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是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诗歌中的重要描写对象,在其逾千首的诗歌中有大量关于植物的精彩描绘。从早期歌颂爱情的诗歌到晚期描绘死亡的诗歌,植物意象在劳伦斯诗歌中随处可见。在劳伦斯创作的十部诗集中,有三部以植物命名：《鸟兽花》（Birds,Beasts and Flowers,1923）、《三色堇》（Pansies,1929）、《荨麻》（Nettles,1930）。评论家莫莉·马胡德因此将劳伦斯称为“植物王国的桂冠诗人”（Mahood,2008：47）。在影响力方面,劳伦斯诗歌中描写植物的艺术手法影响着后继当代美国生态诗人,如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罗宾逊·杰弗斯（Robinson Jeffers）等（闫建华,2012：129）。然而,国内外评论界往往仅将劳伦斯诗歌中的植物书写看作浪漫的修辞或是烘托诗歌情境的背景,很少关注劳伦斯诗歌中的植物意象。本文以植物批评研究为切入点,审视劳伦斯的植物诗歌,指出劳伦斯在诗歌中着力呈现的植物主体性,并将植物与其倡导的“血性意识”相关联。另外,诗人在植物诗歌中展现了过分依赖理性、迷恋工业文明的严重后果,号召人们正视人与自然间不可分割的关系。劳伦斯的植物诗歌展现了一种迥异于西方传统的、直觉式的体认植物的新方式,其中蕴含的生态意识可为解决当下严峻的环境危机提供有益借鉴。

近年来,西方兴起了植物批评研究（critical plant studies）热潮。植物批评研究整合了植物学、生态学、哲学、文学等诸多学科,采用跨学科视角,研究人与植物间的伦理关系,进而唤起人们对植物的保护意识。这一新兴研究领域将植物纳入伦理考量范畴,在生态危机背景下,对重新审视人与植物之间的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

植物批评研究与西方植物伦理密切相关,后者经历了漫长的发展与演变过程。在亚里士多德（2010：13）提出的“存在之链”（Great Chain of Being）中,植物是比人和动物低一级的生物,虽然三者都有灵魂,但人有“精神生命”（anima spirituale）,动物有“感觉生命”（anima sensitiva）,植物仅有“植物生命”（anima vegetativa）。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植物只负责生长和繁殖,缺乏智性、感知和认知能力,植物的生命是构成更高一级非人动物以及人的生命的基础。亚里士多德有关自然界的等级划分奠定了植物在西方哲学中的位置,也深刻影响了植物在西方文学和艺术中的呈现方式（Laist,2013：12）。作为无生命物体与动物之间的存在,植物长期被排除在西方伦理考量范围之外。19世纪,欧洲植物学迎来大发展,有关植物运动、具有感知能力的观点得到普及。1880年,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出版的《植物运动》（The Power of Movement in Plants）一书就提出,植物的根同动物的大脑一样,具有感知和处理外部信息的能力。这一观点极大地挑战了当时人们对植物的认知,对欧洲自然科学界和文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20世纪,随着植物神经学的出现,人们对植物的认识再次发生变化。植物神经学肯定了植物细胞传递信息的能力,相信植物同动物一样能够思考与认知,颠覆了视植物为消极客体的机械还原论,将植物放在一个整体和综合的过程中进行考察,深刻影响了与植物相关的科学、哲学和文学的发展。进入21世纪后,以迈克·玛德（Michael Marder）为代表的哲学家进一步推动了植物伦理的发展。玛德的《植物思维：植物生命哲学》（Plant-Thinking：A Philosophy of Vegetal Life,2013）、《哲学家的植物》（The Philosopher’s Plant,2014）和《嫁接：植物书写》（Grafts：Writings on Plants,2016）等著作关注哲学、文学等诸多学科想象、构建及思考植物生命的方式,从跨学科的视角阐释植物伦理以及植物的现实生态意义。

