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语法理论中设立了不同的组件（component）,如句法、语义、音系、形态等。近二十年来,生成语法不再局限于单一组件的研究,而是同时关注不同语法组件之间的接口（interface）研究。由Jianhua Hu（胡建华）和Haihua Pan（潘海华）两位教授主编的Interfaces in Grammar（《语法接口》）一书2019年由John Benjamins出版社出版,是Language Faculty and Beyond（LFAB）系列丛书之一种。如书名所示,该书重点研究语法接口的问题。全书共有12章,第1章为引言,其余11章为围绕语法接口专题的研究性论文。

在第1章的引言部分,Jianhua Hu和Haihua Pan点明了全书的主旨,系统地介绍了接口的概念。他们强调,假如人类语言是单纯由语言官能（language faculty）支配的,仅仅是语言官能的外显,那么就不会有语言间的差异。不同语言之间之所以呈现出如此之多的差异,是因为人类语言不仅是语言官能的产物,而且是语言接口的产物。语言接口分为两种,一种是语言官能与其他认知系统相互作用的接口,另一种是语法中不同组件（如音系、形态、句法、语义、语用等）相互作用的接口。这两种接口都会造成语言间的差异,即语言变异（language variations）。该书侧重于后一种接口,主要研究语法中不同组件之间的互动;研究语法系统内部各组件之间的接口,可以帮助我们深入认识语言官能与其他认知系统之间的关联。

第2章Unifying UG and language variation（Edward L. Keenan）讨论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UG）研究中遇到的问题。针对一种特定语言的语法研究往往尽可能精细化,对不同语言语法的研究越是精细则越会掩盖语言的共同特质,显示出更多的语言差异,这将会对探寻语言的共性、共同的结构属性或者说UG的候选成分带来挑战。本章以约束理论（Binding Theory）为例,指出尽管不同语言的语法从结构层面看是不同的,但照应语（anaphor）与先行语（antecedent）的关系、照应语之所以为照应语所具有的特性却具有普遍的不变性。文章考察了英语、多巴巴塔克语（Toba Batak）和韩语中含有反身代词（reflexive）的句子,发现它们都是非同构的（non-isomorphic）。尽管如此,反身代词在所有的情况下都是不变量（invariant）,换言之,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从句法上来确定一个成分是不是照应语,是不是先行语,以及二者是否具有照应语—先行语关系。由此,本章的研究支持两条照应语共性：词汇性照应语是结构上的不变量;照应语—先行语关系是结构上的不变量。

第3章Elements of syntax：Repulsion and attraction（Henk van Riemsdijk）指出,吸引力（attraction）和排斥力（repulsion）在人类语言的语法中具有不可否认的核心作用,但作者在理解并接受这一点的过程中曾经历斗争和反复。本章是作者对这种斗争的自传体式概述。作者提到,自1967年起,Martinet提出的推链（push chain）和拉链（drag chain）原则^①(① Riemsdijk指出,推链和拉链原则最初是历时音系学中的重要概念。推链的示例（Riemsdijk未对以下元音符号作出说明）如：假如元音[ɑ]演变为[e],而语音系统中本就有[e],则[e]可能在推链的作用下演变为[i],以便为原本的[ɑ]创造演变为[e]的空间。拉链的示例如：假如语音系统中尚未有[i],也即[i]的位置尚未使用,在这种情况下若[e]演变为[i],则会使得原来的[e]位空缺,因此[ɑ]就可能在拉链的作用下演变为[e],填充该位置（第26页）。Campbell（2013：40~41）对推链和拉链作了详细的定义和解释：在推链中,若一个音变化为另一个音（前者侵入或占据了后者的位置）,此时为保证区别意义,后者则被“推”至其他位置,即后者也发生语音演变;在拉链中,某一变化可能在语音系统中产生一个空位,通过“拉”某一个原位于别处的音（让这个音也发生变化）填充该空位。)（Martinet,1960）就给予他启发：推链和拉链原则不仅适用于音系,也适用于句法。然而,他观察到句法中有一些非常普遍的原则共同决定着句法结构和句法功能,但这样的原则却不见于音系;反之,音系中一些具有普遍性的原则,也不见于句法。他认为,Jean-Roger Vergnaud最重要、最具启发性的贡献之一就是指出音系与句法之间具有最基本形式上的相似性。

