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7, Vol. 39 Issue (4): 106-115
身份的伦理——《英国病人》的修辞叙事解读    [PDF全文]
马雁     
摘要:修辞叙事理论将叙事形式视作一种修辞手段,注重探索作者、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多层次交流,并发展出有效的分析框架解读叙事。对小说《英国病人》的修辞叙事解读有助于探索文本叙事形式如何引导读者的叙事判断,重构关于身份的伦理。在叙事结构上,文本呈现出时空上的双向运动轨迹,并置了战争背景下关于“个人身份”与“社会身份”的探讨,以“身份之谜”与认识差异为动力,推动叙事进程,拓展读者关于身份的多维度判断;在叙述技巧上,文本通过叙述的“抒情性”与“人物刻画”、叙述频率以及叙述视角的多元化等策略,调节叙述距离,引导读者理解甚至认同主人公的身份伦理观,并了解其过于理想化的局限性,从而将其与隐含作者的身份伦理观区分开来,最终达成和解的伦理。
关键词 叙述技巧      叙事判断      身份     
Ethics of Identity—A Rhetorical Narrative Inquiry of The English Patient
MA Yan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210044, China
Abstract: Regarding narrative form as a rhetorical means, rhetorical narrative theory emphasizes the multilayered communication among authorial agency, textual phenomena and reader response, and develops an effective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narrative interpretation. A rhetorical narrative inquiry of The English Patient sheds light on the way the text guides readers' narrative judgments and reconstructs its own ethics of identity. In terms of narrative structure, the text constructs its narrative trajectory moving in two directions temporally, juxtaposing the discussion of "personal identity" and "social identity"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World War Ⅱ. The mystery of the identity of the patient and different conceptions of "identity" both serve as narrative dynamics to promote the progression of the narration, expanding readers' multi-dimensional judgments about identity. In terms of narrative devices, the novel adjusts narrative distance by adopting "lyricality" and "portrait", coupled with multiplicity of narrative frequency and points of view, thus inviting readers to understand and even identify with the main character's ethics of identity. While suggesting its limitation of being too idealistic and in turn revealing the gap between the character's ethics of identity and the implied author's, the novel fnally establishes its own ethics of reconciliation.
Key words: narrative devices      narrative judgment      identity     
引言

在各种叙事批评理论中,修辞叙事理论在吸收经典叙事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突破结构主义范式,将叙事看作修辞形式,延伸出有效的阐释框架,显示出广泛的适用性。它相信语言是可靠的意义传递方式,认为作者与读者通过“常识”能建立起沟通并重构作品的价值。个体读者虽然有阅读体验的差异,但仍存在某些广泛的判断共识,承认这些共识才有可能解读文本如何通过对叙事形式的操纵,形成隐含作者、叙述者与读者之间的多层次循环交流。

① 修辞叙事理论引入的重要概念之一是隐含作者与作者的读者(authorial audience,即作者的理想读者,后者被认为能够理解作者的每一个对于其参与文本价值构建的邀请),并且有意识地接受或拒绝这些邀请。本文其后的讨论将直接用读者来代替作者的读者,默认作者与读者在语言、常识以及伦理惯例方面的背景一致。

修辞叙事理论代表人物詹姆斯•费伦发展了一系列核心概念,将修辞“三角交流”的理论与批评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以阐释、伦理与审美为核心的研究框架,描述叙事形式与读者参与共同缔造的动态体验过程,这一过程调动着读者在智力、情绪与价值观等方面的投入,并且在叙事形式、叙事伦理与叙事审美因素交叉影响下,作出相应的叙事判断。换言之,叙事作品会暗中通过叙事技巧的安排引导特定叙事判断(Phelan,2007:10),因此对叙事形式的分析可以有效帮助还原文本的伦理立场与审美价值。

