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7, Vol. 39 Issue (5): 76-86
母爱的伦理限度——《男人与天使》中的母性观    [PDF全文]
李芳     
摘要:“母爱”长期以来被当作母性的重要参数与母亲身份捆绑在一起,成为母亲赖以存在的伦理向度。然而当代美国小说家玛丽·戈登在《男人与天使》中对该伦理向度进行了置疑,展示了母爱的伦理限度及建构性,为母亲的多样性存在发出了独特的声音。本文从母爱的本体性、错位性和异质性三个角度来讨论小说中体现的母爱的伦理限度,即:母爱并非单向的维度,成为爱的主体是打破传统的伦理限度,使母爱最终走向无限的重要途径;母亲的爱很可能指向的是其他孩子,这是理解母爱需要突破的一个伦理维度;母爱是各种矛盾情感的统一体,接纳包括“恨”在内的消极情感将有助于通过对母爱的伦理限度的认可,消解母亲在各种力量中遭受的挤压,从而获得更为繁茂的生命力。
关键词 《男人与天使》      母爱      伦理限度      母性      美国当代小说      玛丽·戈登     
The Ethical Limit of Motherlove: Motherhood in Men and Angels
LI F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Motherlove" has long been bound to motherhood as its most important parameter and becomes an important ethical criterion for mothers' existence. However, contemporary American writer Mary Gordon, questioning such a criterion, demonstrates the ethical limit of motherlove and its constructiveness most truthfully in her novel Men and Angels, which gives voice to mothers' various forms of existenc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ethical limit of motherlov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ontological existence of motherlove which emphasizes that mothers are not just the givers of love but also the subjects of love who are able to love themselves at the very beginning; the dislocation of motherlove which means that motherlove may be oriented to other children instead of their own ones-this can be a huge ethical challenge for traditional concept of motherlove; and the heterogeneity of motherlove which accepts negative feelings like "hatred" as part of motherlove so that the ethical limit of motherlove may be negotiated and the pressure mothers suffer may be relieved. Understanding these three aspects will help readers see the possibility for mothers to thrive in the process of becoming the subjects of love and eventually turn the ethically limited motherlove into the realm of infnite motherlove.
Key words: Men and Angels      motherlove      ethical limit      motherhood      contemporary American novels      Mary Gordon     

西方文化里“母亲扮演的是不断满足他人需要的角色,是整个社会理想主义的源泉”(Badinter,1981:190)。母性被当作母爱的同义词,或者说母性与母爱成为了必然的一体,成为一种“伦理责任”(Baraitser,2009:85)。许多女性也在无意识中内化了父权社会对母亲无私奉献自我的要求,时刻打造自己无所不能的母亲形象,使自己成为家中的天使。然而,将母爱与母性联系起来是父权社会伦理建构的结果,旨在将对孩子的责任悉数推给母亲。女权运动第二次浪潮的重要任务之一便是重新考察“母爱”这一长期以来被看作母性本能的特征,使母亲从母爱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爱的主体。伊丽莎白·百丁特(Elisabeth Badinter)在《母爱》一书中对罗素、弗洛伊德等强调的“女性的本性”这一本质论观点进行了批评,认为他们所宣称的母爱是“强迫的爱”,并指出母爱“并非女性天性中根深蒂固的特性”(1981:xxiii)。对母性与母爱的重新思考也成为了我国女性书写的重要内容,杨莉馨(2005:147)认为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中“对母爱的讴歌更多地被对传统母性的反思与拆解所取代”,王嘉良(2008:121)等则认为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中存在“另类书写”,“它打破了‘母爱神圣’的神话,提升了女性意识的自觉”。这些思想与1982年吉利根在《不同的声音》中提出的基于情境的伦理观相通,主张母亲不应再由父权下普适的标准进行衡量,而是要从母亲个体存在的角度寻找母亲应有的生存空间。

