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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目录

2017年, 第4期 刊出日期:2017-08-15 上一期    下一期
翻译研究(乡土文学翻译专栏)
汉语“乡土语言”英译的译者模式——葛浩文与中国译者对比视角
周领顺 丁 雯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7 (4): 2-12.   DOI: 10.12002/j.bisu.103
摘要( 477 )   [HTML]()   PDF(708KB)( 987 )
中国乡土文学的海外译介是译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乡土语言作为乡土文学的一部分,其英译问题也逐渐受到译学界的关注,并且对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具有重要意义。译者模式及其建构是中国文学能否“走出去”的重要因素之一,译学界对于译者模式这一话题争论不休,目前大家普遍认可的译者模式为“汉学家+中国译者”。本文从葛浩文英译莫言的10部小说入手,从中筛选出一些出现频率较高的乡土语言表达,从意义、乡土味和流畅度等三个角度,将汉学家葛浩文的译文与中国译者的译文进行比较,分析两者对于乡土语言单位处理的异同,借以归纳乡土语言的英译实践模式,以期对中国文化走“走出去”提供有益的启示。
审美视阈下乡土语言英译探究
任东升 闫莉平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7 (4): 13-28.   DOI: 10.12002/j.bisu.109
摘要( 350 )   [HTML]()   PDF(933KB)( 557 )
乡土语言进入文学就变成文学方言,文学方言与乡土主题结合构成乡土文学。乡土文学翻译之趣在于重现地域文化环境和乡土语言的独特性。本文从审美视阈分析三部20世纪四五十年代乡土小说《李有才板话》《新儿女英雄传》和《苦菜花》的审美共核,即革命主题、乡土民俗和乡土语言,从语音、词汇、语法和修辞层面探讨其英文译本对乡土语言审美的再现效果,指出乡土语言的英译应通过模仿和变通两种策略,前者包括以原语为依据的模仿、以译语为依据的模仿和动态模仿,后者包括虚实转化、补偿再现和再创造,由此形成乡土语言再现的审美图式,保存乡土语言趣味性,使译文具有民族语言印记,有利于在对外传播中国乡土文学过程中保护和弘扬民族语言文化。
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黑白李》三个英译本中熟语翻译比较
黄 勤 余 果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7 (4): 29-39.   DOI: 10.12002/j.bisu.111
摘要( 348 )   [HTML]()   PDF(639KB)( 585 )
熟语在小说中一般起到简练语言、展现地域特色和刻画人物形象的作用。本文选择老舍短篇小说《黑白李》的王际真(Chi-Chen Wang)英译本、莱尔(William A. Lyell)英译本和科恩(Don J. Cohn)英译本,基于“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从译者行为批评视域对三个英译本中熟语的翻译进行描写性对比与评价,发现三个译本在“求真—务实”连续统一体中都偏向“务实”一端,但相比较而言,王际真译本务实度最高,莱尔译本务实度次之,科恩译本则求真度最高。通过对三个译本中的熟语翻译进行对比研究,我们认为汉语熟语的翻译应以务实为上,同时兼顾求真,在最大程度忠实原文的基础上以服务于目的语读者和社会为目的。译者应在此基础上选择合适的翻译方法。此外,由于词义的细微差别会影响到熟语功能的再现,所以译者不仅要选择最合适的翻译方法,还应注意词语选择的准确性。只有这样,才能尽可能达到译本在“求真—务实”之间的最佳平衡。
语言学研究
音系学、语音学与语音教学
马秋武 赵永刚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7 (4): 40-55.   DOI: 10.12002/j.bisu.106
摘要( 593 )   [HTML]()   PDF(682KB)( 538 )
语音教学不是通常人们所认为的那种单纯的口头语音训练,而是指导学习者进行由表及里的音系习得过程。语音教学事关外语习得的成功,是外语教学的关键环节之一。本文首先从语音学、音系学与语音教学的关系入手,系统说明这三者的基本概念及其区别所在。音系学研究的主要是语言的概念符号系统,而语音学则主要是针对这些概念符号系统的物理体现形式。音系学中所说的“音”,实际上是一个连续性的“音值的量变区间”。其中,音值区间内的任何一个值,原则上都可用以指代表这个音值区间的音,但最能代表这个音的值应该是这个音值区间的峰值,峰值两边的值,其代表性或典型性则是逐渐递减的。语音教学就是帮助学习者要在发音与听音两个方面从不具典型性或代表性音值区间值(甚至非音值区间值)逐渐过度到最具典型性或代表性的音值区间峰值的过程,从而获得辨别不同音值区间的音的能力——即说与听的音系能力。初学者在纠正发音后发音不够稳定,常常又回到纠音之前的状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人的语音表现其实深受其潜在的音系意识或能力的影响。接着,文章在列举出当前我国外语语音教学所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明确指出非母语者发音不好,主要是发音时往往轻音不轻的问题,语音教学中一定要处理好“音”与“流”、“态”与“势”之间的关系。然后,文章具体阐释了外语语音教学不仅要纠正学习者的发音,更重要的是培养学习者形成并建立所学语言的音系概念和意识,帮助他们获取所学语言的音系能力,从而真正掌握所学语言的实际发音。
