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笔者提出开辟“译者行为研究”这一领域并着手构建“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第十个年头。2019年4月26日至28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编辑部主办了“全国首届‘译者行为研究’高层论坛”。来自全国90余所院校和科研机构的200多位师生齐聚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围绕“译者行为和翻译研究的新趋势”这一主题展开了热烈研讨。“与会学者纷纷表示,译者行为研究和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由我国学者首倡,是翻译研究的新趋势,值得持续关注和深入研究。加强中国学术话语权,是每位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期望以本次论坛为契机,构建翻译研究上的‘中国学派’而引起国际同行的瞩目。”^①(① https://journal.bisu.edu.cn/CN/news/news209.shtml)

开展译者行为研究,意义不同寻常。《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执行主编周长银教授在高层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中指出：

翻译研究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关注的重点研究领域。学者们大规模地聚焦于译者行为这个专题,这不仅在全国是第一次,即便在国际上也是如此。译者行为研究是典型的以人为本的研究,开展以人为本的译者行为研究,是新时期译学界对于翻译活动复杂性充分考量的结果,突破了传统上一维的和静态的文本研究范式,能较好地将翻译批评的全面性、客观性和科学性等三大目标落到实处。这不仅是研究范式的革新,更是对翻译批评和翻译学的突破性贡献。译者行为研究是一个可持续挖掘的研究领域,而且我们有“译者行为批评”这样原创性的理论工具。我们相信,经过我们广大学人的共同努力,一定会产出带有“中国学派”特征的译者行为研究成果,也必将引起国际译学界的瞩目。

译者行为研究已经实实在在进入了翻译批评内外相结合的第三阶段（周领顺,2015）的研究。任何研究的灵魂都是原创,原创新的理论工具更是灵魂的中枢,而从该领域提炼出的“译者行为批评”理论领先“国际前沿”（许钧,2014：112）。译者行为的理论联结了纯理翻译学和应用翻译学,更新了旧的研究范式。

“译者行为研究”与“译者行为批评”是研究领域与研究工具之间的关系。“译者行为”表述为translator behavior,但和威尔斯（Wilss,1996）的意义完全不同。他虽然使用过translator behavior,但不是作为一个专门的术语使用的,更谈不上是作为一个有着明确界定的批评术语来使用的。“译者行为”（translator behavior）是对具体的“译者的行为”（translator’s behavior）的概括和抽象,译者行为是普遍的、客观的存在,只要有翻译活动,就必定有译者的存在,而译者一定是通过行为表现出来的。“行为”又包括具体的翻译行为（translating,翻译学视域）和翻译作为社会活动的社会行为（translation as a social activity,社会学视域）。任何领域的译者行为都值得研究,但为了使描写和研究做到全面、客观和科学,就需要将其置于科学的理论视域内,用一定的理论工具加以描写和解释,因此“译者行为批评”应运而生。但准确地说,“译者行为批评”只是探索译者行为的一条研究路径甚至是具体的方法,其研究并非为理论而理论。一个典型的理论,需要具备三“性”,即系统性、术语性、工具性,“译者行为批评”就具备了这样三个特征。刘军平（2009：6）曾指出,“翻译学现阶段的缺陷是：我国学者很少系统地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翻译模式或构想。翻译批评存在随意性、片面性和应景性,缺乏自主的批评理论体系和规范的批评标准”,如今这已经成为历史。尽管如此,但笔者的初衷并不希望使用“理论”这样“高大上”的字眼,以免引来非议,鉴于有学者陆续将“译者行为批评”称作“理论”,所以在这里也从众而用之。

