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随着民权运动、女权主义、多元文化的兴起,美国华裔获得了更多的文化空间,也享有了更大的话语权,极大地促进了美国华裔从事文学创作的热情,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华裔作家及其颇具影响力的代表作品。较之于美国华裔男性作家,女性作家的成就和影响更加令人瞩目。纵观近年来国内关于华裔女性文学的研究成果,有叙事策略方面的研究,如程爱民、邵怡、卢俊（2010）主编的《20世纪美国华裔小说研究》对华裔女性作家汤亭亭、谭恩美、伍慧明等的小说叙事结构和策略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探讨;有主题内容方面的研究,如华裔女性的成长主题研究是近年来的一个热点;而更多的研究则集中于华裔女性的身份建构问题,如张芝花（2014）的《性别•语言•族裔身份——论美国华裔女作家的语言建构》从性别、语言、族裔三个维度讨论了华裔女性的语言建构与身份建构的关系。大体而言,近年来国内学者多侧重于叙事策略、成长主题、身份建构等单一维度的研究,甚少同时整合上述几个角度来进行集中探讨。本文拟将华裔女性文学的成长叙事与主体身份建构联系起来,旨在呈现一个丰满而活泼的华裔女性形象序列,更着力于探讨其背后的权利机制如何隐蔽地制约着华裔女性的主体建构。华裔女性的成长之途由于作家的个体差异而呈现判然有别的叙事风景,这种局面既符合性别表述的需要,也是深受时代文化影响的结果。

美国华裔女性文学的发展和成就与华裔女作家的成长叙事密切相关,历经了从被忽略、被边缘化,到被关注并逐步进入“主流”的曲折历程（汤琳,2015：150）。美国华裔女作家们可谓前赴后继,以文学创作为手段,“将政治诉求融入文学创作之中”（黄新辉,2016：82）。美国华裔女作家基于自身殊异的成长境况,以文学叙事的方式,直击主流男性作家甚少关注的性别话语空间,改变了长期以来的华裔女性成长历史被言说、被消声的状况,建构出颇有性别和文化特色的主流男权话语之外的“华裔女性成长叙事”,再现了处于边缘地位的女性个体生命的成长历程,彰显出华裔女性独有的性别成长经验。从某种意义上说,“华裔女性成长叙事”消解了性别政治和霸权文化体系的叙事格局,构建出华裔女性自我的经验话语和成长历史,为我们重新解读“华裔女性写作”与主体建构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的范本。五十年代的黄玉雪被誉为“美国华裔文学之母”,她的代表作《华女阿五》（1950）成为个人奋斗的典范而被广为传阅,标志着华裔文学的真正形成。七十年代的汤亭亭以《女勇士》（1976）^①(① 参考1998年版,见参考文献[10]。)一炮而红,进入美国经典作家之列,该书以独特的“讲古”形式和丰富的文化意象受到主流学界与读者的一致好评,把美国华裔文学推向一个高峰。九十年代的伍慧明是新生代中的代表作家之一,小说《骨》（1993）^②(② 参考2004年版,见参考文献[13]。)尝试突破性别和族裔的藩篱,开始关注具有普适意义的主题,意味着美国华裔文学正逐步走向成熟。本文通过横向细读这三位美国华裔女作家的代表作品,分析其中华裔女性的成长叙事,从性别视域和社会文化角度对华裔女性的生存状态与人生抉择加以阐释。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前,华裔女性的生活状况跟黑人女性的情况大致相当,被视为社会中隐形存在的特殊群体。正如后殖民女性主义者佳亚特里•斯皮瓦克所指出的,美国华裔女性“就是第三世界中无权的贫困妇女,并且是一个‘无形无声’的群体”（斯皮瓦克,2007：29）。当我们论及美藉华人时,往往聚焦于华裔男性;当我们论及女性时,往往聚焦于白人女性。女性主义者更是明确指出,女性写作具有双重声音,美国华裔女性除了遭受种族歧视,还遭受复杂的性别歧视,这种性别歧视既来自本民族文化传统和男性,又来自异域的性别世界（王健、王军,2009：88）。可以说,华裔女性同时身处性别和种族的他者地位,她们的成长叙事属于典型的边缘人物成长书写,因此,在她们的文学作品中随处可见的是关于性别歧视、种族偏见、文化想象的诸多描述。作为美国华裔女性成长叙事的发轫之作,《华女阿五》就是这样一部边缘女性成长的典型文本。