加拿大小说家迈克尔•翁达杰的代表作品《英国病人》可以作为典型个案,揭示如何应用修辞叙事理论对叙事手段进行分析,实现对文本的可靠阐释。其原因有二:首先,翁达杰是一位具有充分结构意识的作家,他的写作往往由一个个画面开始,而结构上的重组会耗费好几年。他认为,小说的某些因素文本未言明,却存在于作者的脑海中,而这些选择会影响解读与判断(Barbash,2007:27)。其次,翁达杰的作品时常以支离破碎的、不连贯的结构使主题出现不确定的含混,文本隐含的价值观难以捉摸。《英国病人》作为其后现代主义力作,于1992年获得英国布克奖,沿袭了叙述技巧的复杂性和伦理价值的模糊性,从发表伊始就屡遭对其伦理标准的质疑,批评小说将主要人物艾尔麦西的利己主义描述成了人性化的行为,是在洗白一个纳粹分子(Jollimore & Barrios,2004:26)。但另一方面,读者对艾尔麦西的普遍好感却是不争的事实。本文认为,将艾尔麦西个人的价值观与作者的价值观混为一谈显然有失公允,比起对人物价值观的泛泛之谈,更有益的思索是厘清哪些文本信号引向更加令人信服的阐释。本文尝试运用修辞叙事分析模式提供的一种可能角度,解读小说如何通过对故事及话语层面的技巧操纵,引导读者对身份伦理进行多角度的构建,并拉开人物身份伦理观与文本及作者伦理观的距离。

一、身份之谜——双层叙事的互动

从叙事结构看,小说采用了双层叙述,以“英国病人”的身份之谜贯穿始终,通过两个叙述层在时空上的双向运动轨迹,并置了关于“身份”的探讨。双层叙述的第一层可称为“别墅里的故事”,讲述二战末期在盟军占领的一个破败的意大利别墅里,四个饱受战争创伤的边缘人的故事,他们分别是烧伤病人艾尔麦西、护士汉娜、由小偷变为间谍的卡拉瓦乔以及锡克扫雷兵基普;第二层叙述可称为“艾尔麦西的故事”,它由病人的回忆、言语以及第三人称叙述构成,讲述其个人经历。第二层叙述嵌入到第一层内,在时间上构成反向运动轨迹,呼应主人公口中的“狐狼”,“一只眼睛看着过去,用另一只眼凝视着你想要走的那条路。他的嘴里叼着属于过去的碎片,交到你手中,而等你把那段日子的碎片一一拼凑起来,就会发现一切早已了然于胸”(251)

② 本文引用的小说译文选自《英国病人》(丁骏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下文凡出自该处的引文,只注出页码。

为了追踪叙事的结构脉络,本文将借助费伦关于“叙事进程”的框架,分析故事结构如何引导人物及读者拓展对身份内涵的理解。“叙事进程”理论认为,文本动力与读者动力合力推动了叙事的发展:前者指故事层面的不稳定性,涉及情节、人物或事件;而后者则指话语层面的张力,涉及隐含作者、叙述者与读者之间在信息、认识与价值观上的不一致。二者通过读者的阐释、伦理以及审美三种“叙事判断”联系起来,且三种判断互相影响。可以看出,修辞叙事模式对叙事动力进行了重构,不仅关注情节发展本身,且更加强调作者、叙述者与读者之间的叙事交流对构建整个叙事体验的意义。

对于《英国病人》叙事进程的分析,可以逐步勾勒出文本如何从故事与话语层面对“身份”的内涵进行层层探索。小说开篇便建立了全局性的不稳定性——“英国病人”的身份之谜,同时也触发了叙述者、人物与读者由于病人身份的信息不对等而产生的张力,此后的叙述不仅填补信息空缺,更是在弥合三方的认知差异,突出了“个人身份”与“社会身份”在战争背景下的对立。一般说来,“身份”包括个人特点、国籍、民族、种族、性别等各种维度,涵盖甚广,是个人或集体界定存在意义的重要方式。虽然社会互动在认识个人身份中不可或缺,独特化的个体往往比社会性的个体更真实而有意义(Jenkins,1996:15)。但是,战争的特殊背景弱化了构成个体独特性的意义,个人身份随之也失去了辨识价值。故事中的烧伤病人自我特征消失殆尽,仅仅由于其国籍身份尚留有想象空间,才得到盟军的救治。无独有偶,在这场国家间的合作或对抗中,像卡拉瓦乔一样因为一个军号而被划入正义或非正义一方的例子并不鲜见。故事伊始,双重叙述层便在对身份意义的探寻上体现出差异——“别墅里的故事”主要集中于对人物社会身份的追寻与创造,而“艾尔麦西的故事”则更关注个体对其社会身份的质疑与解构。在故事的“现在”,病人给自己贴上“英国人”的标签,以敷衍他人,而他对“过去”碎片化的回忆与讲述却拼凑出完整的个人身份。这样,艾尔麦西对社会身份的刻意回避反倒更能激发故事内外的受述者对重构身份内涵的参与。

