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认知语言学视角探讨汉语“以前”和“以后”语义概念化的认知机制。“以前”“以后”既可以单用，又可以连用，即同时出现在一个句子或段落里。不管是单用的“以前”或“以后”，还是“以前”“以后”连用，其语义概念化都必须有一个时间参照点。这样的参照点可以是隐性的、交际双方默认的说话时间，还可以是显性的、句子中明确提到的某一具体时间或某一具体事件发生的时间。不同的是，“以前”和“以后”连用的句子可以选取相同或不同的参照点。“以前”“以后”单用，使用“以前”的句子是以后事件发生的时间为参照点，凸显先事件；使用“以后”的句子是以先事件发生的时间为参照点，凸显后事件。“以前”和“以后”连用的句子，常常凸显先事件和后事件的不同或对立，或是锁定两事件发生的时间区间。“以前”的语义概念化，是以说话时间或句子提及的时间的起点、句子提及的事件开始的时间为参照点，逆时间流动方向，将说话时间或句子提及的时间之前、句子提及的事件开始之前的时间感知为“以前”。“以后”的语义概念化，是以说话时间或句子提及的时间的终点、句子提及的事件结束的时间为参照点，顺时间流动方向，将说话时间或句子提及的时间之后、句子提及的事件结束之后的时间感知为“以后”。“以前”和“以后”语义概念化的认知特征可以抽象为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时间感知原则”，即时间的流动是单向的，语言对时间的感知可以是双向的。

语言损耗作为语言习得的逆过程，在过去三四十年间备受关注，其丰富研究成果对语言习得等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损耗可分为母语损耗及二语损耗，前者更受关注。国内外学者就母语损耗进行了多方面研究，在众多影响因素中，年龄被视为关键因素并成为研究热点。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借助理论探讨了年龄因素与母语损耗的相关性，并对相关实证研究进行了整理。本文首先简要介绍了语言习得关键期假说，并通过该假说就年龄与母语损耗这一习得逆过程的关系作出相关解释；其次通过介绍国外学者就年龄对母语损耗的实证研究进行综述，并将其分为儿童或成人单独研究及儿童与成人对比研究两类；最后简要讨论了现存不足以及此研究对我国语言学研究的重要性。

伏应，即伏笔照应，是一种普遍的语篇连接现象，它作为语篇性的一种重要体现，有助于揭示语篇的实质，帮助读者更加全面地了解语篇性。本文试图从转喻的角度入手，对小说中的伏应现象进行解读，解释其中蕴含的高层转喻思维，为伏应现象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本文在列举、分析鲁迅小说中的三种伏应类型的基础上指出，三种类型的伏应关系都是在伏和应的因果关联激活过程中呈现出转喻思维的，这种转喻思维又因伏应类型的不同而呈现出细微的差别：就一伏一应和一伏多应而言，应笔为因，伏笔为果；就多伏一应而言，应笔为果，伏笔为因。伏应的巧妙运用能够大大增强语篇的思想深度和艺术效果。

认识类情态副词作用于命题，表达对命题的主观确定程度。但英语中，这类副词却常与DP组合，作用于DP，而非命题。本研究探讨英语“情态副词+DP”结构的合法性条件。研究认为，在“情态副词+DP”的语义解释中，表层的DP实际关联一个命题，这是支撑“情态副词+DP”结构合法的深层语义条件；英语关系从句是“情态副词+DP”成立的句法前提，它在语言使用经济性原则和转喻机制的推动下在表层实现为DP；此外，从语义匹配角度而言，情态副词表达认知不确定性，与之组合的命题内容（表层为DP）也需要具有与之匹配的“不确定性”，这是“情态副词+DP”合法的另一语义条件。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研究还对比分析了相同的概念语义在汉语中的编码问题，审视了英汉语在句法—语义界面上不同的工作机制。研究发现，汉语不存在英语关系从句的这样的固定句法结构，故无法借助转喻机制使用DP代替命题表达的概念语义。

本文立足译者主体性视角，以宋碧云《啼笑皆非》汉译为例，从译本选择、译语操控、翻译目的、译者认知和视阈融合等五方面分析了雌雄同体的译者主体身份及特定时代背景对译文重建的影响。本文认为，译者作为独立于原文及其作者而存在的翻译主体，其译者主体性自然地受到来自于自身政治立场、文化背景、价值倾向及所处的特定社会、历史环境等诸多因素影响，使其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对原作在语句文意、文本结构乃至作品立意作出一定程度的润色和修正。在翻译活动中，译者主体性不仅精准记述了译者对于作品文本的主体操控，更是清晰描绘了其在翻译过程中的思维路径。这一系列的改动最终使时代译作得以脱离作者意志，并在新时期背景下获得其独立的文本意义，从而焕发新生。