第4章Computational and semantic aspects of resumption（Alain Rouveret）以威尔士语（Welsh）的接应代词（resumptive pronoun）为切入点,讨论接应代词指称建立和允准的句法机制。文章指出,接应代词与句子边缘结构（periphery）的联结（linking）是由接应代词的不可解读特征（uninterpretable feature）和成分统制（c-command）接应代词的标句词（complementizer）所触发的;接应代词受句子边缘结构中的标句词允准,而允准的两个要素分别是句法特征的匹配（feature Agree）和结构上的成分统制关系。这种允准方式被归入狭义句法（narrow syntax,包括显性句法与隐性句法）运算,而非接口（这里的“接口”指概念—意念接口,conceptual-intentional interface）运算。这种接应代词的依存关系也会引发重构（reconstruction）效应。文章为接应代词和重构现象的互动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已有研究大多以重构与强孤岛效应的互动为基础,将接应代词允准分为句法移位和语义约束两种方式,本章却指出接应代词的允准与代词的内部结构及所携带的特征相关。

第5章Causality,comitativity,contrastivity,and selfhood：A view from the left periphery and the vP periphery（Wei-Tien Dylan Tsai）指出自反副词（reflexive adverbial）也同反身代词一样,表现出照应关系。文章主要讨论内部自反副词和外部自反副词的二分问题（内部自反副词出现在情态词之后,如“阿Q肯自己处理这件事”;外部自反副词出现在情态词之前,如“阿Q自己肯处理这件事”）,提出内部自反成分合并（merge）到VP/vP层,而外部自反成分合并至IP/CP层;内部自反成分的自反性定义为伴随性（comitativity）外加vP辖域（vP scope）内的对比焦点,而外部自反成分的自反性定义为因果关系（causality）外加句子辖域（sentential scope）内的对比焦点。这一分析可支持Rizzi（1997）和Cinque（1999）所倡导的制图理论（cartographic approach）,同时也符合Reinhart & Reuland（1993）提出的自反性理论。文章还指出,文献中所讨论的自反性不仅可以根据句法—语义映射理论来理解,还可以从副词“形貌特征”（topography）的角度来理解。

第6章System repairing strategy at interface：Wh-in-situ in Mandarin Chinese（Victor Junnan Pan）考察韵律对于标句（clausal typing）的作用。在特定的语境下,汉语中的Wh词存在歧义,既可以表示存在,也可以表达疑问。然而,在实际会话中,只要句子中指派了带有语调（intonation）的重音（stress）,重音与语调的不同组配则可以消解Wh词的歧义。不同的韵律形式可以分析为音系特征（phonological features）,而这类特征属于特定词项所携带的特征丛（feature bundles）。由于这些韵律特征对概念—意念接口层面运算系统的输出项产生语义作用,它们满足可识别性（Legibility）条件,因此不会违反包容性（Inclusiveness）条件。当然,只有在产生歧义的情况下,才会使用这一韵律标记手段,因此这一手段也可以视为接口层面的一种系统修复策略。

第7章The V-copy construction in Mandarin：A case temporarily reopened（Huba Bartos）讨论汉语普通话中的动词拷贝结构。最简方案框架下的研究指出,这类表达形式具有不同的底层结构（underlying structure）,涉及VP层和V层的两种操作,其中的句法问题也与语义/语用及语音深度交织。然而,有研究对此提出质疑,指出上述分析忽视了一些语言事实。Bartos检视并批评了这些反对证据,并在Gouguet（2005）与Tieu（2009）的基础上,完善了其早期的分析。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篇文章立足于汉语的语言事实,细致地分析了动词拷贝结构的重要特性。第一,只有当宾语显性地出现在动后位置时,动词拷贝才会发生;若语义宾语不在原本的动后位置,比如宾语被动化、话题化,或者在“把”字句的环境下,动词拷贝不合法（例如：*李四被王五打打了三次;*车我开开了好几次;*我把他们打打了两次）。第二,不及物动词一般不会发生动词拷贝,在一些边缘语料中,只有在产生阻断效应的情况下,不及物动词才可能有（勉强）可被接受的动词拷贝表达形式（例如：王五躺*（可能）躺了五十分钟）。第三,“V+宾语”构成一个句法成分（syntactic constituent）,但“V+补语”并不构成一个句法成分（请比较：{看书}我{看书}可以{看书}看三天;{*看三天}我{*看三天}可以{*看三天}看书{看三天}）。第四,“V+宾语”与“V+补语”的先后顺序不能改变（例如：“李四开车开得很棒”合法,而“*李四开得很棒开车”绝不合法）。第五,只有第二个V可以受体貌成分的限定,如后附体貌标记（例如：李四开（*了）车开了三次）和前加否定词“没”（例如：他{*没}看书{没}看三天,只看了一天）。第六,动词拷贝在配合程度补语时是强制性的,配合结果补语时是可选的;当与持续性（durative）或频度（frequency）补语配合时,若宾语为弱定指性的,则动词强制性地发生拷贝。

