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6, Vol. 38 Issue (1): 96-107
奇卡娜诗学与《黄色女人》的文学阐释    [PDF全文]
麦永雄     
摘要: 当代异质族群混杂而居的境况日益凸显,促使跨界研究日益成为文艺美学的重要领域。在当代欧美文学“批判性种族研究”领域,基于美国西南部“墨美”混杂族裔经验的“奇卡娜/ 奇卡诺”诗学,倡导边缘文化语境中后殖民批评和女性主义的混血意识,提供了迥异于西方本质主义主流理论的视野,丰富了文学阐释的空间。美国女性主义理论家安莎杜娃立足于“边界/ 荒界”的“新美斯媞莎”理论话语,有助于我们了解奇卡娜的问题框架。美国新墨西哥族裔的“黄色女人”故事群蕴含着印第安文化的“地方性知识”。奇卡娜文学批评家艾伦以“部落—女性主义”对其典型故事作了别开生面的释读。奇卡娜诗学凸显了文化混杂语境中文学批评的跨界价值与亚文化意义,富于理论启迪性。
关键词: 奇卡娜诗学      安莎杜娃      新美斯媞莎      艾伦      文学阐释     
The Chicana Poetics and Literary Interpretation of Yellow Woman
MAI Yongxiong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4, China
Abstract: The contemporary situation ofthe mixture for heterogeneous ethnic groups is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nd to promote that cross-border research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an important field of literary aesthetics. In the “critical race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European-American literature, the poetics of "Chicana/ Chicano" based on the mixed experience of "Mexican-American" ethnic groups in the southwest of U. S. has provided the vision, which differs from the mainstream theory of the Western essentialism, and enriched the space of literary interpretation by advocating the hybrid consciousness of postcolonial criticism and feminism in the context of marginal culture. American feminist critic Gloria Anzaldua’s theory of "New Mestiza", which based itself upon the “Borderlands/La Frontera”, would help us understand the problematics of Chicana, and examine feminist theory on the position of colored women and the cross-border ethnic identity of subculture. The Yellow Woman stories of ethnic groups in New Mexico imply the "local knowledge" of Indian culture. American Chicana critic Paula Gunn Allen breaks a new path in her "tribal-feminism" interpretation of a typical story “Kochinnenako (Yellow Woman)” among them in her famous thesis “Kochinnenako in Academe: Three Approaches to Interpreting a Keres Indian Tale” . The Chicana poetics highlights the Cross-border value and sub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context of cultural hybrid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mbination of literary theory and literary critical practice, the interpretation of Chicana poe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full of theoretical enlightenment.
Key words: Chicana Poetics      G. Anzaldua      New Mestiza      P. G. Allen      Literary Interpretation     

当代异质族群混杂而居的境况日益凸显,往往引发不同文化视界的冲突与融合。族群的混血、文化的混杂对“边界 / 荒界”(Borderlands / La Frontera)问题提出挑战,由此,跨界研究日益成为文艺美学的重要领域。基于美国“墨美”混杂族裔经验的“奇卡娜”诗学是跨界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开拓了人们的新视野,虽富于价值但受到的关注一直较少。因此,本文拟借助安莎杜娃的“美斯媞莎”等理论话语引介“奇卡娜”诗学的问题框架,进而聚焦于美国奇卡娜文学批评家艾伦对印第安“黄色女人”故事的跨界阐释,探索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实践的新空间。

一、 奇卡娜诗学:问题框架与安莎杜娃

在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发展史上,奇卡娜诗学伴随着“种族与族性”(raceand ethnicity)问题框架的研究而兴起。这类研究“称谓甚多,变异繁复。在其具体维度,它交叠着诸如南亚研究、非洲研究、拉丁美洲研究和太平洋研究等众多领域,而在美国,它的交叠领域包括亚裔美国人研究、拉丁娜 / 拉丁诺研究、奇卡娜 / 奇卡诺研究、美国印第安人研究、夏威夷研究、土著研究、白人性研究,最稳固的是非裔美国人研究。在其宏阔维度,种族与族性研究有时被简称为种族研究或民族研究。在当代实践中,它还包括所谓的批判性种族研究批判性种族理论critical race studies or critical race theory)……这些运动差别微妙,各自拥有远比后殖民研究更为悠久的历史。”(Park,2015:311)其中的“奇卡娜 / 奇卡诺研究”是本文重点关注的对象。在词性上,奇卡娜(Chicana)与奇卡诺(Chicano)分属阴性与阳性词汇,特指美国西南部墨美混杂住民(分别指女性与男性),尤其是墨西哥裔美国人,还包括阿兹特克族原住民、西班牙、盎格鲁与非裔美洲血统族群。因此,严格来说,奇卡娜 / 奇卡诺族裔经验绝非“西美”(Spanish-American)或“墨美”(Mexican-American)等词汇所能涵盖。奇卡娜诗学关注混杂族群的审美经验和女性文学表达,具有跨界研究的批判视野。

