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0, 42(6): 68-81 doi: 10.12002/j.bisu.309

翻译研究

现代阐释学视角下中国文论外译研究——以《文心雕龙》三个英译本为例

戴文静,

江苏大学外国语学院/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212013/200433

Exploration of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 Hermeneutics: A Case Study of the Translation of Wenxin Diaolong

Dai Wenjing,

Post-Doctoral Station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责任编辑: 刘继安

收稿日期: 2018-11-26   网络出版日期: 2020-12-30

基金资助: 本文为201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文心雕龙》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接受研究”(19YJCZH019)
2020年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英语世界《文心雕龙》百年传播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2020M670955)

Received: 2018-11-26   Online: 2020-12-30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戴文静,江苏大学外国语学院/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212013/200433,研究方向:中国文论外译及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电子邮箱: daivane@qq.com

摘要

作为中华文论龙祖的《文心雕龙》被公认为最宜优先成为重新诠释、现代应用、向外输出的文学理论。本文通过梳理《文心雕龙》的译介谱系,考察《文心雕龙》三个代表性译本,发现施友忠采取的“译释并举”和宇文所安采取的“译评相融”的翻译策略侧重于译本的学术性阐释,使其具有较高的文学性及学术价值,更易引起海外学界及汉学家的关注和探讨,有助于推进《文心雕龙》海外传译的经典化进程,为中西文论的平等对话铺设道路;而偏向于大众读者优先的黄兆杰倾向于采用文化性阐释策略,更侧重于译本的现代审美价值及文化取向,他的译本优雅可读,通俗易懂,对《文心雕龙》海外传译的普及化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文心雕龙》译声复调,针对不同读者对象的各译本互为补充,不同层次译本的复调调和可以满足不同审美层次受众的需求,有利于中国古代经典文论在异域的传播与接受,为海外龙学研究提供了有力保证。

关键词: 文心雕龙 ; 中国文论 ; 译介 ; 阐释 ; 龙学

Abstract

The magnum opus Wenxin Diaolong epitomizes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which has been recognized as the most suitable literary theory for reinterpretation, modern application, and dissemin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three representative English versions of Wenxin Diaolo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 hermeneutics. It has found that both the translation strategy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adopted by Vincent Yu-chung Shih and that of “translation and criticism” adopted by Stephen Owen emphasize on the acade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English version. They are more likely to attract the attention and research of overseas scholars and sinologists with high literariness and academic value, which is helpful to promote the canonical process of overseas interpretation of Wenxin Diaolong and pave the way for the equal dialogu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In contrast, Siu-Kit Wong, who tends to give priority to mass readers, adopted the strategy of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which focuses on the modern aesthetic value and cultural orientation of the translation. Wong’s translation is elegant, readable, and easy to understand, and this accelerated the dissemin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Wenxin Diaolong. The different English versions of Wenxin Diaolong hav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but they are complementary to each other and cater to different readers. The polyphonic harmony of different translations can also meet the needs of audiences at different aesthetic levels,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dissemination and acceptance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classics in western countries and provides strong support for the overseas study of Wenxin Diaolong.

Keywords: Wenxin Diaolong ;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 translation ; interpretation ; the study of Wenxin Diao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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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本文

戴文静. 现代阐释学视角下中国文论外译研究——以《文心雕龙》三个英译本为例.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0, 42(6): 68-81. DOI:10.12002/j.bisu.309

Dai Wenjing. Exploration of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 Hermeneutics: A Case Study of the Translation of Wenxin Diaolong. Journal of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2020, 42(6): 68-81. DOI:10.12002/j.bisu.309

引言

在“一带一路”倡议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潮流之下,中国文论的译介研究已成为当前学界亟待关注的重要议题。20世纪50年代,中国文论摆脱了经学和文化研究的附庸地位,逐渐受到诸多海外学者的青睐。西方传统对系统诗学一直评价甚高,《文心雕龙》因其体系详备引起众多西方学者的关注。海外凡涉及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和理论的论著,几乎都会提及并引用《文心雕龙》中的内容,《文心雕龙》在西方中国文论研究中有着重要位置(曹顺庆,2008:370)。本文从考镜源流和辨章学术两方面着力,对当今汉学区域内《文心雕龙》的译介情况进行历时考察,并对海外传播甚广的三个英译本作个案分析,从现代阐释学理论视角考察三译者各自的译介特点、翻译策略及接受实况。