第8章The syntax of either and disjunction（Paul Law）认为标示辖域的either在显性句法中基础生成于特定的位置,析取词（disjunction）在句法上本身也是并列词（conjunction）,either与析取词之间的关系受制于语段理论中的局部性（locality）,亦即其间不能有语段成分（包括vP、NP/DP、CP）的阻断。当either不与析取词毗邻而出现的时候,这种看似不平衡的析取结构实际上仍然是句法结构平衡的并列结构,只不过第二个析取项（disjunct）可以通过空缺（gapping）或外置（extraposition）等操作进行删除。文章检视了不同的分析方案,包括句法移位分析和缩略分析,并且分别指出了这些分析方案的问题。以移位分析为例,其问题至少包括：（1）没有给出标示辖域的either需要移位的理由或动因;（2）空语类原则（Empty Category Principle,ECP）无法解释为什么定式与非定式的区分（finite vs. non-finite distinction）与either移位相关;（3）either在不同的非定式句环境中可以有不同的分布,或者说,若看either的分布,并非所有的非定式句的情况都是一致的,例如：John wanted for you to eat either rice or beans与边缘例句^?? John either wanted for you to eat rice or beans。文章还从加工（processing）的视角分析了不平衡析取结构。

第9章Focus,negation and event quantification in Chinese：How focus helps shape negation in natural language（Peppina Po-lun Lee）考察汉语中“不”和“没”这两个否定词的焦点敏感性（focus sensitivity）,认为二者对焦点的依赖程度不同：“不”是一个焦点敏感算子,其解读完全依赖于焦点的位置;“没”的词汇编码中不带有对焦点的依赖性,它看似表现出焦点敏感性,但这仅是一种表象,实际上依赖于非焦点成分。在“没”字句中,焦点负责提供背景化的（backgrounded）事件描述,在“没”的TP辖域内,除焦点外的其他信息映射至背景部分从而建立限定域（restrictive domain）,其辖域内的所有成分均映射为核心域（nuclear scope）。“没”的这种句法表现是其本身所固有的句法限制导致的,它必须关联与之毗邻的动词“有”。这一限制将导致“没”被重新分析为一个针对境况（situation）的否定性存在量化词。

第10章Null object constructions,VP-ellipsis,and sentence interpretation（Haihua Pan）讨论现代汉语中的VP省略（VP-ellipsis）与空宾语结构（null object construction,NOC）。Pan认为,所谓的NOC在结构上其实是有歧解的,具有VP省略结构和NOC两可的分析,即并非所有的NOC都不能分析为VP省略结构,相关证据如下：（1）在VO结构的习语VP中,缺失的宾语只能根据VP省略结构来解读,或者说只能按照VP省略结构进行还原,例如“兔子都不吃窝边草,人也不应该吃（）”;（2）具有后照应（cataphoric referent,照应对象出现在下文）解读的空缺宾语只能按照VP省略结构来生成,例如“在哥哥被抓进去（）之后,他也被抓进了监狱”。文章还指出,汉语中相关句子的解读模式不同于英语中相应句子的解读,这并不是因为汉语中没有VP省略结构,而是因为汉语的代词和反身代词具有不同于英语代词和反身代词的特殊性质。文章分析了英语和汉语中的VP省略句,指出在这两种语言中,一些句子不合法的原因在于too和“也”所在的并列结构的语义和语用限制,而不是平行与非平行的对立（parallel vs. non-parallel distinction）。也就是说,英语或汉语中的并列结构都不受基于平行与非平行对立的句法条件的制约（Kehler,1993）,可见,语用因素在英语和汉语并列结构的解读中也是至关重要的。