与植物伦理相关的研究也推动了植物文学研究的发展,植物批评研究的出现就是其重要体现。2013年,在“文学与环境研究协会”（ASLE）双年会召开之前,生态批评学者卡特里奥娜·桑迪兰兹（Catriona Sandilands）、琼尼·亚当森（Joni Adamson）及饮食作家迈克尔·波伦（Michael Pollan）举办了一场名为“植物生态批评”（Vegetal Ecocriticism）的研讨会。该研讨会重点关注植物伦理及其与生态批评融合的可能,是植物批评研究的标志性事件。同年,荷兰博睿（Brill）出版社开始策划出版“植物批评研究”系列丛书,探讨文学及其他文化文本呈现植物的方式。迄今为止,该系列丛书已经出版了《植物与文学》（Plants and Literature,2013）等多部专著。2018年,英国劳特里奇（Routledge）出版社出版《当代诗歌中的植物》（Plants in Cotemporary Poetry）一书,融合了物质生态批评及植物伦理等多种理论,对8位当代欧美诗人的植物诗歌作品进行了创造性的解读,是植物批评研究的最新成果。植物批评研究重点关注植物的主体性,探察人与植物在物质以及象征层面的交融,建立起新型的人与植物间的伦理关系。这一理论在分析文学作品时展现出较强的阐释力,为文学批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思路。本文将从植物批评研究的视角审视劳伦斯的植物诗歌,以期为理解这部分诗歌贡献些许新的启发。

劳伦斯的植物诗歌重点表现了植物的主体性。诗歌《最好的学校》（The Best of School）这样描写藤蔓植物：

卷须热切地伸展出来,

缓慢地旋转直至触碰到树干

他们黏住树干,向上攀爬,

寻找生命的活力。

（Lawrence,1994：22）^①（①本文所引劳伦斯诗歌均出自The Complete Poems of D. H. Lawrence（1994）,中文为作者自译。）

上述诗歌为读者展现的是一个植物努力向上生长的生动画面,植物的运动特征通过一系列的动词（“伸展”“旋转”“触碰”“攀爬”）显现出来,诗人运用延时摄影般的技巧敏锐捕捉到了植物生长时的姿态,植物也因此展现出一股蓬勃向上的生命力。与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笔下的水仙花不同,这首诗中的植物不是诗人主观情感的投射,而是具有感知力的运动主体。同样,在诗歌《葡萄》（Grapes）中,诗人用一系列的动词,如“辨向”“伸出”“抓牢”来描摹葡萄卷须“听觉和触觉的敏感”。在《紫色银莲花》（Purple Anemones）一诗中,劳伦斯更是创造性地将鲜花比作奔跑的猎犬,以此表现鲜花绽放时的热烈场面。诗人在诗歌中描绘的植物不再是西方传统观念中消极和一成不变的客体,而是自立、自持、能感知周围环境的主体。

劳伦斯诗歌中表现的植物主体性与诗人生活的时代和个人经历密切相关。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掀起了植物学研究的热潮,有关植物的学会和期刊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极大发展。1861年,“伦敦园艺协会”获授阿尔伯特王子颁发的皇家宪章,更名为“皇家园艺学会”（RHS）。该时期还出版了众多和植物学相关的期刊、教材和手册,如1841年创办的期刊《植物学家：大众植物杂集》（Phytologist：A Popular Botanical Miscellany）,植物学家约翰·林德利（John Lindley）分别为学生和女性读者群出版了《学校植物学》（School Botany,1839）和《女士植物学》（Ladies’ Botany,1837）等（Shteir,1997：29）。维多利亚时期的植物学研究不再局限于植物学家,而是逐渐成为普通民众的业余爱好,研究植物的形态、习性以及在野外搜集植物标本成为这一时期的社会风尚。英国在1840—1860年甚至出现了“维多利亚蕨类狂热”（The Victorian Fern Craze）,植物爱好者们广泛采集蕨类植物并购买热带植物制成标本,使之成为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客厅的典型装饰物。

此外,在诺丁汉求学时期,劳伦斯选修了植物学课程,系统学习了植物相关知识。劳伦斯在大学期间的笔记本里就有许多对植物的详尽描述,他还曾用显微镜观察植物细胞质的运动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劳伦斯所处时代的植物学是以瑞典植物学家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和英国医学家、诗人、发明家、植物学家与生理学家查尔斯·达尔文的祖父伊拉斯谟斯·达尔文（Erasmus Darwin）奠定的植物学框架体系为基础的。卡尔·林奈和伊拉斯谟斯·达尔文都认为植物具有性的机能,是运动的生命体,前者的植物分类法以植物的生殖器官为依据,后者则认为植物同动物一样,具有呼吸、消化和繁殖系统（Darwin,1794：104）。在1791年出版的植物合集《植物花园》（The Botanic Garden）中,伊拉斯谟斯·达尔文运用诗歌的形式向当时的读者普及植物科学知识,宣传植物同动物及人一样有“爱”和“性”的功能。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在《植物运动》一书中总结了之前植物学的研究成果,对包括趋光性在内的植物的各项运动功能作了科学阐释。从劳伦斯的植物诗歌来看,他显然受到了上述植物学家的影响。植物运动的特质在诗人作品中经常可见,读者常常在劳伦斯诗歌中发现植物学术语,如“冠毛”（pappus）（《第一个早晨》,First Morning）、“珠被”（integument）（《石榴》,Pomegranate）、“雄蕊”（stamens）（《英格兰玫瑰》,The Rose of England）等。