在初步并置“个人身份”与“社会身份”之后,第二层叙述推出了另一个不稳定性——别墅里四人的故事。无论是“永远在死去”(111)的艾尔麦西或深陷战争疲劳症与信仰崩溃的汉娜,还是靠注射吗啡对抗手指剧痛的卡拉瓦乔,以及挣扎于民族与个人身份的殖民地青年基普,都可以算作某种程度的“战争病人”,形成了奇妙的“他者”群体。艾尔麦西是当下时空的他者,专注于对历史故事的讲述,在无边无际的时空长河里自我放逐;汉娜在心理上、卡拉瓦乔在生理上成为战争胜利场面的他者,用自我边缘化来寻求救赎;基普由于民族烙印,是强势文化的天然他者,带有与生俱来的边缘化。一方面,他接受并认同这种身份,自愿加入战争成为扫雷兵;另一方面,他直接体会到异族人在英国所受的不平等待遇,只有回归本族文化才能带来真正的归属感。四人共享同盟国籍身份,本应感受得到战争胜利带来的荣耀,增强胜利一方的身份认同,却受困于自我边缘化,在几乎与世隔绝的古堡里切断对民族—国家身份的认同。

在叙事进程的中段,“艾尔麦西的故事”采用叙述节奏、频率与方式的多样化,以偏离常规的方式呈现出艾尔麦西对“社会身份”的无视,读者可以了解到这位博学而低调的勘探家对沙漠有着特殊热爱,长期的沙漠勘探经历赋予他独特的历史思维与视角。他嫌恶姓氏、民族或是国家这些强加于人的身份概念,在没有边界的沙漠里随意穿越国境,践行着个人信仰。艾尔麦西的讲述使其身份之谜若隐若现,他似乎有意无意透露着自己的姓氏——在向汉娜叙述与克里夫顿夫妇的初遇时,先提到“我们的四人世界,凯末尔•丁亲王,贝尔,艾尔麦西还有麦多克斯”(138),随后,再次提到“麦多克斯、贝尔还有我”(139)。这一匈牙利姓氏在战争中成为典型身份标签,而受述者汉娜与读者并不明白它的含义,直到第一层叙述中,当卡拉瓦乔开始怀疑英国病人正是帮助纳粹走出沙漠的“叛徒”,身份问题的复杂性才得以凸显

随着叙述进程的深入,身份概念也进一步复杂化。如果说“个人身份”与“社会身份”的划分有助于描述双层叙述的探寻起点,那么“客观身份”与“主观身份”的引入就可以合理化叙述安排,进而解释文本如何引导读者重构对于“身份”的多维认识。“客观身份”包括性别、民族、种族、国籍等身份,独立于身份主体的主观认识;“主观身份”即身份主体对于自己身份的认识(Bilgrami,2006:5),会影响到“客观身份”的界定。小说里涉及的国家—民族身份便是一例,它带有一定的强制性,不受身份主体的控制,但是主观认识可以选择是否认同这一身份,进而影响对此身份的忠诚。同理,扫雷兵基普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英国人,但由于他认同英国身份,便甘愿冒生命危险为宗主国效力参战。另外,卡拉瓦乔对于身份之谜态度的转变也印证了身份的主观选择性。在病人身份的揭秘关头,他由急切的询问者转变为半隐退的受述者,在艾尔麦西的催促下,才徐徐解开了身份之谜。这种转变显然是由对身份性质的认识拓展造成的,饱受战争摧残的卡拉瓦乔逐渐认同了艾尔麦西的身份价值观,放弃了西方中心论,不再执着于对身份立场是敌是友的查探。