第11章The acquisition of nominal structure,word order and referentiality in Chinese：Corpus and experimental findings on the numeral phrase（Thomas Hun-tak Lee & Zhuang Wu）基于汉语普通话儿童早期的自然产出语料与汉语普通话学前儿童的实验数据,从儿童语言获得的视角考察名词结构、语序与指称性之间的映射问题,指出主语特指条件（Subject Specificity Constraint）不允许主语位置上出现非特指的（non-specific）指称个体的数量短语,但不排斥表定指的（definite）数量短语。文章还指出,修饰语在内的名词短语（Inner Modifier Nominal,IMN）（如“三个戴眼镜的同学”）和修饰语在外的名词短语（Outer Modifier Nominal,OMN）（如“戴眼镜的三个同学”）均可以是定指的,它们的区别在于,前者既可以是特指的（specific）也可以是非特指的,而后者只能是特指的。该研究发现,汉语普通话儿童在非常早期的语法发展阶段就对主语特指条件敏感;但他们产出的IMN稀少,并且自然产出的数据中也未见OMN（成人对儿童有一定量的IMN输入,但OMN输入是缺失的）。实验数据表明,IMN和OMN的语义区分是一个复杂的接口问题,涉及名词结构、语序与指称性之间的映射,故儿童在早期难以区分IMN和OMN。

第12章Syntax/semantics interface and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NP₁ NP₂ V construction by Japanese speakers（Li Zeng & Dongfan Hua）考察日语母语者对于汉语NP₁ NP₂ V结构解读的习得问题。他们指出,该结构的典型/正则的OSV解读是一种句法现象,而SOV解读则涉及语义组合与显著性（prominence）的互动,是一种句法—语义接口现象。涉及句法—语义接口的SOV解读,其二语习得的难度大于仅涉及句法的OSV解读。日语母语者在习得该结构的SOV解读时,在加工显著性方面存在困难,以致于较难区分哪些SOV解读是可接受的而哪些是不可接受的。研究发现,由于学习者无法在接口层面整合涉及SOV解读的语义和句法要素,他们会借助于生命度（animacy）这一语义策略和/或强行改变语序的策略来解析汉语的NP₁ NP₂ V结构。

上述11篇论文针对汉语和其他语言中不同语法组件之间的接口问题展开了理论和经验（语言事实）研究。有些文章所展示的是作者对重要理论和概念的深度思考,如：Keenan教授通过考察非同构的多种语言,讨论共同的结构属性或UG候选项的问题;Riemsdijk教授探索吸引力和排斥力在人类语言语法中的作用,寻求句法与音系之间的相似性;Rouveret教授从威尔士语的接应代词入手分析接应代词的允准机制,为接应代词和重构现象的互动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这些文章是对句法、语义、音系等组件的重新思考,也是切中不同组件之间接口问题的重要理论成果。例如,Riemsdijk教授在第3章中借用音系理论和技术手段,提出了一项重要的吸引力和排斥力理论,对以往单从句法内部解释的句法问题重新从接口的角度作了理论思考。句法学家注意到,名词不能直接带NP补足语,动词不能直接带VP补足语,形容词不能直接带AP补足语。以往的研究多以格理论来解释相关限制,可是为什么会有格这一条件?对此,Riemsdijk提出了同性相斥理论：违反同性相斥原则的句法表征不合法。具体而言,相同成分出现在相邻位置的句法组合不合法（隋娜、胡建华,2013）。至于格,则是这一理论的副产品。Riemsdijk认为,同性相斥原则适用于语法的不同组件,包括音系、句法、语义,例如,音系中的强制性非等值原则（Obligatory Contour Principle,OCP）就是受到同性相斥原则的制约。实际上,Riemsdijk早在1988年就提出了同性相斥理论,但是相比于主流的句法推导理论,这种音系—句法接口的理论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尽管如此,这种从接口角度构建的理论仍不失为生成语言学的重要尝试。需要指出的是,Richards（2010）也从接口的角度考虑格的问题,提出了区分性条件,其主要思想与Riemsdijk的同性相斥理论相似^②(② 隋娜、胡建华（2013）对Riemsdijk的同性相斥理论和Richards的区分性条件作了详细的述评和比较。),即相同成分处于相邻位置会导致句法推导崩溃。Richards所说的区分性是一项句法—音系接口要求,只有符合区分性条件的成分才能被线性化,从而获得音系解读（隋娜、胡建华,2013）。可见,近年来生成语言学不再拘泥于从句法理论内部寻求句法问题的答案,而是越来越深入地从接口的角度作出新的思考,尝试提出接口理论。

