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兰作家司各特（Walter Scott,1771—1832）的历史小说《红酋罗伯》（Rob Roy,1817）一经问世就受到广大英国读者的欢迎。虽然小说主体故事以1715年苏格兰詹姆斯党起义（或叛乱）（Jacobite rising or rebellion）为历史背景,但是生活在世纪之交的司各特探讨的是18世纪英国从传统农耕社会到现代商业社会的变革问题。《红酋罗伯》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方式,叙述者弗兰克·奥斯巴迪斯顿（Frank Osbaldistone）同时也是小说主人公,生活在18世纪60年代中期的老年弗兰克追忆了他大约50年前,即1715年内战前后的经历和奇遇。

青年弗兰克^①（① 小说开始时弗兰克20岁。）恰好与将近暮年的英格兰作家笛福（Daniel Defoe,1660—1731）生活在同一个时期。在《大不列颠全岛环游记》（A Tour through the Whole Island of Great Britain）（以下简称《游记》）一书的《序言》中,笛福介绍此书所描写的乃是英国社会各方面的“现状”（present state）（I：1）^②（② 引文说明：此书均引自 Daniel Defoe. A Tour thro’ the Whole Island of Great Britain（2 vols.）[M]. London：P. Davies,1927.此处及后面出现的原文内容只在括号内标明其在书中的位置,第一个数字为卷数,第二个是该卷中的页码,中间用冒号隔开。）,但书中的材料主要源自作者20多年的个人经历和游历见闻^③（③ 笛福还参考了许多相关的二手资料。）。面对正在快速崛起的现代英国,笛福将自己的切身体会和美好憧憬融入他的叙述之中。

司各特的小说《红酋罗伯》与笛福的《游记》所描写的历史时期基本重合,这一现象绝非偶然,因为两位作家都十分关注现代英国的社会变革问题。但是,由于阶级出身、生活地域以及年代等方面的差异,他们对这一问题的考量角度有所不同。在各自的作品中,司各特和笛福从不同的视角为现代英国读者展现了18世纪大不列颠迥异的社会画卷。然而如果仔细考察,两部作品具有类似的叙述方法和表现方式。本文以笛福的《游记》为参照,通过对比两位作家创作方法的异同,旨在深入解读司各特如何在《红酋罗伯》中利用当时的园林建造潮流以及“如画美学理论”（picturesque aesthetics）来书写英国的社会变革问题。

在结构上,两部作品都以虚构主人公的游历为线索,通过第一人称的视角和叙述展现正在快速崛起的现代英国商业社会。笛福《游记》中的游历者是英格兰新兴中产阶级的代表。他极力提倡发展商业贸易,所关注的主要是英国商业较为发达的城市或港口以及与商业活动密切相关的河路与陆路交通状况。总体而言,他对英国商业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红酋罗伯》中的青年主人公弗兰克是伦敦富商的独生子,他不愿子承父业,而是梦想成为一名诗人。弗兰克对商业活动并不感兴趣,他侧重描写所到之处的风俗、自然和人文景观以及商业利益与文化差异所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冲突。面对一系列突如其来的政治和经济阴谋,弗兰克时常陷入困惑、痛苦与无助之中无法自拔。

无论是笛福的《游记》还是司各特的《红酋罗伯》,都是想象与现实交织在一起的产物。在各自的作品中,两位作家用审美以及文学语言来书写现代英国的社会经济问题。笛福的《游记》表面上是旅行指南,其实他借用18世纪早期在英国流行的游记体裁以及园林建造活动来暗指当时英国的社会状况和经济发展趋势。哈科斯（Jo Ann T. Hackos）指出,笛福将他理想中以发展商业贸易为主导的英国比作一个“园林”（garden）;作为货物和商品集散地以及财富聚集所的城市则是这个“诗意园林”（poetic garden）^④（④ 笛福书中借鉴了传统诗歌的形式。然而,繁华的现代城市,如伦敦和格拉斯哥,与庙宇、雕像和古瓮这些古典且令人感伤的诗歌意象不同（Hackos,1979：252）。）的中心（1979：249,251）。

