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6, Vol. 38 Issue (2): 68-79
《老人与海》在中国的译介    [PDF全文]
高存     
摘要: 被誉为海明威晚年完美之作的《老人与海》,自20世纪50年代首次译介到中国以来,在不断重译的道路上获得重生,散发出历久弥新的魅力。本文将翻译视为规范制约下的一种社会行为,将这部作品译介的话题置于社会、政治、历史的大背景中加以审视,通过深入探究促使译介行为发生的种种文本外部因素,描绘这部作品在中国60多年的译介历程。在具体的文本研究中,采取由全景考察到核心聚焦的方法,由全部302种中文版本的全景聚焦到178种全译本上。从译介形态来看,《老人与海》是同时以经典文学和儿童文学两种形态在中国译介的,且后者表现出更强的趋势。从译介时期来看,从译介初期的缓慢发展期到两次重译高潮的到来,是文学意识影响力逐步增强的结果,而重译经高潮到沉寂,又攀至高峰的过程,则主要是文学意识与经济意识两种力量之间的角逐。重译发展的历程是在包括赞助人与译者所处的时代、文学意识和经济意识在内的多种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 《老人与海》      译介      重译     
Th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in China
GAO Cu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Tianj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Tianjin 300134, China
Abstract: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a perfect work by Earnest Hemingway in his old age, has gained a new life and everlasting charm through retranslations ever since it was first 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into China in the 1950s. Regarding translation as a social act constrained by norms, the present paper studies the translation of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against its social, political and historical settings, and describes th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process of more than six decades through an in-depth probe into various extra-textual motivating factors. The scope of the research is narrowed from the total 302 Chinese versions of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down to 178 complete translations. And the major findings of the research are as follow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form of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it can be said that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has been read in China both as a classic and a piece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with the latter being more promin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eriod of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process from the initial slow development in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to two climaxes of retranslation reveals the rivalry between ideology and literary consciousness, while the journey from a “silent period” to a “summit” in the retranslation of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unveils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literary consciousness and economic motivation. In a word, the retranslation of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has always been manipulated in the multi-causality system consisting of ideology, literary consciousness and economic motivation of both the patron and the translator.
Key words: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retranslation     
引言

《老人与海》被誉为海明威“晚年的完美之作”,为作家赢得了普利策奖和诺贝尔文学奖的殊荣,体现了他“精湛的小说艺术”(诺奖评语)以及对美国文学写作手法上的颠覆。这部作品举世公认的文学影响力、超越时代的巨大意义、挖掘不尽的文学价值和永恒的艺术魅力,使得它自1952年出版后,历经60余载沉浮变迁,在一代代译者和读者的挖掘、诠释与领悟中,焕发出愈加夺目的光彩。该作品在出版当年即被张爱玲首次译介到中国。译介之初,《老人与海》因为受到苏联的推崇与称赞,获得了意识形态上的认同感(查明建、谢天振,2007:637),得以公开出版,显示出有别于同时代欧美作品的独特优势;在经过了随后40多年译介的高潮与沉寂后,到了近年,海明威诺贝尔奖和普利策奖的光环、海明威的传奇经历与硬汉精神、教育部和语文新课标的推荐、海明威逝世50周年的契机,逐渐成为出版社的最佳“卖点”,使得该作品在岁月的冲击与磨砺中不仅没有消蚀最初的光华、如其他巨著般遭遇陨落的命运,而且还在不断重译的道路上获得重生,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出现了约81家权威与新兴出版社策划出版、104位新老译者参与翻译、共计发行302个中文版本的空前繁盛景象。其涉及出版社数量之多、覆盖范围之广、参与译者之众,在整个外国文学翻译史的长河中,都蔚为壮观。文坛巨擎余光中、张爱玲,翻译名家李锡胤、吴钧燮、董衡巽、吴劳、李文俊、孙致礼、黄源深、谷启楠等纷纷登台竞技。从翻译队伍的阵容来看,这部小说的魅力着实耐人寻味。这一外国文学译介史上前所未有的独特景象,更是值得我们追根溯源、细细探究一番。