一、考镜源流:《文心雕龙》译介谱系

纵观《文心雕龙》译介历程,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1945—1960)为译介的肇始,这一阶段的译介以施友忠英译本(以下简称施译本)诞生为主要标志。事实上,在此之前英语世界已有汉学家开始关注《文心雕龙》。戈登(Erwin Esiah Gordon)在其专著《中国文学批评的早期理想模式》(Some Early Ideals in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和修中诚(E. R. Hughes)在其专著《文学的艺术:陆机的文赋》(The Art of LettersLu Chi’s “Wen Fu”, A.D. 302A Translation and Comparative Study)中,都曾节译过《原道》篇,并从形而上层面对中国文学理论的本体进行溯源,但因《文心雕龙》文字艰涩、典故繁多,因此他们一直未敢全译此书。受冷战思维格局的影响,海外汉学界最初接触到的中国文学仅囿于哲学,而后涉及诗歌,最后才开始译介文学理论。在这一阶段,对中国文论的译介尚处于摸索期,直至1959年施译本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海外汉学界才第一次开始关注中国文学理论。

第二阶段(1961—1990)为译介的发展阶段。冷战时期,西方一些汉学研究者持一种自我批判的态度,这时新儒家提出关注“天人合一”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等思想,部分学者对东方产生了同情,并萌生了解之愿,于是海外学者转向中国学研究。这一时期中国古代文论的译介主体是华裔学者。1959年出版的施译本成为全球首个《文心雕龙》英文全译本,它的诞生催生了华裔汉学家译介本土经典的愿望,加上这一阶段海外亚洲研究热升温,华裔汉学家纷纷汇入海外高校,海外汉学教授不仅乐于与母语为中文的人才进行交流与合作,也更愿意倾听来自中国的声音。这些华裔汉学家以其中西兼通的学养,不仅完成了英译工作,还从比较视野阐释了《文心雕龙》的精言奥义,推动了《文心雕龙》在海外传译的整体进度。1962年,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在翻译《红楼梦》之前,就已开始翻译《文心雕龙》中的5篇,并将译文发表在《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上。很多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学就是从阅读这本杂志开始的。该节译本的出现使整个海外汉学界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深邃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使诸多不谙中文的学者以及对中国文论抱有偏见的人士逐渐对有别于自己传统的文化诗性智慧有所认识并从中获得启发(Yang & Yang,1962:58~71)。这一阶段中刘若愚的节译本对《文心雕龙》在海外的译介也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刘若愚是海外中国传统诗学的领军人物,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夏威夷大学、斯坦福大学教授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学理论,力图在西方文学理论的时代背景下将中国文学理论推向世界舞台。他虽然没有出版《文心雕龙》的专论,但在其著作《中国文学理论》中却有大量《文心雕龙》的译文。该书兼采中西文学思想和批评方法之长,一度因其耳目一新的文学理论形态而引起西方学者们的广泛重视,在向西方读者、学者传播中国传统文论精华及其特点方面具有开启之功。许多中外学者如黄维樑、叶维廉、余宝琳等都曾受其研究方法的启发。

第三阶段(1991年至今)为译介的高潮阶段。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迅速,综合国力剧增,这一阶段以华裔汉学家和西方汉学家共同译介为特点,出现了选译章节最多的节译本和两个全译本。在当代西方汉学家中,对《文心雕龙》传播和研究贡献最大的首推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和比较文学系教授宇文所安。在专著《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中,他翻译的《文心雕龙》中的18篇占据该书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该书在海外汉学界久享盛誉,为世界读者理解中国文论提供了沟通的津梁,也为我们找到了一条可以突破旧有中西文论体系,在互动互识中通过双向阐发而产生新思想、新建构的途径(李凤亮,2012:311)。进入21世纪后,一项向世界推介并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工程“大中华文库”项目正式启动,其中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安南堡传播学院及社会学系教授杨国斌再次全译了《文心雕龙》。此外,《印第安纳中国古典文学手册》《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中国古代经典文学》《东方研究手册》《含英咀华集》等海外中国文选专集也对《文心雕龙》进行了介绍及选译。至此,中国古代文论成为海外汉学中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并以全新的面貌进入海外文学批评家的视野。

