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乡土语言”作为中国乡土文学作品的载体，其英译问题逐渐受到译学界的关注，而汉学家英译是译学界普遍看好的、理想的译者模式，通常被认为是一条成功的实践路径，其对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功不可没。就中国乡土文学作品中汉语“乡土语言”的英译而言，汉学家葛浩文和汉学家蓝诗玲的英译实践，是汉学家中比较突出的两位，对其乡土语言英译策略及其动因的研究，将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译者模式等提供有益的启示。本文通过对葛浩文英译莫言《酒国》和蓝诗玲英译鲁迅《鲁迅小说全集》中的乡土语言事实的分析，深刻剖析了不同的译者行为背后的动因。对于译者而言，实现译者学者化，才能传递文化的最强音。

作为一种礼貌言语，同情话语具有增强和谐关系的语用功能。本文探索同情话语的和谐关系建构机制，运用同情话语理论、关系面子观和顾曰国的礼貌准则作为理论框架，通过分析选自《红楼梦》的同情话语语料，论证了同情话语的面子维护过程。在交际过程中，同情话语通过参与、移情和尊重3种策略来帮助受话人获得相应的3种交际权利，即参与权、情感权和尊重权，而交际权利又从不同方面增强了受话人的公平权利、身份面子和素质面子，从而使其整体面子和权利得到维护。本文分析汉语中的同情话语，认为在建构和谐关系时，受到中国文化和汉语言礼貌准则的制约，其建构过程和交际策略除了通用特征以外，还会呈现出某些特定汉语言文化特色。

评价表达是评价者有意识、有目的地将评价活动所获取的结果借助一定的符号系统传达给别人的一种社交活动。因此，凡能够表明或隐含说话人或作者立场、情感、态度，传递人际功能的语言符号都属于评价范畴。现代汉语评价系统就是评价范畴内各级语言符号分层、有序构成的系统。本文以语气词“得了”为出发点，运用语料统计的方法，描写了评价系统在语言各个不同层次上的体现方式。在词汇层上，“得了”可与评注性副词、元话语、形容词交叠使用，为的是主观上的突显与强化，以表达说话人强烈的感情。在句法层上，评价系统与“得了”组配后有其特定的句法结构，并倾向于选择使役句式。评价系统也可以通过隐喻的方式得以表现，主要是情态隐喻和语气隐喻。

以往研究常将时—体限定为语法化程度较高的形态语素，既无法对比用形态语素和非形态语素表达的时—体，也难以揭示不同语言时—体表达的隐性规律。本文将时—体看作功能范畴，描写了世界语言时—体的编码类型，探讨了时—体编码的倾向性及认知理据。研究发现如下：（1）在14个语系的78种语言中，时—体的编码主要包括词缀、功能词、助动词、音调、逆被动态及非词缀语素。很多语言不仅仅用一种时—体编码，可能以功能词或助动词为主而以词缀为辅，也可能以词缀为主而以功能词或助动词为辅，有些语言的时—体标记不与动词关联，而标记在名词、代词或NP/DP的其它成分上。（2）在倾向性上，不论VO还是OV语言，时—体词缀语素倾向用后缀；时—体功能词无论在VO还是OV语言中都倾向前置于动词；时—体助动词则受到限制，VO语言中倾向前置于动词，OV语言中倾向后置于动词。时—体功能词涉及到更多词类，比时—体助动词更普遍。（3）尽管时—体的跨语言编码呈多样性，但在用词缀、助动词、逆被动态及音调表达时—体的语言中，从编码方式与时—体意义的关系看，象似性认知原则起了重要的驱动作用。

受文学批评中“整体细读”法的启发，本文提出了文学翻译中“整体细译”以及文学翻译批评中“整体细评”的两个概念，强调局部与整体的互动以及整体对局部的控制作用，涉及文本内与文本外两大类因素,包括社会文化语境、相关互文资源、文本整体以及文本的所有构成成分。继而以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霍译《红楼梦》汉英对照版各卷标题的汉译（如把THE GOLDEN DAYS译为“枉入红尘”，把THE DREAMER WAKES译为“万境归空”等）和其它典型的英汉互译案例对之进行了验证与说明。如果译者没有整体细译的意识与能力，这些漂亮的译文是不可能出现的。整体细译应遵循整体性与和谐性两大原则，可有效解释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现象，同时也预设了整体细评的必要性。

