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7, Vol. 39 Issue (1): 77-84
从自然之道到言说之美:《论批评》与《文心雕龙? 原道》的生态伦理解读    [PDF全文]
舒笑梅1, 虞筝2     
1.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24, China;
2. New OrientalEducation, Beijing 100080, China
摘要:“自然”是中外文论研究和评述的重要范畴,近年来出现的热门话题“生态伦理” 深入思考了人与自然之间的道德关系。学界虽然研究了蒲柏在其代表作《论批评》中提出的“法自然”的观点,却较少从生态伦理的角度进一步辨析自然与人的道德关系以及心、言和自然之间的审美联系。本文站在中国学者的立场,将蒲柏“法自然”的诗学观点与刘勰的“原道”批评原则相结合,从生态伦理学的角度切入,发现两位作家在其代表作中都体现了崇尚自然的基本精神, 同时也提出了建立在自然之道和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之道基础上的艺术创作原则及审美之道。本文旨在说明,尽管两位作家生活的时代、国度和社会、文化背景各不相同,但是他们的文学观念及审美原则存在着共通之处,都追求以生态伦理为依据,形成和谐统一的精神境界,他们的看法至今仍给人以启迪和教益。
关键词 《论批评》      法自然      《文心雕龙》      原道      生态伦理     
From Original Way to Beauty of Expression: Ecological Ethical Analysis of An Essay on Criticism and Wenxin Diaolong?Original Tao
SHU Xiaomei1, YU Zheng2     
1.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24, China;
2. New OrientalEducation, Beijing 100080, China
Abstract: Nature, both in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category. The recent hot topic “ecological ethics” ponders the mo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cademia at home and abroad, though analysing AlexanderPope’s proposition of “follow NATURE”in his masterpiece An Essay on Criticism, seldom makes a furtherdifferenti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ure and human’s moral values. Neither does it put forward and research on the aesthetic connection between human spirit,human expression and nature. This article plans to stand in the position of a Chinese scholar and makes a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Pope’s claim of “followNATURE” and Chinesecritic Liu Xie’s literary principle of “Original Ta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ethics. It is found that both of the two masters embody the basic spirit of advocatingnature, following the natural rules and trying to put forward artistic creationprinciples and ways of aestheticproduction based on the essence of nature and the ethical, mo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nature. It is illustrated that though the two writers lived in different ages, countries and societies with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their literary concepts and aesthetic principles share in resemblance. They both, through their respective masterpieces, pursue a mental state of harmoniousunity between nature and human beings,whose views still nourish and give us enlightenment.
Key words: An Essay on Criticism      follow Nature      Wenxindiaolong      Original Tao      ecological ethics     

《论批评》(Essay on Criticism) 是18 世纪英国诗人亚历山大• 蒲柏(Alexander Pope,1688—1744)的成名作。1711 年,年仅23 岁的蒲柏完成了《论批评》这部诗歌批评专论,全诗长744 行,采用英雄双韵体,以诗论文,系统阐述了诗歌创作原则和诗歌批评方法。诗中,蒲柏提出了“法自然”(follow NATURE)的诗学观点,认为尊重自然、效法自然是艺术创作及文学批评的题中要义,因为“自然对世间万物都规定适当的界限”(52),同时他还就艺术创作和批评活动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出精辟见解,集中代表了蒲柏的文学主张和审美理念。

① 《论批评》的译文出自支荩忠的翻译,文中如无特殊情况不标注原文,仅提供原文诗行。需要说明的是支荩忠将An Essay on Criticism 译为《批评论》,而王佐良、王逢鑫、马弦等将之译为《论批评》,本文采用王佐良等人的译法。

