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7, Vol. 39 Issue (5): 64-75
追寻分裂时代的“好生活”——费希生态哲学视域下的莱辛小说解读    [PDF全文]
陈倩     
摘要:法国学者吕克·费希在其《新的生态秩序》《什么是好生活》《神话的智慧》等作品里,通过对卢梭、笛卡尔、尼采、福柯、海德格尔等人的分析,结合当下现实,传达了他对“深层生态学”和“生态女性主义”的进一步思考。他的忧虑、追问以及积极寻求解决环境问题的态度与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的一系列创作不谋而合。从费希生态哲学的视角解读,有助于加深对莱辛作品的理解;莱辛对“分裂时代”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也为当代生态哲学提供了鲜活素材。文章通过细读费希和莱辛在生态问题上的共同关切和相近思考,使生态主义学说与当代文本实践互为参照,试图证明在后资本主义时代,越来越多以费希、莱辛等欧美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中产阶层反思“什么是好生活”以及追寻分裂时代的“弥合”路径,成为比严峻的生态现实更有效推动当代生态学发展之动因。
关键词 深层生态学      生态女性主义      生态文学      吕克·费希      多丽丝·莱辛     
Searching for "The Good Life" in Splitting Times —Interpretation of Doris Lessing's Works from Luc Ferry's Ecological Perspective
CHEN Qian     
Liberal Arts School,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In many books such as The New Ecological Order, What is the Good Life and The Wisdom of Myths, the contemporary French scholar Luc Ferry analyzes the ecological thoughts of Jean-Jacques Rousseau, Rene Descartes,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Michel Foucault and Martin Heidegger in detail. He also expresses his own further reflection on "Deep Ecology" and "Ecological Feminism". His anxiety, inquiry and positive attitude to environmental issues are consistent with a lot of Doris Lessing's works. This paper tries to draw on the perspective of Ferry's ecological philosophy in interpretation of Doris Lessing's novels. At the same time, Lessing's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the nature conversely provides contemporary ecology the fresh material and reflecting path in her works. The paper synthesizes contemporary western ecological doctrine and literary text practice on the basis of close reading Ferry and Lessing's common concern. It argues that more and more intellectuals among the western middle class such as Luc Ferry and Doris Lessing reflect "what is the good life" and search for a "crack bridge" of human beings and the nature in the bewildering splitting times. This is the more important motive force than harsh reality for the contemporary ecology development.
Key words: deep ecology      ecological feminism      ecological literature      Luc Ferry      Doris Lessing     

为了成功而培植成功,寻求成功的生活而不是好生活。……世界就好比是一个陀螺,必须不停地转动才不致倒下,而不带有任何其他目的。转动成了其本质。……当进化被剥离了目的性,它只取决于“动力因”(efficient cause)而非“目的因”(final cause)了。人们开始觉得自己在世界的进程中被遗忘。

——吕克·费希(《什么是好生活?》,2010)

成就感就这么重要?……在上帝眼里,人类乃万物之灵长。可是,如果他或她是只甲壳虫,甚或一只蝴蝶,那他或她有什么变化,学了什么,长大没有,成熟了与否,就都无关紧要了?

——多丽丝·莱辛(《天黑前的夏天》,2009)

吕克·费希(Luc Ferry,1951— )是法国当代备受瞩目的哲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他任教于巴黎索邦大学,在美学、政治学、生态哲学等领域均有建树。在法国,费希的名气并不亚于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等人,他也不时来中国访问、演讲,但或许由于他曾任法国教育部长的身份掩盖了作为学者的光彩,中国知识界迄今鲜有关于他学说的评介。费希著作等身,其中《新的生态秩序》(The New Ecological Order,1992)、《什么是好生活?》(What is the Good Life,2002)、《神话的智慧:希腊神话学如何改变你的生活》(The Wisdom of the MythsHow Greek Mythology Can Change Your Life,2014)等书均从生态学视角传达了他对现代人生存方式的反思。

