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弃智措施还未吞噬我们以前,库尔提乌斯找到了避风港,他躲到了至十八世纪仍生机勃勃的历史墓茔中（对他而言,十八世纪正是中世纪与现代的分割线）。

——施皮策《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评论（1949）

针对德国文化的自我投降论,针对文明之恨及其社会政治背景,我发表了驳论著作《岌岌可危的德国精神》。我不得不发出警告,因为我预感到一场可耻的灾难即将降临德国,不幸,我的话很快就应验了。

——库尔提乌斯《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1948）

（库尔提乌斯意识到了）德国精神的“危机”,德国精神裹藏在极易滋长的,极其诱人的非理性主义中,伺机催生希特勒主义这样的弃智运动。

——施皮策《美国语文学杂志》（1949）

身为人文主义语文学家,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并非唯一反对并抨击雅利安语文学（Aryan philology）以及将语文学政治化做法的人,同期作战的还有另一位杰出的德国语文学家库尔提乌斯。库氏的博士论文是《<列王纪>,优美的早期盎格鲁—诺曼译本的批评》,于1911年出版。此后的“二十年里,他悉心钻研当代法国文学”。(Calin, The Twentieth-Century Humanist Critics, p. 30. On Curtius see also Arthur R. Evans, Jr., On Four Modern Humanists：Hofmannsthal, Gundolf, Curtius, Katorowicz（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x）, pp. 85~145.)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就获得了欧洲‘文明批评家’的国际声誉,地位与托马斯•曼（Thomas Mann）、艾略特（T S Eliot,1888—1965）、奥尔特加（José Ortega y Gasset,1883—1955）、马达利亚加（Salvador de Madariaga y Rojo,1886—1978）旗鼓相当,因此有人又称其为‘歌德转世’（Goethe redivivus）”。(Spitzer, review of Curtius, Europäische Literatur und lateinische Mittlelater（1948）,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70 （1949）, p. 425)更值得注意的是,库氏在德国察觉到,20世纪上半叶随着种族意识形态（völkisch ideology）、雅利安语文学、法西斯主义的崛起,欧洲人文主义传统和启蒙传统面临着巨大威胁。他发现“希特勒独裁期间,自己再也无法表达对当代法国作家,包括犹太人和同性恋的钦慕之情”。(Calin, Twenti-Century Humanist Critics, p. 34.)于是,他转向过去,完成了对中世纪诗学与修辞进行考察的巨著《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以下简称《欧拉》）。这本书试图反驳当时传统的日耳曼语文学观点,即把整个“欧洲（文学）传统”的进程与流变,限定在起于荷马、止于歌德的时间内。他承认,欧洲“由于一战及其后续影响,这个思想与艺术传统受到极大动摇,在德国尤为如此”。(Curtius, “Auther’s Forward to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European Literature and the Latin Middle Ages（[1948];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vii. On Auerbach and Curtius, see Evans, “Erich Auerbach as European Critic”, pp. 193~215, esp. p. 195. 按照Wellek, German, Russian, and Eastern European Criticism, p. 97的说法,库尔提乌斯的著作“有力地证明了欧洲文学传统的统一性与连续性”。)奥尔巴赫流亡期间,把目光转向了比较文学;同样,库尔提乌斯,这位本非“中世纪研究者”的学者,在学术生涯后半段转向了中世纪研究,以期构建有意义的文学文化方案,从而替代有违传统德国教育（Bildung）、人文主义、启蒙思想的雅利安语文学、种族神秘主义和纳粹史学。他坚信,“中世纪早已统一古希腊罗马和基督教,且因此奠定了现代文化的基础”。(Hans Reiss, “Ernst Robert Curtius （1886—1956）：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Occasion of the Fortieth Anniversary of His Death”, Modern Language Review 91 （July, 1996）, p. 647.)