在18世纪初期的英格兰,关于园林设计的理论和实践非常流行。人们往往将园林艺术与绘画联系在一起。例如,蒲柏（Alexander Pope）把园林设计等同于风景画创作（Marshall,2002：416）。1712年,在论述“想象的乐趣”时,艾迪生（Joseph Addison）将自然风景以及对自然景观的文字和视觉表现进行了类比。他认为,大自然的“作品”越接近艺术作品就越能给人带来快感,因为人的乐趣部分源自对不同对象之美相似性的比较（Marshall,2002：416）。在很大程度上,艾迪生以联想为基础、通过类比给人以审美愉悦的论述为笛福的创作提供了依据。在《游记》中,作者笔下的游者经常将其所见到的自然和人文景观比作美丽的花园。

笛福对当时英国最大的城市和商业贸易中心伦敦及其周围地区的描述很有代表性,这里的景物描写是全书想象与现实相结合的典范。笛福借助其游历者的视角,给读者展现了一幅无限繁荣且令人欣喜的美丽“景象”（prospect）（Hackos,1979：250）^⑤（⑤ prospect一词在笛福的书中反复出现,具有“景观”与“前景”双重含义。）;这一美景是作者建构的整个现代英国形象的缩影。从伦敦南部的克拉珀姆（Clapham）周围的小山向四周眺望,在视线所及范围内可以看到伦敦周围“不计其数”且“令人愉悦”的乡间别墅,它们是富人休闲度假的地方。特别是向北望去,“整个伦敦市的美景尽收眼底,这无疑是目前世界上最壮丽的景色”（I：168）。此美景恰如其分地表明,当时的英国正值一个“如郁郁葱葱的园林般富足的时代”（I：168）（Hackos,1979：251）。

在上述精心设计的园林或社会经济景观中,特定的视角与距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哈科斯（1979）认为,笛福笔下的游者同时也是伦敦的商人和园林设计者,他登高远眺所“看到”的是一幅“现代英国园林”美轮美奂的全景图（251）。与此同时,他把大不列颠岛塑造成一个商业供料系统,这一系统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个人和国家的财富增长。在这个“现代园林”中,商业城市赋予其他地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远离中心城市的乡村之所以美丽是因为那里的耕作有条不紊,是商业原材料的供应地（251）。而更远处的“荒野”（wilderness）则是园林必要的陪衬（259）。因此,在笛福的游历者看来,大部分是不毛之地的英格兰北方和苏格兰的“荒芜”（barrenness）恰好“衬托出英国其他地方的美丽”^⑥（⑥ 英文原文：foil to the beauty of the rest of England。整本书中,笛福常用“英格兰”代指整个英国。）（I：143）。

英国北方在笛福园林意象中的地位与作用形象地反映了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早期苏格兰在大不列颠联合王国中的尴尬境地。在英国的主流话语中,苏格兰是贫穷落后的“英国北方”（North Britain）（Fielding,2008：11）;是“凯尔特边缘地区”（Celtic fringe）^⑦（⑦ 在英国,凯尔特地区包括苏格兰、爱尔兰和威尔士。）（Hechter,1975：xxix）。在浪漫主义时期的英格兰作品中,凯尔特地区“既被重构、侵占,同时又被排除在英国历史和政治现在之外”（Carruthers & Rawes,2003：4）。

与笛福的《游记》类似,从表面上看,司各特的《红酋罗伯》像是主人公的自传。更确切地说,是伦敦商人老弗兰克对自己过去鲁莽行为的忏悔以及对仁慈上帝的赞美（Hewitt,1983：372,375）。实际上,孑然一身的老弗兰克^⑧（⑧ 老弗兰克的爱妻戴安娜（Diana Vernon）已经去世,弗兰克经常称呼她“戴”（Die）,与“死亡”（die）同形。两人虽然有孩子,在小说中却只有一处提及,并未详细交代,导致一些评论者认为他们并无子嗣。）追忆并详细记录了他年轻时一段游历经历和见闻,以及此次经历给他带来的情感上的巨大打击。同时,这部历史小说也是作者对18世纪英国社会变化的想象性书写。司各特在小说中戏剧性地展现了在家庭和社会剧变过程中个人的困境和复杂的情感反应。就具体方法而言,司各特不仅借鉴了从18世纪初期到19世纪在英国流行的如画理论,而且将这一审美话语运用到他对正在快速商业化的现代英国社会状况的描述与反思之中。在很大程度上,司各特如画的审美视角是对笛福现代园林比喻的补充和颠覆。