“理论”是“学派”之为学派的典型特征,但在我国,学派意识普遍不足,甚至首倡者还可能会受到非议。学派意识不足,归纳起来大概有这样几种情况：一是因为我国传统上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的思想至今仍在一定程度上残存着;二是因为我国传统上反对门户之见和标新立异,而学界的“门户”就是学派,“标新立异”就可能成为“出头鸟”而被人诟病;三是因为我国有小学、训诂的传统,虽然研究可谓扎实,但理论原创不足;四是因为中国人善于形象思维,但西方人善于逻辑思维,更容易提炼出系统的理论;五是因为中国翻译理论创建觉悟晚,创建的时间短,还需要经过不断的检验,所以质疑声不断。我们要勇于理论创新,不能只是套用西方的理论,否则将会永远在西方的理论中打转。理论是对事物运行规律的抽绎,有暂时的优势,但也有滞后于新的事实的不足,惟有对事实的不断挖掘和提炼,才能使某一理论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普适性。国外翻译理论的发展过程如此,中国本土的翻译理论也一样。这是一个不断探索、发现和完善的过程。许钧（吴雅兰、许钧,2018）在谈到学术探索和发现时也提到了“译者行为批评”和学术探索的过程：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始终怀揣一颗不断探索、不断发现的心,这样一路走来都会是满满的兴奋和喜悦。学问是一个过程,没有尽头,即使取得了一点成绩,也是永远在路上。比如,我给不少学者的新书写序,作者有上至80多岁的老教授,下到30来岁的年轻人。这些书出版的时候,很多理论观点不被理解,甚至不被人看好,现在大部分观点都得到了国内业界的认可,比如《翻译学》《变译理论》《生态翻译学》《译者行为批评》,目前这些在翻译学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著作,我都写过序,做过推荐。我回过头去看的时候,就会发现这是一条不断拓展、不断发现的路。我的学术眼光哪里来?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不断开拓发现而炼就的。

构建理论工具,突出的是原创力。冯全功评述道,“国内翻译研究发展非常迅速,似乎是一片繁荣景象,但繁荣的背后又有多少国内学者提出原创性翻译理论呢?有影响的屈指可数！原创性翻译理论,包括许渊冲的文学翻译理论、谢天振的译介学、吕俊的建构主义翻译学、黄忠廉的变译理论、周领顺的译者行为批评等,这些理论初具学派特征,在国内产生了较大影响。”^②(② http://www.sohu.com/a/237071204_161093)如果把学术研究分为三层的话,最上层是“原创”（创造了发现规律与解决问题的概念和工具）,中间层是“创新”（发现了规律）,最底层是“贡献”（解决了问题）。有所贡献,是做研究的基本作为。构建理论,准确地说是基于事实而使规律升华后所发现的科学解决问题、发现规律的新途径。

探索“译者行为研究”领域,笔者用的是“译者行为批评”方法,所以在我的概念里,二者密不可分。提出译者行为研究“理论”的初衷是尝试发掘新的探索路径或途径。正如许钧（陶李春、许钧,2016：78）在接受访谈时所指出的那样：“中国译学界不断开辟新的研究途径,国内有不少学者在翻译理论探索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我还特别关注到黄忠廉提出的变译理论,胡庚申努力阐释与建构的生态翻译学,以及周领顺开展的译者行为研究等等。”研究路径或途径的规律性抽绎,就可能进一步升华为理论。关于“译者行为研究”领域和“译者行为批评”之间的关系,方梦之先生在2014年10月1日给笔者的电子邮件中写道：“你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③(③ 指“译者行为研究”——笔者注。)”又在2019年4月20日本次论坛开幕前发来的短信中写道：“这几年你创导的行为理论发展得很好,成为译界前沿主流之一”。在本次论坛谢幕之后,方先生回复我：“首届会议令译界瞩目,相信今后译者行为研究会加快发展。”方梦之先生高屋建瓴,既指明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也道出了目前的发展现状;既是对笔者个人的勉励,又是对这一研究领域和这一理论工具运用效果的肯定,更是对未来发展趋势的期许。在译者行为研究提出十周年之际,也是在受到诸多鼓励^④(④ 比如：《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5：1）：“周领顺近年来提出的译者行为批评思想在国内独树一帜,反映了我国学者理论创新的成果。”美国达拉斯德州大学顾明栋教授（2016：92）写道：“中国翻译界已经对翻译理论有相当深入的研究,也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一些成果,如南京大学的许钧教授和扬州大学的周领顺教授等人的研究很有价值。”许钧教授评述道：“许渊冲、谢天振、黄忠廉、周领顺等,都可以说是在努力创新。他们勤于思考、长期耕耘,学术面貌就非常清晰。对他们的工作,我一直都很关注,也有过研究、思考与推荐。如果让我评论中国翻译界创新氛围的话,我认为目前的态势是良好的,很多成果具有了与国际对话的可能性。”（冯全功、许钧,2018：111）)之后,我作为发起者,愿意将译者行为研究的基本范畴和“国内本土理论”（杨荣广、黄忠廉,2016：21）、“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王峰、陈文,2017：87）之一的“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运用状况与研究者们作一分享,以求必要的反思和进一步的提高。有关译者行为研究理论创建的思路和过程,另见周领顺（2019）。

