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6, Vol. 38 Issue (6): 92-103
论劳伦斯意大利游记的地域空间书写    [PDF全文]
陈瑜明, 杜志卿     
摘要:游记创作与D·H·劳伦斯的生态理想主义密切相关。本文以劳氏的跨国旅行经历及游记创作背景为据,从空间批评的角度深入分析他的3部意大利游记,包括《意大利的黄昏》(1916)、《大海与撒丁岛》(1921)以及《伊特鲁利亚人的灵魂》(1932)中的地域空间书写。通过文本细读,我们发现,在劳伦斯的意大利游记中,无论是他对异质空间的书写,还是有关地域与原始文明的空间想象,都不同程度地表现了他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审视,以及对人与生存环境关系的反思与重塑,彰显了作家深切的生态伦理关怀。本文作者认为,从文明的社会到自然的“地方”,在现代的英国与古老的意大利两种不同社会空间形态的比照中,劳伦斯为我们展示了他独特的生态空间意识;意大利作为一个特殊的地域符号是劳伦斯游记创作的一个重要起点,承载着他为西方文明寻找再生希望的“乌托邦”理想。所以,意大利之旅对作家而言既是一场精神的原始朝圣,也是他不断探索自我的心路历程。
关键词 D·H·劳伦斯      意大利游记      地域空间      生态关怀     
On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Regional Space in Lawrence's Travel Writings of Italy
CHEN Yuming, DU Zhiq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aqiao University, Quanzhou 362021, China
Abstract: The composition of D. H. Lawrence's travel writings has much to do with his ecological ideal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criticism and based on Lawrence's travel experiences abroad and the writing background of his three travel books of Ital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in detail his regional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implied in his three travel writings of Italy, i.e., Twilight in Italy (1916), Sea and Sardinia (1921), Sketches of Etruscan Places (1932). The authors of this paper find that Lawrence's representation of the heterogeneous space and his spatial imagination of the regional space and the primitive civilization fully convey his critique of wester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together with his reflec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their living environment. With a detailed reading of the three travel writings, we arrive at a conclusion that, by contrasting the two different spatial existences, i.e. the modern Britain and the ancient Italy, one being a civilized society while the other being a natural "place", Lawrence presents the reader with his unique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of space; Italy, as a unique and amazing geographical space free from civilized restrictions and mechanization, is an important writing resource for his literary ambition, which is likely to fulfill his Utopian ideal of seeking for a new future for western civilization that has suffered from the loss of originality and vitality ever since the overwhelming spread of industrialization. Hence, the authors of this paper argue that Lawrence's trip to Italy is a spiritual primitive pilgrimage as well as a journey of self-discovery, which in a forceful way exhibits his deep eco-ethical concern.
Key words: D. H. Lawrence      travel writings of Italy      regional space      eco-concern     

D·H·劳伦斯因为厌弃现代工业文明而选择放逐自我,毕生羁旅异乡。1919年,劳伦斯离开英国,此后他以旅行的方式到异域文化空间里找寻远离西方文明的理想栖息地,足迹遍布德、意、法以及斯里兰卡、澳大利亚、墨西哥等地。劳伦斯的作品基本上都是在旅行中构思完成的,所以旅行对他而言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多年的异域游走让劳伦斯收获了4部游记,其中3部与意大利有关,即《意大利的黄昏》(1916)、《大海与撒丁岛》(1921)和《伊特鲁利亚人的灵魂》(1932),分别描写了意大利北部、南部和中部的自然风景和民族历史文化。劳伦斯曾多次造访意大利,对他而言,意大利是有别于英国那死灰般沉寂生活的朝圣之地。劳氏以质疑现代文明为逻辑起点,认为“高度理性和机械化的北方日耳曼民族(以英国为代表)正在走向衰败和没落,而灵动、感性的南方拉丁民族(主要是意大利)蕴含了原始的因素,代表了新生的希望”(刘洪涛,2007:282)。可以说,意大利就是劳伦斯心目中完美的“乌托邦”,他以自己独特的视角书写异国的自然与文化,也成就了其后期3部游记与众不同的地域空间想象。

