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全球生态危机的加重以及人类生态保护意识的觉醒,人文社科研究纷纷掀起了“生态转向”（ecological turn）的热潮（Stibbe,2015：7）,在此大背景下生态语言学、生态批评、生态女性主义、生态翻译学、生态符号学等学科应运而生。生态语言学作为语言学研究中一个方兴未艾的增长点,越来越彰显出其强大的学科生命力和竞争力。就国外而言,国际生态语言学学会（The International Ecolinguistics Association）已经成立;该研究领域的主要期刊有：国际生态语言学学会英语网上刊物《语言与生态》（Language & Ecology,ISSN：1745—3631）,巴西的葡萄牙语半年刊《生态语言学：巴西生态语言学杂志》（Ecolinguística：Revista Brasileira de Ecologia e Linguagem,ECO-REBEL,ISSN：2447—7052）;相关专著和论文集不断涌现,例如Fill & Mühlhäusler（2001）、Mühlhäusler（2003）、Bang & Døør（2007）、Fill & Penz（2007）、Alexander（2009）、Stibbe（2015）等;国际生态语言学学会开设了免费在线课程：“我们赖以生存的故事”^①(① http://storiesweliveby.org.uk/);奥地利“格拉茨团体”（the Graz Group）、丹麦“欧登塞团体”（the Odense Group）、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团体”（the Adelaide Group）等多个国际生态语言学研究团体已经形成（Couto,2014：126）。

就国内而言,2016年1月华南农业大学在国内率先成立“生态语言学研究所”,设立“语言生态学”博士点（黄国文,2016;黄国文、陈旸,2017）;自2016年11月以来,“国际生态语言学研讨会”和“中国生态语言学战略发展研讨会”相继召开,“生态语言学讲习班”和“生态语言学研修班”不断举办;2017年1月华南农业大学的黄国文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何伟教授分别被推选为国际生态语言学学会中国地区代表（regional representative）、系统功能语言学主题代表（subject representative）（黄国文、陈旸,2017）;2017年4月中国生态语言学研究会（China Association of Ecolinguistics）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正式成立（魏榕、何伟,2017）;已出版的相关专著、论文集及译著有《语言生态学引论》（冯广艺,2013）、《什么是生态语言学》（黄国文、赵蕊华,2019）、《生态语言学文选》（范俊军、肖自辉,2018）、《生态语言学：语言、生态与我们信奉和践行的故事》（阿伦•斯提比,2019）;《中国外语》《外语与外语教学》《外国语文》《山东外语教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外国语言文学》等多家学术期刊设置了“生态语言学研究”专栏。

2017年适逢生态语言学诞生45周年,Routledge出版社推出了由国际生态语言学领域领军人物、奥地利格拉茨大学荣休教授Alwin Fill与其同事Hermine Penz副教授联袂主编的鸿篇巨著《劳特利奇生态语言学手册》（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Ecolinguistics,以下简称《手册》）。作为第一本全面探索生态语言学领域的权威论著,《手册》是一部纵观生态语言学研究、反映该领域最新进展的承前启后之作,它的出版是生态语言学学科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同时,该书不仅荟萃了国际生态语言学界31位领衔学者和后起新秀的最新研究成果,还融合了生态学、社会语言学、语言经济学、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话语分析、语料库语言学、教育学、哲学等领域的思想,并从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研究的多维视角为当前国际生态语言学研究提供了全景式的综览。本文拟对这一最新力作的主要内容予以扼要介绍和简评,以期对国内学者进行中国语境下的生态语言学本土化研究有所裨益。

《手册》按主题编排,共由引言和四个部分（29章）组成。在引言部分,Alwin Fill开宗明义地概述了本手册的框架结构、生态语言学的历史背景以及各个部分的重点内容等,为读者厘清全书的总体脉络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第一部分（第1~10章）主要聚焦“豪根模式”或“语言生态学”;第二部分（第11~23章）着力探讨“韩礼德模式”;第三部分（第24~28章）重点介绍了作为超学科的生态语言学的哲学性;第四部分（第29章）为编者对未来生态语言学的展望和预测。下面对各章逐一进行简单介绍。

