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孙大雨引发的一场诗坛“公案”为切入点，对汉语格律体新诗节奏单位“顿”的起源进行了梳理。在比较了“顿”和孙大雨所提出的“音组”之间的区别后，本文指出，孙大雨认为何其芳“窃取”其音组“造意”之说与事实不符，而且学术界对孙大雨“音组”的概念也普遍存在误解，以为“音组”是语音小组的意思，但事实上按孙大雨的意思，该词的概念取自于英语的meter（格律）。由于当代中国诗歌翻译界的主流译法是“以顿代步”，因此，厘清“顿”与“音组”的区别，确定新诗节奏单位的起源，一方面有利于诗歌翻译界进一步认识“顿”的本质，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认清格律体新诗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顿”在诗歌格律建构上所存在的诗学缺陷有重大意义。

逆向性搭配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语用现象，通过褒贬语义的对立来对某一褒义进行渲染或强调，往往能够获得一致性搭配无法获得的某种语义和情感表达效果。汉英语中都存在将褒义形容词与贬义副词进行搭配来表达褒义的逆向性搭配结构，如“帅呆了”“好得要死”和“damn good”“terribly glad”等。本文对逆向性搭配的概念作了界定，把研究范围限定在程度副词与形容词相搭配的情况，比较了汉英语逆向性搭配的形式特征，重点分析了汉英语程度副词的语义虚化现象及搭配特征，最后从话语语境、使用规约和情感表达3个维度对其表达机制进行了阐释。

本文从意图隐喻理论这一新兴的认知隐喻学理论视角出发，以习近平总书记2014—2018年发表的34篇海外署名文章为语料，通过汉英两种文本的对比，分析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大国外交话语中意图隐喻的理解及其采用的翻译策略。研究发现，译者希冀将总书记的外交理念全景式地呈现给译语接受者，向其展现中国的外交观点，阐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外交理念，明确无误地亮明中国的外交态度，以促进国家之间的友好邦交与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

本研究基于自建的“非洲国家英文媒体数据库”，运用文本数据挖掘手段，分析了9个非洲国家的英文媒体在“中非关系”报道中的热点问题和情感态度。研究发现，“合作”与“发展”是非洲媒体共同关心的核心议题，其中经济是重点，基础设施建设是高频出现的正面议题；同时，因国情不同，非洲国家的报道各有侧重点，如埃及更关注双边政治经济交往，埃塞俄比亚更关注劳工和就业问题，赞比亚则更关心农业和农村发展。研究还发现，非洲媒体对中非关系普遍持积极态度，肯定了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就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担忧。为此，本研究还进一步观察了消极话语片段，发现这些报道主要是受西方媒体的负面影响。研究认为，为了促进中非关系朝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我们需要根据非洲各国的具体国情和关注重点，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同时加强中非媒体之间的合作，夯实民意基础，把握中非关系报道中的国际话语权。

20世纪80年代末，在建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影响下，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开始出现语言转向。作为一种强大的话语策略，隐喻在政治新闻话语中的建构作用也逐渐引起学界的重视。本文以Charteris-Black（2004）的批评隐喻分析理论为框架，分析了美国主流媒体在“美国退出TPP”报道中以“TPP”和“美国退出TPP”为目标域的隐喻，揭示了其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意义和偏见，并分析了它们对社会认知的建构作用。研究显示，美国退出TPP对中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而美媒运用隐喻，大肆炒作该事件对中国的有利影响，屏蔽了其对中国的不利影响，并宣扬中国威胁论。通过运用这些隐喻，美媒试图引导和劝说读者建构出特定的关于该事件的心理模型，并通过这些隐喻的反复使用，使读者的心理模型不断得到加强和固化，从而促成社会语境模型的建构，实现影响大众观点、建构政治现实的目的。鉴于此，国内媒体应该有效运用媒体资源，主导议程设置，在国际社会上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

