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1, 43(3): 31-48 doi: 10.12002/j.bisu.335

译者行为研究(中国共产党翻译史译者群体行为研究专栏 主持人:周领顺)

《共产党》月刊译者群体行为研究

喻锋平,1, 唐媛,2

1.嘉兴学院外国语学院 314001

2.嘉兴南湖学院人文与艺术学院 314001

A Study of the Translators’ Behaviors in China’s The Communist (Monthly)

Yu Fengping,1, Tang Yuan,2

1. Jiaxing University, Jiaxing 314001, China

2. Jiaxing Nanhu University, Jiaxing 314001, China

通讯作者: 唐媛,嘉兴南湖学院人文与艺术学院,314001,研究方向:文学翻译。电子邮箱: 315232697@qq.com

责任编辑: 周长银

收稿日期: 2021-05-5  

基金资助: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嘉兴学院浙江省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中心2020年度重点项目“中共一大代表译介活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20JDZD051)

Received: 2021-05-5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喻锋平,博士,嘉兴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314001,研究方向:翻译学、典籍翻译。电子邮箱: yufengping@zjxu.edu.cn

摘要

《共产党》月刊创办于1920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份理论刊物,刊载了大量译介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向当时国内的工人和先进知识分子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思想建党的主阵地,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重要影响和推动作用。本文在全面梳理《共产党》月刊所刊译文的基础上,考察了其译者群体的主要译介内容,探析其译文所表现出来的译者群体行为的翻译特征,如鲜明的目的性、语言的通俗性和译法的多样性等,并阐释了开展《共产党》月刊译者群体行为研究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 《共产党》月刊; 译者群体行为; 马克思主义译介

Abstract

The Communist (Monthly) was the first theoretical journal in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It published a large number of translated articles about Marxism and introduce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to domestic workers and intellectuals, thus becoming the main channel for the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CPC on the eve of its founding, having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early spread of Marxism in China and promoting the founding of the CPC. Based on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translations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translated articles in The Communist (Monthly), and analyzes various translation features, such as the distinct political purpose, the readability of the language, and the diversity of the translation method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academic value of the study with regard to the group behavior of communist translators.

Keywords: China’s The Communist (Monthly); group behavior of translators;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Marx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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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本文

喻锋平, 唐媛. 《共产党》月刊译者群体行为研究.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1, 43(3): 31-48. DOI:10.12002/j.bisu.335

Yu Fengping, Tang Yuan. A Study of the Translators’ Behaviors in China’s The Communist (Monthly). Journal of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2021, 43(3): 31-48. DOI:10.12002/j.bisu.335

引言

《共产党》月刊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以下通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列宁的建党思想、介绍世界共产党运动而创办的党内理论刊物,第1号问世于1920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三周年纪念日,1921年7月终刊,共发行了6期。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要阵地之一,《共产党》月刊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思想建党的主阵地,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份理论刊物,第一次在国内公开亮出了共产党的旗帜,在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喊出了“共产党万岁”“社会主义万岁”的口号(无懈,1920:13)。虽然该刊出版周期不长,但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

《共产党》月刊每期约50页,内容大致可分为“短言”“正文”和“消息”(包括国际消息和国内消息两种)3个部分。其中除“短言”和“国内消息”外,绝大多数“正文”和“世界消息”的稿件均为编者和译者对国外期刊文章的全译、编译、摘译和译述,涉及的译者包括李达、李汉俊、周佛海、袁振英、茅盾等10人,另还有未署名译者2人,占全部撰稿人的80%以上。当前,学界对《共产党》月刊的研究多集中在党史、党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领域(如李伏清、王向清,2013;马宁,2017等),对该刊撰稿人的研究则往往集中在对陈独秀、李达、茅盾等作者的个体研究上。除韦明(2018)对《共产党》月刊的作者和译者所用笔名进行过考证外,学界鲜有对其作者和译者的群体研究,从翻译视域对该刊及其译者群的学术探索就更为罕见。“为了充分了解一方译家的共同的社会境遇和时代背景,了解他们的共性和个性,在区域文化研究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集中研究某一地区翻译家的翻译行为和译事贡献是必要的”(方梦之,2010:1-3)。正如周领顺、陈慧(2016:90)所指出的,“译者群研究是译者研究中的一个新的研究维度”。考察《共产党》月刊译者群体行为,可以为党刊研究提供新的视野。本文拟以译者行为批评为理论视域,从译者群体行为视角出发,全面梳理《共产党》月刊所刊译文,考察《共产党》月刊译者群的译介内容,探析该群体在译文中所表现出来的共同翻译特征,以探究和分析《共产党》月刊的历史价值,研究其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贡献和在中国共产党建立过程中发挥的历史作用,揭示《共产党》月刊译者群体行为研究的学术价值。