然而,如何使母亲从“强迫”的爱中走出来成为爱的主体?爱与不爱,爱多爱少?母亲到底有多少权利作出这一伦理选择?这是个鲜有触及的话题,也是《男人与天使》(Men and Angels,1985)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作为天主教作家,玛丽·戈登起初希望能从圣母玛利亚那里找到答案。然而,天主教对女性肉体的厌恶,尤其对怀孕母体的贬低、对性自由的压制使她感到失望。《男人与天使》中安妮的保姆罗拉狂热的信仰带来的各种问题充分体现了戈登对宗教的质疑。作为从20世纪60年代女权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女权主义者,她对女性的自我发展倾注了热情。创作《男人与天使》时,她已是两个年幼孩子的母亲,如同普拉斯,她对抚养孩子和创作之间的矛盾体会得尤为深刻。在一次接受电视台访谈时,戈登说她在写作时,“一方面仿佛听到诺曼·米勒在嘲笑她:谁想听这些事啊(关于母亲和孩子)?另一方面又听到弗吉利亚·伍尔夫的声音:你觉得你真的能写出来吗?”她显然清楚母性书写的艰难:“我希望能将文学作品中不曾展示的母亲和孩子的复杂生活描绘出来。”(Gordon,2002:37)戈登的这一理想在《男人与天使》中得到了实现,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比如大卫·魁博里奇(David Kuebrich)认为戈登在该小说中“将她女性主义的、宗教的以及阶级的思想同她作为母亲的经历相联系起来”(1997:294);乔伊斯·肖·彼得森(Joyce Shaw Peterson)则强调戈登在其小说中尤为清楚地呈现了“母亲渴望成为母亲与渴望获得自由这两者之间的联系”(2007:239)。总的来说,学者们大多看到了该小说中体现的中产阶级白人女性在工作与母职之间的挣扎,但对于母爱的复杂性还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

母爱是《男人与天使》中无处不在的焦点。小说中处处都是对爱进行选择的母亲:主人公安妮拒绝给予保姆罗拉所渴求的母爱,并对孩子的爱充满矛盾心理;罗拉的母亲憎恨罗拉,认为罗拉的出生断送了自己的青春;画家凯若琳选择了事业而放弃了儿子,并且爱儿媳远胜过爱儿子。正如聂珍钊教授所强调的:“现实中的人生和社会都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伦理选择构成的,文学作品中描写的人生和社会同样如此”(武月明、龙云,2017:61),对于母爱的伦理选择是《男人与天使》力图讨论的重要问题。在戈登的书写中,母爱并非母亲与生俱来的天性,母爱是有其伦理限度的,该限度在小说中从母爱的本体性、母爱的错位性以及母爱的异质性三个方面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再现。安妮通过在爱与不爱中进行的艰难选择,通过对各种各样母亲的不断认识与理解,逐步获得对母爱更为成熟的认识,最终得以协调母爱与自我之间的矛盾,成为对母爱获得自主权的母亲。

一、母爱的本体性

母爱向来强调的是母亲对孩子的爱,是单方面的指向,是舍弃自我的牺牲行为。在全心全意给予孩子爱的过程中,母亲失去了自我,被关在了爱的门外。没有了对自我这一本体的爱,母亲无异于失去了自我生存的基石。《男人与天使》中的安妮对这一单向的爱产生怀疑,力图使爱回到作为本体的母亲身上,使母亲身份不再成为自己的唯一符号,使自我而不仅仅只是孩子得到爱的普照。然而,作为母亲,在母亲这一概念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集体意识的时代里,安妮在母爱与自我之间的挣扎可谓荆棘丛生。

安妮是毕业于哈佛的博士,某个大学艺术画廊的副主任。她在丈夫即将赴法国一年执教英语时,得到了为画家凯若琳的作品展编排目录的工作。本打算和孩子们一起跟着丈夫去法国的安妮被凯若琳关于母亲和孩子的作品打动,最后决定留下来接受这份工作。在安妮选择工作而不是丈夫的潜意识里,藏着对自我存在的证明,她不愿意自己的角色是“能干丈夫的低能妻子”、是个美丽的花瓶,不愿仅仅做着丈夫的女友海琳娜所讥讽的“使丈夫和孩子幸福”的“伟大工作” (16)。她是个母亲,在母亲之外有自己的工作,这让安妮对自己感到自豪也感到不安。在对画家凯若琳及其作品的研究中,她对自我有了新的认识,使母爱不再成为自己生活的全部,从而为自我赢得了更多的空间。

① 本处及后文出自小说的引文都来自:Mary Gordon. Men and Angels[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5。中文为笔者自译,以下仅注明页码。