许钧和周领顺（2015：96）对中国翻译学的发展阶段进行过反思：“大量引进西方翻译理论、跟进并大规模阐释的‘输入’期,发生于改革开放之后。因译学界急于把‘文革’耽误的时间补回来,所以随着国门的开放,引进了西方大量的翻译学思想,其对于我国的译学发展与研究功不可没。在引进的同时,‘阐释’是这一时期的一个主要特色。”袁筱一（2014：5）对这一时期质疑道：“这些年,我国在翻译的理论探索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走的不是很远,主要是以介绍西方翻译理论流派和译学方法为主。西方翻译理论的布拉格学派介绍完了,伦敦学派介绍完了,交际理论学派介绍完了,文化转向介绍完了,后殖民理论观照下的翻译理论研究介绍完了,那现在再做些什么呢?”几乎在此后不久,“国内本土理论也逐步发展,黄忠廉之‘变译理论’、胡庚申之‘生态翻译学’、周领顺之‘译者行为研究’也逐渐为研究者所熟知。”（杨荣广、黄忠廉,2016：21）“译者行为研究”和“译者行为批评”的理念即是在这样大的环境下产生的。

但“译者行为”和经常出现的“翻译行为”切入角度并不完全相同。“译者行为”着意强调的是从“译者”作为人的角度切入的,而“翻译行为”中的“行为”虽然也主要指人,但不一定要从人的角度进入,比如可以从翻译单位、翻译语篇、翻译效果、翻译作用等角度进入来看待翻译行为。霍兹•曼塔利（Justa Holz-Mänttäri）表述为translational action,谢天振主编（2008：136~137）译为“翻译行为”,实际只是涉及翻译活动的行动,并不都是语言转换和意义再现的“翻译”行动。霍兹•曼塔利也用过translatorial action这一表达,Shuttleworth & Cowie（2005）《翻译研究词典》中谭载喜主译为“译者行动”,虽然“与译者相关”,但并不是纯粹的“译者”本身。为了使“译者”的概念不外溢,必须控制它的外延,所以就尽量不要使用形容词的形式,除非表达的是宽泛的意义。冷冰冰（2017：6）认为,“周领顺的‘译者行为’（translator behavior）比‘规律性的翻译行为’（regularities of translational behavior）一词具有更严谨的学术定义。”

译者行为研究有很多的研究内容和研究路径。在这次高层论坛上,有直接呼应周领顺“译者行为批评”的,如王宏所作的《搭建中西译论的桥梁——评“译者行为批评”》、黄勤所作的《鲁迅小说<肥皂>四英译本中绍兴方言英译策略对比分析——基于译者行为批评视域》、霍跃红所作的《译者行为研究之情感指纹研究——以葛浩文<尘埃落定>英译本为例》、陈伟所作的《机器翻译的解构性：基于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思考》、任东升所作的《制度化译者行为探究》、傅敬民所作的《应用翻译译者行为的自主性和规范化》等,他们既有对该理论所作的验证,也有新的拓展、完善和反思。还有学者从其他的角度和研究领域论述译者的行为规律,如王克非所作的《译有所为,首在译者》、刘泽权所作的《多身份译者的意义协调与危机处理——系统功能视角的口译个案自我分析》、司显柱所作的《对外新闻翻译与国家形象建构》、张政所作的《知之、好之、乐之：<国训>英译及思考》、秦洪武所作的《汉语典籍<论语>重译：偶然还是应然?》、鲍晓英所作的《译介主体文学翻译选择行为研究》、程维所作的《论新媒体环境下译者的能动介入》、徐珺所作的《<论语>英译的意识形态与诗学分析》、张威所作的《医疗口译员的“自主语篇”行为及其“显身”阐释》、朱安博所作的《从“译者”到“摆渡者”》、武光军所作的《美国翻译家葛浩文英译莫言小说中东方主义的历时嬗变及其翻译社会学分析》等。他们拓宽了研究的视域,让听众深深感受到译者行为研究走的是一条可持续的研究之路。

