我们认为，目前各种理论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冲突，它们都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对失语症患者的句子理解障碍进行了阐释。从根本上来讲，句子理解的障碍来源于患者认知资源的问题，句子理解过程的具体问题是由认知处理障碍的严重程度差异所造成的。因此，本文在全面梳理各种理论的基础上，从句子理解的过程及其所需认知资源的角度，尝试提出一个综合性的理论阐释框架，以期对布洛卡氏失语症患者的句子理解障碍作出更为全面、更加合理的理论解释。

失语症是一种语言障碍综合征，但具体类型各异。与脑中风或脑损伤引起的失语症不同，原发性进行性失语症（primary progressive aphasia，PPA）是一种由神经退行性疾病引发的特殊失语症, 形成的语言障碍往往是渐进性的，因此在发病初期不易察觉。本文主要介绍这类失语症的分类（语法缺失型PPA、语义变异型PPA和少词型PPA）、语言特征（在语音、词汇、句法、语篇和书写等各层面的障碍表现）和康复治疗手段（行为干预、经颅直流电刺激和干细胞疗法等），以引起我国神经科医生和神经语言学学者的关注。

汉语是否存在时态，争论已久。有研究者认为，汉语中仅有4个体标记语“着”“过”“了”“在”作时间标记词；另有研究者认为，表示过去时间的“过”就是汉语里的时态标记词。但这些争论只停留于理论探讨，少有实证研究证据。对失语症病人的语言研究能为该争论提供独特的实证视角。本研究为个案研究，对一名汉语失语症患者进行5个月的历时追踪实验，目的为检测其在语言恢复过程中在“着”“过”“了”“在”4个语素上的语言行为表现。结果显示，“过”与其他3个时态成分分离。依据句法树剪裁理论分析认为，汉语句法结构中存在TP，且在NegP 和AspP之上。据此研究结果可以推论，汉语中或许存在时态。作为生成语法框架下的汉语失语症实证研究，本文具有创新意义，证明失语症研究有助于厘清语言的层级结构、证实语言学理论。

聂珍钊，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外国文学研究》主编，兼任全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与方法研究。2016年4月，应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盛情邀请，聂教授来校做了文学伦理学批评专题演讲，反响强烈，广大师生不仅被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体系的原创性与主体性所吸引，更为它所代表的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所触动。鉴于此，我们采访了聂教授，访谈内容涉及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的建构与发展、创建兼具中国特色与国际影响力的学术话语体系的迫切性，以及实现中国学术走出去宏伟目标的策略与路径。

艾丽丝•默多克的小说《大海啊，大海》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本文借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从小说的故事层面和叙事层面对其进行文学伦理学解读。从小说的故事层面来看，《大海啊，大海》中的查尔斯从伦敦剧院到“夏福海角屋”再回到伦敦的旅程是他从沉沦在世到伦理觉醒，并最终能动地回到日常生活中，完成伦理化的历程；而从小说的叙事层面来看，《大海啊，大海》本身既是查尔斯走向伦理化的产物，也为他提供了道德指引。因此，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来看，《大海啊，大海》不仅通过小说人物查尔斯离恶向善的历程讲述了一次伦理选择和实现伦理化的过程，而且也借助查尔斯的自我叙事演绎了文学创作作为伦理的产物，具有伦理教诲功能的文学伦理学思想。

“自然”是中外文论研究和评述的重要范畴，近年来出现的热门话题“生态伦理”深入思考了人与自然之间的道德关系。学界虽然研究了蒲柏在其代表作《论批评》中提出的“法自然”的观点，却较少从生态伦理的角度进一步辨析自然与人的道德关系以及心、言和自然之间的审美联系。本文站在中国学者的立场，将蒲柏“法自然”的诗学观点与刘勰的“原道”批评原则相结合，从生态伦理学的角度切入，发现两位作家在其代表作中都体现了崇尚自然的基本精神，同时也提出了建立在自然之道和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之道基础上的艺术创作原则及审美之道。本文旨在说明，尽管两位作家生活的时代、国度和社会、文化背景各不相同，但是他们的文学观念及审美原则存在着共通之处，都追求以生态伦理为依据，形成和谐统一的精神境界，他们的看法至今仍给人以启迪和教益。

本文梳理并重新审视许国璋翻译思想的理论和应用价值。研究认为，“阐译”和“释译”是许国璋翻译思想的主体，二者各有侧重：前者重语义隐显转换，后者重源语形式的消解与译语文本重构，强调译语文本形式相对自由；二者皆与许国璋的语言观紧密关联，也都以实现跨文化顺畅交流为目的。研究指出，语言编码特定的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且为某一语言社团共享，故社会/文化意义能以缺省状态存在于语言中。这一属性会在跨语言交流时导致意义空缺或文化空缺，造成理解困难。许国璋倡导“阐译”和“释译”旨在弥补这种意义空缺。本文还指出，许国璋翻译思想与当代译论中的许多观点契合，它旨在突出翻译的文化传播功能，对当下中国文化海外传播有很强的启发意义。

搭配具有跨语言的差异，在英汉语翻译中是一大难题，特别是创造性搭配的跨语言翻译尤其困难。同时，创造性搭配是体现作品文学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文学翻译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文学作品中创造性搭配的翻译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本文重点探讨美国译者葛浩文翻译莫言小说《红高粱》中的创造性搭配的英译策略。结果发现，50%以上的中文创造性搭配在英译文中被直接按字面保留或改造性保留，这说明中国当代文学的创造性搭配这一文学性在英译过程中是可以保留和翻译的。但同时，仍有近一半比例的《红高粱》中的创造性搭配未被翻译。这说明，一方面，创造性搭配是文学翻译中较为困难的一部分，在跨文化翻译中很难找到对应的创造性的搭配；另一方面，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性和创造性还未得到充分重视，在英译过程中有一定程度的损失。

传统上，多数学者认为，中国人有较强的主体意识，而西方人有较强的客体意识。本研究发现，在汉语话语中，主体意识主要表现在：就整个事件而言，表述的整个事件是主观臆测的；就单个事件内部而言，表述的事件中某个元素的认定存在主观意识的参与；就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关系而言，主观角度是衔接多个事件的重要因素。由于汉英在主体意识和客体意识方面的差异，本研究发现，在汉英翻译中，大量删除或调整原文的翻译现象源自译者根据英语受众的客体意识对汉语发话人的主体意识进行转换的策略。译者的转换策略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种类型：（1）删除或调整整个事件；（2）删除或调整具体事件中的元素。本研究进一步描写了主体意识在汉语话语中的表现形式，有助于译者更好地理解“存客观、去主观”的汉英翻译策略。

本研究根据Michael Hoey提出的词汇触发理论，分别考察了英文短语“more and more”在香港理工大学汉英当代文本平行语料库（PCCE）、英国国家语料库（BNC）和中国英语学习者语料库（CLEC）中的频率、类连接形式与搭配形式。研究发现，母语环境和非母语环境、双语转换环境和语言直接使用环境下的“more and more”触发模式均有各自的特征，源语文本和母语迁移对触发亦有明显的影响作用。本文认为，词汇触发理论能让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重新审视翻译中原文与译文的“对等”关系问题，揭示出某些中、英文词汇即便是语义上完全对等，但由于文化差异等原因，经它们触发的在原文和译文句子中的位置、搭配、语用联想等方面却未必完全一样。这正是原文与译文在行文及风格上不一致的深层原因。因此，词汇触发理论不仅对英汉翻译具有实际指导意义，还提供了英汉对比研究的理论新视角，值得我们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