“女人可以忘记她那嗷嗷待哺的孩子,可以对她子宫中的孩子没有任何怜悯吗?”(3)小说开头借保姆罗拉之口提出了问题。接着,安妮反复质问凯若琳怎么能不爱自己的孩子,怎么能离开孩子。她一想到凯若琳对儿子的做法就感到一种无法跨越的障碍,她想告诉凯若琳,“你做错了!”(68)然而在她阅读凯若琳的日记、端详她的相片、思考她的艺术作品时,她对自己的这一想法感到生气,因为她明白,仅仅因为凯若琳是个女性、是个有孩子的母亲、是个艺术家,她才会有这样的质问,如果面对的是男性,一切就不存在了。因此,她渴望“为凯若琳辩护”——“你是个伟大的画家,你做了你不得不做的事情”(69),同时她又忍不住谴责凯若琳让自己的儿子年纪轻轻便离开人世:“作为母亲,你不会伤害孩子,你会保全他们”(69)。“保全孩子”对安妮来说,是母亲最基本的责任,任何没有对此尽责的行为都是安妮不可接受的。尽管如此,凯若琳的画使她感受到“一种她似乎经历过却从来不曾意识到的动力或者欲望”(23),她感到“凯若琳进入她的体内”,“如同新的恋人,长驱而入,无处不在,抢占其注意力,牢牢控制住她”(25),由此她渴望回到凯若琳身边,同时感到自己在远离丈夫迈克尔。凯若琳使她“改变了对家庭的看法”,“与家人的关系发生变化”,“她会做些胆大妄为、令人震惊的事情。这将是她平生第一次让人震惊。”(25)安妮的内心藏着她自己都不曾知道的强烈的自我意识,丈夫迈克尔离家去法国,她感到自己害怕的是“离开了迈克尔她会成为一个自己都无法识别的人,会发现婚姻这一黑漆漆的材料掩埋着的深不可测的虚弱”(26)。安妮显然明白被掩埋于婚姻下面的另一个自我的存在,但是她从来没有给自己勇气与空间去面对。与凯若琳的认识使她开始正视这一“虚弱”的自我,及至后来产生不忠于丈夫的想法,希望能与来家里修理电线的电工发生关系。这一切都暗示着她的自我在黑暗中的诞生,尽管这一自我充满了矛盾。她对凯若琳满怀仰慕之情,因为她自己从小就扮演着乖孩子的角色。凯若琳则是一个可以反抗父亲的女儿,她在日记中写道:“我要战胜父亲,我绝不会放弃”(25);她也是个可以将孩子放在一边专注于自己的艺术的母亲,是安妮内心深处希望成为的人。因此,凯若琳“将其光芒投射给万物并涂抹上色彩”,成为“不忠的媒介”(25),成为安妮获得自我的楷模。但安妮内心仍是矛盾的,与凯若琳共处一间屋子时,她感到自己“轻飘飘的”,而与孩子在一起,“绝不会有飞起来的感觉”,“母亲是被拖累着,被拽着的”,她喜欢“这种被拽着的感觉,孩子在她体内带来的感觉”(45)。男人与天使代表的是父权社会的秩序,是安妮渴望逃出的空间。然而,作为一个在象征界的语言中长大的孩子,安妮毫无疑问内化了父权社会对好母亲的要求,她无法卸下作为母亲的职责,使自己飘起来,但她可以给母爱一个限度,给自我一个空间。

保姆罗拉的出现成全了安妮对自我的需求,使之可以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但罗拉是她心中的另一个镜像,代表了她既渴望又害怕成为的坏母亲,是她下意识排斥的自我。毫无疑问,安妮深爱自己的两个孩子,她常常想对孩子说:“我多么爱你们,你们永远不会知道。我会毫不犹豫地为你们而死。你们给了我生命中最绝对、最深厚的快乐。”(16)她不断肯定自己对孩子的爱,反复谈到自己对孩子的爱。然而“在安妮的母性情感背后潜藏着这样一种意识:这种情感的投入可能是危险的,甚至是错误的,它排除了其他的生命,连同其他重要的事情。”(1)这一其他的生命显然指向母亲的自我。在小说开头,海琳对罗拉说:“美国女人不想照顾她们的孩子,她们说她们想要寻找自我”(8)。这一充满嘲讽的话语实际上再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母亲的挣扎。80年代是里根执政时期,这期间保守势力占统治地位,美国的女性运动进入反冲时代,女性在60年代取得的一些权益被重新剥夺,坐享其成的新一代女性发出了回到家庭的呼声,反女性主义一时间成为美国社会的暗流。因此,寻找自我成了不合时宜的笑谈,安妮显然不希望自己成为获得了自我的坏母亲。然而,作为一个艺术家,安妮心中有一个强烈的自我需要表达,这一个无法表达的自我只能隐藏在对罗拉的排斥中。