植物学划时代的发展以及诗人的个人经历,使劳伦斯得以用一种新的眼光审视植物——植物不再是亚里士多德所定义的处在“存在之链”底层的、消极的“植物生命”,而是能感知外界环境、具有运动能力的主体。通读劳伦斯的植物诗歌不难发现,劳伦斯笔下的植物大都不是诗人借以抒发情感的工具或是烘托诗歌情境的背景,诗人将重点放在植物的物质特性上,展现植物的主体性——这也是劳伦斯植物诗歌的显著特点。

劳伦斯的植物诗歌还凸显了诗人所信奉的血性意识（blood-consciousness）。诗人对血性意识的阐释主要体现在其书信中。在一封给好友厄内斯特·柯林斯（Ernest Collins）的信中,劳伦斯写道：

我伟大的宗教是相信血比智识更加聪明。我们的头脑可能会出错,但我们的血液所感、所信、所说总是真实的……我全部所需就是直接回答我的血液,不需要头脑、道德等的无聊干预。我相信人的肉体是一种火焰,就像燃烧的蜡烛一样,永远向上升腾或是向下流淌,而人的智识不过是火光照亮的周围的东西。

（Boulton,1979：503）

上述引文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劳伦斯认为,人应该直接回应血液的需求,即本能的需要,因为本能比智识更真实;第二,血液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肉体的需要,它是人性中自然的力量和生命的活力。随后,劳伦斯在写给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信中将血性意识与心灵意识（mental consciousness）对立,明确了前者与肉体之间的关系：“除大脑和神经系统外,还有另一个意识系统,即独立于普通心灵意识的血性意识……血性意识与性相连……它与神经和大脑毫不相关”（Lawrence,1981：470）。劳伦斯信奉的血性意识一方面来源于以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为代表的反理性的英国浪漫主义传统,另一方面来源于以尼采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思潮,这两大源头都反对以理性眼光看待世界,宣扬直觉和激情的作用。劳伦斯认为,现代社会之所以堕落腐化,是因为工业文明催生出的心灵意识威胁和钳制着血性意识,现代人要想获得救赎就必须解放血性意识,恢复健康且强大的生命活力。值得指出的是,劳伦斯在写给罗素的信中明确指出,血性意识不仅存在于人的身上,还存在于包括植物在内的所有生命体中（Lawrence,1981：470）。植物的生长、开花、繁殖既是基于自然的本能,也是血性意识的体现。

劳伦斯在诗歌中强调了植物的主体性与血性意识之间的关联。《花与人》（Flowers and Men）一诗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到鲜花饱满的生命力上：

花朵取得它们花的圆满 这是一个奇迹。

人却没有获得人的圆满,唉,唉！唉！

我所想要的,男人们和女人们,

所有我想要的

是你们去争取你们的美

就像花朵一样

哦 不要说你们会变成野蛮人。

告诉我,在粗糙茎干顶端的龙胆花,难道就野蛮?

哦 你会如何回应这抹蓝色?

……就像龙胆花和水仙花……

告诉我！告诉我！你身上有什么可以媲美

今晚正吐露芬芳

的金银花?

（Lawrence,1994：573）

这首诗是诗人晚期创作的,体现了坦率直白的风格,诗人强烈的感情在诗中几近喷薄而出。劳伦斯仿佛在当面质问和催促人们应该从鲜花的生命力中获得启发,实现自我价值。诗人认为,鲜花绽放色彩、吐出芬芳,不仅展现了其主体性,而且还展现了原始生命力,即血性意识的表征。在诗人看来,达到和鲜花一般的自然本初状态不是文明的倒退,而是一种自我实现的必然。诗人对鲜花展现出的旺盛生命力推崇备至,并认为这种生命力能够激发人们身上的血性意识。这种对植物的书写方式颠覆了人与植物的二元对立观——植物不再是低人一等的仅有工具价值的生物,而是值得世人效仿的楷模。需进一步指出,从植物旺盛的生命力中获得启发和能量在劳伦斯众多的小说和散文中都有印证。散文《花季托斯卡纳》（Flowery Tuscany）描写劳伦斯在观看植物时听到了植物所发出的“清越的欢快之音”以及植物细胞“随着生命绽放的呢喃”（劳伦斯,2009：22）,劳伦斯从这些声响中感受到了植物原始的生命力。小说《白孔雀》（White Peacock,1911）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1928）中也有主人公从植物的生命力中寻找到安慰的情节。可以说,植物的主体性及旺盛的生命力是劳伦斯笔下植物所具有的血性意识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也是劳伦斯作品重点表现的对象。

