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6, Vol. 38 Issue (5): 90-100
《饥饿游戏》中的空间暴力审美批判    [PDF全文]
王影君     
 
摘要: 《饥饿游戏》是美国作家苏珊·柯林斯的新锐异乌托邦小说,展现出后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其诸多暴力描写屡受批评,但暴力审美恰是其主要特色,本文借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齐泽克的暴力理论,以批判立场力图分析揭露该审美背后制度危机之本质。资本对最大空间极端的占有欲催生了以空间暴力政治为特征的极权统治,空间隔离成为资本获得最大牟利的必要手段,暴力成为维护空间隔离的有效保障。多重暴力与空间隔离紧密组合,成为维护资本极权统治的最强大根基。而如何以他者暴力冲破主流政治的空间隔离,打破极权机制重获自由,成为小说深厚的暴力审美主题。该审美因此充满以暴抗暴的批判力度,被规训的他者正是基于以暴抗暴,自主自为的主体权力欲求获得觉醒。
关键词: 饥饿游戏      空间暴力政治      权力      大众传媒      异乌托邦     
Aesthetic Criticism of the Spatial Violence in The Hunger Games
WANG Yingjun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 China
Abstract: The Hunger Games, a current popular dystopian fiction written by American writer Suzanne Collins, reveals the social crises of the post-capitalism time. It stirs up the harsh criticism for its many violent depictions, but it is the depictions of violence that make it special. From a critical viewpoint of aesthetics of violence, this paper tries to use the theory of violence of post-Marxist Slavoj Zizek to analyze and dig out that the essential root of the crises in the novel is the capitalism system itself in the post capitalist era. The extreme desire of capitalism is to occupy extreme capital space that leads to the building up of the totalitarian governance at the base of spatial violent politics in the novel. The spatial isolation becomes the most necessary device for making biggest profits; while violence becomes the most effective security to remain the spatial isolation. The close union of multiple violence and spatial isolation becomes the strongest foundation of the totalitarianism of capitalist society. Then it becomes the impressive theme of the aesthetics of violence of the novel-how the governed can employ the violence of the other's to break the spatial isolation and destroy the totalitarian system of the social mainstream to win back their own liberty. Therefore, the aesthetics of violence in the novel is full of power of critical aesthetics with violence against violence. Based on such critical aesthetics of violence, the forces of self-consciousness and self-activity of the disciplined others are awakening for their subjective rights on the way when violence against violence.
Key words: The Huger Games      spatial violent politics      power      mass media      dystopia     
一、 暴力、暴力政治与空间暴力政治

空间暴力政治胶合了空间、暴力与政治彼此间复杂的关系,空间作为必不可少的维护统治的技术载体,主要以分割或隔离的形式,承载并保障了以暴力为有效手段的统治秩序。值得注意的是,对暴力的表现及审美批判在西方具有历史传承性。自法国大革命起,西方世界对暴力,尤其是肢体、色情和语言暴力,分别在文学书写和文学批评领域给予了持续性的关注,文学创作以艺术的手法表现暴力,暴力描写成为表现作品主题的突出手段,形成一种以“暴力”为焦点的审美及批判传统,并部分保留了对抗既有社会政治文化机制的革命意味。暴力随着现代传媒,尤其是电子影像传媒的发展,越来越多地在大众文化中呈现出影像化的特征。20世纪60年代以来,影像化了的暴力以其荒诞颓废的色彩对主流伦理意识造成冲击,以其视觉的冲击力在大众狂欢中宣泄出愤世嫉俗的力量,成为传媒市场吸引公众噱头的绝佳武器。随着美国9·11恐怖事件的暴发,在文学创作领域,暴力审美批判的精神内涵出现深度转向,开始与时代政治的企盼相结合,即在恐怖主义盛行的后资本主义时代,深切地与世人渴望救世英雄的情节相结合,在文学主题上暴力审美批判的聚焦点开始由荒诞颓废转向末世救赎,《饥饿游戏》(The Hunger Games)就是一部以暴力审美批判展现末世救赎的大众通俗作品。