本文在梳理英文法律文献汉译现状的基础上，概述了近年来语言接触视角下中文法律语言变化的研究现状，简要剖析了目前该领域研究存在的问题和机遇。研究发现，从研究内容看，关于英汉翻译对中文法律语言影响的研究多关注晚清时期和20 世纪初期的法律译介活动及其影响，且主要集中在词汇层面，重在探讨中文法律术语的输入、新词形成与词义的演变，以及翻译造成的术语失范等现象，对当代法律语言变化的研究未给予足够重视，句法层面的研究也未得到应有的关注。论文指出，当前研究缺乏大规模数据支持，素材来源和考察范围有限。借助语料库语言学工具进行语料驱动的法律语言多层面嬗变历时研究，将有助于挖掘语言接触渗透下的中文法律语言的时代特征。

向外国译者学习、研究他们的译本是中国译者提高翻译水平、更好地完成中国文化走出去历史使命的有效途径之一。中国科技典籍外译需要跨越文化和时间的双重障碍，这双重障碍在很大程度上集中体现在中国科技典籍的文本特点与译语读者的阅读期待这一矛盾上，而译语读者的阅读期待与译者的翻译动机密切相关。《景德镇陶录》作为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的代表之作，具有版本不一且编辑欠规范、术语众多且同义现象严重、喜用简称等文本特点，其英译者佘义在洞悉译语读者阅读期待的基础上，选择了异化策略及直译和副文本阐释相结合的翻译方法，较好地解决了中国科技典籍外译的上述矛盾。佘义的英译本受到西方读者的持续青睐，这表明“直译和副文本阐释”是中国科技典籍外译可资借鉴的路径之一。

游记创作与D•H•劳伦斯的生态理想主义密切相关。本文以劳氏的跨国旅行经历及游记创作背景为据，从空间批评的角度深入分析他的3部意大利游记，包括《意大利的黄昏》（1916）、《大海与撒丁岛》（1921）以及《伊特鲁利亚人的灵魂》（1932）中的地域空间书写。通过文本细读，我们发现，在劳伦斯的意大利游记中，无论是他对异质空间的书写，还是有关地域与原始文明的空间想象，都不同程度地表现了他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审视，以及对人与生存环境关系的反思与重塑，彰显了作家深切的生态伦理关怀。本文作者认为，从文明的社会到自然的“地方”，在现代的英国与古老的意大利两种不同社会空间形态的比照中，劳伦斯为我们展示了他独特的生态空间意识；意大利作为一个特殊的地域符号是劳伦斯游记创作的一个重要起点，承载着他为西方文明寻找再生希望的“乌托邦”理想。所以，意大利之旅对作家而言既是一场精神的原始朝圣，也是他不断探索自我的心路历程。

正如后现代主义消解了绝对真理的概念，琳达•哈钦“自恋叙事”的概念体现了后现代对传统叙事方式的颠覆。《午夜之子》是典型的自恋叙事文本，它提供了探索历史新观念的最佳例证。本论文依据自恋叙事的3个方面：自我意识的叙事风格、文本邀请读者的参与、自恋叙事引发的文学新规则，对《午夜之子》中的历史书写进行阐释，分析该文本对传统历史观、叙事形式和真理形式的颠覆，以期证明鲁西迪在该文本中颠覆了传统的历史观，预设了多种不同的历史版本，这些不同的历史版本由个人的历史和文字记载的历史共同组成，它们在某些方面是重合的，但却保留了其独特性，是历史的个人版本，是像酸辣酱一样的混合物。这是一种典型的后现代历史哲学观。

鸦片战争结束以降，为摆脱内忧外患的困境，清政府掀起了一场“师夷长技以自强” 的洋务运动。然而，由于传统中学外语教育的缺失，能够担负实业发展之重任者屈指可数。为此，洋务派通过创设外语学堂和选派幼童留美双管齐下，以培养外语教育和外交外事人才。在该时期创设的外语学堂中，作为官办第一所外语人才培养机构，京师同文馆率先垂范，同时期可与之比肩者恐非江南制造局莫属，而在官派留美幼童中，相比于归国投身实业者的张袂成帷，专门从事翻译或与翻译事业相关者不过区区之众，他们大多供职于清政府驻外使领馆，负责对内联络与对外交涉。要而言之，两条途径的铺展不仅加速了洋务运动时期外语教育模式的形成，而且由此掀开了中国近代外语教育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