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间接话语（free indirect discourse）包含Leech,Short & Shen（2001）所述的自由间接言语（free indirect speech）和自由间接思维（free indirect thought）,形式上具有不确定性,其识别与判定主要依据语篇语境（辛斌,2015）;它糅合了被转述者和转述者的声音,在叙事上能产生一种双声效果,增强语篇的对话性（辛斌,2011）。但是,自由间接话语有时被译者再现为其他转述方式,从而削弱了语篇的对话性,影响了原文的叙事效果（Rouhiainen,2000;Bosseaux,2004;王林,2011）。国内学者对小说中自由间接话语翻译的研究主要聚焦译文中话语转述方式的变化（唐伟胜,2003;杨斌,2005;王林,2014）和译者风格（孙会军、于海阔,2013;黄立波,2014）等方面,但重在现象描述,缺少理论指导下的归因分析。自由间接话语是小说中常用的话语表征方式,对于推动情节发展和展现人物心理具有重要作用。那么,译者在翻译自由间接话语的过程中,应顾及话语表征内容还是表征形式?应保留原文的转述方式还是译成其他类型?在译者行为方面有何规律?为回答以上问题,本文以老舍小说《骆驼祥子》及其葛浩文译本（Lao,2010）为语料,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视域下,分析译者英译汉语小说自由间接话语的行为规律。

译者行为是“社会视域下译者的语言性翻译行为和社会性非译行为的总和”（周领顺,2014a：25）。译者行为批评是对翻译社会化过程中的译者及其作用于文本的一般性行为规律的研究,关注译者对原文和译文的支配关系及译者行为的合理度（同上：61~62）,是翻译内部和外部、行为动态和静态、文本和人本相结合的系统研究（周领顺,2019）。

译者以翻译活动为媒介,积极参与社会化过程,译者行为的一般规律是语言内外和翻译内外相关因素动态运作并反作用于译者的结果。译者行为可二分为译内行为和译外行为,前者主要体现译文对原文的语内观照,后者是译者基于社会需求通过译文对原文进行的调适和改造（周领顺,2014b：137）。译内行为是对原文的“求真”,译外行为考量译文对原文的“务实”;“求真”以“务实”为取向,“务实”以“求真”为基础。“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既评价译者行为,也兼顾译文质量,体现了“求真为本、求真兼顾务实;务实为用（上）、务实兼顾求真”的翻译哲学思想（周领顺,2014a：87）。翻译内以“求真度”为目标,翻译外以“务实度”为效果,两者合力促成译者行为的“合理度”。“求真度”和“务实度”是“合理度”的基础,三者相互制约。翻译策略的选择是译者追求“求真度”和“务实度”之间生态平衡的结果。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认为译者兼具语言性和社会性,既面向原文,也面向社会;主张从文本和社会两个维度展开批评,既顾及文本层面的内容和形式制约,也考虑文本外的社会制约。译者总是力求在文本“求真”和社会“务实”之间实现动态平衡。翻译自由间接话语,既要考虑其内容,也要关注其形式（转述方式）;译者对自由间接话语内容与形式的灵活处理,能够折射出译者“语言人”和“社会人”的双重身份及译者行为规律。

文学作品的文学性表现在“文”和“情”两个方面：“文”是形式,涉及语词选择、句法结构和叙事方式等方面;“情”为内容,是作者借语言之力表征的情感（周领顺,2014a：179）。文学型文本的翻译要求以“忠实”原文为底线,至少是内容上的“求真”。译内行为是译者以原文为观照,求原文之真,力求展示原文的“文”与“情”。自由间接话语的英译,总体上体现了“求内容之真、兼顾形式务实”的译内行为。

理想的译文,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能照应原文,保留原文的叙事风格,忠实于原文的内容。诚然,“忠实”是一个相对概念,翻译无法做到绝对忠实,不同程度的“叛逆”是允许的,也是不可避免的。译者为求内容和形式忠实,会采用直译或意译以保持译文较高的“求真度”。如例（1）所示：