费希的所有讨论都在追问一个命题:“什么是好生活?”“好生活的问题或多或少地隐含、驾驭了其他问题,所有伟大的哲学观点都在回答什么是好生活的问题时达到顶峰。”(费希,2015:序言)他强调,“好生活”并不等同于“成功的生活”,“成功”只是一个外在的标准,而“好生活”源于个人对自身和周围环境的满足感。“好生活”意味着和谐而非对抗,众生平等共存实为消除冲突的不二法门。“好生活”已成为一个现代难题,古典时代人的欲求更为简单朴素,人与人、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更为协调,而现代性带来了人类对自身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危机。遵循以上对“好生活”的理解,费希进一步发展了“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和“生态女性主义”(Ecological Feminism)学说。

“深层生态学”是1973年由挪威哲学家奈斯(Arne Naess)提出的一个与“浅层”生态学相对的概念。他将生态学发展到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等领域,提出“生态平等”和“生态共生”。在“深层生态学”的倡导者们看来,“浅层生态学”仍然立足于人类本位,将人视为自然界众生的“救世主”和统治者。“浅层生态学”希望单纯以建立自然保护区、提倡绿色生态等“改良”方式达到改善环境的目的,这在“深层生态学”看来是十分天真的。“深层生态学”坚信减轻人类对环境的破坏首先要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伦理习俗、法律规范、政治理念和消费观。通俗地说,如果人类没有足够“自律”,不能从制度和观念上彻底改变以往的生活方式(比如“有消费便有屠杀”),则不可能彻底解决生态问题。

“深层生态学”一经提出,在后现代思潮的推波助澜下,迅速引起共鸣。费希作为它的代表之一,主要从三个方面推进了这一学说。首先,他详细梳理了“深层生态学”生成的理论线索,从卢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预言、浪漫主义批判笛卡尔到尼采颠覆传统、后现代理论家解构现代性神话,再到海德格尔“诗意”生活的愿景。(费希,2009)其次,他指出人类历史“伪对话”模式的弊端。这种模式以表面民主政治的假象造成其他价值观的缺失,为“人类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和肤浅的功利主义铺就了温床。费希以柏拉图对话录为例,说明苏格拉底并非一个平等的对话者,他象征着“民主政治”。由于广受尊崇的他出身于“贱民”,使得希腊人的趣味由挚爱自由与和谐转向热衷于对抗性的辩证法。(费希,2010:57)最后,他强调应将心理感受和社会现实区分开。“好生活”不同于“成功的生活”,现代的困境以及人类与自然的紧张关系恰恰源于大多数人无法认清这一点。

几乎与“深层生态学”的诞生同时,20世纪70年代,以法国女权运动领袖弗朗索斯·德·奥波妮(Francoise d’ Eaubonne)和美国学者卡洛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为代表的女性主义者纷纷将日益糟糕的环境同男权社会的结构、道德观联系起来。在历史悠久且等级森严的父权制社会中,女性和动植物同处于受歧视的地位。处于权力中心的男性对自然界的掠夺与其对女性的压迫有着相似的逻辑。男女不同的社会分工,造成两者对待周围环境的态度差异:男性重视效率和竞争,不太关注达成目的的方式;女性更关注心理体验,倾向于和谐自然的生活。因此,生态女性主义者称男性是将人类推向绝境的破坏者,而女性才可能成为新生态秩序的重建者。

费希一方面认同生态女性主义者的基本判断,认为传统社会的价值标准和道德准则确为男性所确立,他们“超越了自然,却成了反自然的生物”(费希,2009:95);另一方面,费希并不赞成女性主义者将男性推向环境改善的对立面。他认为,真正的生态主义者应该以平和的努力去实现激进的道德目标,任何形式的贬低一方而突出另一方都将引致极权。(Ferry,1995:114)他继而提出,只有男女两性走向对话、共融,超越“对抗式”的生态女性主义思维,人类首先学会解决自身的紧张冲突,才能携手努力与外在世界和谐共处。