《饥饿游戏》,一部后启示录异乌托邦小说,2008年由美国畅销书作家苏珊·柯林斯(Suzanne Collins)创作出版,旋即风靡世界文坛,好莱坞同名电影至2015年已公映到第三部。该小说描述了未来世界的异乌托邦故事:全球大战之后,在北美废墟上建立起的帕纳姆国实行分区统治。首都凯匹特城拥有绝对统治权,为各区间划定了严格的空间隔离带,强迫各区从事单一的生产分工。在被统治区,人民生活必需品供给匮乏,反抗情绪暗结。凯匹特不但利用手中特权敛聚了全国财富,而且用尽一切高压意识形态手段对全国实行极权统治。故事情节主要围绕着“饥饿游戏”展开,这是一档比赛杀人的电视节目,凯匹特强令各区少年代表参加一年一度的杀人秀场,在生存条件极端恶劣的野外,实行古罗马角斗士战斗到最后一人的杀戮规则,这些描写充满了血腥、死亡与暴力,在审美效果上构成特有的文字张力,既营造出紧张的氛围,造成视觉想象的冲击力,又凸显了生存空间的末世恐怖,独具暴力审美的形象感。

①异乌托邦小说,英文目前的叫法为dystopian fictions,在20世纪90年代前曾广泛被称为anti-utopian fictions,中文相应译为反乌托邦小说、歹乌托邦小说或敌乌托邦小说,取与理想国色彩浓郁的乌托邦小说相反之意。但是20世纪末该类小说受大众文化的影响,在创作主旨、创作理念、书写范式和表现对象上都有了新发展,融汇了更多的科幻、魔幻和游戏意象,此类小说越来越以异度空间想象为创作特征,已脱离对理想国理念的执着,故将其译为异乌托邦小说,以对应英文称呼的变化。

关于暴力,后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齐泽克(Siavoj Zizek)认为:暴力有主客观之分,在政治上主观暴力是直接可见的,由清晰可辨的行动者即行为主体所展现出来;客观暴力则并不直接可见,它暗含在政治统治之中,作为压迫的原发性力量根植于体制之内。客观暴力有语言“符号暴力”和“系统暴力”两种形态,“符号暴力”从属于语言本身、从属于某种意义体系的强制性作用;“系统暴力”指人类制度系统本身携带的客观性的压迫力量,是内在于事物“正常”状态里的暴力,犹如物理学里的“暗物质”,作为系统的力量生成了主观暴力的“非理性”爆发(Zizek,2009:1~2)。所以暴力既见于主体对客体的可视行为,又存于语言符号系统,像幽灵一般潜伏于社会机制中。在后现代人类的文化政治生活中,暴力事实上变得无所不在,或作为国家机器的实体性保障手段,彰显在传统政治学有关阶级统治的宏大叙事中;或作为权力生产的强制性系统原则,赫然显露在福柯结构主义符号政治学阐释过的权力话语机制的生产中;或作为言语符号概念的认知模式,以德里达漂浮所指的延异状态,支离破碎地暴露在解构主义文化政治批判的矛头下。总之,从形而下的社会实践,到形而上的意识形态,暴力与政治不可分割地浇铸在一起,暴力本身即成为政治的表征,这就是暴力政治。

以空间隔离为手段,以空间统治为目的的暴力政治,即称为空间暴力政治。《饥饿游戏》中的暴力政治弥漫在社会各个空间。屠杀,作为暴力政治最残酷的表象,凝缩了从“主观暴力”到“客观暴力”的双重维度,成为维护极权统治最有效的手段。统治者借暴力屠杀不断地制造各区人民之间的仇恨,维持凯匹特的政治极权。但是,主人公少年女英雄凯斯毁灭了统治者的美梦。她拥有无与伦比的勇敢、机智和爱心,使暴力赫然成为解放的正义力量,她以智慧、正义加暴力的组合模式冲破所有空间的障碍,成为万众爱戴的偶像,成为引领解放的自由女神,成为末世中以暴力为铠甲的英勇仁慈的救世主。小说通过空间寓言式的写作,生动地展现了社会族群在不同的空间生存中所遭遇的空间暴力政治。