从译介的时间节点来看,《文心雕龙》的译介历程跨越半个多世纪,三个全译本的出版时间正好与两次译介高潮的时间一致,分别是第一阶段的20世纪50年代末和第三阶段的90年代末。20世纪50年代,世界冷战格局形成,美国急于了解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的文学情况,仅1959年至1970年短短10余年间,受美国洛克菲勒、卡内基基金资助,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伯克利大学、华盛顿大学、康奈尔大学等多所美国知名高等学府相继设立了东亚语言及文学系等一大批中文研究科系,从欧洲和亚洲引进了大量科研人才,并成立了远东研究促进会及哈佛燕京学社等多个重要学术团体。在此热潮影响下,出现了大量由中国留学生撰写的以中国古典文学为主题的英语博士学位论文。一些留学生将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作为自己的业余爱好,部分学生甚至从其他专业转到中国古典文学专业。这些留学生后来成为海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生力军,并逐渐形成了深刻改变海外汉学研究格局的华裔学术群体,代表性人物有刘若愚、施友忠、徐复观、陈世骧、高友工、孙康宜、林顺夫、黄维樑、叶维廉、柳无忌、涂经诒等。他们多是在中国获得学士学位后出国深造,毕业后留在英美高校任教并从事与中国古典文学相关的研究。他们站在中国文化彼岸的西方文化立场上反观与重构中国古典文论,在这种文化碰撞与交融的重重张力中开创了许多带有全球性特征的卓见和新知。此外,美国东方协会、亚洲研究学会、美国中国研究协会以及《亚洲研究期刊》和《美国东方学会期刊》等一批高校之外的学术团体和期刊纷纷创立,使得海外汉学研究实力剧增,也更有利于《文心雕龙》的海外传译。随着施译本的问世,海外《文心雕龙》译介打开了新局面。20世纪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西方诗学及文学作品被大量译介至国内,传统文论和西方诗学不断交会、碰撞,激发了华裔汉学家反观本土传统的自觉。在对话与互动的中外学术空间中,大批《文心雕龙》的英译本不断涌现,大量有关《文心雕龙》的文学批评和学术研究著作也相继问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海外“龙学”研究的不断深入。

二、辨章学术:《文心雕龙》的代表性译者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构建中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今天,我们应当客观、公正地看待中国文论译介的特点及问题,从中汲取智慧、启迪及前行之力。阐释学从方法论意义上可分为古典阐释学和现代阐释学。以施莱尔马赫、狄尔泰为代表的前者认为阐释者应消除误解,寻求普遍的有效阐释以把握客观的意义;以海德格尔、伽达默尔、斯坦纳为代表的后者则秉持理解中的误解不可避免的观点,认为不存在永恒、普遍的阐释,意义总是在理解者视域和文本视域融合中不断生成的(杨乃乔,1996)。本文在现代阐释学视域下,比勘分析在《文心雕龙》半个多世纪的译介历程中3位极具代表性的译者的译介特点、翻译策略及接受现状。