“如画的”（Picturesque）这一术语源自法国或意大利^⑨（⑨ 英文词“picturesque”相当于法语“pittoreque”或意大利语“pittoresco”（Copley & Garside,1994：1）。）,于18世纪早期在英语中开始使用。起初,该术语被用来描述所有适合绘画的主题,并不仅局限于风景;后来被认为是与伯克（Edmund Burke）的“美”（the Beautiful）与“崇高”（the Sublime）并列的第三种美学类型（Copley & Garside,1994：1,3）。在英国,普赖斯（Sir Uvedale Price,1747—1829）是如画理论的主要倡导者和实践者之一,他的观点对英国的游记文学以及园林景观设计影响很大。

普赖斯将他所推崇的如画理论与伯克关于美的论述进行比较,指出两者具有相反的特性。根据伯克的观点,“美的”物体的基本特征是表面光滑（smoothness）、线条变化平缓（gradual variation）（Price,1796：60）。普赖斯则认为,“如画的”物体不仅外表粗糙（roughness）、线条变化突兀（sudden variation）,而且形状不规则（irregularity）（同上：61）。普赖斯进一步举例说明两者的差异：一座完好无损的古希腊庙宇或宫殿无论在现实还是绘画中都是美的;如果破败不堪,则是如画的（同上：62）。

普赖斯不仅是如画理论的建构者,更是该理论的实践者。他反对在伦敦郊区推行的“整齐划一”（smoothing and levelling）的改革措施;提倡“长期而逐渐的变化”（long term,piecemeal changes）（Daniels & Watkins,1991：163）。在其对英格兰乡下庄园的管理和建造过程中,普赖斯不仅强调自然和人文景观的多样性以及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关联,而且重视维护农村人与人之间传统的联系纽带（同上：158~160）。丹尼尔斯（Stephen Daniels）和沃特金斯（Charles Watkins）认为,普赖斯提倡景观的多样性和人文关怀是针对18世纪末以及19世纪初期在英国盛行的、粗暴的（despotic）、破坏农村地区稳定的（destabilizing）改革之风（1991：162）。

司各特非常推崇普赖斯的如画美学,并将其应用于自己乡村庄园“阿伯茨福德”（Abbotsford）的景观设计之中。不仅如此,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创作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该理论的影响。艾伦塔克（Marcia Allentuck）指出,司各特始终关注园林景观设计以及相关的文学和艺术领域中如画的混合形式。其特点包括不规则的组合、粗糙的外表、醒目的对比以及复杂多样的价值（并置）等等（1973：189）。

在1831年为小说《尼格尔的家产》（The Fortunes of Nigel,1822）写的序言中,司各特提及玛丽·沃特利夫人（Lady Mary Wortley）关于自然风景的论述。沃特利认为,每个国家最富有浪漫气息的区域是群山与平原或低地相间的地方（Scott,2012：168）。司各特非常认同这一观点,并以此引出他关于文学创作中理想历史背景的论断：

……基于同样的原因,可以说,最丰富多彩的历史时期（the most picturesque period of history）是这样的：一个野蛮时代古老而粗野的风俗习惯刚开始被已增强或复兴的知识之光（所启蒙）,亦或刚刚被已更新或改革的宗教教导所改变,并与它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时代）。这些古代习俗与逐渐征服它们的对立面之间所产生的强烈反差,为虚构故事提供了必需的光与影的（对比）效果……（Scott,2012：168）。

从上述引文中不难看出司各特历史小说的两个重要特征：一方面,作者往往将小说主体故事设定在一个新旧力量交替且复杂多变的历史时刻^⑩(⑩ 但是这一过渡时刻非常短暂，例如1715年以及1745年发生在英国的内战。)。小说家通过被卷入社会矛盾和纷争之中的、代表不同势力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以及发生在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故事,为读者呈现出一幅幅明暗相间、内容迥异却互为补充的社会画卷。另一方面,与笛福《游记》中所描绘的那个秩序井然、以商业为主导的美丽 “现代英国园林”不同,司各特小说中所展现的社会图景如他所推崇的不规则的如画园林设计风格那样,通过不同因素之间的强烈对比,给观察者或读者带来意想不到的震撼效果,让人从中体味人生百态、感悟世事无常。

