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德国分别是东西方文化的重要代表国家。德国成为越来越多中国学子留学深造的目的国,中国留学生到德国学习和生活,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因文化差异引起的误会、矛盾甚至冲突,继而带来不适甚至困难。本文从文化维度理论视角对他们遭遇的文化冲突进行分析和探讨,试图寻找造成其跨文化不适的主要文化因素并提出应对策略和建议。

20世纪70年代,荷兰管理学学者霍夫斯泰德（Hofstede,2008）通过对IBM员工的调查以及大量的数据分析提出的文化维度理论是迄今最重要的跨文化理论之一,它从权力距离、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男性化与女性化价值取向、不确定性规避、长期与短期导向等五个基本维度归纳了导致文化差异的因素,使得繁杂琐碎的文化差异性研究具有了理论性的框架。

本文从文化维度的视角,通过数据解析中德两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尝试有针对性地对因文化差异引起的不适以及冲突提出建设性的应对策略。

1. 研究方法与对象

本研究采用推断统计学中抽样调查的研究方法,从在德中国留学生整体中随机抽取77名学生作为样本进行问卷调查。问卷的发放和收集采用在线调查的形式,运用了在线问卷调查平台“问卷星”,问卷级别设置为“不公开”,以确保答卷人员来源的可靠性。采用电脑网页链接和手机微信等多渠道推送和回收答卷,在对全部答卷进行初步整理筛选的基础上,将数据导入SPSS 23.0软件进行系统的统计和分析。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已在德国学习、生活半年以上的77名中国留学生,学历覆盖从高中生到博士研究生,专业背景涉及语言类、人文类、理工科以及艺术类等。

2. 问卷设计

本研究问卷主要依据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问题设定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被调查者的背景信息,包括性别、年龄、攻读学位、在德生活年限、所修专业、赴德前的德语水平、目前的德语水平、赴德前对德了解程度等,方便后期进行分析筛选;第二部分主要调查留学生产生跨文化不适的文化归因,从生活、学业和人际交往三方面进行问题预设,采用矩阵单选题的形式对每个方面中主要的中德差异维度进行问题设定,考察留学生的认同程度,以测量他们在留德期间产生跨文化不适的主要文化诱因。

1. 问卷回收情况与数据初步统计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77份,回收有效问卷76份,回收率为98.7%。有效调查问卷对应的调查对象76人,其中男生24人,女生52人,男女比例为1:2.17。受访者年龄以23~25岁者（35人）居多,占总人数的46.05%;以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39人）居多,占总人数的51.32%。

2. 文化维度视角下留学生跨文化适应性主要成因分析

调查共设6个选项,从生活、学业及人际交往着手,考察受访留学生存在的主要困难及程度。调查每项分值为1~6分,分数越高表示困难程度越高;反之则越低。利用SPSS 23.0的Frequencies功能,将问卷调查结果分别展示如表1~3。

统计结果显示,受访留学生在生活、学业和人际交往方面或多或少存在困难。相对而言,生活方面的困难程度较低,仅有“饮食”“看病”和“休闲娱乐”被列为平均存在“中等”及以上程度的困难;而学业和人际交往方面的困难程度则相对较重,几乎每个选项提到的内容均存在“中等”及以上程度的困难。其中,学业方面的困难表现最为明显的是“总体学业压力”“期末的论文与考试”;人际交往方面,最明显的困难有“与德国人成为朋友”“参加德国人的聚会或活动”。

（1）生活方面的主要文化差异因素

生活部分共设置了15个问题,具体观察受访留学生衣、食、住、行等方面的跨文化适应情况。共设置5个选项,每项分值为1~5分,分别对应“非常认同”“部分认同”“一般”“不太认同”及“不认同”。统计结果如表4所示。

数据显示,受访留学生对表4中11、12、13三项普遍认同度较高,答案均值分别为1.91、1.82和1.93,且方差很小,均在1.0~1.4之间,离散程度也很低,说明绝大多数学生对这三个预设问题均表示认同。

这反映了中德两国间比较明显的社会差异：德国的购物场所通常晚上8点前打烊,周末和节假日几乎都闭门歇业。此外,德国的娱乐场所种类相对较少,多数德国人选择与亲朋好友休闲、运动或聚会。而中国大型购物场所几乎全年无休,节假日更是通宵达旦地营业。各类娱乐休闲场所几乎全年不间断营业。对于习惯了国内生活的中国学生来说,不习惯德国的购物和娱乐方式也就不足为奇了。作为发达国家,德国社会物质财富积累丰厚,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完善,中产阶级为社会的主流阶层,人们更关注个人生活品质以及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不再以牺牲个人生活换取物质财富。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飞速发展,人们注重物质财富积累,竞争意识很强。尤其是经济发达省份和地区,高强度、超负荷工作已成为许多从业者的生活常态,会以牺牲休闲时间、降低生活质量来换取财富积累和事业成功。用文化维度理论衡量,德国文化偏向于女性化价值取向,更注重个人生活品质,中国文化则偏重于男性化价值取向,更注重竞争和事业成功。初到德国的中国学生,对服务场所工作时间之短不习惯或不理解,直接影响了他们对国外生活的满意度,生活方面的文化差异对留学生跨文化适应性造成的影响不容小觑。