一、《共产党》月刊译者群体综述

《共产党》月刊发行了6期,共刊登了6则短言、47篇正文、64篇世界消息和13篇国内消息,合计约24万字。除短言、国内消息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等10篇作者撰稿的正文外,所刊文字80%以上为译文。在正文中,标明译者的有21篇,未标明译者但注明译文来源的有2篇;另据文章内容考证为包含翻译内容的文章有14篇(①《共产党》月刊刊登的《俄国共产政府成立三周年》《第三国际大会的缘起》《共产党同他的组织》《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俄国劳动革命史略》《将死的第二国际和将兴的第三国际》《关于新俄教育的一夕(席)话》《俄罗斯儿童问题》《万国青年共产党写给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信》《俄国青年之运动》《劳农俄国的劳动妇女》《劳农制度研究》以及《太平洋会议及我们应取的态度》14篇文章,除《俄国劳动革命史略》《将死的第二国际和将兴的第三国际》两篇未有署名外,其余12篇均署以作者笔名。但这些文章的主要内容都是介绍俄国的相关情况以及第三国际和共产党的知识,应是根据国外文章编译而成,且各篇都含有不少人名、地名和马克思主义术语的外文表达形式。据韦明(2018:20-23)考证发现,《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曾刊载于上海《民国日报》,署名为“中俄通信社”,译自莫斯科《普拉夫报》;《共产党同他的组织》“大部分内容是译文,且译自英文”;《俄国青年之运动》作者署名格林,《万国青年共产党写给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信》落款谷林,二者实际为同一人,是国际青年共产党执行委员会书记部谷林,但译者的具体姓名暂时无法考证。此处,日本石川祯浩(2006:327)认为《劳农制度研究》是由李汉俊从日本社会主义者山川均的著作翻译而来的。),共计37篇。具体译文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共产党》月刊译文分布表

第1号第2号第3号第4号第5号第6号总计
短言1111116
有翻译标志64821223
可考证翻译内容51331114
作者撰稿01233110
世界消息5193200864
国内消息0007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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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译文署名来看,《共产党》月刊6期标注署名的译者包括:震寰(8篇)、P.生(7篇)、震瀛(3篇)、天柱(2篇)以及朗生(1篇)。14篇可考证为从国外马克思主义相关文献翻译而来的文章,除《俄国劳动革命史略》《将死的第二国际和将兴的第三国际》两文未有署名外,其余各篇的署名情况分别为:无懈、胡炎、李穆、A.T.、A I、均、石逸、海参威(崴)通信、谷林、格林、吉生和汗。此外,第3、4号《共产党》月刊“世界消息”栏目下有署名为“江春”的稿件,内容为编者编译的世界各地共产党运动的消息。

无论署名为译者还是作者,为了保护撰稿人,《共产党》月刊所有文章都是以笔名或匿名的形式刊登。这是由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决定的,前几期刊物的发行甚至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根据现有资料考察,在《共产党》月刊上发表这些译文的译者共有16种署名,代表了11位译者。其中,署名“天柱”的译者的真实身份暂未考证出来;另外,如第32页注释①所述,谷林两篇文章的译者并未署名,暂时无法考证其身份。除此之处,已知的9位译者都是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大部分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且多为报刊传媒中人,其具体职业和政治身份如表2所示。

表2   《共产党》月刊译者身份表(部分)

姓名《共产党》月刊笔名职业政治身份
李达胡炎、江春《新青年》编辑,《共产党》月刊主编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
袁振英震寰、震瀛《新青年》《前锋》编辑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
沈雁冰P. 生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
沈泽民朗生、吉生《觉悟》撰稿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
周佛海无懈《解放与改造》撰稿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日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
杨明斋A.T.、A I中俄通信社社长,《新青年》编辑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负责人
李少穆李穆《神州日报》记者与同盟会有密切关系
李汉俊均、汗《星期评论》《新青年》编辑,《劳动界》负责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
李震瀛石逸《觉悟》创办人,《劳动周刊》编辑天津觉悟社成员