黄玉雪在小说中以艺术性的手法叙述了华裔女孩玉雪在家庭、学校、社会受到性别和种族双重歧视的成长境遇。在家里,她从小就受到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她出生时并未享受弟弟那样的优待,没有人拿鸡蛋在她脸上滚动,没有人为她摆满月酒,没有人贴彩灯,也没有人给奶奶寄照片;她自动被要求帮着分担家务,遵守“三从四德”的戒律,而哥哥只需要好好上学“光宗耀祖”;她无力支付高昂的大学学费,却不愿放弃高等教育的良机,唯有求助于家庭,父亲却回答“当父母财力有限时,儿子优先于女儿接受教育”（黄玉雪,2004：98）。在学校,玉雪异常勤奋刻苦,成绩遥遥领先白人同学,甚至在三年级的时候跳了一级,把原来三年级A班的同学落在后面,但她依然受到孤立,从来没有男孩子邀请她参加舞会。当她找工作时,大学就业办的负责人对她说： “如果你聪明的话,应该只在华人的公司里找工作。你在美国人的公司里不会有什么作为。总之,我想你应该意识到太平洋沿岸和种族偏见会严重地阻碍你的发展。”（同上：176）在社会中,她只能从事单调乏味的秘书工作,无法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她权衡再三去征询老板的意见,老板毫不客气地直言：“难道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只要是女性就无法在男性世界里获得同等报酬。”（同上：216）由此可见,与不利成长环境作斗争,追求学业和事业成功,获取主流社会认可,成为美国华裔女性成长的动力所在。

可以说,“华女阿五”集华裔、女性、青少年三种边缘人物角色于一身,原本没人期待她能够获得成功,但是她自强不息、努力奋斗并最终获得成功,得到了美国主流社会的接受和认同,成为“模范少数族裔的代表”。“华女阿五”的成长故事是边缘人物成长的典型,这一模范少数族裔的成功范例树立了华裔女性甚至华人社会的正面形象。波伏娃（1998：8）曾在《第二性》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女性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被形成的”。在以美国白人文化为主流的社会中生存,华裔女性无意之中“成为男性在精神和肉体上控制的客体对象,并自觉接受男性的价值观和男性制定的行为准则”（许娟、杨贤玉,2015：58）,按照“第二性”的成长轨迹,成为主流文化眼中理想的“他者”。同时可以看到,该作品依然难脱“美国梦”主题,表现的依然是个人的成功,而且似乎暗示只有抛弃中国传统文化,按照“他者”的价值观来生活,事业才能够成功,生活才能幸福。

早期的美国华裔女性成长的内驱力表现出了对“强势”的美国文化的接受和认可,以及对“弱势”的中国文化的疏离抛弃。但就女性主体而言,这种成长更多表现为个体价值的追求,只是这种追求披挂着文化想象的外衣,并被华裔女作家赋予了超文本的内涵。小说中玉雪就明显缺少了一份自觉的性别意识和自我认同。尽管她也有过身份难题和成长困惑,她的成长却未曾经历过人格分离和灵魂洗礼的深层历练,似乎在学业和事业的双重光环之下得以轻易完成,她的成长更多地与文化冲突纠缠不清。随着年龄和见识的增长,玉雪的思想观念开始发生变化,对中西方文化的态度也随之转变。玉雪对本民族文化的信念经历了坚定—质疑—反思的过程,她对美国文化的态度经历了质疑—认可—接受（同化）的过程。玉雪对中西方文化态度的微妙变化,实则是早期的美国华裔女性作家的自我文化身份立场的位移过程。一方面,华裔女性作家成长在传统华人社区家庭里,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期熏陶;另一方面,她们自小接受西方教育,重视自我和个性,接受美国的价值观。在强势的美国文化氛围之下,华裔女性作家被迫作出选择,希冀通过学习美国文化,达到成长的最终目标——成为“模范少数族裔”。这样的成长看似完满,潜伏其后的却是“他者”文化想象在叙事之中延宕,甚至遮蔽了美国华裔女性灵魂深处的挣扎和内心自省的声音,导致华裔女性的主体性被悬搁。可以说,早期的华裔女性作家的成长之途充满艰辛,展现了性别和种族的压迫与反抗,以及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博弈与挣扎,却唯独没有“自我”,缺乏明确的自我主体意识。