罗拉笃信宗教,渴望精神上得救而反对各种尘世的享乐,因此,她对安妮“淹没于她自己的肉体,以及孩子柔软的肉体中”(32)感到不安,并致力于“让安妮的孩子明白肉体不算什么,母亲和孩子之间的爱只不过是肉体之间的爱,会使她们在其间溺亡,使她们无法获得精神的永生”(36)。这是安妮潜意识里的另一个声音,是她不愿认可、拒绝接受、却又在不断探寻的自我。本应守住孩子的罗拉躲在一边看书,任由孩子在薄冰上溜冰而置其生命不顾,这映射的是安妮作为坏母亲的自我,是她内心的恐惧。安妮不得不驱逐出这一作为坏母亲的自我,她辞掉了罗拉,致使对爱无望的罗拉在安妮家的浴池里割腕自杀。坏母亲的死对孩子同样带来的是伤害。目睹了这一悲剧的儿子在那之后的一个月里每晚都会做恶梦。渴望保全孩子的安妮最终没能保全孩子,安妮终于明白:“你给了他们生命,你爱他们,然后你带他们进入了外面的世界。你永远无法保护他们;因此你将一切留给了他们自己。”(400)至此,安妮认识到母爱不是全能的,母亲必须学会放下,而不是将所有爱的负荷揽在自己身上。

罗拉不仅是安妮的另一个自我,也是安妮无法爱的孩子。作为一个没有得到过母爱的孩子,罗拉否定母爱,否定人与人之间的爱,认为“他们相信人与人之间的爱,所以会受苦”,并立志要“让他们认识到人类的爱并不重要从而帮助他们结束痛苦”(4)。罗拉认为自己无所惧怕,因为有上帝的爱。但她内心仍然充满恐惧,渴望安妮的母爱。孩提时代的罗拉深爱母亲,“希望能靠近她”(4),但是她的爱没有得到回应,因此她极力否定“父母的爱有意义”(5)。正是在对爱的否定中,她寻找安妮的爱。然而,当罗拉带着她“不需要任何人,而别人需要她”(6)的居高临下的态度进入安妮的生活时,她显然是不堪一击的。“没有人爱她。我也不爱她。我甚至不喜欢她。最终,我像她母亲一样恨她。”(388)从一开始拒绝接纳罗拉,到无可奈何地接受她为保姆,安妮始终在寻找自己无法喜欢罗拉的原因。安妮对罗拉的不爱与安妮的母亲对安妮的冷漠同出一辙。罗拉死后,当安妮给自己的母亲打电话时,母亲说:“我不会过去……我很忙……我敢肯定你不需要我。”(385)母亲甚至拒绝将安妮的事情告诉父亲,仅仅因为担心父亲会放下一切去看望女儿。当母亲说,“如果你需要我,给我打电话”时,安妮的反应是,“我不会因为需要而向你求救。罗拉求救了,却没有人来。因此,我也不会求救。”(385)安妮将罗拉看作是和自己一样没有得到母爱的女儿,罗拉的求救与所遭受的拒绝和自己所处的状况并无二致,安妮与自己的母亲同样在做着“不爱”的选择。但,安妮的选择里暗含了对自我的保全,来自于“与无法融合的他者(孩子)的相遇”(Baraister,2009:85),最终导致母亲作为爱的主体的出现。

二、母爱的错位性

然而,选择不爱自己孩子的母亲并非无爱的母亲,她们的爱很可能指向了其他的孩子。《男人与天使》对母爱的错位性现象进行了深入呈现。在与英国作家玛格丽特·德拉布尔(Margaret Drabble)的谈话中,戈登指出对母爱的错位性的关注是该小说的主题之一,“我们常常和错误的生身父母亲配上了对。事实上,在世界上另一些地方,有些其他的父母和其他的儿子或女儿正好配上。生活中的好运之一就是他们真的遇上了。”(Gordon,2002:38)母亲的爱不一定是指向自己的孩子,很可能属于其他的孩子。戈登的这一观点彻底打破了母爱是母亲与生俱来的天性这一传统思想。