①本表参考韦明(2018:20-23)王文娟(20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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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译文来源上来看,《共产党》月刊刊载的这些译文主要译自英美国家出版的英语刊物。虽然在《共产党》月刊的主要撰稿人中,李达、李汉俊、周佛海等人都曾留学日本,也都翻译过不少日文版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但《共产党》月刊译文中源自日本的文献却仅有李汉俊译自日本山川均的《劳农制度研究》。在23篇有翻译标志的译文中,有20篇源自英语文献。其中,《共产党》月刊深受英国共产党党刊The Communist的影响,不仅在封面设计上与之相似(如都以大号字配以英文,均将首篇稿件刊印于封面等),并且第1号上刊载的《共产党未来的责任》(震寰译)原文即刊载于英国共产党党刊1920年8月5日上的文章The Task Waiting the Communist Party。此外,《共产党》月刊大部分译文都出自美国出版的多个社会主义刊物:《列宁的著作一览表》《共产党的第九次大会》《俄罗斯的新问题》的英文底本出自俄国政府驻纽约办事处刊物Soviet Russia;《为列宁》一文虽然注明原作者为法国的乔治·索雷尔(Georges Sorel),但译者震寰在篇首的“译者附志”中就指出该文“登在美国出版的《劳农俄国》的列宁寿辰号里头”(乔治·索雷尔,1920:39);《美国共产党党纲》《美国共产党宣言》的英文底本出自美国统一共产党(①美国统一共产党是“美国共产党”统一派和“美国共产主义劳动党”合并而成的(石川祯浩,2006:68)。)的党刊The Communist;《共产国际联盟对美国I.W.W.的恳请》译自美国世界产业工人同盟的刊物The One Big Union Monthly;翻译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时,选取的是出自美国社会主义期刊The Class Struggle的英文底本;《圣彼得堡之选举》《加入第三国际的条件》两文直接标注来源为美国出版的综合性期刊The Nation;两篇《红宝石》在文中也直接标注为“美国劳动共产党印行”。

虽然《共产党》月刊译文中宣传介绍俄国共产党(①列宁所领导的共产党名为布尔什维克党,1918年后改为“俄国共产党(布)”,1952年后改为“苏联共产党”。因此,严格来说,列宁当时所领导的共产党应写作“俄国共产党(布)”。苏联解体后,在俄罗斯联邦成立的共产党才是“俄国共产党”。但由于《共产党》月刊当时翻译的著作中都将列宁所领导的共产党称为“俄国共产党”,故本文遵照当时的翻译。)和列宁思想的文章占很大篇幅,但如前所述,这些文章多是从英语刊文中转译而来的。目前,从译者所精通的外语和原文的出处来判断,可以确认源自俄国的文章只有《俄国共产党历史》《列宁的历史》和《俄罗斯的儿童问题》3篇,译者均为杨明斋,他当时是以维金斯基为代表的共产国际工作组的成员,担任中俄通信社的社长,负责俄汉翻译(韦明,2018:20)。

二、《共产党》月刊译者群体的译介内容

“译者群体行为研究,旨在寻求作为一个群体的译者其总的行为特征。”(周领顺等,2014:101)创刊伊始,《共产党》月刊译者群体行为总的特征就体现在其译介内容上。《共产党》月刊创刊的目的就是要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好思想理论准备。为此,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介绍世界共产党的各种活动消息就成为该刊译者群体共同的行为内容。具体来看,37篇译文主要包括以下3个方面的译介内容。

1.译介马克思主义及建党思想

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在《共产党》月刊创刊时,马克思主义的许多经典著作还未被译介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还不够广泛,很多工人和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的理解还不够深入,甚至有曲解的地方。正如P. 生所译的《国家与革命》中指出的,“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缺失了抹去了曲解了”(列宁,1921:30)。为传播马克思主义,让人们了解共产党,《共产党》月刊翻译了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知识的文章,为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作了理论准备。

《共产党》月刊译介马克思主义及建党思想的译文主要包括:第1号的《俄国共产政府成立三周年纪念》《共产党同他的组织》《共产党未来的责任》;第2号的《共产主义是什么意思》《美国共产党党纲》《美国共产党宣言》;第3号的《自治运动与社会革命》《共产党的出发点》《赤军及其精神》;第4号的《国家与革命》;第5号的《劳农制度研究》。

首先,这些译文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阶级斗争、社会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方面的理论论述。如第1号刊登的《俄国共产政府成立三周年纪念》指出,“共产党(多数派)主义乃是集产主义和无产阶级底(的)专政底(的)结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多数派)主义不是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马克思主义,不待说就是共产主义;不错!不错!共产党(多数派)现在是行无产阶级底(的)民主主义,无产阶级底(的)专制的”(无懈,1920:7)。第4号的《国家与革命》对国家和阶级的概念进行了澄清,“国家是阶级受治的机关,是一阶级压制他阶级的机关”(列宁,1921:32),“是阶级冲突不可调和时的产物与表征。国家兴起于何时何地及推广至于何度,全视某社会内阶级冲突之不可调和是在何时何地及扩大至于何度”(列宁,1921:31)。而在第3号中,《自治运动与社会革命》更是直接告诉人们:“这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刻举行无产阶级的革命!”(P. 生,1921:10