费希的学说颇能代表欧美当代知识分子关于生态问题的看法,也反映了中产阶层对现代人生活方式的典型反思。与费希一样,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1919—2013)在她的诸多作品中表达了十分类似的立场,她同样困惑于何为“好生活”,试图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分裂”、对立中寻求弥合、共赢。莱辛是生态女性主义的代表人之一。在《金色笔记》《野草在歌唱》等文本中,她抨击了男性为主导的当代社会制度对生态秩序的破坏。和反男权中心的立场类似,莱辛亦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她曾在《特别的猫》里,明确提出“万物平等”的思想。彻底消除生态危机的方法是人类彻底改变“主宰者”的思想,把自己放在整个生态系统的链条当中,回归自然。(莱辛,2008)和费希一样,莱辛对生态危机的反思与之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同步。她晚年创作的《玛拉和丹恩历险记》描述了全球气候恶化、淡水枯竭、土壤退化等现象,人类即将回到洪荒时代。两位主人公历尽艰难,希望再次寻找到伊甸园。莱辛一直希望透过这些作品,给读者传达危机意识。她还有不少小说,如《天黑前的夏天》《幸存者回忆录》《什卡斯塔》,均可视为生态文学的典范。不过,以往对她作品的理解多局限于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极少从生态学角度展开。这些小说大多创作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正值“深层生态学”和“女性生态主义”迅猛发展的阶段,亦逢“文学生态学”概念提出之时。1974年,美国学者密克尔(Joseph Meeker)出版《生存的喜剧:文学的生态学研究》,首次明确了“文学生态学”(literary ecology)的主张,即文学批评应当探讨文本所揭示的“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要“细致并真诚地审视和发掘文学对人类行为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王诺,2002)。换言之,“文学生态学”可视为“深层生态学”的分支。(Lakoff & Johnson,1980:3)结合费希的生态哲学重读莱辛,不难发现她所展现的主题、观念、意象甚至梦境,多为人与自然、人性与自然性博弈和共融的寓言。

一、“好生活”与“成功的生活”之辩:深层生态学的深化

费希生态学建立在一个基本结论之上:“成功的生活”并不等同于“好生活”。悲哀的是,现代人往往将这两者混淆,并没有真正从自身感受出发,而是以外部标准来评判是否快乐,是否拥有“好生活”。因此,人迷失了生存的目的。

技术世界是一个出于工具理由彻底放弃‘目标’的世界,其特点是只关心生产、效率和成绩。……以竞争为基础的全球化自由经济体系,从不容许人们停下来思考生产力不断扩大的最终结果到底是什么。我们必须——不论发生什么,也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为了发展而发展,要么前进要么毁灭,没有人能告诉我们发展本身——也就是工具力量的增强——是否能像过去那样给我们带来更多福祉和自由。今天的生态学者对此深表怀疑。18世纪的浪漫派们也有疑虑。(费希,2010:序言)

可见,追寻“好生活”而不是赢得发展才是生命的真正价值所在。“好生活”是自足的。从生态学角度而言,“好生活”意味着人与自然应当相互依存、相互欣赏,而非利用与被利用、剥夺与被剥夺的关系。然而长期以来,人类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往往在绝大多数人将“成功生活”等同于“好生活”的误判中被扭曲了。莱辛的《天黑前的夏天》《特别的猫》等著作十分典型地反映了这种价值畸形。《天黑前的夏天》一直不太受关注,原因之一或许在于它的情节和主题与伍尔夫(Virginia Woolf)的《达洛卫夫人》以及莱辛本人的《金色笔记》十分接近,似乎没有特色。然而,如果从生态学的维度来解读,这部小说其实意味深长。

主人公凯特作为一位中产阶级女性,拥有人见人羡的“成功”人生: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祖辈和父辈均为大学教授;丈夫是名医,收入颇丰;作为全职太太的她,年纪轻轻就已生养四名子女。可是,凯特经常会做同一个噩梦,梦见一条搁浅的、伤痕累累的海豹。凯特抱着它,希望找到大海,可漫漫旅途走了不少弯路,期间海豹好几次因缺水窒息……