此外,对“德国列车经常晚点让我抓狂”和“在德国预约就医不方便”两项的认同度也普遍较高,均值分别为2.26和2.17,接近于“部分认同”,超过半数的留学生对这两项的问题预设表示认同。

中国地域辽阔、城市众多,客流相对集中,铁路运输系统由铁路部门统一规划调度。大城市间一般均有直达列车,晚点概率较小,即使偶有晚点,也不会对后面的列车造成太大影响。公交车则没有严格的时间表,公交公司会视客流、路况等情况灵活地决定发车及行驶的时间。而德国的火车、公交车均有严格的运行时刻表,车辆到站、离站时间几乎与时刻表分秒不差。乘坐火车出行,一般无需经过安检、验票等手续,随到随上。由于发车时间的高度计划性,站台车次之间间隔极小,若前一趟列车晚点,就会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影响后续换乘,耽误行程。恶劣天气造成德国铁路系统大规模晚点和拥堵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多数留学生都经历过这种由于“牵一发而动全身”造成的晚点,很容易留下出行不便的印象。

德国列车时刻在设定时就默认每趟车必须严格按照时间表分秒不差地出发、到达,体现的是德国人思维中对于时间的线性规划,做事都有严格的计划性,一段时间内完成一件事,然后再继续下一件,除非遭遇不可抗因素,一切都必须严格按照时间表行事。而中国人则具有非线性的时间观念,表现为对于时间安排通常机动灵活。在制订列车时刻表时已将地域广、车程长等情况考虑进去,时间虽固定,但留足机动时间以规避拥堵或意外,即便出现短时晚点,通常也能在下一行程中赶回来。中国的公交车站没有像德国那样张贴行车时刻表,因天气、路况等因素造成的晚点能够被乘客接受和理解。中德文化在时间观念方面的差异还表现在就医等方面。在德国必须先预约再就医,而在中国虽有预约制度,却不及德国普遍,即使没有预约也可以随时去医院挂号就医。德国人的线性时间观使他们对时间高度计划,时间表安排紧凑。除了就医,大学生与教授面谈、打车、维修等均需提前预约。而中国人对于时间的安排没有那么紧凑和严格,可以同时做几件事。这种因时间观念的差异导致许多中国学生产生不适感,进而造成压力和紧迫感。

（2）学业方面的主要文化差异因素

学业方面共设置10个问题,5个选项,每项分值为1~5分,分别对应“非常认同”“部分认同”“一般”“不太认同”以及“不认同”。通过SPSS 23.0的Frequencies功能运行的数据处理结果如表5所示。

表5数据显示,受访留学生普遍对“在德国学习需要付出更多努力,不可能蒙混过关”这一预设问题表示认同,均值达到1.76,标准差和方差均≤1,离散程度极小。将近95%的受访留学生对该表述不存在异议,选择“非常赞同”的人数高达52.63%,远超其他选项。与此同时,受访留学生对问题（5）“德国教授要求很高,不会额外观照外国学生”的认同程度也很高,仅次于问题（9）,均值达到2.18,即85.53%的受访留学生对此表示了认同。

这两个问题均说明,在德中国留学生学习压力较大。德国大学教授以治学严谨和学术要求高著称。学校相关的课程规定或教授的要求一旦确立,就具有普遍适用性,必须遵守,任何人不得凌驾于制度之上,不可能投机取巧、蒙混过关 。德国大学对本国和外国学生一视同仁,宽进严出,想要顺利通过课程、完成学业,除了努力,别无捷径。这也反映出德国文化中普遍主义以及个人主义的特点,即“对所有事情都采取客观的态度,世界上只存在一个真理,只存在一种正确解决问题的方法”（陈晓萍,2009：61）。在中国,高考犹如一道分水岭,高考前学生通常非常努力,而一旦通过高考进入大学,许多学生产生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懈怠思想,认为学历学位有了保障,厌学、逃课、临时抱佛脚、抄袭等现象屡禁不止,学校虽然对学生成绩和毕业有硬性规定,但是对相关淘汰或监管规制执行不严的情况时有发生,存在个别严进宽出现象。