国外对劳伦斯游记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分别从战争背景(Fussell,1980)、精神文化影响(Meyers,1987)、文化差异(Roberts,2004)、后殖民批评(Oh,2006)等角度对其游记进行了阐释。国内对劳伦斯游记的关注则远远不够。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是张德明教授的《机械时代的“地之灵”追寻——解读D·H·劳伦斯的三部意大利游记》(2010:69~74)。该文从反思工业文明的角度对劳伦斯的3部意大利游记做了颇为深入的分析。劳伦斯的游记影响了整整一代作家,奥登、格林、米勒等人都曾模仿过他的创作手法,也一直都在重复着他的创作主题:逃离机械文明,寻求人与环境的诗意栖居(Meyers,1987:81~108)。从生态批评的视角来看,评论界的共识是:同时代没有哪位作家能像劳伦斯那样对地理环境表现出直接、强烈的生态自觉性。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旅行者,劳伦斯对所栖居的每一个“地方”“空间”都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感知,他常通过旅行中所遇见的人物和风景来定义“自我”。“地域空间”在其作品中不仅是人物内心世界的再现,更是作为一个隐含的角色参与故事主题的表达。本文借用空间与环境批评理论,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阐释劳伦斯的3部意大利游记中所体现的地域空间意识,进一步探寻作家本人在游记里所要表达的生态思想。

一、 《意大利的黄昏》——-异质空间下自然与文明的碰撞

《意大利的黄昏》创作于1913年,时值劳伦斯生命中“决定性的危机”(张德明,2010:69)时期。战争带来的灾难,加上刚出版的《虹》遭英国当局查禁,劳伦斯感到自己的身心常处于崩溃的边缘。绝望中的劳伦斯写道,“这个国家维系生命的空气有害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至少对我是如此。我将在这恶臭之气中丧生”(沃森,2012:190)。他最终被迫远离故土,独自旅行至意大利,以“他者”的身份重新审视自我。对劳伦斯而言,前往意大利是一次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行程,也是一次心灵的朝圣之旅,他似乎已在地中海这个被他称为“人类规范之所在”(Donaldson & Kalnins,1999:ⅵⅱ)的地域中找到了某种归属感。游记之所以取名为《意大利的黄昏》,按照朱丽亚•葛吉兹等人的说法是:“黄昏不仅指字面上的白天与黑夜的融合,而且也是太阳与月亮、智力与心灵、理性意识与血性意识、现代工业世界与更为原始的情感世界的相交”(张德明,2010:69)。这无疑也是作家本人在那个特殊阶段生活状态的最好写照。意大利与英国,不仅是地理位置上的差异,也是工业的英国与古老的意大利之间的对照。劳伦斯就在这“归属与不能归属”(Donaldson & Kalnins,1999:ix)的两个国度之间痛苦地挣扎着,寻求灵魂最后的皈依。

在《意大利的黄昏》中,劳伦斯以细致入微的观察刻画了一系列固守于自己世界的自然人形象,他们代表了意大利人感性、本能、无意识的一面,他们所处的空间荒凉而偏僻,远离现代工业文明,是与当下的世俗空间有鲜明地理差异的“异质空间”。“异质空间”(Heterotopia)或称“异托邦”,是福柯于1967年在《别样的空间》演讲(刘北成,2012:133)中提出的概念。在这次演讲中,福柯超越了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论的阐释,关注社会中偏离常态的空间。根据福柯的阐释,“异质空间”是“所有能够在文化内部被找到的、有争议的”(张一兵,2015:6),与现实形成颠倒性存在的一种“他性空间”(张一兵,2015:7)。福柯认为,与非真实的“乌托邦”相比,“异质空间”才是可以被实现、值得被审视的真实存在的空间。他把异质空间分为“危机性异质空间”(crisis heterotopia)与“偏离性异质空间”(heterotopia of deviation)两类。危机性异质空间在现代社会中基本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偏离性异质空间,主要安置那些偏离社会规范、与多数社会群体行为相异的人们。“偏离性异质空间”的主要特点在于它所呈现的边缘性与异质性。笔者注意到,劳伦斯的作品往往聚焦于一些与世界格格不入的“异质成分”(刘北成,2012:39),他笔下那些与资本主义工具理性对抗的自然人就是“逃脱‘规训’的力量,颠覆传统秩序”(张中,2011:465)、游离于现世规约社会体制外的被边缘化者。