二、 空间暴力政治的基础

空间暴力政治作为小说中的极权统治手段,无疑造成了令人震惊的暴力审美效果,它是所有暴力冲突得以上演的根本所在。它一方面充满血腥的恐怖,表征为社会成员间晦暗颓败的生活样态,如小说中详尽描写的煤矿区人们暗无天日、饥寒恐怖和生离死别的生活;另一方面充满空间的禁锢,这种禁锢常常带有界限分明的秩序性,表征为明朗有效的社会统治机制,如小说中秩序井然的以凯匹特为首的区域空间社会。根据前文提到的齐泽克的暴力说,可见空间暴力政治在暴力的主客观维度上均有所体现,且带有明显的空间特征。

小说中,空间暴力政治的基础保障是空间隔离,即空间暴力政治的实现以空间隔离为表现特征。空间隔离在客观实体上形成了一种空间秩序,人为制造并强化了各空间之间的不平等,往往以显在的暴力震慑为手段,确保某个空间对另外一些空间享有文化优势和政治霸权,是维护极权统治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政治驾驭技术。空间隔离成为一种禁锢的象征,呼唤着暴力事件的登场,成为暴力审美绽放光彩的地方。在小说中凯匹特城是绝对的权力中心,既掌握着实体物理空间的统治权,又垄断着媒体虚拟空间的运营权,并通过一年一度的饥饿游戏,将大众传媒娱乐和政治暴力紧密相连,从而实现了对各区人们从物理空间到精神空间的全面统治。这里,空间并不是传统希腊文明定义过的虚空,也不是脱离了社会环境的前现代概念上的“纯空间”的物理世界,而是像后马克思主义空间地理学所主张的那样,是一种社会建构,里面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生产关系。正如列斐伏尔所论述的,空间具有生产功能(Lefbvre,1991)。在詹姆逊定义的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空间而非时间才是当代资本主义具有独特重要性的维度”(厄里,2011)。《饥饿游戏》所描述的时代是晚期资本主义的后灾难启示录时代,是人类经历了核战争和自然灾害重新恢复高科技生产的时代,空间不折不扣地成为一种社会建构,这种建构通过各区的空间隔离与社会生产分工,制造出一种空间生产机制,这种机制既生产社会关系,也生产权力关系。

空间机制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是多重的有机的组合体,例如小说中凯匹特城和其它12区统治与被统治的空间关系是最根本的空间关系,它决定了各区社会成员之间的各种关系,例如围绕着主人公凯斯的社会关系,既包含她与同区社民的合作互助关系,又包含她与凯匹特城的臣服与反抗的关系,还包含游戏中她与其它11个区死士间的协同与竞争关系,这些均源于凯匹特作为权力中心的社会空间机制。空间机制生产出来的权力关系,紧密围绕着凯匹特城的一元中心地位展开,作为最高权力中心,其它12个区散布在它的周围,这种环形围绕形成福柯论述过的边沁圆形全景敞式监狱的权力机制模式(福柯,1999:224~228)。凯匹特就是监狱的中心塔楼,其它各区就是环绕在塔楼周围的狱室,凯匹特高高在上的中心地位使得它拥有了一双“权力的眼睛”(福柯,1997),随时可以俯视其他各区,并通过以恐怖血腥的规训与惩罚机制施展震慑威力,促使各区将被监禁被统治的地位内化为一种自觉的臣服样态,以达到权力的高效运行。在空间生产机制生产社会关系和权力的过程中,时刻充满着文化暴力和政治暴力,这两者均以凯匹特城的中心地位和文化主体话语权为保障,是空间隔离的产物。

