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6, Vol. 38 Issue (5): 58-70
香港“《译丛》丛书”与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译介模式及传播启示    [PDF全文]
葛文峰     
摘要: 在中国文学“走出去”国家战略性工程中,当代文学对外译介与传播所面临的困境具有代表性。作为经典个案,香港“《译丛》丛书”为此提供了“文学外传”的有效译介模式:作为译介主体的编译者群体由跨文化背景的中外人士组成;译介内容兼顾“两岸三地”,体裁广泛,女性作家作品得到重点推介;译介方法既注重文学文本的审美传达,又多方面拓宽传播渠道;译介受众定位于海外普通读者和专业读者;良好的译介效果体现在可观的销量、海外馆藏率及认可度。香港“《译丛》丛书”译介模式的成功经验,为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提供了5点启示:坚持多元文化身份的中外翻译家合作;坚持文学选材的兼收并蓄与文学品位;积极拓宽各种传播渠道;准确定位、不断扩大海外读者群;聚焦、分析译介效果,及时调整、完善译介模式的相关环节。
关键词: 香港“《译丛》丛书”      中国当代文学      译介模式      传播启示      文学翻译      走出去     
The Renditions Series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s "Going-out": Its Model and Enlightenment of Translation, Communication and Dissemination
GE Wenfeng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 Information College,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ibei 2350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Literature's "Going-out" project, it is typical of the dilemma faced by the external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The Renditions Series serves as a classical case of providing an effective model of "literature's overseas distribution".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its translating-cum-disseminating model can be concluded as follows: all the translators are from China and overseas with cross-cultural background; the selection of translation is stylistically far-ranging among the Mainland, Taiwan and Hong Kong, and feminine literature in modern China is highly valued; translating method aims at convoying the original literary aesthetics, and disseminating channels are manifold; the foreign recipients are common and professional readers; the eminent effects can be proved by its considerable sales, library collections and acceptance in the target countries and regions. From the successful model of translation of Renditions Series, five implications can be made out for th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s "Going-global": domestic and overseas translators cooperate well with all-round cultural identities; the selection holds onto diversification and literary character; various spreading channels should be broadened; target readers should be accurately located and continuously widened; translating and disseminating effects can be focused on and analyzed, so as to adjust and improve the corresponding sections in the model.
Key words: Renditions Series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model of translation & communication      enlightenment of dissemination      literature translation      Going-out     
引言

中国文学“走出去”是新世纪之初的一项重大国家战略,作为核心内容和载体,中国当代文学如何“走向世界”则是文学“走出去”宏伟工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相对于零散的文学图书对外编译出版而言,系列丛书的整体译介则有主题凝练、目标明确、前后关联的传播优势。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熊猫丛书”和新世纪的“大中华文库”已经以丛书的形式分别发行了200余种文学图书。令人失望的是,这两套规模宏大的中国文学外译丛书的现实境况令人堪忧,“除却极少数译本,(总体上)并没有促成中国文学、文化切实有效地‘走出去’”(谢天振,2014:1~10)。中国当代文学是现实中国的一面镜子,也是西方读者认知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窗口。遗憾的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外译和接受情况并不理想。有研究者发现,这与外国读者的“先见”、作品取向、译者队伍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马会娟,2013:64~69)。那么,中国当代文学外译丛书究竟应该遵循一种怎样的有效译介模式,方可达到“中国文学‘走出去’战略”的预期目标呢?

在中国香港,著名的《译丛》杂志“通过主办期刊、发行图书而成功探索出一种中国文学‘走出去’模式”(葛文峰、李延林,2014:88~92),杂志社“发行的图书”主要是对外译介中国当代文学的丛书。1976年至今,“《译丛》丛书”以中国当代文学译介选材精致、传播影响巨大而闻名海外。笔者拟以“《译丛》丛书”为个案,深入探究其译介模式的各个环节,以期挖掘它对中国当代文学外译的若干启示。

一、 香港“《译丛》丛书”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模式

质而言之,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是一个跨文化传播过程。现代传播学奠基人之一、美国学者哈罗德· D ·拉斯韦尔(Harold D Lasswell,1902-1978)早在1948年撰文《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系统地阐述了现代传播学的五大基本内容,即著名的“五W传播模式”:“何人传播(who)?传播什么(says what)?以何种方式传播(in which channel)?向何人传播(to whom)?以及传播效果如何(with what effect)?”(郭建斌、吴飞,2005:116~125)在拉斯韦尔“五W传播模式”的关照下,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过程相应地可以细化为5个环节,如图 1所示。