在追溯该作品在中国的译介过程中,笔者采取由全景考察到核心聚焦、层层递进的方式,在收集到的该作品全部302种中文版本的基础上,由对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历史与过程进行整体描述开始,逐渐剔除改译本、改写本和编写本等形式的译本,过渡到对178种全译本的考察与研究上,以便更加集中地反映译介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

一、 基于所有中文版本的译介研究

笔者主要通过两种途径进行《老人与海》中文版本的收集与统计工作。首先,使用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的“馆藏目录”引擎,以“老人与海”为正题名,在“中文文献库”中进行检索;其次,运用国内各大电子图书商城的信息,对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查找到的版本进行查缺补漏,以最大限度地拓展译本收集的范围与广度,客观全面地反映《老人与海》在中国的译介情况。通过以上两个步骤的检索、整理与筛选,目前收集到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12月,《老人与海》的全部中文版本数量约为302个(包括重印、重译、改写、改译、编写等各种形式的中文版本)。笔者将《老人与海》的中文版本放置于多重维度构建的脉络中加以考察,便可从总体上总结出该著作在中国译介中的突出特点。

1. 译介形态

从译介形态来看,《老人与海》是同时以经典文学和儿童文学或青少年读物两种形态在中国译介的,且后者表现出更强的趋势。这一点可以通过将译本的数据进行细化加以佐证。按照译本的完整程度划分,包括重印版本在内,全译本的数量约为178个,编译(或改编、改写)的数量高达124个。较之《弃儿汤姆•琼斯》之类号称百万言的大部头经典著作,能在历史上留名的节译本也不过伍光建一人的版本,那么在长度上只能算作中篇小说的《老人与海》缘何会出现如此众多的改编或改写版本?排除了长度与难度的可能因素,答案恐怕只能从读者群入手来找寻了。我们发现,在编译(或改编、改写)的124个中文版本中,绝大多数都是针对中小学生出版的,且大都冠以“教育部新课标推荐书目”的字样。而在完整保留原著形态、未经任何改动或删减的178个全译本之中,竟也有51个版本都明确标明了其针对的读者群——高、中、小学生。换言之,针对普通读者出版的中译本只有127个,而以儿童文学或青少年课外读物形式出版的中译本却多达175个。由此可见,《老人与海》最初经张爱玲和海观在香港和内地分别以经典文学的名义翻译到中国后,其译介形态发生了由单纯的经典文学到经典文学与儿童文学并行的演变,且表现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儿童文学的形态日渐占据上风的趋势。从张爱玲和海观的初译本分别于1952年和1957年出版直至1994年的40多年间,原作主要是以经典名著的身份被中国读者所接受;从第一个编译本和青少版全译本分别于1994年和2000年出现起,《老人与海》在重译过程中“增补”了针对青少年读者群而产生的版本,从此针对这一读者群的全译、编译、改写译本便迅猛增加,最终超过了针对普通读者群的译本流传形态。

对于导致这一现象的具体原因,笔者会在后文中进行详尽的论述,但这一现象本身却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有关重译“增补性”(supplementarity)的论述。较早论及重译“增补性”概念的学者当数罗宾逊(Robinson,1999)。他认为任何重译都是为了弥补前译留下的空白而生的;在弥补空白的过程中,重译也留下了可供后世增补的空间。对前译的增补可分为令原作恒久契合时代发展的时间性增补(temporal supplementarity)、在语义和句法上更接近原作的数量性增补(quantitative supplementarity)和在灵感与才华上更接近原著的质量性增补(qualitative supplementarity)。奥德里斯科尔(O’Driscoll,2011:253)通过研究证明,重译除了实现以上层面的增补性外,还会通过对原著主题不同的解读,实现其评释方面的功能或增补。科斯金恩和帕罗波斯基(Koskinen & Paloposki,2003)将这一概念运用于自己的实证研究中,并加以拓展,认为重译的增补性还应包含针对不同的读者群而产生的增补。针对普通读者的译作会冠以经典的“标签”,而针对儿童读者的译作便以“儿童读本”的形态出现,两种或多种不同的译作形态互为增补,共同完成原著通过重译不断完善各种存在形态的译介演变过程。《老人与海》在中国的译介亦是如此。在长达62年之久、多达数百次的重译进程中,它已改变了“初来乍到”时的模样,通过全译、改译、选编、改写、缩写、编译等多种手段的裁剪,披上了形态各异的衣裳,并以乔装而成的样貌继续流传。