“窒息感”是费希描述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时常用的词汇。资源枯竭是一个渐进却不可逆的过程。《天黑前的夏天》用充满焦虑的笔调展现了人类自我毁灭和挣扎的过程。比如小说伊始,主人公所在的小区意外停电,她只好用最原始的柴火烧水招待客人。从小生活在优越环境中的她极不习惯,想到了能源危机。这为她后来愿意临时充当国际食品会议的同声传译埋下伏笔。

凯特和海豹实为共命运的整体:海豹总被人类掌控,而表面“成功”的凯特也从未过上“好生活”。二十多年来,丈夫发生了好几次外遇,她只得忍气吞声;孩子们都将母亲的任劳任怨当作限制自由的包袱;她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语言天赋,成天混迹于空虚无聊的中产妇女群里;丈夫替她接下同声传译的活儿后,居然在家人都不在的两个月暑假里将伦敦的房子出租,全然没有顾及她的感受,以至会议结束后,凯特无“家”可归。

重返职场和社交界,使居家二十多年的家庭主妇凯特重新找回了自己的价值和尊严。她发现自己的工作能力依然受到上司赞许;比起那些初出茅庐的小姑娘,她成熟淡定的气质更受男士们的青睐。成就感逐渐蔓延到她心灵的各个角落。奇怪的是,那只海豹却更频繁地来到她的梦里。

海豹又重又滑,她抱不稳。她踉踉跄跄地走在尖石上。水在哪儿呢,海在哪儿呢?可怜的海豹身体两侧伤痕累累,被礁石和泥土中的小石子刮伤了:它拼命跳着想跃回海里,她很着急身上没带药膏。……(莱辛,2009:44~45)

她的焦虑丝毫没有减轻,反而更重了,因为在国际食品会议上,她目睹了各国政要——这些人既不懂农业、畜牧业又不懂生态学——仅仅按照利益分配和收效多寡来强行决定种植何种农作物或饲养哪些品种的禽畜。人类的权力主宰了自然的命运。这些急功近利的规划可能导致整体生态的失衡。费希在《新的生态秩序》中宣称,生态学最终不可能脱离市场,生态问题直接与消费有关。正如新能源工业对应着当代社会对“绿色标签”的追崇,同样,人类对生物链的破坏和自杀性资源消耗也出于人类中心的自利型消费观。(Ferry,1995:145~146)

那么,利益、财富和成就感真能带来“好生活”吗?通过国际食品会议挣足了钱的凯特却“有家不能回”,极具象征意义。她只得通过旅行挥霍掉这笔钱。路途中,她遇上一名比自己小十多岁的青年男子,俩人结伴作乐,寻求肉体刺激,但纵欲的短暂“快乐”仍然未能使她摆脱那个梦境。

她一入睡就梦到了那个乱石山坡。没错,那只可怜的海豹在慢慢地、痛苦地朝遥不可见的大海爬去。她抱起那只滑溜溜的动物——噢,她不该把它扔在那里。海豹更虚弱了,乌黑的眼睛责备地看着她,身上的皮肤非常干燥,她必须找到水。远处有一幢房子,她踉踉跄跄地朝它走去。(莱辛,2009:94~95)

这场荒唐的旅程以凯特和她的小情人双双患上黄热病收场,此病由旅行地西班牙的蚊虫传播所导致,蚊虫肆虐亦暗指生态链遭到人为破坏。在《特别的猫》里,莱辛重申了这个观点:城市里,人们为了防止猫的大肆繁殖残忍地给它们实施绝育手术;而在原始乡村,猫可以自然繁殖却不至于成灾,因为它们有天敌鹰隼。大病初愈的凯特好不容易回到伦敦,却只能租别人的公寓暂时安身。她发现,“幸福”的家庭、优越的生活、社交圈中的春风得意、爱情、旅行……都只是假象,它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好生活”。凯特作为现代人的一个缩影,始终处于无根漂泊、四处寻找家园的状态。他们的生存空间实际上被剥夺了,正如她梦境里那只竭力想返回大海的海豹。