就研究内容而言,文学翻译领域、应用翻译领域、口译领域,甚至具体的电影片名翻译、公示语翻译等,无不留下了译者行为的痕迹。而且,任何一个领域都可以不断地细化,比如文学翻译领域的译入和译出行为、小说翻译和散文翻译的不同译者行为对比、不同译者群体行为个性和共性对比、个体译者行为历时考察和共时对比、同一原作不同译者行为的对比等。这些领域译者行为的研究,不仅能够贡献于学科内部,也能够服务于国家的战略需求,比如文化“走出去”战略。如果提炼出来系统性的、有解释力和普适性的理论工具,那么在译者行为研究领域,就会有无数个围绕一个主题而互相支撑的理论集合,最终形成学派特征鲜明的研究特色。

在研究路径上,译者行为研究宏观上属于文本外（context）研究,和传统上的文本（text）研究相对,因此可以看作翻译社会学研究的一部分。但译者行为研究并不忽视传统上的文本研究,它是内部和外部相结合、静态和动态相结合、文本和人本相结合的研究,这样做能够更好地实现翻译批评的三大目标。译者行为研究较好地实现了翻译批评前两个阶段（翻译学阶段和社会学阶段）的搭桥,避开了纯粹的静态研究和文本研究对于翻译活动复杂性的视而不见。研究方法具体有批评路径、实验路径、语料库方法、田野调查、统计法等,还可以将几个路径或方法相结合。

研究是要解决问题和发现规律的。只要把翻译看作一场活动,就少不了译者行为因素的存在。译者行为具有一般性和特殊性的特点。以下从两个角度具体分析。

首先看文本类型的制约。一般来讲,文本经典化程度越高,译者的行为痕迹就越少。反之,文本通俗化程度越高,译者的行为痕迹就越多。译者行为痕迹的存在,一般是出于方便读者的考虑,但随着文本通俗化程度的增高,译者就有可能超出译者的身份,这是译者的社会性行为倾向,是译者行为的一般性特点。如果结论相反,则必定是译者行为社会化的结果。社会性行为存在于翻译内,社会化行为超越了翻译的边界。社会化行为显现时,译者的身份就会发生改变,这是译者行为倾向的特殊性。

再看文学的译入与译出行为。一般来讲,“译入”时,译者以“赏”为主,译文为务实性求美而偏离原文司空见惯,并主要体现于译文对原文传播效果的“好不好”上,此时译者是审美的一般消费者;“译出”时,译者以“鉴”为主,译文的求真主要体现于译文对原文意义表达得“准不准”上,此时译者是鉴别正误的专家。这是译者的一般性社会性行为倾向,如果结论相反,则必定是译者行为社会化使然。社会化行为的诱因主要来源于译者主观上强烈的目的性和客观上强烈的环境性,这是译者行为倾向的特殊性。当我们掌握了译者行为倾向的一般性和特殊性时,就掌握了翻译批评的主动权和恰当的方法论。