1.施友忠:优质的学术性译本

1959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了由美国西雅图市华盛顿大学教授、美籍华人施友忠翻译的《文心雕龙》首个英译本。毋庸置疑,施译本对《文心雕龙》在西方的普及与龙学研究的开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实可谓《文心雕龙》英译之肇端。从笔者目前所搜集到的资料来看,绝大多数海外龙学研究者都是基于此译本进行研究的。施友忠为海外“龙学”研究打开了一扇窗,为《文心雕龙》走向世界建立了卓越功勋,从此激发了更多译介及研究的诞生。在该译本出版后的第二年,大量海外汉学家开始撰写书评,对该译作及其接受效果进行了评介,这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文心雕龙》在海外的译介进程。1971年,台北中华书局在其印行的中英对照修订本的译序部分,增加了“刘勰的有机观”。1983 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又在该版本的基础上印行了再修订版,并在书末增补了关键词汇表,不仅方便读者查阅,对后来的研究者也极有帮助。该版本还将译序部分重新整理为“刘勰以前的文学批评”“刘勰及其文学批评”(此部分又分为“刘勰其人”“刘勰的古典主义”“刘勰的综合全面的文学观”)和“后世学者对《文心雕龙》的评价”3个部分,详细介绍了作者的创作背景及文学观。香港版在台湾版的基础上,在“刘勰其人”部分增加了刘勰著书的3个原因,并在“刘勰的古典主义”部分增加了刘勰如何将宗经和文学价值相联系的陈述。

哈佛大学远东系教授海陶玮(Hightower,1952:184)指出了首译的艰辛及其开创性意义,他认为:施译本是在没有现代白话文及日文版本的基础上的一种拓荒;施友忠将《序志》篇放置篇首的位置,是因为考虑到了现代大众读者的需求。美籍华裔中国文学家柳无忌(Liu,1960:275)认为施译本语言流利、内容翔实,是具有学术价值的高质量译本,在中国文学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霍克斯(Hawkes,1960:331)也认为施译本语言清晰流畅,与修中诚的《原道》篇(Hughes,1951)译文相比,用词更显圆润、雅致,因而更具可读性,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开创意义。毕晓普(Bishop,1961:186~187)认为原著不仅主题复杂、术语繁多,而且引经据典、语言艰涩,译者需备足所有语言知识,所以翻译实属不易。对攻读中国文学专业的西方学生而言,施译本的显著贡献不仅在于让他们能够读懂这部既重要又难懂的文学理论,而且为西方读者开拓了不同的视域,使他们看到了与《诗艺》等西方经典不同的文学理论著作。施译本的特殊价值就存在于这种不同之中——它架起了中西对话的桥梁,使西方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古代文论。欧阳桢先生(Eoyang,2005:588~589)认为,经过几代人的验证,施译本获得了西方中国文学专业学人的信赖,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推动了刘勰研究取得巨大进展,并使之成为那个时期的龙学研究指南。

施译本传到欧洲后,部分欧洲汉学家也对其作了评论,其中比较知名的有威尼斯大学汉学家利奥内洛·兰侨蒂,他非常认可该译本,认为“译本中详尽的索引及篇末精确的注释,对于中国文论的学习者和研究者而言,具有非常实用的价值”(Lanciotti,1960:58~59)。2014年,《纽约书评》将1983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施氏英译《文心雕龙》第3版列为当年的推荐书目之一,并指出作为第一部中国文学批评综合之作,《文心雕龙》是1500年来作家、学者们的必读书。