就算前方真有大海,我也不知道自己离那儿究竟多远。我害怕极了,生怕自己走错方向。也许,我永远都找不到海豹需要的大海。也许前方永远只有冰雪和黑暗,无边无际——也许我和海豹会倒在雪地上,再也站不起来。(莱辛,2009:202)

面对被日益破坏的生态环境、人与外部世界的恶劣关系,在利益驱使下人为制造的“天灾”面前,现代人产生了巨大的焦虑。凯特隐约意识到,仅靠人对自然(如海豹)的怜悯和保护远远不够,人类首先不该剥夺和破坏它们赖以生存的自然家园。与莱辛相似,费希十分赞赏希腊人的生存观,即人与宇宙秩序谐调一致。

建筑在和谐宇宙观基础上的伦理观念也许克服了所有形式的焦虑,它们也许成功地克服了扰乱平静生活的经验主义恐惧,希腊智者可能是最愉快的人群。(Ferry,2014:265)

二、众生平等:超越生态女性主义

费希曾引用法国哲学史家布拉格(Rémi Brague)的话:“对我们祖先来说,人能够,事实上应当向自然借鉴他的行为准则。自然就是道德的根源所在。”(费希,2010:171)他试图证明,人的最终福祉只能来源于宇宙万物。现代社会的制度、法则、道德律,不仅不该凌驾于自然法则之上,反而应以后者为前提。莱辛在她的《野草在歌唱》《裂缝》等著作中,甚为清晰地表达了这一理念。费希进一步指出,生态女性主义者过分强调性别对立,将以竞争、高效为目标的男权制度视为大自然的破坏因素,而女性则同其他生物一样处于劣势,这种二元对抗思路并不可取。实际上,女性很大程度上主导了现代社会的消费观和生活方式,她们也应为生态破坏的后果承担责任。反过来说,女性主义者将男性排除在修复自然的努力之外并不明智。惟有弥合人类内部的“分裂”,超越种群中心主义,才能真正实现众生平等。

《野草在歌唱》的主人公玛丽是位典型的现代“文明”教化出来的女子。她受过正规教育,婚前是城市白领,小资、慵懒、挑剔,三十多岁的她在众人异样的眼光中不得不“下嫁”给在非洲当农场主的迪克。她对周遭环境充满着厌恶、疏离和对立。以往人们对这部作品的理解侧重于采用后殖民主义或女性主义的视角,大多忽略了它深刻的生态主题。比如,原本对农事漠不关心的玛丽,在丈夫生病并且畜猪、养蜂惨败后,提出种植烟草,因为二战后不少农场主曾依靠烟草一夜暴富。可惜非洲的气候并不适合烟草种植。连续几个月大旱令玛丽的计划落空,眼看即将产出的烟草全部渴死。这并未使玛丽学会“顺应”外部环境,反而激起她更强的“斗志”。“能干”的玛丽又想到一战期间玉蜀黍价格暴涨,于是怀揣投机梦的她撺掇丈夫改种玉蜀黍。这种植物生存力强,不需要过多的肥料。然而,长期种植会损伤土地。在非洲,不少农场主通过大量经营玉蜀黍实现了原始积累,却难以持续发展:

他有五百亩最肥沃的良田;从前,这些土地每亩都要出产二十五袋到三十袋的玉蜀黍。他一年一年地榨取这些土地,可是近年来,碰到运气好的年头,每亩地也只有五袋的收获。(莱辛,1999:181)

玛丽并非不知竭泽而渔的恶果,只是作为一个剥夺者,她对周遭的自然、生态没有半点慈悲怜悯。

玛丽只是从表面上去看一个农场,把它当做一架赚钱的机器。玛丽看不起他(她的丈夫迪克)经营农场的方法,看不起他种的那几百亩树。他可不是那样看待农场的。他喜爱一年四季缓慢的交替;至于她一提起来就以轻蔑的语调斥之为“不值钱的庄稼”,他也热爱它们繁复无穷的变化。(同上:127)