“译者行为批评”的标志性成果是《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商务印书馆,2014）和《译者行为批评：路径探索》（商务印书馆,2014）两部专著。《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是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结项成果,《译者行为批评：路径探索》是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的结项成果。《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2016年获得江苏省人民政府颁发的江苏省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根据中国知网数据库的数据,从《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出版年2014年开始截至2018年,以“译者行为批评”作主题关键词检索,共得到103篇文献。剔除作者本人文献和书评类文献后,得到有效文献57篇,总参考文献数为984篇,篇均参考数为17.26;被下载6 602次,篇均115.82次;总被引45次,篇均0.79次;下载总数与总被引数综合比为146.71。以“全文”作检索条件,本成果总引用量为7 012条,如刘茜、李清平：《<寂静的春天>在中国的译介——兼论翻译学与社会学的界面研究潜势》（《中国翻译》2018年第2期）、刘云虹的《新时期翻译批评的理论探索和实践介入》（《中国翻译》2018年第6期）、覃军的《译,贵在不译——翻译中的“非翻译”策略》（《中国翻译》2018年第5期）、蓝红军的《翻译批评的本质回归与价值重塑》（《外语教学》2016年第3期）等,而“译者行为研究”系列论文的第一篇论文更是早在2010年就发表了,即《外语教学》（2010年第1期）刊载的《译者行为与“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译者行为研究（其一）》。

“译者行为批评”自诞生以来,或被用作审视问题的视角,或被直接用作分析的工具,充分展现了它的工具性。比如,仅在题目上出现该理论或者该理论术语的文章就有杨宁伟所作的《基于视听文本的译者行为批评：“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张虹和段彦艳所作的《译者行为批评与<孝经>两译本中评价意义的改变》（《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唐蕾所作的《华裔获得语作家身份建构的译者行为批评分析——以李翊云<逃避之道>汉译为例》（《当代外语研究》2016年第5期）、戴文静所作的《中国文论英译的译者行为批评分析——以<文心雕龙>的翻译为例》（《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徐德荣和杨硕所作的《论儿童文学翻译批评的“求真—务实”综合模式》（《外语研究》2017年第1期）、黄勤和余果所作的《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黑白李>三个英译本中熟语翻译比较》（《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谭莲香和辛红娟所作的《从文本批评到译者行为批评——外来译者沙博理研究述评》（《外国语文》2017年第3期）、杨宁伟所作的《汉语“乡土语言”英译译者行为度——以<我不是潘金莲>葛浩文译本为例》（《翻译论坛》2018年第3期）、吕文澎等人所作的《巧用“第三空间”传播中华文化——解读葛浩文的译者行为》（《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9月3日）、黄勤和王琴玲所作的《林太乙<镜花缘>方言英译探究：求真还是务实》（《外语学刊》2018年第1期）、鲍同所作的《中国文学在日本译介活动中的“译者行为”研究》（《外语学刊》2018年第5期）、宋健、崔伟男和罗水莲所作的《从翻译行为到译者行为：戴乃迭女性译者文化身份》（《文学教育》2017年第8期）、杨宁伟所作的《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乡土语言”英译对比研究——基于<骆驼祥子>四译本的考察》（《外文研究》2018年第4期）、高博所作的《20世纪上半叶美国“诗人译者群体”的译者行为批评研究》（《山东外语教学》2018年第6期）以及周宣丰、赵友斌和罗选民合作的《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19世纪新教传教士英译儒经行为研究——以柯大卫的<四书译注>为例》（《中国翻译》2019年第1期）等。硕博士论文用作理论工具的更多,这里举例暂略。

有关“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书评和专评主要有：许钧所作的《矻矻经年 自成一格——<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与<译者行为批评：路径探索>序》（《山东外语教学》2014年第1期）、刘云虹所作的《译者行为与翻译批评研究——<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评析》（《中国翻译》2015年第5期）、黄勤和刘红华所作的《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开山之作——<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与<译者行为批评：路径探索>评介》（《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张德福所作的《译者行为批评：翻译批评新突破——<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评介》（《山东外语教学》2016年第6期）、赵国月所作的《翻译批评：开拓创新、回归本体——评周领顺新著<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暨<译者行为批评：路径探索>》（《外语研究》2015年第1期）、王广禄和吴锡平所作的《在翻译中讲好中国故事——记扬州大学翻译行为研究中心教授周领顺》（《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8月19日）、高天枢所作的《基于创新与回归视角的翻译批评研究——评<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出版广角》2016年3月下）、Lus Shih所作的《翻译批评领域新的里程碑——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与<译者行为批评：路径探索>评介》（《翻译论坛》2015年第4期）、高玉霞所作的《制度化翻译视域下的译者行为研究——兼评<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中国外语研究》2016年第1期）、沈洁所作的《译者行为批评思想刍议》（《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17年第8期）、赵国月所作的《“译者行为批评”几组概念正解——与宋以丰先生商榷》（《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马明蓉所作的《复杂性科学视阈下的译者行为批评研究》（《山东外语教学》2017年第6期）等。