例（1）可是强打精神永远不是件妥当的事：拉起车来,他不能专心一志的跑,好像老想着些什么,越想便越害怕,越气不平。假若老这么下去,几时才能买上车呢?为什么这样呢?难道自己还算个不要强的?在这么乱想的时候,他忘了素日的谨慎。（老舍,2010：7）

And yet,hard work alone was not enough. His mind wandered as he ran,with thoughts crowding into his head,and the more he thought,the more fearful he grew,and the more indignant. At this rate,when would he ever have enough to buy a rickshaw? Why was this happening? Was he not trying hard enough? Such confusing thoughts led him to throw caution to the wind. （Lao,2010：7）^①(① 中文加粗和英文斜体部分为笔者所加,下同。)

在例（1）中,根据语境线索“越想越害怕”“在这么乱想的时候”以及疑问句式等句法线索,可以判定原文粗体部分为自由间接话语。译文斜体部分中的第三人称代词、指示代词“this”、过去时态和疑问句式表明,译者以自由间接话语对应原文;译文增加了第三人称代词,并把“自己”译成“he”,明确了人称指涉;从及物性的角度看,“难道自己还算个不要强的”是关系过程,译文“Was he not trying hard enough”为物质过程,属于意译,为内容求真型翻译,旨在向原文靠拢。总体上来说,例（1）译文忠实于原文的转述形式和表达内容。

王东风（2010）认为,语言形式对表现文学作品的主题和叙事效果具有重要作用,译者要尽可能地忠实于原文的语言形式。然而,在翻译实践中,译者有时需守住内容“求真”的底线,但由于顾及目标语“语言内”因素,译文在形式上有时会偏离原文,可以分为以下4种情况。

（1）自由间接话语译成自由直接话语和自由间接话语混合体

老舍在《骆驼祥子》中经常用自由间接话语来创造既传递祥子的声音又不中断叙事流的叙事效果。叙述者从客观叙述直接滑入自由间接话语,将人物话语自然融入叙述话语。如例（2）所示：

例（2）因为父母死得早,他忘了生日是在哪一天。自从到城里来,他没过一次生日。好吧,今天买上了新车,就算是生日吧,人的也是车的,好记,而且车既是自己的心血,简直没什么不可以把人与车算在一块的地方。（老舍,2010：8）

Since his parents had died when he was very young,he had forgotten the day of his birth and had not celebrated a birthday since coming to the city. All right,he said to himself,I bought a new rickshaw today,so this will count as a birthday,mine and the rickshaw’s. Easy to remember,and since the rickshaw had come about as a result of his blood and sweat,there was nothing to stop him from considering man and rickshaw as one.（Lao,2010：9）

在例（2）中,原文粗体部分带有口语性质,是祥子买车以后的内心独白。人物话语与叙事话语有机融合,叙述平滑、自然。原文是一句话,葛浩文将其分割为两句,舒缓了人物内心活动的节奏;译文斜体部分增加了转述句“he said to himself ”;第一句中的第一人称代词“I”和“mine”、指示代词“this”和表示将来的助动词“will”表明这句话是自由直接话语,只传递了祥子个人的声音。译者只考虑了译文内容上的“求真”和英语表达的衔接与连贯,将原文的自由间接话语处理成自由直接话语和自由间接话语的混合体,改变了原文的话语表征方式,部分割裂了人物的声音和叙述者的声音,牺牲了原文的叙事效果。

（2）自由间接话语译成自由直接话语

在汉语自由间接话语中,动词无时态标记,人称也常省略,读者听到的是叙述者的声音,这有助于拉开读者与人物的距离。读者作为旁观者,能充分品味自由间接话语的语义内涵（申丹,1991）。如例（3）所示：

例（3）左右看,没人,他的心跳起来,试试看吧,反正也无家可归,被人逮住就逮住。（老舍,2010：69）

He looked around and saw no one. His heart was racing. Go ahead,give it a try. You’ve got no home to go back to,anyway,so what if they arrest you!（Lao,2010：100）

