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毛泽东为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了历史性的伟大贡献,他在革命生涯中写下的大量诗词气势磅礴,语言凝练有力,写景抒情一气呵成,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和广泛的影响。毛泽东诗词不仅抒写了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情怀,而且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历史。这些诗词蕴含了毛泽东杰出的军事和政治思想,历来都是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宝贵素材。
张智中（2008：84）认为毛泽东诗词的创作有3个高潮,分别对应中国革命历程的3个重要时期：井冈山斗争时期、长征时期和“大跃进”之后时期。毛泽东诗词的英译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抗日战争时期,也正是从那时起,毛泽东开始亲自向西方记者讲述延安的故事和中国革命的故事。1937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在采访毛泽东后,将《七律·长征》一诗进行意译,收录于《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一书,并对毛泽东本人及其诗作予以高度赞扬（李正栓、王心,2019：9）。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对毛泽东诗词的刊载进行了紧锣密鼓的筹备,于1957年在《诗刊》登出18首,后出版单行本。1961年成立了由袁水拍、叶君健、钱锺书等人组成的毛泽东诗词英译定稿小组,并最终于1976年由外文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分别出版了《毛泽东诗词》（Mao Tse-tung Poems）,其中收录了毛泽东诗词英译38首。这部译著被称为毛泽东诗词英译的官方定本,“由定稿小组负责人袁水拍和乔冠华共同把关,避免用词模糊,保持译文政治导向正确,最大限度地向原文意义靠拢”（李琳、陈琳,2018：15）。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的这段时期,毛泽东诗词在国外的英译版本数量大幅度增加。“这不仅是我国对外传播史上的壮举,是中国翻译史上的光辉篇章,在世界翻译史上也是不可多得的经典案例。”（赵常谦,2020：31）毛泽东诗词译者群体具有多元化特征,包括外国译者群体、国外译者与华裔译者合译群体、华裔译者群体等。代表性译者主要有：英裔美国译者安妮·弗里曼特尔（Anne Fremantle）、加拿大译者迈克尔·布洛克（Michael Bullock）与华裔译者陈志让（Jerome Ch'ên）、美籍华裔女作家聂华苓（Hualing Nieh Engle）与其丈夫保罗·安格尔（Paul Engle）、美国本土译者威利斯·巴恩斯通（Willis Barnstone）与华裔译者郭清波（Ching-po Ko）、华裔译者王慧明（Hui-ming Wang）等,兹不赘述。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只讨论在国外出版的毛泽东诗词英译版本。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是我国本土的翻译批评理论,从2009年诞生至今已有10余年。这一理论的开创者周领顺教授强调译者的主体性特点,认为“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中枢”（周领顺、周怡珂,2020：112）。近年来,他不断从多方面、多角度完善并发展这一理论。“译者行为批评是以人为本的人本理论,是属于翻译批评的评价理论,是外部与内部相结合、人本与文本相结合、动态与静态相结合并旨在追求全面性、客观性和科学性三大翻译批评目标的多维方法论。”（周领顺,2019a：26）译者行为研究将研究视域扩展至文本之外,将译者主体性纳入研究范围之内,对译者及文本进行全面、客观和充分的评价。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从“翻译内”和“翻译外”两个层面对译者行为展开研究。