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6, Vol. 38 Issue (5): 101-110
叶芝诗歌中文学与历史的对话-以《1916年复活节》为例    [PDF全文]
翟康     
 
摘要: 叶芝在其现实主义诗作中烙上了时代的印记,诗人用诗的形式表达了对于历史事件的深刻思考,从而使文学和历史在诗作中形成了一种对话。本文在新历史主义理论框架下以《1916年复活节》一诗为例剖析叶芝诗歌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学与历史的对话。通过对诗歌文本的分析,笔者指出,一方面,该作品作为诗歌的文本具有历史性;另一方面,被文本化的历史也具有文本性,二者之间形成对话。同时作为对话一方的文学文本内部蕴含颠覆性元素,鼓舞爱尔兰民众反抗英国殖民统治,试图推翻现有的权力结构,取得民族独立,并让爱尔兰文学从英国文学中脱离出来。但是,这种颠覆性元素终将被含纳,因为叶芝认识到,独立后的爱尔兰文学不得不继续依靠英语进行创作,依然存在于英国的权力结构之下,并未真正独立,因而是一种“可怕的美”。
关键词: 爱尔兰文学      历史      对话      权力      含纳      文本性     
The Dialogue betwee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in Yeats' Poetry-A Case Study of "Easter, 1916"
ZHAI Ka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Yeats' realistic poetry is often imprinted with the mark of its era. By means of the poetic language, Yeats expressed his profound reflection on the historic events of the time. In so doing, a dialogue has comes into existence betwee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onsider in detail how the dialogue betwee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operates in Yeats' realistic poem "Easter, 1916, " as a case study, under the scrutiny of the new historicist approach. Through the textual analysis of this poetic work,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ialogic relationship of the poem and history by elaborating on how this poetic work becomes historicized and how this historic event becomes textualized. Within this dialogue, the reciprocal relation of this poem and the contemporary society is brought under further examinatio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is poem harbors subversive force which can be articulated by the poetic text in this dialogue betwee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However, this subversive force will be eventually contained by the British power structure that has pervaded and dominated the Irish society. By the uprising and revolution of the Irish people, Ireland would attain to the goal of political de-Anglicization by becoming a sovereign state and with the advent of this political independence Irish literature could also achieve an independent status. However,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Yeats has realized the suppressed beauty of this independence because Irish literature would still have to be composed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which, however, remains to be the product of the British power structure.
Key words: Irish literature      history      dialogue      power      containment      textuality     
引言

叶芝被誉为爱尔兰的民族诗人,是爱尔兰文艺复兴(Irish Renaissance)的代表人物。他的诗歌创作大致分为3个阶段:早期为浪漫主义诗歌,通常取材于爱尔兰本土的凯尔特(Celtic)传奇与民谣,呈现出爱尔兰的本民族特色;中期为现实主义诗歌,该时期的诗作与爱尔兰的民族政治运动紧密联系;晚期为充满神秘主义色彩的诗歌,并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他的神秘主义象征体系。虽然这3个时期的诗歌都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征,但是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叶芝对于现实的思考,尤其是中期的现实主义诗歌,在摆脱了早期的唯美主义风格后,极大地表现出诗人对于社会现实的关注。

本文运用新历史主义理论框架,通过分析叶芝的现实主义诗歌《 1916年复活节》,指出作为文学的诗歌与社会历史之间存在互动关系,二者之间形成了对话。在这场对话中,文学文本发挥其能动性,孕育出颠覆社会权力结构的元素,这种颠覆性的力量鼓舞了爱尔兰人民的抗英斗争,试图推翻英国凌驾在爱尔兰之上的权力结构,帮助爱尔兰文学从英国文学中独立出来,但是迫于社会历史原因,现有的社会权力机制又将这些颠覆性因素含纳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之内,二者之间相互作用又相互矛盾。

一、 “我用诗把它们写出来”:社会历史的文本性

复活节起义爆发于1916年复活节期间,是自1798年以来爱尔兰最重大的一次武装起义。这次武装暴动由爱尔兰共和兄弟会(Irish Republican Brotherhood)组织,爱尔兰志愿军(Irish Volunteers)的成员在教师帕特里克·皮尔斯(Patrick Pearse)的领导下,联合詹姆斯·康诺利(James Connolly)领导的人数较少的爱尔兰国民军(Irish Citizen Army),在都柏林夺取了重要据点,并宣布成立爱尔兰共和国。整个起义从1916年4月24日持续到4月30日,6天后起义遭到英国当局残酷镇压,所有的起义领导人被处以死刑。这次起义虽然最终遭遇失败,但被认为是爱尔兰独立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起义领导人也在爱尔兰获得民族独立后被追授为民族英雄。