作为“全部英国诗史上艺术造诣最高的一人”(王佐良,1997:190),蒲柏因其“无比出众的文学才华”(extraordinary literary talents,Stephen,1896:210)而享誉数个世纪。国外学界对蒲柏的研究由来已久,成果丰硕;“跨入21 世纪,蒲柏研究呈多元、开放、延伸态势”(马弦,2013:16)。不过,国外学者在分析和研究蒲柏的《论批评》等作品时从修辞技巧、意识形态、道德维度、美学思想和艺术特征等层面切入,展开讨论,往往把诗中出现的“自然”“法自然”当作其它论述主题的引子。与国外蒲柏研究相比,“我国对蒲柏的认识和评价还严重不足,主流文学史长期以来缺乏对蒲柏及其诗歌作系统研究”(马弦,2013:17),第一部蒲柏研究专著《蒲柏诗歌研究》于2013 年才出版。在为数不多的相关学术论文中,支荩忠(1984)、王逢鑫(1993)、饶芃子、余虹(1995)、马弦(2011/2012/2013)、陈礼珍(2013)等研究者虽然涉及蒲柏提出的“法自然”的观点,却较少从人与自然的生态伦理关系出发,探究诗中呈现的自然与人的道德关系以及心、言和自然之间的审美联系。

有鉴于此,笔者拟从生态伦理学的视角切入分析《论批评》。“生态伦理学”(ecological ethics)又称“环境伦理学”或“地球伦理学”,是环境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的理论要求是确立自然界的价值和自然界权利的理论;它的实践要求是保护地球上的生命和自然界”(余谋昌,1999:3)。《环境伦理学》的作者戴斯• 贾丁斯(Des Jardins)在其专著的序言中指出:“‘伦理’一词,在中国的文字中,或者在中国人的头脑中,常被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是一种已经成为习俗、规矩或秩序的东西。因为经验告诉我们,人要活下去就离不开这种关系,但人要活下去也离不开人与自然的关系”(2002:6~7)。诚如贾丁斯所言,生态伦理学将传统伦理学关注的人际关系扩展到人与自然的代际关系,秉承法国哲学家史怀泽(Albert Schlweitzer)“敬畏生命”的伦理主张,沿袭美国生态学家利奥波德(A. Leopold)提出的“大地共同体”(the land community)的伦理思想,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起一种新型关系,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价值观、信念和道德规范。结合生态伦理学的观点,笔者不仅分析和阐释《论批评》中出现的自然本体,还将进一步剖析《论批评》中出现的两种活动——写作(writing)和评判(judging),以及它们的行为主体与自然本体及其规则所构成的伦理关系,并把生态问题和美学问题联系起来,梳理和辨析诗中自然之道、伦理之道和审美之道渐次递进的逻辑关系。

作为一名中国学者,笔者在分析西方作家作品及思想的同时也会反观中国作家及其相关思想。中国灿烂悠久的传统文化包含着丰富而又深刻的生态伦理思想,“天人合一”观被钱穆先生看成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同时也是“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之贡献”(钱穆,1990:93)。笔者将自觉地把中国传统文化纳入自己的关注视野,拟将蒲柏“法自然”的诗学观点与刘勰的“原道”批评原则加以对照,发现二者共有的顺乎自然的伦理精神。

生于南北朝齐梁时期的刘勰(456 ? —521 ? ) 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文学理论家和文学评论家,其代表作《文心雕龙》被誉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体大而虑周”“笼罩群言”(清• 章学诚,《文史通义• 诗话》)的经典之作。心、言和自然之道的内在联系是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关注的重点,在首篇《原道》中刘勰(2008)就发出“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 ”的设问。笔者认为,虽然刘勰与蒲柏生于不同的国度,生活年代也相差了十多个世纪,分别承袭着东西方不同的审美传统和价值观念,但两者在语言创作、鉴赏观念和文学根源等诸多方面呈现不少相似之处:他们都采用两句对仗的格律诗(英雄双韵体、骈句)形式,以诗论文;都在文中追溯、梳理了文学史,对历代作家作出客观中肯的评价;都提出了文学创作和评论的标准和规则;且都体现了崇尚自然的基本自然生态精神,也表现出以关注自然界中的人为特征的生态伦理精神,并提出了基于自然之道和伦理之道的审美之道及艺术创作原则,形成了以生态伦理为依据的和谐统一的精神境界。