不过,与奥尔巴赫截然不同的是,库尔提乌斯公开直面德国的弃智措施（barbarism）,并向其非人性、非理性的后果宣战。德国文化与社会的危机,使他选择了清晰的政治立场;1932年,他发表了《岌岌可危的德国精神》（Deutscher Geist in Gefahr）（以下简称《德国精神》）,正如他在书中所写的,他要“公开打击作为纳粹政权前身的教育弃智化（barbarization）与民族主义狂热”,(Curtius, “Author’s Foreward”, pp. vii-viii. On Curtius’s career, see Reiss, “Ernst Robert Curtius （1886-1956）”, pp. 647~654.)同时肯定欧洲文化的大同思想（cosmopolitan idea）。针对纳粹史学与种族史学,他声言,古代与基督教、人文主义与启蒙思想,都是“欧洲经验的共同遗产”。(Curtius, German Spirit in Peril（Stuttgart：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32）, p. 42, quoted in Peter Godman, “Epilogue”, in European Literature and the Latin Middle Ages, p. 625. 2012年3月16日,Martin Vialon在致笔者信中指出,“《岌岌可危的德国精神》是反犹太人的,其矛头直指曼海姆（Karl Mannheim）和其他犹太学者”,以及“奥尔巴赫的社会历史方法论”。)无怪乎在这位“以整体眼光看欧洲的”人文主义者眼里,“纳粹意识形态着实令人作呕”。(Reiss, “Ernst Robert Curtius （1886—1956）”, p. 650.)

库尔提乌斯相信,他的时代是“思想危机”的时代,(Godman, “Epilogue”, p. 624.)《德国精神》“呼吁一种新人文主义,其中应融合从奥古斯丁到但丁的中世纪”。(Curtius, “Author’s Foreward”, pp. vii~viii.)这本书“针对德国文化的自我投降论,针对文明之恨及其社会政治背景。我不得不发出警告,因为我预感到一场可耻的灾难即将降临德国,不幸,我的话很快就应验了。”(Curtius, Essays on European Literature（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499~500. 黑体部分为笔者所示。)库氏反对的是德国“日益浓厚的非理性崇拜”,以及“种族意识形态的邪恶的爱国主义。他指出,真正的爱国主义是超民族的,正如德国文化,就其历史本质,乃是综合的”。(Godman, “Epilogue”, p. 625.)面对德国语文学与意识形态危机,库氏的解决之道是,通过“回归中世纪的拉丁统一性,回到基督教之西方世界的基础”,强化人文主义与启蒙的观念。(Michael Kowal, “Introduction”, in Curtius, Essays on European Literature, p. xvii.)^.他指出,“通过拉丁中世纪,我不仅理解了中世纪拉丁文学,而且也明白了中世纪思想家和学者的世界观与历史观。”(Curtius, quoted in Godman, “Epilogue”, p. 637. 黑体部分为笔者所示。)库氏笃信语文学的人文主义,或者说人文主义的语文学。他一方面唤起“德国人文主义传统,以应对种族、阶级或党派的教义对精神的整治改造”,(Kowal, “Introduction”, p. xvi.)可另一方面也惹恼了纳粹分子,他们诟骂《德国精神》,因为“其作者接触过犹太人和‘混淆是非的犹太思想家’,因而不理解‘德国文化的生物学基础’”。(Godman, “Epilogue”, pp. 603~604.《德国精神》一年之内再版三次,不出意料,“三月份便遭到纳粹头号刊物《种族观察家》（Völkische Beobachter）批判”。See Reiss, “Ernst RobertCurtius （1886—1956）”, p. 651.)

在《德国精神》中,库尔提乌斯的解决之道,是创立“一种新人文主义”,它的起点并非“古代”,其基础“并非古典主义,而是中世纪精神”,如此便自然要呼唤“从奥古斯丁到但丁的西方文明的杰出奠基者”。(Curtius, “Appendix”, p. 500. 我们可以将库氏的“新人文主义”,同Werner Jaeger （1888—1961）及其在20 世纪30 年代提出的反动的“第三人文主义”（Dritte Humanismus）相比较。他相信,人文主义是德国文化继承的特殊而专享的遗产。See Zakai & Weinstein, “Hans Baron：Humanism & Republican Liberty in an Age of Tyranny and Barbarism”, forthcoming.)出于“当时市侩民族主义（philistine nationalism）给（德国）思想传统带来的威胁”,或者说纳粹主义“与重新寻找其文化与历史地位的现实需要”,(Godman, “Epilogue”, p. 623.)他摒弃了现代“法国文学”(Curtius, “Preface to the First Edition”, Essays on European Literature, p. xxvi.),摒弃了“现代法国文学批评家”身份,转而研究拉丁中世纪。