“奇卡娜 / 奇卡诺”最初是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得克萨斯州为中心的政治运动,包括劳动阶级的罢工斗争。这场政治活动激发了文艺理论家的批判性思考。当代墨西哥裔美国女性学者葛洛莉亚• 安莎杜娃(Gloria Anzaldua)出身于美国南得克萨斯州一个墨裔美国家庭,曾攻读得克萨斯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她兼具蕾丝边与奇卡娜作家,以及酷儿批评家的身份。安莎杜娃的《边境 /荒界:新美斯媞莎》(Borderlands / La Frontera,The New Mestiza,一译《新混血边界》,1987)被视为奇卡娜诗学的奠基之作,安莎杜娃也因此成为第三波女性主义理论代表人物之一。(Castle,2007:94-100)台湾学者梁一萍、黄心雅采用“美斯媞莎”音译方式,较好地传达了安莎杜娃基于边缘文化和女性立场所倡导的混血 / 边界文化抗争的意涵。(黄心雅,2003:35-62)G. 卡斯尔的《布莱克威尔文学理论导论》(2007)评介了安莎杜娃的《边境 / 荒界:新美斯媞莎》、萨尔蒂娃的《奇卡诺叙事》(Chicano Narrative,1990)等代表作,认为奇卡娜/ 奇卡诺研究“在将民族、种族特性和文化差异理论化之时呈现先锋派姿态。莫娜佳、萨尔蒂娃-胡等人具有不同的奇卡娜 / 奇卡诺的理论基础,致力于21 世纪的司法系统、女性主义、双重文化体验和种族形态研究工作,这项研究方兴未艾,提示在后现代语境中,美国的民族、种族身份理论家仍要面对复杂的问题。”(Castle,2007:50)奇卡娜诗学强调边界与跨界的“美斯媞莎意识”(mestizaconsciousness,即混杂意识)立足于女性立场,具有后殖民抗争文化的特征。

安莎杜娃的学术代表作《边境 / 荒界:新美斯媞莎》堪称跨界混杂的典范文本,融合了自传体、散文、诗歌多种元素,具有文体开放和语言混杂的特征,杂糅了历史、个人记忆、诗歌、政治,甚至引证中国《易经》,可谓风格率性,汪洋恣肆,展示了个人声音的新旨趣。它原预定以诗集形式面世,拟附约10 页序言,不意竟成书200 页,其中100 页即是原始序言抒发拓展而成,开启边界研究先河,成为当代文化研究典范,“艳光四射,引发众家齐鸣”,促使20 世纪90 年代成为跨疆越界话语的高峰期。该书1999 年再版时,加入萨尔蒂娃-胡的导读,阐释边界女性主义及混血意识,深入浅出。书后为依克斯长达20 页的专访,安莎杜娃由童年生活谈起,话题多元,触及族裔、阶级、性别、情欲、旧作新品、书写语文的符码转换、殖民主义、边界分化、含混、跨越、中间地带、美斯媞莎意境、儿童文学创作、多元文化教育、间性文化(intercultural)及内在文化(intracultural)的理解与未来创作展望。书名“Borderlands”的词典含义为“边界、边陲、中间地带”,意指墨美边界含混未定、开放多元的边陲文化经验,既是自然(地理)界线,也是充盈着多种可能性的含混空间。书名的微妙斜线,既分割也连接英文Borderlands 与西班牙文Frontera。西语“Frontera”是待屯垦或开拓的交界区域,类似于中文“北大荒”之意,指涉墨美作家“垦荒”的边界话语。西班牙语“美斯媞莎”(Mestiza,类似于英语mixed or hybrid)指称墨美族裔女性血统及文化的混杂(mestiza 为阴性;mestizo 为阳性),折射原住民、西班牙、墨西哥以及盎格鲁• 撒克逊诸多族裔的新混杂。(黄心雅,2007:35-62)安莎杜娃采用阴性语汇,再现混血女性多元、含混的血统、语言与文化意蕴。

