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喻是人类普遍的认知过程，目前虽已有不少转喻研究，但系统开展的转喻研究并不多见。Antonio Barcelona领导的研究团队通过整理和分析英语、西班牙语等语言中的转喻实例，开创了一项意义重大的系统工程——建立一个对转喻进行详细注解的转喻数据库。Olga Blanco-Carrión、Antonio Barcelona和Rossella Pannain共同主编的《概念转喻：方法、理论和描写问题》（Conceptual Metonymy：Methodological,Theoretical,and Descriptive Issues,2018）一书围绕转喻数据库的设计和建设展开研究。本文将介绍该书的主要内容并进行评述。

该书的“引言”部分首先指出转喻研究的目标是建立系统的转喻分类，提出对转喻进行细致、统一描写的详细标准和参数，并建议开展跨语言的转喻研究；然后简要介绍了各章的主要内容；最后对各章的贡献及转喻研究中的争议进行了评论。除“引言”外，全书共11个章节，分为转喻数据库的设计和实施问题、转喻的一些基本属性特征研究以及语言中转喻的普遍性3个部分。

该部分介绍了带有详细注解的转喻数据库的建设情况，提出了一套针对转喻实例进行分析的参数和标准。这些参数和标准既是转喻实例分析的模板，又是高度结构化的转喻数据库录入模型（entry model）的基础，其中完整的录入模型包括14个字段（field）^①(① 书中完整的数据库包括14个字段，但仅详细介绍了前11个字段。字段12是与字段1、6、7、8、9、11相关的情景化的真实语料，该字段适用于语料库分析阶段；字段13用于列举与该条转喻相关的参考文献；字段14为录入条目第一次完成的日期以及修订者和修订日期。)。

第一章“转喻数据库的总体描写及层级、原型性和分类范畴”主要讨论了转喻层级（字段2、10）、原型性（字段3）和分类范畴（字段4）。该书建构的转喻数据库仅考虑了“种属分类层级”（taxonomic hierarchies）；同时，作者强调转喻层级的划分不能将“种属分类层级”和“整体—部分关系层级”（meronymic hierarchies）混用，层级划分细致，才会有助于发现相似转喻间的细微差别。作者将转喻的原型程度划分为纯图式的（purely schematic）、典型的（typical）和原型的（prototypical）。该数据库还提供了源域和目标域的详细分类，并设想在收录多种语言的转喻实例后，开展跨语言和跨文化的系统比较。

第二章“转喻表征涉及的规约性和语言域”讨论了规约性（字段5）和转喻运作的语言域/层面（字段7）。转喻的规约性即在某一语言社团中特定转喻的规约化程度，其判定依据为转喻的社会约束程度（具体指标为转喻在语言中实例化的数量）和理解转喻是否需要认知努力。作者区分了“唯概念规约性”（conceptual conventionality only）的转喻和“概念—语言规约性”（both conceptual and linguistic conventionality）的转喻，前者指仅仅引导推理或仅仅具有推理/语用目的的转喻，后者指对规约的语言形式及意义的激发起重要作用的转喻。“转喻运作的语言域/层面”（字段7）包含6个子字段：转喻实例的语法级（语素、词、短语、小句、句子等）、转喻激发的构式意义的类型、转喻激发的构式形式的类型、转喻激发的语法变化过程的类型（包括语法化、词缀派生、转类等）、转喻的功能以及通过转喻实现的压缩类型。

第三章“转喻触发因素、转喻链、隐转喻互动模式和多种转喻互动模式”将转喻触发因素（metonymic triggers）（字段8）分为两类：一类是上下文因素（co-textual），另一类是语境因素（contextual），后者包括语法知识、框架/ICM、认知—文化语境、情景语境、交际语境、交际目的以及说话者/作者的修辞目标、类型等。这两类因素通常共同触发转喻。作者还展示了对转喻链（字段9）的现象学（phenomenology）分析，即通过分析一个结构形式或意义的历时或共时激发名词性短语的指称值（referential value）和转喻引导的推理链，推导出该结构或意义内含的转喻链。最后，作者对转喻和隐喻的互动模式、多种转喻的互动模式（字段11）进行了说明，指出这两种模式既可以包含在隐喻和转喻的概念激发中，又可以部分激发规约的形式或意义，同时还可能会影响对会话的理解。

