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比考察英汉叙事语篇中的拓扑关系表达及其认知理据。根据收集的语料，梳理出接近、接触、内含3种拓扑关系，并作了详细分析，发现英汉拓扑关系表达有共性也有差异。共性有二：一是英汉语都使用封闭类介词成分表达拓扑关系，描述目标体位置；二是英汉语料中都包含“目标体—参照物”/“参照物—目标体”两种语序结构。这样的共性被证实是表面而抽象的，可归因于人类空间认知的普遍性。差异性及其理据体现在三方面：其一，英语仅用介词而汉语主要用后置方位词确立目标体位置，究其原因，英语介词本身能完整表达方位义，但汉语介词“在”不能，因此须用方位词表达方位义。其二，句子层拓扑表达，英语中目标体大都先于参照物，而汉语中参照物几乎总是先于目标体，这一差异是由英汉说话者为凸显句子中特定物体所做的认知参照点分析不同造成的。其三，短语层拓扑表达，英语中目标体一律前置于参照物，汉语中参照物一律前置于目标体，这样的对立性被论证是因英汉说话者进行的短语结构参照点分析不同造成的。

工作记忆是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基于国内13种外语类核心期刊近20年（1996—2015）发表的工作记忆与第二语言习得关系研究论文的统计和分析，对国内外语界工作记忆与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现状进行了系统化的梳理和归纳。就研究方法来说，可划分为两个阶段：1996—2007年主要以理论介绍、引进以及文献综述为主；2008—2015年主要将西方理论与中国英语学习者的实际情况结合，运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方法探讨工作记忆与第二语言习得的关系。就研究内容来说，主要从第二语言理解、产出和理解产出一体3个维度对工作记忆与第二语言习得的关系进行研究，涉及工作记忆与词汇习得、语法/句法习得、阅读/篇章/句子理解、听力理解等7个方面。纵观这些研究，我们发现了一些不足，并提出了该领域未来研究的展望，以期对今后该领域内的研究有所启示。

我国旅游事业快速发展，催生了景区标识的规范性问题，而景区标识设计合理与否又与景区的服务水平和人文关怀密切相关。其中景区提示标识设计就存在图文关系不合理、措辞生硬等诸多问题。本文基于语言元功能与图像视觉语法理论，对景区4类提示标识语篇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标识的交际本质是标识构建者与游客之间的人际交际，需遵循礼貌和劝说原则；4类标识中的第一类提示标识更能体现语言元功能，符合图像视觉语法。本文又基于认知心理学理论，从语篇交际意图的实现过程和多模态语篇交际的心理认知机制两个视角对第一类景区标识模态间的协同与关联机制作了进一步分析，证实了第一类标识多模态语篇构建符合心理认知机制，能够较好实现语篇交际意图。依据对4类标识语篇的对比分析和第一类标识心理认知分析，本文还提出了景区提示标识的构建策略。

本实验以两组非英语专业一年级大学新生为研究对象，以over及其作为词缀构成的合成词和作为小品词构成的动词短语为习得目标词，通过定量定性研究法考察认知语言学教学法介入多义词教学对学习者习得多义词多义的效果，即意义的深度理解和记忆长期保持，同时考察接受认知语言学教学法干预的受试在认知策略方面自动识别多义词各个义项间语义理据和进行语义推理两个维度的可行性。结果表明，实验组在多义习得效果、识别多义衍生认知理据及其语义推理的认知策略迁移方面明显优于基于传统翻译教学法的对照组，其教学启示是，应用认知语言学所倡导的识解、意象图式、概念隐喻和概念合成理论教学多义词，确定多义词的核心意义，分析各个义项衍生的认知理据不但有助于学习者习得实质意义，还附带习得了认知策略，并且能够自动迁移策略推理其他多义词的词义。

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经口头传承和文本书写多渠道民间创作和多元文化共同模塑流传至今。藏族作家阿来以汉语写作方式对《格萨尔王》进行再创，其作为重述神话的《格萨尔王》小说汉语本又由美国翻译家葛浩文翻译为英语。文章以民族史诗《格萨尔》的故事新编与异域传承为个案，通过对阿来重塑神话的非母语再创实践与葛浩文其人其译对当代中国文学经由英语翻译走向世界的描述，分析了民族史诗在由藏语母体到汉语文本再到英语文本的非母语再创和译入语创译的双重书写和二度翻译中，文本经历的多重阐释与文化转码，探析了在重塑神话的文学实践话语以及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国家话语中，类似于再创与创译的双重书写对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被誉为海明威晚年完美之作的《老人与海》，自20世纪50年代首次译介到中国以来，在不断重译的道路上获得重生，散发出历久弥新的魅力。本文将翻译视为规范制约下的一种社会行为，将这部作品译介的话题置于社会、政治、历史的大背景中加以审视，通过深入探究促使译介行为发生的种种文本外部因素，描绘这部作品在中国60多年的译介历程。在具体的文本研究中，采取由全景考察到核心聚焦的方法，由全部302种中文版本的全景聚焦到178种全译本上。从译介形态来看，《老人与海》是同时以经典文学和儿童文学两种形态在中国译介的，且后者表现出更强的趋势。从译介时期来看，从译介初期的缓慢发展期到两次重译高潮的到来，是文学意识影响力逐步增强的结果，而重译经高潮到沉寂，又攀至高峰的过程，则主要是文学意识与经济意识两种力量之间的角逐。重译发展的历程是在包括赞助人与译者所处的时代、文学意识和经济意识在内的多种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