“‘翻译内'指的是翻译内部因素及其研究,主要关涉的是语码转换上的问题,因此也可以称为‘语言内'（intra-linguistic）。‘翻译外'指的是翻译外部因素及其研究,主要关涉的是社会上的问题,因此也可以称为‘语言外'（extra-linguistic）。”（周领顺,2014：12）无论是“翻译内”还是“翻译外”都有其宏观与微观方面的指涉。翻译内因素包括语言文字转换和意义的重现,即翻译本身的因素,具体包括词汇、句法、修辞、语气、情态和韵律等方面的具体翻译方法;翻译外因素则包括翻译史、译者翻译思想、译者素养和读者意识等翻译外部因素。可见,“翻译已经不能用简单的‘语言转换'或‘模仿'来界定,翻译是意义深远的社会文化行为”（廖七一,2020：78）。只有从翻译内部与外部同时进行考量,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公正、全面、客观地评价译者。
一、外国译者群体
“所谓译者群体,即以人群为单位划分的译者群。”（周领顺等,2014：101）同一译者群体具有共同的行为特征,但译者个人的行为特征也不容忽视。在毛泽东诗词英译的译者群体中,外国译者群体是一个重要的分支。本文将分别从翻译外和翻译内两个方面研究埃德加·斯诺和安妮·弗里曼特尔的译者行为,对其译文作出客观评价,并对毛泽东诗词英译的外国译者的群体特征进行分析。
1.翻译外：译者素养及其译外行为
埃德加·斯诺（1905—1972）于1928年抵达上海,先后在东北、云南、浙江、江苏等地从事记者和教师工作。在此期间,他对中国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翻译了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活着的中国》（Living China）,第一次将中国短篇小说介绍到国外,并在序言中对该书涉及的每位作家都进行了介绍。1936年,经宋庆龄秘密协助,斯诺来到了陕北,见到了毛泽东并对他进行了多次采访。自此,他对中国的革命历程有了全新的认识,对毛泽东也产生了崇高的敬意。
安妮·弗里曼特尔（1909—2002）是一位英裔美国记者、诗人、翻译家,一生出版了约30部著作,发表文章上千篇。她的作品体裁多样,包括小说、诗歌以及传记等。弗里曼特尔的母亲安娜贝尔·格兰特·达夫（Annabel Grant Duff）也是一位作家,对她后来的作家生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她因精通德语和法语成为英国广播公司的播音员,为她之后的翻译事业奠定了基础。她的丈夫克里斯托弗·弗里曼特尔（Christopher Fremantle）也能熟练运用德语和法语,两人合作翻译了大量德语和法语作品。二战后,她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工作多年,负责联合国的出版物,同时为英美国家的各大杂志社撰稿,积累了丰富的写作经验。弗里曼特尔最著名的作品《韦恩日记》（The Wynne Diaries）被牛津大学收录进“世界经典”系列作品。后来,她先后在纽约多所大学任教,在70多岁高龄之时还曾在上海大学执教过两年,为英语专业学生讲授美国小说。1972年,弗里曼特尔完成了《毛泽东作品选集：包括毛泽东诗词选的修订版》（Mao Tse-tung：An Anthology of His Writings：Updated and Expanded to Include a Special Selection of the Poems of Mao）一书,其中包括16首英译毛泽东诗词。弗里曼特尔丰富的人生阅历塑造了她独到的思想见解和写作风格,使她在文学和翻译领域均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2.翻译内：毛泽东诗词英译及其译内行为
1937年,斯诺翻译了毛泽东的《七律·长征》一诗,收录于《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他翻译的毛泽东诗词体现了他对毛泽东的崇高敬意,从中也能看出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强烈支持。
弗里曼特尔的译诗被置于《毛泽东作品选集：包括毛泽东诗词选的修订版》的最后一部分“诗词”（Poems）中,是根据已有法语译本译出的。例（1）中的两句诗选自《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例（1）
原文：
几声凄厉,
几声抽泣。
弗里曼特尔译文：
Some sounds are sad and sorry,
Some are of weeping and wailing.