例（3）描绘了祥子被孙侦探勒索以后返回到曹先生家,在门口徘徊时的心境。叙述者以自由间接话语的形式转述人物的话语,既表现了祥子孤独无助、生死由命的心理,也折射了叙述者对以祥子为代表的底层劳动人民的同情。读者会受到叙述者的感染,对祥子的境遇表示同情。译者把“试试看吧”译成蕴含第二人称的祈使句“Go ahead,give it a try”;考虑到英语的形合性,后文用“you”维系了译文的衔接,把粗体部分译成了使用第二人称和现在时态的自由直接话语,产生人物与读者直接对话的效果。译文为求原文内容之真,损失了原文形式之真。

（3）自由间接话语译成间接话语

Halliday（1994：261）认为,在话语转述中,转述句和被转述句是投射与被投射的关系;间接话语中投射句与被投射句是主从关系,而自由间接话语中二者是并列关系,被投射句可以保留独立的句式或语气。如例（4）所示：

例（4）在没办法之中,他试着往好里想,就干脆要了她,又有什么不可以呢?（老舍,2010：57）

Trying to make the best of a bad situation,he asked himself what was wrong with marrying Huniu.（Lao,2010：82）

在例（4）中,疑问句“又有什么不可以呢?”表明原文粗体部分是自由间接话语。而译文把原文处理成间接话语,被转述句失去了独立小句的形式和语气,只带有被转述者的声音。在对原文内容“求真”的基础上,译文主要采用意译的方法对原文进行灵活处理。为保证译文符合语法,把“在没办法之中,他试着往好里想”处理成分句,把粗体部分处理成具有主从关系的被投射句,这是译者基于“ask”的常规用法而有意为之。译文把原文中的独立句变成从句,弱化了祥子的声音,把祥子内心的斗争变成了叙述者平淡的陈述。

（4）自由间接话语译成叙述性转述

在话语行为的叙述性转述中,叙述者对转述话语的介入和控制程度最高（Leech,Short & Shen,2001：324）,读者听到的是叙述者的声音,人物的声音被完全隐蔽。如例（5）所示：

例（5）吃苦,他不怕;可是再弄上一辆车不是随便一说就行的事;至少还得几年的工夫！过去的成功全算白饶,他得重打鼓另开张打头儿来！（老舍,2010：12）

Xiangzi was not afraid of hard work or suffering,but he knew what it would take to get a second rickshaw—years. All he’d achieved had come to nothing. He’d have to start over again.（Lao,2010：14）

在例（5）中,原文粗体部分是祥子的内心活动,采用的是自由间接话语;译文则是叙述性转述。译者以“Xiangzi”做主语,明确了“he”的所指,保证了译文小句间的衔接关系。译文在内容上基本忠实于原文,转述形式的“失真”导致译文只保留了叙述者的视角,变成叙述者对人物内心活动的直接描述。

译内行为体现了译者“语言人”的身份。自由间接话语是一种特殊的转述方式,译者既要考虑其内容,也要顾及其形式。译文在内容和形式上的“求真”是翻译之本,但还要兼顾译文表达的合理性。为求译文符合英语表达的地道性,在内容求真的基础上,译者会不惜牺牲原文的叙事效果,把自由间接话语译成其他话语转述方式,以求翻译之用。自由间接话语英译的译内行为是译者操控文本以及受译入语操控的结果。

译者是翻译目的的执行者和承载者,其目标受众是译文的读者;译者要考虑本族语读者的需求,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实现最佳的交际效果和传播效果。翻译社会化的过程是译者实现其“社会人”角色的过程。译外行为体现了“译者行为的社会化过程,是译者角色化和翻译社会化的过程”（周领顺,2014a：228）。在葛浩文英译《骆驼祥子》自由间接话语过程中,其译外行为实现了内容务实,形式求真。内容务实具体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套译是译者基于源语和目的语的文化差异性,借用目的语的某些习惯表述来翻译原文语句。如例（6）所示：