1. 第一部分：社会环境和个体环境中的语言

第一部分由A和B两部分组成,重点讨论了语言的多样性、语言濒危与语言消亡、语言演变、语言规划、语言接触以及语言减少与物种减少的关联等语言生态学问题。

（1）A部分（第1~6章）：语言与生物多样性,小语种与大语种,语言濒危与语言复生

第1章题为“生物多样性与语言多样性的相似与区别”,作者在介绍生物多样性与语言多样性的定义与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两者的异同以及造成全球生物多样性与语言多样性减少的原因。第2章从生态学的视角,通过具体实例研究了小语种与大语种之间的语言接触以及语言的保存、复活及发展问题。第3章题为“语言濒危与语言消亡：语言多样性的未来”。在全球语言多样性锐减的大背景下,作者首先勾画了目前全球语言多样性的现状和全球语言的丰富度,并介绍了国际自然保护协会（IUCN）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语言多样性的评估标准,以及语言活力与濒危（Linguistic Vitality and Endangerment,LVE）、扩大的梯度代际中断量表（Expanded Graded Intergenerational Disruption,EGIDS）等工具对于语言复兴的作用。此外,作者还指出了未来维持语言多样性所面临的挑战。第4章研究少数族裔语言（minority language）如何作为经济要素对国家和个人产生经济利弊。Alwin Fill首先结合语言经济学思想,把语言看作为“经济货币”（economic currency）,讨论了语言多样性的经济价值;接着作者着重介绍了欧洲少数族裔语言面临的现状以及一些代表少数族裔语言的组织;最后以加泰罗尼亚语和威尔士语两个少数族裔语言为例,分别讨论了这两者对语言讲话者个人、语言社区以及国家和全球三个层面产生的成本和收益。第5章研究生态学视角下的语言演变,作者从多个方面对跟语言演变有关的“生态学”概念进行了解读,主要包括决定语言演变的外部生态因素与内部生态因素。第6章通过对语言规划、社会工程、生态语言学等方面的文献进行回顾,并结合生态语言学思想探讨了英语成为世界通用语（lingua franca）对全球语言规划和语言生态的影响以及在此大背景下的语言规划及语言规划教学。

（2）B部分（第7~10章）：语言接触（双语与多语）与接触中的语言

第7章研究语言的多样性在个体层面与社会集体层面的表现,作者介绍了该领域的主要研究方法并推荐了一些具体的实践研究。在第8章中作者结合全球背景下的一些具体实例,分析了语言帝国主义（linguistic imperialism）的表现及其对语言生态造成的影响。第9章研究克里奥尔语学（creolistics）对生态语言的借鉴,作者基于自己以往三篇论文,分别从本体论、语言变体、语言内容等方面回答了这个问题。作者最后指出,这个研究问题本身就是非生态的,因为学习是一个双向的过程,生态语言学和克里奥尔语学都采取了一种研究人类语言本质的特殊视角,应该相互学习,共同推动语言学的发展。第10章介绍了生态系统语言学（ecosystemic linguistics）。作者指出,生态系统语言学是普通生态学的一部分,起源于语言的生态系统。生态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一种生态现象,它不把语言看作为交际的工具,而是看成交际本身和思想的表达。语言的生态系统分为语言的自然生态系统、语言的心理生态系统与语言的社会生态系统。由于生态系统语言学研究不仅跨学科、跨方法论,还涉及多学科、多方法论,因此它既包括语言向心生态学（endoecology）,又包括语言离心生态学（exoecology）。

2. 第二部分：语言在环境（生物与生态层面）中的作用

该部分共分为A、B、C三部分,融合积极话语分析、多模态话语分析、批评话语分析、语料库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功能语言学等众多领域的思想,重点探讨了语言（话语）在描写、隐藏以及解决环境问题中的影响和作用。