在《意大利黄昏中》中,叙事者“我”与纺纱女的相遇所呈现的正是异质空间下自然与文明的碰撞。纺纱女所处的世界相当于福柯所说的“异托邦”(刘北成,2012:133),这既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现实空间,也是一种相对于现实世界的虚幻空间,具有“差异性、颠覆性”的特征。与此相应的是,处于这空间的纺纱女,同样是偏离了社会规范的主人公,表现出异于常人的行为举止;当叙事者“我”在加尔达湖上与纺纱女相遇时,她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劳作中,几乎无视“我”的存在;当“我”试图走近纺纱女与她攀谈时,却发现交流的愿望落空;面对“我”的问题,她只是轻轻地瞥了一眼,却并不打算仔细打量任何人。她看到的只是“一个陌生人,站在旁边。我带着一些外乡人的气息,是无足轻重的”(劳伦斯,1997:25)。很显然,“我”只能置身于纺纱女的个体空间之外,“我”与纺纱女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距离,纺纱女的存在让“我”感到,“自己是一个错误,是一种虚假,是个外来者”(劳伦斯,1997:24)。纺纱女对于“我”来说是“陌生人”,两者仿佛处于不同的时空中。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认为:“从空间距离上来看,陌生人是暂时的社区群体成员”(刘学蔚,2013:105),他们在主观上不受任何约束,是被所谓的主流社会所排斥的边缘人;从社会学意义上来看,来自外部的陌生人在身份上保持着与现居社区的疏离,这种“疏离”指的是心灵上的隔阂,即齐美尔所阐释的“陌生”(strangeness)(刘学蔚,2013:105)。实际上,“我”和纺纱女之间的相遇,与其说纺纱女对于“我”是个陌生人,倒不如说是“我”自己误入歧途,无意间闯入了纺纱女的世界。在纺纱女看来,“我”只是周围环境的一部分,“我”完全不属于她的世界,“我”对于纺纱女来说才是真正的陌生人。齐格蒙特•鲍曼在应用陌生人概念解读人类疏离以及社会边缘化现象时指出,“陌生人”是从一个特定的地域空间之外介入的,他们来自另外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传统。他认为,行为主体所处的空间实际包含“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Becket,1999:38)两方面,行为主体与陌生人之间存在着地理距离上的接近和精神层面上的疏远。如果行为主体本身无法避免和“陌生人”同处一个空间的状况,那么可以选择假装没有与之相遇,即马丁•布伯所称的“错遇”(Mismeeting)(Becket,1999:38)。纺纱女对“我”所表现的漫不经心、无意识的认知态度就是一种“错遇”,虽然“我”走进了纺纱女的“物理空间”,但却无法进一步地去了解她的精神世界,她的“社会空间”并未向“我”敞开。“我”虽然渴望了解,却无从探寻,纺纱女自己就是“世界的内核与中心,就像太阳和整个苍穹”(劳伦斯,1997:27)。纺纱女所处的陌生空间是偏离了常规的异质空间,这个空间与“我”所代表的文明世界形成反差,是现代主流社会的“他者”。福柯认为,现代空间并不能从根本上满足人们对自由生存的渴望,因此人们需要重新发现“异位,即异质性位所”(张中,2011:466)来“宣泄、舒缓”被压抑的“深层潜意识或潜在的本能冲动”(谢纳,2010:184)。生态文学的本质之一是对现代性诸多弊端进行批判,当代的生态文本常通过有别于社会常规空间的异质空间抒写来表现生态价值取向与内涵,这既是“对当下‘规约社会’、生态危机四伏的现实社会与文明进行对抗与批判,也为精神生态的乌托邦想象提供了可能”(纪秀明,2012:52)。虽然“我”与纺纱女之间的交流失败了,然而作家本人显然充满了对此类异质空间的向往和想象。在劳伦斯看来,这类异质空间作为人类寻求救赎的非常规空间领域,是拯救现代“生态与精神双重危机”的希望,可以说是某种“理想乌托邦异质空间”(纪秀明,2012:51~52)。

