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选取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出品的《末路狂花》和《喜福会》这两部杰出的女性电影。作者从社会学视角出发，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通过比较分析两部影片中不同女性角色的个性特点、行为方式、心历路程与归宿，旨在说明电影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载体与美国社会文化形成的巨大互动。片中女性角色的性格特征与社会经历折射出美国社会运动（例如女权运动）和社会热点的诸多方面。20世纪90年代美国电影中对于女权思想的多视角表现意义深远。

本文采用插入英、汉两种干扰词汇不同难度的语篇阅读任务，考察了不同认知风格外语学习者抑制无关信息的能力及其阅读效率。研究结果表明：（1）认知风格和语篇难度对外语学习者抑制无关干扰信息的能力及其阅读效率具有交互影响，虽然场独立型学习者抑制水平以及阅读效率总体上显著高于场依存型学习者，但上述组间差异仅存在于高难度语篇阅读中，而在低难度语篇阅读任务上差异并不显著；（2）干扰语言刺激类别在不同难度语篇条件下对于不同认知风格学习者的抑制水平具有不同的影响，场依存型学习者在阅读高难度语篇时对汉语词汇干扰的抑制水平显著低于英语干扰词汇。
 

同一性替换原则是经典逻辑的一个基本原则，然而它却遭遇了很多问题。弗雷格认为内涵语境的介入致使这一原则失效，罗素则以摹状词理论寻求其同一性悖论的解释，而维特根斯坦则从根本上否定这一原则，视之为伪命题。本文旨在论证同一性替换原则的有效性。讨论表明：从弗雷格到罗素再到维特根斯坦，他们对同一性问题的解释皆可证伪。其实，所谓的内涵语境是外在于同一性的，如果将内涵语境纳入一个命题，那么内涵语境就成了这个命题的一部分，只要不改变命题，即遵守同一律，那么同指的两个项可以替换而不改变真值。

基于传统的词典释义往往无法对某些语言使用的实例进行充分的描述，本文运用生成词库理论的相关假设，探讨英语动词pour的动态语义并对语言使用的实例进行阐释。本文考察了英语动词pour的4种句法结构以及句法组合成分的语义匹配。研究发现，通过论元选择生成机制，动词和介词选择与之匹配的论元；组合名词的物性结构促成动词的逻辑多义，甚至影响动词的句法表现：如动词pour的“创造”义、“物质发散”义、“发射”义等的产生，以及对［N1 V N2］结构和中动结构的影响；动词与其组合论元的语义融合性需考虑组合成分优先作用次序。

语言进化研究的历史可追溯至古埃及。经过对国内外相关语言进化研究史料的梳理，本研究发现，语言进化研究主要包括讲述祖先语言起源的相关故事或脚本、语言进化与大脑发育的关系以及鉴于猿猴等动物对人类语言学习推测祖先的语言能力等；21世纪以来，人类希望通过基因研究破解人类语言进化之谜。语言学与生物学、基因学、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等跨学科联合是语言进化研究今后的必然之路。

儿童翻译文学作为少年儿童汲取文学知识、拓展视野的重要读物，直接参与儿童语言的形成过程。蹩脚拗口的表达会污染儿童的语言，而生动晓畅的表达则会让儿童读者受益匪浅。笔者认为，在儿童文学翻译中，“晓畅”二字，即通晓、流畅，不失为一条切实可行的原则。笔者以英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罗德亚德·吉卜林的儿童作品Captains Courageous（《勇敢的船长》）为例，以“晓畅”为标准，指出其现有几个中译本中存在的严重的“翻译腔”问题。

中国古代公案小说在文学样式上与西方侦探小说相类，却有着不同的叙事模式。本文梳理“公案小说”概念的由来及定义，概述“三公案”被译成欧洲语言及域外出版的大致情况，从中国古代公案小说与西方侦探小说叙事视角差异入手，重点考察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狄公案》英译本对原作叙事视角的调整及其对中国古代公案小说的创造性改写，认为叙事模式西方化是推动公案小说“走出去”的有效翻译策略。

本文区分了启蒙现代性、审美现代性和翻译现代性，并缕析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现代性在宏观和微观层面的体现。这有助于理解五四时期对外国文学不同流派、思潮的选择、认同、接受和转化，对理解翻译领域的论争、趋向转变、文本选择变化以及翻译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也具有积极意义。

林语堂的第一部英文长篇小说Moment in Peking于1939年在美国出版，并大获成功。小说后被翻译为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德语、日语等，在中国也很快出现多种汉译本。本文旨在梳理该小说在中国的译介及读者的接受情况，并提出有必要对现有译本进行重新修订甚至重新翻译该小说乃至林语堂的其他英文著作。

本文旨在研究《爱丁堡评论》自创刊伊始就带有的反浪漫主义倾向，分析这种文学价值取向背后的政治涵义。本文从文化研究视角切入英国文学研究，指出以《爱丁堡评论》为代表的文学期刊如何参与到19世纪初期英国资产阶级和贵族阶层文化领导权的斗争之中，其中的反浪漫主义取向在一定程度上操纵了19世纪前期英国的主流文学评论话语，按照资产阶级兴味在审美意识形态上塑造了英国年轻一代的文化价值观。本文关注文学期刊在社会政治和历史进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对于从文化角度拓展英国文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回家》是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当代剧作家哈罗德·品特自己认为最好的作品。“艺术来源于生活”，在伦敦哈克尼出生长大的品特对哈克尼有着爱恨纠结的“哈克尼情结”，《回家》就是一朵盛开在品特“哈克尼情结”沃土上的“恶之花”。对于剧中妻子露丝怎么会愿意抛夫弃子、而丈夫泰迪又怎么能够袖手旁观历来颇有争议。笔者以为泰迪和露丝都是品特坚守“哈克尼兄弟情”的“牺牲品”，品特对露丝淑女和妓女双重性的刻画投射了品特戏里戏外对女性作为妻子与情人、淑女与妓女合二为一的理想的矛盾与纠结；泰迪和露丝病态的夫妻情背后折射出的是泰迪对兄弟情的变态愚忠，露丝的“愿意”和泰迪的“能够”都是品特借戏剧创作来“卡塔西斯”他的个人“哈克尼情结”，也因此成就了他荒诞的“威胁喜剧”对社会的批判。

本文以新历史小说为视角对《爱之痛》的后现代主义特征进行研究，认为《爱之痛》以多维的视角，揭示了被官方历史所称颂的墨西哥1910年革命的负面影响，质疑了革命的历史进步意义和官方历史的真实性及唯一性，从而解构了这场神圣的革命。这样的质疑和颠覆，以及像互文、戏仿等写作手法的运用使得这部历史作品具有后现代文学的特质，可被认为是一部后现代语境下的历史小说，即“新历史小说”。

语言与文学传统问题始终是北爱尔兰英语诗人希尼在诗歌中不断追问、探索的问题。本文通过对英语和爱尔兰语两种语言之间相互渗透的历史的分析，首先考察诗人从最初对英语的抵制态度转向开放、流动的语言观的过程；并认为这种开放的语言观消融了英国文学传统的壁垒，展现了英国文学传统与爱尔兰文学传统相汇流的图景。基于这一观点，希尼在翻译《贝奥武甫》时适当采用爱尔兰语词汇，并在自己的诗歌中挖掘古英语诗歌的韵律，其意在于尝试重构更加包容的英国—爱尔兰文学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