（1）A部分（第11~14章）：语言在制造、恶化以及解决环境问题中的作用

第11章“积极话语分析：人与生态关系的再思考”,研究生态语言学在寻找人类赖以生存的新的积极话语中所扮演的作用。Arran Stibbe指出,积极话语分析（PDA）与批评话语分析（CDA）的不同在于前者不仅要解构、而且还要建构话语,要在批判的基础上寻找新的人类赖以生存的“故事”（stories）以取代现存工业文明中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消极话语。作者提出了生态语言学视角下的积极话语分析研究方法：首先,要对语篇的语言特征进行分析,揭示其隐含的意识形态;其次,把语篇中的意识形态跟话语分析者的生态哲学观（ecosophy）进行比较,判断这些话语是否为积极话语;最后,要对有利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积极话语进行宣传。积极话语分析的语篇对象主要包括新经济话语、自然书写、生态诗歌、土著话语等。第12章研究如何使用视觉图像（visual image）展现环境问题。作者引入了视觉环境传播（visual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研究,将环境传播中的图像分为三类——自然/环境图像、企业/科技图像和人物图像,并从多模态视角探讨了它们表征环境问题的区别,验证了视觉图像表征环境与自然问题的重要性。第13章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商业跨国公司在有关环境问题的话语中所隐含的意识形态立场。Richard Alexander基于批评话语分析和语料库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以可口可乐公司的一则补充报告（Replenish Report）为例对其索引行、共现、搭配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该报告通过使用委婉语、名词化等手段隐藏了其对环境的破坏行为。第14章研究生态视角下隐喻的语用研究。作者通过大量的隐喻实例证明了隐喻是一把双刃剑,既是朋友又是敌人,会对生态造成积极和消极的影响,因此如何通过合适的方式来解决隐喻性语言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问题。作者还引入了生态隐喻（ecological metaphor）的概念并指出了其所面临的困境。

（2）B部分（第15~19章）： 环境话题如何在文本和媒介中出现——生态话语与非生态话语

第15章“词汇语法与生态语言学”,研究目的是探究语法词汇中隐藏的意识形态。首先,Andrew Goatly根据意识形态潜伏的程度,将语法词汇分为六个范畴,着重讨论了句法语义模式（syntactic-semantic patterns）范畴与其潜伏的意识形态;然后,结合典型事件模型（canonical event model）以及移情等级体系（empathy hierarchy）讨论了大自然在及物性小句中如何作为背景被边缘化;最后,结合Halliday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及物性、名物化以及作格分析分别对一则环境语篇《2012年世界状况报告》（State of the World 2012）与托马斯和华兹华斯的自然诗歌中的词汇语法模式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表明,大自然在两种语篇中充当不同语义角色。第16章研究在政治语言中环境议题是如何被处理的。作者指出,该领域涉及的问题主要有：话语如何被架构;社会参与者、环境议题如何被贴上标签;社会参与者的身份如何被建构;政治语言中环境话语如何与其实际影响相联系等。研究方法主要有：批评话语分析、话语历史分析、架构分析等。第17章在基于体裁（genre-based）的方法下对生态广告进行了探究。作者根据体裁空间将生态广告的类型分为三类——绿色商业广告、漂绿商业广告、绿色公益或社会广告,并从符号语言（semio-linguistic）视角分别对这三种生态广告的类型进行了多模态话语分析。第18章“全球变暖还是气候变化?”主要聚焦环境话语中气候变化的研究。作者首先介绍了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的区别以及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接着介绍了气候变化话语的五种架构。该领域的主要研究方法包括批评话语分析、基于语料库的分析等。第19章探究生态语言学视角下媒体关于自然灾害的报道,作者基于生态批评话语分析（eco-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的方法,以媒体有关德国1997年洪水的报道为例进行了分析。此外,作者还对比了批评话语分析与生态批评话语分析的异同。