例（6）他决定去打些酒,喝个大醉;什么叫事情,哪个叫规矩,×你们的姥姥！喝醉,睡！二十七?二十八也不去磕头,看谁怎样得了祥子！（老舍,2010：56）

He felt like getting good and drunk. Why the fuck should he care about this business or about proper behavior! Get drunk and pass out. The twenty-seventh? Not even on the twenty-eighth,and who was going to do anything about it? （Lao, 2010：79）

原文“×你们的姥姥！”是詈骂语,具有中国特色,译文用“the fuck”来套译,符合英语文化语境。虽然译文与原文语义内容有异,但译者以“务实”读者文化认知为取向,顺应目标读者的认知习惯,忠实于原文的人际意义,确保了译文的交际效果。

在合法性符码理论（Legitimation Code Theory）中,语义重力指意义与语境的关联度（Maton,2014）。语义重力与语境正相关,语义与语境关联度越高,语义重力越强;反之,语义重力越弱。《骆驼祥子》生成于一定的历史背景,其部分语言表达是历史语境下的产物。如例（7）所示：

例（7）不,不能随便;只差几十块钱就能买上车了,不能前功尽弃;至少也不能把罐儿里那点积蓄瞎扔了,那么不容易省下来的！还是得往正路走,一定！可是,虎妞呢?还是没办法,还是得为那个可恨的二十七发愁。（老舍,2010：62）

No,he couldn’t give in that easily. He was so close to having enough to buy his own rickshaw,this was no time to call it quits. He’d worked too hard to save up what he had. He had to keep at it,he just had to! But what about Huniu? She was still a problem,and then there was that abominable twenty-seventh to worry about.（Lao,2010：90）

例（7）中关于“钱”的描述具有时代特色。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下,底层劳动者收入较低,喜欢把钱藏在盒子里或罐子里,而“几十块钱”也是一笔可观的数目。原文对“钱”的描述,符合历史语境,语义重力较强。而译文运用仿译的方法,参照原文,不拘泥于原文细节（熊兵,2014）,把“几十块钱”和“罐儿里那点积蓄”分别翻译成“enough”和“what he had”,弱化了原文的语义重力。译文在内容上“失真”,但仍然能表达祥子“钱不够”和“有存款”的语义内容。译者力求译文在译入语文化环境中的功能之用,“务实”于译者所处的社会语境。因为对英语读者来说,他们可能无法理解“几十块钱”对旧中国劳动人民的重要性,也不会理解“把钱存在罐子里”的行为。因而,译者受社会语境的制约,仿译原文,更便于读者理解与接受。

根据目的语的语法、语义或修辞的需要,或受制于某种文化规范,译者会增删原文部分内容,更顺畅地表达原作思想。如例（8）所示：

例（8）……只有中间的一段,年轻力壮,不怕饥饱劳碌,还能像个人儿似的。在这一段里,该快活快活的时候还不敢去干,地道的傻子;过了这村便没有这店！（老舍,2010：62）

Only during your middle years,when you’re strong and unafraid of either hunger or hard work,can you live like a human being. Only a fool will pass up the chance to enjoy a bit of life,since,as the saying goes,there are no more inns after this village.（Lao,2010：90）

对于汉语读者而言,“过了这村便没有这店”是谚语,表明“机会难得、稍纵即逝”之意,与前文具有连贯性。但如果完全根据原文译出,英语读者可能会产生理解障碍。译文中增译了“as the saying goes”,以使目标读者明确“there are no more inns after this village”是谚语,是原文中的人物借谚语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译者顺应读者的理解需求,求交际之“用”的同时也保证了译文的衔接与连贯,人物思维表达更加流畅。