异质空间有别于既有的规约性空间,多用异域荒凉的空间形态呈现与工业文明的对抗与背离,这与劳伦斯一直以来所提倡的远离机械文明、回归本真的生态理念不谋而合。意大利之行让劳伦斯找到了人类早前最原始的本能意识,他感到身心都在一切静谧中慢慢沉静下来。在那完全沉寂的世界里,劳伦斯偶遇了一对在荒凉的花园中散步的僧侣,他们的出现就像一道闪现的光线,在昏暗、悄无声息的世界里穿行。根据福柯对异质空间的定义,异质空间是需要通过文化想象来找寻的地方,它“特别关注的是那现实性和虚幻性,同时包含体验和想象的空间及其文化实践”(张中,2011:465)。作者一开篇就描绘出了一个奇特、空灵、完全超乎常人想象的空间环境:两位僧侣以特有的大而懒散的步伐边走边说着悄悄话,他们“仿佛幽灵般的生物从它们寒冷、隐蔽的地方冒险跑出来一样,他们在荒凉的花园中走来走去,以为没有人能看到他们”(劳伦斯,1997:33)。他们散步时,“这耀眼的白雪开始放光了……另一个世界的寒冷而珍奇的夜降临了”(劳伦斯,1997:33)。在这一切近乎虚幻的氛围中,叙事者“我”始终都以一个旁观者的眼光审视着这一切,尽管“我”听不见他们说话的声音,“我”的目光却一直追随着他们的脚步,“我隐秘的心灵好像也加入了他们听不见的低语……”(劳伦斯,1997:33),“我”觉得自己也是他们中的一位参与者。走路时,他们谁也不碰谁,而且也不打手势,他们的谈话是那样的平和,没有任何的热血与激情。在他们的身上不存在“忘我境界”,那是一种“中庸”(劳伦斯,1997:34)。这恰恰契合该游记的主题——意大利的黄昏,这种介于白昼与黑夜之间的神秘与沉静正是意大利精神的完美体现。福柯认为,异质空间的主要特征之一在于它可以创造出一个具有幻想性和补偿性的真实空间,这个空间用来显现与补偿我们原有空间的混乱与不堪(福柯,2003:28)。从这个角度来看,劳伦斯笔下这些“异质人”所处的异质空间,不仅是对既存秩序空间的一种超越,更是对机械化社会常规空间的质疑与批判。从当地意大利人身上,劳伦斯领悟到意大利之魂真正的精髓在于人类与自然最本真的结合。他经常用光和影的对比来强调他与意大利人的不同,他认为自己是苍白的、清明的、零落的,就像光;而意大利人是黑暗的、紧密的,就像阴影。评论界认为,劳伦斯游记中对所有意大利农民的刻画,带有很强的神性化色彩,类似于“潘神”的复活。劳伦斯一直都期待人类能重新回到“潘神”的时代,他深信在人类没有完全脱离宇宙之前,“他”就是潘神。劳伦斯作品中这些带有神性光环的边缘人虽然远离文明社会,是非理性的、异己的、不符合规范的,但却有着惊世骇俗的精神世界。这些“异质人”往往以“自然属性替代被格式化的社会属性,以对空间的追问探寻人类精神生态的自在性与诗意的栖息”(纪秀明,2012:54);与其说他们是人,还不如说他们是某种自然现象。他们存在于自己的异质空间中,虽不能容于常规社会,却是人类文明顽疾最好的良药。

《意大利的黄昏》被认为是一部对人类文化进行反思的集子。劳伦斯离开英国的初衷是为深陷精神荒原的人类寻求新的生存领地。为此,他尝试在自己的作品中建构另一种空间领域,借此摆脱现代文明的束缚与压抑,回归精神的诗意化栖息。虽然他的“异质空间”书写不具现实性,只是一种美好的生态救赎梦想,但却为人类重获工业文明背景下的精神安适与回归提供了另一种生存可能。