“如画的”（picturesque）这一形容词散见于司各特的小说和其他文字中,他对该词语的使用随意而混杂（Garside,1994：148）。除了用来形容错落有致的自然景物和园林景观外,还可以修饰具有复杂或矛盾特点的时间段、地点以及人物。在司各特早期的苏格兰历史小说中,这三方面往往相互交织在一起并相互呼应,从而达到突出主题的效果。

《红酋罗伯》中,司各特笔下的格拉斯哥（Glasgow）在地理位置和社会形态方面都体现了如画的多样性特征。它不仅位于苏格兰低地（the Lowlands）与高地（the Highlands）的边界线附近,而且1715年前后,这座市镇（town）的经济正处于过渡时期。来自不同世界、代表不同文化的人汇聚到这里,为格拉斯哥在18世纪中后期成为苏格兰西部重要的商业城市（city）贡献着各自的力量。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的苏格兰高地人（Highlanders）就是其中之一;司各特对这些人的描述与笛福笔下的劳工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游记》中,笛福不仅利用审美语言将商业活动美化（Cole,1927：xi）,而且还把大量的格拉斯哥佣人看作是与亚麻织品和手套等一样的物品（II：332,390）。在他眼中,这些穷困潦倒的苏格兰人（其中许多是高地人）自愿通过劳动换取移民到弗吉尼亚等英属殖民地的费用,以获得更好的生活（II：748）。

然而在《红酋罗伯》中,司各特对高地移民问题……有着与笛福不同的看法。他借小说叙述者之口,这样评论被迫迁移到格拉斯哥、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动过活的高地人：让这些世世代代、深深扎根在英国北方偏远山区的高地人“迁离他们的荒原往往是很勉强的,而且在初期甚至是痛苦的”。那些背井离乡的高地人就像“松树”（pine）一样,被“从它们生长的岩缝里连根拔出来移植到别的地方”(小说引文说明：本文英文均引自 Sir Walter Scott，Ian Duncan（Ed.）. Rob Roy.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中文翻译有的地方借鉴了李俍民翻译的《红酋罗伯》。此处中英文引文页码分别为245，237。)。

18世纪中期以后,按照如画的审美标准建造园林的行为在英国盛行,作为“情感表达载体”的、种类繁多的树木在园林设计中被用来制造不拘一格的动态视觉审美效果（Allentuck,1973：193,194）。然而,一棵树从种子长成参天大树需要很长时间,这反衬出个人生命的短暂。因此,人们通常靠树木移植来美化园林（Allentuck,1973：197）。艾伦塔克认为,司各特不仅赞同而且在建造自己的乡间庄园时效仿这一做法。纵观司氏一生,他往往将自然风景人格化：其使人平静的和谐亦或让人吃惊的相反（特点）是历史的转喻（同上：188）。不仅如此,司各特非常推崇普赖斯的如画理论所倡导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为它们能为“贫瘠荒凉和平淡乏味”的（地方）增添一些变化和情趣。通过树木移植建造园林的做法至少可以让人暂时摆脱历史、甚至有助于人对历史的操控（同上：197）。

也许作为园林设计者的司各特并不反对用移植的方法建造园林景观;但是作为小说家,他用形象的比喻刻画出高地人在社会变迁中的悲惨命运。司各特将被迫离开他们世世代代生存的家园、来到格拉斯哥的高地人比作被移植过来的松树(英语中，“pine”除“松树”外；还有“痛苦、怀念”之意。),除了强调其被动、痛苦与无助之外,还暗示了这些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树木只能装饰美化现代园林,服务于现代人暂时逃避痛苦现实的需要。同样,大批的高地人虽然对现代英国经济发展和殖民扩张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乃至所有苏格兰人却永远处于被动以及被边缘化的地位。