卡拉瓦乔的怀疑得到证实之时,身份之谜得到了解决——艾尔麦西的确帮助了纳粹穿越沙漠,只不过是被姓氏身份胁迫走上了这条路。在需要盟军帮助,去挽救生命垂危的挚爱凯瑟琳时,由于其“可疑的姓名”未能成行,此行耽搁了三年,最终以帮助纳粹为代价,才兑现承诺,将爱人的尸体接出了沙漠。更令人慨叹的是,卡拉瓦乔透露,艾尔麦西的行为实际早已受到英国谍报部门的监控,他的“罪行”早已被强大的间谍网络知悉,是国家机器控制下上演的一幕短剧。艾尔麦西虽然背上了“纳粹帮凶”的新身份,其行为却没有造成盟军的任何损失。由此可见,小人物的选择与挣扎相比于庞大的国家机器,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在为艾尔麦西与凯瑟琳的爱情故事画上句号的同时,双重叙述并置的另一个爱情故事也以失败告终,基普在听到原子弹爆炸于亚洲国家之后,决定走出汉娜的生命。身份究竟更多取决于主观认识还是客观结构?文本似乎给出了矛盾的思索,艾尔麦西由于极端重视个人的身份感受,遭到了现实的重创;而同为世界公民的基普却由开始的圉于客观身份,直到最终决定拥抱自己的民族—国家身份。双层叙述的第一层次引导了读者对于人物身份一探究竟的欲望,而第二层对所谓“国家—民族”身份不断提出质疑,指出它可以基于个人选择,由此重塑第一层叙述中的人物关系,民族—国家的身份内涵得以拓宽,它的内在矛盾也被一再提及。一方面,民族—国家不是固定的自然存在,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另一方面,它又是历史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是个人身份与安全的保证,是“前意识的,不容协商的”(王逢振,2010:113)。从另一个角度看,一方面,随着世界的交融与人口的流动,世界公民的出现已成为大势所趋,民族—国家身份的重要性正在减弱;而另一方面,民族—国家依赖于他者性,差异化决定并强化了民族—国家身份的认同,是不可磨灭的印记,基普回归印度便是有力证明。

纵观进程的走向,身份问题的多层次复杂性慢慢铺陈开来,由身份认识不同造成的张力推动这一概念在不同叙述层与不同维度之间穿行并逐渐得以丰富。身份意识具有流动性,是个人作为社会主体对于身份进行意义创造的一个过程(Grad & Rojo,2008:5),小说叙述层之间的碰撞不仅是时空的呼应,更为创伤治愈与身份意识变化搭建了舞台。别墅中四人围绕身份主线进行了微妙的互动,对各自创伤进行治愈。艾尔麦西开始对于身份问题态度含糊,甚至刻意回避,最后通过讲述主动正视自己的过往,揭开无法回避的身份问题;汉娜由开始对身份问题无甚兴趣,通过渊博的病人对历史的讲述,将对身份乃至生命的理解逐步拓宽,逐渐走出心理阴影;靠谎言经营半生的卡拉瓦乔厌倦了欺骗,执着于挖掘病人身份的真相,却在一次次交谈中逐渐接受了对方的身份理念,对病人产生了认同,进而对西方世界中心论产生了怀疑;基普出于对病人的仰视以及对汉娜的爱意,几乎要划去自身根深蒂固的文化印记,拥抱西方礼仪,却在日本核弹爆发的那一刻,意识到了两个世界的距离,感受到了背叛,从此与白人世界划清界限。由此,两个叙述层并置了不同时空的爱情故事,形成印照,引发比较。艾尔麦西与凯瑟琳对于传统与社会伦理的态度注定了悲剧的走向,他们的爱情挑战了国家机器对于贵族阶层的保护,违反了既定的权力系统与伦理;汉娜与基普超越了民族、国家、文化与战争的创伤产生了爱情,被艾尔麦西视作理想的未来,却在故事的完结瞬间瓦解。

二、身份的伦理——叙述话语的操纵

小说叙述层层铺展身份之谜,最终推演至身份之迷思,即超越民族、国家、文化的个人身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获得隐含作者的认同?这个问题对读者完成关于身份的阐释、伦理以及审美的判断颇为关键。

首先,文本发出了大量信号,邀请读者宽容甚至认同艾尔麦西的身份伦理观。病人的死亡结局已经尘埃落定,倒叙的方式使读者在认知上期待着艾尔麦西对过去采取追溯性的坦白口吻,剩下的只是令人唏嘘的回忆。正如德曼所说,“坦白(confession)就是一种以真相的名义通过对语言的认识论的使用来克服罪恶感与羞愧,在这个情境下,善与恶的价值被真与假的价值所取代。”(转引自Newton,1995:250)叙述夹杂着艾尔麦西这位故事叙述者的回忆或讲述,由于自由直接引语的大量使用,模糊了与第一层叙述的界限,不同叙述层叙述者的不断“越界”,将艾尔麦西与汉娜的叙述者与受述者地位转化为另一种意义上的作者与读者,增强了第二层故事的真实意味,以此拉近与真实读者的距离(Warhol,2010:841)。