图 1 “五W传播模式”衍生的跨文化“文学译介模式”图解

跨文化文学译介模式中的“译介主体”即文学作品遴选、翻译与编辑的个人或群体;“译介内容”即文学译介的内容选取;“译介途径”即文学译作通过哪种方式传播到域外国家;“译介受众”即译介主体在初始阶段所预期的读者群体定位;“译介效果”即文学译作的海外接受情况,认可还是冷遇。我国著名译介学学者谢天振先生曾多次撰文,对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这5个要素进行深入探讨,并提出“在中国文学、文化的弱势国际地位和对外译介的初级阶段,应该强调译入语读者的接受和认同”(鲍晓英,2015:78~83),如果海外读者的接受情况不理想,一切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努力或恐徒劳无益。

1. 译介主体

“《译丛》丛书”的中国当代文学译介主体即编译者群体,核心成员共计20人,中外人士人数基本持平。他们英汉语言水平熟稔,具有双语文学创作与翻译的丰富经验,且兼有中国文学、中外比较文学或翻译学的学术背景。他们均有跨国的留学、工作履历,深谙中西文化的差异及跨文化交流的路径。极高的语言能力、深厚的文学素养与多重的文化身份,使得“《译丛》丛书”的编译者群体成为汇通中西、跨越地域的文学传递使节。

10位中国(含华裔)编译者分别是乔志高(George Kao)、宋淇(Stephen C Soong)、孔慧怡(Eva Hung)、张佩瑶(Martha Cheung)、朱志瑜(Zhu Zhiyu)、叶志研(Chi-yin Ip)、詹左玉良(T L Tsim)、张曼仪(Mary Fung)、魏恺贞(Janice Wickeri)、龚丹(Don J Cohn)。乔志高、宋淇是《译丛》杂志的创刊人与主编,他们曾在美国的文学翻译界与新闻出版界从业多年,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者和研究者,他们译著颇丰,并精通文学出版发行之道。孔慧怡与张佩瑶是香港当代著名的女性文学翻译家与翻译研究学者,她们都曾负笈英伦,分别从伦敦大学与肯特大学获得翻译学博士学位,均从事文学翻译的实践、教学与研究,是当代香港翻译界的翘楚。朱志瑜与叶志研曾任《译丛》副主编,他们以文学翻译研究闻名学界。其他4位女性编译者均在美国高校取得文学研究相关专业的最高学位,后成为《译丛》杂志的主要译者,并加入丛书的编译者队伍。10位外国编译者分别为英国的闵福德(John Minford)、卜立德(David Pollard)、莱恩·霍尔顿(Rian Holton)、梅瑞琦(Rachel May),美国的葛浩文(H Goldblatt)、戴维·赫尔(David Lee Hull)、理查德·金(Richard King)、高尔登(Seán Golden)、戴维·伦德(David Lunde)和新西兰的蓝克实(Douglas Lancashire)。他们普遍具有中国文学研究的硕、博学位与学术背景。例如闵福德、卜立德、蓝克实等人是国际知名的汉学家或中国文学教授,卜氏则是西方世界主要的鲁迅研究者之一。最早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小说于20世纪90年代初成功译介到美国的正是葛浩文与华裔译者魏恺贞。值得注意的是,外籍编译者的文化身份呈现多元化的特点:莱恩·霍尔顿是苏格兰当代桂冠诗人,而戴维·赫尔则是美国当代权威哲学家之一。

从编译群体的构成可以发现,“《译丛》丛书”构建起了一个国际性的文学译介团队,从他们的人员组成中可以窥见国际汉学界与中国文学界交互融通、中西方翻译研究与实践相互交融以及跨学科的多重人文关照。他们在香港这座因历史地理因素而具有国际文化空间与文学交流平台的城市,以“《译丛》丛书”之名,将承载着中国时代性的当代文学推向世界。

2. 译介内容

“《译丛》丛书”是一个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丛编,含有“《译丛》文丛”(Renditions Books)和“《译丛》文库”(Renditions Paperbacks)两个系列,共计42种,其中,中国当代文学共有28种,占总量的2/3。我国现当代文学翻译家萧乾称赞“《译丛》丛书”“品种虽然不多,却很精致,眼界颇广”(1991:67)。通过梳理,可以发现它的译介内容选材呈现出如下特点:

首先,从全中国范围着眼,内地、香港、台湾的当代文学均有入选。“《译丛》丛书”中遴选的内地现当代作家最多,仅以作家作品单行本统计,就有14位。茅盾、老舍、张爱玲、卞之琳等文坛老将于1949年之后创作的小说和诗歌均有译介。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朦胧诗派”也受到“《译丛》丛书”的青睐,推出了“唯灵浪漫主义”诗人顾城及该派健将舒婷、杨炼的朦胧诗集。目前正值创作顶峰的当代著名作家作品更是丛书选译的重点,如莫言、韩少功、刘心武、王安忆、刘索拉、张抗抗等畅销小说名家。西西、刘以鬯、陈若曦、黄春明等知名港台当代作家也是“《译丛》丛书”作者群体的中坚力量。除此之外,“《译丛》丛书”的当代文学选集也体现出“两岸三地”兼顾的特征。《香港故事:老调新声》(Hong Kong StoriesOld Themes New Voices)选译了6位年轻作家关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香港叙事。两卷本的《穿越物质之屏:香港20世纪文选》(To Pierce the Material ScreenAn Anthology of 20th-Century Hong Kong Literature)译介了当代香港的小说23种、诗歌与散文近100种。《山中树:新时期华文文学选集》(Trees on the MountainAn Anthology of New Chinese Writing)将1980年代体现内地、香港、台湾三地文学新气象的诗歌、小说、散文、戏剧悉心选译,在真正意义上展现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全景图”。

其次,突出当代女性作家作品的选译,打造当代女性文学外译的特色品牌。随着国际女性主义运动的蓬勃开展,中国当代女性作家群体迅速崛起,在新体文学中发出了新时期中国女性的呼声。这一现象被任“《译丛》丛书”总主编长达20年(1987-2007)之久的孔慧怡女士所关注,“她也是该系列丛书中最多产的译者,对选材的整体把控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王颖冲,2015:101~108)。女性文化身份与女性文学研究背景促使孔慧怡希冀以女性文学译介的形式,有意识地提高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家在中国以及世界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以此缓解因长期男性作家话语权太盛而导致的女性作家地位微弱的尴尬困境。“《译丛》丛书”编译了《当代女性作家:香港与台湾》(Contemporary Women WritersHong Kong and Taiwan)、《城市女性:当代台湾女性作家》(City WomenContemporary Taiwan Women Writers)两部女性主题的文学选集。此外,当代女性文学单行译本是丛书主要的推介载体。譬如,陈若曦、刘索拉的小说集《老人及其他》(The Old Man and Other Stories)、《蓝天碧海及其他》(Blue Sky Green Sea and Other Stories),王安忆的《小城之恋》(Love in a Small Town)与《荒山之恋》(Love on a Barren Mountain),西西的《我城:香港故事》(My CityA Hong Kong Story)、《浮城志异》(Marvels of a Floating City)与《像我这样的女子及其他》(A Girl Like Me and Other Stories),张抗抗的《活在过去:后都市的青年小说》(Living with Their PastPost-Urban Youth Fiction),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A Chinese Winter’s Tales)。“《译丛》丛书”中的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言说与独立思想成为西方读者群所乐于阅读的内容,成为跨文化文学对话的一块“共性属地”。孔慧怡认为,哪怕是“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学)故事,也是属于世界的”(孔慧怡,1989:31~32),对于人数庞大的中国当代女性作家群体而言,其世界性更毋庸置疑了。

3. 译介方法

“《译丛》丛书”注重“翻译”与“推介”的结合,依据读者接受能力与文化交融程度而采取灵活的译介策略:既要忠实于原作,传达原作的文学审美特质,又要发挥译语优势,深度还原、显化原作作者的创作思想与情感。同时,“《译丛》丛书”积极拓展多种中国当代文学的出版发行渠道,保持文学“走向世界”道路的畅通无阻。