如果说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黄玉雪的《华女阿五》唱响了一首“模范少数族裔”成长之歌,那么七八十年代汤亭亭则以《女勇士》为我们奉上了华裔女性成长书写的另一种模式。“对那些不隐讳自己的女性身份的作家而言,写作与其说是‘创造’,毋宁说是‘拯救’,是对那些还不是‘无’但行将成为‘无’的‘自我’的拯救,是对淹没在“他人话语”之下的女性之真的拯救。”（孟悦、戴锦华,2004：43）汤亭亭的创作恰恰是以拯救“他人话语”之下的女性之真为初衷,力图还原华裔女性成长的真实历史。由于华裔女性以往是用他者（白人与华裔男性）的语言讲述自己的故事,依照“他者”塑造华人女性,书写华人女性的经验,《女勇士》则第一次突破了他者的想象,以书写华人女性的独特经验彰显了自己的主体性,是美国华人文学迈入新阶段的一个标志。

汤亭亭（1940— ）的笔触直抵华裔社区的内部权力结构,在华裔社区与外部主流社会的互动中再现华裔女性的成长历史。《女勇士》讲述了几位华裔女性的不同遭遇以及成长命运：无力抗击命运、被迫跳井自杀的无名姑姑（沉默者）,甘愿自己由他人摆布、自觉接受被统治的定位、最后发疯惨死在异乡疯人院的姨妈月兰（失语者）（许娟、杨贤玉,2015：58）;勤劳朴实、坚强隐忍的母亲勇兰（隐忍者）。这三位女性形象便是传统华人妇女在各种压迫之下凄惨命运的真实写照。男权专制主义和霸权文化体系剥夺了女性自我言说的权利,加之各种等级制度、家庭观念的长期束缚,华裔女性逐渐丧失了言说的意识,成为社会边缘的放逐者、历史的缺席者。然而,随着民权运动和女性解放思潮的深入发展,华裔女性自我主体意识开始逐步苏醒,并不情愿自己始终被隐没,成为社会的隐形存在群体,她们开始发出女性自己的声音。在文本中,历经痛苦、深入思考而奋起抗争的故事叙述者——“我”无疑成为美国华裔女性的集体成长经验的代言人。“我”从古代女英雄花木兰的故事中汲取力量源泉,找寻到自我价值（反抗者）。“我”自小就显得异常叛逆,每逢听闻“养女等于白填,宁养呆鹅不养女儿”（汤亭亭,1998：41~42）之类的话时就哭喊不停;当“我”知晓成绩优异不过是给未来的婆家添加荣耀时,就决意“再也不拿A了”（同上）;为了反抗重男轻女的封建观念,“我坚决不做饭”（同上）;“我”甚至有些憎恨母亲,尤其痛恨母亲对于家族不太光彩的陈年往事的诡秘态度。小说中“我”的形象无疑具备挑战男权专制和种族歧视的双重典型意义,“我”在“梦想中与花木兰融为一体,武艺高强、替父从军、建功立业,不仅宰杀了皇帝,还为遭受冤屈和苦难的父老乡亲和遭受性别歧视的女同胞复仇”（蒲若茜,2006：149）,色彩浓厚的女权英雄形象跃然纸上。