《边境 / 荒界:新美斯媞莎》以后殖民批评、性别研究、奇卡娜的跨界问题研究为题旨。安莎杜娃探索多元文化身份的困境、矛盾与出路,激活后殖民批评、性别研究、亚文化话语的思考与灵感,其著作在教学与学术领域具有广泛而重要的影响。安莎杜娃将边界经验入书,以奇卡娜作家自况,说自己“以一种文化为摇篮,三明治般地居于两种文化之间,骑跨于三种文化及其价值系统,美斯媞莎经历了一场肉体战争、边界战争、内心斗争。像所有人一样,我们感受到自己文化交往的现实版。像其他居于两种文化以上的人那样,我们获得的是多元的、往往是压制性的信息。……作为一个美斯媞莎(混血儿),我没有国家,我的祖国遗弃了我;然而所有的国家都是我的,因为我是每个女人的姐妹或潜在的爱人。(作为一个蕾丝边,我没有种族,我的人民否认我;但是我属于所有的种族,因为在所有的种族中我是一个酷儿。)我是无文化的,因为作为一个女性主义者,我挑战印欧墨裔美国人与盎格鲁人的集体、文化 /宗教、男性衍生的信仰;但我也是文化的,因为我参与创造了另一种文化,用一个新故事阐释我们参与其中的世界,以一种带有意象与象征的新价值体系彼此相连,与这个星球相连。”(Leitch,2010:2099-2101)应安莎杜娃本人的要求,著名的《诺顿理论与批评选集》(2010)在收入该书选本时,未将西班牙语段译为英语,因为她有意在美国文学与文化中为西班牙声音创造一个特异空间。(Leitch,2010:2096)安莎杜娃认为,在奇卡娜 / 奇卡诺语境中,形而上的二元对立已经无法有效地解释性别、性向、身份等差异问题,意义由多元接触与互动因素所决定。

从文学理论与批评实践关联域看,安莎杜娃的理论话语与美国文学批评家艾伦对墨美印第安人“黄色女人故事”的跨界解读,互相印证与强化,可以凸显奇卡娜诗学的文化混杂身份、审美体验与跨界研究的特质,突破西方本质主义范式与正典文学批评的藩篱。

二、 奇卡娜文学叙事:《黄色女人》的文本差异

美国印第安文学与奇卡娜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波拉• 甘• 艾伦(Paula GunnAllen,1939-2008)也具有种族混杂身份。她生于美国新墨西哥小镇库贝罗,母亲是印第安拉古纳-苏人,父亲是黎巴嫩裔美国人。艾伦获俄勒冈大学英语文学硕士和美术学硕士、新墨西哥大学“美国印第安人研究”博士,继而在加州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英语教授。著有诗歌集《盲狮》(The Blind Lion,1974)、《皮与骨》(Skins and Bones,1988)、《生命是一种致命疾病》(Life is a Fatal Disease,1997),小说《拥有阴影的女人》(The Woman Who Owned the Shadows,1983),美国文学故事集《蜘蛛女的孙女:美国本土女性的传统故事与当代书写》(Spider Woman’s Granddaughter:Traditional Tales and Contemporary Writing by Native American Woman,1989),学术论文集《圣环:重新发掘美国印第安传统的女性气质》(The SacredHoop:Recovering the Feminine in American Indian Traditions,1986),自传《风中奇缘: 巫医、间谍、企业家、外交官》(Pocahontas:Medicine Woman,Spy,Entrepreneur,Diplomat,2004),等等。

1. 美国凯雷斯人的印第安故事《黄色女人》

《诺顿理论与批评选集》(2010)收入艾伦著名论文《柯琴尼纳科在学术界:解释凯雷斯人印第安故事的三种途径》(“Kochinnenako in Academe:Three Approaches to Interpreting a Keres Indian Tale”)。标题中的“柯琴尼纳科”(Kochinnenako)意思就是“黄色女人”。该论文凸显了艾伦“部落-女性主义”理论批评的特色。

美国新墨西哥的凯雷斯人有许多印第安故事被称为“黄色女人的故事”。这些故事主题(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母题”)总是以女性为中心,并且从女性视角加以讲述。在凯雷斯人中,黄色是女性专享的色彩,恰如粉红色与红色之于盎格鲁-欧美人士一样。一些庆典场合,凯雷斯女人会把脸涂成黄色,并且在临死时也会这样做,以便魂灵世界的门卫Naiya Lyatiku(玉米女人的母亲)认出新来者是女人。在黄色女人的故事群中,神圣的玉米母亲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些故事覆盖万事万物,充满着生活气息。黄色女人的姐妹(蓝色玉米、白色玉米、红色玉米)在故事中常常扮演角色,如蜘蛛祖母及其助手蜘蛛男孩,太阳神或太阳神模样的角色,以及黄色女人的孪生子、巫师、魔术师、赌棍和婆母。在许多故事中黄色女人与祖母住在村庄边缘,足智多谋,具有特异才华,可能拒绝结婚。在许多方面,“黄色女人”是一种角色模式,是一种女性精神。“柯琴尼纳科”及其人民的历险往往结局幸福,但有时因为某人不守规则或在仪式中行为不端,也偶有悲剧发生。其他一些“柯琴尼纳科”故事则体现出黄色女人对部落的权力平衡、关系和谐与繁荣富强发挥的核心作用。

