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多模态语篇分析仍然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多模态研究在传统语言学领域的地位仍然受到质疑；另一方面，多模态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仍处于初级阶段，有很多局限，同时，有些学者对该领域的认识存在一些误区。因此，本文拟对多模态研究的基本问题进行系统梳理，简要回答为什么要研究多模态语篇，语言学理论是否适用于分析图像、手势等非语言符号，多模态的研究范畴是什么，有哪些理论与方法、局限与误区等问题。本文进一步提出研究者需要有跨学科意识、实证意识与应用意识，立足于理论与方法创新，着眼于解决多媒体时代传播与交际中的实际问题。正确把握这些基本问题对将多模态语篇分析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强大理论支撑与严谨方法保障的新兴学科具有重要意义。

人们在日常交际中实施的是一个个“鲜活”的言语行为，研究者应当从人类普通行为的视角看待言语行为，在社会场景观照下对其进行考察。多模态研究拓展了学者们对包括言语行为在内语用课题的考察视野和方法，为从结构形式、韵律特征、体貌动作等多个维度研究言语行为提供了可能。个案研究显示：说话人的话语内容、韵律特征、体貌表现等资源都为其言语行为的实施作出了贡献。研究者基于多模态语料库开展言语行为研究，是以新的研究范式重新检视语用学经典课题，拓展了言语行为的研究视野，对语力、语力显示项等概念、范畴进行了发展，尤其为间接言语行为的考察提供了新路径，能够深刻揭示言语行为的本质和特点。这启示研究者应当重视运用多模态方法考察语用问题，关注多模态（语料库）语用学的兴起。运用多模态方法研究语用问题，可在研究方法上对语用学研究进行升级，从而对相关语用学理论进行拓展、修正。

会话分析（CA）将会话视为一种社会行为。这种社会学研究取向决定了CA从发轫之始便没有将非语言交际行为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本文讨论了从民俗方法学到CA再到基于CA的多模态交际研究奠基阶段的学理传承和发展，着重探讨序列分析在多模态交际研究中的优势、问题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序列组织是会话组织的核心原则。在基于会话分析的多模态交际研究中，序列分析的优势在于它为研究者理解和处理交际行为提供了一套实用方法和一种基于语料本身的验证程序。存在的问题是：不同于会话组织中相对严格的序列性，多模态交际中除了序列性外还有共时性，这给序列中交际行为起始点的切分造成了一定难度。此外，本文还探讨了CA多模态交际学者处理语料的方法。CA多模态交际转写沿续了CA转写的严格性、精细性和清晰度，其中Christian Heath的转写体例最为典型。最后，我们提出，Charles Goodwin的具身参与框架和Sigrid Norris的模态密度的概念有利于解决序列分析的共时性问题。

本文以小说Moment in Peking为例，运用费尔克劳的狭义互文性理论，探讨互文性在小说原文及汉语译文中的体现。Moment in Peking是用英文创作的中国题材的作品，即属于异语写作，其中包含的互文性更具复杂性，具体体现在原文互文的特殊性和翻译互文的特殊性两个方面。本文对费尔克劳划分的显性与成构互文性加以改造，使之更适合本个案的研究。本文通过分析认为，译者在语言文化转换过程中，尤其是在类似于本文个案的互文翻译过程中，应具有较强的读者转换意识；针对译入语读者，采用各种互文性翻译转换策略，保留、强化、淡化，甚至忽略原文的互文性，在整体上取得较好的读者阅读效果。

钱钟书的“化境”说和解构主义翻译观分别被视作中西方翻译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成果。20世纪末21世纪初，随着西方解构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一些学者开始将钱钟书的翻译观和解构主义翻译观相联系，而两种翻译观是否具有一致性则成为一个争论已久的话题。本文认为，这场争论的关键在于研究者对“意义不确定性”“化”“讹”等基本的核心概念缺乏深入讨论。两种翻译观中的“意义不确定性”背后隐藏着截然不同的意义观，钱钟书对“化”与“讹”关系的阐述更是证明了他将原作奉于译作之上的立场，而对于流畅译文的推崇更是蕴含着解构主义翻译观所要打破的翻译暴力。将“化境”说与解构主义翻译观相类比甚至等同不利于我们正确理解解构主义翻译观的精髓，也会让人对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历程产生误解，本文或有助于我们正视两种翻译观并结束这一系列不必要的论争。