了解和借鉴他国共产党的经验是思想建党的第一步,为此,《共产党》月刊刊登了大量介绍共产党相关知识的译文。通过对俄、美共产党的历史、组织以及建党原则的阐述,这些译文探讨了共产党的纲领、组织形式、组织原则等一系列问题,为正在创建中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理论指导。如《共产党》月刊第2号P. 生(1920b)翻译的《美国共产党党纲》介绍了美国共产党关于党员的入党资格、党组织管理、活动经费筹措以及有关会期等方面的内容;第1号中震寰翻译的《共产党未来的责任》一文认为,“我们现在的要义,在于明白党纲。我们已经讨论过了。没有一个人反对;不过手段有一点不同罢了。我们可以传播到平民,使他们共表同情。共产党在店里①(①震寰的译文中曾提及:“并多找一点法子来灌输共产主义与工人。不管是在店中还是在店外,都要详细解释给他们听。鼓吹各工厂组成伙友委员会,发展工人的利益”(McManus,1920:47)。据上下文来看,“店中”和“店里”应是指工厂里。)应该设法得选为代表,然后讲明共产主义的真价值”(McManus,1920:47),这指明了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和奋斗方向。李穆(1920:16)在《共产党同他的组织》中不仅认为“加增共产党势力一事,是非常重要”,还详细介绍了共产党支部组织大纲:“现在我将共产党支部组成大纲,录呈于下,共产党支部,联合各苏维埃劳工和农民代表组织成立”。

对于当时正在筹建中的中国共产党而言,这些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共产党知识的译介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也坚定了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鲜明地亮出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这面旗帜。正如李达(1921a:1)在《共产党》月刊第4号《短言》中所说,“共产党底(的)根本主义,是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改造经济制度,换句话说,就是用共产主义的生产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

2.宣传俄国共产党和列宁思想

《共产党》月刊于俄国十月革命3周年纪念日创刊,陈独秀(1920:1)更是在《共产党》月刊第1号卷首《短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革命必须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宣传和介绍俄国共产党,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的著作和思想,从一开始就成为《共产党》月刊办刊的重要内容。

在《共产党》月刊第1号中,不仅有介绍俄国共产党的译文《俄国共产政府成立三周年纪念》《俄国共产党历史》《俄罗斯的新问题》、列宁在俄国共产党第九次大会上演说稿的中文版以及介绍列宁著作的《列宁的著作一览表》和描述其生平及政治活动的《列宁的历史》等译文,并且还刊载了法国马克思主义者乔治·索雷尔(1920:39)“为列宁辩护”的文章《为列宁》。

随后3期的《共产党》月刊中都先后刊发了多篇译介俄国共产党和列宁建党思想的译文,如第2号《俄国劳动革命史略》、第3号《中国与俄国》《圣彼得堡之选举》《关于新俄教育的一夕(席)话》《俄罗斯的儿童问题》、第4号《劳农俄国的教育》《俄国青年之运动》《劳农俄国的劳动妇女》。这些译文不仅有对俄国十月革命、俄国共产党历史、俄国政治经济制度等方面的详细介绍,还涉及俄国的历史进程、妇女运动、青年运动、教育问题和儿童问题等众多领域。例如,第2号刊载的《俄国劳动革命史略》就详细介绍了俄国共产党的历史以及俄国政府的情况,高度赞扬了俄国共产党人1917年发动十月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英勇事迹:“于是俄罗斯农人的花,工人的叶,充满生机的少年,经过百炼的壮士都擦拳磨(摩)掌,卷入革命漩涡,诺曼诺帝室于是乎推倒”(佚名,1920:28)。

为宣传列宁思想,《共产党》月刊第1号刊登了震寰译介的《列宁的著作一览表》。他在“篇首附言”中道出了自己翻译列宁著作表的原因和目的:“我们在下头列表的列宁著作一表,极不完全。因为几年来这里和俄国断绝交通,俄国各著作家的书籍不能够自由入口。美国的图书馆也极少有俄国社会学者和经济学者的著作。所以我们迫得预备这一表只是我们现在所有的。……虽然这表不是完全,已经对于经济上,文学上,科学上的范围,非常广阔。这种书籍都是对于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发表实施的政策。”(震寰,1920b:41

《共产党》月刊刊发的介绍列宁思想的文章主要有震寰译的《为列宁》、P.生译的《国家与革命》、汗译的《太平洋会议及我们应取的态度》、朗生译的《资本主义世界和共产党的世界联盟》等文,阐述了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以及对阶级和民族殖民地等问题的看法。如在《太平洋会议及我们应取的态度》一文中,译者采用译述的方式,介绍了太平洋会议的背景和当时的国际形势,分析该会议的实质就是日美英三国分赃中国的会议(汗,1921:2),较好地宣传了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革命思想(房现玉,2016:49)。

3.介绍世界各国共产党的活动情况

马克思主义和列宁思想的译介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而介绍世界各国共产党组织及其活动情况则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开展组织活动提供了直观的成功范例。