第四章“转喻中的差异性对比效应”考察了以往转喻研究忽视的分析维度——差异性对比（contrast），列举了5种差异性对比类型，并阐述了转喻中负面评价产生的原因。对比类型一为源域实体与目标域实体的差异程度对比，如：“Steam irons never have any trouble finding roommates.”（电熨斗总能轻松地找到室友），源域实体（物）与目标域实体（人）之间的差异度较高；“England lost the football match.”（英格兰输了足球比赛），源域实体（国家）主要由人组成，与目标域实体（人）的差异度较低。在转喻中，在突出强调目标实体某个方面的同时通常会忽略另一些方面，后者为“去强调化”，其类型之一是“去人格化”（de-personalization），即转喻目标虽然为“人”，但在转喻中忽视了人的一般人格品质或独特个人品质，如“电熨斗”指代“有电熨斗的人”，忽视了目标实体的人格特征，这隐含着对目标实体贬低的态度。说话者对源域实体的择取暗示了说话者对目标实体的态度，其与语境中说话者反映出的态度之间的差异为对比类型二。“去人格化”是引发负面评价的促动因素，而非决定因素，使“去人格化”的转喻产生负面评价或反讽的原因是同时还存在“去角色化”（de-roling）（即对源域实体的选择忽视了与目标实体的职能或角色相关的特征），如“Ms. Crooked nose”（鹰钩鼻女士），源域实体（某种形状的鼻子）和目标域实体（老师）的职能之间没有关联。与目标域实体的职能无关的源域实体特征和其他与目标域实体职能相关特征之间的差异为对比类型三。对比类型四为目标域的实际情况和通常所预期的情况之间的差异对比，如“She’s not just a pretty face.”（她不只是有张漂亮脸蛋），意指她很聪明，这与惯常认为的“漂亮女人不聪明”的预期相反。对比类型五为源域的关注点和目标域的关注点之间的差异对比，如“What are the French army doing in Mali?”（法国军队在马里做了什么?），源域中立地询问动作行为的内容，目标域则批判性地询问动作行为的原因。对比类型四和对比类型五可以形成反讽。

第五章“转喻是一种怎样的推理模式”用“基本转喻关系”模型来说明转喻的性质，认为转喻是“同一框架内，能形成联想网络的意义之间的一种索引关系，其中源意义借助情景、语境以及框架内的其他概念要素的触发通达目标意义或/且产生一定的语用效应”。作者质疑了转喻是“两个概念实体之间以邻近性（contiguity）为基础的关联”这一传统认识，提出转喻是同一概念框架内两个概念实体之间“偶然的”（contingent），即“可取消的”（defeasible）关系，而非蕴含性的（entailment）关系，并指出语境因素可能会阻断转喻关系的可取消性。如“He is admonishing the violins to hold back.”（他提醒小提琴控制节奏），作者认为“小提琴”与“小提琴手”之间无必然联系，转喻关系是由上下文语境引起的（即谓语“hold back”的主语须为人）。作者认为，有学者指出的违背偶然性准则的反例，如“阿司匹林指代任何止痛药”（下位词指代上位词），实际上是基于经验、借助变化中的百科知识建立的联系，而非存在必然的语义蕴含关系。最后作者讨论了转喻的推理模式：在演绎、归纳、溯因、缺省这4种推理模式中，只有后3种是转喻的推理模式，因为演绎推理的推论前提与结论之间的联系是必然的，不符合偶然性准则。