2. 译本的出版年代

从译本出版的年代分布来看,《老人与海》在中国的译介历程可划分为四大阶段:从1952年该作初次译介到1978年26年的时间,是时断时续的翻译起步期;1978年至1988年10年左右的时间,是该作译介中的第一个高潮期;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纪初10年左右的时间,是译介中的第二个高潮期;由2006年的初露端倪直至2012年达到制高点的一段时期,是译介的顶峰期。在两次重译高潮之间以及在重译高峰期到来之前,则是译介上的相对沉寂期。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前,这部著作的译介处于时断时续的起步阶段,这一阶段译介的缓慢发展既具有名著翻译初期的共性,又与当时较为谨严的政治气候、中美两国的政治关系与翻译政策不无关联。

到了1978年至1988年的10年间,《老人与海》的译介出现了小小的“高潮”。这一译介高潮的到来并非偶然、个别的现象,属于在改革开放、中美正式建交的大背景下,由“文革”后的读书热推动产生的西方文学名著“重译热潮”中的一股。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纪初约10年的时间,迎来了该作译介与重译上的第二个高潮期。在新增加的译本中,已经出现了针对青少年读者而进行的编译、改写和译写的版本,并以每年增加两个新译本的速度逐渐形成另一股与全译本并驾齐驱的潮流。这些改写或编译的版本封面上,大都印有“教育部中学语文教学大纲指定书目”或“教育部新课标指定书目”的字样,后者依据的是教育部分别于2001年和2003年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因为《老人与海》被新课标列入了阅读推荐书目之中。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老人与海》已基本从经典名著的单纯译介形态演变为经典名著与青少年读本同时并存的形态。文学价值、赞助人、前译面目、译者等动因共同推动下的译介行为,因权威教育部门开出的阅读书目而变得更加复杂。

从2006年起,中国对《老人与海》的译介活动迅速活跃起来,并在随后的几年中迅速迈向顶峰。这一时期的升温在2006年初露端倪,而自2009年起,又以每年增加约10个译本的趋势迅猛传播,终于形成了持续至今的重译顶峰期。2011年的新译本高达30个左右,2012年和2013年的数字更是分别攀升到55个和52个左右,2014年又逐渐回落到约31个。如果按照完整程度进行分类考察,全译本的增长趋势与改写或编译本的增长趋势大致相同,两股潮流均从2011年开始迈向译介的顶峰,这其中的原因更为错综复杂。首先,2011年是海明威逝世50周年,2011年以后,其作品与翻译便不再受版权保护,出版社出版其译本也无须支付版费,这应该是《老人与海》的翻译和重译版本在2011年后突然激增的主要原因。其次,新的改写本与编译本在同一时期达到顶峰,除了上述版权的因素外,恐怕与2011年教育部正式颁布的新课标也不无关系。新课标颁布后,许多出版社打出“依据最新课标推荐”的字样,借机推出多种青少版译本,甚至出现了漫画版、小学高段版、小学生抢先阅读版等将读者年龄进一步降低、将读者层面进一步扩大的态势。

之所以将编译本囊括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是因为这些主要针对青少年编写或改写的版本也是经典名著译介的一种形态,依据罗宾逊(Robinson,1999)、科斯金恩和帕罗波斯基(Koskinen & Paloposki,2003)等学者的观点,这正是重译“增补性”的应有之义与重要体现。也正是得益于这些版本的存在,中国的青少年甚至小学生才得以在尚不具备对全译本的阅读与鉴赏能力之前,领略到名著的风采。当然,这只是众多青少版译本积极的一面,其重复出版所造成的人力、物力资源的浪费、市场的混乱与读者选择上的困惑等消极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如果将编译本排除在外,则无法全面客观地呈现《老人与海》在中国译介的整体的、真实的图景,观察、研究得出的结论也自然无法反映市场的实际出版情况。将这一客观存在、不容忽视且发展之势大有超越全译本的编译现象纳入研究的视野,从译介形态与年代分布两个维度分别加以考察,为进一步以全译本为主要考察对象的译介研究提供了基础性的广博视角。