此外,受访留学生对问题（2）“上课时我不爱主动发言”以及问题（3）“讨论时我常感觉跟不上”认同度也较高,均值分别为2.53和2.50,均有超过80%留学生对此表示不同程度的认同。

中国留学生在德国大学课堂上表现得内向、保守、吃力,这既有语言因素的制约,也与中德两国不同的课堂组织形式密切相关。德国课堂通常是“探索式”的,即学生是主角,教师是一个“引导者”的角色。（史笑艳,2015：112~113）学期伊始,德国教师通常会布置课程阅读材料供学生预习,课堂上教师默认学生均已阅读并有了初步认识,会抛砖引玉提出问题引发学生思考,并鼓励学生分析和探索,师生各抒己见,但一般并没有最后结论;课后教师会让学生就课堂讨论话题继续探索之后形成论文,作为该课程的研究成果。除非学生提出疑问,教师一般不会再对阅读材料进行讲授。学生如果没有对阅读材料做课前预习,课上就会不知所云、无话可说,课后则感觉一无所获。德国学生一般会非常认真地对待课前预习,课堂参与度较高。中国课堂通常是“传授式”的,教师是“传授者”,是主角;学生习惯于在教师的讲解和带领下开展课堂学习,对课前预习较为随意。课堂以教师讲授为主,虽有师生互动,但通常学生会期待教师揭示“正确答案”。相比于德国学生,中国学生对教师和教材的依赖性较大,而自主学习、独立思考和研究能力相对较弱。

究其根本,这种差异反映的是两国文化中不同的“权力距离”。中国属于权力距离大的文化,“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等观念深植于中国人的思维中,师生关系等级分明。教师不仅要传授学生知识和智慧,还要教会学生人生道理,学生则对教师充满尊敬甚至敬畏,服从和听取教师的意见,因此中国学生更擅长“听讲”,而不太擅长在课堂上表现自我。德国属于权力距离较小的文化,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关系不很明显,师生关系更趋向于平等。教师会期待学生在课堂上主动表现,学生不会过分依赖教师,一般与教师平等相待。19世纪德国哲学家威廉•冯•洪堡提出的对人格、独立思考与判断进行塑造的教育理念影响深远。他认为,教育的基本理念应包括“自由”和“孤独”两方面。国家不应过多地干预学校教育,而应让教师和学生享有充分的自我管理、独立学习和研究的自由;与此同时,这种“自由”则必须以“孤独”为代价,因为独立学习或研究的过程也是一个孤独的过程,学生不得不在这种孤独中完成自我成长和对自我的塑造,在此过程中,学生既是一个学生,同时也是自己的老师。（Jin,1994：115~118）德国的教育传统使得德国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更多地以自我为中心,独立探索精神较强,课堂上表现得更加主动。

正是两国在教育理念、形式及管理的差异,使得从小习惯了中国式教育和教学管理的中国学生,在德国大学里容易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

（3）人际交往方面的主要文化差异因素

人际交往方面共设置11个预设问题,5个选项,分值为1~5分,分别对应“非常认同”“部分认同”“一般”“不太认同”及“不认同”。数据处理结果如表6所示。

表6数据显示,受访留学生对人际交往方面的预设表述认同度相对偏高,这说明相对于生活和学业上的不适,他们在人际交往方面的跨文化不适更为集中。其中,在“与中国同学在一起我更有亲切感和归属感”“朋友的陪伴和慰藉对我国外生活至关重要”和“我更愿意跟中国同学倾吐心事”等方面,认同度均值分别达到了2.16、1.71和2.11。而对“我感觉很难真正融入德国人的圈子”“我与德国同学一般只谈论学习、生活等常规话题”和“我感觉很难和德国人成为真正的朋友”等表述的认同度均值也分别达到了1.99、2.21和2.30。这些数据充分表明,中国留学生与当地人的交往不是很顺利,在异国更多是通过与中国朋友和同学的交往来缓解跨文化带来的压力与不适。

由数据计算可知,88.16%受访留学生与中国同学更易有亲切感和归属感;84.21%受访留学生与中国同学有深层次交往,能相互倾诉心事,而与德国同学的交往程度则更趋向于浅层、表面;81.58%的受访留学生认为自己与德国同学一般仅就日常生活、学习等进行一些常规话题的交流,而不会过多涉及更深入的话题;高达88.16%和77.63%的受访留学生认为很难融入德国人的圈子以及和德国人成为真正的朋友。由此可见,高达八成的留德学生在深层次的交往上依然局限于中国人,与当地人则仅止于浅层交往。