一方面,《共产党》月刊刊发专门的文章对世界共产党的活动情况进行了介绍,如第1号中的《俄国共产党的历史》《英国共产党成立》、第2号中的《美国共产党党纲》等,使国内读者能够系统地了解俄英美等国家共产党的组织活动和建设情况。据马宁(2017)统计,在《共产党》月刊的47篇正文中,有30多篇是专门介绍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文章。这些文章为读者提供了关于共产党建党的路径、建党的目的和建党后开展工作的方法等方面的指导,指引着他们实践的方向。

另一方面,《共产党》月刊从创刊号开始,除第5号外的其他各期都设有“世界消息”栏目,专门介绍世界各国共产党成立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情况。该专栏文章编译报道了俄国、捷克斯共和国(①成立于1918年10月28日,即后来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法国、意大利、波兰、日本、英国、德国、奥国(②此处的“奥国”和下面的“奥大利”均指奥地利。)、土耳其、希腊等多个国家共产党建立或正在建立的消息及其斗争状况。纵观前3期,报道的消息在数量上逐步增加,从第1号的5篇和第2号的19篇,到第3号达到32篇之多。不仅如此,该专栏在报道形式上也做到了详略分明,对重要国家的共产党消息进行了更为详细的报道。例如第2号“世界消息”栏目首先对世界近东无产阶级大会、法国社会党的急进活动、奥大利共产党之活动以及意大利劳工运动进行了详细报道,之后再对日本社会党、丹麦社会党、德国工人情况、赤色土耳其分区大会、全俄共产党改组等活动或事件进行简要报道,其中最短的消息甚至只有一句话,仅点明了时间、地点和事件内容。

此外,除了综述各国共产党的活动情况外,在报道世界消息时,《共产党》月刊主编李达有时还会加上自己的评论或按语,以达到引领国内读者的目的。如《共产党》月刊第1号“世界消息”栏目报道美国社会党大会举办的情况后,李达(1920:49)指出,“希尔克特所提出不加入国际共产党的议案居然通过了。多数派的冥顽,实为可恶,美国社会党的前途,没有多大的希望啦!”他在随后介绍葡萄牙共产党的发展情况后也评论道:“葡萄牙是个农业国,小地主最多,工业不甚发达,和中国的情形差不多一样,而葡萄牙共产党那样发达,我们中国的共产党却还在萌芽时代,这真是可耻的事情呀!”(李达,1920:49

三、《共产党》月刊译者群体译介特征

“在翻译活动过程中,译者不仅依据原文对译文进行翻译内的处理,体现其语言性的一面;同时兼顾读者与社会的需求,对译文进行翻译外的处理,体现其作为社会人的一面。”(周领顺,2013:73)通过对译者行为的结果——译文——的考察,就可以发现译者行为的主体性特征。同样,“译者作为一个群体,总会有这样那样的共性特征”(周领顺、陈慧,2016:90)。译文在《共产党》月刊中占有绝大比重,是《共产党》月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载体。通过对《共产党》月刊刊载的译文进行细读和分析,可以发现《共产党》月刊译者群体在翻译目的、语言表达和翻译策略上具有共同的译介特征。

1.鲜明的目的性

《共产党》月刊是国内第一本高举共产党旗帜,宣传马克思主义,阐明其政治主张的理论刊物。陈独秀和李达创办该刊,“完全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建党理论,筹建一个全国性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需要”(张秀英,1992:1)。可以说,《共产党》月刊从创刊之初就拥有十分明确的办刊定位,政治目的鲜明,即要“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陈独秀,1920:1),完成“我们共产党在中国”的“使命”(李达,1921b:1)。

目的决定手段。《共产党》月刊走“以俄为师”之路,这一政治目的和使命决定了其主编李达在选用译稿时,会优先选择有关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共产党等内容的译文。在十月革命之前,受地缘因素影响,日本是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主渠道,一批有留日经历的社会主义学者通过译介日文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日本学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书籍,向国内输入了各种社会主义思想,可以说日本渠道是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途径。但随着日本社会主义先驱幸德秋水等人被日本政府处死,日本社会主义思潮逐渐衰弱,“日本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不仅不能从根本上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更不能满足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于改造中国社会的诉求”(饶晓燕,2018:41)。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俄国成为中国获取马克思主义和列宁思想最重要的渠道,中国开始转而学习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经验。在《共产党》月刊刊载的47篇正文中,译介俄国共产党和列宁思想的文献就有22篇,源自日本的文献则仅有李汉俊译自山川均原著的《劳农制度研究》。