《1916年复活节》这首诗创作于复活节起义3个月后,是叶芝对这场历史事件做出的一次回应。旧历史主义批评方法对于这首诗的研究通常聚焦于起义的重大意义,强调历史事件对诗歌创作的决定作用。社会历史事件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文学作品的创作,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新历史主义认为,在分析文学作品时不可过度强调历史对文学的决定作用。新历史主义研究的意义正是要避免夸大历史背景的作用。新历史主义主张将历史考察带入文学研究,认为文学作品固然会烙上历史的印记而被历史化,但文学作品绝不是历史的被动载体,而且历史并非文学得以出现的客观背景,二者不存在“前景”与“背景”的关系,文学反而会通过叙事将历史背景加以文本化,不仅会参与历史更会构造历史;因而,新历史主义研究不仅强调“文本的历史性”,更强调“历史的文本性”(马新国,2002:606)。

就《1916年复活节》一诗而言,它是对复活节起义这次历史事件的回应,诗人用诗的形式记录了这次起义,使之烙上了历史的痕迹;同时,该诗作也向读者展现出社会历史事件在诗中的文本化过程:

那个女人的白天花在

天真无知的善意中,

她的夜晚却花在争论上,

直争得她声嘶脸红。

她年轻、秀丽,哪有声音

比她的声音更美好,

当她追逐着兔子行猎?

这个男人办了一所学校,

还会驾驭我们的飞马;

这另一个,他的助手和朋友,

也加入了他的行列;

他的思想大胆而优秀,

又有敏感的天性,也许

他会终于获得声望。

这另一个人是粗鄙的

好虚荣的酒鬼,我曾想。

他曾对接近我心灵的人

有过一些最无理的行动,

但在这支歌里我要提他:

他也从荒诞的喜剧中

辞去了他扮演的角色;

他也和其他人相同,

变了,彻底地变了:

一种可怕的美已经诞生。

(查良铮译)

在该节诗中,诗人提及几位起义的领导者,但并未给出他们的名字。通过诗中的描写与真实历史的比对,我们不难发现这里所提到人物分别是:康斯坦斯·马克维其伯爵夫人(Countess Constance Markievicz)、帕特里克·皮尔斯(Patrick Pearse)、托马斯·麦克多纳(Thomas MacDonagh)和约翰·麦克布莱(John MacBride)。然而,诗人在诗作中不仅将他们的真实姓名隐去,而且也没有叙述他们在起义中的英雄壮举。诗人只讲述了自己与这些起义者的交往,用诗的语句把他自己的经历写了出来:马克维其伯爵夫人身上天真无知的善意、争执时的声嘶脸红,皮尔斯创办了学校、教授诗歌,麦克多纳天性敏感、思想大胆,麦克布莱对诗人心爱的茅德·冈“有过一些最无理的行动”。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叶芝在诗中对于这些人名的处理取决于诗人的选择,这种意志使诗人的经历具有鲜明的个性化特征(Donoghue,1986:65)。诗歌作为文学文本不需要将社会背景前景化。叶芝根据自己的个人经历,描写每位起义领导者给自己留下的独特印象,从而将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用诗的形式和诗的话语表现出来,使历史事实文本化。同时,在叶芝看来,这些起义者们代表了不同的社会阶层,因而,他们不仅是独立的个人,更代表着所有热衷于民族独立的爱尔兰人:康斯坦斯·马克维其伯爵夫人代表爱尔兰贵族,帕特里克·皮尔斯和托马斯·麦克多纳代表爱尔兰知识分子阶层,约翰·麦克布莱则代表了爱尔兰普通人。因此,叶芝根据个人意志将复活节起义这场历史事件转化为文学文本,使其文本化,让社会历史呈现出文本性的特征。

此外,这首诗也融合了其它的文本“声音”,与其它的文本共处于一种流通(circulation)关系之中。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认为,每一种体裁的文学在观察和理解现实方面,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方法和手段;强调采用“杂交”(hybrid)这种独特的手法,有意混杂不同的语言、不同的风格和不同的文体,进而打破文学性与非文学性的界限(马新国,2002:489~491)。新历史主义学者继承并发展了巴赫金的这一学说,主张“文学与非文学文本相互流通,且密不可分”(Veeser,1989:xi),文学不是孤独的呓语,而是蕴含了多种信息的文化“通货”(currency),与其它的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不断地“流通”,形成一种“共鸣性”,进而呈现独特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在克利福德·格尔茨看来,这些文本的“流通”具有塑造作用,通过“深层描述”(thick description)(Geertz,1973:3~30)将历史呈现在我们面前。《 1916年复活节》这首诗的最后一节便是很好的例证:

太长久的牺牲

能把心变为一块岩石,

呵,什么时候才算个够?