就叙事而言,文本叙事可以构造与还原历史现场,华裔女性成长叙事文本再现了作家成长历程的珍稀片段。《女勇士》中数位华裔女性群体的成长经历从不同方面映现了华裔女性的艰辛,在文本叙事中重现、曝光了那些过往被隐瞒、忽略的历史;而汤亭亭笔下的主人公更是以历史事件见证者的身份出现,在历史与现实之间不断往返,用女性的视域来观照特定的历史时段,以女性立场为基点来构建华裔女性的“寓言故事”。詹明信（1997：523）提出,“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表面上看,无论是无名姑姑的沉默、姨妈月兰的失语、抑或母亲勇兰的隐忍,汤亭亭所讲述的华裔女性群体经验从整体上服从于主人公“我”成长的需要,实则所有这些女性的成长经验都指向同一个富含象征色彩的华裔女性成长的“寓言故事”,即华裔女性如何从家庭与社会、现实与历史之中艰难突围而出,成长为具备清晰的性别意识和主体意识的自我群体。可以看出,在《女勇士》中汤亭亭凭借成长叙事改变了过往华裔女性群体沉默、柔弱、顺从的形象,建构起华裔女性的英雄传统和神话故事,唤醒了华裔女性的自我意识,由此实现了华裔女性主体的建构。

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家斯皮瓦克认为：殖民主义与男性霸权的双重宰制,导致女性沦为边缘的边缘。文学、文化批评应关注性别、种族、阶级等社会正义问题,明确政治伦理选择……反对知识话语对弱势群体的“认知暴力”（王晓路,2004：41）。汤亭亭等华裔女作家结合自身生活体验,书写华人女性成长经验,正是为了消解性别和种族的霸权话语体系对弱势群体（华裔女性）的认知暴力,揭示了华裔女性真实的成长历史。小说《女勇士》并未美化美国主流社会文化,也没有如《华女阿五》那样忽视甚至抛弃族裔社区经验。如果说,早期黄玉雪所关注的是女性个体的成长经验,并在其作品中试图按照“他者”的价值观来塑造成功的女性形象,那么这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拥有了更强的性别意识和种族意识,并自觉在族裔社区的经验、族裔的历史与现实、族裔社区与外部社区的互动中来想象自我,建构自我。这部作品关注的是华裔社群,特别是女性群体的成长经验,这是美国华人作家文化自信的表现,也是华人文学走向一个新高度的标志。

在“全球化”呼声越来越高涨的二十世纪末,随着开放、多元、包容、对话成为经济文化发展的新趋势,华裔女性作家的成长叙事也出现了新动向。与先前的“女权主义者”形象不同,九十年代的美国华裔女性文学突破了两性和种族的局限,从理性的高度去审视和反思生活,开始关注具有普适意义的主题。1993年,伍慧明（1956— ）历时10年创作的作品《骨》问世,作品中核心意象“骨”的多层意蕴解构了男权中心主义,塑造了华裔女性新形象。这部作品的价值在于其重新审视了种族与性别的关系,不再凸显“自我”与“他者”的对立,改写了华裔女性成长叙事的“性别+文化”程式化书写,努力构建华裔女性的现代主体意识。