在关于1707年英格兰与苏格兰国会联合的争论中,笛福从商业贸易发展的角度较为客观地指出苏格兰与英格兰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从1603年两个民族王位联合（the Union of Crown）以来,英格兰人迁走了苏格兰人的王庭,垄断了他们的贸易,将他们的贵族阶层吸引到英格兰。这样一来,苏格兰的首都被破坏;苏格兰人像生长在英格兰人阴影中的植物一样枯萎,因为他们非但得不到赖以繁茂生长的阳光,而且还被浇苦咸水(指英格兰政府对苏格兰实施的贸易壁垒等政策。)（Clark,2007：86）。

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认为,风景这一概念本身隐含“分离”（separation）与“观察”（observation）之意（Williams,1973：120）。在《红酋罗伯》的格拉斯哥场景中,“陌生的”（237）高地人像奇特的风景一样,是包括英格兰青年弗兰克在内的、来自文明世界游者的观看对象。司各特的描写不仅展示了古老高地人与现代人的差异;而且颠覆了“注视者”与“被注视者”以及“文明”与“野蛮”之间简单的二元对立。在现代人眼中,街道上那些赶着牲畜去集市贩卖的高地人的外表与牛马没有太大区别(中英文引文页码分别为245，237。)。而高地山民对陈列在道路两旁的各种商品的反应,体现了苏格兰高地与低地(虽然低地和高地同属于苏格兰，但是与英格兰毗邻的低地在社会发展水平、语言等方面更接近现代社会。)在经济发展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巨大差距（Brown,1979：95）。不仅如此,山民们还惊异地注视着各种连用法也不知道的奢侈品;对于那些熟悉且珍视的商品,他们虽然也感到相当惊讶,却更多地显示出渴求的表情(中英文引文页码分别为245，237。)。

布朗认为,高地人之于格拉斯哥人(这里应该还包括主人公以及其他来自现代社会的人。),与《威弗利》中查尔斯率领的高地军队之于英格兰人类似,在后者的眼中,前者是陌生而野蛮的。所不同的是,司各特在《红酋罗伯》中还展现了高地人面对他们一无所知的低地生活时流露出来的毫不掩饰的侵犯神态（Brown,1979：95）。然而,高地人的举止神态是由叙述者弗兰克呈现出来的,其中自然带有现代人的偏见。邓肯指出,高地牲畜贩子是他们所注视的奢侈品的镜像（mirror-image）（Duncan,2002：95）。这些山民面对现代商品所表现出来的“贪婪与侵犯性”巧妙地影射了现代商人面对“荒凉的”高地地区以及当地“野蛮人”时的心态,在文学书写中表现为以笛福《游记》中的旅行者为代表的中产阶级游客们对其所到之处“带有殖民和操控性质的注视”（Pittock,2003：151）。此外,《红酋罗伯》中苏格兰低地女孩戴安娜（Diana Vernon）将自己比作野蛮人的做法暗指弗兰克的彬彬有礼乃是“（现代）殖民方案的一部分”（Lincoln,2007：133）。

司各特笔下的苏格兰高地首领（chief）罗伯·罗依（Rob Roy MacGregor or Campbell,1671—1734）复杂多变。他不仅有着奇特的外貌,能用英语、苏格兰低地语（Scots）以及盖尔语（Gaelic）和不同地区的人交流;而且在弗兰克的叙述中神出鬼没,是一位拒绝现代审美注视的传奇人物。弗兰克因无法看清罗伯的真实面目而一直困惑不解。不仅如此,自始至终主人公对这位谜一样的高地人的态度十分矛盾：既好奇畏惧又怜悯同情。

罗伯的身上集中体现了社会变革时期的矛盾特点以及如画理论的主要特征。他所处的濒临灭亡的高地传统社会和文化与罗宾汉（Robin Hood）所生活的英格兰中世纪类似,而他却主要生活在18世纪初期鲜为人知的英国北方山区,靠收取保护费为生。在1829年为《红酋罗伯》写的序言中,司各特这样形容这位高地“不法之徒”的独特之处：