文学是人类体验中的历史,新历史主义认为它真实地记载着社会的现实,小说中的暴力审美事件取形于历史,具有批判的讽喻力量。关于空间隔离,人类有着深刻的历史记忆,距今较近的是南非曾经的种族隔离、北耶路撒冷以色列的隔离墙、纳粹德国集中营带电的铁丝网等,高墙和电网作为暴力威慑的标记物被置于其中,并赋予空间秩序以法律的合理性,对高墙和电网的跨越被定义为非法,必将导致国家暴力的法定干涉,于是权力统治因为空间隔离而获得某种有效的运转。正因与人类曾经的历史记忆相印合,很多异乌托邦小说中,高压电网或高墙被描述为空间隔离的标记物,恰如温迪·布朗所阐明的那样,这些隔离物标榜着权力界限的巨大威力,也聚集了各空间接合处的紧张关系(Brown,2010),这种紧张关系以阿尔都塞对违法可能性高度警惕的“呼唤”方式,在权力的主体性建构上呼唤了暴力政治的出现,即暴力政治出现在特定的空间视域内,为消弭因紧张关系有可能导致的空间统治危机被召唤出来,其表征是权力主体以一种可观可感的预警操演式的转换机制,起到以杀鸡儆猴为目的的秩序性维护效力。如在《饥饿游戏》《美丽新世界》《女仆的故事》等作品中,高压电网和高高的围墙预示着暴力的终极后果-死亡,但是当人们的生活在拘囿的空间中同样出现了死亡威胁的时候,高压电网和高大围墙产生的极权震慑力就会遭受到实体性挑战和冲击,权力的客体即空间中弱势一方会不得不冒险越界,与权力主体即空间统治方形成空间暴力冲突,不断出现以反抗求生存为目的的越界行为。那么,为了避免或至少延迟空间冲突的发生,具有警示效力的空间暴力政治会以福柯式“权力眼睛”的辐射力量,凸显其极具威慑作用的权力机制(福柯,1997)。

在《饥饿游戏》中,起到威慑凝视作用的“权力眼睛”之光,正是“饥饿游戏”这一大众“娱乐性”事件,亦是整个小说暴力审美的核心所在。为了避免并制止空间隔离带来的潜在暴力冲突,居于“权力眼睛”位置的凯匹特人在成功镇压了原第13区起义之后,每年发射一次令人窒息的“权力眼睛”之光,即上演一年一度的少年屠杀-饥饿游戏,要求来自下属12个区的24名少男少女进行角斗,经过彼此屠杀直至最后一人胜出为止。饥饿游戏通过电视媒介成为大众视域的焦点,这一焦点性媒体事件对各区空间产生强烈的信息辐射,恰如边沁圆形全景式监狱的中心塔楼令人恐怖的凝视,对各个围绕的狱室空间产生凝视性监管。由凯匹特人一手操纵的饥饿游戏,借用生命个体进行暴力屠杀的惨烈表演,对各区传媒受众产生“权力眼睛”的空间凝视作用,于是这一事件经过观者对权力信息的自我内化机制,被转喻为凯匹特对12区区民同样具有生杀予夺大权,这种杀鸡儆猴的系统性和目的性阴谋正是凯匹特维护政治整体稳定的统治手段。该手段通过华丽浩大的仪式性游行及大众传媒的现场直播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关注,一边为凯匹特人打造出高高在上的极权威仪,来标记并维护权力主体在权力符号系统正面拥有的话语统治权,一边以主观暴力的惨烈的现场演示形式,通过权力符号体系内部正反意义相互指涉的语法功能,向各区人民迸发出反向的压制性的警告信息:“看看吧,我们是怎么对待你们的子嗣,并杀死他们的,你们只能干瞪眼!要是胆敢动动手指,你们中每一个人,都会被斩尽杀绝!就像我们毁灭了第13区一样。”(Collins,2009:19)无疑这是一种卑鄙的暴力恐怖主义,凭借福柯所谓的权力话语的生产机制,不断通过空间关联的隐喻性能指,制造出具有恐怖效力的漂浮的所指,以暴力为刃的政治统治权便成为悬浮在各区人民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小说中,几乎所有的恐怖都建立在空间隔离这一暴力政治措施的基础上,一旦隔离的铁网消失,当所有空间融合贯通的时候,权力威慑的中心点就失去了辐射功能,暴力政治也就自然随之消失。