二、 《大海与撒丁岛》——机械时代的“地方”想象

著名的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认为,人总是朝着自己心理幻想的环境或地方而努力,希望把环境设计为一个更宜人栖居的地域空间。“人类建构理想的环境主要靠丰富的想象力”(宋秀葵,2012:35)。人类通过某个特定地区所固有的自然特征了解地方,亲近地方;其特征还可以是人的想象力所赋予的主观认同,因此,“仅靠想象的力量,人们也能对地方产生依附感”(布伊尔,2010:80)。根据段义孚的生态文化思想,任何地方都存在于特定的空间之中,任何空间都包含着地方的差异,两者都是以人的美好生存为旨归的。“地方、空间、生存”这三大生态文化要素相互融通,构成了具有人文主义精神的生态文化图景(宋秀葵,2012:40)。笔者认为,劳伦斯在异域漫游中对人与生存环境关系的反思与重塑,体现的正是地方与空间之辩证运动的生态生存观。从生态批评的角度看,劳伦斯的空间地方观富含人文关怀,其关注焦点是人的存在,他有关地方的所有想象最终都是为了回应人的心情和意向。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劳伦斯的旅行写作与其说是描述了其所拜访过的人们和地方,不如说是记录了他自己对之做出的反应。地方是物理性的存在,但读者能够进入劳伦斯的内心世界,知道他对这些地方和人群的情感”(张德明,2010:70)。在意大利,异域陌生的地理环境激起了劳伦斯对生命全新的感悟,他把自己从腐朽、理性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任由想象在不同的地方空间中自由驰骋。

作为一位极具环境意识的作家,劳伦斯有关地方想象的观点最早出现在《美国文学经典研究》中对“地之灵”(spirit of place)这个概念的看法上:“每一个大陆都有它自己伟大的地之灵。每一个民族都集中在特定的地域,这地域就是家园和故园……地之灵总归是一个伟大的真实”(Lawrence,2003:17)。这种带有宿命感的地域空间观在《大海与撒丁岛》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大海与撒丁岛》被称为劳伦斯最优美的旅行游记,充满了阿卡迪亚式的田园想象,处处可见劳伦斯对“地之灵”的执着追寻。游记一开篇,作者便表达了对未知的外面世界的渴望:“一种非上路不可的欲求向我袭来,而且是非要朝某一特定方向而去的欲求”(劳伦斯,1997:1)。对于长期远离故土的劳伦斯来说,旅行的意义就在于进入到人类真实的心灵内部去,以一种在路上的状态追寻理想之地,获得对未来的感知与期望。无疑,意大利的撒丁岛承载着劳伦斯对理想乐土的美好想象,因为那里“没有历史,没有年代,没有门第……它处于外围,处于文明圈之外”(劳伦斯,1997:4)。著名劳伦斯传记作家沃森认为,在海外漂泊的劳伦斯曾经有段时间有“极为向往岛国的幻想”(沃森,2012:203)。当陆地的生活已经不能带给人类任何慰藉时,劳伦斯梦想着能召集几个好友,远离世俗,奔赴一片海岛。在《大海与撒丁岛》中,他同样表达了这样的渴望:“呆在一艘船上使人多么快乐……啊,倘若人能永远在海上航行该有多好——乘一只孤寂静谧的小艇,从一片土地到另一片土地”(劳伦斯,1997:63)。从某种意义上讲,劳伦斯的这部游记堪称他本人生活体验的“奥德赛之旅”,他称自己这一路的异域游走是“引人入胜的自我发现旅程”(劳伦斯,1997:168)。同时,在这远离世俗喧嚣的意大利岛屿上,劳伦斯试图创造一个介于文明与自然之间的“第三者”,即寻找机械时代真正的“地之灵”。他在游记中写道,“此地所具有的那种精神是个怪东西。我们的机器时代试图蹂躏之,却没有成功……它会毁掉我们千篇一律的机器社会,把它变成碎片”(劳伦斯,1997:77)。撒丁岛隶属于意大利,工业还不甚发达,到处是一望无际的山野,宁静、原始、质朴,完全符合劳伦斯对原始的“地之灵”的所有想象。这种无边延伸的荒野空间正是现代文明世界所缺乏的,只有这样的荒芜与原始才能抵挡文明的侵入。劳伦斯带着我们经历几百年的变迁,重温古老时代的地域风貌,他要唤醒现代人陌生而神奇的感官神经,让生命重新去发现自我,正如他自己所感叹的:“意大利不仅使我找回了许多、许多我自己的东西……它使我发现了许多早已失去的东西,就像一个复原的奥西尼斯”(劳伦斯,1997:168)。

