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1, 43(1): 37-49 doi: 10.12002/j.bisu.318

外语教育与人才培养

新时代涉外法律人才培养路径探究

王新博,1, 董昊衢,2

1.中国石油大学,青岛 266580

2.河北师范大学民族学院语言服务研究所,承德 067000

On the Training Mechanism for Cultivating New-era Legal Talents for Foreign Affairs

Wang Xinbo,1, Dong Haoqu,2

1.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法学院,堪培拉 ACT2600

2.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anberra ACT2600, Australia

责任编辑: 刘继安

收稿日期: 2019-05-29   网络出版日期: 2021-02-28

基金资助: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外语研究专项“山东省高校以‘学术英语’为导向的大学英语课程体系建设调研”(13CWJJ11)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本科教学改革项目“新文科视域下法律英语专业建设与涉外法律人才培养研究”(ZY-202038)

Received: 2019-05-29   Online: 2021-02-28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王新博,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266580,研究方向:应用翻译、法律英语教学。电子邮箱:1990009@upc.edu.cn

董昊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法学院,涉外律师,研究方向:法律英语、法律翻译。电子邮箱:jeffreydhq@hotmail.com

摘要

涉外法律服务任务的性质决定了涉外法律人才是“双科二位一体”型人才,即“精外语(主要是英语)、通专业”的复合交叉(交融)型人才,娴熟的法律和英语应用能力是其基础内核特征。本文认为,高校涉外法律人才培养在本科阶段应以“法律英语”为切入点,从夯实根基入手。针对通法型、涉法型、护法型等不同规格的涉外法律人才,应以法律英语教学为核心,实行专业错位培养、“双学位”合力培养、微专业培养等多种人才培养路径,探索构建多层次涉外法律人才培养机制。

关键词: 涉外法律服务; 法律英语; 人才规格; 培养路径

Abstract

The defining characteristics of legal services in foreign affairs determine the compound and hybrid nature of legal talents for foreign affairs; that is, being proficient in legal English terminology and having expertise in legal English proficiency are the underlying core qualities. We maintain that undergraduate college education should adopt legal English as the entry-level target, and should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 of legal talents for foreign affairs. Therefore, it is imperative to develop multiple training paths targeted at legal talents of different types accommodated to such needs in legal-talent training as “expertise-oriented”, “language-oriented”, and “mass-oriented”. These training paths may include “mismatched training”, “dual-degree training”, “micro-credential training”, and so on, with the teaching of legal English as the focus.

Keywords: legal service for foreign affairs; legal English; talent specification; training pa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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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本文

王新博, 董昊衢. 新时代涉外法律人才培养路径探究.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1, 43(1): 37-49. DOI:10.12002/j.bisu.318

Wang Xinbo, Dong Haoqu. On the Training Mechanism for Cultivating New-era Legal Talents for Foreign Affairs. Journal of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2021, 43(1): 37-49. DOI:10.12002/j.bisu.318

引言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新形势下涉外法律工作作出了重要部署。2014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人民日报》撰文,提出需加强涉外法律工作。2017年1月,司法部等四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进一步明确要加强涉外法律服务队伍建设,推进涉外法律服务业发展。2019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要求加强涉外法治专业人才培养,积极发展涉外法律服务,强化企业合规意识,保障和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上述《决定》、文章、《意见》和讲话都凸显了新时代涉外法律人才培养的紧迫性、重要性和现实性。新时代呼唤“精通英语、明晰法律的‘精英明法’高端复合型人才”(张法连,2018a:45)。高质量法律英语人才的培养离不开高质量的本科阶段法律英语教学。因此,高校本科教育应聚焦国家涉外法律人才培养需求,做好涉外法律人才培养的基础性工作;针对不同学生主体,设计多元人才培养路径,筑牢根基,源源不断地为国家输送“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善于处理涉外法律事务、能够参与国际合作与国际竞争的高端复合型法律英语人才”(张法连,2018a:45)。