三、 空间暴力政治的表征

小说中的空间暴力政治,展现出暴力审美精致的空间结构。如前所述,空间暴力政治可以按照齐泽克的暴力理论,表征为血腥可见的主观暴力政治和权力系统携带的客观暴力政治,且两者相辅相成,从主客观的双重维度,共同建构了权力的空间生产体系。其中,主观暴力政治,一方面首先具体表现为凯匹特人动用国家机器所制造出来的法律禁令、暴力镇压和血腥屠杀,由此运转着维护其政治统治的福柯所言的权力的规训与惩罚机制。按照齐泽克的结构主义观点,权力系统内的明暗双方具有彼此互证其存在的指涉功能,同时也具有斯皮瓦克所谓的系统内对立的双方拥有彼此可以颠倒置换的结构性功能(Spivak,1996),于是主观暴力另一方面也包括权力客体冲破权力规训的反抗行为,并由此使权力的客体向权力主体的悖反维度发生意指性转化,体现为空间对抗的双方具有主体性倾向的一系列意识形态暴力。这种主观的意识形态暴力既包括凯匹特人统治下的主流意识形态中显现的强制力量,也包括其它各区人民反抗齐泽克所谓的虚假的“普世价值”的对抗性行为(Zizek,2009:122)。凯匹特城不但在饥饿游戏中拥有泯灭人性地进行肆意暴力屠杀的权威,更在国家日常的经济生活中占据了生产资料的支配权,遏制住了其它12区人们生存的经济命脉,这些属区按照空间划分分别从事矿业、种植业、加工业等生产活动,获得的分配物资极其匮乏,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福柯曾论证过生产关系是权力机制的基础(福柯,2010),凯匹特人通过对空间进行隔离的政治统治技术,实现了对社会生产的全面掌控。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凯匹特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掌控了国家机器,在国家机器系统的暴力保护下,又以主观暴力的强权力量掠夺并占有了大部分劳动成果,使自己过上了纸醉金迷的奢侈生活。

但是凯匹特人的主观暴力遭遇了权力系统内部沉默着的“属下”他者的秘密反抗,表征为政治系统内部被压抑的他者的主观暴力的对抗性显现。在整部作品中,他者的主观性显见暴力集中显现在凯斯身上。本雅明认为:“暴力于人是自然有之的,其本身无关价值判断,正义与否取决于其结果。”(Benjamin,1978)由此判断,暴力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那么小说中的凯斯自然也拥有天然暴力。凯斯拥有的暴力本能体现为对权力机制的漠视、挑战和反抗,展现出被权力压抑着的他者逐步实现个体自我在权力系统内走向意识形态主体化的过程。

主人公凯斯生活在第12区,是煤业生产区,居民主要以采煤为生,因父亲殒命矿难,母亲悲痛过度精神失常,妹妹幼小无依,她11岁就担当起养家糊口的重任。开篇描写道:

我们家的房子几乎位于本区边缘了,再过几家,就到了一块叫做“草甸”的荒地,一串串顶着铁刺圈圈的铁链围起篱笆,将“草甸”与树林分割开来,其实全部的12个区都由这些铁篱笆分隔开来,理论上一天24小时带电……树林深处有食肉野兽在游荡咆哮,但也有可以找得到的食物……擅自闯入树林是非法的,会被处以最严厉的惩罚,但更多的人只要有武器防身还是不惜铤而走险。(Collins,2009:4)