玛丽在非洲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没有顾及当地的自然和生产条件,而全然出于自己的需求。比如在迪克饲养吐绶鸡半途而废之后,玛丽索性养了些白人喜爱的家鸡专门下蛋。可是这些家鸡不象吐绶鸡那样具有野性,可以自己寻找食物,它们十分娇弱,完全靠玛丽给食补水。一旦她生病自顾不暇,家鸡就纷纷死掉了。

玛丽与环境斗争的屡次挫败,实际上暴露了人类向自然索取无度以及人类自身的孱弱无力。人总想主宰世界,不断尝试扩大自身边界,却造成与自然的巨大冲突和裂痕。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玛丽逐渐对象征着非洲原始自然力的黑人仆佣摩西产生依恋,这段恋情让她既获得重生又陷入毁灭。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以及人与环境对立的思维使她在感到幸福的同时又感到莫大耻辱。为了撇清与摩西的关系,她变本加厉地折磨他,并且打算逃离非洲,回到“文明”社会去,终于招致绝望的摩西的报复而被杀。在以往的女性主义者看来,玛丽的命运极具寓义。她和其他生物一样,均是男权社会的牺牲品。作为“剩女”,她迫于社会压力嫁给毫无感情基础的迪克,不得不从熟悉的城市文明落入广袤神秘的原野,她多次想返回城镇,可是没有逃脱的力量,直至患上精神分裂症。玛丽与摩西之间的暧昧更不为白人社会所容,邻居查理虽然是他们农场的竞争对手,可当他发现玛丽与摩西之间的暧昧后大为恼火,毫不犹豫地站在迪克一方。

他只是遵循南非白人的第一条行为法则,那就是“你不应当使你的白人兄弟败落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否则,黑鬼们就要自认为和白人一样高贵了”。(莱辛,1999:192)

费希强调,种群优越感,无论存在于人与自然或是男性与女性、白人与黑人之间,都会产生分裂、对抗甚至杀戮。因此,要正确对待外部世界源于正确认识人类自身。(费希,2009:94~95)从表面看,玛丽在这片土地上是受害者和弱者。但实际上,她比以丈夫迪克为代表的白人男性更精明、更残暴。她完全不懂得如何与“土人”相处,动辄鞭笞黑人劳工,对待仆佣也无比苛刻。《圣经》中的摩西带领希伯莱人逃出埃及,这部作品中的“摩西”则原本试图引领玛丽融入当地神秘的大自然。然而,她的被杀隐喻着这种“融入”的失败,她的极端“反自然”终于招致恶果。

莱辛的《裂缝》更为清晰地表达了寻求两性协调合作以及世间万物和平共生的理想。她笔下的女性始祖定居在海边的崖壁间,自称“裂缝族”。“裂缝族”象征着大地,她们具有原始野性和强大的单性孕育功能,偶尔生出长着管子的怪物,这些怪物被老鹰叼走,在森林里生存下来,是为“喷射族”。最初,两族势不两立,希望消灭对方。在自然的生存竞争里,他们逐渐发现自己的不足和对方的长处,走向共融。莱辛赞同费希的观点:每种生物均存在局限性,世界的进步需要自然界各个种群的平等共处,才能不断繁衍、持久发展。

三、生态哲学:关于现代性的反思

在后资本时代反思现代性的潮流中,生态哲学尤其令人瞩目——现代化的过程,恰恰是人对自然造恶的过程。它呼吁人们用一种新的范式来恢复被我们抛弃和遗忘的外部世界。(格里芬,1998:31)费希将生态哲学的早期代表之一卢梭归入浪漫主义阵营,认为浪漫主义对现代文明进行了最早的批判。根据卢梭的观点,最根本的恶,并非动物制造出来,它只能是人类的杰作:人类不仅仅“作恶”,而且将邪恶当作目标。(费希,2009:88)颇具反讽意味的是,现代工具理性试图更深入地发现宇宙、探索自然的奥秘,然而,这些发现和探索并没有拉近人与自然宇宙的距离,反而越来越远。在对另一位生态学谱系的重要立言者尼采的评价中,费希称:

尼采抨击任何宣称克服或超越了自然与历史,以至于可从道德、政治或美学的高度对其予以评判的“自由”主体之幻影,并以同样的力度驳斥了客观思想的错觉和科学的偏见。(费希,2010:63)

人类原以为可以充当万物的立法者和预言家,却逐渐认识到外部世界常超出控制,甚而报复。于是后现代哲学以极度焦虑的语调,叙述着当代社会面临的紧张。

莱辛创作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什卡斯塔》(Shikasta)常被人们当作科幻小说来阅读,它实为一则从生态学视角质疑人性和现代性的寓言故事。什卡斯塔,原名罗哈恩达(Rohanda),是个资源丰富、和谐友爱的星球。与之邻近的星球普迪欧拉上有种叫夏马特的生物,他们自私贪婪,无知堕落,把普迪欧拉折腾得乌烟瘴气后,不得不“移民”到罗哈恩达。夏马特们长期寄居在此,处于潜伏状态,伺机吸取罗哈恩达星球的能量并传播疾病。由于无节制地掠夺罗哈恩达的能量,导致该星球大量树木花草枯萎、动物死亡、河水断流,生态遭受严重破坏。当“老人星”(Canopus)输送过来的精神净化和感应物质流短缺时,沦为“什卡斯塔”(破碎的星球)的“罗哈恩达”陷入恐慌、濒临毁灭。(Lessing,1979:93~105)这则寓言在欧美产生了很大震动,它沿继了作者在《金色笔记》开篇所引叶芝的诗句:“万物分崩,中心难再凝聚,世界上满目动荡和混乱”。人们纷纷对号入座,以“夏马特”自况,为地球的影子“什卡斯塔”伤怀不已。莱辛此后写了一系列科幻小说,大多以人类造孽导致家园丧失、漂泊无依为主题。“流亡”,或终将成为现代人的宿命。

《幸存者回忆录》更为典型地表达了莱辛对未来的忧虑。在英国一座经历了战争的城市,城中水源被污染,食物、氧气将消耗殆尽,处处废墟。人们饥不择食,以尸体充饥,成群结队地逃离。在越来越空荡的公寓里,叙述者“我”每天麻木地从窗口注视着马路上向他乡迁移的人群。一天早上,当她手拿香烟看着客厅的那堵墙时,竟无意间穿入了墙后那个充满象征、积压着回忆的潜意识世界。与此同时,小女孩艾米莉被一个陌生男子遗弃在“我”的家门口。从此,观察艾米莉、逃难的人群以及窥视墙后面的世界构成了叙述者的整个生活。艾米莉其实就是“我”的童年时期,而墙则是一面镜子,叙述者在以一种回忆的方式回顾自己的人生。她曾经天真浪漫,但是经历战争、亲人的冷漠、工业文明造成的混乱狼藉后,“我”变得精神分裂,走向迷失。借助“幸存者”的回忆,莱辛展现了当代社会所面临的文明毁灭、生态失序、道德沦丧的危机。

美国学者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指出,后现代批评家与深层生态学者在许多方面不谋而合。两者都有厌世和普遍的“悲观主义”,也均持自我批判态度和对“集体野心”的怀疑。(Wolfe,1998:29)在后资本时代,人们意识到,在不变革现代社会基本结构、不改变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的前提下,仅靠现有的社会机制和技术进步来改变环境现状不可能彻底解决生态问题。费希强调,生态学归根结底是一种平衡的哲学。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传统的人文主义已经远远不够。生态学不仅仅从人出发,而是立足整个生态系统,把“人—自然”作为整体来对待。(Ferry,1995:187)费希认为生态学已成为反思现代性的一条重要途径。通过它,我们时时警惕自己是否已迷失在“断送人类未来生存环境的困局里”。(同上:196)