（3）C部分（第20~23章）：语言和语篇如何传递生态观与非生态观

第20章主要探讨了动物的话语表征问题。作者指出目前学界关于动物话语的表征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从话语分析角度关注动物的语言表征,另一类是关注动物与人类的互动研究,而本章所要探讨的议题则是以上两类研究之间的交集部分。动物话语表征主要涉及话语中所体现的人类优越性、人类特殊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等,该领域的研究方法有多模态话语分析、语料库语言学分析、跨语言的历时研究等。第21章审查了委婉语在与动物有关的语言中的策略和趋势。作者首先在生态语言学视角下对委婉语进行了定义和分类,并引入、介绍了“委婉语化”（euphemization）及其三种使用策略和典型趋势——利用（utilization）、具体化（reification）、禁忌语（taboo）。研究发现,语言中存在很多杀害和剥削动物的委婉语使用策略。第22章研究拟人化语言（anthropomorphic）与自然中心主义语言（physiocentric）能否替代当代英语中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的语言表现形式。作者通过介绍英语中功利人类中心主义（utilitaristic anthropocentrism）的语言表现形式、拟人化语言的表现形式与自然中心主义的三种分类——植物中心主义（pathocentrism）、生物中心主义（biocentrism）与整体主义（holism）,得出生态语言学可以帮助人类意识到语言中人类中心主义的偏见,但是要完全通过使用拟人化语言和自然中心主义语言替代人类中心主义语言还不现实（illusory）。第23章“生态语言学与地名：人与自然的互动”从生态语言学视角下对地名学（toponymy/place-naming）进行了研究。作者从生态语言学视角结合自己以往对南太平洋诺福克岛（Norfolk Island）和南澳大利亚达德半岛（Dudley Peninsula）的地名学研究进行了分析,并介绍了其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

3. 第三部分（第24~28章）：哲学与超学科的生态语言学

该部分融合教育学、哲学、宗教等思想,全面讲述了近年来作为超学科的生态语言学研究的新增议题。

第24章是“科学环境语言的伦理道德”。自然科学家和社科人文学家对“人类世”（Anthropocene）话语持有不同的看法。自然科学家倾向于把语言解读为事实本身,而社科人文学家通常把语言解读为我们看待世界的窗口。在此基础上,作者讨论了科学语言及其相关主题：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科学与社会、强调与隐匿、中立与支持。第25章“生态语言学与教育”主要聚焦环境教育（environmental education）及动物农业（animal agriculture）在环境教育中的作用。在环境教育部分,作者详细介绍了社会互赖理论（Social Interdependence Theory）、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环境规划署（UNESCO-UNEP）提出的六个环境教育目标以及批判教育学（critical pedagogy）。在动物农业在环境教育中的作用这一部分,作者介绍了在动物农业中与动物相关的语言使用、多学科的人与动物研究（human-animal studies）以及生态语言学在环境教育中的作用。第26章研究目的是探究和抵制“意识的社会渗透”（social osmosis of idea）设想并如何通过认知科学以及心理学中的生态途径寻找人类语言的微观生态基础。作者首先指出了赖尔之谜（Ryle’s Riddle）与笛卡尔的二元论（Cartesian dualism）对人类微观生态的影响,接着介绍了“延展生态假说”（Extended Ecology Hypothesis）以及延展生态的研究方法,最后指出认知科学家已经修正了笛卡尔的二元论,生态语言学家应该对语言与生态对立的思想进行指正。第27章研究“科学转向”背景下作为超学科的生态语言学。Peter Finke指出,我们正处于学科界限被打破、彼此之间相互融合的“新科学时代”（new scientific age）,生态语言学作为进入新科学时代的“引路人”（pace-maker/pathfinder）,将会成为促进这一发展的主要贡献者。第28章研究生态语言学跟宗教研究形成学科对话的潜势。作者基于生态阐释学（ecohermeneutics）的研究方法,以《圣经•旧约》的“创世说”（Genesis）选段为例进行生态分析,并在前人对此解读的基础上,证实该宗教话语中充斥着“人类中心主义”,影响了人与自然互动关系的塑造。该研究体现了宗教、语言与生态之间的关系。