像他那样将粗野原始的道德观念、聪明的才智谋略和美洲印第安人的放纵不羁融于一身的人,却在安女王（Queen Ann）和乔治一世（George I）统治时期的苏格兰非常活跃。如果艾迪生（Addison）……或者蒲柏（Pope）知道自己与像罗伯·罗依这样有着奇特习惯和离奇职业的人同住在一个岛国上,他们一定会感到非常惊讶。高地边界线一边是文明、有教养的生活方式;而在这无形边界的另一边却居住着那么一位对狂野不羁、目无法纪的冒险生涯习以为常的人。正是这一强烈的反差让人们对罗伯的大名产生兴趣(中英文引文页码分别为1~2，5。)。

与处于过渡时期的格拉斯哥类似,罗伯穿行于新旧两个世界之间;不同文化和时代的矛盾冲突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Duncan,2002：95）。与史学家不同,小说家司各特在小说主体故事中并未直接描写这位历史人物如何在困境中艰难求生,而是运用移情的方式,通过弗兰克在内战中的痛苦经历间接地表现出以罗伯为代表的高地人面临信贷危机和境遇突变时的困苦、挣扎与无奈,以此来引起现代读者的共鸣。

不仅罗伯所生活的时代体现了社会变革时期的如画特点,而且司各特在小说中对罗伯的表现形式也突出了这一特征。通过传统文学与现代科学理论话语的并置,作者展现了罗伯在现代文化语境中的矛盾性和复杂性。这位典型的高地人有超出常人的宽肩、长臂以及红发,身形也不对称,这使他的外表显得粗野、不规则和怪异,令弗兰克想起小时候从女仆那里听到的古代传说中的皮克特人（Picts）。这些人在口头文化传统中是半人半妖的存在（273）。不仅如此,弗兰克在格拉斯哥监狱中借着昏暗的灯光所瞥见的罗伯又像是类人猿,介于人与动物之间。无论是从外貌还是人类学的角度,罗伯都很难被定义或归类。此外,小说中的罗伯拥有强大的生命力,能够摆脱现代法律的束缚,在变幻莫测的境遇中顽强地生存下来（Duncan,2002：97~98）。1715年内战后又过了许多年,罗伯才平静而安详地离世,这与弗兰克多年的焦虑与噩梦形成鲜明的对比（同上：99）。

现实生活中的罗伯属于那些以笛福的《游记》为代表的、在关于英国18世纪初期社会经济历史叙述（Cole,1927：xii）中被排除在现代社会之外并被物化的苏格兰人,只有在司各特虚构的故事中这位拥有混杂而矛盾特点的“不法之徒”才能“合法”地存在。因此,司各特的罗曼斯叙述既是对现代历史叙述的颠覆,也是必要的补充。如果笛福《游记》中的商人兼游客关注的是以商业城市为中心的现代园林美景,那么司各特在《红酋罗伯》中所考察的则是园林界限之外的“荒芜”地区的自然和人文景观。正如已经消失的苏格兰古老高地文明是现代社会的一面镜子,司各特小说中罗伯的“原始人形象”是审视笛福建构的美丽规整的“现代园林”的一个重要参照（Duncan,2002：97）。

在司各特笔下灵活多变的传奇人物罗伯身上,我们可以瞥见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现代政客和商人、甚至笛福本人的影子。邓肯认为,小说中残酷无情、聪明过人、为了一己私利无所不用其极的拉什利（Rashleigh Osbaldistone）是（正面人物）罗伯的“负影”（negative shadow）。两人对于资本主义现代化工程都必不可少,但又都必须被排除在其意识形态之外（Duncan,2002：99）。1707年国会联合前,笛福被英格兰政府秘密派往苏格兰搜集情报,他在写给恩主的信中自豪地描述自己与那里各行各业的人交往时灵活机警的表现：

……我与每个人交谈时都依照他们的方式：与商人谈在这里做生意、造船等等;与律师谈我打算买房置地,并把家人搬来住……我今天和一个玻璃店的议员成为合伙人,明天和一个盐场的（成为伙伴）……从每个交往者身上我都会有所收获（Cole,1927：xii）。

小说中罗伯在外貌上的变化自如、对不同语言和文化的适应以及很难被“看清楚”的特点不仅使他成为“现代商人的原型”（archetype of economy man）（Duncan,2002：99）,也是以笛福为代表的现代人在变幻莫测的社会中存活下来或取得成功所必需的能力。