从生态的层面上讲,劳伦斯游记中有关地方的想象,是对西方机械文明理性思想的反拨与对抗。正是基于人与地理环境密不可分的环境整体观之上,劳伦斯为人类美好的生存空间进行了充满文化与想象力的环境构建。通过半生的漫游经历,劳伦斯不断地诠释着“在世之人”或“人之在世”(宋秀葵,2012:30)的地方性质。在改变人们的空间感的同时,劳伦斯也在强化着地方的“在场感”。古铁雷斯认为劳伦斯作品中的“地之灵”有别于传统的西方主客独立的认知模式,体现的不仅是“主体与客体间的交流,更是主体和主体间的直接互通契合”(Gutierrez,1991:41),传达的是“生态一元论”的“地方精神”(Gutierrez,1991:39)。他笔下的“地方”已经不是单纯被欣赏与探求的对象,而是具有感知意识的主体存在,具有一种“精神”,一种“特质”(Oh,2006:10)。具体而言,劳氏作品的地方感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是地方固有的特性,另一方面是人与地方的互动交流,强调人对地方的“依附”(placeattachment)”(布伊尔,2010:70)。他写道,“人们生于斯,长于斯,将自己的思想意识赋予这土地并在一定程度上将它表现出来,使它尽善尽美……土地已完全被人性化了”(劳伦斯,1997:167~168)。在意大利这片具有地域和精神双重意义的新天地里,劳伦斯将地域空间的物理面貌与人的内心体验融为一体,在本能的层面上去感知环境,揭示的是人与“地方”难以割舍的情感联系。生态批评家布伊尔把这种“人与环境”互为一体的联系称为人类存在的“环境性”(environmentality)(布伊尔,2010:3)意识。从人本主义地理学角度看,地方之于人的意义在于地方是个人和集体安全感的来源,也是个体实现自我存在价值的关键。在创作《大海与撒丁岛》期间,劳伦斯刚刚经历过人生的多事之秋。因为弗里达的德国国籍身份,他被当作德国特务嫌疑人拘留,并遭受当地警察的多次查问。因此事从康沃尔被驱逐出来后,劳伦斯意识到英国再也没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了,“故乡”于他而言变成了一片陌生而疏离的地方。意大利撒丁岛的异域环境带给劳伦斯久违的心理认同感,让他摆脱了“他身无定处”的困惑和不安。可以说,撒丁岛之旅是一次逃离生活牢笼的全新体验,是一个有着孤独灵魂的个体对现代文明所作出的最积极的挑战。正如当代旅行文学专家保罗•福塞尔所言:“对他(劳伦斯)来说,正如对大多数工业时代的旅行家一样,旅行既是一种逃避也是一种追寻。在他那里,是逃避一个他讨厌的谨慎和情感退化的英国,是追寻任何一个活生生的、充满力量的、不自私的地方”(张德明,2010:69)。意大利人与土地和谐共生的画面正是劳伦斯所要追寻的“地之灵”。在这片古老而莽荒的土地上,他最终寻觅到了一个再生的新世界,重获自我的归属感和方向感。

