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语言学研究的一种常见做法是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生态观对话语作分类并进行生态分析,但是,关于话语（语篇）的分类,不同学者往往会采用不同的标准。Stibbe（2015）在生态语言学研究话题下提出区分破坏性话语、中性话语和有益性话语三种话语类型。本文通过实例分析表明：话语（语篇）类型之间的界限常常是不确定的、模糊的,不容易泾渭分明地归类的,因此应该使用连续统的概念来区分和讨论话语类型。本文的研究还表明：中国语境下的生态语言学研究有其特点,生态语言学研究是有价值取向的,受到政治、历史、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制约,因此生态话语研究要结合中国的实践。

西方生态语言学范式建立起了语言学和生态学的联系,引导人们审视语言对于生态环境的双重影响,具有交叉学科联系、终极环境关怀以及重大生态转向三大学科意义。西方经典生态语言学深受传统牛顿—笛卡尔式科学世界观的影响,其二元论范式在概念、方法和哲学方面存在三大悖论,呈现出价值中立、伦理弱化、道德弱化和美学缺席等显著特征。中国生态语言学的儒学范式以儒学生态智慧为哲学基础,可以包括“道法自然”“和而不同”“尽美尽善”和“知行合一”四重意义,这一关联论范式可以帮助提升人类生态意识。国际语境下儒学范式的推广仍面临一系列重大机遇和挑战,中国生态语言学可继续挖掘中国声音的“本土化”表达,打造贯通中西的国际化新概念、新表述。

生态话语分析能够反映语言和其他生态现象之间的关系,能够从意识上唤醒、引导和改变人类对环境和自然的认识。在当今社会,随着新闻媒体传播的不断深入,新闻报道不仅发挥着传递信息等社会功能,还不断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作为对系统功能语言学中人际功能的发展,评价理论对于揭示文本中隐藏的意识形态至关重要。本文拟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视角下,运用评价系统的子系统——态度系统对《卫报》关于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10篇新闻报道进行生态话语分析,旨在揭示西方主流媒体关于气候及环境的意识形态,从而进一步证明评价理论对于生态话语分析尤其是意识形态揭示方面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呼吁人们建立恰当的、有益于生存的生态哲学思想。

当前国内学术界对林语堂翻译的研究仅限于考察其数量相对较多的英文著译作品,即重视其“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的研究,但却忽视其“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的重要贡献。林语堂汉译活动研究的缺失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包括林语堂英译汉译著在数量及其影响力方面弱于其英译作品、研究者完整收集和整理林语堂汉译作品的难度大、现有林语堂文集中汉译资料存在大量文字纰漏或互相矛盾的表述等客观原因,以及林语堂对待汉译活动的主观投入程度远不如其英译活动等主观原因。探讨林语堂汉译活动研究缺失的根源并对林语堂汉译活动的后续研究提出初步设想,有助于进一步完整展现林语堂在译介西方文化方面所作的贡献,从而全面理解林语堂在英译和汉译两方面的重要成就。

从位移方式表达的精细度和方式动词库存量来判断,汉语位移事件的方式凸显度较低。但是,与低方式凸显语言常常不编码位移方式不同,汉语语篇大量使用基本方式动词,这类词能产性强、语义涵盖面广。本文以《鹿鼎记》及其英译本为封闭语料,调查该书中基本方式动词“爬”的使用情况及英译策略,并进一步与英汉及英巴翻译的研究成果进行比较。统计数据表明,汉英译者大量使用补偿和增强策略,使位移方式表达更加细致,以迎合译入语高方式凸显的语篇风格。这与英汉翻译多采用部分和补偿策略,以及动词框架语译者在翻译英文语篇时多采用省略和部分策略形成鲜明对比。译者翻译方式动词时采用何种策略主要取决于译出语和译入语之间方式凸显度的差异。

2017年4月11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对外文化传播研究基地”邀请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教授,举办题为“中国文学与哲学的对外翻译与传播”的讲座。2017年10月31日,顾彬教授再次来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作为“亚洲共同体——越境共存之亚洲文化遗产”系列讲座专家之一,举办“误读的重要性：德国汉学中的中国形象”的学术报告。此间,跨文化研究院刘燕教授就中国哲学与文学精神、中西文学中的忧郁主题、中国经典的翻译与传播、德国汉学的历史与特色、误解的重要性与理解的多元性等诸问题,与顾彬教授进行了多次深入的访谈与切磋。本文得到了顾彬教授的亲自审核,深表感谢。

司法与民意的关系始终是媒体出现后一个难解的问题,司法的形式理性与充满激情的民意之间充满着张力和冲突。《最后的陪审员》采取虚构情节与历史事实杂糅的方法描述了发生在当代美国一个县城的司法与民意互动过程：既有群众意见的反映,亦有被贴上民意标签的媒体运作,更有陪审团——这个源自群众、代表民意的直接司法介入者。开放性的司法程序将民意因素容纳,以一幅多角色、多场域互动的生动场面为读者展示了民意融入司法的过程。但过度的开放、不设防的司法程序,以及充满激情、欠缺理性的民意侵入,也为司法环节中的多数人暴政留下间隙。本文以该小说为切入点,分析民意与司法互动的优劣之处,提出民意既要有充分的表达空间及纳入司法的有效载体,又要与司法保持距离,司法也应注重制度防御,方能实现两者的有效互动。

经济全球化促使跨国交流变得更为便捷、频繁。作为交流媒介的语言,特别是外语备受各方重视,部分国家开始重新审视外语教育,将其纳入国家战略规划。针对外语教育规划,中国学者也做了大量探索,取得了一些重要研究成果,在部分层面达成了共识。然而,外语教育规划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兼顾多方利益,统筹考虑。本文以越南的《国家外语纲要2020》为例,讨论其出台的背景、目标、任务及举措,并指出其实施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认为越南国家外语纲要对我国外语教育规划有重要启示。同时,本文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了我国外语教育规划中需注意的问题。

汉语是孤立型语言,同时又存在诸多不属于该语言类型的语法现象,如何对汉语表面特殊的语法现象作出合理解释,在类型学和跨语言比较等语言学研究中都有重要意义。Waltraud Paul教授的《汉语句法新视角》以生成语法为理论基础,以基本句法结构、语序和语类等诸多具有争议的语法现象为研究对象,解构了类型概括,对相关语言事实作了细致观察和精确描写,并作出合理解释。本书作者指出,汉语在三千多年的历时发展中一直是SVO语序,汉语中的前置介词、后置介词和形容词都是独立语类,汉语话题可以表达已知信息和新信息,句末语气词属于C中心语。本书作者最后指出,依据语序类型而得出的跨类和谐语序本质上是基于统计性的语序概括,因而不是普遍语法的组成部分。本书加深了对汉语语法的理解,证明了汉语与其它语言一样并存普遍性和特殊性,对推动世界范围的汉语研究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