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库尔提乌斯与奥尔巴赫所处的历史时代和他们的代表作,分析了二者面对20世纪初德国人文主义与语文学危机时,为何提出了不同的应对之策。库尔提乌斯从罗曼研究和现代欧洲文学研究,转向拉丁中世纪,以期构建有意义的文学文化方案,从而替代有违传统德国教育、人文主义、启蒙思想的雅利安语文学、种族神秘主义和纳粹史学。奥尔巴赫在流亡期间,把目光转向了比较文学,以其西方文学“统一性”专论,将《圣经•旧约》拉回到欧洲人文主义文化中心,拿起共同的西方犹太—基督教传统的旌旗。无论如何,两人都致力重建被纳粹的种族与人种分离措施打得四分五裂的欧洲文明统一性。

《东方翻译》2017年第1期刊发了宋以丰先生的《翻译社会性管窥：基础、目的与影响因素》一文,所涉“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中有关翻译社会性的几组概念存在误读问题,本文特予以正解。将“翻译行为”概念泛化,不利于客观地认识翻译规律,从译者角度探讨“翻译行为”（译内行为）和“译外行为”结合的“译者行为”,更能从语言性到社会性对翻译的规律进行全面地认识和把握,而“译者行为批评”正是循着这样的路径来认识翻译的。这一路径反映的是由简单到复杂,由基本层到高级层的“级转移”,实非宋文所认为的是将翻译贬抑到“低级层”或者上升到“高级层”而进行的伦理批判。

阅读是个体习得语言过程中必须掌握的一个重要技能,同时又被不同的因素所影响。近年来多动症（ADHD）儿童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该类儿童的症状主要有：注意力不集中、多动以及冲动。由于其自身的缺陷,ADHD儿童的语言习得和阅读发展会受到影响。国外相关研究表明：ADHD与阅读障碍（RD）存在很高的并发率,其阅读发展存在语音加工、注意力以及工作记忆等认知缺陷。国内对ADHD儿童的阅读发展研究不多,已有对RD儿童的阅读发展研究表明语素意识缺陷是汉语阅读障碍的核心缺陷。鉴于RD和ADHD有着很高的并发率,笔者预测,语素缺陷很可能是汉语为母语的ADHD儿童阅读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从认知角度对国内外ADHD儿童的阅读发展进行综述并提出其研究发展方向,希望为未来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产出性词汇的丰富性对二语写作质量有着重要的影响。由于当前对比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无法深入了解不同质量写作文本之间产出性词汇的特征差异。鉴于此,本文以英语专业本科二年级学生即时写作的议论文为研究样本,从词汇多样性、词汇复杂性、词汇密度和词汇错误四个方面对高分组和低分组作文词汇丰富性的差异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结果显示,高分作文在词汇多样性、词汇复杂性方面均高于低分组,其中词汇复杂性差异显著;在词汇错误方面,高分作文低于低分作文;两组在词汇密度方面差异不大。研究结论对二语教学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韵律是《诗经》翻译的重要问题。韵律是中英文诗歌的共同属性之一,就《诗经》英译而言,韵律具有可译性是可以肯定的。然而,《诗经》翻译究竟用韵与否,主要取决于译入语诗学规范和译者的价值取向。从《诗经》翻译史来看,译文一般都重视韵律的翻译。韵律翻译的具体策略从原文韵式出发,可分为顺应原文韵律和适当变通韵式;其基本原则是不以韵害义。但是,翻译韵律是十分困难的,译者所能做到的至多是再现原诗的韵式,要在译文中求得更微观层次上的一致,一般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不必执着于追求原诗与译诗在韵律上绝对一致,而是要更多地着眼于译诗自身的音韵之美,着眼于译诗的韵律与译诗的意境的和谐与统一。

“非均质性”是戈夫曼“微社会学”中的重要概念,它将社会比作舞台,将个体比作演员,认为个体行为具有表演性。文章运用“非均质性”概念,对译者“自我”的角色扮演、翻译的处境和身份意识以及“自我”与翻译行为及其批评之间的关系等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翻译如同戏剧一样,是历史化和语境化的产物,也是译者实施“印象管理”的重要方式;（2）译者好比演员,是“主我”认知与“宾我”认知的统一,他既要考虑自己的个性和意志,又要考虑社会和他人的期待;（3）翻译不仅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现象,而且是存在论意义上的现象,后者意味着翻译的“人性”面,而非“物性”面,它反映的是翻译的事实与价值的统一,以及译者的目的、行为和结果的统一。