三、 《伊特鲁利亚人的灵魂》——原始文明的空间想象

《伊特鲁利亚人的灵魂》是劳伦斯的最后一部游记。此时的劳伦斯已功成名就,然而身体状态却大不如前,其后期作品开始致力于对有关生死问题的探讨。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劳伦斯开始认识到人类只有重拾原始的生命意识,才能最终走出工业文明的困境。怀着这样的生命感悟,劳伦斯于1927年春天和朋友实地考察了伊特鲁利亚人的古墓和遗迹,并将他的个人体验与他所知的有关希腊和罗马文明的历史资料结合起来,完成了最经典的游记《伊特鲁利亚人的灵魂》。在这部考古游记中,劳伦斯首次采取非传统的“跨域”书写,将环境景观与远古文化相结合,并根据伊特鲁利亚人古墓的壁画展开丰富的联想和推测,为我们呈现了一处与地表世界完全不同的原始文明空间。

当代空间理论认为,“空间并不是纯粹物理学或地理学意义上的客体,它具有社会性、历史性、文化性”(谢纳,2010:81)。文学作品中的地理空间作为一种文化表征,渗透了作家的创作取向和精神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讲,《伊特鲁利亚人》正是作者本人的精神意识在这类空间的投射。在这部游记中,劳伦斯以空间来容纳和展现时间,通过特殊的空间场景,比如宴会、神庙、博物馆,为我们呈现了一处瑰丽、奇幻的地下世界,详实地再现了伊特鲁利亚民族生前的生活状态。在劳伦斯的笔下,远古生命的力量和神秘性从一幅幅壁画中显露出来,每个画面都是一个不同的世界,每一个场景都能让读者感到“伊特鲁利亚人仍活在那里,活在墙上”(劳伦斯,2006:79)。伊特鲁利亚人是3 000年前曾在地中海地区创造了独特文明的一个已经灭绝的原始种族。虽然他们的生命已不复存在,然而伊特鲁利亚人的思想、精神却依然长存,他们把本族群的文化精髓写进了古墓的壁画中。纵观整本游记,最震撼的部分应该是对伊特鲁利亚人古墓群细致的描绘。在这部超越时空限制的游记中,劳伦斯继续延续着他对“地之灵”的追寻,他仔细地勘察、鉴赏各种文物和壁画,并赋予它们无限绮丽的想象,从中我们了解到伊特鲁利亚人具有浓厚古韵特色的生活方式和习俗。他笔下的古墓宛如奇妙的迷宫,里面包罗万象,有生动的歌舞和饮酒场面、占卜凶吉的飞鸟、丰富的祭司文化。古老的宇宙观赋予了伊特鲁利亚人无限的生命力,在他们的活力背后是“一种生命的宗教,一种宇宙观及人在宇宙中所处的位置的观念”(劳伦斯,2006:59)。从某种意义上讲,伊特鲁利亚人的古墓已经不是客观物理空间的简单再现,而是被赋予了独特生命内涵的“被生活的空间”。透过这些壮丽宏伟的远古空间的呈现,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劳伦斯的创作意图与倾向,那就是对生机勃勃的自然生命的赞美与热爱。众所周知,劳伦斯一直倡导回归自然本真的生态哲学理念。在他看来,人类真正的悲剧在于隔断了与宇宙万物生生不息的联系。因此,拯救人类唯一的希望就是回到理想的原始社会,重获生命的能量与激情。笔者认为,伊特鲁利亚人保存完整的生存空间带给劳伦斯的是梦回人类黄金时代的欣喜与感伤,也是对美好往昔的怀旧与追忆。正如他自己所感叹的,“那个古老的世界必定是个迷人的世界,那儿的东西都是活生生地显现的,在与别的一切事物发生关系时的昏暗状态中全显得光彩照人”(劳伦斯,2006:122)。