陀思妥耶夫斯基五大思想小说中的人物，即《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白痴》中的伊波利特、《群魔》中的斯塔夫罗金、《少年》中的维尔希洛夫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伊凡•卡拉马佐夫，都属于以普希金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同名主人公为前辈的“多余人”的后代或变体。这类“多余人”形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大多以激进的西方派面貌出现。奥涅金之类的“多余人”知识分子对真理和行动的渴望，以及他们经历憧憬与困惑却最终一事无成，其言行甚至危及传统与根基等典型的表面特征，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一类年轻的西方派形象所继承，但他们最主要的、共同的精神特征是：受到欧洲资本主义文明和西方理性主义思潮的诱惑，脱离了本民族的文化土壤，在自己的祖国成为不仅无所事事、反而有损于俄国传统和文化根基之人，沦为思想上的漂泊者和人民的疏离者。对这类作为西方派的“多余人”形象爱恨交加的复杂情感，亦体现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根基主义立场。

在《托尼奥•克勒格尔》这部小说中，托马斯•曼主要通过主人公的经历和思考展现了一个艺术家的发展过程。本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以小说中表现的艺术家对于生活的渴望和对自身市民性的反思为讨论对象，结合托马斯•曼的其它作品展开解读。托尼奥•克勒格尔的市民出身使他身上带有市民性的烙印，这种市民性在他成为艺术家之后一直影响着他的创作和生活，并最终使他对艺术至上的创作理念发生质疑。这种质疑促使他重新思考艺术和生活的关系并导致了他对自身市民性的回溯。在重新审视并认同这种市民性的同时，他决心向生活靠拢,并在艺术和生活、艺术性和市民性之间进行沟通。通过探索艺术性与市民性的结合，托马斯•曼展现了推崇“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家以及自身发展的一种可能性。

1918年至1921年，詹姆士•乔伊斯的代表作《尤利西斯》在美国现代主义文学刊物《小评论》上连载。国内学者对这一文学事件的关注不多。国外学者关注的焦点是《小评论》的文艺观。虽然一些学者简要描述了连载《尤利西斯》的《小评论》中的读者，但却忽视了许多读者被贬抑的事实。这些读者主要包括这本小说的批判者和图书审查人士，可分为显性读者和隐性读者。《小评论》的编辑玛格丽特•安德森和简•西普以及当时的一些文艺界人士从落后的文艺观、道德中心论和低下文艺修养等方面回击了这些读者对《尤利西斯》的批判，并阐释了文艺的升华作用、独立性和原创性。《小评论》与读者之间的冲突揭示了现代主义文学和文学刊物在20世纪初的接受困境。

本研究采用美国SIOP（庇护式教学观察协议）教学理念，利用其将内容与学科知识相融合的教学模式特点进行教学设计，以探索非英语专业大学生商务英语教学的新模式。SIOP教学模式以可理解性假说和社会文化理论为依托，以低威胁性环境、可理解性输入、综合性评价为特征。研究者对实验班及对照班60名商务英语学习者进行对比教学并采用平衡分层实验设计，于学期初和学期终分别对两个班级进行调查问卷、学业成绩前测与后测，通过对测试结果进行横向及纵向对比定量分析，以及对实验班小组访谈定性分析后，得出研究结论：基于SIOP模式的商务英语课程设计和教学实践有助于降低学习者焦虑，提高其英语技能及学科知识掌握程度，是现阶段专门用途英语课程设计的一种新尝试。

本研究采取评判性思维的教育学训练取向，遵循社会建构主义支架理念，设计了多元教学支架型微信微课，将“图文诠释、教师示范、设问引导”三类教学支架干预手段融入社交媒体的通讯、平台、互动功能，营造评判性思维发展的在线促进性培育环境。微课针对学术英语学习者，共8个单元，每单元由“TED演讲视频学习资料推送”“微信群讨论”“讨论后反思推送”三个模块组成。基于微信后台数据挖掘，以及“参与式观察笔记+讨论语料+团体访谈笔录”三源数据的内容分析，研究发现：第一，作为非正规课程环境下的社会共享性学习资源，本微课实际使用率不高，表现为浅学习、高退出行为；第二，对于9名全程参与者，本微课有着不同程度的评判性思维概念建构促进作用。在“微信技术+多元支架”的协同效应下，体现出“误区体验—反思矫正—自我巩固”三个阶段性建构特征。上述发现提示，通过活动互动水平与任课教师网络临场水平的提高，社会共享性思维训练微信微课可能成为EAP 课程中评判性思维整体概念建构的有效辅助教学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