可以看出,擅自出界是无视空间隔离的违法行为,将被施以残酷的暴力惩罚。但凯斯每天冒险穿越高压电网,进入法律禁区为家人狩猎食物。这种违法狩猎的空间跨界行为,实为权力体系中被压迫的他者的主观性暴力在与客观的政治暴力机制发生对抗,显现出权力主体维护有效统治的合法性危机,它意味着在权力无法进行有效规训的边缘地带,他者具有主体性存在的可能。按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这种对抗的发生轨迹源于凯斯潜意识上的自我因为生存本能拒斥对权力规训进行内化规约,其本我在意识形态上便以叛逆者秘密进行的伪装姿态游离在空间暴力政治之外,那个被社会道德秩序不断呼唤规训的超我则永远在不可抵达的路上了。当空间隔离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领地,建立在空间隔离基础上的空间暴力政治即出现脆弱的裂痕,所以在后来进行的杀戮游戏中,她才会无视格斗主旨,以本我激发出来的人性的自然力量,舍身救助小女孩露儿,在内心悲悯那些角逐中死去的少年们,人性生存的本能需求和人性本身均成为反抗空间暴力政治的永不衰竭的动力,凯斯的叛逆行为也因此在自然道德的高度上和自我成长的道路上,充满人性化超我的英雄色彩。

在小说的暴力审美之途上,除了主观暴力政治,还有客观暴力政治,即文化语言的“符号暴力”和政治权力体系的“系统暴力”。语言的“符号暴力”理论上源于海德格尔的观点:语言是“我们的存在之家”(海德格尔,2001),人类的思维界限和意识形态均离不开语言的框囿,语言在具体的运用中产生话语。福柯认为话语具有权力的生产能力,掌握了话语权的权力主体尤其具有话语生产的权力,他们决定了事物的命名和陈诉方式,显然这种方式载满了德里达所谓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语言暴力。小说中,以压制人民起义为目的的角斗屠杀,被虚假地命名为“游戏”,并被大众传媒渲染陈诉为争夺各区荣誉的光荣竞技,如凯斯拥有被凯匹特指派的专业的形象设计团队,在他们的精心安排下,她像神话中魅力无穷的公主一样,穿上了质料别致样式考究的华服,一路燃烧着具有本区象征意义的噼啪作响的火焰,与其它各区缤纷盛装的死士们一起乘坐着各自的花车,参加声势浩大的角斗前大游行。即将参加饥饿游戏的24名死士俨然成了大众娱乐明星,无限风光地穿过狂欢着的凯匹特人群。杀人季成为大众狂欢的佳节,杀人暴力事件成为高收视率的娱乐节目,他者的生存苦难和性命危机被这些别有用心的文化语言所遮蔽,凯斯们正当花季的鲜活生命被暴力政治毫无人性的狂欢所践踏,因为一切均以“荣耀”之名运行。

变态秀场的娱乐性本质仍然是充满了血腥的暴力审美狂欢,娱乐的表象之下深藏着统治者阴险的挑拨,为的是制造共同利益者的政治分裂,达到分而治之的政治目的。以暴力威胁制造被统治者的恐惧,维护统治者的利益,这才是暴力政治的根本诉求,亦是由统治者凯匹特所掌控的权力机制的系统暴力,且这一系统本身的存在其实就是客观暴力压迫的结果,它以各方力量的本来失衡为原生模式,不断制造出一个又一个使强势方越发优越,弱势方越发卑弱的系统性暴力。从经济角度来讲,这种客观的系统性暴力体现为凯匹特对其它各区的财富聚敛,他们掌握了先进的大众传媒文化,牢牢地控制着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以其经济的富足和文化的优越,据有高贵的社会地位,把真正制造财富的各区人民放逐到政治权力系统内最卑微的屈从的境地。