第六章“关于概念转喻的反思”对以往关于“源域与目标域、关联、转喻关系”的讨论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了两个值得关注的转喻属性（转喻转换、源域与目标域的概念整合）。具体来看，在源域与目标域方面，作者提出需将作为概念单位的“源域”和“目标域”与作为语言单位的“喻体”（vehicle）进行区分，并阐述了喻体、源域和目标域的互相作用，如“Molly married money.”（茉莉嫁给了钱），喻体（钱）唤起源域（金钱ICM），在上下文语境中的动词“married”（嫁）唤起的“婚姻ICM”的触发下，可推断出复合目标域（complex target），即由源域、推断关系和被推断出的目标域组成的复合体（有钱的新郎）。在关联方面，作者探讨了关联的神经基础及其对转喻关联、推理和关联强度的影响。在转喻关系方面，语义学路径（semasiological approach）的相关研究认为转喻基于“邻近关系”，定名学路径（onomasiological approach）的相关研究认为转喻基于“索引关系”。作者指出，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价值，但“邻近性”和“索引性”（indexicality）都不是转喻关系建立的唯一决定因素。转喻转换（metonymic shift）指以通达复合目标域作为心理变化结果的心理变化过程，涉及将焦点从源域转变为复合目标域；转喻转换的实现多取决于语言外部因素，如情景语境、文化规约以及百科知识等。在概念整合方面，作者认为源域与目标域的概念整合以及由此浮现出的意义是任何转喻都必不可少的部分，如“Molly married money.”中目标域（“新郎”域）和源域（“金钱”域）从其输入空间投射，接着被压缩进合成空间，同时浮现出“大量的（钱）”和“为钱而结婚”这一评价义。

第七章“转喻在新句法构式产生中的激发作用”以英语中单小句if-only P构式为例，展示了语法构式中的一部分如何被用来通达整个构式，进而导致新的语法构式出现。这证明了在概念、词汇和形态层面广泛使用的“部分指代整体”的转喻在句法层面同样可以创造新构式。作者通过详细分析if-only P构式，证明了if-only P构式可以形成一个在时间参数、认知立场和示意语力（illocutionary force）上存在区别的构式网络，而不是Dancygier & Sweetser（2005）认为的单一构式。该研究表明：形式转喻不仅可以激发构式形式的产生，还可以解释构式的论元结构、语义和语用性质；形式转喻激发构式的产生，符合Grice数量准则中的简洁准则；在语法发展过程中，转喻是比隐喻更基本的认知过程。

第八章提出了“情感概念化的浮现建构主义模型”（emergent constructionist model）。该研究的术语“constructive”（建构的）意味着每一层级上的意义都是从概念组成成分建构而来的，“emergent”（浮现的）暗含结构中意义的复合结构不能被还原为它的组成成分。浮现系统是一个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系统，每一个新层级都建立在低一级的属性之上，但又包含了一套新的语义和句法成分，这些成分形成了这个结构新的浮现属性。其中，知觉—动作结构是最基本的过程，与情感生物反应的认知有关。概念化的浮现建构主义模型展示出转喻的侧面描写（即通过具身相关特征来相对主观性地模拟情感状态）是最基本的、最具区别性的，也是一个具体情感范畴概念化、最具信息丰富性的机制，因为它传达出的是情感状态的区别性知识；同时，建立在转喻概念化上的额外机制使用了其他一般认知能力来调节情感概念的凸显侧面。因此，如果没有这种转喻侧面描写，在认知上就不可能将情感的恰当属性概念化，更不必说特别的情感词汇概念。

第九章“意大利语中的言语行为转喻”先分析了现代意大利语中由表示说话器官的“lingua”（舌头）或“bocca”（嘴）构成的4个复合词（包括其异体），即“malalingua”（lit.坏/恶+舌）、“lingua lunga”（lit.舌+长）、“boccaccia”（lit.嘴+后缀）和“linguaccia”（lit.舌+后缀）在语料库中的语义和形态（数）。这4个复合词同时表示“言语行为域”（LA）中的“言语者”（SPK）和“言语行为/倾向”（LBD）。接着，作者又分析了SPK和LBD语义表征的建构（construction）涉及的概念化过程，并指出 “lingua lunga”“boccaccia”“linguaccia”都有“言语过多”这一负面评价义，其负面评价义是编码在构词成分中的标量义（大小和数量）通过一系列转喻转换链（长→大→多）产生的。

第十章“转喻在语义离心性中的作用”分析了英语中300多个以身体部位名词充当中心成分的语义离心复合词，即语义上满足XY是一种Z的复合词，如“smartphone face（XY）”不是一种手机或脸（X/Y），而是一种病（Z）。该书将所考察的复合词分为3类：属性复合词（possessive compound），如“googlehead”指用Google搜索信息成瘾的人；疾病描述（ailment descriptors）复合词，如“smartphone face”指因玩手机而导致的一种面部疾病；其他无生命复合词（other inanimate formations），如“piggyback”指用肩或背扛东西的动作。作者发现，离心复合词在转喻的激发下有一定的能产性，这类词的产生途径有基于新产生的词法模式构造新词和已有词被重新解释赋予新意义两种。