书中也呈现了针对汉语、英语及其他语言特定结构或现象的研究,相关文章侧重于语言事实,同时也着眼于语言学理论的新进展。这些文章基于充分的语言事实,分别针对汉语的自反副词、动词拷贝结构、焦点与否定及事件量化的互动等问题以及英语中either的辖域及析取结构提出了相应的分析方案。这些文章对相关语言事实,尤其是汉语的语言事实作了细致的描写和挖掘,显示出对语言事实的充分尊重。作者的着眼点和立足点是语言事实,注重从事实出发来探寻接口在语法中的作用,而不是空泛地建立理论分析并拿有限的例证来套用理论。例如,第5章分析汉语的自反副词,作者首先梳理了自反副词与情态词、否定词、量化副词、控制动词的互动,显示了两类自反副词的分野;然后利用被动句、非宾格句、存现句等句法环境进一步鉴别两类自反副词。基于这些语言事实,作者清晰地界定了所要讨论的两类自反副词,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二者的句法特性。如此一来,我们不仅可以对自反副词的分类有比较清楚的认识,而且可以通过不同类型自反副词的句法表现来把握其区别性句法特征。

不同于以往的研究,这些文章不再局限于单一的语法组件来分析相关结构或语言现象（如不再就句法问题仅谈句法）,而是从接口的层面重新看待相关语言事实。对于很多语言结构或现象（包括该书各章所讨论的语言结构和语言现象）,要想作出一个深度的、更为恰当的分析,的确不是仅凭单一组件内部的理论就能达成的。例如第6章所讨论的汉语Wh疑问词的歧义问题,就涉及至少句法和音系的接口;再如第7章和第10章分别考察的汉语动词拷贝结构、VP省略与空宾语现象,也不是仅在句法内部就能完全解决的问题,还涉及句法、语义和语用的接口。

书中有些研究成果不仅考察不同组件之间的接口问题,还引入了儿童语言获得以及二语习得实证研究的视角。第11章是一项儿童语言获得研究,儿童在较早的时期难以区分修饰语在内的名词短语和修饰语在外的名词短语,这表明儿童在早期尚未完全获得语法接口的知识。第12章是一项二语习得研究,其中汉语NP₁ NP₂ V结构的SOV解读涉及显著性的运算。显著性是一个句法—语义接口层面的原则,其运算需要调动句法限制条件和语义限制条件（参看Hu,2019）,而来自二语习得的实验数据进一步验证了显著性原则在汉语中的重要作用和意义,同时也显示了显著性原则的接口属性。

近二十年来,语法接口研究产出了越来越多的优秀成果,同时也使得接口的重要意义愈加彰显,但在生成语法接口理论的研究中,专门考察汉语的研究却相对较少。《语法接口》集中呈现了多篇专门就汉语语言事实展开语法接口研究的论文,是第一部以汉语语言学为主的专门研究语法接口问题的成果,它不仅可以推动语法接口理论的新进展,而且能够以对语言事实的深度挖掘和新视角下的理论分析促进汉语语言学的发展。

最后需要指出,语音与句法的接口研究也是语法理论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不过,该书所收录的论文对此着墨不多,尤其是对汉语的语音—句法接口问题没有进行专门的讨论。如果能够加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或许可令全书的构成更加完备,涵盖的领域更加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