列斐伏尔在《空间与生产》中指出:“空间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被社会关系所生产”(Lefebvre,1991:165)。在不断的生成和发展过程中,人类所面对的是具有无限多样性的社会空间,每一种社会形态都生产自己的社会空间,建构符合自己地位、身份特征的场所。从地理空间来看,《伊特鲁利亚人》描写的是地下的黑暗世界,这与地表明媚的世俗世界形成强烈的反差。这种光与影的对比反映在社会空间上体现的则是生与死的起始轮回。作为一个有着丰富创造力和生活智慧的民族,伊特鲁利亚人对生死问题有着超前的意识。对于他们而言,死亡并非生命的终结,而是通向另一种全新生命状态的方式。伊特鲁利亚人的壁画清楚地表达了他们的生死平衡观,即生命的繁荣与生命的消隐一样,是一次平常的反复,“一切都与活着的生命、与生活本来一样”(劳伦斯,2006:21),都是值得称颂的事。他们的壁画描绘的都是美好的生活场景,展现了远古与现代文明之间的一种历史延续性。与此相对应,劳伦斯在游记中也不断地穿梭于几千年前的远古艺术景观与现代意大利的托斯卡纳风景之间。在真实与想象、时间与空间、历史和未来的交融之中,劳伦斯时刻提醒我们:伊特鲁利亚人一直都与我们同在(Parks et al.,2007:ⅹⅹⅲ),他们既生活在地下的黑暗里,也生活在地面的阳光中。经历了远古时期绚丽灿烂的地下空间之后,劳伦斯带我们重回地表现实,感受当地意大利农妇的那种纯朴之美,“在她们那丰满、黝黑、俊美、快活的脸上,你一定能找到热爱生活的伊特鲁利亚人那沉静、光彩四溢的影子”(劳伦斯,2006:28)。尽管已经消亡几千年,伊特鲁利亚人的灵魂已经穿越时空限制,存活于当地意大利人的生命中。意大利农妇身上所体现的生机与活力正是远古的伊特鲁利亚人灵魂与思想的延续。从地下空间到地表世界,劳伦斯在时空的转换对比与生死轮回的交替更迭中寻找伊特鲁利亚人这个古老族群永恒的精神气质。在《伊特鲁利亚人》中,时间意象被空间化了,它以非线性的状态呈现,时间被纳入了以“现在”为中心的空间,过去、现在以及将来都聚集在同一空间里。在这种被碎片化的时空里,劳伦斯巧妙地通过明暗场景的变化来诠释生与死的奇妙交替,他以栩栩如生的视觉图像带领读者从一种文明走向另一种文明,构建了另一种形式的宇宙空间意识。

《伊特鲁利亚人的灵魂》描写的是已经消亡的远古民族的文化,这其中有关伊特鲁利亚人生前的生活状态都是劳伦斯凭借自己的人生经验,根据墙壁上的绘画想象推测而来的。学界普遍认为,劳伦斯对伊特鲁利亚人文化的独特理解与研究,不逊色于任何一位考古学家。有学者曾这样评论这部游记:“这是一部含有独到见解和智慧的考古著述,也是一部文采四溢、极富感染力的优美散文,其中浸透了作者对充满生命活力,优雅、热情、浪漫的伊特鲁利亚人及其文化艺术的热爱”(劳伦斯,2006:1)。劳伦斯云游四方,寻找生机勃勃的“生命个体”,他所欣赏的是任何生灵身上的那种天然自得的精神存在。《伊特鲁利亚人的灵魂》是对作家人生各个不同阶段生态哲思最好的总结,也是一名朝圣者对自我灵魂的一次奇妙的探寻。

结语

概而言之,在劳伦斯的3部意大利游记中,《意大利的黄昏》描写了异质空间下自然与文明的对立与碰撞;《大海与撒丁岛》展现了作者对“地之灵”的追寻及人与地方生生不息的关系;《伊特鲁利亚人的灵魂》将远古文明的历史世界与人物的内心体验联系起来,通过一种原生态的描写揭示了生活的本质。3部游记中所有的地域空间与风景描述作为劳伦斯个体心灵空间的隐喻与表现,都是作者本人内心潜意识活动的延展,是其生命体验与价值观的真实映照。从传统到现代,直至最终追溯到远古,随着时间上的变化以及地域上的不断转移,劳伦斯为我们呈现出了一个个富含社会和文化意蕴的生存空间、文化空间及心理空间,同时,他也完成了其生命中最重要的“原始朝圣”。对劳伦斯而言,这是一次人类精神家园的文化探寻之旅,也是一次精神的回归之旅,他最终在异邦的国土与文化中实现了自我的救赎与灵魂的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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