凯雷斯“黄色女人”故事群具有明显的文化仪式的特征。美国印第安人的众多部落都属于古老的“女人当政”(gynarchical)、平等主义与神圣信仰的传统,因此,“黄色女人”故事的核心体现为每年都要举行的一种仪式--反映以一个黄色女人为中介的季节转换(从冬季到夏季)。在凯雷斯部落文化中,这种仪式是为了平衡与轮换凯雷斯部落两个分支即半偶族(moieties)的政治权力,是一种传统社会文化机制①(① P. G. Allen, “Kochinnenako in Academe: Three Approaches to Interpreting a Keres IndianTale”, in V. B. Leitch ed.,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 2010, pp.2000-2021.(该文选自其学术论文集《圣环:重新发掘美国印第安传统的女性气质》))。 通过文学文本的细致分析,艾伦揭示了西方思维方式的悖谬--如果采用父权制和白人中心论的范式来移译和解释凯雷斯黄色女人“柯琴尼纳科”的故事,那么就难以避免地以西方文化偏见改变了凯雷斯印第安人的思想观念和叙事焦点,把属于“地方性知识”的部落文化弄得面目全非。

2. 约翰• 甘英文版“黄色女人”故事

艾伦选择其母舅约翰• 甘移译为英文的《史阿赫考克与缪钦或季节的战斗》(Sh-ah-cock and Miochin or Battle of the Seasons)作为文本分析对象。这是凯雷斯人传统的印第安口述故事“柯琴尼纳科”(黄色女人)的代表作之一。约翰•甘英文版的故事梗概如下。

从前在北方白色村庄有一个统治者名叫“祈祷者的破碎手杖”(Hut-chamun-ki-uk),他的女儿柯琴尼纳科(Ko-chin-ne-nako)成为史阿赫考克(Sh-ah-cock,即冬天精魂)的新娘。史阿赫考克性格暴戾、挟风带雪、冷酷无情。他与统治者的女儿联姻后大多数时间都住在白色村庄里,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白色村庄的人发现他们的庄稼不再成熟,最终被迫靠吃仙人掌叶片维持生活。

一次,柯琴尼纳科离家外出漫游,寻找仙人掌。收获颇丰,准备把仙人掌刺去掉后回家。这时她遇见一个大胆英俊的年轻男人,目光顿时为他的衣着打扮所吸引。只见他穿着一件玉米须织成的黄衬衫,腰间系一根玉米叶编织的绿腰带,“莫卡辛”软帮鞋非常漂亮,缀满了鲜花与蝴蝶,手上拿着一束玉米穗……这个陌生人用十分愉快的声音对惊讶的柯琴尼纳科说话,问她在干什么。她告诉他,白色村庄人因寒冷与干旱陷入饥馑,不得不吃仙人掌叶片过日子。年轻小伙子把那束绿色玉米穗给她吃,还要找更多的玉米让她带回去。

他很快离开她,朝南方走去,消失不见。不久就带回一大堆青玉米。柯琴尼纳科问他在哪儿弄到玉米的,是否很近?他回答说:“是离我家非常遥远的南方,那儿一年四季玉米生长、鲜花盛开。你是否愿意陪我回到我的家乡?”柯琴尼纳科因为自己已经嫁给史阿赫考克为妻,尽管丈夫冷酷无情,自己不爱他,但是也不能陪年轻的陌生人到那个美丽温暖的地方。年轻小伙子力劝无效,只得让她回家,同时提醒她不要把玉米壳扔在门外。离别时他对她说:“明天你再来这个地方,我会带更多的玉米给你。”

柯琴尼纳科未走多远就遇见她的姐妹们。她们见她很久未回,担心来寻,却惊讶地看见她带回的是玉米而不是仙人掌。她把奇遇告诉她们,继而回家告诉了父母。父亲听说她描绘那个年轻人的衣着和模样之后,宣称:他就是“缪钦”(Miochin,夏天精魂)!母亲也随声附和说:“他就是缪钦!他就是缪钦!”父母让她明天带他回家里。