本文以涉外法律服务的主要任务为依据,剖析涉外法律人才的内涵特征,指出涉外法律人才的规格特征和简明分类,提出高校本科涉外法律人才培养应把法律英语作为切入点,针对不同人才培养规格,设计多元人才培养路径,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培养高素质涉外法治人才提供可行性解决方案。

一、新时代涉外法律人才的内涵特征

根据《意见》,涉外法律服务主要有四项任务:为“一带一路”倡议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提供法律服务;为中国企业和公民“走出去”提供法律服务;为我国外交工作大局提供法律服务;为打击跨国犯罪和追逃追赃工作提供法律服务。这4项任务凸显“涉外法律工作在国家法治建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分量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是“顺利推进对外开放事业的重要保障”(汪洋,2014)。国家涉外法律服务需求决定了高校要培养什么样的涉外法律人才,决定了涉外法律人才的基本内涵和本质特征。

1. 涉外法律人才要“精外语”(主要是英语)

4项任务均体现“涉外”表征,涉及用外语作为工作语言处理涉外法律业务,如果没有娴熟的外语应用能力,皆难以胜任。娴熟的外语应用能力包含两层含义:①外语应用能力中的外语,主要是英语,因为“英语法律语言在国际经济贸易和法律事务中具有国际通用语地位”“英语又是WTO规定的三种官方语言之一”(张法连,2018b:32)。英语是开展涉外法律业务的桥梁和纽带,具备娴熟的英语应用能力是进行涉外法律人才培养的第一环,是要扣好的“第一粒扣子”。②法律英语不完全等同于普通英语,是“以普通英语为基础,在立法、司法及其他与法律相关的活动中形成和使用的具有法律专业特点的语言,是表述法律科学概念以及从事诉讼或非诉讼法律事务时所使用的英语”(张法连,2019a:5)。因此,这“第一粒扣子”是法律英语而非普通英语,即主要学习英美法系,尤其是美国法律使用的英语。法律英语已经渗透到涉外法务的各个领域,成为“商务合作、科技研发、金融服务、国际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等实践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工具”(李凤霞等,2015:135)。综上所述,精通外语就是精通法律英语,即娴熟的法律英语应用能力。

2. 涉外法律人才要“通专业”

4项任务均针对涉外法律业务,致力于处理国际法律事务,如果没有过硬的涉外法律专业素养将难以胜任。“通专业”首先意味着具备扎实、系统的英美法律知识体系。英美法律知识体系构建应从学习美国法律开始,主要是因为“全球化在法律方面的表现是法律全球化,而法律全球化又具体表现为全球法律美国化”(何美欢,2011:94),熟悉国外法主要就是熟悉英美法。“美国法律全球化意味着我国必须拥有一支有能力在最尖端层面上熟练运用英美法律的精英法律队伍”(张法连,2018a:45)。要做到“通专业”,必须扎实、系统地从学习以美国法为主的法律英语课程做起,然后再拓展到国际法和其他国别法。夯实根基才能循序渐进、水到渠成。

“通专业”还意味着具备较强的涉外法律事务操作技能。涉外法律服务必然要求学以致用,具备“真刀真枪”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是涉外法律人才培养的关键。只有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地在高校人才培养过程中开设实务性涉外法律英语课程,才能逐步培养涉外法律服务意识和实践能力。通过学习实务性课程如“涉外法务谈判、涉外律师实务、审判实务与庭辩技巧、涉外诉辩文书应用”和到“涉外企业进行法务实践和专业实习”(张法连,2018a:46)等实践活动实现“通专业”的目标。

3. 涉外法律人才要“讲德性”