② 史书没有明确记载刘勰的生卒年份。详见:袁济喜、陈建农编著:《< 文心雕龙>解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1 页。

一、 “原道”的生态伦理态度

生于伦敦近郊温莎的蒲柏对于英国乡村的自然景色一直情有独钟。1709 年,年仅16 岁的蒲柏正式发表了第一部抒情诗《田园诗组》(pastorals),用古典语言描绘了大自然的春夏秋冬。例如,在首篇《春》(Spring:The First Pastoral)的一开始作者就歌颂道:“美丽的泰晤士河,缓缓地流经你圣洁的春天,/ 而河道两岸西西里的缪斯们此唱彼和”(Fair Thames,flow gently from thy sacred spring,/While on thy banks Sicilian Muses sing)(Pope,53~74)。1713 年他发表了诗歌《温莎森林》,表达了诗人的田园理想。从1719 年开始他在泰晤士河畔的特威克纳姆别墅定居,更多歌颂沿河两岸的美好景色。在《论批评》的第一部分诗人11 次提到“自然”,为了突出自然,蒲柏在提到自然时总是用大写的NATURE 或首字母大写(Nature)。在诗人看来,“圣明的自然,永远神圣般的明亮,/ 是一道清澈、永恒、普照一切的灵光,/ 赋予一切以生命、力量和美妙”(70~72)。在这三行中蒲柏将自然比作“灵光”(light),并连续用“圣明”(unerring)、“神圣”(divinely)、“清澈”(clear)、“永恒”(unchang’d)和“普照一切的”(universal)五个词来形容自然,足见诗人对自然的喜爱和尊崇之情。

③ 译文为笔者所加。

值得一提的是蒲柏笔下的自然不仅指自然本体,即外在于人的生态环境、四时的季节更替,更是指普天之下永恒不变的自然规律和秩序。诗中,蒲柏提到,尽管人的肉眼看不到自然规律,但是自然“引导每一个动作,支持每一根神经,/ 本身虽然无影无踪,但在效果中永存”(78~79)。

作为新古典主义的代表诗人,蒲柏将自然等同于自然规律和宇宙秩序的认知承袭了古希腊、古罗马思想,尤其受到斯多亚学派(The Stoics)的影响。公元前300 年塞浦路斯岛人芝诺(Zeno)在雅典创立了斯多亚学派(The Stoics),倡导自然法理论。在斯多亚学派看来,宇宙是秩序井然的完美整体。因此,自然不仅是通常意义上的外部环境,也是万物和谐的秩序,还是人的理性。芝诺说:“与自然相一致的生活,就是道德的生活,自然指导我们走向作为目标的道德。”(张岱年,1987:169)蒲柏对斯多亚派和用自然法则来解释“君权神授”的托马斯学派(The Thomists)的学说非常熟悉,在诗中第444~445 行他用略带嘲讽的语气说道:“斯多亚派和托马斯派现在已相安无事,/ 他们的论述都布满蛛网在鸭子巷中沉睡”。与斯多亚学派一样,蒲柏在《论批评》中把自然与规则等同起来,视规则为经过修饰的自然(Those RULES of old discovered,not devised,/ Are NATURE still,but Nature methodised),又把自然规则同人的理性和鉴赏能力等同起来,因为自然“始终如一的规范形成你的鉴赏能力”(69),这说明蒲柏对自然的认知已经由生态本体上升为对宇宙万物发展和变化规律的体认,可以说生态自然是蒲柏认识世界的本源;但蒲柏也充分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试图透过生态本源发觉自然的变化规律,并遵从自然规则,体现人源于自然但又与自然相生互动的生态伦理观点。