总体而言,施友忠的首译本是“优质的学术性译本”(Liu,1960:276)。但客观而论,也正因其是首译本,难免存在许多值得商榷和改进的地方,如翻译的部分章节过于冗长,忽略了预期读者的需求,因而遭遇来自两类读者的不满:对非专业的普通读者而言,因译者采用过度贴近原文(古汉语、赋体、骈散结合、注重音韵和节奏等)的形式,容易使他们陷入迷惑;而对于专业的汉学家而言,译文及相应的注释中还存在不少误译,且译者未能就译本所采用的原文版本信息给予充分、明确的说明。柳无忌(Liu,1960:276)指出,全书唯一需要批评的地方是赞文的翻译,很多四字句的原文被译成了十几个字的英文,有时进行了太多没必要的改写,使文章变得冗长。此外,有部分文学术语的翻译前后不一致,如阮籍和赋的多重表述方式等。霍克斯(Hawkes,1960:331)也认为,从读者接受角度来看,除少量汉学专家外,该译作的主要受众是对比较文学有浓厚兴趣但对中国文学知之不多的读者群,施氏对人名前后不一致的处理方式势必会增加读者的阅读难度。因此,译者应统一译法,避免亦步亦趋的硬译,否则会增加读者的认知成本,使原本艰深晦涩的原文更难理解,同时也影响译文在异域的接受度。在文中难以通约之处,译者可采用保留汉语原文并加上注释的阐释方法以避免误译。例如,施氏将译文关键词“夸饰”译为“用作描述的装饰”(embellishment as description),会让读者对其陈述内容感到困惑,除非读者手边有原文或能读懂原文,否则只有通读半篇后才可解其意。美国汉学家侯思孟(Holzman,1960:136)对施译本中的书名翻译颇有微词,他认为字对字的直译会造成读者语义理解上的模糊,标题的重点在于“雕龙”,“雕龙”最初是用以描述装饰性的修辞,带有轻蔑的贬义色彩,可译为类似巴洛克(Baroque Ornaments)之类的装饰。他认为,全书最具启发性的精要之处在于文学创作心理及其与之相关的修辞,如果将标题译为“文艺思想的巴洛克装饰”(Baroque Ornaments for the Literary Mind)会更有意义,也更符合中国语法。侯思孟的这番言说实际上是和西方重视修辞学的传统分不开的。他指出,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施译本的序言爬梳了近千年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却没有涉及刘勰所处的时代背景,因而读者难以把握刘勰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方面提出的主要问题。侯思孟认为“译文在很多方面显得过于粗糙,可看出作者对原著的研究不够深透”,随后引用《隋书》《梁书》中的内容对刘勰所处的时代背景及著述动因作了简要介绍。此外,该译本还存在未提供参考书目和刘勰生平翻译、所列“术语表”不够充分、注释未涉及《文心雕龙》所论述的文学作品以及存在个别误译和漏译的情况。尽管这些评论家对部分细节并不十分满意,但瑕不掩瑜,作为全球首个全译本,施译本至今仍是海外龙学研究者的必备参考书。

语言永远处在动态变化之中,翻译是理解的外化表现,解释和翻译活动始终如一地贯穿在语言历时和共时的现象之中,一切交流都是通过解释或翻译来实现的。乔治·斯坦纳(Steiner,2001:1)认为“所有的交流行为都是翻译”,布鲁姆(Bloom,1975:85)认为“阐释本身就意味着翻译”,弗洛伊德也曾将梦的解析比作两种语言间的翻译。施译本作为“优质的学术性译本”首译本,一经问世便在海外龙学研究初期产生了重大指导意义。施友忠采取译释并举法,虽有部分误译,直译语言也显得有些冗长,但总体而言,该译作语言翔实,主旨阐发到位,为后世海外《文心雕龙》英译及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来源(戴文静,2017:31~32)。

2. 宇文所安:中西文论的双向阐释

在宇文所安厚达600多页的《中国文学理论》中,有115页都是《文心雕龙》的译文及评论,是所选三大类型、八部中国古典著作中论述最多的一部。波拉德(Pollard,1994:279~280)认为《中国文学理论》是宇文所安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的一次全新尝试和突破,书中每篇皆冠以详细的导论,对每段选文也都作了评论并附上术语集要。该书目标明晰、方法一致、释评全面。乐黛云曾在该书中文版的序言中将之誉为“一个中西文论双向阐发、互见、互识、相互照亮的极好范例”,认为此书正是修补空隙、缝合断片的过程,其论说的完美可以说“弥缝莫见其隙”(宇文所安,2003:5)。

宇文所安突破了中西文论体系,在互动中通过双向阐发来生发新思想、建构新门径。评论家译者的任务是跨越原作世界与读者世界的鸿沟,如果无法复制就尽量去描述能体现原作诗性世界的语言结构。像宇文所安这样的评论家译者,翻译本身并不是他们的终极目的,而只是阐释过程中的一个部分(Liu,1982:38~49)。宇文所安认为,不论文本蕴涵何种观念,这些观念都与每一文本的不同特性密不可分,因此他采取解说的方式评论原文,即一段译本、一段评述或对若干问题采取讨论的方式,而不是概说性的论述形式。这种解说方式很好地兼顾了理论与文本、译介与研究之间的矛盾,既可脚踏实地,又能上升到理论;既避免了只谈理论而不涉及文本的形而上的空谈,也避免了只顾低头研究文本而忽略理论高度的无知,达到理论和文本的高度统一。