4项任务目标均明确为中国法治服务,表明涉外法律人才必须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和政治素养,要“讲德性”。这既是涉外工作本身的需要,也是弘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基本精神的要求(汪洋,2014)。涉外法律人才要对中国国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有深刻的认知、深度的认同,并具有充分的解释能力(黄进,2016:46),要对国家、民族和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做到政治要强、情怀要深、自律要严、人格要正(新华社,2019)。只有“讲德性”,才能在涉外法律服务中自觉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有效应对维护国家安全稳定新挑战,增强我国在国际法律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维护我国公民、法人在海外及外国公民、法人在我国的正当权益(见《意见》);才能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坚定信仰,自觉抵御各种诱惑,经受住各种考验,关键时刻能靠得住、信得过、能放心。总之,中国涉外法律服务应为中国核心利益、国家经济安全和国家利益提供服务(冷帅等,2017b:67)。

综上所述,涉外法律人才应具备的核心内涵特征如图1所示。

图1

图1   涉外法律人才的核心内涵特征


二、新时代涉外法律人才规格分析

人才培养要以人才规格界定为前提,因为“人才培养规格是人才产出的质量规定和式样,它是目标层面的规范,是必须率先明确的逻辑前提”(张健,2018:33)。只有先弄清培养什么人,才能确定如何培养人的路径。

《决定》明确指出了涉外法律服务的目标和使命。汪洋(2014)就全面贯彻《决定》精神和提高涉外法律工作水平提出了7项具体任务:完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大力规范涉外行政执法;提高涉外司法工作水平;提高政策法规透明度;强化涉外法律服务;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加强涉外法律事务国际合作。2019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指出要加快推进我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加强涉外法治专业人才培养,积极发展涉外法律服务,更加明确了涉外法律人才的外延,丰富了涉外法律人才的内涵。这些都为“培养何种规格的涉外法律人才”提供了重要依据和参照。

依据服务类型,涉外法律人才可分为多种类型,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3种。

1. 从事涉外法律业务的“通法”人才

从事涉外法律事务的公职律师、公司律师是通法型人才的典型代表。通法型人才必须具备娴熟的法律英语交际能力,能够在国际经济合作、国际贸易、跨境投资、金融与资本市场、能源与基础设施、海商海事、跨国犯罪与追逃追赃、知识产权及信息安全、民商事诉讼与仲裁等涉外法域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根据冷帅等(2017a:75)的调研,我国涉外律师目前的法律服务范围较广,其中,涉外商事诉讼和国际并购两项业务占比较高(见图2)。

图2

图2   中国涉外律师的法律服务范围(冷帅等,2017a:75)


通法型人才属于高规格“精英精法”人才,是目前国家急需的高端涉外法律人才,更是“中国国际法律服务的提供者、国际规则制定的参与者、国际纠纷的裁决者、全球公共事务管理的决策者、我国国际法的智库和国际法律理论变革的引领者”(冷帅等,2017b:67)。

2. 从事语言服务业的“涉法”人才

涉法指依附于涉外法律行业。法律英语翻译的从业人员就是涉法型人才的典型代表。涉法型人才必须具备娴熟的法律英语交际能力,同时能够胜任涉外法律翻译、谈判、管理等工作。

周玲玲、太婉鸣(2018:32)对京津冀地区法律英语翻译服务需求的调查分析,法律翻译人才主要服务“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如跨国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等)、金融机构(如银行、基金公司等)、国家部委(如商务部、外交部等)、国际组织、司法鉴定机构、从事海外业务的律师事务所、翻译公司以及法律英语翻译自由职业者”;同时,调查分析还发现京津冀地区法律英语翻译业务主要靠外包解决,这凸显了涉外法律翻译人才的短缺。涉法型人才属于“精英明法”人才,是目前国家急需的中高端涉外法律人才。

3. 从事企业法务工作的“护法”人才

护法指保障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可以做到依法依规、合规管理,能提供法律风险防范咨询服务、进行风险预警与管控等。