戈登在小说中浓墨重彩地书写了凯若琳与儿媳简的爱及其对儿子的冷落。“她们参加聚会的时候,只会对着彼此交谈。她们仿佛是用同一块布料做成的”,“可怜的斯蒂文和他母亲以及简在一起时,完全被孤立在一边了。”(51)凯瑟琳与简生活在一起,可谓形影不离。她写给简的信件处处体现着母亲对孩子无微不至的关心以及对她满心的骄傲。她写给儿子的信却简短而敷衍,字里行间是对他的艺术才能的鄙视。显然,在凯瑟琳与简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带来了她们彼此身份的认同,使她们得以走向彼此,从彼此的存在中获得力量。凯瑟琳对简的爱已不再是传统的无法选择的母爱,而是超越了母亲与孩子之间的原始关系、体现了主体存在的爱。伊利格瑞认为这种具有主体意识的爱比起传统意义上的母爱或者父爱更显其人性。(Irigaray,2002:75~76)同样,不仅仅母亲对孩子的爱会错位,孩子对母亲的爱也同样会发生错位。当简告诉安妮她将凯若琳看作自己的母亲时,安妮忍不住问道:“那你自己的母亲呢?”简的回答是:“她打高尔夫球。”(54)在这句看似与问题毫不对应的回答里,充分体现了简对亲生母亲的漠然与敌意。简在解释自己与凯瑟琳的儿子斯蒂文的婚姻时说:“我突然明白我之所以和斯蒂文结婚,就是因为我想要凯瑟琳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我想要一个正式的关系,因为我们不可能有血缘的关系。”“我和一个我不爱的人结婚就是因为我想要把他的母亲变成我自己的母亲。凯瑟琳对于斯蒂文来说可能称得上是致命的母亲,可是对我来说却仿佛是上帝派来的母亲。而我对自己的亲生母亲的感情还不如对一个远方表亲的感情。”(279)在简看来,她和凯瑟琳之间的母女关系远远胜过了自己与丈夫的关系,获得母亲或者说成为女儿成为她的首选。简是幸运的,她获得了自己想要的母亲,斯蒂文是不幸的,亲生母亲的爱并没有指向他。同样,罗拉也是不幸的,她既没有得到亲生母亲的爱,也没有在安妮那里获得她梦寐以求的爱。

小说中另一组并非亲生却胜似亲生母女的是安妮和简。简是一个没有孩子的女性,但她却对母亲有着不同寻常的理解。她信任一个曾经无意中打断了儿子胳膊而被剥夺孩子监护权的母亲,让她临时照料安妮的孩子。当安妮称之为“儿童虐待者”时,她指出那绝非是她的唯一身份,“除此之外,她有很多其它的品质”(214)。简充分肯定母亲的多元性存在,对母亲给予了无限的同情。凯瑟琳在临死前的日记里写道:“我不是个好女人[……]我让自己的儿子凋零了。我知道他需要什么:温暖与关照以及湿润富有营养的土壤。然而,我把他留在一个冰冷的地方,那里寸草不生[……]我爱简,爱她超过其他任何人,但我本应该让她离开我的,却让她一直呆在我的身边[……]”(199)。对此,简感到生气,她认为凯瑟琳毫无疑问是一个“忠诚的,诚实的,勇敢的”(200)好人,一个伟大的画家:“她不是个好母亲,但她是个了不起的人”(200)。在简对凯瑟琳的肯定里,包含了对母亲作为“人”的存在性的接纳。如同所有的人,母亲是可以有各种情感的,不爱孩子的母亲完全可以是个好人。简朴实的母性观时时敲打着安妮的心灵,促使她重新审视母爱,最终使她在爱的路上不断获得新的力量。当安妮因为自己的孩子被“儿童虐待者”照顾而感到忐忑不安时,简说:“我知道你会和我有同感的。我俩极其相似,我们可以做母女。”(215)简的这句话立刻使安妮心中的怨怒烟消云散。安妮需要母亲,需要一个可以认同自己的母亲,简毫无疑问承担了这样的角色。她邀请安妮和孩子去她家过感恩节周末,亲手为她们准备丰盛的食物。当简坐在安妮的床边,对她说“我把你当做我的家庭一员”(104)并紧紧拥抱安妮时,安妮感到这是她的母亲不曾给她的拥抱,能够被简接纳使安妮感到极其幸福。简成为了安妮真正的母亲。

