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尝试提出一个通俗易懂、切实可行的翻译标准。文章首先分析了严复“信、达、雅”的内涵,讨论了严复的翻译实践;然后结合翻译实例,深入论证了好翻译的标准,即译作不能违背原作的主要思想、译文要有可读性、神似与形似兼顾;最后进行归纳总结,得出如下结论：好的翻译应在似与不似之间,是直译和意译的结合。

本文采用多模态话语的社会认知研究路径,对300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海报中包含的多模态隐喻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①这些海报以自然、动物、传统文化符号和基础事件结构为主要源域,构建了三大概念隐喻,即[抽象概念是实体]、[抽象价值是具象符号]、[抽象道德/精神/心理是运动行为],以此来构建抽象概念,主要包括“国家”“文明”“民族”等宏大政治概念、“幸福”“吉祥”“和谐”等社会理想以及“勤劳”“友善”“孝敬”等道德准则;②多模态隐喻为实现国家宏大叙事和个体认同提供了认知资源和路径,是政治思维具象化、外显化的有效手段,也是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政治动员和传播的有力武器。最后,本文提出此类海报在构建与传播方式上应该更加多元,以进一步提升其传播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效果。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因为拥有丰富的多模态符号资源和庞大的用户群体,已经成为政府机关与社会机构发布消息时的首选渠道,是实现有效宣传和科学管理的重要方式。基于社交媒体的特点,我们提出多模态话语治理的概念,并以此为基础,探讨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我国主流媒体是如何通过建构正面价值来引导公众的情感和态度,从而实现话语治理的目的的。同时,以评价系统为基础,我们提出了正面价值语义框架和多模态分析框架,并系统描述了如何通过文字资源和图像资源共同建构正面价值。本研究以“央视新闻”官方抖音号发布的短视频新闻为例,发现其通过自下而上的劝导式和引发式的话语策略呈现积极情感、良好品质以及事件合理性,从而达到构建社会情感共同体和社会价值共同体的目的。我们认为,基于社交媒体的多模态话语治理不仅是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也是构建国家软实力与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方式。

一个现代国家必须是法治国家,如何提高全社会的法治意识是当前我国司法改革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本研究采用系统功能多模态语篇分析框架,融合语类和多模态评价分析,探讨法治在多模态语篇中的建构。通过对语类结构和语域变量的分析,本研究发现反腐公益广告中均包含“叙事”“评价”“泛化”3个必要阶段,并识别出轶事文、说教文和观察文3个子语类,它们分别建构了法的至高无上性、强制性和道德性。本文旨在为法治理念的传播提供新的视角,并为反腐和法治宣传材料的制作提供参考。

在全球化时代,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交会融合,形成超越国别或区域限制的文化杂糅,即超文化（transculturality）。超文化同时也是新媒体发展的产物。网络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发展使跨文化交际变得大众化、日常化、多模态化。在此背景下,本文将探讨社交媒体中超文化身份的多模态建构,提出将超文化身份视为包括性格、能力、品德等维度的态度意义,并提出分析视频语篇中身份建构的多模态理论框架。基于该框架,本文对李子柒在YouTube平台上的108个视频进行标注,归纳出其身份特征以及多模态资源的使用特点。研究认为,在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研究融会中外、贯通古今的超文化身份策略对构建多模态中国话语体系、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具有积极意义。

近两年,我国主流媒体推出多部“抗疫”纪录片,为传播中国抗疫“好故事”、构筑抗疫精神、构建国家话语体系、塑造国家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抗疫纪录片的相关研究备受学界重视,然而,现有的研究仍然集中在传播学领域,对抗疫精神的构建和传播还缺乏内部话语机制的跨学科实证研究。本文以中国环球电视网推出的英文纪录片《中国战疫纪》为研究语料,依托评价理论的态度子系统（情感、判断、鉴赏）和态度意义的多模态实现框架,对片中的文字和多模态符号资源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该纪录片再现了英雄主义、乐观主义、集体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美学抗疫精神,文字模态主要建构了“判断”态度意义,多模态资源主要表征了“情感”态度意义,体现了抗疫纪录片实现价值认同和情感共鸣的双重功能。在融媒体时代,其传播策略表现为“情感性”共情传播和“全媒体”精准传播两大突出特点,是我国对外话语体系构建和国家形象塑造的有益实践。

近年来,构式语法研究出现了多模态转向,多模态构式语法研究成为该领域新的研究动向。本文结合构式语法理论的使用观和意义观,概述了多模态构式研究的理论渊源和研究框架,并在评述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展望多模态构式语法研究的发展前景。多模态构式研究为考察构式义提供了新的观测窗口,有助于更完整地分析构式义,拓展构式概念的内涵,从而能够丰富和完善构式语法理论。同时,当前的多模态构式研究也存在多模态构式标准模糊、研究方法不够客观等问题。

阮籍的思想与情感充满矛盾冲突,甚至被学者视为“人格分裂”,可以用叙事学理论解释为不同的“隐含作者”形象。隐含作者理论有助于使我们将某位作家在创作某篇作品时的立场和形象与其笔下其他作品和史料中的作者立场和形象进行区分,注重具体篇章的修辞目的。在中诗英译过程中,由于英汉语言特点不同,隐含作者的形象和立场问题得以凸显。本文以阮籍咏怀诗英译为例,探讨古诗英译中原文与译文隐含作者的关系,揭示诗歌翻译中隐含作者形象和立场的转化过程,并梳理阮籍作品在西方世界的译介情况。阮诗“归趣难求”,在单篇隐含作者本身就呈现歧义的情况下,其形象在翻译过程中或完全保留,或部分保留（消除歧义）,甚或完全改变（却可能符合真实作者形象或该作者其他作品的隐含作者形象）。本文认为,译者对文本的理解和表达,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作者其他作品中的隐含作者立场及形象或对史料生平所构成的真实作者立场及形象的了解所作出的。

语码转换现象是语言接触的重要产物之一,语码转换的句法研究对于了解语言接触中话语的结构具有重要价值。本文聚焦研究范式和方法,系统梳理了近40年国外语码转换句法研究的相关文献,并在评述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未来研究的方向。语码转换的句法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学者们研究的重点是语言混杂使用后制约语码转换的句法规则,并致力于探寻普遍制约原则。目前,学界主要形成了4种理论观点：①“特有规则说”,即语码转换受制于特有的句法规则;②“共有规则说”,即语码转换受制于参与语码转换的单语的句法规则;③“无规则说”,即语码转换不受任何句法规则的制约;④“中立说”,即语码转换是一种语言策略抑或是遵循某些普遍规律的结果。本研究发现语码转换的句法研究尚存不足之处,今后仍需进一步验证和补充以往研究的理论,尚需构建汉英语码转换的句法研究体系、开展语言学和心理学等交叉学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