那是天的事,我们的事

是喃喃念着一串名字,

好像母亲念叨她的孩子

当睡眠终于笼罩着

野跑了一天的四肢。

那还不是夜的降临?

但这不是夜而是死;

这死亡是否必要呢?

因为英国可能恪守信义,

不管已说了、做了什么。

我们知道了他们的梦;

知道他们梦想过和已死去

就够了;何必管过多的爱

在死以前困惑着他们?

我用诗把它们写出来-

麦克多纳和康诺利,

皮尔斯和麦克布莱,

现在和将来,无论在哪里

只要有绿色做标帜,

是变了,彻底地变了:

一种可怕的美已经诞生。

(查良铮译)

这节诗中,叶芝借鉴了爱尔兰民族主义话语,展现出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的流通互动。例如,“牺牲”(sacrifice)一词来自政治话语,让人想到爱尔兰起义者为民族独立而做出的舍生取义;“我们的事”(our part)这一短语强调民族运动领导者的责任感,他们应恪尽职守、效忠民族独立事业;“母亲”(mother)一词让人联想到起义者的祖国母亲爱尔兰;这些起义烈士希望自己的“死亡”(death)能拯救爱尔兰,为祖国带来新生。这些不同“声音”的文本融合在一起,构建成“共鸣性的文本”,让读者感觉到历史与社会话语的具体性和相对性:各种话语在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意义以及这些不同话语在这种“共鸣性”文本中之间的相对关系。

因此,《1916年复活节》这首诗不仅具有历史性的特征,同时也将这场历史事件加以文本化,使历史具有了文本性的特征,而且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的界限得到了消解,不同体裁的文本相互“流通”,都参与到诗歌文本中来,构建出一种“共鸣性”的文本,而这种“共鸣性”的文本会融入到社会斗争和历史塑造的过程中(Dentith,1995:224),鼓舞着爱尔兰人民的抗英斗争,推翻英国的殖民统治,取得民族独立,共同创造出一种想象共同体或理想共同体(Said,1990:86),诗歌文本呈现出了能动性(agency),参与并塑造历史。

二、 “一种可怕的美已经诞生”:颠覆与含纳

《1916年复活节》这首诗中,每节诗(第三节除外)都以叠句(refrain)结尾:“一种可怕的美已经诞生”。为什么叶芝要反复强调这看似自相矛盾(“可怕的美”)的叠句呢?当然,我们可以从复活节起义本身的双重意义层面来解释这种矛盾修饰法(oxymoron):“可怕”是因为起义的失败导致了巨大的伤亡,而这些伤亡原本是有机会避免的,因为英国“可能恪守信义”,允许爱尔兰内部自治(Home Rule);“美”则是因为起义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爱尔兰人民,促进了爱尔兰民族自由独立运动的胜利。然而,从新历史主义视角对此分析可以得出另外一个答案。新历史主义式解读告诉我们,“可怕的美”揭示出叶芝内心的担忧和惧怕。叶芝知道,包括《 1916年复活节》在内的爱尔兰民族文学所蕴含的颠覆性力量会推动本国的民族独立运动,取得民族独立,实现“去盎格鲁化”,爱尔兰文学会从英国文学中脱离,但是他同时也认识到这种独立的文学是受到抑制的,因为这种文学将继续用英语写作,仍处于英国的社会权力结构关系之下。

① 1908年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Herbert Henry Asquith)出任英国首相,为了获得爱尔兰议员的支持,于1912年4月向英国议会提交了《爱尔兰自治法案》(Home Rule Bill in Ireland),这也是历史上第三个爱尔兰自治法案。根据这一法案,爱尔兰可建立两院制的议会,上院议员由英国国王任命,下院议员按照选举法产生。英王乔治五世(George V)于1914年批准了法案,使之成为正式法令。同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对德宣战,爱尔兰自治法案因此而搁置,英国政府宣布延期实行。

与旧历史主义研究不同,新历史主义文学研究关注历史和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新历史主义虽然认识到历史对于文学作品主题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更强调文学作为话语具有自己的能动性,因而,文学不再作为载体被动地记录历史事件,而是与社会权力关系(power relations)进行“谈判”(negotiate),并参与塑造历史。正如《1916年复活节》这首诗中的文学性文本和非文学性文本相互“流通”,形成“共鸣性”文本,鼓舞爱尔兰人民参与抗英斗争,从而参与并塑造社会历史。