除了翻译选材的内容外,《共产党》月刊译文鲜明的目的性同样还表现在翻译文本语言的选择上。“跟着俄国的共产党”(陈独秀,1920),学习俄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和建党活动经验,最直接的途径自然就是译介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原著。但是由于地域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在当时获取俄国原著的困难极大,如戴季陶(1919:4)所说,“俄国的现状复杂异常,要想得一点可以作参考的材料,已经不容易得很。而且关于布尔什维克方面的记事,尤其难得。这是我们研究俄国现状上的最大困难”。震寰(1920b:41)在译介《列宁的著作一览表》时也说:“因为几年来这里和俄国断绝交通,俄国著作家的书籍不能够自由入口”。除了获取俄国原著难度较大外,当时精通俄语的译者数量也不多。在《共产党》月刊刊登的各类译文中,仅有杨明斋所译的《俄国共产党历史》《列宁的历史》和《俄罗斯的儿童问题》是从俄语翻译过来的,但这是因为杨明斋当时担任中俄通信社社长和共产国际工作组维金斯基的俄文翻译,可以获得俄国和共产国际的材料。为实现办刊的政治目的,译者和编者只能选用其他语言发表的有关俄国共产党的文献,其中英语文章占绝大多数。如前文所述,《共产党》月刊译文的底文大多是从美国刊物上获取的,选文最多的就是美国出版的Soviet Russia杂志。石川祯浩(2006:45-48)分析了为何1920年下半年传入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文献多来自英语文献而非日语和俄语文献,他指出,除了上述的地理隔绝、政治因素和俄语人才缺乏外,流亡欧美的俄国革命家较多,俄国革命消息能够得以迅速传播,而日本社会主义者对俄国革命的理解相对滞后,也是造成此种情况的重要原因。

特别是当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金斯基到达上海之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从他手中获得了Soviet RussiaThe Communist等英语版的布尔什维克文献。这同样还能部分地解释为什么《共产党》月刊从第3号后译文数量明显减少。在《共产党》月刊前两期发表译文最多的是袁振英和茅盾,两位都是精通英语的译者和编者。然而,茅盾从1920年底开始忙于《小说月报》的主编工作;袁振英则随陈独秀离开上海到了广州,担任陈独秀和吴廷康的粤语翻译,自然没有什么机会获得上海这边维金斯基手中的英语文献,这与《共产党》月刊第2号刊发的时间基本吻合,自该期之后,《共产党》月刊就再没有刊发过袁振英的译文。

2.语言的通俗性

《共产党》月刊译文在内容上属于政治思想领域,传播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念、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列宁的建党思想、民族殖民地等学说。思想翻译在本质上就是思想传播,异质的思想通过翻译进入到目的语的语境中,并在目的语中重构其思想体系。在通过译文传播思想的过程中,从一开始必然就要考虑到传播的效力问题,这样才能实现思想传播的目的。

方红(2016:21-22)认为,从传播学研究模式来看,思想传播过程与翻译过程的研究具有一致性,在传播过程研究的5W模式(who says,says what,in which channel,to whom and with what effect)中,5个传播要素与翻译研究中的翻译主体、翻译内容、翻译语境、翻译对象和翻译动机等相照应。如果以此来考察《共产党》月刊译文的传播效力,当译者、翻译的内容、翻译的选材和翻译目的都明确时,那么影响翻译传播效力最直接的因素就是翻译文本所表现出来的语言性,即可读性问题。“翻译首先面对的就是语言形式上的选择与转换,其语言性奠定了思想传播的物质基础;同时翻译是发生在社会语境中的一种交际过程,其社会性决定了传播中信息的阐释和建构方式。”(方红,2016:21

因此,《共产党》月刊在以刊载译介马克思主义的文献来实现输入马克思主义和列宁思想的时候,编者和译者都必须要审视译文语言的可接受性。一般而言,作为一份宣传政治思想的刊物,其所刊载的文章中必然有许多拗口难懂的抽象词语和政治术语,再加上翻译国外文献时必然会遇到大量外国人名、地名,这些都给译文增添了阅读难度,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就会影响文献的传播效力。而通读《共产党》月刊全部6期共24万字的文献,不仅那些撰稿人自己所作的阐述国内阶级形式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具有通俗易懂的特点,就连那些占刊物主体的译文在语言上也同样十分自然流畅,丝毫没有拗口之感。

细读这些译文,不难发现它们都使用了白话文,且文句间多用关联词等衔接手段,这可以帮助读者理解文意,弄懂思想上内在的逻辑关系。如例(1)中的这处译文读来直白易懂,虽然语句中夹杂有“资本主义”“民主主义”“劳农会”“蒲鲁东”“赤军”等专有术语,但前后句意表达清晰,句式也是长短相间,且用“这种”等代词指代前文,用“并且”“而”“也”等关联词语清楚地阐明了上下文语义之间的递进和转折等关系。再加上偶尔一两处传统的文言句式(如“列国胜固不足喜,赤军败也不足忧”),使得译文不仅朗朗上口,通俗明畅,更兼有雅言之感,读后令人信服。