正如格雷(Francine Du Plessix Gray)在《母爱》一书的前言中对《男人与天使》的总结所说:“母爱不是既定的事实,而是上天的恩赐”(Badinter,1981:xvii)。很多时候,我们无法谴责母亲的无爱,而只能为自己的拥有感到庆幸。玛丽·戈登对这些爱在别处的母亲的书写一方面体现了母亲作为独立个体的存在,另一方面也打破了母爱与血缘之间的联系,“强调生养母亲之外其他母亲存在的可能”(Juhasz,2002:423),因此,使母爱不再限于生物意义上的母亲,使替养母亲的母爱得到了认可。

三、母爱的异质性

对母爱的伦理限度的认可必然暗示着恨的可能。母爱绝不是纯粹、毫无杂质的,而是在不断裂化中呈现出异质性并在母亲爱恨交织的情感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芭芭拉·阿尔蒙德(Barbara Almond)认为,“爱恨交集的矛盾情感不管多么存在问题,它却是人类状况的一部分,是必须得到认可的”(2010:7),因此她在其专著《内在的魔鬼:母性不为人知的一面》(The Monster Within: The Hidden Side of Motherhood,2010)中结合许多文献及小说对母亲的矛盾心理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试图使之常态化。但在对母亲形象的模式化思维仍占统治地位的今天,这无疑是困难重重的,来自母亲自身的期待便是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

安妮便是在这样的期待中对爱恨交织的情感采取了回避态度。尽管安妮渴望着在孩子之外拥有自我的生活,可是她无法表达自己对孩子的恨,“母亲身份便意味着对‘恨’的排除”(228)。因此,她不得不将这一恨转向了罗拉这个既是自我又是女儿的多重身份替代者。她不断地排斥罗拉,拒绝给予其爱,却又无法将其拒之门外。罗拉的存在使她面临好母亲与坏母亲的艰难抉择。父权文化将母亲简单分化为好母亲与坏母亲。旨在建构模式化的好母亲形象的电影、文学、艺术、广告等无处不在,力图展示全能的无私无我的好母亲。然而这一错误的分类“将作为母亲的经历表现为静止的,不受社会与经济条件影响的状态”(Gustafson,2005:29),这显然抹杀了母亲作为个体的存在,无视母亲所处的具体的情境。安妮受到凯瑟琳的激励渴望获得自我,然而潜意识里她感到在自我与孩子之间进行选择无疑是将自己置于好母亲或坏母亲这一非此即彼的两难境地。最终安妮拒绝给予罗拉她所需的母爱,导致罗拉在爱的绝望中自杀。没有得到爱的罗拉死了,拒绝给予爱的安妮成了其骨灰的唯一接收者。安妮将她的骨灰撒在林中的小溪边任风吹走,并在心中对罗拉说:“我不爱你,但是我哀悼你,我会永远哀悼你”(235)。在安妮对罗拉的哀悼而不是爱的情感里,安妮赋予了自己不爱的权利,成全了自我的空间,同时罗拉的死又代表着另一个自我,即那一个坏母亲的死亡。因此,“通过摧毁罗拉,安妮也摧毁了坏母亲,然而她也毁灭了一个孩子,使自己成为了坏母亲”(36)。