二、 基于全译本的译介研究

编译与改写的版本虽然有助于展示译介的全景,但一旦进入译介背后的动因研究,则因其较为明确的翻译动机和较大的自由度而丧失了在动机探究层面的价值。因此我们只选取全译本作为本部分的研究对象。截至2014年12月,《老人与海》全译本的总数量约为178个,除去重印译本的数量,重译本约有91种。按照年代分布来看,可以从图 1中得到更为直观的印象。

图 1 ——所有全译本(包括重印/再版)

将《老人与海》从1952年到2014年62年间的翻译过程以图的形式展示出来,可以使我们对其在中国的译介历程有一个较为宏观、清晰和直观的把握。图中翔实列举的出版年份与相对应的译本数量,更有助于将译介的话题置于社会、政治、历史的大背景中加以审视,将翻译真正视为规范制约下的一种社会行为,并通过首先向文本外部的社会与历史中细致入微地探究促使译介行为发生的种种可能因素,描绘复杂的因果关系,以弥补文本内部解释力的局限与不足,增加了阐释与论证的广度、客观性与可信度。

1. 时断时续的翻译起步期

从1952年张爱玲的第一个译本出现起,一直到1978年近26年的时间中,《老人与海》的译介基本处于缓慢而不稳定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有两个突出的特点:翻译不仅时断时续,甚至一度出现了几近断裂的现象;港台地区翻译的繁荣景象与内地冷清、几近停滞的翻译状态构成鲜明的对比。

(1)译介特点

从年代分布上来看,这一时期共出现了9个译本,平均每10年才有3个译本面市,除了在1957年出版两个全译本促成了该作译介之初缓慢期的一个“小高峰”外,其余年份均以每隔几年一个译本的速度在断断续续缓慢前行。并且,就在这相隔26年累积而成的、为数不多的9个译本中,新译本只有3个,仅占总数的1/3,其余均为已有译本的重印本,如张爱玲初译本的重印本便高达3个。由此可见,《老人与海》在被初次介绍到中国后长达二三十年的时间内,都处于不温不火的译介状态,而鲜有新译者的参与、首批老译者的反复出现、初译本以重印本的面目频频登场的现象,也证明它引起的关注度与接受度是有限的。

从出版地区来看,在这仅有的9个译本当中,内地出版的译本只占3个,还是海观一人的译本和其重印本;其余6个均由港台的出版社出版,参与其中的出版社多达4家,译者也达3人,这种译介之初便热情高涨、竞相施展译技的现象在经典名著的翻译中是不多见的。一面是港台地区如火如荼、接力赛般延续、持久的积极译介;一面是内地唯海观一人独倾其力,除此便几乎无人问津的冷清局面,两相比较下的巨大反差由此可见一斑。

(2)译介发生的社会背景

如果将《老人与海》在这一时期的译介置于相应的时代背景与社会政治环境中加以考察,那么上述出现的诸如年代分布上时断时续、一度中断,地区分布上极其不均衡等问题,便可迎刃而解。新中国成立后,海明威的作品因与当时国内热衷于国外古典名著的文学观念相悖而遭到冷遇(查明建、谢天振,2007:570—571)。因此,才出现了在长达26年的时间里,除海观一位译者之外无人呼应、无人接力的特殊现象。从海观一人译本的出版情况便可窥见一个时代的整体特点。从初版的情况看,海观的译本在原著出版后的第五年由新文艺出版社推出,较之最早的译本,单纯从时间上判断,尚属于对国外文学把握较为灵敏、反应较为迅速、引进较为及时的翻译之一。查明建和谢天振(查明建、谢天振,2007:637)称,苏联于1956年7月发表的一篇称赞《老人与海》的文章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共鸣直接促成了海观对该部小说的翻译。对于海观译本产生的前因后果,李文俊(2012:128)在其《老人与海》译本的译后记中有着更为翔实的记录。根据他的回忆,1956年,《译文》编辑部的编辑在苏联的《外国文学》杂志上首次读到了经过译载的《老人与海》,这使得杂志社萌生了介绍这部作品的想法,在这一想法得到肯定与批准后,便指定海观着手翻译。当然,这部作品的译本能公开出版发行,也或多或少要得益于海明威在1941年的中国之行,以及抗日战争时期其作品的流行程度(赵稀方,2009:121)。由此可见,直接导致翻译行为成功实施的,是意识形态上的认同感以及试图与所认同的意识形态保持同步的时代感。