许钧（2014：112）把“译者行为批评”评价为“国际前沿”,并认为开创者“有足够的学派意识,自成一格”,“把‘译者行为’研究系统化,使其在翻译批评学科内得到凸显,并合理地冠以‘译者行为批评’之名,提炼出了译者行为评价的理论框架,尝试性地将其用于批评的实践”。刘云虹（2015：67）评价道：“坚实的理论基础、独特的批评视角、明晰的术语体系与科学的批评标准是一种批评模式得以确立的重要条件,可以说,译者行为批评在这些层面都有明确的追求,在拓展翻译批评实践的同时,也为翻译和翻译批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注入了新的活力。”马明蓉（2017：100~107）从复杂性科学的角度进行了系统论证,她认为,“译者行为批评更重大的意义在于,其术语体系和理论体系,均体现出复杂性科学思想,吻合复杂性科学的基本原则,是翻译研究范式的重大变革”“译者行为批评具有强烈的学科意识”“译者行为批评具有浓厚的中国学派意识”“译者行为批评正初步显示出强大的普适性和理论解释力”“译者行为批评具备完善的术语体系、完备的理论体系和强大的理论解释力,是复杂性科学的思维范式在翻译学的具体生发,吻合复杂性科学认识论中的两重性逻辑原则、回归原则和全息原则,为当今陷入困顿僵局的译学研究注入一股清流。”黄勤和刘红华（2015：128）认为,“‘译者行为’批评是翻译批评学科的进一步细化,将翻译批评推进到了翻译内外相结合的翻译社会学研究阶段。”译者行为批评既是理论工具,也是研究路径。刘云虹（2018：65）认为,“周领顺的《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力求突破传统的二元对立式评判模式,将翻译批评推进到行为视域与文本视域相结合的翻译社会学研究阶段,探索并构建贯穿翻译过程、聚焦译者行为、结合翻译内外的批评新途径。”钱春花（2019：11）认为,“他（周领顺）延续了Hermans对翻译行为的内涵界定,也兼顾了功能学派的研究,在国内翻译研究领域独树一帜。”

就笔者所知,目前开展译者行为研究的项目有：教育部2016年度项目“晚清翻译规范的社会构建及译者行为批评研究”（课题负责人：王军平）、教育部2019年度项目“华裔翻译家王际真中国文学经典译介之译者行为研究”（课题负责人：黄勤）、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译者行为批评视阈下的《淮南子》英译研究”（课题负责人：邵卫平）、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译者行为视域下英美意识流小说转述话语汉译批评研究”（课题负责人：潘冬）等,说明该领域的研究持续看好。

目前的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是宏观的、框架性的,笔者力图在自我的体系内做到自圆其说。人是有意志的,意志和行为的关系、行为和预期的关系、主观预期和客观结果的关系是怎样?身份和行为的关系怎样?翻译批评不能仅仅是“说说而已”。但理论是灰色的,只有实践（事实）之树常青。为了检验它的有效性,提高解释力并增强普适性,笔者于2015年成功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汉语‘乡土语言’英译实践批评研究”,并按原定计划三年内准时结项,获得“良好”等级。将来还要进行“乡土中国”译者群共性行为的对比研究,在此基础上再深化和系统化框架性的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做到从宏观到微观,再从微观走向宏观。

译者行为批评是以人为本的人本理论,是属于翻译批评的评价理论,是外部与内部相结合、人本与文本相结合、动态与静态相结合并旨在追求全面性、客观性和科学性三大翻译批评目标的多维方法论。

译者行为批评描写人的行为痕迹并解释行为背后的意志和动因,不先入为主,力求客观呈现。说它是评价理论,也就是“怎么评”的理论,和“怎么译”的理论有着根本的不同,也和传统上的文本研究思路有着根本的不同。译者行为研究,不是传统上文本研究的深化,因为文本不管怎样深化,它仍然是文本,显示为单一的维度。译者行为研究是基于外部的研究,兼顾了文本研究,这是翻译批评的目标所决定的。在语法上有“三个平面”的语法理论,和这个道理是一样的,不是哪个平面的深化,而是彼此相关的交叉印证。