为着手准备新计划,库尔提乌斯首先在海德堡大学开设了一些相关课程,尔后“从1938年至1944年,在各种学术杂志上,陆续发表了22篇论文;它们为我提供了战时不可多得的思想不在场证明”。(Curtius, “Appendix”, p. 500. 黑体部分为笔者所示。)1944年库氏写道,这22篇中世纪研究论文“从骨子里跟条顿人格格不入”。(Curtius, quoted in Godman, “Epilogue”, p. 634.)他的语文学新兴趣的成果首先是《德国精神》,后来是被艾略特赞许为“鸿篇巨制”的《欧拉》。用施皮策的话说,在《欧拉》中,“新欧洲的先知成了‘回首过去的先知’,成了中世纪欧洲主义（Europeanism）的史学家;（以前的）美学与文化批评家成了语文学家”。施皮策继续写道,出现这一转变的原因,是作者意识到“德国精神的‘危机’——德国精神裹藏在极易滋长的,极其诱人的非理性主义中,伺机催生希特勒主义这样的弃智运动”。作为对纳粹弃智措施与非理性主义的回应,库氏“转向了‘可靠的语文学’,并最终走向中世纪语文学,在那里,思想之清醒与严谨绽放出最绚丽的花朵”。(Spitzer, review of Curtius, Europäische Literatur und lateinisches Mittlelalter, p. 426. 黑体部分为笔者所示。)

《德国精神》与《欧拉》的关联既清楚又重要。《欧拉》的目标是“从当时的弃智措施中恢复过来”,它的写作为库尔提乌斯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思想不在场证明”。(Godman, “Epilogue”, p. 629; Curtius, “Appendix”, p. 500.)他“在纳粹当政期间,踏踏实实地撰写这部杰作;它所传达的精神,与第三帝国的意识形态与实践完全相反”。(Reiss, “Ernst Robert Curtius （1886—1956）”, p. 648.)另外,它还“试图反对民族社会主义清理作为德国文化组成部分的拉丁文学”。(Hartman, A Scholar's Tale,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82.)^:相比奥尔巴赫,库尔提乌斯仍然处于“内部迁移”,(Levin, “Two Romanisten”, p. 482. On Spitzer and Auerbach, see also Geoffrey Green,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 Structure of History; and Wellek, German, Russia, Eastern European Criticism, pp.113~153.)即在纳粹德国内部流亡;写作并最终出版《欧拉》,不光要展示“欧洲文学的罗马遗产”,(Curtius, “Preface to the First Edition”, p. xxvi.)而且要反对雅利安语文学,重申“他对欧洲文坛（res republica litterarum）（《欧拉》不但有此表述,且为之辩护）的存在深信不疑”。(Godman, “Epilogue”, p. 604.)另一方面,库氏跟奥氏一样,都是在二战期间研究写作。奥氏撰写《摹仿论》（Mimesis）时,并没有像样的图书馆;而库氏也不得不“利用一座不大不小的私人图书馆,在窗户被附近炮弹炸碎的公寓里工作”。(Ibid., p. 634.)面对四面楚歌、岌岌可危的语文学,奥氏在土耳其流亡期间,库氏则在满目疮痍的德国,分别给出了自己的挽救之道,共同举起了针对语文学敌人的人性火炬。