第二天,女儿把夏天精魂缪钦和丰盛的玉米一块带到白色村庄,解除了饥馑。在欢乐与感恩的氛围中,他在“霍切尼”(hocheni,统治者)的家中受到欢迎。傍晚,冬天精魂史阿赫考克回家,挟带着狂暴的风雪,他从骨子里感到缪钦的存在,于是大声咆哮。两个精魂争斗起来。史阿赫考克气势骇人,但缪钦靠近时,寒风变成了温暖的夏季和风,雪霜和冰凌消融。史阿赫考克眼见要败,宣布停战,约定4 天后在此决战统治权,胜者将把柯琴尼纳科作为妻子。次日,缪钦返回南方家中备战,派老鹰送信,找来在阳光灿烂气候里生活的朋友、飞鸟和四条腿动物帮忙。史阿赫考克则回到北方家中备战,找来所有在冬天气候生活的飞鸟和四条腿动物帮忙。这场冬 / 夏、南 / 北大战打得天昏地暗。最终,缪钦占据上风,史阿赫考克提出停战以避免全败。双方达成协议:各自统治半年。

3. 艾伦对英文版故事的批判性理解与改写

艾伦认为,尽管约翰• 甘的意图是想中性客观地记录口述文化的传统故事,但是为了让欧洲读者便于理解,他要赋予故事某种统一性,于是在移译中添加了冲突主题、暴力情节、性别歧视、种族主义等因素。故而约翰• 甘对“柯琴尼纳科”故事的翻译在叙事结构与阐释策略等方面问题丛生,凸显了文化偏见造成的误译与误读。约翰• 甘英文版叙事结构的改变扭曲了原作品,把凯雷斯社会居于核心地位的母系意识形态和季节转换的文化仪式,变成了一个西方式的父权制冲突叙事,从而落入了欧洲白人女性主义、后殖民批评理论话语的窠臼:两个强悍的男人争夺一个弱势的黄色女人(Yellow Woman);从冬天到夏天的转换仪式,竟然被当成代表民众福祉的反叛者缪钦(Miochin)打败暴戾的白人殖民者、推翻殖民权力的一种隐喻。某些古老的记载把黄色女人作为“霍切尼”(hocheni)的女儿。约翰• 甘把该词译成“统治者”(ruler)。但是在凯雷斯人的观念中,“霍切尼”是酋长或母亲酋长(Mother Chief),迥异于西方式的领导权观念和欧洲民间故事传统。约翰• 甘也明白这一点,因此他在译序中说明:虽然该故事是关于战斗的,但是罕见凯雷斯人讲述战争故事,因为他们不是“好战之人”。

艾伦不满于约翰• 甘的英译本倚重西方趣味的叙事而相对忽略了故事的本土仪式属性,于是她直接基于凯雷斯仪式拟写了一个新版本:

很久以前,嗯。在北方有一个黄色女人。她往北走。然后她拾取仙人掌。然后夏天来到了。他从南方来。他抵达了上面说的地方。于是夏天说话。“你在这儿?怎么回事啊?”夏天说道。接着黄色女人回答。“我拾取这些破东西,因为我饿啊。”“为啥你不吃玉米和西瓜呢?”夏天问道。于是他给了她一些玉米和西瓜。“拿着!”这时黄色女人说,“很好。咱们走。我带你去我家。”“你丈夫不在那吗?”“不在。他猎鹿去了。今晚才回来。”

于是他们到了北方。朝西往下走。后来他们到了东方。“你在这儿?”有记忆力的祈祷者的手杖说。“是的。”夏天说。“怎么回事啊?”夏天说。于是他说,“是你的女儿黄色女人把我带到这儿的。”“嗯,很好。”有记忆力的祈祷者的手杖说。

故事会持续下去,很多元素都包含在约翰• 甘的叙事里,只是围绕着方向轴、参与者的运动和他们的母系关系(女儿、母亲、女酋长)进行组织,而事件则与季节 / 仪式相关,与当地两个主要半偶族相关:夏天即缪钦属于住在南山一族,冬天即史阿赫考克属于住在北山一族。在完成关于该故事的改写后,艾伦针对性地提出了她的3 种理论阐释。