文学之所以具有这种能动性,原因就在于文学内部孕育着颠覆(subvert)现存权力结构(power structure)的元素。传统的权力常被理解为国家统治的工具,是权威的权力、暴力的权力或自上而下的独裁权力。然而,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论的权力并不是一个机制,而更多指的是多重力量相互作用的关系,其权力结构则指多种多样力量关系的网状结构。权力产生出知识(knowledge),而知识则在这种关系中不断循环,生产并传播权力。这种权力无处不在,时时刻刻地在所有关系中被生产出来,存在于社会的各个角落,存在于一切关系之中。(汪民安,2006:442~456)新历史主义理论继承并发展了福柯的权力理论。格林布拉特认为,欧洲人到达北美新大陆(New World)后,通过欧洲的“复杂再现系统”(complex system of representation)来认识理解新大陆上陌生的一切(Greenblatt,1981:40~61),并最终通过这种系统来同化并控制了新大陆,而这种“复杂的模仿循环系统”其实就是当时欧洲的权力结构。

在《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形式的权力》(The Power of Forms in the English Renaissance)一书的引言中,格林布拉特以莎士比亚历史剧《理查二世》(Richard Ⅱ)为例说明文学作品内部的颠覆性元素这一问题。这部悲剧描写了英格兰国王理查二世被波林勃洛克(Henry Bolingbroke,夺位后成为亨利四世)政治上击败、军事上围困,最后被囚被杀的过程。在埃塞克斯伯爵(Earl of Essex)叛乱被镇压后,伊丽莎白一世惊呼:“我就是理查二世,你们不知道吗?……这部悲剧(《理查二世》)已经在空旷的街道和剧院里上演了40次!”然而,《理查二世》只在莎士比亚的环球剧院(Globe)上演过一次。(Greenblatt,2007:1443)在伊丽莎白一世看来,因为埃塞克斯伯爵看到了这部悲剧中所蕴含的颠覆性力量:他们也完全可以像波林勃洛克那样弑君夺权。于是在策动叛乱前,埃塞克斯伯爵花钱雇佣了莎士比亚的剧院合伙人为叛军上演了该戏剧。

叶芝的《 1916年复活节》里就蕴含着颠覆英国权力结构的因素。这首诗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爱尔兰民众的觉醒,推动了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民族运动。奥利弗·圣约翰·戈加蒂(Oliver St.John Gogarty)是爱尔兰独立后最早的参议员之一,他曾严肃地指出,如果没有叶芝的诗歌,他与他的同事们不可能会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议员。(Kiberd,1992:275)《1916年复活节》这首诗所蕴含的颠覆性因素体现在以下诗行中:太长久的牺牲/能把心变为一块岩石,/呵,什么时候才算个够?/[……]/那还不是夜的降临?/但这不是夜而是死;/这死亡是否必要呢?/因为英国可能恪守信义,/不管已说了、做了什么。/我们知道了他们的梦;/知道他们梦想过和已死去/就够了;何必管过多的爱/在死以前困惑着他们?

这几行诗看起来似乎是在质疑这次起义,而且言辞之间对起义的领导者们仿佛有责备和不满:长时间的牺牲让他们心如岩石般冷酷无情;“什么时候才算个够?”这一问句传达出对于无休止暴力斗争的绝望之情;他们的死亡本来没有必要,因为英国有可能会履行诺言,允许爱尔兰内部自治;鼓舞他们起义的不是别的,而是梦和“过多的爱”。然而,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解读,这些诗行也展现出反叛英国的统治、推动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的一面:“太长久的牺牲”是指爱尔兰民众数百年来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种种尝试;“把心变为一块岩石”可解读为一种修辞,强调起义者们追求自由独立的意志,心如磐石、矢志不移;问句“什么时候才算个够?”虽然体现出民众对于暴力运动的厌恶,但也饱含对于民族独立事业能够成功的渴望;“英国可能恪守信义”也可理解为一种反讽,而一战的爆发只是英国政府故意搁置《爱尔兰自治法案》的借口。因此,通过这样的解读,这首诗的颠覆性元素就显现出来了,鼓舞爱尔兰人民加入到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中,因而促进了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加速了爱尔兰“去盎格鲁化”的进程。