与蒲柏相似,刘勰在《文心雕龙》的开篇《原道》也表达了对壮丽辽阔的大自然的崇敬和喜爱之情,赞叹道:“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壁,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刘勰不仅描绘了日月叠壁、山川焕绮的自然美景,还更进一步地把自然瑰丽归之为“道”的呈现和表达,认为它们“此盖道之文也”。中国现代哲学家张岱年认为:“‘道’从它的本义来讲指的是路(way),《说文解字》中说:‘道,所行道也,一达谓之道。’但是在中国哲学中,道已经由本义上升为一种哲学精神和审美方式。在老子哲学中把它看作是最高的实体。”(1987:169)《老子》第二十五章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将“道”与“自然”紧密结合起来,用“道”来统摄天地万物,概括无垠宇宙的运行规律。刘勰所生活的宋、齐、梁是一个多元文化、多种思想碰撞交融的时代,刘勰虽在定林寺“依沙门僧佑,与之处居,积十余年”(《梁书• 刘勰传》),但“东晋以来玄学的影响依然存在”(戚良德,2008:69)。刘勰受老子思想的影响,将《原道》中的“道”理解为“天地之心”“自然之道”——它既是自然界中的万事万物,也是老子所言的自然规律。同时《原道》中的“道”还是文章的意义和功用,因为“丽天之象”“山川焕绮”“……实天地之心”。可见,刘勰笔下的“道”是一个综合概念,试图将自然与社会、生活与创作、物质与精神统一起来,构成心物的和谐关系,形成自然归之于人伦道德的交互通融。

二、 “法自然”的创作规则

刘勰和蒲柏通过追溯原道,发现了自然之美的源头,感悟到无处不在的自然规律和自然法则是宇宙万物运行的根本。在各自的代表作中他们都在思考如何在人类的智识活动之一——文学创作中表现自然、再现道的法则。蒲柏在《论批评》的开始就提出:“诗人中真正的天才固属少见,/ 评论的真知灼见也属稀有,/ 两者都需靠天分,/ 后者主评前者吟”(11~14)。既然人非圣贤,又缺少天赋,那么文学家应该如何学习写作,批评家又该如何学会评论鉴赏呢? 蒲柏和刘勰给出的共同答案都是师法自然。蒲柏这样建议道:“首先追随自然,/ 并根据她那恰如其分而又始终如一的规范形成你的鉴赏能力;/ 圣明的自然,……既是艺术的源泉,/ 又是目的和检验的标准”(68~73)。

随后,蒲柏又提出,鉴于自然是统一和谐的整体,因此创作和鉴赏作品也要从整体着手,因为美的效果源自整体的和谐:“作品和大自然一样,扣人心弦的/不是个别部位的端正无缺/ 我们不是光凭一唇一目来鉴定媸妍。/ 而要看整体综合所产生的美的效果”(243~246),“整体既恢弘壮丽又符合规律”(252)。这些诗句标志着蒲柏将自然和文学作品作为一个统一整体纳入他的思考范围和道德体系中,在某种程度上与20 世纪80 年代产生的整体观的生态伦理学观念有相同之处。此外,作为思想外衣的诗歌语言也要像自然一样“得体”(decent)、“合适”(suitable),因为“表达是思想的衣裳,总是/ 愈合适妥帖,愈显得优雅得体”(318~319)。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支撑蒲柏的创作思想乃至他整个意识形态的重要支柱仍然是完整统一的自然法则和秩序。从生态伦理的角度看,蒲柏既论证了生态自然的第一性特征,也将它视为艺术的源泉和检验标准。由此,他不仅肯定了自然的内在价值,即自然存在本身就代表了它的存在价值,也暗示了合乎自然规律即为真善美的道德标准。因为,按照史怀泽的观点,“善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原理。”(史怀泽,1992:9)遵循自然规律自然能够促进可持续发展,于是,自然之美与艺术之美构成了和谐统一的循环系统。

刘勰也将“天人合一”的宏观思想具化为“原道”的艺术创作原则,提倡以自然为楷模,遵循自然界事物的发展规律,师法自然,因为“道心惟微,神理设教……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原道》篇)。也就是说,人的心志和情感受到自然之美的启发而有所触动,而后自然而然地产生用语言文字来表达情感的需求;如果语言和形式能与自然规律相吻合,文章也会变得明朗。刘勰在《文心雕龙》的最后一章《序志》篇中再次强调具有丰富文采和深刻意义的文章,其要旨是以“道”为本源,所谓“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