三、 艾伦对“黄色女人”故事的3 种文学阐释

艾伦的3 种解读途径分别是:(1)凯雷斯人的传统部落解读;(2)现代女性主义解读;(3)部落-女性主义的跨界解读。

1. 凯雷斯人的传统部落阐释

在传统的凯雷斯人的解读中,约翰• 甘英文版的统治者“祈祷者的破碎手杖”实为“祈祷者有记忆力的手杖”之误。这涉及对酋长身份的(神圣)仪式认同。该故事反映了凯雷斯人玉米种植的节庆活动,“黄色女人”柯琴尼纳科的意愿是仪式的核心元素。在仪式中,形形色色的飞禽走兽和各种力量如暖风、热火、冰雪出场,时间守护者(Hutchamun Kiuk)或仪轨官扮演了中心角色。仪式轴上的力量焦点出现了改变:两种季节(冬天与夏天)/ 两个半偶族(史阿赫考克与缪钦)轮流掌控主导权。凯雷斯人的社会意识有两个基本点--平衡与和谐。西方叙事诗学的常见做法可能把故事主题归纳为青春战胜老朽、自由战胜暴政(俊男缪钦战胜老丑之敌史阿赫考克,拯救民众于水火,赢得美妻),但是这种解读在凯雷斯语境中没有意义,因为这类西方式的文学观念与凯雷斯核心价值观相牴牾。约翰• 甘的故事所具有的英雄浪漫情调与涉及统治者的描写,显然是西方式的改写。当然,退一步说,虽然它会使凯雷斯人感到困惑,但仍然会满足他们的审美期待心理,因为故事的幸福结局带有季节与半偶族之间焦距的有序转换。总之,凯雷斯人和谐、平衡、女性核心的原初价值观保留了合法性,凯雷斯人固有的基本秩序原则得到了庆祝并且再次确立。

2. 现代女性主义的强制阐释

非凯雷斯文化的女性主义者会误读约翰• 甘所译的故事,容易落入父权制压迫的释读窠臼:虽然“黄色女人”柯琴尼纳科是统治者的女儿,但是被迫嫁给了一个暴戾无情的丈夫,过着毫无幸福感的日子,因而憧憬温暖的爱情。女性主义者很容易想象,该女主人公像广大妇女一样,被社会建构,软弱顺从,孤苦无依。父亲滥用财富与权力,或许提示了传统的凯雷斯社会系统类同于盎格鲁-欧洲的社会形态,由此让读者把故事误读如欧洲民间故事(如罗宾汉故事),把缪钦视为社会公正的代表。

激进的女性主义者阐释范式乐于把故事解读为反种族主义和抵抗压迫的性别叙事。史阿赫考克和村庄是“白色”的,冬天、冰雪和暴风雪也属于“白色”--具有政治意味。在这种语境中,故事具有白人压迫印第安人的属性。凯雷斯人有责任推翻可恨的白人殖民权力和专制统治,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艾伦否弃激进女性主义的基要主义弊端。这类女性主义理论假设,要么认定女性本质上是无权力的,要么就是遵循盎格鲁-欧洲思维,认为人类的存在是以斗争为基础的。这两种假设皆非凯雷斯人的思维特征,扭曲了关于“黄色女人”故事的文学阐释。耐人寻味的是,即便故事清晰地将敌人设定为暴戾的白人,也会使激进的蕾丝边感到不舒服,因为那是男人之间的争斗,而柯琴尼纳科的命运由父亲决定,等待一位英俊的陌生男子拯救,她自己被动、不幸,但竟然无人询问其本人的想法。艾伦提到,她和一些读者则对故事怀有希冀、激发遐想:缪钦是否在女扮男装,因为其服装以玉米的颜色--黄色与绿色为特征,而在凯雷斯人文化中,玉米这种植物总是与女人联系在一起的。柯琴尼纳科及其姐妹们都是玉米女人(Corn Women),母亲是玉米族首领,凯雷斯人的大地母亲伊亚蒂库(Iyaticu)也是玉米女人!

3. 部落-女性主义的跨界阐释

为了更好地阐释凯雷斯人的黄色女人故事,艾伦提出最好是用“部落-女性主义”(tribal-feminism)或“女性主义-部落主义”(feminism-tribalism)的概念进行跨界解读。这是因为,无论是凯雷斯人的传统部落阐释,还是白人女性主义理论话语,都囿于单一固定的视角,而奇卡娜诗学的特质在于“混杂”的跨界视野,更具现代学术意识的理论阐释力。

艾伦认为叙事结构蕴含着政治意义。当西方式假设用于部落叙事时,会引发混淆不清、令人不安的后果。艾伦提问说:倘若夏天精魂与冬天精魂的战斗是关于温暖、慷慨与善良战胜冷酷无情、好战胜坏的题旨,那么,为什么取胜的英雄要允许敌手每年有权掌管村庄与女人半年呢?通过女性主义-部落分析的视野,她讨论了叙事结构的差异。凯雷斯人的社会结构与文学叙事都奉行一种平等主义的模式,而不是西方人的等级制模式。凯雷斯人倾向于在一个领域里将价值平等分配于各个元素,不管这个领域是社会领域、文学领域还是美学领域。在这种结构框架中,没有哪个单一元素一定要被凸显为“前景”而让其他元素成为“背景”。犹如大森林里一切元素平等共存,而哪个元素凸显成为前景,走向前台,则取决于季节。因此可以恰如其分地说,没有英雄,没有恶棍,没有次要角色……前景从一个焦点滑移到另一个焦点,直到仪式般的会话中所有的关联性元素都能说话。西方人长期以来有一种背景偏见,往往高估前景--阴影凸显光明。然而在部落语境中,耐人寻味的是:背景(而非前景)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光与影是互相关联的,体现于不同程度、形形色色的宇宙万物。默默无闻的大地母亲和女性都是背景,却也是万物之源。凯雷斯部落的一切因素,不管是社会形态、美学形态还是感知方式,都重视平衡感,迥异于西方式男性主义焦点单一的模式。故而传统美国印第安人叙事异于英语叙事,它松散互联、没有固定的视角,无中心人物却有中心点,焦点人物动态转换,女主人公是代理人而不是西方式的英雄(主角)。