现代阐释学指出,对文本的解读就是对意义的追寻过程。宇文所安正是借助文本细读的方式讲述中国文学思想,将他自身的精读体验自然带入对理论文本的解读之中,并用时间将各个文本串联起来。宇文所安受英美新批评派、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等西方哲学思潮的影响,倾向于以文本为中心的解读观。在此影响下,宇文所安采用了文学批评语境下的文本细读法,这与中国传统“诗言志”“知人论世”的作者中心解读观完全不同。

宇文所安惯用的治学方式是从3个不同层次审查文学史:第一个层次,确认“话语系统”为有效的研究习惯和研究方式,并认为这一方法可将文学史研究和时期、派别分离开来;第二个层次,运用历史想象力,即通过与自己的对话,在多种不同层次上提出非常实际的问题,进行历史和文化的还原;第三个层次,对文学传统始终保持批判性反思,并对文学史和文学现象采取一种客观动态的思考方式。

他曾指出3种译介中国文论的方法:一是如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般以一个理论架构将中国文论系统化;二是如魏世德(John Timothy Wixted)般探索某种诗体的流变;三是如余宝琳(Pauline Yu)般广泛联系各类文论、深入探讨某个课题在诗学传统中的发展。而他自己则尝试以第四种方式去弥补在对中国文学进行批评研究时文本和描述连贯性间矛盾所产生的不足,即以选读的方式,以时间为线索,通过文本解说中国文学思想(宇文所安,2003:13~14)。

宇文所安将译本的读者对象设定为两类,即希望了解一些非西方文学思想传统的西方文学学者和初学中国传统文学的学生。他认为翻译的困难在于:一方面,有心了解一种确乎不同的文学思想的西方学者不希望看到完全归化的翻译,因为这样的译本看上去相当熟悉,一点也不别扭;另一方面,注释必须节制,因为过多的注释会使文本滑入繁复的乱章,即使某些注释和解说单独看十分有趣,但合在一起就会将文本和对文本的解说彻底淹没。因此,多数情况下,宇文所安自认为自己的译文表面笨拙,实际上是为了让西方读者看出一点原文的模样。他无意为读者提供一种优雅的译文,认为自己直译的译文僵硬有余,文雅不足。宇文所安(2003:13~14)认为,原文中深刻精确的观点一经翻译就成了支离破碎的泛泛之谈,唯一的补救策略就是解说和注释;如果不附加解说的文字,译本就不具备存在的理由。

这是一部对学术和教学来说都极其珍贵的学术著作,正如波拉德所言,宇文所安在自己的叙述中是一个语言大师。他选取了中国传统的中心文本,并且提供了清晰、深刻的评论。他的成功在于对中国文论术语的尊重,其译文以直译为主,虽然节奏有些缓慢,但从中可以隐约窥见中文的影子,部分译文和原文在深层语义上达到了暗合,使人不得不赞为“妙译”(Pollard,1994:279~280)。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林理彰教授(Lynn,1994:45)指出,宇文所安的译作除了在中国思想和文学的研究及鉴赏方面有其内在价值外,在汉学学术圈外也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提高了中国文学和非专业领域的普通学生对中国文学的创造性和批判性的认识。

阐释行为必须有所补偿才能达到平衡。若要作真正意义上的阐释,就必须在原文与译文之间调解斡旋,使其相互交流,恢复二者的同等地位。真正的翻译总是寻求均等补偿,原文内容出现短缺时,真正的翻译会自觉地使原文的长处更细致地凸显出来(Steiner,2001:189~190)。宇文所安采取“译评相融”的开放式翻译策略,在中西文论的双向阐释中,将中国文论传统以人们所能理解的方式系统地译介到西方文坛,为中西文论的平等对话铺设了道路。