伍慧明的《骨》将背景设置在旧金山的唐人街,叙述了一个华人移民女孩的成长故事。这个家庭的成员由于彼此成长环境不同而关系紧张：做海员、自认为见多识广的爸爸与整日待在制衣厂做工的妈妈频繁争吵,由于父母的激烈反对,二女儿安娜恋爱受挫,跳楼轻生;小女儿尼娜亲历姐姐出事,负气出走,选择逃离到纽约;大女儿莱拉自然也就肩负起了悉心照料父母、姐妹的重任,她成功地使家庭成员从各种灾祸苦痛中逐步摆脱出来。小说的讲述者、主人公莱拉是一位擅长“进行跨文化对话、富有同情心、办事精干的正面华裔典型——一个新的华美文学典型”（伍慧明,2004：35）。首先,莱拉身上拥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厚、坚韧、牺牲等特性,同时又具有独立自主的现代女性意识,这使她焕发出刚柔并济的鲜亮色彩,彰显出华裔女性的自我价值。在小说中,莱拉的宽厚、坚韧、牺牲不是对父权或种族主义的妥协,是带有主体自觉的特质。因而,对于母亲与停车场老板的暧昧关系,她能够宽容谅解;对于两个妹妹各自的选择,她能够善待尊重;更难能可贵的是,对于家族的历史,她能够坦然地接受,正如她自己所言：“我是个契纸的女儿,我继承了一箱子的谎言,所有这些都是我的,我所拥有的是这些记忆,所以我想把它们全都保留下来”。（伍慧明,2004：9）尽管莱拉也有过抱怨,也有过夹缝中生存的无奈,但她勇敢面对种族歧视,担起了带领家人走出阴霾的重任,还能以女性特有的温柔慰藉痛苦失意的男性,给悲伤过度的父亲带来温暖。显然,她的这种牺牲奉献精神与传统男权专制主义下的女性奴化牺牲有着本质的不同,最终目的并非为了满足父权、男权的需要,而是为了实现华裔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自我价值。同时,作为深受西方文化浸染的族裔作家,伍慧明的创作不能不受到西方现代女性自由和独立精神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之上书写华裔女性自我实现的途径。莱拉形象所“传达出的女性意识是中国传统女性精神和现代女性意识的叠加,可以说是女作家们在跨文化的背景下对中国女性形象的特别塑造”（周颖菁,2010：182）。她的宽厚、坚韧、奉献等特性并不是对父权中心主义的被动接受,而是华裔女性自我价值的体现,是现代主体精神的彰显。

在传统的认知模式里,女人被认定为感性个体,与思考、分析、判断等理性意识无缘,而伍慧明笔下的莱拉却表现出鲜明的理性思考倾向和分析判断能力。这种强烈的理性精神促使莱拉跳出现实生活的束缚,重新思考族裔、历史、性别、人生等重大课题。因此,面对家庭的一系列变故,她仍能保持清醒并以超然的态度去看待过去与未来、性别与种族,跨越非此即彼或妥协认同的认知模式,巧妙地处理家庭与血缘、种族与国家、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等复杂关系。她常采取一种成熟的策略来应对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如筛选、过滤、混合、转移,充分利用其双语、双重文化背景的优势消解中西交流的误会与障碍,使得双方得以理解对方文化的逻辑脉络,彼此接受对方。例如面对前来咨询妹妹安娜跳楼的具体原因的警察,她认识到美国白人警察根本无法想象,也难以理解华人父母的解释,只会增添不必要的麻烦：“他根本听不懂。他关心的是那些普通的原因……我能给他一个利昂的解释,那就是祖父的遗骨没能安息; 或者给他一个妈妈的解释：安娜觉得自己被出卖了……但这些我一样也没说。这不是他能写进报告里去的……我只是喃喃地说了一句：这是个说来话长的故事。”（伍慧明,2004：139）莱拉对于这些复杂关系的巧妙处理说明她拥有深邃的思想力量,能够洞穿人生世事的真相,知道如何言说自我、审视他人。这种具备如此深邃的理性思想力量的华裔女性形象,在之前小说中甚少出现。可以说,伍慧明借助莱拉形象对华裔女性的理性精神的表达,丰富了对华裔女性内涵和主体性的认识,是华裔女性现代主体人格成熟的重要标志。