四、 空间暴力政治的反抗与救赎

小说中的暴力审美最终必然要与正义相连,这是暴力审美获得读者认可的价值维度。被压迫的他者对主体反抗最有力的手段就是以暴力反抗主体统治地位的合法性。凯匹特统治地位的合法性确立的背景是暴力核毁灭。帕纳姆国是建立在后启示录时代战争废墟上的国家,人们之所以在拥有高科技的时代还过着缺衣少食的生活,除了凯匹特空间隔离统治造成的资源流通障碍,深层次上却是核战争造成人类资源的基本枯竭。小说中并未明确交代发生的是一场核毁灭战争,但是“很难把一个消费资本主义的社会倒退到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除非这一过程中发生了核战争”(伊格尔顿,2011)。人类文明到目前为止,确实唯有核战争才会导致社会生产力的大倒退。小说中,凯斯所在区域矿业生产的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处于原始作业水平,矿难频发,科技严重滞后于时代;但同时代的凯匹特人却拥有高度发达的传媒技术和足以把人的灵魂注入野兽头脑的超时代的生化技术,同一个国家科技发展却极端不平衡,实在令人难以想象。小说描写的未来世界,只可能存在于核战争以极端的暴力形式制造了人类濒临毁灭的灾难之后。

可以想象,战后帕纳姆人民在重建家园的时候,和平的果实被掌握了高科技传媒技术的凯匹特窃取。为什么呢?众所周知,后启示录作品理念上源于宗教末世论,思想内涵上也与宗教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凯匹特对信息的掌控实际上拥有了对未来的预言能力,一如犹太教先知的预言能力,本质上是一种神圣的权力。正是极端情形下对信息的掌控,客观上赋予了他们被万众听从的神性地位。掌控信息在大灾大难过后尤其重要,意味着可以预防人类再一次走向毁灭,仿佛上帝以先知的预言力量引领人民,于是这种神性赋权奠定了凯匹特进行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但是本应引领人民避免灾难,凯匹特反以其统治制造出无尽的日常苦难,民生哀怨而多艰,打碎了和平主义者最初的幻梦,凯匹特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也因此发生动摇。为了遮蔽其合法性危机,统治者炮制了杀戮游戏。饥饿游戏是暴力政治的产物,是空间暴力的血腥事件,帕纳姆国的统治特色就是空间暴力政治。

要想获得自由的救赎,反抗者必须摧毁空间暴力体系,尤其是要毁灭其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于是,小说迎合读者审美期待,必然在时空延展中不断呈现惊心动魄的暴力反抗事件,且这一反抗承接历史,具有暴力革命的审美意味。既然凯匹特人的统治以宗教意义上的信息神权为其合法性基础,那么破坏他们掌握和输送的信息就是对他们切中要害的反抗。综观凯匹特统治的特征,其以人民对战争灾难的“恐惧”为恐吓手段,强力制造封闭的空间统治。因为“在封闭的乌托邦空间中,邪恶被转化为神秘的威胁,借此共同体拥有了短暂和平,并保持着持续的紧急状态”(Zizek,2009:22)。凯匹特投入封闭空间中的恶魔就是“战争还会降临”这一饱含着人民惨痛历史性记忆的威胁,具体投入一年一度的饥饿游戏中的则是“反抗意味着被杀戮”这一不断被提醒的反抗失败的后果,这两条信息被凝化为意识形态里先知式的箴言,散发出充满“恐惧”的神性魔力,成为禁锢人民思想和行动的符咒,人在表象上被主流意识形态压榨成为单纯意义上的生命存在物,唯有在权力掌控的机制里简单地按照社会规训好的途径活着,因为“权力用不断制造的死亡威胁来应对,生命在这里只剩下最简单的表现”(福柯,1999:233)。然而,物极必反。饥饿游戏在不断上紧符咒发条的同时,最终也孕集着打破符咒的力量,恰如符号系统总是正反意义云集的场所。