3. 黄兆杰:优雅可读的推广本

黄兆杰早年就读于香港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后任教于香港大学中文系。早在全译本出版之前,他就对中国文学批评有过专门研究。1983年,香港联合出版公司出版了由他编译的汉魏六朝古代文论篇章英译结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其中包括《文心雕龙》中的《神思》和《序志》两篇。1999年,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了黄兆杰与卢仲衡、林光泰合译的《文心雕龙》全译本。

黄兆杰译本优雅可读的特性主要来自他一贯的翻译主张。他认为,如果翻译的目的是再造原文,这会是一个愚蠢的目标;同样,期待任何翻译都能提供比原作更丰富的译文,这也是不现实的。翻译必须根据译者的目的来判断,译文要通顺、要美,译者应该先消化原文,采取归化的翻译理念,以译出优良的作品为旨归。如他主张,原文中的双关语不予翻译,因为译文中即使有双关语也必然离原文很远(Wong,1983:xiii~xxii)。黄兆杰与宇文所安及施友忠所采取翻译方法明显不同,因此,他们的译文呈现出3种不同的风格。宇文所安以评论家译者身份出场,采取看似别扭的直译法,以帮助英语读者领悟中国思想而非呈现优雅的英文为首要目标;施友忠则是以学者身份出场,采取译释并举的厚译法以满足普通英语读者的需要;而黄兆杰则是以大众译者的身份出场,采取意译为主、释义为辅的归化方式,以译出符合读者审美需求的优雅可读的译文为主要目标。

黄兆杰指出,他希望《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能将中国文论翻译成准确性较强的可读英文,即一种符合现代西方读者阅读和审美习惯的优雅的英文,以满足西方读者的需求。他认为该书的读者主要是西方学习中文的本科生,而非比较文学专业的学者,其编著目的主要是想让学生们通过此书去理解和评判中国文学理论中的基本思想和观点。黄兆杰主张“一代应有一代之翻译”,且特别看重译文的质量,希望读者读完这些译文,可以形成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特征的总体印象而非译者笔下的微观阐释(Wong,1983:xiii~xxii)。

总体而言,1983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译文侧重直译,且译文后的注释中含有大量译者评论。比起施友忠的译文,黄兆杰认为自己的译文更注重文学批评的意义,而非文本本身。1999年的全译本在原来译文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采取了文化性阐释的翻译策略,将注释化解在行内,以意译加释义的方式进行翻译,简化了文外注释。评论中关键观点的精确表达显然依赖于他对语言精确而灵活的驾驭能力,但作为一个译者,黄兆杰认为自己的译文还欠优雅(Wong,1983:xiii~xxii)。由此可见,优雅可读的译文是黄兆杰翻译文学评论的主要目标。《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不只是一本供初学者自学中国文学批评的手册,它更像是一个中国早期文学批评基础材料的便捷来源。书中包含大量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中有价值的信息,整体风格清晰流畅,前后一致,便于交叉引用(Chu,1985:764~766)。

细察译本的语言层面,笔者发现,黄兆杰1999年全译本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修正,但仍有不少过于浅化之处。例如,《神思》篇中有“然后使元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一句,其中提到《庄子》中的两个寓言,都与匠人靠直觉运用手艺有关。黄兆杰所译“Then with the perfect assurance of the master butcher can you apply to the literary execution the carpenter’s inking-line, and with unrivaled craftsmanship sink the knife in the images of meaning.”(Wong et al.,1999:101)只是对引文中原意象进行了释译,将工匠高超的技艺表达了出来,但并未对深层喻义的转换作出解释。又如,“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黄兆杰所译“Thus when poetry is to be made mentally as if on a potters wheel the state to attain is silent emptiness, in which the body is purged, the spirit made pure like snow.”(Wong et al.,1999:101)此处关涉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文化专有项援引自《庄子·知北游》。“神思”活动的开展,需要有“虚静”的精神状态。此处,五藏即五脏,古人认为心脏是思维器官,这里扩大五藏为思维器官。因为五藏有杂念,干扰思维活动,所以要洗涤,即清除杂念。黄兆杰在其译文中将“五脏”泛化为身体(body)显然不妥,且他未对其言下之意进行解释,使文化传真的效果大打折扣,“清洗五脏”的解释可能令不了解中国传统哲学和美学的西方读者迷惑不解。中国传统诗学观念中名词所负载的意象享有很高的地位,从这一视角而观,黄兆杰采用了动词化译文,主张译文朝意向性这一端倾斜,显然没有注意到加强原文意象性诗学特征的重要性。由此可见,译文通俗化程度越高,译者的行为痕迹就越多(周领顺,2019:10)。黄兆杰通过浅化典故、隐喻等文化性阐释策略,力图提高其译本的可读性及通俗化程度,使其更能被西方普通大众所接受。