20世纪初期德国人文主义与语文学危机,迫使库尔提乌斯从罗曼研究和现代欧洲文学研究,转向拉丁中世纪,以便重新探索“欧洲意识与西方传统”。(Curtius, “Preface to the First Edition”, p. xxvi.)他承认,“一股强烈的冲动激发我调整自己的研究领域。我认为,自己必须回到以前的时期;用比喻的说法,就是回到更古老的意识层面——首先便是罗曼中世纪。”(Curtius, “Appendix”, p. 498.)在《欧拉》中,一种深深的“政治与思想的危机感”(Godman, “Epilogue”, p. 623.),当然也是心理与存在的危机感激发并贯穿库氏的新人文主义使命、语文学人文主义。出于同样的原因,奥尔巴赫也不得不从但丁转向“辞彩”（figura）,再到《摹仿论》。一如奥尔巴赫写作《摹仿论》的情境,“催生《欧拉》的个性,并不属于冷静利用积累学识进行研究的安宁的实证主义者（academic positivist）。”相反,用库尔提乌斯自己的话说,他的《欧拉》乃出自“在战争、革命等历史剧变的引导下提出新问题”的“孤立的个体”。( Ibid., p. 606.)它强调基督教的西方世界或者说欧洲的拉丁统一性;跟《摹仿论》中的人文主义目标一样,库氏的使命是点明欧洲人文主义文明的统一性,对抗纳粹主义与雅利安语文学的巨大威胁。奥氏本是历史主义者,提倡历史主义的人文主义语文学,亦或“历史主义的人文主义”。可不同于奥氏,库氏不断对抗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历史主义——按照他的说法,对抗自1933年起德国“兴起大规模的历史虚构活动”,或者“没有客观的科学”的观点,“所谓科学不得不附着于种族、民族和政治。这个谎言必须戳破。”(Curtius, “Appendix”, p. 502. 黑体部分为笔者所示。)于是,库氏举起了“人文主义”大旗,“这个利器可以用来反对空谈历史主义的相对主义泥淖”,“反对因1932年层出不穷的各种伪“主义”而导致的的混乱”;(Godman, “Epilogue”, p. 626.)同时强调,“经验必须经过创造之火熔炼,然后打造成坚如钢铁的知识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必须时刻保持客观。”(Curtius, “Appendix”, p. 502.)他们相对的历史主义观点,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他们对历史的不同态度：奥氏是文学史家,“自己也为此骄傲”,这跟库尔提乌斯截然相反,“有人批评库氏对主题和文学套语的关注,去除了文学客体的历史意义”。(Jan Ziolkowski, “Foreword,” in Erich Auerbach, Literary Language and Its Public in Late Latin Antiquity and in the Middle Ages, Bollingen Series (Rep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p.xxix.)

如此一来,当“战争的阴霾笼罩德国后”,库尔提乌斯“决定通过研究中世纪拉丁文学,来贯彻中世纪人文主义思想”。他的研究“并不处于当时思想的科学、学术或哲学的主流”。原因很简单,正如他写道的,“写作这本书,不仅仅出于纯粹的学术兴趣,更是我对保存西方文化的关注。”其首要目标是“阐释文学视域中的西方文化传统”。( Curtius, European Literature and the Latin Middle Ages, p.viii;黑体为笔者所示。)

奥尔巴赫也怀着同样的目标：面对纳粹的不合理性,全力保存欧洲文化与文明。此外,在推进语文学人文主义大业时,奥尔巴赫与库尔提乌斯,都致力重建被纳粹的种族与人种分离措施打得四分五裂的欧洲文明的统一性。奥氏首先以其西方文学“统一性”专论,将《圣经•旧约》拉回到欧洲人文主义文化中心,拿起共同的西方犹太—基督教传统的旌旗;库氏的出发点则是中世纪——一个阐释着欧洲文学‘时空’‘统一性’的时代。(Ibid.)库氏进而写道,“面对当今各执一词的思想界,我们很有必要”去“点明这种统一性”。再者,西方文化统一性的论证,“必须站在普世立场（universal standpoint）。这一立场源自拉丁文学（Latinity）。”因此,他的焦点并非“广义的中世纪”,而是“拉丁中世纪”,或者说是时空中一个特殊的点,那里最能凸显欧洲传统的统一性,并且能弥合纳粹种族分离导致的裂痕。(Ibid.; 黑体部分为笔者所示。)库氏一再强调,“本书的写作并非出于纯粹的学术兴趣,而是怀着紧迫的使命,在具体历史环境的压力之下一点点完成。”( Ibid., p. x; 黑体部分为笔者所示。)同样,奥氏也指出,“在众多精深的著作中,我们常能注意到一种客观性,其中的现代评判与偏见（但作者却全然不知）……从每一个字,每一个修辞手法,每一个词组中流露出来。《摹仿论》是在20世纪40年代,由特定作者在特定环境下有意识完成的著作。”正如梅诺卡尔（María Rosa Menocal）谈论语文学学科时所言,我们应该“按照文学始终发挥的基本意识形态作用”“带着意识形态去阅读”奥氏与库氏。(Shards of Love： Exile and the Origins of Lyric（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33.)