不过,费希与莱辛对于创建新型生态关系仍然抱有美好的愿景。费希承认,在传统文化中,无论西方还是东方,都存在天人和一、众生平等、博爱共存之思想。《什卡斯塔》中的“老人星”不断向“什卡斯塔”输送能量和精神净化物质,甚至与当地居民通婚,培养出更先进的物种,从而以全新的观念重建“什卡斯塔”。在其他作品中,莱辛也多次表达了对未来的积极寻索:

她发现脚下的冰雪不见了:自己走在一片春草地上,绿意葱葱,看得见草下又黑却又湿的泥土。草地上春花烂漫。前方的地面突然高了起来,她爬到上面,抱着海豹,站在一块小海岬上,俯瞰着大海。晴朗的天空映在海里,原本蔚蓝的海水越发蓝了。一群海豹在礁石上晒太阳。(莱辛,2009:232)

结语

由“什么是好生活”的设问,费希阐发、补充了“深层生态学”和“生态女性主义”。通过他的视角重新解读莱辛极富隐喻的生态主题作品,有助于我们更容易理解弥漫在当下文艺和理论界的对人与自然未来命运的普遍关切。他们一显一隐,探索着什么才是真正的“好生活”。被污染的水和空气、畸形的食物链、物种灭绝、资源枯竭……就是人们孜孜以求的“好生活”吗?作为现代性的恶果,环境危机比战争、疾病更加困扰着大家的日常生活。正如莱辛作品影射的那样,人类陷入一种现实与梦境的精神分裂中。现实中,人们停不下创造财富、追求欲望的脚步;梦境里,则必须忍受失去家园、四处漂泊的无依感。

面对已然危机四伏的地球,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以整体观处理人与外部环境之关系的生态哲学,似乎成为现代社会自我拯救的最终方式。费希最青睐的是古希腊斯多葛学派。20世纪60年代,莱辛则开始信奉伊斯兰苏菲派哲学(al-Sufiyyah)。尽管斯多葛派与苏菲教的学说存在巨大差异,但仔细分辨亦有共通点。“苏菲教”自8世纪中叶以后以苦行主义和禁欲主义为圭臬,斯多葛学派也主张禁欲。“禁欲”实际上是人类的自我约束和自我限定。无论是斯多葛学派还是苏菲教哲学,都相信自然万物奉行其原初的法则(难以言传的神秘奥义),人类不过是其中极其微渺的一部分。个人和宇宙、精神与物质是和谐、整一的。按照此种逻辑,人类应该对自身的边界有所认识,与其他生物平等相处。

费希主张,成熟的生态学应该以平和而非极端手段来建立新秩序。如果生态学家呼吁人们控制生育、素食、停止购买汽车……强迫大家认同他们的观点,则可能形成另一种形式的暴政。(Ferry,1995:114)颠覆现代性,不应以抹杀“文明”的历史为前提;提倡人与他者的平等相处,也不该以剥夺人类正当权益为代价。莱辛的一系列生态主题作品也在提醒读者,我们不能等待救世主“摩西”,人类长期的背叛可能已导致他疯狂的报复;我们也不能指望逃离,自然与人正如海豹与海的关系,不可分割。因此,反思现代性不能止于互相谴责、解构颠覆和消极厌世。否则,我们可能终将悖离理想中的“好生活”。

不难发现,在莱辛笔下的“分裂”时代,日益庞大的中产阶层成为最不满足于现状、愿为生态平衡而奔走呼告的主力军。莱辛生态小说中的主人公大多为中产阶层,他们最在意“好生活”的真谛。费希也多次表示,中产阶层将主导未来社会的消费观、道德伦理和生活方式,他们最可能建立起新的“生态秩序”。(Ferry,1995:86~89)中产阶层反对传统工业社会以破坏环境换取生存资源的模式,他们亦区别于垄断资本家,后者一面为追求规模和高效对地球进行疯狂掠夺,另一面又以慈善者的姿态开发“绿色产业”、做环保宣传。他们以相对独立的立场坚持探寻人与自然弥合的路径。这将成为比严峻的生态现实更有效推动当代生态学发展的动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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