第十一章“西班牙手势语中的转喻与概念操作驱动”遵循Barcelona（2011）对转喻的认识，对手势语中概念化的方式和使用方法进行转喻解释。作者深入调查了3种西班牙手势语，考察了象似性和转喻的互动作用，发现转喻在词汇层、短语层和短语建构形式上都具有激发作用。

一套描写标准和参数对建立转喻数据库至关重要。标准和参数的设置要建立在坚实的理论之上，这些标准和参数反过来也会影响理论的建构。此外，个案分析在理论发现之外也会为转喻研究贡献一套新数据。该书将转喻的描写方法研究、理论建构、个案分析三者密切结合、彼此为用，为转喻研究作出了一些实质性推进。

该书建构了对转喻进行系统研究的方法，建立了系统研究转喻的实用工具，有力地推动了转喻理论体系的形成和跨语言转喻研究的实现。

转喻和隐喻是人类的普遍认知机制，是开展认知研究的重要内容。Yu（1998：7）指出，隐喻研究因其研究方法上的缺陷和局限而受到批评，如以内省法为主，脱离语境，缺乏跨文化和跨语言方面的视角等。实际上，上述问题并不是隐喻研究独有的。因主要采用传统内省法自上而下的研究方式，转喻研究甚至整个认知研究都存在语料单一、缺乏真实语境等问题。近年来，认知研究方法从传统的以内省为主逐渐过渡到以语料库等实证研究方法为主。该书在研究方法上则更进一步，即通过建立专门的转喻数据库来研究转喻。以往研究者需要在语料库中甄别大量的语料来获取所需的转喻实例，极为不便；而转喻数据库集中收录了大量的转喻实例，同时对这些实例进行详细的描写和分类，为研究者进行系统、量化的转喻研究提供了便利和条件。

转喻数据库的建设是该书在转喻研究方法上的重要创新，将成为转喻研究的实用工具。一方面，该转喻数据库可以为转喻理论研究提供各种重要数据，推动转喻理论体系的建构和完善。第二章统计了随机选取的30个样本中由转喻激发或引导的各种意义类型所占的比重，结果显示：50%的转喻能够激发构式意义；38%的转喻既能激发构式意义，又能引导话语或语篇意义；12%的转喻仅可以引导话语或语篇意义。随着录入到数据库中数字化版本的转喻实例的不断增多，转喻研究所需的数据将可以通过检索自动得出，有助于研究者揭示重要规律。另一方面，该转喻数据库为跨语言的转喻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模板，可服务于类型学视角的转喻研究。转喻数据库的建设者希望该数据库能够帮助研究者分析不同语言、不同层级的转喻，并对其进行多维度比较。转喻数据库的研发者已经对来自英语、西班牙语（包括这两种语言的手势语）中的300多个转喻进行了分析。遗憾的是，这套描写标准和参数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语料规模较小，语言和语言类型较少，所以这套标准和参数能否充分有效地分析各种语言中的转喻还有待进一步考量和验证；转喻的分级数量如何确定，尚未具体阐明；划分的4个主要层级（类层级、高层级、基本层级、低层级）标准也未详细说明；将一个转喻归入主要层级的标准也不明确，目前采用的标准是以能否再划分出下位层级来判别，即只有当研究者发现语料中有下位层级的表达时才能将处于上位层级的转喻表达归于一个主要层级。总之，目前书中描述的这一标准还不完备，可能会随着语料规模的扩大而发生变化。