译者行为批评的工作原理可公式化为：译者两属性（语言性和社会性）,视野两分明（翻译内和翻译外）,身份行为分内外（内部社会性和外部社会化）,一条主线贯始终（意志—行为—痕迹—规律+应用）,描写“连续统”（比如“求真—务实”连续统,以阶段性特征描写和分析的方法,不持二元对立的、割裂式的态度,可以最大限度地确保客观和公正）。但证明一个理论工具好不好,就在于它是不是“好用”。《中国翻译》（2019年第1期）发表了周宣丰、赵友斌和罗选民三位学者借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所写的论文。赵友斌教授在其微信朋友圈中写道：“用中国人自己创立的理论指导研究,指导我们这项研究尝试的理论是周领顺教授创立的‘译者行为批评’。译者行为研究是译学的重要部分,早期老外所译的中华典籍无不带有浓重的主观意识、文化侵入意识,故老周创立这个理论很有时效意义,需我们译者纠之、正之,以使中国文化准确地传播到‘五湖四海’。”冯曼（2016：122）通过事实验证后认为,“……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为诸多翻译事实提供了合理的解释,也为翻译批评增添了新的切实可行的路径”。

译者行为研究和译者行为批评需要不断拓展。比如,以下内容就值得检验和加强：

（1）作为译者的条件是什么?

（2）自律的译者和其他类型的译者行为怎样?

（3）行为背后意识形态、心理（译者本身是一个矛盾体）等方面的研究。

（4）怎样研究无意识的翻译行为?

（5）读者类型、译者类型、译评者类型等与译者行为的关系。

（6）译者行为与其产生的客观效果（包括翻译的社会效果和译文的语言特征）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

（7）传统上的翻译单位研究与译者行为。

（8）译者行为与客观效果研究。

（9）求真度、务实度和合理度的量化等。

（10）各个领域译者行为规律个性和共性研究等。

理工途径的译者行为研究和机器译者的意志性及其行为的研究等则更需要加强。像胡庚申（2019：129）所批评的,“近年来的一些专项译论研究（如译介研究、变译研究、应用研究、典籍翻译研究、译者行为研究等）间‘失和’,既缺乏相互的沟通协调,也缺乏综观的梳理筛选”,还是有些令人不得要领,诚望生态翻译学率先垂范。当然,胡教授没有将生态翻译学列入“专项译论研究”,可能跟他所说的“生态翻译学是翻译研究领域中正在兴起的生态化论域”（同上：125）和“中国自主创新的、富有活力的理论话语体系”（同上：126）的定位有关。

译者行为批评是一个框架性的理论,大的框架搭好了,还需要不同领域内容研究的发现去完善它。译者行为研究,是一条可持续的发展之路,除了译者行为批评路径需要加强外,其他更有效的路径还有待后来者继续探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9年度课题指南“语言学”第92项是“中国翻译理论的构建研究”,说明中国翻译理论的构建研究值得加强,而译者行为批评也应该成为其中的研究内容。外国人觉着自己的理论工具好用,一般就不会求助于其他国家的理论,同时这也与“欧洲中心主义”的传统有关,而笔者是在考察了西方的翻译理论之后,感觉西方的翻译批评理论解释力不足时,才摸索出自己的译者行为批评路径。学术创新是一个不断努力的过程,这也是对学术怀有敬畏之心的表现。

值得一提的是,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一样,经验性十分明显。一名翻译研究者最好也是一名翻译的实践者,只有如此,才能戳到“道理”的痛处。笔者在进行翻译研究时,从不忘记自己首先应该是一名翻译的实践者,所以笔者才能在翻译的实践中发现研究的问题和深层的道理（如周领顺,2016;周领顺、露丝•莳,2017）,这也是笔者于2003年在《上海科技翻译》（今《上海翻译》）发起“翻译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讨论”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