中文“几声”是不确指的数量词,弗里曼特尔将其译为“some”,翻译得十分准确。她将“凄厉”与“抽泣”分别译为两个词,准确地表达了原文的意义——“凄厉”中包含忧伤与遗憾,“抽泣”中既有无声啜泣也有低声哭泣。从音韵上讲,“some”“sad”和“sorry”押头韵,“weeping”和“wailing”也押头韵,兼顾了英语译文的音韵之美。
3.外国译者群体特点分析
作为外国本土译者,斯诺与弗里曼特尔所处的文化背景与意识形态环境与中国译者不同,但是他们都同样被毛泽东诗词的文学和文化价值深深吸引,两人译介毛泽东诗词的主要目的都是将毛泽东诗词的价值通过翻译的方式介绍给国外读者,使其有机会了解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程以及人民领袖的人格魅力。通过对斯诺和弗里曼特尔翻译外与翻译内的译者行为进行分析,笔者总结出以下3个外国译者群体的特点：
其一,外国译者虽然没有一直生活在中国,但他们丰富的人生阅历却可以使不同的文化得以碰撞融合。外国译者出生、成长于不同的社会环境,因而具有不同于中国译者的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其翻译活动自然会受到这些因素的深刻影响（齐静、胡慧,2020：11）,斯诺与弗里曼特尔便是如此。他们因记者身份而得以了解世界各国大事,对事件价值有着高于常人的敏感度。他们在接触到中国的优秀文学作品后,产生了将这些优秀作品译介到本国去的想法。由此可以看出,外国译者因为自身的经历得以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走出了西方的单一文化,与中国文化碰撞融合,最终运用其多年积累的写作经验将中国的优秀文学作品译介到国外,推动了中华文化与世界各国文明的交流与互鉴（吕红周、单红,2020：91）。他们虽然对原文含义理解得可能不够透彻,但因母语是外语,其译文在语言上符合译入语的语言习惯,所以更能引起读者兴趣,有助于促进毛泽东诗词的跨文化传播。
其二,外国译者大多能熟练使用多种语言,且已有多部译著,他们的翻译实践经历为译介毛泽东诗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斯诺早在译介毛泽东诗词之前就出版了多部著作,其文学功底较为深厚。弗里曼特尔精通英语、法语、德语,出版了多部译著,多年的记者与编辑工作练就了其认识事件、了解事实的能力,更塑造了她简洁凝练的写作风格。可见,译介毛泽东诗词的外国译者通常有着丰富的翻译实践经历,并通晓多国语言,在译介毛泽东诗词之前就已出版过多部译著和著作,为其后来的译介活动奠定了基础。
其三,外国译者在译介毛泽东诗词时多采用意译。“大量具有艺术技巧的表达方式在翻译中受到了压制”（王东风,2020：2）,这是由译者与作者间的文化背景、意识形态和诗歌知识背景的差异决定的,但意译的作品在许多情况下也很达意。斯诺虽亲历中国革命,但因其外国记者的身份始终没有直接参与中国革命,只是以旁观者的身份记录下了中国革命的过程。同时,语言系统的差异也加大了国外译者在翻译中国诗词时的难度。因此,斯诺只能以意译的方式将毛泽东诗词的基本意思译出,再传达给国外读者,这也是不易之事。弗里曼特尔则是根据法语译本进行英译,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造成了“文化流失”,于是,她在译文底部添加了注释,作为翻译正文的一个重要补充,体现了她对副文本建设的重视。
总而言之,外国译者在译介毛泽东诗词时,不同的文化背景与语言表达习惯增加了翻译的难度。杨仕章（2019：67）认为,仅仅依赖翻译策略并不能保证源语文化成功进入译语文化。而外国译者多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有一些还有在中国工作学习的经历,弥补了他们认知方面的不足。
二、外国译者与华裔译者合译群体
余光中（2002：66）曾指出：“最理想的译法,应该是中外的学者作家两厢合作,中国人的中文理解力配上英美人英文表达能力,当可无往不利。”中外译者合译可以最大限度地接近原文含义,且在语言表达方面符合译入语国家读者的要求,是一种理想的翻译方式。本节将重点评析迈克尔·布洛克与陈志让、聂华苓与保罗·安格尔、威利斯·巴恩斯通与郭清波的译者行为。
1.翻译外：译者素养及其译外行为
迈克尔·布洛克（1918—2008）早年生活在英国伦敦,曾求学于伦敦霍恩西艺术学院。在1968年移居加拿大之前,他是一名自由作家,创作小说和诗歌,同时也从事法译英和德译英的翻译工作。在此期间,他专注于翻译超现实主义诗歌,后自成一派。1969年,他到美国俄亥俄大学做访问学者,后加入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创意写作系,担任翻译项目负责人,直至1983年荣誉退休。布洛克曾于1994年前往香港中文大学访学,后在该校任教,名盛一时。陈志让（1919—2019）是加拿大华裔汉学家和历史学家,1971年起任加拿大约克大学历史系教授,专门研究中国革命史及中西关系等问题,著作颇丰。在其独立完成的著作《毛泽东与中国革命》（Mao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With Thirty-seven Poems by Mao Tse-tung）中,收录了布洛克与他合撰的《毛诗导论》（“Introduction to Mao's Poems”）一文,对毛泽东及其诗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张智中,2007：76）。