孔慧怡以一人之力翻译的作品就有10余种之多,她的翻译方法在“《译丛》丛书”中具有代表性。作为女性译者,孔氏对女性作品的感悟与表达更为细腻准确。她坦言,“我在翻译女性作品时,有一种每一个细胞都投入的感觉,也就是说作品无论在知性、感性和直觉等方面,都完全牵引着我”(穆雷、孔慧怡,2002:108~111)。王安忆的小说突破了历来男权意识的牢笼,将女性的内心世界真实地宣泄出来。孔慧怡在翻译《荒山之恋》的过程中,深刻体悟到了王安忆笔下女性意识的张扬与对爱情渴望的主动。她特意在译本扉页的“致言”中写道,“谨以此译本献给所有爱得糊涂,却又爱得深沉的女性”。她甚至在译本序言中吐露出自己对王安忆小说的感悟,“王安忆坚信,在所有爱情中,女性都比男性坚强——尤其是在面对情感危机的时候”(Wang A Y,1992:x)。由此可以管窥孔慧怡对王安忆女性文学观的认同。孔氏不仅在译本的“副文本”中提供大量鲜明的“女性标示”,更在译文中灵活运用各类策略,彰显原著的女性意识。她直言,“编译者的文学视野在译文中的投射,需要利用各种翻译手法的协助和加强”(孔慧怡,1999:111),如下例:

原文:她还见叔叔来着,堂堂的男人能在绵绵的女人面前没了习性(王安忆,2001:27)。

译文:She had even seen the uncles crytheir manliness completely gone in front of a tender woman(Wang A Y,1992:56).

王安忆在原作中借助男子在女子面前哭泣,刻画出男性内心脆弱的一面,从反面展示女性地位的不公,流露出作者强烈的女性意识。“堂堂的男人”与“绵绵的女人”形成了传统男女身份上的显著差异,译者分别以“ their manliness”“ a tender woman”对译,同样清晰地传递出了传统男女品性的差别。在译文中,“ manliness”“ cry”与“ tender”产生醒目的对比效果,让读者理解了恋爱中的男女角色是处于同等地位的,男人可以“为情流泪”“绵绵的”,女性甚至比男性更坚强。

“《译丛》丛书”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外发行。除了常规客户的订阅之外,诸如澳大利亚最大华文图书商“中国书店”(Chinese Bookstore)这样的海外代理发行点也成为“《译丛》丛书”“走向世界”的便利“驿站”。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译丛》丛书”目前已经有独立的营销网站,国外读者或大宗客户可以通过互联网及时、快捷地下达订单,从电子商务路径中便捷地购书。同时,在信息化的趋势下,出版者顺势制定数字出版的计划,推出“《译丛》丛书”中国当代文学译作的光盘版与掌上电脑版,冠名为“香港90年代文学”“当代女性作家”“当代中国文学”等多个子系列的电子丛书。此外,海外的重要文学翻译奖也是推动“《译丛》丛书”中国当代文学传播的方法之一。卞之琳的诗集《雕虫纪历》(The Carving of Insects)在“文革”之后出版(1979),两次再版(1982、1984),2006年入选“《译丛》丛书”,旋即于2007年获得“美国笔会翻译奖”,从而更加快速、直接地走进了海外读者的阅读视野。

4. 译介受众

“《译丛》丛书”是《译丛》杂志的系列丛书,近半数译作源自《译丛》杂志先期刊载的译文。因此,丛书与杂志在读者受众定位方面是一致的,这也可以从两者一脉相承的出版宗旨(《发刊词》)中管窥端倪:

在英语世界关于中国研究的专业刊物(Scholarly Journals)为数不多的大背景下,《译丛》杂志通过提供汉英翻译实践及研究的文本,为他们创造研究中国人生活与思想的全新视野与洞见机会;同时,对于那些在学习中对中国文化产生好奇心的普通读者(General Readers),《译丛》杂志也致力于为他们提供阅读的文本。(Li C M,1973:3)

可见“《译丛》丛书”的定位涵盖了专业读者与普通读者。前者主要指广义上的西方汉学(中国学)研究者,具体包括关于中国文学与文化以及汉英翻译研究的海外学者,尤其是美国的专业人士,他们对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热情高涨,力求从中认知当代中国的客观情况,形成了富有时代感的“中国学”研究。部分译作得以入选美国高校的中国当代文学教材,甚至入编《哥伦比亚当代文学选集》这类权威文选,可见“《译丛》丛书”在专业读者中的影响力颇大。英语世界国家民众的教育程度较高,有文学阅读的优良传统,普通读者是公共图书馆图书借阅的主力军。他们希望通过阅读加深对国外情况的认识,或者在“求异猎奇”的心理驱使下,获取更多的域外当世信息。所以,“《译丛》丛书”既为外国专业读者提供了中国当代文学与翻译研究的目标文本,又为海外普通读者开启了瞭望当代中国的文学之门。诚如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接生婆”葛浩文所言,“当代的中国文学以其独特的魅力,满足国外的读者,启发国外的读者”(2014:188~192)。