针对学界在托马斯•品钦的小说《葡萄园》中大众媒体问题上存在的分歧,本文聚焦于小说里的两个中心人物——女忍者DL和因果理算师武志以及围绕他们的第二条情节线,结合玛丽—劳雷•瑞安的虚拟叙述概念,从大众媒介景观的角度分析他们的意义和功能。本文认为该小说一方面使用了虚拟叙述来呈现媒体世界,另一方面在塑造这两个人物时又故意打破虚拟叙述,模糊真实世界与媒体世界的界限,以此展现一个景观化的美国后现代社会。而这部小说也正是通过对这两个大众媒体幻想空间里的超级英雄的塑造,既审视了20世纪60年代学生运动的问题,也揭示了被大众媒体浸染的美国社会批评距离的消失。同时,本文的分析也说明了小说对大众媒体的模仿并未削弱其批判性。

《在美国》这部小说的内容和叙述形式成为评论界争论的焦点,有人赞叹其叙事手法新颖,亦有人批驳其内容单薄且与史料重合过多,然鲜有人将其形式和内容结合起来进行探讨。笔者发现小说的叙事策略与故事中人物的话语权有某种暗合：第三人称叙事客观呈现女主人公玛琳娜身受男权话语和美国主流话语压制的现实;而书信和日记等则流露出玛琳娜言说的欲望与渴求;直接引语和剧本台词折射出玛琳娜言说的自由。可以说,此故事文本就像是一个话语的狂欢场,话语权的压制与反抗进行着激烈的较量。桑塔格对历史故事进行重塑时进行了内容和技巧的双重安排,以此来消解主流话语的权威,呈现其对少数族裔女性话语权的思考。本文拟从叙事伦理的视角,通过解读故事中多样的叙事手法所传递的话语意识,来剖析主人公玛琳娜话语权受压制、颠覆以及重构的过程,以期揭示桑塔格多样的叙事技巧背后隐藏的伦理意识与诉求,进而展示她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对芸芸众生的人文关怀以及对社会秩序的思考。

桑德拉•西斯内罗斯是当代美国最成功的墨西哥裔作家之一,但是学界也不乏对她的批评和质疑。有些学者认为她的作品缺乏批判性。但事实并非如此,西斯内罗斯对父权制、种族及阶级歧视的批判并不弱于其他奇卡纳女性主义作家,她旗帜鲜明地宣称自己是“奇卡纳 ^①(①英语为Chicana,是Chicano的阴性形式,Chicano意为有政治意识的墨西哥裔美国人,有时也与墨西哥裔美国人通用,因此Chicana特指有政治意识的墨西哥裔美国女性,有时也与墨西哥裔美国女性通用。后文中出现的奇卡诺文化一词指墨西哥人移民美国后,将墨西哥文化带入美国,称为奇卡诺文化。)女性主义者”。本文以《芒果街上的小屋》《不要跟墨西哥人结婚》及《喊女溪》三篇小说为例,论证西斯内罗斯对“三位母亲”原型形象的颠覆性阐释即是她批判性的有力证明。在《芒果街上的小屋》中,她描绘了生活在圣母瓜达卢佩阴影之下芒果街上女人们的生存状态,并且提出通过写作帮她们发声的策略。而在小说《不要跟墨西哥人结婚》中,西斯内罗斯不仅颠覆了圣母驯顺隐忍的原型形象,将其阐释为“性女神”,还颠覆了马林奇“被侵犯者”的他者形象,女性不再是“被侵犯者”,而成为“侵犯者”。在小说《喊女溪》中,西斯内罗斯对传统的“哭泣的女人”原型进行了重新阐释,女性不再像“哭泣的女人”一样柔弱地哭泣,而是发出笑声。本文认为,通过重新阐释这些女性原型形象,西斯内罗斯批判了奇卡诺文化及美国主流文化对墨西哥裔女性的性别、种族、阶级歧视,同时也探索了对抗这些歧视的方式。

手势与言语密切相关,在二语习得领域逐渐受到关注,但对其有效性的实证研究相对匮乏。为考察手势语在听力理解中的作用,本研究从183名英语学习者中选取高、低分两组受试,在音频、音频+面部、音频+面部+手/臂三种实验条件下进行听力测试。结果显示,观看含有手/臂手势视频的受试成绩最高,低分组受试成绩提高更为显著,且手势对低分组受试理解具体概念和抽象隐喻的能力均有所促进。结合社会文化理论,本文认为,手势语能够提高英语学习者在交际中构建意义的能力,是听力理解的有效中介。本研究的结果为丰富教学中介工具、构建多模态外语课堂提供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