聂华苓（1925— ）为美国著名华裔女汉学家、作家,其主要著作有《翡翠猫》（Jade Cat）（1959）、《梦谷集》（The Valley of Dreams）（1965）、《桑青与桃红》（Mulberry and Peach）（1976）等;译著有亨利·詹姆斯的小说《德莫福夫人》（Madame de Mauves）（1959）、安德烈·纪德的《遣悲怀》（1971）、美国短篇小说集《没有点亮的灯》（1981）等。她因创办“国际写作计划”而被誉为“世界文学组织之母”。1949年她在中国台湾担任编辑职务,1964年赴美定居,1971年与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结婚。1972年,她与丈夫合译的《毛泽东诗词》（Poems of Mao Tse-tung）在美国出版,受到广泛关注。1978年她返回中国大陆,并在南京等地巡讲。2009年,她获颁花踪文学奖和世界华文文学大奖。她一生笔耕不辍,留下多部优秀著作,享誉世界。保罗·安格尔（1908—1991）出生于美国爱荷华州,童年时期生活艰苦。他24岁时在“耶鲁青年诗丛”中出版了自己的诗集,声名鹊起。1941年起他负责主持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时间长达25年,见证了作家工作坊与美国文坛的繁荣。安格尔的代表作有诗集《破损的地球》（Worn Earth）（1932）等。
威利斯·巴恩斯通出生于美国缅因州,自青年时代起就开始创作诗歌,并涉猎文学评论和翻译,一生成果颇丰。他翻译过安东尼奥·马查多、萨福和王维等著名诗人的诗作,也翻译过《圣经》,出版译著共约19部。他的译作极具个人特色,一生中获得许多奖项。郭清波则是一名华裔译者,目前是美国印第安那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1972年,纽约哈珀与罗联合出版公司出版了两人合译的《毛泽东诗词》（The Poems of Mao Tse-tung）,引起较大反响。
2.翻译内：毛泽东诗词英译及其译内行为
下面,笔者将以上述3组译者对《清平乐·六盘山》下阕的译文为例（详见例<2>）,对比分析其在处理词汇、句法和修辞方面的行为。
例（2）
原文：
六盘山上高峰,
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
何时缚住苍龙?
布洛克与陈志让译文：
High on the crest
of Liup'an Mountain
Our banners billow
in the west wind.
Today we hold
the long rope in hands.
When shall we put bonds
upon the grey dragon.
聂华苓与安格尔译文：
On the peak of Liupan Mountain
red flags ripple in the west wind.
Today the long rope is in our hands:
when shall we tie up the Gray Dragon?
巴恩斯通与郭清波译文：
On the summit of Liupan
the west wind lazily ripples our red banner.
Today we have the long rope in our hands.
When will we tie up the gray dragon of the seven stars?
《清平乐·六盘山》创作于1935年10月,毛泽东在红军长征翻越六盘山时写下此诗,用以鼓舞红军战士。此诗的上下两阕既写景也抒情。下阕的前两句用“高峰”“红旗”“西风”等词语突出了翻越山岭时艰苦的自然环境和恶劣的天气状况,为读者展现了一幅山高路远、风卷红旗的壮观景色,同时也象征了红军作战胜利后的雄姿,看似写景,实则寓情;“峰”和“风”同音异形,押“eng”韵,体现了诗歌音韵之美感。后两句则直接表达了诗人的壮志豪情,“长缨”即长征已经接近胜利,“苍龙”指包括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侵略者在内的一切敌人。这两句诗表达了毛泽东对革命必胜的信心。全诗气势磅礴,雄浑豪放,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布洛克与陈志让将原诗的古体诗形式改为自由体诗歌形式。第一句以方位词“high on”开头,强调山之高,接着用介词“of”引出六盘山之名。第二句用“billow”一词形象地表现了在西风中漫卷的猎猎红旗如波涛汹涌的景象,富有动态美感,很好地描绘了一位伟大革命者的豪迈气势和必胜信念。前两句一静一动相互映衬,一幅红军翻越高山峻岭的图景跃然纸上。接着,译者用“rope”准确译出了中国文化负载词“长缨”,表明译者对中国文化非常了解。“hands”与“bonds”中/dz/音相同,产生音韵的美感。最后用“when”引出问句,贴合原文。布洛克与陈志让以短句译原诗,别有风味,不仅译出了诗歌的原意,而且形式也大致相仿,可见他们对原诗理解之深刻。
从整体形式来看,聂华苓与安格尔的译文形式整饬,对仗工整,接近原文的诗行排列,做到了“求真”于原文形式。从含义来看,译者也尽量用简单词汇译出原文,表明译者充分照顾到了读者感受,即“务实”于读者。聂华苓和安格尔认为“译文要尽量通顺且贴近汉语表达意义”（Engle & Engle,1972：21）,他们的译文充分贯彻了这一原则。他们将第二行和第四行开头单词的首字母小写,这一点值得研究,笔者认为是为了承接各自的上半句话。