5. 译介效果

衡量译介效果最直接、最客观的参照系是图书的销售量。据《中国翻译词典》记载,在“《译丛》丛书”中,任何一种中国当代文学译作,每一版的销量都在2 000册以上(林煌天,1997:838)。按此计算,《借舌》(Borrowed Tongue)、《顾城集选》(Gu ChengSelected Poems)、《当代女性作家:香港与台湾》、《爆炸及其他》(Explosions and Other Stories)、《荒山之恋》、《浮城志异》再版重印,每一种销量超过4 000册;《小城之恋》再版2次,销量不低于6 000册;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故事》再版多达3次,销量近10 000册。在中国当代文学译作海外销售不景气的情况下,“《译丛》丛书”中的当代文学图书销量已然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另一个检测“《译丛》丛书”中国当代文学选集海外传播效果的标准是全球图书馆的馆藏量。截至2015年12月10日,笔者在OCLC(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Inc)“联机联合目录系统”中检索,发现“《译丛》丛书”在海外的馆藏量远高于其它出版社的中国当代文学译作。笔者统计出“《译丛》丛书”中的中国当代文学译作在全球图书馆入藏量排行的前十名。收藏图书馆最多的是《山中树:新时期华文文学选集》(411家),其次是《两位作家与“文革”:老舍与陈若曦》(Two Writers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Lao Shê and Ch’en Johsi)(352家),再次是《一个冬天的童话》(205家),随后是《当代女性作家:香港与台湾》(191家)、《像我这样的女子及其他》(179家)、《小城之恋》(174家)、《荒山之恋》(169家)、《黑墙及其他》(Black Walls and Other Stories)(167家)、《舒婷诗选》(Shu TingSelected Poems)(156家),并列排名第十位的是《爆炸及其他》(144家)与《还乡及其他》(Homecoming? and Other Stories)(144家)。这些数据显示,“《译丛》丛书”的中国当代文学选集最受海外图书馆重视,单行本的作者也多为国内当代文学界声名远播、获得诸多文学奖项的作家,如莫言在摘取“诺奖”桂冠之前,先后荣获“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2004)、“诺尼诺国际文学奖”(意大利,2005)、“福冈亚洲文华奖”(日本,2006)及“纽曼华语文学奖”(美国,2008)。作为早期(1991)外译莫言作品的“《译丛》丛书”,其推介之功不可小觑。

那么,在“《译丛》丛书”中国当代文学选集的销量与馆藏量都极为可观的情况下,海外反响如何?我们在著名国际文学评论杂志中可以找到答案。从评论的褒贬与多寡中可以剖析译作在域外的境况,“权威书评机构及书评家的积极评价可以将中国文学译作‘激活’,并使其活跃地存在下去”(刘亚猛,2015:5~12)。每一种“《译丛》丛书”的中国当代文学选集均能引起著名文学评论期刊的广泛正面探讨,限于篇幅,仅摘录若干如下:对于《山中树:新时期华文文学选集》,《亚洲学刊》(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评论道:“选材兼及大陆与港台,甄别精细、编译精妙,具有极高的可读性”(Wang C H,1989:389~390);而葛浩文则在《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中直言该选集的编选难能可贵:“选材涉及‘两岸三地’,编撰不易,却终将一部‘当代中国文选’展现于读者面前”(1986:168~169);华盛顿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主任何谷理(Robert E Hegel)在《当代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 Today)撰文评价道:“它是一部难得的中国当代文选,将年轻一代的中国作家介绍给(英语)读者,并成功地激发了他们对这些当代作家其他作品的浓厚阅读兴趣”(1986:176~177)。俄勒冈大学文艺评论家文棣(Wendy Larson)在《中国文学:简论、论文与评论》(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上对《当代女性作家:香港与台湾》如是评论道:“翻译精美绝伦,不仅英译文流畅易读,还再现了原作的灵魂,……这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教学与女性研究均大有裨益”(1991:182~183)。学术刊物的权威点评既代表了专业读者的积极反应,更对普通读者的阅读起到了指导作用。