奥尔巴赫有着跟库尔提乌斯类似的意识形态议题（ideological agenda）,虽然表述得不太明显;由于他是犹太人,这个议题同时也源于纳粹对他的生命以及全欧犹太人的生命构成的巨大威胁。另外,奥氏与库氏的语文学方法截然不同：“相比库尔提乌斯的中世纪精神,奥尔巴赫更强调变化,而非连续。在他看来,历史是记载的意识,等待后人不断细查存世记载后去阐释。”(Levin, “Two Romanisten”, p. 469.)虽然他佩服库氏的巨著,可仍然难以认可它：“我从库尔提乌斯的《欧拉》中,引用过大量材料,提出了一些问题,尽管我很难同意他对重要事物的判断。”(Μ 在其《欧拉》评论中（“Europäische Literatur und lateinisches Mittlelalter by Ernst Robert Curtius”, Modern Language Notes, 65 [1950], pp. 348~351,）,奥尔巴赫称赞该书是“热情有力、桀骜不驯的丰碑”（p. 348）,是“语文学研究的典范”（p. 350）,但他也指出,这个工程“过于浩大。材料有时打断或模糊了主要观点;有些散见于不同章节的观点,本应该充分而连贯地阐述”（p. 349）。)

库尔提乌斯跟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学家巴伦（Hans Baron）一样,相信危机史（crisis-history）;(See Zakai and Weinstein, “Hans Baron”.)换言之,他相信,“历史理解的进程”,乃基于“战争和革命”这样的“历史巨变”。例如,“修昔底德（Thucydides）受前所未有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之震撼,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奥古斯丁受阿拉里克（Alaric）攻占罗马事件之影响,撰《上帝之城》（City of God）。”(Curtius, European Literature and the Latin Middle Ages, pp. 3~4.)同样,“一战……彰显了欧洲文化危机”。 (Ibid., p. 4.)库氏撰《欧拉》,奥氏撰《摹仿论》,正值欧洲人文主义文明危机。下面这段描写库氏的文字,也可以放到奥氏身上：“他坐下来,默观欧洲满目疮痍的景致。曾几何时,欧洲还是文明的,统一的,可现在却跟他的国家一样,变得野蛮,甚至手足相残。”(Menocal, Shards of Love, p. 134.)总而言之,奥氏与库氏“都坚信,语文学必须统一过去的研究,以服务当下”。(Ziolkowski, “Foreward”, p. xvii.)

关于奥尔巴赫的《摹仿论》,1949年施皮策写道,“作者是一个在外流亡的德国人,他对目前德国的运动没有丝毫不满。”(Spitzer, review of Curtius, Europäische Literatur und lateinisches Mittlelalter , p. 430.)施皮策把自己的研究,严格限定在语言学、语文学和文学史领域,他的“语文学循环”（philological circle）概念,“始于从可见的细节,进而到假说,最后再回到细节”。(Wellek, “Leo Spitzer （1887—1960）”, Comparative Literature, 12 （Autumn 1960）, p. 315.)奥尔巴赫则不同。他越来越靠近语文学的历史化,靠近历史语文学,让语文学研究参与针对雅利安语文学的艰苦的意识形态斗争。他认为,“人类生存的历史维度”,通过“语言活动的多重表达方式”,“使其为人所知”。语文学使我们知道“人类精神过去的结构”,它不同于“把文学当作历史知识的外在‘来源’,进而将文学和历史联系起来”。再者,“文学体现了人类生命之意象或幻象,这种意象必然唯有通过其历史母题而反映出来。” (Breslin, “Philosophy or philology: Auerbach and aesthetic historicism”, i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22(July-September 1961), pp. 372-373.)这便是奥氏的历史主义语文学和他的人文主义的来源。

奥尔巴赫清楚意识到施皮策与自己的巨大差异：“施皮策的阐释,放到第一位的往往是对个体语言学形式、特定作品或作家的精确理解……相反,我考虑的要更宽泛……我的目的始终是书写历史。于是,我从来不把文本视为孤立的现象;我向它发问,我的重中之重不在文本,而在我的问题中。”(在书评（见review, “Linguistics and Literary History： Essays in Stylistics by Leo Spitzer”, Comparative Literature, 1 [1949], pp. 82~84）中,奥尔巴赫强调,“这整本书并不属于比较文学”,因为它主要涉及“风格模式与主旨的分析。”施皮策的分析方法是“以语言学观察为基础的”（p. 83）。)其他方面则是一致的;施皮策“往往考虑文本个体性的精确理解”,而《摹仿论》作者却倾向于“整合历史进程的各种景象。”(Uhlig, “Auerbach’s Hidden? Theory of History”, in Seth Lerer (ed.), Literary History and the Challenge of Philology: The Legacy of Erich Auerbach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39.)