4. 第四部分（第29章）：21世纪的生态语言学

第29章“生态语言学的新定位和未来发展方向”为本书的结语,两位主编基于前面各章节的内容探讨了当前生态语言学的学科地位、学科性质、在全球的发展范围,并对其未来后续研究议题和发展前景进行了预测和展望。

《手册》通过各章精心选取的关键议题,在界定生态语言学学科体系的同时对生态语言学领域的主要研究内容作了全方位的审视,集中体现了目前学界对于生态语言学学科发展的回顾、思考与展望。综观全书,其特色与主要贡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该书具有三大特色。首先,《手册》不但是目前最新的一本生态语言学论著,而且是一本难得的生态语言学参考百科。较之其姊妹篇《生态语言学读本：语言、生态与环境》（Fill & Mühlhäusler,2001）、《保持语言可持续发展：应用生态语言学论文集》（Fill & Penz,2007）以及该领域以往的著述（Mühlhäusler,2003;Bang & Døør,2007;Alexander,2009;Stibbe,2015）,该书的特点可以概括为：∀涵盖内容广,囊括语言多样性、濒危语言保护、语言接触、语言规划、生态话语分析、生态批评话语分析、环境话语、环境传播、动物研究等诸多传统议题和新兴议题,充分彰显出生态语言学强大的学科张力和包容性;权威作者多,包括Alwin Fill、Arran Stibbe、Sune Vork Steffensen、Andrew Goatly等众多国际生态语言学顶尖学者,强大的作者阵容为本书提供了较高的质量保障;研究视角新,涵盖生态学、功能语言学、语言经济学、环境传播学、语料库语言学等不同视角下的生态语言学研究,不仅丰富了生态语言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还凸显了生态语言学跨学科和超学科的研究特性;可操作性强,各章节最后都会指明该主题未来研究的发展趋势,并且列出了相关的推荐书目清单,这有助于对相关话题感兴趣的读者顺藤摸瓜地进行下一步操作和研究。综上而言,该书是一本极具学术参考价值的工具书,它是对生态语言学最新发展状况的及时补充。其次,《手册》重视多模态视角下生态语篇中环境与生态问题的研究,不仅填补了此类介绍生态语言学研究方法著作的空缺,还有利于提高读者的生态多元识读能力（eco-multiliteracy）。例如,在第12章,Hansen从多模态视角探讨了公共环境传播中三类图像在表征环境问题中的区别;第17章将生态广告分为三类并从多模态视角分别进行了对比分析。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以及互联网的普及,人类的交际模式与语篇分析的对象越来越多模态化,生态语篇亦是如此。冯德正（2017：3）曾指出,像环保公益广告等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语篇将是未来多模态语篇研究的重要分析对象。总之,目前从多模态视角对生态语篇进行分析方兴未艾,该书中的此类研究必将会对未来多模态视角下的生态话语分析（生态纪录片、环保公益广告等）研究起到引领作用。再次,《手册》兼顾理论价值与实践指导、经验性分析与实证性研究之间的良性互动。例如,第3章借助统计学中各种图表和数据的支撑,客观真实地对当今全球语言现状进行了描写;在第13章,Alexander结合语料库语言学的方法对可口可乐公司的文本所隐藏的环境问题进行了批评话语分析等。这些实证性研究兼顾理论探讨与实践分析之间的平衡,不仅突破了以往著作纯粹经验性分析的藩篱,也为日后生态语言学的实证性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示范。