将受访留学生对“我感觉很难真正融入德国人的圈子”的回答情况与受访者语言水平进行交叉分析发现,语言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留学生融入德国人圈子,但并非绝对的线性关系。德语水平为A1—A2基础阶段的受访留学生在德国人圈子的融入度高于德语水平为B1—B2中级阶段的受访者,但就整体来看,均处于比较认同“我感觉很难真正融入德国人的圈子”的范围。德语水平为C1级别的受访留学生中共有6名表示“不太认同”或“不认同”,可见只有德语水平达到高级阶段之后,融入德国人圈子的可能性才随之增高。整体而言,受访留学生无论德语水平处于何种级别,他们融入德国人圈子的程度均偏低。

中国留学生与德国人交往度偏低却与中国同学联系紧密,这与中德在人际关系方面的文化差异密切相关。根据霍夫斯泰德的研究,中国在个人主义方面得分很低,属于集体主义社会。（Hofstede,2008：215）在集体主义社会中,“个人通过与他人的关系来定义自己的身份,从而使个人得到一种归属感”（晏雄,2011：59）。中国集体主义的文化背景造就了中国人思维当中对“集体”和“关系”的强烈需求,即使人在异国,中国人潜意识中依然存在寻求“集体”并得到集体接纳和认同的思维惯性。追求集体认同、集体中个人身份的归属以及个人与他人的关系,都是集体主义文化的典型表现。与中国不同,德国属于较为典型的个人主义文化。根据霍夫斯泰德对IBM公司不同国籍员工的调查,德国籍员工的个人主义得分为67,在被调查的53个国家中排名第15,而来自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这两个地区的员工个人主义得分为25和17,分别排名第37和44。（Hofstede,2008：215）在个人主义维度上,德国籍员工差不多是中国籍员工的3倍。在个人主义文化中,人们更关心和注重“自我”,“而在精神上与集体保持着距离”（晏雄,2011：59）。西方人对于“自我”这个概念的理解和重视是身处集体主义环境的东方人所无法理解的“一种有别于社会和文化的全然独立的存在”（Hofstede,2008：210）。相对来说,中国留学生感觉德国学生更独立一些,每人都有各自的计划和生活节奏,通常不受他人或事物的影响。德国人一般不会刻意寻求与他人建立联系或关系,与他人来往取决于事务需要及个人安排,很多中国留学生显然对这种人际交往模式不太适应。

研究显示,中国留学生在德国求学期间,在生活、学业和人际交往方面均遭遇了不同程度的不适和困难。其中,整体学业压力、与德国人交往不适感较为严重,而生活方面的不适则相对较轻。

相较于前往其他欧美国家和地区留学的中国学生而言,留德中国学生在学业方面的压力与困难普遍更为明显。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德国学术界和大学严谨认真的传统。在德国留学不但学制更长,而且对学生的学术水平和论文质量要求也更高,这些都给留德中国学生造成了不小的压力和挑战。德国人严肃、拘谨、内敛的性格特质在一定程度上给留德中国学生带来了人际交往方面的困难和阻力。针对研究中发现的留德中国学生求学期间遭遇的生活、学业和人际交往方面的不适甚至困难,笔者特提出如下建议：

1. 生活方面

研究发现,受访留学生生活问题主要集中在“饮食”“看病”和“休闲娱乐”等方面,建议学生在留学之前务必有意识培养和提高生活自理能力,适当接受德国国情方面的相应培训,做好相应的心理建设和物质准备。

2. 学业方面

留德中国学生学业困难主要表现为不适应德国大学严格的考试管理制度和课堂组织形式。中国留学生应培养吃苦耐劳精神和抗压抗挫能力,切实提高德语水平,力争把语言阻力降至最小,以获得更高的学业效率;了解和体悟有别于中国的德国课堂组织形式,努力克服羞怯和不自信,更为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适当有意识地多结交当地人和德国同学,提高语言表达能力。

3. 人际交往方面

留德中国学生人际交往主要局限于中国人的小圈子,与德国人只能进行浅层次交往,很难真正融入德国人的圈子。要想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首先,留学生在留学初期就要调适心态,既要充分认识中德两国文化间的差异性,也要认识到不同文化人际交往的复杂性,不必对人际交往期待过高,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需要较长时间、更多的耐心和付出。其次,留学生应努力提高德语能力,学习掌握人际交往技巧,培养多元化的兴趣爱好,以更高的情商、更积极的态度、更平和的心态与德国人交往。最后,应了解和学习德国国情以及历史文化等知识,熟悉社会交往习俗和禁忌,尊重对方文化中的礼仪和风俗,通过丰富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知识增进文化自信,以亲切友好、不卑不亢的态度开展跨文化人际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