巴恩斯通与郭清波用介词“on”引出首句,用“summit”代指六盘山的高峰,但“lazily ripples”未能表现出西风之烈,不太符合原诗的表达。后两句译文虽符合原意,但句式过长,削弱了原诗的气势,且大小写无规律。但值得肯定的是,他们用“the gray dragon of the seven stars”指出“苍龙”为何物,可见他们注意到了中国文化中“龙”与“苍龙”的区别,因而在使用“dragon”一词时十分谨慎,这表明他们在跨文化表达中具有超前的比较意识。
3.外国译者与华裔译者合译群体特点分析
外国译者与华裔译者合译的译文通常既兼顾原诗的含义和形式,又兼顾译入语的表达,这样的组合不仅弥补了外国人不能深刻理原文含义的缺憾,也补齐了中国人不能用译入语读者可接受的语言表达方式译出原文的短板。因此,笔者认为,中外译者合译是翻译毛泽东诗词的最佳方式：一方面,他们作为译者同时掌握汉语和英语两种语言;另一方面,他们大多本身即为作家,安格尔与巴恩斯通更是兼具译者与诗人身份,“他们的译作在语言表达上必然具有很强的优势”（李正栓、陶沙,2009：108）。
三、华裔译者群体
华裔译者是兼具汉语与英语双语表达能力的群体,他们自幼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具有较高的汉语水平和文化功底。同时,常年定居国外的经历确保其亦能熟练使用英语。因此,华裔译者的译本在更贴近原文含义和文化的同时,在语言表达方面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迎合英语国家读者的口味。笔者拟通过研究韩素音、王慧明、柳无忌和罗郁正的译者行为,对这些译者及其译作作出评价,并分析华裔译者群体特征。
1.翻译外：译者素养及其译外行为
韩素音（Elisabeth Comber,1917—2012）是英籍华裔女作家,她的作品主要表现了20世纪中国的生活和历史。代表作品有《瑰宝》（A Many-Splendoured Thing）（1952）、《伤残的树》（The Crippled Tree）（1965）、《凋谢的花朵》（A Mortal Flower）（1966）等。在成为职业作家之前,她曾学习医学,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留学期间逐渐对文学产生了兴趣。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她的作品被陆续翻译成中文等17种文字,得到广泛传播。1972年,她出版了《早晨的洪流——毛泽东与中国革命》（The Morning Deluge：Mao Tse-tu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收录了她英译的毛泽东诗词10首。
王慧明（1922—2006）出生于中国安徽芜湖,因英语流利而被美国空军招募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缅印战区的英语口译员。他后来移居美国,在密苏里大学深造,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1951—1961年,他在耶鲁大学教授中国语言文学。为了实现成为艺术家的愿望,他接受了摩西布朗学院艺术系的教职,后成为该系系主任。1976年,马萨诸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英译的《毛泽东诗词十首》（Ten Poems & Lyrics by Mao Tze-tung）,并配有他创作的木刻插图。他善于将中西艺术风格相融合,并在个人艺术及诗歌作品中加以展现,反映了他对艺术及诗歌的热爱。
柳无忌（1907—2002）是美籍华裔诗人和翻译家,系柳亚子之子,曾先后求学于清华大学和耶鲁大学。1932年回国后,他相继任教于国内多所大学,出版过包括《葵晔集：三千年的中国诗歌》（Sunflower Splendor：Three Thousand Years of Chinese Poetry）（该书中选译了8首毛泽东诗词）在内的多部译著。他于1945年移居美国,先后在美国多所大学任教,20世纪60年代初在印第安那大学创办东亚语文系,并任系主任。
罗郁正（1922— ）出生于中国福建,从小学习四书五经,深受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1942年,罗郁正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主要修习英国文学史等课程。1947年,他赴美国留学,先后求学于哈佛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1971年,他的第一部中国古典诗歌研究著作《辛弃疾研究》（Hsin Ch'i-chi）在美国出版。1975年,他和柳无忌编译的中英两个版本的《葵晔集：三千年的中国诗歌》一经出版便在美国引起轰动。
2.翻译内：毛泽东诗词英译及其译内行为
华裔译者由于具有双语表达能力与双重文化背景,因此在翻译毛泽东诗词的过程中,不仅能够准确地表达出诗中的文化内涵,而且译文的语言符合译入语读者的表达习惯。例（3）是韩素音英译的《沁园春·长沙》：
例（3）
原文：
看万山红遍,
层林尽染;
漫江碧透,
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
鱼翔浅底,
万类霜天竞自由。
韩素音译文：
I see the red-stained forests trooping.