鉴于近来翻译研究和心理学都呈现一种以跨学科为导向的态势，人格和翻译能力之间的关系也因其理论与教学意义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主要基于科斯塔和麦克雷的五因素人格模型和与之相关的大五人格量表，旨在对英语专业学生的人格特质和汉英翻译绩效进行相关性分析。本研究随机抽取华东理工大学英语专业30位大四学生作为样本，借助STATA软件，分析比较了被试者汉英翻译、大学语文和英语专业四级的成绩，以及他们在大五模型5个维度上的分数。根据结果显示，经验开放性和尽责性与被解释变量具有正相关关系；外倾性呈负相关；而神经质和宜人性与之的相关性则较弱甚至不明显。此外，本文考察了时间和语言能力等因素的影响，以加强研究的效度与信度。最后，本文作者对相关发现和结论做了解释，并提出了一些教学建议。

当前对《福楼拜的鹦鹉》的研究多借助后现代主义文学主张，较少旁及其它角度。鉴于此，本文拟运用现代主义文学的相关理论及尼采有关“记忆”的观点来弥合后现代主义视角下《福楼拜的鹦鹉》与现代主义文学之间产生的代际裂隙。 具体来讲，小说实际上是依托后现代主义语境指涉了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议题——小说主人公行动与动机之间关系的弱化。这一点在作品的双重叙事结构（表层叙事与深层叙事）中均有体现。它使文本兼具虚构和真实两种属性，叙述者的感情也被悬置于某种无所归属的“中间状态”。两者之间关系弱化的重要原因在于无论是在表层叙事还是在深层叙事中，叙述者面对复杂的符号体系时都无法拣择行动与动机之间介入的大量记忆。小说揭示了行动在记忆的干扰下所具有的可能性，行动不一定必然与动机相一致。从这个角度讲，《福楼拜的鹦鹉》是以后现代主义的姿态向现代主义文学的回归。由此本文揭示出小说在后现代语境下对现代主义文学传统的继承。

“位置”或“地域”这一概念在谢默斯•希尼诗歌中不仅指涉令人感怀的地理方位，更是激发诗人新奇想象与对爱尔兰文化传承问题进行哲学思辨的催化剂，据此希尼得以反观社会政治现实。希尼寓不同地域于诗歌表达，在挖掘爱尔兰性、唤起爱尔兰民族记忆的同时，亦不断反思“地域”与诗歌的关系、诗歌的地位、以及诗人甚至艺术家在社会中的定位。本文以《挖掘》、《托兰人》和《斯特森岛》为例，通过文本细读，探讨希尼诗歌中的“位置”观，旨在证明：诗人在面对社会现实义务与自我艺术追求相矛盾时应保持中立，并主动承担彰显文学内省特性与文学良知功效的诗学责任。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立志于追寻逻各斯逐渐滋生壮大的土壤，以便将逻各斯的根系一一拔除。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变形记》中厄科与那耳喀索斯的故事打破了惯常的问—答的二元模式，答案并不是单向度地在问题的对应点结束，而是指向了无穷无尽的可能性。这与德里达的理论不谋而合：对话的双方如同目盲的人，在取消了“有问必答”前提的语境中言语的意义更加开放和灵活。厄科挥之不去的遗存更与德里达对待死亡和幽灵的态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德里达不愿看到自己的棺椁被迅速掩埋和遗忘，而是让自己的遗存如同鬼魂一直萦绕下去。将历史幽灵化的做法使得本体论化尝试变得徒劳，简单粗暴的二元对立在它面前砰然瓦解。

随着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化，近年来，各大高校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课程改革也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然而，很多高校改革都未能真正在教学思路和教学规划方面摆脱原有的教学模式。本研究团队针对3所高校1260名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展开了一次调查。该调查剖析了研究生英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如：课程培养目标与社会发展和学生需求之间的不协调以及“一刀切”的课程设置与学生自主、个性化发展之间的不平衡等问题。因此，本文以北京某高校历经3年的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课程建设为例，在和谐课程理论指导下，重设教学目标，全面调整授课模块以及评价体系，通过反复实践与师生反馈，逐渐建立符合当前社会发展和学生需求的研究生英语和谐课程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