（2）该书有三大理论贡献。首先,《手册》的出版对生态语言学学科的发展是一件里程碑式的盛事,它是献给生态语言学问世45周年最好的礼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生态语言学成为一门“显学”的重要标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书第27章对生态语言学将成为新科学时代的“领跑者”这一新定位大大提升了生态语言学研究的内涵与层次,为生态语言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其次,正如该书扉页所言：作为目前第一本最为全面、最为系统探索生态语言学领域、介绍生态语言学研究的手册类论著,《手册》不仅系统梳理了生态语言学学科进展的全貌,清晰勾勒了生态语言学的发展脉络,全面总结了生态语言学的主要研究内容,还预见性地指明了未来生态语言学的发展态势及走向,这对生态语言学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总结和引领作用。再次,《手册》的问世不但具有较强的适时性,而且极具现实指导性。生态语言学是在人口、资源与环境等全球性生态问题日益突出的现实背景下产生的,如何促进生态语言学在解决实际的生态环境问题中发挥重大作用,理应成为生态语言学研究的目的和归宿。可以说,在当前全球生态严重恶化以及语言多样性锐减的时代背景下,该书的出版对如何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命运共同体、维护语言的多样性以及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态提供了重要参考和有益启示。

（3）该书对中国生态语言学研究具有重要启示。首先,《手册》的引言和最后一章两次提到了华南农业大学黄国文教授带领的“生态语言学研究所”以及由其举办的“首届生态语言学国际研讨会”并指出,由于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全球性生态问题已经对人类、动物与植物的生存环境造成了威胁,最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关注生态语言学的研究;此外,中国虽语言资源丰富（多语言、多方言）,但是语言生态环境复杂,需要合理的语言规划。这为未来中国语境下的生态语言学研究指明了方向：一方面,加快生态语言学在中国的研究,充分发挥语言在改善生态环境中的作用;另一方面,通过语言规划,维护语言的多样性,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态。其次,该书还指出,虽然早期生态语言学的诞生与发展植根于欧美意识形态,但是在以儒家和道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淀和蕴藏着许多有关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生态智慧,这些和谐的生态哲学观将会对未来国际生态语言学的进一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未来我们要通过激活中国传统生态哲学思想中有益性的生态话语和“故事”（李美霞、沈维,2017）,建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语言学研究范式和理论框架（例如：何伟、张瑞杰,2017;黄国文,2017）,不断将中国生态语言学的和谐智慧引介到西方,唤起中西生态共鸣,共同讲好生态故事（周文娟,2018）。再次,就目前已有文献来看,该书中所涉及的一些研究议题（生态系统语言学、环境传播、生态语言学与教育等）和生态话语分析方法（批评话语分析、积极话语分析、多模态话语分析、中介话语分析等）在国内的生态语言学研究中还相对单薄。因而,该书不仅拓宽了国内生态语言学研究者的学术视野,还为未来中国的生态语言学研究与生态话语分析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该书虽规模宏大、内容丰富且视角新颖,诚然也存在一些微瑕之处。其一,部分章节的划分有些不尽合理,各部分文章数量的比例有些失调。同时,有些章节多以理论介绍和文献回顾为主,缺乏详细具体的介绍和分析。其二,《手册》依然沿袭《生态语言学读本：语言、生态与环境》（Fill & Mühlhäusler,2001）的编排体系,重复着生态语言学的主流故事。另外,该书的撰写者以及文章的研究对象较为局限,大多囿于欧美地区。作为一本全面反映国际生态语言学研究最新进展的权威手册,《手册》忽略了世界其他地区的研究成果,实属一大缺憾。

总体而言,《手册》是迄今为止生态语言学领域出版物中的集大成之作,是一本引领国际生态语言学研究的前沿读物和学术精品。该书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指导性,对于对生态语言学、语言生态学以及生态话语分析感兴趣的研究者、读者及研究生而言是一本案头必备的工具书。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与其他国家相比,目前我国生态语言学研究还相对落后（黄国文、陈旸,2017）,而《手册》为我国生态语言学研究者提供并呈现了许多新的极具启迪与参考价值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是助推生态语言学在中国的发展、开启中国语境下的生态语言学研究不可或缺的良师益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