要成为爱的主体,母亲不得不认可自己心中可能会有的恨,而不是诉诸于压抑或扼杀,使自己处于分裂状态,这对于作为母亲的安妮或者作者玛丽·戈登来说并不容易。

里奇曾在《生于女性》的第一章《愤怒与柔情》里讲到她和一群女诗人在家里讨论当地一个有八个孩子的母亲在家门口杀死自己的两个孩子的事情。里奇指出:“当时在场的每一个家里有孩子的女人,每一个诗人都能从这个母亲身上看到自己”(1986:24)。尽管在里奇和朋友们的谈论中,“禁忌被打破,母亲身份的面具裂开”(1986:25),但对于实践中的安妮们来说,这仍然是背负着良心谴责的伦理选择。罗拉的死代表了安妮对孩子无法表达的愤怒,也是对母亲的“不爱”的惩罚。苏珊·卢宾·苏利曼(Susan Rubin Suleiman)认为在罗拉的双重身份里体现了母亲内在的分裂,对此,苏利曼提出了非常尖刻的问题:“为什么当今美国的母亲们,即便是开明的、富有创造性的女权主义母亲,还是很难认识到,她们决不是孩子的福利、孩子的整个生活和自我所依赖的唯一对象?”(1988:39)苏利曼认为尽管大多数母亲承认父亲、祖父母、朋友、老师等在孩子的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仍然顽固地相信,“母亲是真正起作用的”(同上)。《男人与天使》中,安妮的丈夫去法国时主动提出他可以把孩子带到法国,这样她也可以专心于自己的工作,孩子们也可以体验一下在法国的生活。然而,安妮拒绝了这一选择。显然,在她的潜意识里,母亲必须是和孩子一起的,即便是短时间里失去母爱,对孩子而言也是可怕的。对孩子成长起着重要作用的爱在实践中被看作来自母亲的爱,连父亲的爱都被蒙蔽了。这一逻辑使对孩子的爱带上了性别色彩。莎仁·海斯(Sharon Hays)指出:“那些试图强调女性在承担母职上有天赋的观点忽视了环境、权力关系以及使女性成为母职的主要承担者的利益关系”(1996:156)。母亲要摆脱这种徘徊于好母亲与坏母亲之间的分裂状况,必须使自己从“全能的母亲”这一幻觉中摆脱出来,正如苏利曼一针见血地指出,“并非孩子通过想象将母亲分成好母亲与坏母亲,而是母亲本人在这样做”(1988:30)。苏利曼认为这种臆想强化了孩子及社会意识对全能的母亲的幻觉,使母亲产生不应有的内疚感。“我们能随意抛弃大多数根深蒂固的幻想和自我形象,在一个社会保守势力不断加强、家庭日益瓦解的时代,放弃我们与孩子之间具有绝对优越性的关系吗?”(1988:31~32)苏利曼的问题为母性书写提出了现实问题,也说明女性摆脱母爱的束缚,成为爱的主体的重要性。

结语

认识到母爱的伦理限度并不意味着否定母亲对孩子的原始的爱,也绝不意味着母亲可以抛弃对孩子的责任,成为不爱孩子的母亲。达弗恩·德·马拉芙(Daphne de Marneffe)在其2004年出版的《母性的欲望:关于孩子、爱以及内心生活》(Maternal Desire: On Children, Love, and the Inner Life)中指出:“我们所需要的是将母性的欲望置于女性现实生活的实际状况中,并结合导致女性自我观形成的强大的文化来重新审视母性的欲望。”(2004:54)马拉芙在书中对母亲在照料孩子过程中所遭遇的意识形态上以及心理上的压力进行了理性的分析,力图消解母亲渴望照料孩子的欲望与母亲自我之间的矛盾,从而消除女性主义者将母亲与孩子完全隔离开来的嫌疑,使母亲对孩子的爱恨矛盾心理获得应有的生存空间。马拉芙的观点为读者接纳《男人与天使》中安妮的矛盾心理提出了理论依据,也为现实生活中的母亲们如何正视自己的各种情感提供了积极的心理暗示。

尽管母亲们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单方面的挣扎中,伊丽莎白·百丁特对未来有着更为乐观的展望,她认为随着女性地位的提升,“在女性的施压下,新一代的父亲会以传统的母亲形象承担起母职。”(1981:324~325)白丁特的这一观点从另一个角度肯定了母爱的建构性,她对父爱的认可使母爱不再专属于母亲,为母亲解除爱的重担从外围进行了解答。毫无疑问,使父亲成为爱的施与者将有助于女性从母爱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也必然使母亲有限的爱在父爱的支撑下得到延伸。同样,理解母爱的错位现象,给替养母亲更为宽容的空间,这也是玛丽·戈登力图在《男人与天使》中让读者看到的一条使爱从有限走向无限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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