文体风格、感情色彩或内涵意义不同的一组同义表达式,在语义强度上具有差异性。例如,love比like的感情色彩强,excellent比good的评价高,所以love和excellent的语义强度要分别高于like和good。译文要忠实于原文语义内容,然而,根据某种特定的要求或是为了满足目标读者某种特殊的需要,译者会对原文进行改译（熊兵,2014）,从而改变原文的语义强度。如例（9）所示：

例（9）一个车夫,既是一个车夫,便什么也不要作,连娘儿们也不要去粘一粘;一粘就会出天大的错儿。刘四爷仗着几十辆车,虎妞会仗着个臭×,来欺侮他！（老舍,2010：55）

A rickshaw man,since that is what he was,must stay clear of everything but his rickshaw,especially women,since getting close to one can only end in disaster. Fourth Master Liu and Huniu had both cheated Xiangzi,he with all his rickshaws and she with her smelly cunt. （Lao,2010：79）

在例（9）中,“错儿”和“disaster”,“欺侮”和“cheat”词义并不对等。根据《柯林斯英汉双解大辞典》,“disaster”意为“灾难、灾祸”,“cheat”意为“欺骗”。译文虽然蕴含原文的语义内容,但语义强度较高。调适原文语义强度是为了务实于读者的社会心理。译者强化主人公所受的悲惨境遇,可以引发目标读者的同情,加深受众对中国旧社会的认知。

译外行为体现了译者“社会人”的角色。自由间接话语的译外行为主要体现了译者在保证转述方式高度求真的基础上,充分认知制约内容的社会因素,以“读者接受、社会适应”为度,调适原文内容,谋求译入语的“务实度”。需要指出的是,自由间接话语的英译并未违反翻译伦理,译文内容的“务实”并非完全偏离原文内容,只是对原文内容的适度“弱化”或“强化”,从而确保译文的“合理度”,以实现译本的有效交际和广泛传播。

译者是独立的意志体,是翻译活动的核心,具有语言性和社会性（周领顺,2014a：66）;译者不仅要对原文和译文负责,也要对原作者和目标读者负责（Nord, 2001：116）。一方面,译者要关注语言内的因素,再现原文的意义,凸显其语言性;另一方面,要关注社会需求,合理调适译文,凸显其社会性。前者彰显了译者“语言人”的角色,后者彰显了其“社会人”的角色,译者身份是“语言人”和“社会人”双重角色的合体。从翻译学的角度来看,译者要关注原文与译文的匹配度,译文是否“忠实”于原文;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译者要考察影响译文的读者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等。译者是联结“翻译内”和“翻译外”因素的纽带。任何译文的生产都带有译者意志性的痕迹,并外显或内隐于译者行为之中。

译内行为关涉翻译实践本身（周领顺、张思语,2018）,是译者“语言人”角色的具体化,关注的是译者在原文与译文语码转换过程中的主体性行为,追求译文与原文的“求真度”,即译文在内容、表达或风格上是否忠实于原文。如在例（1）中,译者既忠实于原文自由间接话语的内容,也忠实于其转述形式,有效传递了原文的内容及叙事效果。

葛浩文（2014：31）认为,“一部作品一旦进入另一种语言,就一定会有所改变”。译者操纵翻译行为,阅读、阐释和创作是译者同时从事的三项活动（孟祥春,2014）,而译者的“创作”绝不能是大刀阔斧的创译,只能是基于原文内容在形式层面或风格等层面的调整。译文以忠实原文内容为前提,也会带有译者思维加工的痕迹。如在例（2）~（5）中,译者追求内容的“求真度”,但把自由间接话语译成了其他转述形式,这主要是为了维系译文的衔接与连贯,使译文更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

翻译在本质上是一种语码转换活动。译内行为体现了译者固守翻译伦理的底线,最大限度地忠实于原文的内容与形式,传递原文的“文”与“情”;自由间接话语的叙事特殊性也需要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保持较高的“求真度”。此外,译者还受译入语的制约。译者为“务实”于英语的形合表达方式,在内容“求真”的基础上,可能改变原文的转述方式,牺牲自由间接话语的叙事双声效果。