该书基于系统、多角度的转喻现象描写，拓宽了转喻的研究范围和视角，为转喻理论研究提出了许多新论题。

转喻作为重要的认知机制已被广泛用于语言现象的解释。以往不少研究特别是语法转喻的研究发现，很多语言现象是受转喻的激发而产生的。该书第三部分的个案研究再次证明了转喻在语法构式创造和语义扩展中起着重要的激发作用。譬如，第七章Bierwiaczonek的相关研究表明，转喻的确是比隐喻更为基本的认知过程，因为转喻能够创造新的语法构式，而隐喻只是将已有的语法构式扩展到其他域；第九章Pannain和第十章Portero-Muñoz的研究分别展示了转喻在词汇构式产生和语义扩展中的重要作用。目前，转喻的重要性已被充分证明，但是对转喻本身的研究和认识却不够充分，如对转喻产生的机制或条件还未开展系统研究，对转喻定义和属性的探讨还存在颇多争议，对转喻的分类还不够系统与全面。以往的转喻研究多侧重于对现象的描写，且描写角度单一，缺乏系统性；对转喻理论建构的一些基本问题研究较少，缺乏进一步讨论。为此，建议今后对转喻的研究在系统且全面的现象描写和理论建构的双向互动中进行，这样才能更加系统、全面地认识转喻，建立转喻理论体系。较之以往研究，该书拓展了转喻研究的范围，将语言各个层级结构（句子、小句、短语、词和语素）以及手势语中的转喻实例纳入考察范围，对转喻现象的研究更加全面。该书拓宽了转喻研究的视角，摆脱了传统上对转喻描写的思维定式（即“将转喻的描写局限于以‘源域指代目标域’公式确定转喻的概念类型”），并提出了多个转喻考察和描写的新视角，如“转喻的触发因素”“转喻中的差异性对比”“转喻的评价效应”“复合目标域”“转喻转换”“源域与目标域的概念整合”等。这些新视角将成为未来转喻研究的重要论题。

通过考察转喻现象，该书对转喻理论的发展还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具体推进：①更加准确地认识了转喻的主要功能。以往研究主要关注词汇层面的指称转喻，使学者们一度认为转喻的主要功能是指称，如在早期的转喻定义中，“转喻主要具有指称功能”（Lakoff & Turner,1989：103）。通过对语言各个层级结构中的转喻实例进行考察，Panther、Thornburg和Barcelona等在该书中都认为转喻与推理之间存在内在联系。Blanco-Carrión强调转喻的激发功能和指称功能通常是其最主要的功能——推理功能的结果，且与其他两个功能相比，指称功能的频率实际上是最低的。②对转喻的分类更加系统与全面。如Barcelona在“层级”（字段2、字段10）的讨论中把“转喻层级”看作是分类性的（taxonomic）而不是整体—部分性的（meronymic），这是以往转喻研究没有提到的。Blanco-Carrión在“规约性”（字段5）的讨论中区分了两类转喻，一类转喻仅仅引导推理或仅仅具有纯粹推理/语用目的，另一类转喻对规约的语言形式及意义的激发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分类也是新提出的。以往研究对后者的关注较多，对前者的关注较少。③对转喻属性研究中的分歧作出了一些批判性的思考和认识。在以往研究中将“邻近性”看作转喻的本质属性，这种观点影响广泛，代表性研究为Peirsman & Geeraerts提出的“空间邻近性模型”（Spatial Contiguity Model）。而该书中Panther & Thornburg认为缺乏表明“空间邻近性模型”的分析结论符合母语者直觉或经验的证据，并提出“基本转喻关系”模型，将“索引性”看作转喻的本质属性。然而，Radden认为，“邻近性”和“索引性”都不是转喻关系建立的唯一决定因素；源域和目标域的“不对称性”可用来说明有邻近关系的两个概念实体为何不一定必然有转喻关系；转喻转换的实现与否是区分转喻与单纯索引关系的关键。遗憾的是，该书未能对“不对称性”和“转喻转换”这两个转喻关系产生的重要因素进行系统研究。关于转喻的基本属性特征，尽管该书论及的一些争议仍然没有定论，但对未来研究提供了重要启发。

综上，该书最重要的贡献在于提出了系统性的转喻分析工具——转喻数据库建立所需的录入标准和参数，为转喻理论研究提出了诸多新的研究论题。该书对转喻甚至认知研究的重要贡献还在于对研究方法上的重要革新——建立专门数据库来研究认知，这一方面使认知现象的描写标准化、系统化，有利于对特定的认知现象进行跨语言研究，另一方面也使得我们对于人类认知方式的研究从举例式的分析转变为在系统性考察的基础上基于统计数据的说明，这将更有利于揭示人类认知的本质特征和重要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