护法型人才必须具备娴熟的法律英语交际能力,并且通晓国际规则,熟悉涉外法律知识和法律文化,直接参与企业经营管理,是企业的“护法卫士”。以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华为公司”)成立的法务部为例,在“华为公司的管理流程设置上,法务部的控制点几乎融入所有的业务流程,离开了法务部,业务就无法展开”(阿律,2019:33)。而且,华为公司法务部有一票否决权,通过“打造钢铁般的合规体系”,保障华为公司每项业务依法依规开展,从源头上防范风险,尤其防范“巨额赔偿恶性事件”(阿律,2019:35)。实践证明,企业法务部门是华为等涉外公司的“护法卫士”,为企业合规管理、防范风险保驾护航。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被美国制裁事件暴露出中国企业在管控合规风险方面存在能力滞后、企业合规管理体系缺失等问题。不仅是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一家,2009年,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和沙特阿拉伯城乡事务部签署建设沙特麦加萨法到穆戈达莎轻轨项目,因企业风险管控能力滞后,净亏损41亿人民币,这同样具有警示意义。“审视当今世界重大事件,从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到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从南海问题到‘一带一路’建设,表面看是商业,甚或是政治问题,其实质还是法律问题。”(张法连,2019b

“很难想象哪一个中国的律师事务所能够帮助企业从头到尾完成一件‘走出去’的事情。企业是‘走出去’的主体,要明确战略、选好策略、遵守规则、防范风险。”(罗汉,2014)实践证明,企业若能有一支自己的涉外法律人才队伍,不仅可以从源头上防范风险,还可以保护企业行稳致远,立于不败之地。毕竟,“防患于未然”才是上策,护法型人才就是选择之一,可以担当此任。护法型人才属于涉外法律人才,能够从源头上满足企业对涉外法律服务的需求。

通法型、涉法型和护法型人才是研究人员依据涉外法律服务的4项主要任务并结合现实观照尝试提出的人才规格需求分野。依据参照的不同,还会有其他不同的人才规格分类(李凤霞等,2015:136)。不管如何分类,涉外法律人才都必须具备同一共性特征——娴熟的法律英语交际能力。这3类人才构成了涉外法律人才的连续体(见图3)。

图3

图3   涉外法律人才规格连续体


三、新时代涉外法律人才培养的路径探究

“培养什么样的人”服务于“如何培养人”,无论何种类型的涉外法律人才,都属于“精英型人才,不能速成”(李凤霞等,2015:136)。因此,涉外法律人才培养需找准切入点,循序渐进,持之以恒,而这个切入点就是“法律英语”。“法律英语是法律从业人员的必修课”(张法连,2018a:45),基础阶段的法律英语是本科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涉外法律人才培养的根基和保障。“在国际型法律人才的培养规划中,本科教育是生源提供者”(韩大元,2011),“高教大计,本科为本;本科不牢,地动山摇”(陈宝生,2018:5),因此,抓好涉外法律人才本科阶段的培养、打牢根基是关键,要依据不同规格、面向不同学生主体设计不同培养路径。

1. 专业错位培养

专业错位培养指相关专业要各寻其位、扬长避短、找准发力点、精准施策、定向发力、交叉培养,达成涉外法律人才培养的目标。

培养复合型法律英语人才,要通过英语专业模块、法律英语模块和跨学科课程模块培养学生的复合型、创新型涉外法律服务工作的能力(张法连,2018a:45)。据此来看,现阶段国内高校法学和英语专业最具备法律英语人才培养的优势条件,两个专业若能依据各自专业优势实现错位培养,可谓捷径。