进入新时代，我国阿拉伯语高等教育不仅要继续把阿拉伯世界介绍至国内，更为紧迫的是，要把中国介绍给阿拉伯世界。要讲好当代中国的故事，就必须首先理解当代中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多语种版本是理解当代中国的权威读本。为推动该著作多语版本“进高校、进教材、进课堂”工作向纵深发展，“理解当代中国”阿拉伯语系列教材在编写过程中秉持系统安排、全面覆盖、融合学习、能力导向的原则，并强调各教材自身的特色，是阿拉伯语专业与时俱进、回应国家急需和时代之问的重要举措，也是创新和完善外语类专业知识体系和课程体系的有效途径。

教育研究的社会文化取向催生了学界对文化—历史活动理论以及其他相关概念的关注。为了更全面地理解活动理论、拓展性学习和革新实验室，笔者对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荣休教授Yrjö Engeström进行了访谈。在访谈中，Engeström教授首先阐述了文化历史活动理论的来源和发展路径，并解释了活动理论的阐释性和转化性。此外，他还厘清了活动理论、社会文化视野以及行动研究的关系，并介绍了一些较新的概念，如拓展性学习、转化能动性和革新实验室的干预方法。最后，Engeström教授展望了活动理论的发展趋势，表达了对全世界范围内青年学者的殷切期望，鼓励广大青年学者走进这一领域，开展有意义的研究。本次访谈聚焦了文化历史活动理论、相关概念及其应用，对外语教育研究的思考和实践具有一定的启示。

作为一种认知工具，概念隐喻无处不在。它们被广泛运用于政治语篇中，使抽象概念得到生动形象的阐释。本文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对外演讲为语料，归纳和分析其中所包含的“路”隐喻及其国家身份构建功能。研究表明：习近平总书记系列对外演讲中“路”的概念隐喻有着丰富的表征和内涵。通过批评隐喻分析发现，演讲者巧妙地借助人类对“路”的认知的共同体验，精辟地阐释了中国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发展观和合作观以及中国发展的世界意义，表明了中国谋求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繁荣、建立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共创世界美好未来的态度、信心、决心和勇气，构建了中国“以民为本、道路自信的发展中国家”“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兼济天下、勇担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等一系列积极正面的国家身份和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形象逐渐成为研究的焦点之一。媒体话语在国家形象塑造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媒体话语研究在中国形象研究中的比重日益增大。本文以中美主流媒体关于两国贸易战的相关报道为语料，运用Charteris-Black的批评隐喻分析法，对概念隐喻进行识别和阐释，探讨中美媒体话语中中国形象的隐喻建构问题。研究发现，中美媒体在建构中国形象过程中采用了不同的隐喻：美国媒体使用战争隐喻的比例高于中国媒体，而中国媒体则比美国媒体采用了更多的竞赛隐喻，这充分印证了美国媒体选择将贸易争端敌对化而中国媒体则选择通过良性竞争解决贸易争端的倾向；两国媒体借助概念隐喻建构出不同的中国形象：美国媒体把中国塑造为“美国的敌人” “美国利益的伤害者”等负面形象，而中国媒体则努力塑造中国追求双赢、和平发展的正面形象。

本文在“词汇—构式语用学”框架下，把传统修辞学的“双关”当作“双关触发器”，而把真正的双关当作“双关构式”进行研究，以双关构式的音形义效为语用修辞参数，将双关构式分为3类：①{X +同音同形异义异效词+ X}双关构式；②{X +同/近音近形异义异效词+ X}双关构式；③{X +同/近音异形异义异效词+ X}双关构式。对于语效，除了前人指出的风趣幽默、新颖别致以及让人产生联想等修辞效果之外，本文还发现并阐述了双关构式表达说话者的情感态度、避实就婉、刻意曲解、缓解尴尬等语用功能，浅论了双关构式的语义—语用模糊性、传承性、网络性以及语用修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