正音教学对英语专业学生元音产出的作用研究
张文忠 王冬焱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7 (4): 56-69.   DOI: 10.12002/j.bisu.107
摘要( 341 )   [HTML]()   PDF(690KB)( 566 )
本文报告了40名英语专业一年级学生在15周正音教学之前和之后对7个英语前元音和双元音的感知及产出情况。研究采用前测、后测和延迟后测方案的准实验研究方法,对比了受试在3次篇章朗读测试中的元音产出错误率。分析3次测试结果,结合受试在感知测试中的表现,本文发现:(1)15周正音教学后,受试元音产出的错误率整体上降低了,但经过一个寒假后正音效果保持并不理想;(2)正音效果最差和效果最难保持的元音音段是前元音/i:/和双元音/ai/;(3)起始语音水平较低的受试进步幅度小,其正音效果保持处于平均水平;(4)元音音段的感知与产出整体上相关性不强。基于这些发现,本文提出了对课堂环境下英语元音教学的一些建议。
汉语隐喻加工的fMRI研究
王小潞 何代丽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7 (4): 70-94.   DOI: 10.12002/j.bisu.113
摘要( 331 )   [HTML]()   PDF(1146KB)( 842 )
为了探求汉语隐喻大脑加工的规律,本研究采用fMRI手段,对“NP+Vbe+NP”和“NP+V+NP”句型的汉语本义句和隐喻句的加工进行对比考察。研究发现:隐喻句加工难于本义句加工;相较而言,新颖隐喻加工与常规隐喻加工在神经机制上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二者都需要大脑两半球的协同合作,但是大脑两半球的功能不同,常规隐喻加工主要涉及左脑,而新颖隐喻和假句的加工会更多地涉及右脑;传统语言区(包括左脑额中回和颞上回)的激活表明,所有的语言加工都会共享语言加工神经网络;NP+V+NP句型与NP+Vbe+NP句型相比,无论是NP+V+NP句型的本义句或隐喻句加工都比对应的NP+Vbe+NP句型的本义句或隐喻句加工动用更多的神经资源。总的结果支持隐喻加工的全脑配合理论和等级凸显假说。
外国文学研究
《奥吉•马奇历险记》中的家园叙事
赵秀兰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7 (4): 95-105.   DOI: 10.12002/j.bisu.112
摘要( 337 )   [HTML]()   PDF(692KB)( 690 )
《奥吉•马奇历险记》是美国犹太裔小说家索尔•贝娄的一部自传式流浪汉小说。小说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回顾了叙事者兼主人公奥吉在充满偶然性的庸常的日常生活中对有意义的生活方式的探寻,具象化地反映了奥吉的家园梦想和精神寄托。然而,小说中的家园叙事并未引起关注。本文借助戈德曼的文学社会学批评理论中的观点,通过分析《奥吉•马奇历险记》中的家园叙事,指出该小说中的流浪叙事与主人公对家园的追寻体现出贝娄作为流散作家的家园意识及其对犹太民族传统的记忆。同时,本文还指出,小说主人公出逃—回归—出逃的人生轨迹,揭示出现代人的孤独与心灵无处着落以及作家回避社会现实的精神寄托;而主人公对有价值的人生的追求及其对简朴温馨的家园的渴求则反映出美国超验主义思想对贝娄小说创作的影响。
身份的伦理——《英国病人》的修辞叙事解读
马 雁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7 (4): 106-115.   DOI: 10.12002/j.bisu.110
摘要( 374 )   [HTML]()   PDF(665KB)( 377 )
修辞叙事理论将叙事形式视作一种修辞手段,注重探索作者、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多层次交流,并发展出有效的分析框架解读叙事。对小说《英国病人》的修辞叙事解读有助于探索文本叙事形式如何引导读者的叙事判断,重构关于身份的伦理。在叙事结构上,文本呈现出时空上的双向运动轨迹,并置了战争背景下关于“个人身份”与“社会身份”的探讨,以“身份之谜”与认识差异为动力,推动叙事进程,拓展读者关于身份的多维度判断;在叙述技巧上,文本通过叙述的“抒情性”与“人物刻画”、叙述频率以及叙述视角的多元化等策略,调节叙述距离,引导读者理解甚至认同主人公的身份伦理观,并了解其过于理想化的局限性,从而将其与隐含作者的身份伦理观区分开来,最终达成和解的伦理。
“为他们而看”:多克特罗小说《大进军》中的摄影与见证
唐 微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7 (4): 116-127.   DOI: 10.12002/j.bisu.108
摘要( 310 )   [HTML]()   PDF(773KB)( 475 )
多克特罗的《大进军》通过对摄影作为历史见证的反讽和颠覆,突出了个体见证对于历史理解的伦理和认识论意义。本文通过分析小说中自愿为历史作见证的摄影师在官方话语和个人动机的驱使之下歪曲现实、再造历史、营造单一记忆神话的过程,揭示了摄影作为历史见证手段的吊诡和缺陷。本文认为,《大进军》以多线索、多视角的叙述结构囊括了众多个性化的证人和难以化约的证词,形成了一种“见证之场”。这种历史书写揭示了作为主观性的人以及作为发生之场和见证之场的历史。只有当历史在发生之场中呈现,当它的意义在见证之场中被模糊而无限延宕时,历史才是历史。在这一层面上,《大进军》成为了比摄影更为合理、真确和诚实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