2. 译介中的两次高潮与沉寂

1978年到1988年的10年间,以及9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纪初的另一个10年,出现了《老人与海》译介史上的两次高潮,两次高潮中间是一段短暂的沉寂期。这两次高潮突出的特点是:文学意识逐渐增强,翻译与重译发展迅速;新的重译本与旧译本的重印齐头并进;港台地区独占鳌头的局面被打破,内地的译介呈现不断上升、取而代之的势头;开启了名家“同台竞技”和翻译丛书化的局面。

(1)译介中的两次高潮

由于译介初期发展缓慢的共性,曾一度停止出版的海观译本直到1978年由商务印书馆重印,才再次与读者见面,此时距离上一次的重印已经整整过去了15个年头。仅隔一年,海观的译本再次出版,拉开了《老人与海》译介热潮的序幕,也标志着中国“海明威译介热”的到来(查明建、谢天振,2007:994)。1987年,在前后相隔仅6个月的时间里,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等老牌出版社率先引领潮流,造就了翻译名家李锡胤、吴钧燮、董衡巽、吴劳的新译本接连问世、令人应接不暇的局面,这一年因而也成为第一次译介高潮的“顶峰年”。第二次高潮若以年份划分,应是1995年至2004年之间的10年,在2000年、2001年达到顶峰。10年间,译本的数量激增了28个,其中不乏张爱玲、海观、余光中、宋碧云等首批译介者和李锡胤、吴钧燮、董衡巽、吴劳等早期重译者译本的身影,但也涌现出不少新译本,且开始被划归为“海明威文集”、“世界名著丛书”等丛书的名目之下。老牌出版社集中重印老译本,后起之秀着力推出新译本,两股潮流齐头并进,汇聚成第二次译介的热潮。

与此同时,在第一次译介高潮期间,港台地区的翻译与重译热度不减,除了重印张爱玲、宋碧云早期的译本外,又出现了罗珞珈的新译本与重印版本,形成了两相呼应、共创繁荣的景象。但进入90年代后,除了远景事业出版有限公司连续两次重印宋碧云的旧译本之外,便再无港台出版社和译者的身影。综观两个地区的译介情况,老译本的重印与新译本的相继问世,不仅一扫前期近20年译介上的沉寂,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初期港台译者占尽风光、独领风骚的局面。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港台地区对《老人与海》的译介开始出现下滑甚至逐渐销声匿迹的征兆,而内地的翻译与重译活动正蓄势待发,此刻的热潮正为将来的燎原之势积蓄力量。

经过深入剖析,可以发现造成两次译介高潮的因素主要有两个。

一是外国文学翻译“文化语境”上的转变(查明建、谢天振,2007:776)。查明建和谢天振(2007:997)曾依据佐哈尔的文化多元系统理论,探究了70年代末直至八九十年代中国的外国文学翻译热潮到来的原因:读者对外国文学、特别是对现当代文学的渴求,急需借鉴和吸取同时代外国作品的养料。正是在这样的文学,文化语境中,外国文学翻译逐渐由系统中的边缘上升到中心位置。此前被搁置的海明威,连同福克纳、萨特等现代作家跃升为译介的重点。到了90年代末,海明威更是跃居“最受翻译界关注的作家”和“对新时期文学影响最大的四大作家之一”。

二是文学研究上的促进作用。经过初期的译介,这部作品为文学界引进了崭新的文学观念和创作方法,为作家“怎么写”提供了借鉴(782),更向读者展示了强大的艺术魅力和震撼力。文学界的肯定、作家的推崇和读者的欢迎,推动了进一步的文学研究。《海明威谈创作》、《海明威回忆录》等文学研究性的作品纷纷翻译出版,研究上的热情与深入反过来又大大促进了海明威作品的译介工作,这是新译本纷纷登场,以迎合研究、写作与阅读需要的重要因素。进入90年代,有关海明威的回忆录《我的哥哥海明威》、海明威的传记《迷惘者的一生》也陆续翻译出版(994),文学研究与翻译、重译之间互为促进的关系仍在继续循环。