另一方面,濒死病人的身份信息被叙述一再搁置,读者的伦理判断被嵌入的第二层叙述一再干扰,身份的常规认识不断受到质疑,内涵被屡次刷新。叙述着力引导读者重建关于战争正义与邪恶的概念,作出多元阐释与判断。艾尔麦西对于民族—国家身份的鄙视,源于对世界有着一种深沉的爱,它超越了所处时代,形成某种意义上的世界主义伦理观。他关注作为整体的世界,无论在由各国人士组成的沙漠勘探队里,还是在来自于各国的战争病人共处的别墅里,都可以辽阔的视野泰然处之。在他的伦理价值体系里,正义与否与国家身份无关,而与对个人造成的伤害有关;如果民族—国家身份模糊了个人意愿,成为抹杀个人意志的帮凶,便可以被完全摒弃,所谓的“义务”与“责任”也自然可以被抛之脑后。

其次,对于话语层面的技巧分析也有助于解释为何艾尔麦西的伦理观对读者有极强的感染力。小说糅合了叙事、抒情以及人物刻画的多种因素,成为费伦所称的“混杂性叙事”(Phelan,2007:151)。故事的不稳定性与事件数量并不多,不能称为具有高度叙事性的作品,而比起叙述事件带来的变化,作者更关注的是人物刻画。艾尔麦西的故事并不复杂,却采用了重复叙述讲述了三遍,讲述人物与受述者各异,叙事距离由近至远再回归常规,多角度、全方位、立体化地呈现出人物特点。而更重要的是,隐含作者通过重复叙述的变化逐渐暗中拉大读者与艾尔麦西身份伦理的距离。

第一遍叙述由艾尔麦西断续讲述给汉娜,时而思想,时而话语,集中呈现一个个断裂的场景重现,大量使用了碎片式的、诗意化的语言:“她是一棵柳树”“那一夜,我爱上了一个声音”“几个月后,我们在开罗跳舞,她跟着我滑翔。尽管微醉,她一脸不可征服的表情”(140)。许多场景之间没有逻辑关系,因果模糊,场景独立于彼此,贯穿的只是一种情绪和态度。叙述主要由自由直接引语或者直接引语呈现,受述者几乎完全隐退。另外,现在时态的大量运用使叙述直接面对读者,流畅自然,直抒胸臆,毫无保留地传递了至情至性的感受。这一遍的叙述采用的观点、态度、信仰或情绪部分取代了连续的事件推进,翁达杰作为诗人充分展现了其语言才能,使小说阅读有种读诗般的体验。

抒情化的叙述与高度叙事化的作品不同,说话者将某种场景、情绪、感知、态度、信念或是对于某事的思索传递给他人,读者更像是参与者,而非观察者或判断者,更容易采取说话者的观点而不太吹毛求疵地对其进行评价与判断(Phelan,2007:152)。叙述通过重复叙述以及多重视角,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有利于全面再现说话者的境遇以及视角,使读者产生对人物内心的清晰认知,由此产生置身其中的感受,达成共情体验。艾尔麦西无力的身体与强烈的情绪形成明显反差,被创伤撕扯的回忆与无法言说的哀伤也因此更容易调动读者的同情,在接受艾尔麦西伦理上的缺陷之前,读者已了解他对世俗规矩的厌恶以及对国家身份的鄙视,在认知上与感情上作了层层铺垫。试想,如果故事完全由第三人称叙述,那么艾尔麦西就没有说话的“权利”,读者与其心理距离势必加大,也无法对人物明显违反常规伦理的行为给予理解。