法学专业学生法律基础知识深厚,但英语水平不高,运用能力也普遍较弱(钱锦宇、薛莹,2017:64)。英语专业的学生英文功底好,但法律底子较薄甚或一窍不通,缺乏用“法言法语”进行专业交际的能力。法学专业可以针对法律英语语言交际能力培养定向发力,用英语教法律,以实现娴熟的语言交际能力为目标,补齐短板。“娴熟的语言交际能力”指高于一般普通英语交流能力,“以英文为工作语言进行法庭辩论和商业谈判的能力、用英文制作法律文书的能力等”(钱锦宇、薛莹,2017:64)。英语专业要把培养扎实的法律英语专业知识和技能作为定向发力点,以法律教英语,使学生能够在英文核心法律术语与中文法律核心术语间建立词词对应关系(屈文生,2017:7)。通过错位培养,英语和法学专业最终都能“殊途同归”,修筑好涉外法律人才的“蓄水池”,源源不断地输送国家急需的通法型、涉法型和护法型人才。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专业错位培养是从各自不同的发力点出发教授“法律英语”,而非简单的“法律+英语”或“英语+法律”。据朱文雁(2018:118)的调查,绝大多数学生(90.53%)认为法律英语教师应该既精通英语又要熟知专业知识,从学生主体反观印证了法律英语是法律和英语二位一体的有机交叉融合,不可割裂。法律英语是法律科学与英语语言学有机结合形成的一门实践性很强的新型交叉学科(张法连,2014:1)。

同时,专业错位培养有助于学科建设升级,有助于培育特色专业,实现教师转型发展,促进专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凡将培养目标定为培养法律服务人才或法学研究人才的,宜坚持用英语教法律的教学理念;反之,凡将人才培养目标定为培养法律语言服务人才的,宜秉持借助法律教英语的理念。这样的教学理念的定位与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社会对人才培养的期许应该是一致的(屈文生,2017:7)。

2. “双学位”合力培养

“双学位”指双学士学位,学生在本科阶段除主修本专业课程外,再攻读另一个专业,达到规定学分后同时获得两个学士学位。目前,国内绝大多数高校在毕业要求上通常设定为修满40个左右的学分(含毕业设计)就可以获得另一个专业的学士学位(张晓报、陈慧青,2017:37)。很多高校开设的法律、英语双学位即属此类。

据调查,目前法律、英语双学位还处于探索期,主要问题是英语和法学两个专业课程设置未能真正有机融合,只是两类课程的简单叠加。我国涉外法务人才对法律英语的学习情况不容乐观,其根源在于我国的法律英语教学体系尚不健全(湖南律师网,2017)。另外,目前法律专业英语的目标定位与实际情况偏差较大,原因在于过于强调通晓英语却又无法满足使学生通晓英语的学习条件,包括课时、教材和师资力量(朱文雁,2018:119)。

鉴于“法律英语”融合交叉的特征,法学和英语专业可以合作发力,联合开设不同培养目标的双学位班。通过精心设计培养方案,运用产出导向教育理念(outcome-based education,OBE)精准配置课程资源,精细安排师资,实现交叉融合培养,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法律英语人才培养可行路径。

法学专业开设的“法律英语”双学位班要突出“涉外法律专业服务”培养目标,致力于培养“通法型”人才。山东大学法学院开设的5年制双学位班就是典型案例,“法学主干课程实行双语教学,利用外语原版教材,体现外语特色和知识的前沿性和国际化”(王俊菊,2011:30)。英语专业开设的“法律英语”双学位班要突出“涉外语言服务”的培养目标,致力于培养“涉法型”人才。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外国语学院开设的4年制“法律英语”双学位班,重点培养从事能源领域涉外语言服务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也是一种有益的探索。上述两类“法律英语”双学位班可以形成互补,满足不同学生群体和社会需求。

3. “微专业”培养

“微专业”指微缩版4-6门“法律英语”核心课程群,旨在让学生通过核心课程学习,达到入门或“授之以渔”的程度。“微专业”针对“大众化”普法教育目标而设计,可通过慕课平台或由高校外国语学院及法学院设置“法律英语”微专业课程模块,服务高校国际化人才培养需要,为中国企业和公民“走出去”提供服务。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要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对外开放的要求,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这些规格描述清晰地表明高等教育要培养的国际化人才必须是国际化法治人才。通晓国际规则是正确行使国际话语权的基本保障,遵守国际法律与惯例是对外交流与合作的根本前提(华裕涛,2017:98)。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指出,法治人才培养上不去,法治领域不能人才辈出,全面依法治国就不可能做好。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是涉外法治建设成功的重要保障(杜承铭、柯静嘉,2017:86)。加强高校法律英语课程建设、增强大学生法治意识是培养涉外法律人才的基础性工作,也是落实《决定》提出的“培养造就熟悉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法治人才及后备力量”的保障机制。