二、 香港“《译丛》丛书”对中国当代文学国际传播的启示

有论者关注到,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海外市场集中度低,出版机构庞杂,译者队伍不专业,总体情况良莠不齐”(何明星:2013:18~21)。“《译丛》丛书”中国当代文学选集成功实现了国际传播,结合其译介模式的详细梳理与分析,可以得出如下5点启示。

第一,中国当代文学的国际传播需要多元文化背景的中西翻译家进行合作。宋淇与闵福德合译了《山中树:新时期华文文学选集》,朱志瑜与梅瑞琦合译了《一个冬天的童话》,詹左玉良与闵福德合译了《老人及其他》,朱志瑜与高尔登合译了《顾城诗集》,张曼仪与戴维·伦德合译了《雕虫纪历》。这表明文学对外译介不仅需要中国翻译家的参与,还需要外国翻译家的协作,这样既可以保证译者对原作的深入理解,又可以在译语语言表达上更加贴近读者的母语习惯。

需要明确的是,理想的中国当代文学外译主体虽然由中西翻译家构成,混合了不同译者迥异的文化身份背景,但是两个原则必须坚守:首先是“平等互补”的文学交流意识。中国当代文学既富有中国地域与民族特色,又是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着多样性、多元化的世界文学图景。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现实的趋势。对此,中国译者不能盲目自大、自负地贬低他国文学,西方译者同样不可轻视中国当代文学。双方应该客观地认知中国当代文学,在平等互补的文学交流思想指导下,不偏不倚地开展合译工作。其次是有效的合译方式与分工。在中西译者的汉外语言文化水平高超、文学鉴赏力完备的基础上,以双语转换为纽带,中国译者需要树立文化自觉意识,将作品中的“文学之中国特征”译出去,西方译者需要发挥母语优势,以最恰当的、地道的外语,再现中国当代文学的精髓。

第二,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选材需要兼收并蓄,坚持文学品格为第一要义。历时半个世纪之久(1950-2001)的《中国文学》杂志及其“熊猫”丛书虽然规模庞大,却在域外传播效果上逊色于《译丛》杂志及其丛书。其根本原因在于,《译丛》杂志与丛书具有编译选材与出版发行的独立自由权力,以作品的文学价值为准绳,始终坚持译介选材的文学品格为第一要义,在中国内地、香港、台湾三地广泛筛选经典之作,以此向西方读者展现中国当代文学的代表性风貌。作为译介选材的原则,“兼收并蓄”与“文学品格”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有机统一的两个方面:“兼收并蓄”是文学价值至上意义层面的全面性,“文学品格”是对广博的中国当代文学进行遴选的指导性核心规范。

另一方面,对于若干西方图书市场上所谓的“中国文学畅销书”,中国当代文学外译选材不能一味地盲目追随,而是要时刻警惕、批判。某些西方国家在主动译介、引入中国当代文学时,存在“暴力选材”“‘针对性’选材”的弊病。此类出版商与译者为了达到商业盈利和一些政治目的,处心积虑地选择中国当代文学中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反映社会阴暗面”的作品,将其包装成“最具代表性”的“现实主义”译作。这不仅蒙蔽了西方读者洞悉当代中国的眼睛,更使得他们无法领略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内涵与诗学特征。

只有从译介选材阶段就去除掉政治与意识形态因素的干预,才有可能顺利开展此后阶段的工作。尤其是像“《译丛》丛书”这样作为远离政治的民间翻译力量,他们在译介选材方面的优势是业已被事实所证明的,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国际传播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第三,中国当代文学对外译介的传播渠道亟待拓宽。传统的国内出版、面向海外发行的路径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当代中国代文学“走向世界”的需要。这就要求我们另辟蹊径,进一步拓宽传播渠道。前文中“《译丛》丛书”海外代售、电子出版等方法值得借鉴。而且,中外出版社联合出版、多地发行的办法在传播中国当代文学的过程中,不失为一种有效举措。例如,《两位作家与“文革”:老舍与陈若曦》和《山中树:新时期华文文学选集》均为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与美国华盛顿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分别在香港与西雅图两地发行,极大提高了两种译本在海外流传的速度与广度。