翻译活动的社会性决定了翻译具有社会价值（许钧,2007：50）,翻译的社会价值外显于译本在译入语市场的接受度。译外行为既“关涉翻译的外部条件,也关涉评价的角度”（周领顺、张思语,2018）。译文面向读者,译者既要考虑译文的可读性,也要考虑读者的接受性,比如例（8）中增译的“as the saying goes”,是为了让读者明确原文的语用修辞;例（9）使用语义强度较高的词汇,以使读者深度认知旧中国劳动者的生活窘境,体现了译者“务实高于求真”的翻译思想。在《骆驼祥子》中,作者使用了大量的方言、俚语、谚语等“乡土语言”,增加了小说的可读性。但译者在翻译时,有时会抛弃原文的“土味”,改用平实的语言翻译。如例（10）所示：

例（10）她没有过青春,而将来也没有什么希望,现在呢,祥子又是那么死砖头似的一块东西！（老舍,2010：106）

Having already been denied her youth,she could entertain no hopes for the future. As for the present,she had only heartless Xiangzi...（Lao,2010：153）

“死砖头”是俚语,译文用“heartless”,弱化了原文的语义重力,但易于读者理解。译者没有译出原文的“土味”,在“求真—务实”连续统中偏向了“务实”,以可理解为取向,服务于目标读者,译以致用。

文本的生产与消费是一定社会文化语境下的产物,译者行为不可避免地带有社会文化的烙印。在例（6）中,带有中国特色的詈骂语被译成“the fuck”即受到译者所处文化语境的影响,虽内容迥异,但功能相同。《骆驼祥子》讲述的是中国旧社会北京人力车夫的心酸故事,而译者葛浩文是美国的当代汉学家,其翻译行为无法摆脱所处社会文化的影响。

例（11）过去的成功全算白饶,他得重打鼓另开张打头儿来！祥子落了泪！他不但恨那些兵,而且恨世上的一切了。凭什么把人欺侮到这个地步呢?（老舍,2010：12）

He didn’t just hate those soldiers—he hated the whole world. What right do they have to do this to me?（Lao,2010：14）

“凭什么”表现出祥子对车被抢感到愤慨,对生活感到绝望,是其内心对不公生活的控诉。祥子没有受过教育,在当时的社会语境里,处在底层社会,既没有什么权利,也没有争取人权的意识。所以,“凭什么”是究其原因,而非权利。译者身处的社会是讲究人权的社会,“人生来平等”,个人受到的不公待遇会从权利层面找寻问题解决的答案。因此,笔者认为,译者把“凭什么”翻译成“what right”是受其社会文化的影响,同时也易于读者理解与接受。

翻译不仅仅是单纯的语言文字转换,也并非发生在真空之中,必然要受到译文生产的社会文化语境的影响和制约。为达成跨文化交流的目标,译者必须采取务实行为。在译外行为上,译者保留了原文自由间接话语的叙事方式;考虑到读者因素和社会文化等因素,译者在内容基本“求真”的基础上,或套译原文内容,或改变原文语义重力,或增删原文信息,或调适原文语义强度,以使译文“务实”于目标读者的社会认知,从而提升译文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

译文生产的过程是翻译内外因素反作用于译者行为的过程。译者有自由选择翻译方法的权力,但会受到原文、译入语、目标读者和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从而对译文进行“语言性微调”或“社会性改造”。作为“双面人”,译者总是在“求真”与“务实”连续统内寻求平衡点。小说中的自由间接话语,既有叙事内容表征上的一般性,也有叙事方式上的特殊性。对于这一特殊的叙事方式,译者在内容及形式上的“求真度”和“务实度”充分体现了其“语言人”和“社会人”的译者身份。在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研究译者在翻译自由间接话语中处理其内容和形式的译内行为和译外行为,为自由间接话语的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然而,本文仅是基于《骆驼祥子》葛浩文译本的研究,若对自由间接话语英译进行历时或共时的对比研究,或能更充分地挖掘译者行为的一般性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