西方技术工业的心智不适合解释部落题材。盎格鲁-欧洲语境多方面迥异于凯雷斯的印第安人社会生活环境,包括季节观念、婚姻观念和冲突观念。譬如,冬夏季节转换在凯雷斯人生活中具有神圣的仪式,非常重要。在传统凯雷斯文化中,父权不成为问题,孩子属于母亲部族。盎格鲁-欧洲文化以冲突为中心,而凯雷斯人厌恶战争。凯雷斯人以女人核心形象为中介,每年季节有序、适时的转换,构成了主要题旨。在标识意义上,女性文化庶几近于部落文化:包罗万象犹如拼缀百衲被,而不是排除异己、凸显自身。故事阐释的重点也就不再落在人物形象分析上,而是关于季节 / 半偶族权力的象征转换,关于女人作为核心代理人的功能,关于人们进入社会秩序和精神宇宙的方式,关于仪轨、互动和生活环境变化的动力学。易言之,西方分析范式是线性、固定的,而部落文学却要求天然与流动;前者是单维、排斥异己与历时性的,而后者则是多维、包罗万象和共时性的。因此,艾伦建议把约翰• 甘的英译标题《史阿赫考克与缪钦或季节的战斗》(Shahcock and Miochin or Battle of the Seasons)改为《柯琴尼纳科如何平衡世界》(How Kochinnenako Balanced the World)。由此,可以解释缪钦与史阿赫考克各自统治半年的疑问。与此类似,古埃及有一个著名神话,讲述的是奥西里斯与塞特两兄弟之争、最终双方轮番分治国土的故事。该神话在结构上与凯雷斯“黄色女人”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奥西里斯神话折射出绿洲文化的特质,揭示了在尼罗河流域的生活状态,蕴含着上埃及与下埃及、红土地与黑土地、游牧族与农耕族、南风与北风、鹰与蛇等二元因素互为依存且交替于万物的浑融型思维模式。(麦永雄,1996)艾伦倡导的“部落-女性主义”释读途径,将现代女性主义理论与奇卡娜部落经验融为一体。倘若认知了美国本土特殊族群的季节与半偶族(自然与社会)互补转换的伦理关系和象征意味,熟悉其色彩文化与仪式蕴含,那么,人们就会以新的眼光对“黄色女人”故事作出更符合实际、更具说服力的文学审美阐释。

四、 理论探索:奇卡娜诗学的文化价值

大多数奇卡娜 / 奇卡诺研究聚焦于种族、意识形态和文化研究,质疑欧美主流文艺理论的错误导向,认为它以其西方式的傲慢无知和一厢情愿的文学标准忽略了跨界种族、性别和身份的复杂互动关系,从而导致了强制阐释或过度阐释。艾伦从美国独特的奇卡娜文化切入女性主义理论和种族研究,与非裔美国理论家贝尔• 胡克斯、第三世界女性主义批评家安莎杜娃联手,批判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主义主导的运动。她不赞同“我的白人姐妹”--虽然她们影响了黑人、亚裔与奇卡娜姐妹--总是将女性视为软弱、被动、受压迫的观念,致力于以美国本土印第安人女性主导的社会文化矫正白人女性主义理论的偏颇,补充与丰富了当代性别研究与种族研究交叠领域的文学批评形态。

从文化诗学维度看,文学阐释凸显了文化选择与审美表达。艾伦关于凯雷斯人“黄色女人”故事三重阐释是富于策略性的,它提示了在文化混杂境况中固守一隅的文学阐释的限度与缺憾。上述的前两种阐释分别囿于凯雷斯本土文化惯习和西方白人文化的女性主义盲视,为了避免这种不足,艾伦提出“部落-女性主义”的跨界理论阐释。这种文学阐释则更富于启迪性,既揭示“黄色女人”英文版故事的西方殖民语境,同时又强调在部落生活中女性扮演的核心角色,呈现传统种族研究与性别研究的交叠形态,将美国凯雷斯族群的“地方性知识”与盎格鲁-欧洲文艺理论的“阐释共同体”相互连接且又超越两者,具有奇卡娜诗学的跨界特征,体现了“新美斯媞莎”(New Mestiza)文化混杂的理论蕴含与创新意义。