伴随着中国企业和公民“走出去”,中国需要一大批能熟练运用外语和法律知识与国外洽谈业务、签订合同的人才(文秋芳,2012:284)。这类人才直接参与企业经营管理和各类涉外业务,能够为企业“走出去”保驾护航。因此,普及“法律英语”,培养一大批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的护法型人才是高校大学英语教育义不容辞的责任和担当。把“法律英语”教学纳入高校通识教育是解决“普法”任务的重要环节。

开设“法律英语”“微专业”课程群,可以以“短平快”的方式解决入门级需求,构筑懂法、守法的法治意识和思维。“微专业”的课程必须是“法律英语”的主干核心基础课程,一般控制在4-6门,以必修方式完成,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构筑“法律英语”的基础知识体系。在设计“微专业”时,可以考虑授予学生“法律英语”荣誉学分证书,激励学生高质量地完成学习任务,同时也为涉外企业用人、选人提供资质。参与“微专业”学习且学业成绩优秀的学生还可以参加法律英语证书(LEC)全国统一考试,获得资质证明,以期毕业后能够入职涉外企业,为企业合规经营管理保驾护航,或者借助法律英语平台继续深造,开启通法型或涉法型人才成长之路。

4. 当前路径实施的瓶颈与对策

黄振中、夏扬(2010)苗青(2014)调研发现,法律英语的窘迫地位和师资力量薄弱是制约当前路径实施的最大瓶颈。

法律英语尚无应有的学科地位,也没有得到有约束力的政策支持,因而游走在法学和英语专业的交叉地带,处于“想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改起来不要”的尴尬境地。在教育部颁发的法学和英语专业教学指导计划中,对法律英语教学未作硬性规定或许是根本原因。一些知名政法类、外语类高校的“学位基础课、学位专业及专业方向课中均无法律英语课程”(苗青,2014:66)。2020年颁布的《大学英语教学指南》也仅针对专门用途英语作了指导性说明,对法律英语教学并无强制性要求。法律英语课程大多以选修课形式出现,处于“敲边鼓”的地位,教学难开展,学习效果难保障。若没有足够的政策保障,上述各路径人才培养模式将无法实施,无法筑牢涉外法律人才培养根基。

法律英语师资匮乏也是业内公认的问题。目前,法律英语师资队伍主要由英语教师和英语基础比较好的法学专业教师构成。前者虽语言基本功扎实,但英美法律知识欠缺;后者虽法学基本功底过硬,但英语语言表达能力有限。加之法律英语学科身份不明,教师自我转型发展积极性不高,没有足够高质量的法律英语师资队伍,因而难以培养高质量的涉外法律人才。

因此,当务之急是确立法律英语的学科地位,提升其在培养计划中的分量和占比。通过调整政策,引领教师转型发展,师资短缺问题自然迎刃而解,课程设置、教学改革、教学评估、科学研究等一系列关联问题都会得到有效化解,涉外法律人才培养的春天就会到来。

结语

贯彻《决定》和《意见》精神,牢记涉外法律服务的4项主要任务,培养“精英明法”涉外法律人才,高校涉外法律人才培养本科阶段要把“法律英语”作为人才培养的切入点,精心设计通法型、涉法型和护法型等各层次人才培养路径,精准施策,筑牢涉外法律人才的蓄水池。关于涉外法律人才培养路径研究,本文只是完成了基础工作的第一步,后续将围绕各层次培养目标开展培养方案、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学模式、实践教学、教学评估等关联研究,以期提供法律英语人才培养的一揽子方案,为培养一大批具有中国情怀、国际视野、深谙国际规则、精通法律英语的专业人才作出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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