而第二遍叙述节奏明显加快,主要采用第三人称叙述,相对客观而冷静,在提高可信度的同时对这“圣城里的两个罪人”(150)进行分别聚焦,给予两人“说话”的权利。对人物刻画的主题性探索也由此引导了读者阐释,凯瑟琳的内心挣扎来源于对社会伦理的背叛,而艾尔麦西却并没有因为婚外情而自责,他坚持认为没有比占有更令人难以忍受的行径,没有比爱情更正当的伦理。聚焦的多重性便于读者对艾尔麦西的伦理观缺陷作出全方位的了解,比起任何一个角色充当叙述者都要可信,叙述距离的拉大也促使读者从参与者的角度转为观察者与判断者(Phelan,2007:179)。

在第三遍叙述中,艾尔麦西向卡拉瓦乔讲述自己的完整故事,读者判断得以最终完成。叙述开始比较节制,夹叙夹议,无论从视角、话语的表达方式,抑或是叙述的节奏,是最符合常规的一次叙述——直到提及他与凯瑟琳分手以后彼此的失落,叙述者突然将“我”变成了第三人称“艾尔麦西”,刻意把现在的自己与当时的自己拉开了距离,“死亡意味着你成了第三人称”(239)。艾尔麦西完全清楚自己帮助纳粹穿越了沙漠,只是比起战争本身的罪行,站在哪一边并不是那么重要。而矛盾的是,直到卡拉瓦乔就要放弃询问时,他才透露自己帮助纳粹的真相。对于他,帮助纳粹的事实并不像知道“自己曾经一度被人议论”(247)那样令人难以接受。为了不背叛自己接凯瑟琳出沙漠的诺言,他完全可以无视战争中的其他受害者而成为事实上的纳粹帮凶,他拒绝考虑自己行为的后果,可以说是对主流价值的极端挑战与反抗。

由此,对艾尔麦西故事的三遍叙述,从技巧层面看,逐渐清晰化了关于身份伦理的判断。的确,艾尔麦西是某种意义的受害者,他长久以来为之着迷的沙漠作为一个封闭体系,被战争强行纳入了纷争;其个人生活也受到波及,被卷入了另一场纷争。艾尔麦西极端个性化,固守个人身份,其伦理观与传统价值有着明显的冲突,他对所谓正史兴趣有限,是钟爱历史“边角料”的希罗多德;他以为自己像希罗多德一样可以做历史的旁观者,却被炽热的爱情所困,抛弃了“习惯性的教养”(94);对于战争,他无视正义与否的划分,认为完全是“野蛮人之间的战争”;对于民族—国家的身份标签,他尤其厌恶;他讨厌命名,憎恨一切占有行为,有着世界主义的思想;对于既定的秩序与社会伦理,比如婚姻制度,他也无视必要的忠诚。然而,对凯瑟琳、沙漠以及全球正义,他却有着深厚的爱,这种爱作为强大的内驱力,超越了国家、民族、地域、历史等界定。他与凯瑟琳的爱情被认为是一种“理想的”爱情,不计代价兑现给予爱人的承诺,至诚至信,增强了人物的审美效果。叙述技巧的安排暗含着叙述者与隐含作者对于艾尔麦西的正面判断,但并不意味隐含作者完全认同其身份伦理与价值观。艾尔麦西对社会伦理的无视造成了他的爱情悲剧,而对于民族—国家身份的摒弃,也最终无法实现——基普的举枪相向以及与汉娜的最终分手将艾尔麦西的伦理击碎,这种伦理价值在叙述结构的安排下被理解、接受甚至认同,却于小说的完结遭到一声断喝,警示其过于理想化。艾尔麦西的信仰超越了所处的历史阶段,他对现阶段历史关于民族—国家身份的否定以及社会伦理的反抗,间接造成了自己的悲剧,而他对汉娜与基普未来的憧憬最终也将是一场幻灭。

值得一提的是,许多批评家认为小说最后基普的愤怒是败笔,将基普对核弹爆炸的反应与西方世界种族主义联系起来未免牵强(Friedman,2008:48)。本文认为,小说的情节设置是否突兀尚有待商榷,但对于理解作品传递的伦理价值,这一安排有着特殊的意义。基普由于长期从事拆弹工作,对核弹的爆炸必然有特别的挫败感,他一直试图与殖民主义和平共处,却刹那间产生顿悟——殖民主义仍旧存在,民族身份不可磨灭。由此,隐含作者引导读者拉开了与艾尔麦西伦理的距离,传递出民族—国家仍是身份构成必要因素的理念,至少在现阶段,人类对根与所属民族甚至是种族的认同仍然是社会身份的基石之一。在艾尔麦西钟爱的《历史》里,虽然希罗多德认为世界划分成各州毫无现实根据,由此质疑所谓边界的概念,但《历史》真正的结局是,波斯人宁可选择在贫瘠的土地上成为它的主人,也不愿意迁移到富饶的土地上成为他人的奴隶(同上:51),由此,关于身份的多元化阐释必将存在且持续下去。