三是作为赞助人的出版社的推动作用。翻译与重译的实现最终还有赖于出版社和杂志社的全力推动。这一点只需稍稍回顾一下海观初译本的产生过程,便可得到明证。虽然种种错综复杂的机缘与因素促成了海观译本的诞生,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真正发起翻译行为,最终促成这项工程的却是《译文》杂志。新文艺出版社(即后来的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率先出版,商务印书馆、上海译文出版社对初译本的两次重印,人民文学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和漓江出版社对新译本的推出与重印,以及时代文艺出版社和内蒙古几家出版社的推陈出新,其冷遇之中逆流而上的开创之功、解冻之初勇气可嘉的探险之旅、高潮前夕推波助澜的蓄势之为、热潮之中乘势而上的凝聚之力,无疑是这部作品在中国的生命得以延续并形成研究和翻译高潮的关键操纵力量。出版社的操纵力量在重译高潮中表现得尤为充分。在第一次重译高潮中,人民文学出版社与漓江出版社将《老人与海》的翻译分别纳入《佳作丛书第二辑》和《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第三辑》的系列辑丛之中,体现了出版社向翻译的计划性、规模化和丛书化方向迈进的努力;进入第二次译介高潮后,时代文艺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又将该书的翻译分别纳入各自推出的《海明威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这套文集于2000年出齐,成为“20世纪翻译出版海明威作品规模最大、最为全面的一套文集”(996)。这样,历经译介恢复期的重印与译介繁盛期的重印与重译过程,加之1999年海明威诞辰100周年文学盛事的推动,《老人与海》的重译终于在此后的一两年内达到顶峰。海明威的这部作品以及《永别了,武器》和《丧钟为谁而鸣》等,与其它外国文学经典的翻译共同汇聚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史上的又一次高潮”(776)。

(2)译介中的沉寂期

两次高潮的追根溯源就此告一段落,那么重译高潮之间出现的沉寂期又是如何造成的呢?从图 1中可以观察到,在1992年、1993年和1994年这3年中,该作的翻译和重译均出现了空白。造成这一极其特殊现象的主要原因,恐怕是1992年中国加入了《世界版权公约》和《伯尔尼保护文学艺术作品公约》一事。作为现代文学作品的《老人与海》,版权尚处于保护期,要翻译出版必须首先购买版权,出版成本的增加令它遭遇了与同时期外国文学作品相同的“停滞”期(805),出现了前后连续3年的“绝迹”。事实上,这一事件对这部作品翻译和重译上的影响,一直延伸至90年代末,而远非图 1所示的短短3年。在3年的绝迹后,从1995年起译本又开始陆续出版,直至1999年,在此期间出版的7个译本中,出版社新购版权出版的新译本仅有两个,其余均是早期译本的重印。这就是为何包括《老人与海》在内的外国现当代作品在出版界出现停滞,而图表走向却呈上升趋势。依靠原出版社老译本的重印支撑市场,重译活动几近停止,“翻译远非在真空中进行”的道理清晰可见,翻译行为受翻译政策与规范的影响程度由此得以彰显。

3. 译介的顶峰期

重译的高潮过后,从2003年起出现了小幅度回落,并一度在2005年降至最低点,创下了全年未出现一个译本的最低纪录。短暂的停歇后,译本数量便一路飙升,直至2012年达到最顶峰。这一阶段的突出特点是:在文学意识与经济意识的较量中,翻译发展速度之快、参与其中的译者与出版社数量之众,都是空前的,译本数量较之前期,呈现成倍增长和直线上升的态势;文学意识与经济意识之间的较量渐趋显化,出现了港台地区翻译出版的“停滞”与内地翻译“过度繁荣”并存的景象。

