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对比修辞学研究把英语修辞作为典范,强调英语修辞地位高于非英语修辞,因而遭到学者们的普遍反对。有些西方学者虽然认为汉英修辞模式具有同等地位,但在其试图为汉语语篇修辞地位辩护的过程中,往往片面强调两种修辞模式趋同,而忽略了汉语特有的修辞特征。本文从比较修辞学视角出发,对汉语段落的修辞模式进行了研究。研究内容包括我国初、高中语文教材中的段落写作指南和学生汉语论说文作文中的段落。研究结果显示：我国中学语文教材中没有包含系统的段落写作理论及指南;汉语作文中的“主题句”不同于英语,段落多为非归纳演绎式,且运用了较多的情感化语言。由此,本文认为,当今汉语论说文写作仍然具有特殊性,其修辞范式并未与英语相接近。提高汉语的修辞地位不能依靠强调其与英语修辞的相似性,应该正视两者之间的差异性。

波兰语义学派的语义分子理论以自然语义元语言理论为基础,是当代认知语义学中的一种新范式。其背后的哲学思想可以追溯到17世纪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的理性主义传统。本文旨在介绍波兰语义学派的最新发展,重点探讨语义分子理论的学术基础、语义分子的界定及其在词汇语义阐释中的应用。语义分子理论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词汇结构,更好地描写语义依存性及其相互关系,为研究者进行更为深入的相关研究提供借鉴,从而进一步丰富这一领域的研究内容。

本研究通过3个实验,探查英汉语言的时空特性与民族思维偏好。实验1通过词汇判断任务考察英汉名词短语所体现的空间（形状和体积）特性差异;实验2通过对英汉句子所含时间信息的判断考察英汉语言的时间特性差异;实验3通过看图说话任务引发被试的时空思维,再考察其语言中体现出的时空思维。结果发现：①英语表达具有更强的时间特性,汉语表达具有更强的空间特性;②英民族具有更强的时间思维偏好,汉民族具有更强的空间思维偏好;③英汉两个民族在语言的时空特性以及民族时空思维偏好上的差异与英汉两个民族的语言起源、哲学及思维方式密切相关。目前,探讨语言时空特性的研究并不多见,且以质性研究为主。本研究创新性地使用实证方法探究了英汉语言不同的时空特性及民族时空思维偏好,为英汉语言和民族思维特点的对比研究提供了有效证据,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作为翻译文本的重要内容,注释不仅可以弥补读者的文化缺省,还能够折射出译者的翻译策略及其读者观,是译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选取《麦克白》在不同时期的11个汉译本（包含1个导读本）,对各译本的注释进行统计分类,并就典型注释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麦克白》不同译本的注释不仅是读者了解异域文化的重要窗口,还是译者翻译观和读者观的重要载体;从中可以看出不同译者的隐形和显形以及特定读者群体的感受与反应,揭示译本注释背后隐含的译者观和读者观。最后,希望本文可以引起学术界对莎士比亚戏剧汉译副文本研究这一领域的重视。

目前,数量有限的相关研究一致认为,20世纪50年代由政府机构主动发起组织的英译中国文学作品在英语世界（主要是英美等西方国家）被视为“宣传”作品而遇冷。这一解读可能有陷入以偏概全的“先验论”的危险,忽视了这一时期国家翻译实践作为新中国国家形象建构或国家叙事与国家战略行为的本质,也忽视了译本接受情况的多样性。借助于数量有限的一手史料和相关研究,本文首先集中考察了英译中国文学作品主体发行机构国际书店的发行机制,继而追踪50年代英译中国文学作品在发行量较大的、以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为代表的南亚、东南亚英语流行国家的发行、传播和接受情况。研究表明,在20世纪50年代国际书店发行的英译中国文学作品广泛流传于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在这两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略的媒介作用。本研究有助于我们重估、反思新中国早期国家翻译实践的政治价值。

本文采取三人对谈的形式,以近年提出的“国家翻译实践”研究为例,围绕其概念生成、研究前瞻和反思,探讨通过理论创新拓展中国译学话语空间、服务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路径和方法。本文认为,翻译理论创新应立足于解决当下的现实问题,尤其需要关注国家治理和国际治理等相关问题;多元话语创生路径是可取的,但应基于问题特征和研究特点,有所选择、有所侧重;简单模仿或盲目跟风不是创新之举;在方法论上,应当打破单学科思维,采取基于复杂性思维的跨学科、甚至超学科方法。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关资本主义与食人主义类比的重要论述为视角,结合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生平,深入分析了卡森·麦卡勒斯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心是孤独的猎手》中的饮食话语。本文认为,该作品之所以被称为一部“真实反映”大萧条时期美国南方社会状况的“无产阶级小说”,主要是因为它蕴含着丰富细腻、引发共情的饥饿叙事和吃喝描写。通过刻画穷白人、非裔美国人和聋哑人的身体饥饿和精神隔绝的状况,麦卡勒斯强烈地批判了“嗜食人性”的资本主义制度及与之交织在一起的种族隔离制度,进而号召忍饥挨饿者联合起来,为真正实现每个公民都平等享有食物权而抗争。

为了解决英语专业本科生中存在的读写危机和思辨缺席等问题,我们应当加强对本科学生研究能力的培养。本文主要回答两个问题：为什么要在本科阶段开始培养英语专业学生的研究能力?如何培养英语专业本科生的研究能力?本文认为,这一方面缘于英语专业的人文学科属性,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适应高素质创新型外语人才培养的目标要求。培养研究能力要在“如何做”上下功夫,将其视为一个系统工程,贯穿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具体来说,需要从教学管理、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3个层面去落实。在教学管理层面,要改进理念、调整课程设置、改革考试评价方式以及加强对学生创新实践的管理;在教师教学层面,应实施研究型教学模式,提高教师自身的科研素质,在指导本科生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加强对学生研究能力的培养;在学生学习层面,应提倡研究型的学习风格,使其逐步形成学术研究的思维方式。

本文首先以语言学和国际关系话语研究的融合视角,从历时性角度回顾了政治修辞作为学理概念的演化历程和中西方有关政治修辞的既往研究,以实证主义、建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3个范式对政治修辞在现实国际关系话语互动实践中的理论基础展开溯源。继而,以目前学界认可度最高的政治修辞分析框架“修辞性政治分析”模式为例,探讨了政治修辞在国际关系政策建构领域的应用,尝试为话语视角下的政策研究提供方法论创新意义上的启示。作为一个跨学科议程,政治修辞研究不仅有效地提升了国际政治中话语研究的理论化水平,也进一步推动了语言学议程的拓展,促进了语言学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深度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