从肉体和直觉来感知世界是劳伦斯提出的血性意识的另一个维度,这在诗人的植物诗歌中有具体体现。细读劳伦斯的植物诗歌不难发现,诗人常常将植物与含有性意味的女性身体相关联,这种写法在《鸟兽花》这本诗集中显得尤为突出。在《桃》（Peach）一诗中,诗人将桃比作丰腴且撩人的女子,用极具感性色彩的形容词,如“天鹅绒般的”和“性感的”,从形态和触感上对桃进行描写。桃所具有的“迷人的、两瓣的圆润”和果实表面的凹槽都使读者联想起女性的臀部。在《无花果》（Fig）一诗中,诗人借无花果与女性身体外形上的相似性强调了植物在形态上所引起的瞬间的和直觉的体验,且这一体验与性紧密相连。通过凸显植物与女性身体结构形态上的共同点,劳伦斯展现出一种直觉式感知自然的方式。这一方式显然受到了尼采“一切以身体为准绳”观念的影响。正如诗人本人所言,现代人已经丧失了通过直觉感知自然的功能,而美和性正是直觉式感知的源头（Boulton,1979：528）。劳伦斯并未以一种化约式的眼光将植物视作比人类低一级的客体,而是采用一种与性相关的直觉式的方式观看植物,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审视植物的新视角。

《无花果》一诗还借助植物与女性身体的相似性彰显了直觉式感知与理性感知之间的张力。无花果从开花到成熟都在果实内部进行,如同女性孕育生命的过程,“所有的赤裸都包孕在内”。无花果不仅指涉女性身体以及性的神秘,还象征人内心自然的本能和无意识。诗中写道,无花果一旦过分成熟,果实的秘密就会吐露,腐坏也将接踵而至;相应地,女性的身体也将衰败,不再具有神秘感。此处,无花果过分成熟象征理性的获得,人们一旦曝光于精神和理性之下,原始自然的状态就会消失,堕落和死亡便随之开始。劳伦斯随后在诗中引入夏娃用无花果树叶编织遮羞布的《圣经》典故。偷食禁果使夏娃有了区分善恶的能力,这是人类的原罪,同时也是堕落的源头。诗人认为,现代女性“在不断地编织着无花果围裙”,即不断地让理性凌驾于无意识之上,不仅肉体的欲望受到了压制,原始无意识的状态也正被一步步摧毁。现代人无意识状态的丧失必然导致两性关系的失衡,动摇诗人所认为的健康社会的基石。可以说,劳伦斯植物诗歌借助对直觉和女性身体的强调,一方面为过分倚重理性和自我意识的现代人敲响了警钟,另一方面也显示了诗人竭力恢复血性意识的努力。

劳伦斯的植物诗歌同其创作的众多小说和散文作品一样,蕴含着丰富且深刻的生态意识,诗人在作品中传达了人与自然密不可分的生态观点。在诗歌《连根拔起》（The Uprooted）中,诗人将失去同自然联系的人形容为失去“生命的流动”,就如“一株根部被斩断的植物”。《死亡》（Death）一诗也将失去与自然联系的人比作丧失生机的树木：

一旦树叶掉落,

没有人,即使是上帝也不能将其放回树上。

一旦人与生机勃勃的宇宙关系断裂,

没有人,不论是上帝、耶稣或是其他,

都不能重建这层关系,

人也将变得以自我为中心。

（Lawrence,1994：553）

与之前分析的几首植物诗歌不同,这首诗聚焦植物的象征意义。人与自然的联系在诗人看来就像树叶与树的联系,这种基本联系的断裂意味着生命力的丧失和人类私欲的膨胀。劳伦斯曾坦言：“人一生的任务是要使自己的生命同宇宙基本的生命形式发生直接的联系”（Lawrence,2009：180）。这里所说的“宇宙基本的生命形式”指自然界的万物生灵,而“直接的联系”则是一种不需理性参与的、直觉式的联系。人与自然界的联系在诗人眼中至关重要,人只有将自身视为自然的一部分才能获得完整的自我身份。这种将人与自然视作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的观点脱胎于浪漫主义传统。法国哲学家卢梭提出的“回归自然”理念号召人们从自然中寻求启示,以消除人类社会的种种恶行。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等众多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将人与自然万物视作有机整体,自然不是僵死的机器,而是变动的、能与人沟通的生命体。劳伦斯深受英美浪漫主义传统的影响,继承了“自然沟通灵魂”的浪漫主义诗学观,认为人的内心自然是外在自然的延续,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的融合构成了“宇宙”（cosmos）,人一旦脱离自然就将被异化,生命力也将流失。