翻译出版宣传工作不可忽视。“《译丛》丛书”的每一部译作在刊行之际,会在欧美主流文学杂志刊登出版广告,简介译作的作者、译者、故事梗概与文学价值,以激发读者的购买、阅读兴趣。比广告更为有效的是文学代理制度。中国罕见而海外流行的文学代理制度是一种完善的文学图书营销体系,葛浩文翻译的莫言小说之所以获得了广泛的国际传播与高度的读者认可,正是得益于文学代理制度。此外,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其译本可以积极参与西方各国多种文学翻译奖的竞选,并踊跃与目的语国家的著名文学评论家建立文学评论关系,借助翻译与文学的社会评判力量,扩大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传播渠道与影响力。

第四,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需要准确定位、不断扩大读者群体。如果传播目标读者不清晰,就会影响具体的翻译策略、传播渠道,从而成为“无的放矢”的徒劳之举。“《译丛》丛书”的专业读者与普通读者定位使得译本具备了雅俗共赏的性质。不仅如此,当代文学作品故事性强、语言通俗易懂的特点还可以扩大其海外传播的读者群体范围。例如,“《译丛》丛书”中的“朦胧诗”、王安忆的小说等,多次被节选编入美国高校的中国文学教程,以教学资料的方式,走进美国大学生群体的阅读视野。根据中国当代文学的不同文体,利用发达国家先进的影视媒体手段,尝试将译本改编为影视作品、广播剧、卡通片、连环画,可以涵盖多层次的读者群体,使中国当代文学在他乡获得新生。

有目的性地主动“寻找”海外读者,理应成为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必然举措。在国际交流空前频繁的当下,中国作家更应该当仁不让地走出国门,向更多的外国读者“推广”自己的作品。譬如,“《译丛》丛书”中王安忆的两部女性小说能在欧美享有盛名,与她“主动出击”,扩大读者群体休戚相关。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女性意识的勃兴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女性读者渴望阅读外国当代女性文学,了解不同文化中的女性境况。王安忆频频出访海外,或是参加美国的“国际写作计划”(1983),或是出席法国的书展(1988、2006、2014),或是前往英国领取曼布克国际文学奖(2011),均在当地的女性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有效地巩固了王安忆作品的读者层面,扩大了受众范围。

第五,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需要注重译介效果的反馈,并及时调整译介模式中的相关环节。《译丛》杂志附有“读者调查问卷”,详细征询读者意见。而“《译丛》丛书”中的相关当代文学作品之所以能遴选入围、形成系列文学图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读者调查问卷”反馈的阅读效果决定的。文学不是“送出去”,而是在“走出去”之后还要“走进去”,没有“走进去”就没有达到预期的文学译介效果。

究其本质,译介效果是对译介模式中前4个环节——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方法与译介受众——的整体性衡量。目前,中国当代文学对外译介工作最薄弱的一环,即对译介效果的漠视,甚至出现了“一译了之”、将翻译工作完成视为译介工作“完工”的现象。“译入语国家的社会因素、意识形态、道德观念,某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文学观念等等,都决定了文学作品的译介效果”(王志勤、谢天振,2013:21~27)。因此,要从社会道德、意识形态及主流诗学等方面入手,对译介效果进行收集、整理与分析。“《译丛》丛书”主办方建立的译介效果反馈机制无疑给中国当代文学对外传播提供了难得的启示:定期研究丛书的海外接受效果,纠错纠偏、查漏补缺,及时发现前期译介模式中的不足,有针对性地进行更正、调整,在后续的文学译介中不再“走弯路”。就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而言,只有掌握了近期外译作品的海外接受效果,才能更加明确海外读者的真实阅读诉求,才能更加准确地回答“由谁来译、如何译”的问题,才能更加有效地采取恰当的传播策略,确保译作活跃于读者群体之中,而不是“沉睡”在出版商的库房。

结束语

在曲折艰苦的“世界之旅”中,中国当代文学的对外译介与传播已有60余年,尤其在21世纪的最初10余年间,诸多问题日益显现。香港“《译丛》丛书”中国当代文学有效的对外译介模式从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方法、译介受众以及译介效果5个环节,为这些“症候”开出了“对症良药”,在国家探索中国文学“走出去”成功经验的今天,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与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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