在暴力审美的视觉效果上,晦暗的空间成为暴力的合法性场所。小说中,统治者打造了各个封闭的物理空间,作为空间暴力政治统治的基础,那么反抗与救赎必然还要完成对这些封闭空间的突围。竞技场无疑是个被精心封闭起来的乌托邦空间,看似其为天然野外的空间,但里面的河流、山林和野兽,几乎一切都是人为设计并操纵的结果,技术人员通过对这些自然景观的调控,把死士们强行赶到一起进行角斗杀戮,摄影镜头紧紧跟随,暴力驱动下的权力压抑无所不在。竞技场是整个政治权力系统的一个空间象征体,它既是12区民日常生活的空间缩影,又印合着他们朝不保夕的生存状态。表面上凯匹特以高科技跟踪器、监控镜头、加农炮声、高音喇叭和对物资的调动掌控了全部空间信息,但是凯斯借助凯匹特媒体系统自身携带的煽情力量和收视率的黄金法则,“不能表现出恐惧”“要以绝对的积极的姿态出现在帕纳姆的每一块屏幕上”(Collins,2009:223),和本区男孩皮塔上演了一场感天动地的“生死之恋”,成功摧毁了只有一个死士可以活下来的游戏规则,他们以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人性的精神力量和高超的箭术,最终一起赢得了胜利。出人意料的双人胜出的结果宣告了凯匹特对信息掌控的失败,这一失败简直像特洛伊木马一样具有从内部瓦解的强大力量。凯匹特市长为此气急败坏,毫不犹豫地处死了饥饿游戏的现场总控。以凯斯为代表的反抗者成功拆除了笼罩在12区空间上空的“神秘威胁”之咒,人们逐渐明白:原来反抗并不一定意味着战争的必然爆发,也并不一定意味着死亡,反倒是存活下来的唯一希望,是末世唯一的救赎之路。于是,在饥饿游戏杀戮过后的表面祥和中,更大的压迫力量和反抗力量都在悄然凝聚,暴力审美在不断增强其精神凝聚力,这为《饥饿游戏》的后续作品《燃烧》(Catching Fire)中各区的大暴动奠定了审美期待。

结语

《饥饿游戏》为读者虚构了一幅未来世界人们在空间隔离的暴力政治下艰难生存的图景,暴力审美是其主要的艺术表现特色,以暴力政治为特征的权力机制在封闭的空间中令人窒息地规训着各区人民,但是因为杀戮和极权压迫带来的生存危机最终激发了被奴役者反抗的欲望。少女凯斯以聪敏机智的行为扭转了凯匹特对传媒信息的绝对掌控权,破除了他者被暴力政治恐吓和操纵的意识形态符咒,动摇了凯匹特暴力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在故事的发展过程中,凯斯作为一个拒绝被权力体制呼唤的自我“主体”,表现出了坚强的生命意志,使自我成长为暴力政治体系中卓绝的反抗力量。

作为一部异乌托邦小说,《饥饿游戏》成功地改变了以往同类作品中暴力颓靡的阴暗主格调,通过主人公的末世英雄救赎行为,将角逐过程中的杀戮暴力转化为对权力机制的正义反抗,使作品焕发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明朗氛围,既亮化了后资本主义时代人们对异乌托邦未来世界的想象,又迎合了9·11之后美国民众对救世英雄的渴望,其经年不减的流行热度印证出大众文化对暴力审美由荒诞颓废向末世救赎的转向。《饥饿游戏》是一部勇敢少年拯救世界的现代英雄史诗,在电子游戏时代,其在暴力审美内部所蕴含的正义力量,相信会以审美批判的社会效应,借助大众文化无所不至的流行性力量,对当下的网络游戏文学创作产生影响,从而逆转该类文学单纯追求暴力审美的游戏特征,促使其在主题上走向深层次的暴力审美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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