劳伦斯将人与包括植物在内的自然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一观点亦可被视为现代生态思想的先声。美国环境伦理的创始者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提出了“土地伦理”（Land Ethic）的概念,试图将传统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扩展到人与土地以及土地上生长的动植物之间的伦理（奥尔多·利奥波德,1997：191）。在利奥波德看来,现代人和非人的自然万物一样都只是“土地社区”中普通且平等的成员,这一主张同劳伦斯的观点不谋而合。在诗人眼中,人与自然万物一样,是平等且相互联系的统一体,丧失与自然的直接联系必然会导致人类唯我独尊,这实际上对人类中心主义提出了挑战,动摇了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基础。

事实上,劳伦斯注意到,想要恢复与宇宙万物间“直接的联系”,现代人必须逃离人类中心主义与自觉意识,将自身视作同植物一样,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劳伦斯一生漂泊,足迹遍布世界各地,他不断旅行的一大动因是要寻找一个不受工业文明污染的理想之所。他通过基于跨国旅行经历创作的多部游记作品表达了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反思和深切的生态伦理关怀（陈瑜明、杜志卿,2016：92）。在劳伦斯眼中,古代意大利伊特鲁里亚人、墨西哥印第安人和斯里兰卡土著人是拥有血性意识的人,他们能真正与自然融为一体。诗人在诗歌中多次将他们与植物在形态和意境上连接到一起（祝昊,2016：106）。在诗歌《柏树》（Cypress）中,托斯卡纳的柏树被当作是“黝黑且身姿摇曳”的古代伊特鲁里亚人的化身;《大象》（Elephant）一诗中的斯里兰卡土著人被诗人形象地比喻为“生长在水边的茂盛的野稻谷”。这些人表现出和工业化统治之下的英国人截然不同的感性且自然的一面,就像当地植物一样,同土地和水这些自然元素发生“直接的联系”。这种人与自然高度融合的状态是诗人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有力回击,也是竭力规劝世人所追求的境界。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劳伦斯将植物原始的生命力以及人与植物（自然）和谐共生的状态同自己的诗歌创作理念联系在一起。诗人坦言,他所推崇的诗歌是一种如同惠特曼自由体式的、人的“灵魂、心灵和身体同时喷涌”的诗歌。这种诗歌没有完美的确定性,就像是“不断运动着的植物细胞质,吸入未来,吐出过去”（Lawrence,1994：616）。在《托马斯·哈代研究》（Studies of Thomas Hardy,1914）以及《启示录》（Apocalypse,1931）中,劳伦斯阐明,艺术家应以揭示人与宇宙之间的“纯粹关系”为目标来创作作品（Lawrence,1985：171）,艺术家的任务“就是摧毁我们虚伪的、无生命的联系,特别是那些和钱产生的联系,重建和宇宙之间有机的联系”（Lawrence,1932：111）。劳伦斯的植物诗歌激发读者反思被工业理性文明所割裂的自然与文化的关系,号召读者重拾人与自然的本质联系,以一种直觉式、身体式的方法去感知和体悟自然。从这个层面上讲,诗人其实具有自觉的生态意识,其植物诗歌彰显了一种改善地球自然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行动力。

目前,全球森林面积急剧缩小,植物数量锐减,植物栖息地遭受严重破坏。2020年9月,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发布的《2020年世界植物与真菌状况》（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State of the World’s Plants and Fungi）报告显示,目前全世界有40%的植物正面临灭绝危险。过度采伐、环境污染以及气候变化等人为因素是造成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Antonelli,2020：11~12）。摒弃对待植物的功利主义观念、正视人与植物相互依存的关系、调整人对植物的伦理态度是化解生态环境危机的关键。劳伦斯的植物诗歌是植物学大发展时代背景下的产物,这些作品凸显了植物的主体性;同时,诗人在其中提供了一种迥异于西方传统的、直觉式观看植物的方式。这些植物诗歌试图消解人类中心主义,重新建立起人与自然之间“直接的联系”,渗透着诗人的生态自觉。因此,借由植物批评研究视角解读劳伦斯的植物诗歌既有诗学审美意义,又有重大的现实生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