较之汤亭亭笔下充满性别与种族对抗色彩的主人公,伍慧明笔下的华裔女性以广阔的视野和胸襟去理解两性差异和种族隔阂,以超然的自信消融人生的悲欢和世事起落。作为新生代的女作家,伍慧明“对过往生活的反思意味着希望寻求新的出路”（袁克秀,2017：93）,因而跳出了性别的局限,从理性的高度去观察与审视家庭、两性、种族等各种复杂关系,试图在全球化语境中,在东西方文化的杂糅与对话中,来塑造新一代华裔女性形象。而作为一个自身就饱含成长气质的女作家,在叙述华裔女性成长的过程中,伍慧明的成长叙事冲破了性别和文化的藩篱,从现实境况与文学创作之中实现自身对于理想自我的探求,表达了作家对于华裔女性乃至对于整个人类生存境遇无限可能的执着追求和诗意守候。从汤亭亭到伍慧明,华裔女性成长叙事已经由一种相对单调的程式化模式,向着一种自觉而自省的书写模式发展,这种叙事传统的创新与进步无疑是华裔女性作家对过去激烈成长姿态的告别,更是对未来无限可能的展望。

美国华裔女性特殊的成长经验与独特的叙事文本,是我们理解和探讨华裔女性“主体建构”最为直接的动力来源,更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性别政治与社会文化对女性作家的意识形态进行渗透和干预的生动案例,其价值已经超越了纯粹的华裔女性成长叙事的文本意义。这几部作品呈现了一个穿梭于历史与现实之间的丰满而活泼的华裔女性形象序列：黄玉雪的《华女阿五》塑造了一位“草根逆袭”的华裔女孩形象,这种“美国梦”的成长模式看似完满,背后潜伏的却是“东方主义者”的文化想象;汤亭亭的《女勇士》则描述了华裔女性群体从失声到发声、从沉默到反抗的成长经历,塑造了“女勇士”般的抗争者形象;伍慧明的《骨》则突破了两性和种族的局限,从理性的高度去审视和反思生活,展现了新一代华裔女作家成熟的理想自我形象。华裔女作家以艺术性的手法,书写了“模范少数族裔”的个体成长经验—族裔历史与现实生活互动之中的华裔女性群体成长经验—自觉而自省的人类普适成长经验的嬗变过程。从黄玉雪到汤亭亭,美国华裔女性成长小说的女主人公形象“承载了华族社会沉重的危机、困境压力,表达着不满、甚至抗争华人经济利益、政治权益被边缘化现状的情绪,也就有过多基于现实功利的取向”（黄万华,2016：155）。而到了伍慧明,随着华裔女性生存状况的变化和自我反省的深入,成长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形象开始有了自我审视、自我反思、自我超越的理性内涵,华裔女性的自我主体得到了一种现代性的建构,也更符合华裔女性的现实生存状况。

仅从黄玉雪、汤亭亭和伍慧明三位女作家的创作来讨论美国华裔女性作家的成长叙事和主体建构有些单薄,不免有片面之嫌,却仍不失为了解华裔女性成长和主体建构的一面镜子。透过这面镜子,华裔女性可以或明或暗地照见自己的存在。三位女作家在性别经验和文化想象的作用之下,基于不同的个人生存境遇和迥异的文化语境,展现了华裔女性成长叙事和主体认知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大致体现了美国华裔女性文学发展的脉络——后起之秀对前辈的继承与突破,同时也见证着华裔女作家个体的成长。若将这种差异性跟美国本土化、经济全球化、中西方文化等联系起来,可以看到,美国华裔女性承受着重重压力,着眼于现实生存和未来成长,华裔女作家们或多或少含有功利主义的考量。于是,“每一次艰难的反抗或许都会伴随着潜意识的臣服,每一次奋力的突围却又暗含着某种不期然的陷落”（高小弘,2011：122）。华裔女性的成长之途必然是一个迂回曲折的复杂过程,其中难免有臣服,有失落,而她们正是在不断的反抗和突围中叙述着自身主体的生成过程。华裔女作家们用成长叙事艰难地建构起华裔女性由模糊到自觉到自省与超越的成长之路,展现了其还原华裔女性成长的真实历史的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