普赖斯不仅是如画美学理论的倡导者,同时也是英格兰乡绅,在其关于自然景观的论述中存在审美话语与农耕话语之间的矛盾（Daniels & Watkins, 1991：161）。同样,司各特在他写于1813年的信中担心自己按照普赖的如画理论将良田变成园林的做法会引起一些同乡的不满情绪（Copley & Garside,1994：167~168）。很大程度上,《红酋罗伯》中弗兰克的矛盾和痛苦戏剧性地展现了以普赖斯和司各特为代表的现代人所面临的理想与现实经济状况之间的矛盾。

根据老弗兰克的自述,当初他之所以违背父亲的意愿并非自己不需要或者排斥金钱,而是认为父亲的商业活动所积累的大量财富足够用于他的各种花销,因此他没有必要为了迎合父亲的想法而违心地去经商、无谓地牺牲自己成为诗人的梦想以及对幸福的追求(中英文引文页码分别为12，71。)。弗兰克对金钱以及商业的态度为他最终与父亲和解埋下伏笔,也为他的噩梦留下隐患。贝德韦尔指出,司各特与弗兰克面临着相同的困境,即,支撑他们的社会身份（诗人和绅士）的商业活动（的风险性以及道德上的含混性）不利于其身份的长久稳定（Beiderwell,1992：60）。这是身处社会变革时期的弗兰克和司各特焦虑和痛苦的根源。

与弗兰克相比,现代英国社会快速的变革所导致的个体分裂与生存危机在司各特本人身上体现得更加明显。邓肯认为,司各特的双重身份（the division of identity）源于他生活在新旧两个社会系统之中：一个是传统恩主制（patronage）,这是“瓦尔特男爵”（Sir Walter）赖以获得稳定工作并供养家人的保障;另一个是新兴的国际市场,作为畅销小说作者的司各特虽然从中获利颇丰,但他却被卷入危机四伏的现代商业活动之中,无法全身而退（Duncan,1992：171,175）。也许是出于对现代小说市场的不信任,司各特才在祖先曾经居住的乡下购买土地,并建成了阿伯茨福德庄园;试图将小说这一投机商品有风险的收入转化为较为稳定的地产。在一定程度上,司各特不断购买庄园周围的土地体现了他对迅速发展的复杂现代商业活动的不信任以及对家庭未来的担忧。然而令人感到讽刺的是,建房购地所需要的巨额花销却是让他在1826年破产的一个重要原因。司各特的破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终生痴迷的“如画”美学及其渐进的社会发展理想与英国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在复杂残酷的现实面前,无论是晚年破产的司各特还是最后成为商人的弗兰克,他们的美好愿望都不堪一击。

如果说笛福对现代英国“社会园林”的描绘与憧憬体现了18世纪英国改革者们坚持发展商业贸易的主张以及对社会发展同一性的追求,那么,在历史小说《红酋罗伯》中,司各特利用如画的美学理论颠覆了这个“美丽”社会图景的明快色调,戏剧性地展现了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变革过程中,英国不同区域之间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巨大差异,以及个人面对家庭和社会突变时的痛苦与挣扎,为读者呈现出一幅明暗相间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起伏交织的复杂社会历史画卷。小说主人公弗兰克噩梦般的经历及其终生挥之不去的痛苦是以司各特为代表的、在美好理想与残酷现实之间挣扎的19世纪英国人境遇的真实写照。《威弗利》中的现代叙述者慨叹苏格兰王国用50多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英格兰历经200多年才完成的社会变革（Duncan,2011：xviii）;在英国工业化早期阶段,托马斯·阿诺德（Dr. Thomas Arnold,1742—1816）感觉“我们用30年的时间过了300年的生活”（Ford & Christ,1993：891）。现代评论者在反思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不断加剧的社会变迁时写道：偶尔坐一次过山车或许令人兴奋;但一辈子被绑在上面的人生乃是一场噩梦(英文原文：An occasional ride on a roller coaster may be exhilarating, but to be chained aboard for a lifetime is a nightmare.)（Ford & Christ,1993：8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