但是,这些颠覆性的元素往往被社会主导权力结构收编,最终被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所含纳(contain)。在以格林布拉特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者看来,只要颠覆性因素不会严重威胁到现存权力机构和秩序,任何权力和文化结构不仅会允许颠覆性元素的存在而且还会培育促进这类因素的产生,这样一来,权力机构就可以有效地释放并抑制或含纳(contain)对现存秩序的质疑与挑战。在《莎士比亚式的协商》(Shakespearean Negotiations)一书中,格林布拉特以历史剧《亨利四世》为例说明,莎士比亚戏剧中的颠覆性因素被整合进对于王权的赞美和肯定之中。约翰·福斯塔夫(John Falstaff)虽然对王权表现出抗拒和颠覆的一面,但是这种抗拒被戏剧漫画化,福斯塔夫在亨利王子继位后又被严肃处理,因而这种颠覆性因素在欢乐和悲伤中被稀释冲散;另一方面,《亨利四世》通过描述亨利王子背叛朋友、继承王位,渲染亨利为了国家放弃世俗的快乐,承担更多的责任,继而突显对亨利和王权的赞美。因此,这种颠覆被含纳了,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本来所要颠覆的权力。

《1916年复活节》正是在这种对于颠覆性因素的含纳中隐藏着叶芝对于爱尔兰“去盎格鲁化”的深刻认识。爱尔兰的首任总统道格拉斯·海德(1938-1945年在任)在爱尔兰独立前曾于1892年12月发表了题为《爱尔兰去盎格鲁化的必要性》的重要宣言。该宣言指出,爱尔兰需要通过复兴盖尔语,回归爱尔兰风俗、礼仪、服饰等传统,来真正实现“去盎格鲁化”。这篇演讲促进了后来盖尔语联盟的成立,不仅为后世保存了盖尔语,也极大地普及了这门语言。叶芝曾撰文回应海德的提议,认为爱尔兰文学要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风格,讲述爱尔兰的英雄叙事,但应使用英语而不是盖尔语来书写。因为叶芝清楚地认识到,爱尔兰终将会取得民族独立,爱尔兰文学也会从英国文学中独立出来,但是不仅独立后的爱尔兰社会仍然存在于英国式的权力结构(power structure)之中,而且爱尔兰文学若要继续发展并被世界文学接受,就仍需用英语来书写。在叶芝看来,爱尔兰已经被英国统治数百年之久,与英国在风俗、文化方面有很多共同之处,更重要的是英语一直作为官方语言流通于整个爱尔兰,而正是这些因素织成的关系网,使得原有的权力不断循环流通、不断地被生产出来;其中,文学所使用的话语又尤为重要,因为在福柯看来,话语不单纯指语言形式,更涵盖了文化生活的形式和范畴,是社会权力关系的产物,权力依赖于语言而存在,可以通过话语得到行使,进而控制整个社会。对于叶芝来说,一方面,他提倡的爱尔兰文学的民族性确是对于英国主导权力机构的一种颠覆;另一方面,他认识到,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爱尔兰文学不得不将英语作为主要语言来写作,而这样做又让爱尔兰文学乃至于爱尔兰文化陷入无法彻底“去盎格鲁化”的困境,因为英语作为社会话语仍是英国社会文化权力的产物,摆脱不了这样的社会话语就不可能实现彻底的“去盎格鲁化”。因此,叶芝认为爱尔兰终将会赢得民族独立,爱尔兰文学也会从英国文学中脱离出来,但是数百年来爱尔兰文学与英国文学已经同处于一种社会权力关系之下,独立后仍然会受到来自英国社会权力结构的压制,不可能实现完全的“去盎格鲁化”,也无法真正地获得自由,因而这种不彻底的独立是一种“可怕的美”。

②海德的演讲全文,请参见网页http://www.gaeilge.org/deanglicising.html,获取于2014年2月2日。

结语

作为叶芝创作第二时期的重要文学作品,《 1916年复活节》这首诗不可避免地烙上了当时的社会历史的印记,反映出那次历史事件的现实,因而具有鲜明的历史性。同时,诗歌又将这一历史事件文本化,使其具有文学文本的特征,形成了诗歌与历史之间的对话。在这场对话中,将历史文本化后的诗歌文本又孕育着颠覆社会权力结构的元素,它主动参与到社会历史的塑造中,推动了爱尔兰的民族独立。但是,叶芝认识到这种覆性元素最终会被社会权力结构收编,被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含纳。因为迫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独立后的爱尔兰文学仍将不得不依靠英语作为创作语言,因而仍处于英国的社会权力结构之下,无法从根本上实现“去盎格鲁化”。由此,诗人在这首诗中自始至终重复着“一种可怕的美已经诞生”。独立的爱尔兰文学是“美”的,是值得爱尔兰民众去期待的,但又因它无法彻底“去盎格鲁化”,独立后的爱尔兰文学仍是受到抑制的文学,这种“美”又是“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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