On the lucid blue water a hundred barges sail,
Eagles fly above,
Fish glide in the deeps,
Under the unmoving sky,
all living things strive for freedom.
韩素音在译文首句加入主语“I”引出施动者,强调了诗人的主体性。译者虽将原诗前四行译为两行,但不失其逻辑性。众所周知,中国古代诗词历来就在内容与形式方面具有模棱两可之嫌（张苹英、汪昊,2002：9）,译者这样处理也不无道理。只要意义保存完好,形式的微小变化是可以接受的。该译文中动词的使用也很巧妙,如“sail”“fly”“glide”等,这些词看似简单,却十分生动且准确地表现出了事物的动态感。
再以例（4）中《水调歌头·游泳》的英译为例,看王慧明是如何翻译的：
例（4）
原文：
极目楚天舒。
王慧明译文：
The southern sky stretches out as far as eyes can see.
这首诗写于1956年6月,毛泽东在汉口畅游长江之时,描写了诗人在游泳时的所见和所感。长江虽大,但诗人却毫不畏惧。徜徉其中,尽享天地之豪情,充分表现了诗人的豪迈意志与恢弘气度。译者根据原文的形式,用“stretch out”译出“极目”之状,不仅译出了天空之广大,更译出了诗人想要极目远眺这广阔天地的豪情。在这里,译者不但力图“求真”于原文,而且用简单的词句“务实”于读者。可见,“求真”与“务实”是不可分割的连续统,即“在‘求真'中有‘务实'的成分,在‘务实'中也有‘求真'的成分”（周领顺,2019b：118）。此外,用“the southern sky”表示“楚天”,也很达意。
3.华裔译者群体特点分析
英译毛泽东诗词的华裔译者群体往往出生在中国,求学于海外。他们从小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带有深深的中国文化的烙印。即使求学于国外,他们也致力于搭建中外友好交流的“桥梁”,努力为祖国效力。如柳无忌就经常往返于国内外,为中外学生讲解东西方文学与文化,在对外传播中国文化及对内引介西方文化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翻译方面,虽然华裔译者有时无法做到完全贴合原诗,但他们所作的努力还是应该得到称赞,“毕竟两种文化相差甚远,毛泽东诗词中所蕴含的文化预设对于在海外生活多年的学者来说,都存在着理解和表达上的难度”（李正栓、陶沙,2009：109）。在《葵晔集：三千年的中国诗歌》的两位作者中,柳无忌主要研究中国文学,而罗郁正则专精英美文学。两人在翻译毛泽东诗词时各挥所长,因此该书一经出版便引起美国出版界的关注,深受美国读者的喜爱。
总而言之,华裔译者虽为源语国家译者,但其长期在英语国家留学、工作和生活的经历使之养成了英语的思维方式,因此,他们所译的作品能够引起国外读者的关注也是必然的。
结语
毛泽东诗词的英译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毛泽东诗词译作就已成为我国馈赠外国元首的礼物之一,是我国始终坚持毛泽东思想的重要体现。本文聚焦国外出版的毛泽东诗词英译版本,运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分别从“翻译内”与“翻译外”两方面分析各个译者群体的译者行为,力求做到客观公正。国外译者的英译版本虽未能最大程度地接近原诗,但其“体现出来的活跃的学术思维、学术竞争都是值得我们研究借鉴的”（李正栓、陶沙,2009：109）。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