为了说明“道心”“天道”“神道”等自然之道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刘勰还将自然万象与人的艺术活动相比照,指出:“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明诗》篇)。这样更拉近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总之,在从追溯自然之道到对文学根源的认识上,刘勰和蒲柏都认为艺术本质上是对生态自然及其自然规律的遵循和效法。蒲柏直接阐明自然是艺术的源泉和检验标准,视其为文艺批评的至高准则。刘勰则是通过“道”将文和自然联系起来,文源于道,而道源于自然,通过“道”的连结,人与自然之间形成了和谐统一的整体,人的生命与自然的生命在富有文采的文章中交融互通。

三、 效仿古人的生态审美规范

“法自然”“原道”是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原则,那么通过何种艺术实践活动才能完美地呈现“道”和“自然”的内在价值,实现“法自然”和“原道”的目的呢? 蒲柏和刘勰都认为要效仿古人。蒲柏写道:“那些古时的法则是被发现的,不是臆造的/ 仍不失为自然,但归纳得有条有理”(88~89)。在蒲柏看来,自然是艺术判断的最好向导,而自然法则通过艺术作品尤其是古代诗人的佳作加以体现,因为他们的古人所写的经典之作是方法化和受到限制的自然,也因而具有自身的规律和条理,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内在价值,所以他认为,“自然与古典文学范本所树立的标准和规则是一致的,古典法则源于自然,它就是自然,是被发现和被规范的(methodised,restraint)自然。”(王守仁,2012:63)蒲柏甚至宣称“自然和荷马是一回事”(135),所以在《论批评》中,蒲柏告诫说“想使自己的评论指引正确路径的人们,/ 应充分了解每一个古典作家的独特个性”(118~119),并建议诗人和评论家们:

让荷马的作品供你学习,伴你消遣,

白天研读,夜间揣摩。

从中培养你的鉴别能力,得到教诲,

并追随诗神直到诗的源泉。(124~127)

总之 , 后人要以古人的审美规范作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重要标准 。

刘勰也极其看重古人、古文率先垂范的重要作用,在《文心雕龙》的内容编排上,《征圣》紧随《原道》。《征圣》即以古代圣人的标准来验证文章是否做到了“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并在《征圣》中提出了“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的主张,因为“先王圣化,布在方册;夫子风采,溢于格言。”当然,后人要了解生活在不同时空环境中的圣人的所作所为、洞察圣人的所思所想,只能通过圣人传承下来的文章,所以刘勰提出《征圣》应与《宗经》一起才能产生最佳效果,“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只有以经书为法,才能获得“恒久之至道”。

结语

综上所述,尽管刘勰和蒲柏这两位作家生活的时代、国度和社会背景各不相同,但是,他们在对待生态自然、对待人与自然、对待艺术与自然的问题上存在诸多共通之处。他们都确证了自然的内在价值,同时倡导艺术创作要遵循自然规律,都提倡效仿古人以建立既合乎自然之道又能体现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之道的艺术创作原则及审美之道,使自然之美衍化为文学语言,赋予人艺术和情志上的美感体验,揭示了心、言和自然之道的内在联系,从而完成从自然之道到言说之美的过渡和升华。他们的文学观念、审美追求及文学表现形式至今仍给人以启迪和教益。随着现代社会的加速发展和人对自然的不合理利用,生态危机越发凸显。如何深入思考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并进而在活动规范、活动方式上体现出刘勰和蒲柏等中外贤哲早已表述过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意识,发现自然的内在价值,理解自然规律指向真善美的道德启示,尊重自然、爱护自然,从大自然及其规则中获取智慧和动力,这是刘勰和蒲柏曾经在《文心雕龙》和《论批评》中分析过的问题,也仍然是值得我们现代人深思的课题。

④ 此书没有标注出版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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