从女性主义理论与多元文化政治身份维度看,作为奇卡娜诗学的关键话语,“新美斯媞莎”丰富了性别与族群的理论话语。在第三波女性主义理论中,安莎杜娃和莫娜佳都强调边界,认为地理边界和心理边界决定了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的身份。(Castle,2007:99)新美斯媞莎(混杂)强调“边境”中间地带的特质和“荒界”可拓展的跨越性空间。安莎杜娃作为墨美混血的奇卡娜作家,倡导以新美斯媞莎意识直面当代社会文化和文艺理论的种族、性别、亚文化解放运动的纠结与问题。(Leitch,2010:2095)新美斯媞莎具有如下几个特征:(1)文化政治的柔性特征;(2)身份政治的跨界特征;(3)宽容含混的思想特征。奇卡娜研究把边界视为既是社会活动与文化生产的具体语境,同时又是一种以族群、语言与性混杂为特征的心态。安莎杜娃的奇卡娜文化体验,导致她认为“边界”之间呈现多元互动的形态。如墨美边界就是一个开放性的有疤痕的伤口,形成第三国度--边界文化。安莎杜娃在《边境 / 荒界:新美斯媞莎》中倡导宽容含混的思想,认为僵硬意味着死亡,而新美斯媞莎则凭借对矛盾和含混的宽容打开了生命空间。她认为,未来属于美斯媞莎,因为未来有赖于打破僵硬的范式,逃逸出固定的边界。美斯媞莎创造了一种新意识,一种新的秘索斯(mythos)--改变了我们观看现实和叙说我们自己故事的方式。“在某种意义上,在我们迈向新意识的道路上,我们将要离开对立的河岸……我们可以同时在两岸识破蛇和鹰眼。”“(让我们)学会在墨西哥文化中做一个印第安人,从盎格鲁视角做一个墨西哥人。学会对文化耍花招,具有多元的个性,以多种模式行事。”(Leitch,2010:2100)安莎杜娃借用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论“形态发生”(morphogenesis)观念来描绘“新美斯媞莎”混杂创新空间。艾伦以“黄色女人”故事的跨界阐释印证了这种可能性。

文化差异导致理论焦点的移异。从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关联域看,新美斯媞莎的思想概念打开了文化研究的繁复新空间。在“批判性种族理论”领域,出于边缘文化利益的美斯媞莎与酷儿理论是密切结合的。安莎杜娃认为美斯媞莎与酷儿共在于现世,血肉交融,孕育了类似的灵魂。作为诸文化的超级越界者,亚文化边缘群体错综复杂地交集在一起。她宣称:“我们”来自所有肤色、所有阶级、所有民族、所有时代,“我们”的角色是将人民彼此联系--黑人与犹太人、与印第安人、与白人、与外星人相关联。但她也知道路途坎坷,因此不乏诗意地说道:“玫瑰是墨西哥人最喜爱的花。我想,多么富于象征意味--荆棘与一切。”(Leitch,2010:2104-2109)奇卡娜诗学与当代西方文艺美学有着重要的交集和互补性的思想共振。如E. Glissant 的antillanité(加勒比性)与métissage(混杂)的“跨文化诗学”、霍米• 巴巴后殖民批评的文化混杂概念、文化地理学的第三空间话语,以及德勒兹少数族文学、千高原等哲学美学概念。

奇卡娜诗学范畴的安莎杜娃的新美斯媞莎观念,艾伦关于美国凯雷斯“黄色女人”印第安故事的文学阐释,聚焦于对边缘文化与土著族群的理论探索,具有文艺美学跨界研究的范式意义。

参考文献
[1] Castle G.. The Blackwell Guide to Literary Theory[M]. Malden, Ma :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7 : 50 .
[2] Leitch V.B, et al.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M]. New York and London : W. W. Norton & Company, 2010 .
[3] Park R. D, et al. How to Interpret Literature :Critical Theory for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 311 .
[4] 黄心雅. 同志论述的奇哥那想象:安莎杜娃的美斯媞莎酷儿[J]. 中外文学,2003,32 (3) : 35–62.
[5] 麦永雄. 古埃及神话的基本背景与文化蕴含[J]. 外国文学研究,1996 (2) : 11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