例(1)

我这里很喜欢把列宁来讲讲。资本主义的民主主义鼓吹凶狠的战争来攻击劳农会的共和国,真是奇耻大辱;蒲鲁东最反对的战争就是这一类。这种不义的战争列国胜固不足喜,赤军败也不足忧。并且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底(的)丰功伟业在历史上已是空前的大事,而这种新制度对于维护俄国农工的功业,也有许多牺牲的代价了。

另外,从《共产党》月刊译文的目标读者来分析,作为一份对内秘密发行的政治刊物,《共产党》月刊所刊译文的受众是国内工人阶级和先进知识分子。当时中国国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不仅是工人,甚至那些初步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刚开始接触和阅读内容广博深奥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时,都必然觉得难度很大。考虑到思想传播的效力,《共产党》月刊的编辑和译者群除了使用白话文译写之外,还在文献中大量使用了广大工农熟悉的口语化的词语和句子。例如下面例(2)中的“张天师”,老百姓都很熟悉,以此代指劳农政府镇压那些“小官僚,小政客”“这一群妖孽”,其言明晰晓畅,其意通俗易懂。这样口语化的表达在《共产党》月刊译文中可以说是随处可见。又如例(3)中的这句口号,众所周知它是《共产党》月刊中最为著名的口号,译者用国民熟悉的宣传口号句式来表达对共产党的支持,其鼓动性之强,宣传效果之佳,可谓不言而喻。再如例(4)这句译文中,不仅多次使用“啊”“呵”“的”等语气词,以加强劝说鼓动的效力,而且反复使用人称代词“你们”“他们”,拉近与读者在思想上的距离,从而达到思想宣传的目的。

例(2)

所以这个时候,也要应用劳农政府底(的)方法,来作一个“张天师”,来镇压这一群妖孽。

例(3)

我于此不禁大呼道:“共产党(多数派)万岁!社会主义万岁!”

例(4)

合众国的劳工啊,资本家压制你们,掠夺你们,你们想反抗呵,他们就用政府的权力来攻击你们,甚至于还用武装的强力来攻击你们,这是他们用过来对付钢铁工人和矿工的。

3.译法的多样性

黄忠廉(2000:5)提出了“变译”理论,将传统翻译操作层面上的“变通”和“补偿”手段上升到理论高度,指出“变译(翻译变体)是译者根据读者的特殊需要采用扩充、取舍、浓缩、阐释、补充、合并、改造等变通手段摄取原作中心内容或部分内容的翻译活动”,以“变”为手段,以“通”为目的,实现文本内容和意义的转换。显然,变译是多样化的翻译实践活动之一,与严格意义上的“全译”一样,在本质上都是翻译实践,属于语言间的转换活动,在形式上通过“增、减、编、述、缩、并、改”等7种变通方法呈现出多样的译文样态(黄忠廉,2002:93)。

在文本类型上,《共产党》月刊全6期的译文除了“世界消息”是由编辑从外文报刊等编译而来之外,37篇“正文”部分的译文也表现出“变译”理论中所提到的“全译”和“译述”等主要翻译变体。根据译者群体在翻译中所应用的具体的翻译方法,可以将《共产党》月刊译文分为如下4类:

(1)全译

所谓全译就是译者将源语的文化信息完整地转换为译入语的实践活动。当然,由于语言文化间的巨大差异,绝对的全译往往是理想化的,在实际翻译活动中,译者对某些细微变化往往难以面面俱到,特别是在翻译的内容与形式不可兼得时,译者迫不得已只能舍形保意,以求完整译出原文的意义。例(5)选自《共产党未来的责任》,译者震寰在开篇以译者附志的形式交代了原文的出处和译文的主要内容,虽然增加了部分信息,但读者因此可以找到原文比照,所译部分为原文全译。再如P.生译的《美国共产党宣言》,从译文的内容和格式的完整性来判断,应当也属于比较完整的全面转换。当然,译文对原文内容是否有过增删或更改,还需要比照原文才能判断。

例(5)

英国自从八月一日成立了共产党,八月三日便出了一个共产党The Communist周刊,是国际共产党的言论机关。这篇是第一期头一篇文章。译者附志。

(2)摘译

摘译是译者根据翻译的实际情况,摘选原作中的重要内容并翻译为译入语,对那些非主要或非重点的文字进行删减或不予翻译,有时还需要在翻译后对所译文字进行调整、润色等,这样的译作在篇幅和内容上就会大大少于原作。《共产党》月刊第1号刊载的《共产党的第九次大会》中,震寰在附言部分(见例<6>)就说明了该文是他从原文中摘选出来的“大旨”,相比原文,其篇幅和内容无疑减少了许多。

例(6)