若以出版地区来看,港台地区的翻译出版从式微逐渐走向停滞,除了宋碧云、张爱玲的译本分别于2007年和2012年通过重印得以与读者见面以外,便再无任何新译本或重印本问世。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内地势如破竹的发展势头。译介初期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名家译本不断被重印,甚至一直局限于港台地区出版发行的张爱玲与余光中译本,也分别通过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译林出版社的努力,与新推出的各种名家译本在内地形成百花争妍的局面。这一时期的重译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猛发展,从2006年到2010年,每隔一年,译本的数量便翻倍增长,2011年、2012年更是达到连年翻倍增长的速度。以2012年为例,译本总数在当年达到约34个,大致相当于从1952年最初译介到2000年近半个世纪之间的译本数量之和。这背后的原因耐人寻味。

翻译和重译顶峰的背后,是文学意识与经济意识相互较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如果从二者之间相互较量与对峙的角度来考察,在这一时期约124个译本之中,可以明显地分出两股力量:一是从译介之初自始至终持续关注与译介《老人与海》的出版社,文学意识是他们出版的主导因素;二是随着近年来该小说译介的持续升温,特别是2011年以后,海明威逝世已满50年,这部著作失去了版权保护,同年又在教育部正式颁布的新课标中被列为中学生推荐阅读书目之一,许多规模与名气相对较弱,或者从未关注过海明威译介的出版社,也纷纷加入重译的行列。这其中不乏有将文学价值的衡量标准放在首位的出版社,但对另外一些出版社而言,经济因素却是他们翻译出版行为的首要支配因素,较低的出版成本、能确保收益的稳定的读者群,甚至较短的篇幅、较短的翻译出版周期等因素,无不使得该作品成为出版社绝佳的选择,一旦经济意识的支配力量占据上风,译本也难免鱼目混珠、良莠不齐了。总体而言,在二者的较量之中,经济意识的支配力量似乎更占上风。

如果单从文学意识与经济意识对峙和较量的一面来阐释问题,又是无法全面、客观地概括翻译市场的整体面貌的。这次重译高峰的到来,更多的是二者兼而有之、相互交织、共同作用的结果。市场上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的新译本包装越来越精美,宣传越来越能博得读者的眼球,不仅有诸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普利策奖、诺贝尔文学奖双料得主”、“世界经典名著典藏”等对海明威及其原著的宣传,更出现了“名家名译”、“权威译本”、“最新译本”“最优秀译本”等对译者和译本的直接宣传。海明威逝世50周年之际,不少出版社又不失时机地推出“海明威逝世五十周年纪念版”。在笔者收集到的《老人与海》全译本中,约有11家出版社在推出普通版译本的同时,又出版了青少版全译本。青少版全译本的不断增加,也是重译不断回升的重要因素。在该作重译高峰的形成过程中,文学意识的支配作用不可否认,经济因素的推动力量同样显而易见。用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学价值的标准衡量,这部“海明威晚年的完美之作”,当之无愧地成为翻译出版界关注的焦点。而诺贝尔文学奖的光环、教育部的推荐书目、海明威逝世50周年的时机,这些最佳“卖点”,又是出版商在2011年后扎堆出版的重要动因。意识形态、文学意识与经济意识共同作用、相互交织而成的错综复杂的动因脉络,最终催生了《老人与海》译介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峰,而过度重译甚至抢译的不良现象也随之产生。

结语

如果说从《老人与海》译介初期的缓慢发展期到两次重译高潮的到来,体现的是文学意识的逐步增强,那么重译经高潮到沉寂,又攀至高峰的过程,则主要是文学意识与经济意识两种力量之间的角逐。几种意识支配力量在各个阶段所谓的交替更迭只是相对的,一种力量在某一时期显性化,又可能会在下一时期的较量中相对隐化。重译发展的历程是在包括赞助人与译者的出版意图、文学意识和经济意识,以及前译的情况等在内的多种动因体系中操纵的结果。

这部著作自1952年首次由张爱玲译介到中国至今,也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光阴。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时光中,涌现出面目各异的众多译本与重译本,这些版本的交替更迭中所折射出的文学意识的影响、译者文学观与翻译观的碰撞、后译对前译的否定、批判、继承与超越、新老出版社在开启民智、提升文化与争取市场利益之间的调和,远非一个短短两27 000余字的故事所能承载得了的。关于《老人与海》的重译故事,正如《红与黑》一样,不仅没有完结,似乎还“向着更热闹的方向去”了(许钧,2011: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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