当奥尔巴赫与库尔提乌斯都利用文学史来对抗雅利安语文学的前提时,施皮策提出,“我们应该忽略文学史这门学科的语文学特征,它关注的是藏匿于语言学与文学形式的观念,而不是观念本身（这是哲学史领域的事）,或者作为传达行为的观念（这是历史和社会科学领域的事）。只有在语言学文学领域,我们才是有本事的语文学家。”(Spitzer, Linguistics and Literary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33-34.)他相信,“民族灵魂的最佳明证就是它的文学”,我们可以“从其优秀的文学作品语言中,把握该民族的精神”。(Ibid., p. 10. 卡林认为（2012年2月15日致笔者信）,施皮策“热切地相信文学人文主义及其与某地域民族的关系……他触及的语言和文化的确多于奥尔巴赫和库尔提乌斯。事实上,他比这两人更具国际性,更具世界性。”)赫尔德（Herder）提出,“语言是构建思想,铸造民族性格的网络”。显然,施皮策承袭了他的观点。语言是“反映构成民族灵魂之形象”的“镜子”。(Olender, Language of Paradis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4-5.)

最后,尽管库尔提乌斯与奥尔巴赫都怀着对抗雅利安语文学与种族史学的语文学人文主义目标,但两人之间有一个巨大差异,据此我们可以清楚区分他们作品的内容与形式。库尔提乌斯,用雅利安的种族主义的话讲,是“纯种德国人”,他能呆在德国,通过写作来抗击纳粹的弃智举措和雅利安语文学,这也迫使他不得不在国内流亡。而奥尔巴赫是犹太人,他被勒令停止大学教职,随后不得不离开德国。两人的这部分经历极大影响了他们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写作。虽然他们都捍卫欧洲人文主义,批评德国长久以来的希腊之爱（Graecophilia）或对希腊文化和古典文化的钦慕,(早在1822年,黑格尔就指出,对德国人而言,“雅典”是“一个有教养的民族最可敬的故乡。”See 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World History, ed. and trans. R. F. Brown and P. C. Hodgson （Oxford：Clarendon Press, 2011）, p. 73. For German Graecophilia, see Suzanne L. Marchand, Down from Olympus： Archaeology and Philhellenism in Germany, 1750—1970（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但他们的视角却有着天壤之别。库氏考察的,是从奥古斯丁到但丁的拉丁欧洲的统一性;而奥氏努力找寻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犹太—基督教遗产或《圣经》的统一性,在那里,通过对历史的修辞阐释（figural interpretation）,他将《圣经•旧约》纳入了欧洲文化、文学和历史的框架之中。库氏寻求欧洲历史统一性,以对抗因种族史学和雅利安语文学导致的分隔。奥氏的目的,则是恢复《圣经•旧约》、希伯来圣经在欧洲文明中的影响和权威,使其有效且可靠。

英国诗人斯彭德（Stephen Spender）指出,库尔提乌斯按歌德的思想规划自己的生活。拿破仑战争期间,歌德把自己想象成“一座高耸的悬崖,全然不理会下面数百尺的惊涛骇浪”。(Spender’s dialogue with Curtius after the war, quoted in Gumbrecht, “Pathos of the Earthly Progress”, p. 33.)而身为流亡在外的犹太人,奥尔巴赫不可能置身事外,无视二战阴影笼罩下的伊斯坦布尔的种种可怕景象。这场战争的结果,不仅将决定他的命运,还会决定欧洲数以百万的犹太人的命运。因此,库尔提乌斯与奥尔巴赫的差异,不光在于他们对语文学和历史主义的相异看法,更在于他们的生存处境：在恐怖与暴政的年代,“雅利安人可以保命,而犹太人被判死刑”, ( Paliakov, Aryan Myth, New York: Barnes & Noble Books, 1996, p.1.)这就是他们的差异。

（本文原题为“Two Responses to the German Crisis of Philology： Ernst Robert Curtius and Erich Auerbach”, in Avihu Zakai, Erich Auerbach and the Crisis of German Philology, Springer, 2016, pp. 51~58. 本文是库尔提乌斯研究的新作,扎卡伊教授及时发来此文,并授权翻译,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