这篇文章登在《巴黎人道报》的,是描述杜罗斯基在共产党最后一次大会所演绎的大旨如下。

此外,茅盾(1984:149)在回忆自己用P. 生的译名翻译《共产党》月刊第4号中的《国家与革命》一文时曾说过:“我翻译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第一章,这是从英译的《国家与革命》转译的。我只译了第一章,便感到,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没有读过多少的我,当时要翻译并译好《国家与革命》,是很困难的。于是也就知难而退,没有继续翻译下去。”不过,石川祯浩(2006:48)指出,茅盾的这种说法事实上是有些谦虚了,因为他当时参考的英文刊物The Class Struggle原本就只有这第一章。这就算不得是减少原文的摘译了,最多是对列宁原著《国家与革命》的一种节译。

(3)译述

从字面意义来看,译述应当包含两部分内容,需有译有述。述即评述之意,是译者阐发的自己对原作内容的看法。这样的译述包含了黄忠廉所提到的变译手段的“述”这一方法,既有对所译内容发表的批语或议论,又有用译语将原文内容写下或说出的综述。

《共产党》月刊第1号中的《俄国共产党政府成立三周年纪念》一文即为译述。译者无懈先用自己的话语将新生的俄国共产党的产生、特质、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等情况译出来,随后加上个人的分析,比较中国与俄国的国情,提出俄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也可适用于中国的观点。最后在文章的结尾,他直接评说道:

我这篇文章也写得太长了;读者也会要生厌心了。现在再说几句,作我这篇底(的)结局。劳农政府以来,对内对外战争不绝,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他们底(的)大工厂,都停止了生产,拿来造兵器,这也是大家知道的。他们受了联合国(①此处的“联合国”指1920年1月10日成立的国际联盟。)底(的)封锁,受了粮食缺乏的恐慌,这也是无人不知道的。所以他们没有用全力来建设,来宣传,也是当然的结果。现在却不然了!俄波战争已停止,有和议的希望了。国内的反动革命已渐次灭绝了。联合国也有和他们通商的希望了。他们此后就能用全力在内建设,对外宣传了。所以他们终极的目的,也要渐渐地完全实现;他们底(的)主义,也要渐渐地普遍蔓延了。我于此不禁大呼道:共产党(多数派)万岁!社会主义万岁!

(4)编译

“编即编辑,指将原作内容条理化、有序化,使之更完美更精致的行为。它包括:编选(从原作中选取一部分加以整理)、编排(按一定的顺序将原作内容重新排列先后)、编写(将原作提供的材料加以整理,写成译语文字)等。”(黄忠廉,2002:95)《共产党》月刊“世界消息”栏目中的译文就当属于编译之列。只有第3号和第4号《共产党》月刊所刊载的“世界消息”署名为“江春”(即李达),但他是1921年前后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举办的外国语学校才开始学习俄语的,是否能够做到精通俄语,尚无法考证。不过,当时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的俄语翻译杨明斋也随同在上海,由此基本可以判断这些世界消息并不是出自李达一人之手。韦明(2018:21)认为,第3号“世界消息”中存有“莫思科”“莫斯科”两种译法,“可以认为这是两人所编译”。

结语:《共产党》月刊译者群体行为研究的学术价值

周长银教授在“全国首届‘译者行为研究'高层论坛”开幕式致辞中指出:“开展以人为本的译者行为研究,是新时期译学界对于翻译活动复杂性充分考量的结果,突破了传统上一维的静态的文本研究范式,能较好地将翻译批评的全面性、客观性和科学性等三大目标落到实处。”(周领顺,2019:3)《共产党》月刊所刊载的译介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共产党活动等内容的译文,不仅译者群体人数众多,译文来源多样,形式丰富,表现出鲜明的政治目的性,而且其语言通俗晓畅,译法多样,让我们领略到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译介先进思想文化过程中展现出来的语言魅力。

翻译研究自“文化转向”后,其研究视野得到极大扩展,政治话语、社会心理、文化霸权等研究视角纷纷进入翻译研究领域。随着中国在国际上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增强,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共产党、研究中国共产党。《共产党》月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理论刊物,我们对它的研究不应当仅仅局限在国内的共产党党史研究和党建研究的范围之内,由于它具有丰富的翻译资源,应该有更多的翻译研究学者关注《共产党》月刊的翻译现象,历史地、辩证地考察《共产党》月刊译者群体及其译介行为,客观阐释《共产党》月刊对马克思主义早期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的重要意义,展现早期先进知识分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心路历程。研究《共产党》月刊译文及其所体现的译者群体行为特征,不仅可以加深我们对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的认识,更加坚定我们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而且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刻认识和理解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历史的必然选择。系统考察《共产党》月刊译者群体的译介活动和翻译观,可以深化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思想价值和时代特征的认识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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