结语

通过对《英国病人》文本在宏观结构上与微观修辞叙述上的梳理与分析,可以发现,该小说通过双重叙事层建立了“个人身份”与“社会身份”、“客观身份”与“主观身份”、身份的稳定性与流动性三个维度的对比,一方面通过身份之谜调动着读者对过去时空的好奇心,另一方面通过现在时空人物之间的互动引发对于身份之谜更多维度的思考,作出辩证的注解。艾尔麦西的故事在叙述时间、叙述视角、话语呈现方式以及叙述频率的操纵下,引导读者对作品的伦理与审美价值进行建构。这样,小说题目的含义也逐渐揭示——“英国病人”之名摒弃关于身份的各种其它维度,仅剩民族—国家身份,正如艾尔麦西一样已被“焚烧”,战争打破了原有的国际秩序,殖民主义也一样“生病了”。艾尔麦西反传统、反战与世界主义的价值观在叙述结构与技巧的安排下充分赢得了后现代全球化语境中西方读者的认同,翁达杰本人将小说视为“一部试图不成为战争小说的战争小说”(转引自Curtis,1992:24),这一反战立场通过对艾尔麦西在不同时空的立体刻画有力地传递给读者,引发关于身份伦理的多角度阐释与判断。在推进身份认识各种维度的过程中,文本暗暗点出人物伦理的缺陷与幻灭,表明其无法实现的遗憾,由此拉开与艾尔麦西个人伦理的距离。然而不管怎样,艾尔麦西通过讲述个人的信仰与故事,促使了各位“战争病人”重构身份意义,作出改变——汉娜走出了战争的阴影,开始面对亲人的死亡,与自己的过去重新建立了联系;卡拉瓦乔意识到了追究战争中孰对孰错的荒谬,放下了心中的执念;基普不再受困于殖民身份,决定拥抱自己的民族身份,获得重生。这样,关于身份矛盾引发的伦理成为和解的伦理,战争在毁掉某种信仰的同时,催生了新观念的种子。代表未来的汉娜与基普在不同的国家、文化里各自安好,战火纷飞的过去被雨水的洗刷代替,至少未来还可以期待。小说抽丝剥茧般使读者对作品形式美与主题美有了更深的认识,并建立了关于更高理想与价值的期待,丰富了自己的伦理体验。

参考文献
[1] Barbash T. Interview with Michael Ondaatje[J]. The Believer, 2007(8): 24–28.
[2] Bilgrami A. Notes toward the defnition of"identity"[J]. Daedalus, 2006, 135(4): 5–14. doi:10.1162/daed.2006.135.4.5
[3] Curtis Q. Home is a foreign country[J]. Independent, 1992(9): 24–25.
[4] Friedman R D. Deserts and gardens : Herodotus and The English Patient[J]. Arion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the Classics, 2008, 15(3): 47–84.
[5] Grad H & Rojo L M. Identities in discourse : an integrative view[A]. In Dolón R Todoli J(Eds.). Analysing Identities in Discourse[C]. Philadelphia : John Benjam Publishing Company, 2008 : 3~30.
[6] Jenkins R. Social Identity[M]. London: Routledge, 1996.
[7] Jollimore T & Barrios S. Beauty, evil and The English Patient[J]. Philosophy a Literature, 2004, 28(1): 23–40. doi:10.1353/phl.2004.0009
[8] Newton A Z. Narrative Ethic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9] Phelan J. Experiencing Fiction : Judgments, Progressions, and the Rhetorical Theory Narrative[M].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7.
[10] Warhol R. Toward a theory of the engaging narrator[J]. PMLA, 1986(101): 811–818.
[11] 迈克尔•翁达杰. 英国病人[M]. 丁骏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12] 王逢振. 西方文论关键词:民族—国家[J]. 外国文学, 2010(1): 112–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