结语

比较上述3位译者的译本,不难发现三者各具特色。纵向而言,施译本处在对外译介的开端阶段,他的译本成为后世西方龙学研究必备的参考资料,虽然也存在文本略显冗长、部分术语翻译不一致等瑕疵,但瑕不掩瑜,它在当时为《文心雕龙》在海外的流播打开了大门,其开创之功不可低估。宇文所安和黄兆杰处在译介的高潮阶段,虽然两人的学术背景和思维方式殊异,导致两人采用的翻译策略有所不同,但两人的翻译都带有不少研究的性质,其间都加入了自己的阐释和研究,使译本更具现代性价值。横向而观,施友忠和宇文所安都是从文本出发,施氏采取的“译释并举”和宇文所安采取的“译评相融”的翻译策略,侧重于译本的学术性阐释,使其具有较高的文学性及学术价值,更易引起海外学界及汉学家的关注及研究,有利于推进《文心雕龙》海外传译的经典化进程。而偏向于读者优先的黄兆杰更侧重译本的现代审美价值和普通大众的文化取向,通过浅化典故、隐喻等文化性阐释,使其译本优雅可读,通俗易懂,更易被普通读者接受,对《文心雕龙》海外传译的普及化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中国文论在国际文论界不受重视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其中翻译问题占很大比重(王宁,2012:122)。中西文论甚至文化的跨语际对话都应以翻译为前提,通过传译,各国文论才能相互对话,在另一语域中获得新生(戴文静,2019:45)。翻译兼具普及原作、加深理解、利于研究等多重效用。任何译作的目标都是尽可能地接近原作的意蕴、主旨、气势,以达到原作艺术价值的完美再现。翻译是原作生命的最高造化,译本作为原作的来生,是其生命的延续和时代的延展。译无定本,在不同的时代背景、文化政治下,不同的受众、译者对原作有着不同的意指和阐释焦点。文学具有开放性,它的意义来自诠释空间的语言缝合。由于原创性现代文论的缺乏,现阶段的中国文论外译首先考虑的是中国古代文论。与现当代文论相比,中国的古代文论不仅具有成熟的理论体系,而且具有与泛希腊—基督教的历史文明圈迥然有别的非常鲜明的华夏气质,蕴涵着中国古人极为丰富和深刻的宇宙观、存在观、美学观和生活观(黄晞耘,2012:127),拥有极大的阐释空间。文本如同一次野餐,作者带去词语,读者带去意义(Hirsch,1967:1)。译者首先是读者和阐释者,因此翻译的首要任务在于理解和探寻原作的潜在意义,发现翻译语言内的意向,并从中出发唤醒原作发出的回声。因此,以上不同特性的回声并存是必要的,复调调和也是必需的,因为翻译是同种精神的不同影像,每种译本只是传达了能把握住和能再现的那部分精神。此外,不同层次译本的复调调和还可以满足不同审美层次受众的需求,有利于中国古代文论经典在异域的传播与接受。只有多元回声合奏,才能彰显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价值,发掘其理论增量,鸣奏出创新和谐的旋律。

(致谢: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及编审人员认真的编辑与校对,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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