本文综述了近年来国内外基于专门用途语料库的翻译研究成果，并在综述基础上指出,现有基于专门用途语料库的翻译研究体现出研究课题更为丰富、对比方法更为灵活多样、可操作性更强、应用价值更突出等特点。笔者指出：文类是翻译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变量，向来都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译者针对不同文类文本会采用不同翻译策略，使翻译文本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基于专门用途语料库的翻译研究中，不同文类文本翻译语言特征考察、翻译共性验证、翻译带给目标语语言变化考察、术语翻译、翻译质量评价、独立方法论的构建等为研究者开辟了新视角。专门用途翻译语料库适用性更强，既可用于各类学术研究，也可投入实际应用。基于专门用途语料库的翻译研究进一步拓展了语料库翻译学的研究范围，提供了新的研究课题，前景十分广阔。

本文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探讨了歌德对现代性的理解及其现代性批判。歌德认为，现代指的是中世纪之后的机器大工业时代，他将这个新时代的特性概括为“快速”，快速指的是现代生活的快节奏和现代人在竞争的压力下急于求成。他认为，快速的时代精神是由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造成的，不受限制的科技进步和迅速的工业化不仅破坏了大自然，而且损毁了人的精神，导致了商业性的大众文化的普及和精英文化的衰落。凭借思想史的研究方法，本文还揭示了歌德的现代性批判对后世的文化悲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的影响。通过对歌德的现代性观念的发掘和对其现代性批判进行思想史上的梳理，本文填补了“现代性”概念史和西方思想史上的一个空白。

约翰•德莱顿的《论戏剧诗》一直被视为探讨三一律的文艺理论作品。本文将突破这一传统解读，以对这部作品的细读为基础，并将其置于西方文学与西方历史的大背景下加以审视，挖掘出该作品被人忽略的其它内涵。本文指出，《论戏剧诗》的对话背景和对话角色与其说有一定的真实性，不如说是作者想象力的产物。《论戏剧诗》是一部虚构意味浓厚的对话体文学作品。综合考察对话者围绕三一律、英法戏剧诗的比较和古今戏剧诗的比较进行的争论，会发现它们都与那个时代盛行的古今之争有着密切关联，甚至都是古今之争的体现。简言之，虚构的文学对话《论戏剧诗》是德莱顿参与古今之争的工具。本研究将一定程度上刷新学界对于德莱顿以及《论戏剧诗》的相关认知。

《五号屠场》是美国作家冯内古特的代表作，以其独特的叙事技巧和鲜明的反战主题而著称，然而小说中众多的动物意象却一直未引起关注。本文借助新兴的动物研究理论对这些动物意象进行深入挖掘，探寻它们背后的主题蕴含。笔者发现，这些动物承载着多重意义。作为隐喻符号，它们是展现人性的镜子，揭示了人在战争面前的尴尬无助，打破了“人乃万物之尊”的神话。它们同时又是鲜活的生命主体，代表着战争中动物的悲惨命运，反映了作家深沉博大的人道主义思想。此外，小说将动物、战俘、地球人在动物园和屠宰场被巧妙地平行并置、交叉错位，消解了人与动物之间的边界，是对西方文明中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物种歧视主义的尖锐批判，因而使小说超越了反战小说的意义。

合作学习是近年来外语教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合作学习不但有利于促进语言习得，而且有利于培养学习者的自主学习能力、协作能力、创新能力。然而，课堂实践结果表明，合作学习在我国学习者之中开展得并不理想。有研究者指出，受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的影响，亚洲学习者难以适应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合作学习活动。笔者认为，合作学习起源于西方国家，其活动设计必然受当地文化、社会背景的制约，符合当地学习者的需求和特点。要使合作学习在我国外语课堂上顺利开展，就需要根据我国外语学习者的特点进行调整，构建本土化的合作学习模式。基于此，本文以在大学日语精读课堂构建本土化合作学习模式为目标，结合实践研究的结果，在阐释了合作学习特点与局限性的基础上，结合我国课堂及学习者的特点提出了本土化合作学习模式的构建原则，建立了合作学习本土化模式的基本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