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语序类型语言中关系小句的类型学研究
A Typological Approach to Relative Clauses in Languages of Common Word Order Types
责任编辑: 栗娜
收稿日期: 2019-08-4 网络出版日期: 2020-12-30
Received: 2019-08-4 Online: 2020-12-30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于秀金,山东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250014,研究方向:语言类型学。电子邮箱:
王蔚,上海外国语大学,201620,研究方向:语言类型学。电子邮箱:
本文考察了Dryer的左右分枝理论和Hawkins的成分识别域理论在预测和解释SVO/SOV/VSO 3种主要语序类型语言(特别是英语和汉语)关系小句和其他语法成分组配等方面的有效性,并试图解释其动因。研究发现:(1)左右分枝理论无法预测英语和汉语中关系小句与名词的组配。成分识别域理论与直接成分尽早识别原则相结合可解释英语关系小句和其他语法成分的组配,但无法揭示汉语和日语关系小句与其他语法成分的组配。(2)主要谓语动词凸显原则可视为不同语序语言中关系小句和其他成分组配的动因,以主要谓语动词凸显原则为核心的述谓性等级可预测跨语言关系小句的位置与VO-OV语言有关,而形容词的位置则与VO-OV语言无关。
关键词: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validity of Dryer’s Branching Direction Theory (BDT) and Hawkins’ Constitute Recognized Domain (CRD) in predict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order of relative clauses and other grammatical elements in the languages of SVO/SOV/VSO types. The analysis focuses particularly on English and Chinese. There are two primary conclusions. First, BDT cannot predict the order of relative clause and noun in English and Chinese. CRD and Early Immediate Constituents (EIC) may together account for the order of relative clauses and other grammatical elements in English, but fail to explain the order of relative clauses and other grammatical elements in Chinese and Japanese. Second, a Primary Predicate Prominence Principle is proposed to account for the order of relative clauses and other grammatical elements in languages with different word order. A predication hierarchy with the Primary Predicate Prominence Principle as its core can predict cross-linguistically that a relative clause positioned before or after the noun is correlated with VO-OV languages, while that of the adjective is uncorrelated with VO-OV languages.
Keywords:
引用本文
于秀金, 王蔚.
Yu Xiujin, Wang Wei.
引言
语言类型学界围绕各语言关系小句中语法成分的组配及其动因的研究一直在深入。Dryer(1992)考察了625种语言,发现英语偏好冠词—名词—关系小句的组配,而汉语偏好数量词—关系小句—名词的组配。Haspelmath(2005)和Dryer(2009)均认为,VO语序类型语言采用名词—关系小句的顺序,而OV语序类型语言采用关系小句—名词的顺序。对于VO-OV语序与一系列倾向性组配顺序具有相关性的原因,Dryer(1992)和Hawkins(1994/2004)分别提出了左右分枝理论(Branching Direction Theory,BDT)和成分识别域理论(Constitute Recognized Domain,CRD)。金立鑫、于秀金(2011)和金立鑫(2017)在梳理BDT和CRD理论后认为,BDT理论无法解释为何动词—方式副词、复数词—名词的组配与VO-OV相关,而形容词(或数词)—名词的组配与VO-OV不相关,并且CRD理论也不是决定语法组配与VO-OV相关的必然因素。陈宗利(2007/2009)和陈宗利等(2008)主张汉语的关系小句—数量词—名词和数量词—关系小句—名词拥有不同的语义解释、指称属性和预设,是生成结构和特征核查关系赋予了它这种特性;英语关系小句则具有“再思”的能力,可帮助中心名词来确定其身份,因此关系小句可远离中心名词,但远离的方向有两种。由此可见,生成句法视角可以较成功地解释汉语关系小句的组配动因。
诸多学者的研究都表明汉语主语关系小句偏好数量词—关系小句—名词的组配,宾语关系小句则偏好关系小句—数量词—名词的组配,宾语关系小句偏好的组配数量远远小于主语关系小句偏好的组配数量,总体上汉语更偏好数量词—关系小句—名词(Pu,2008;Wu,2009/2011;Ming & Chen,2010;唐正大,2007;丁彧藻、蒋平,2009;吴芙芸,2011;吴芙芸、盛亚南,2014;盛亚南、吴芙芸,2013;李金满、吴芙芸,2013;李金满,2013/2015)。学者们探究了可及性、嵌入性、生命度和两大言语理论(利己性和利他性)对汉语关系小句分布状况的影响。“无头”关系小句(nominalization as relative clause,NRC)也是类型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Andrews,2007;Dryer,2007;Jany,2011)。对于汉语“无头”关系小句的特征和产生机制,张滟、尚新(2015)从话语功能入手,论证了NRC的形成机制在于述谓语义结构和话语信息结构的互动,这意味着关系小句与其他语法成分组配的动因与语用相关。语用学界也探究了汉语关系小句—数量词—名词(outer modifier nominal,OMN)和数量词—关系小句—名词(inner modifier nominal,IMN)之间的区别,并分析了影响因素(如Li,2000;Prat-Sala & Branigan,2000等),揭示了信息度、语法角色、生命度、背景化、话语凸显性和话语功能这六大因素是如何影响语序的。
不同理论视角从不同角度阐释了关系小句的句法分布,本文关注的是哪种因素或原则能起决定性作用。世界语言的3种主要语序是SOV、SVO和VSO(Dryer,2013),本文将首先考察BDT和CRD理论能否有效地解释这3种主要语序语言的关系小句中各类成分之间的语序,尤其是要看其能否解释英语中冠词—名词—关系小句和汉语中数量词—关系小句—名词的组配,然后利用主要谓语动词凸显原则来解释英汉关系小句和其他语法成分的组配规律,并尝试进一步验证该原则是否具有跨语言的预测性。
一、BDT和CRD理论
Haspelmath(2005)和Dryer(2009)提出了15对与VO-OV语序相关的语法参项组配(见表1)。其中,与V位置平行的是中心语,与O位置平行的是依附语。因此,相对于名词,冠词是中心语;相对于关系小句,名词是中心语。
表1 与VO-OV语言相关的15对语法参项组配
VO语言 | OV语言 |
---|---|
附置词—名词短语 | 名词短语—附置词 |
系动词—述谓词 | 述谓词—系动词 |
“want”—动词短语 | 动词短语—“want” |
时/体助动词—动词短语 | 动词短语—时/体助动词 |
否定助动词—动词短语 | 动词短语—否定助动词 |
标句词—句子 | 句子—标句词 |
疑问词—句子 | 句子—疑问词 |
副词性从属连词—句子 | 句子—副词性从属连词 |
冠词—N’ | N’—冠词 |
复数词—N’ | N’—复数词 |
名词—领属词 | 领属词—名词 |
名词—关系小句 | 关系小句—名词 |
形容词—比较基准 | 比较基准—形容词 |
动词—附置词短语 | 附置词短语—动词 |
动词—方式副词 | 方式副词—动词 |
为了解释这15对语法参项与VO-OV语序相关的原因,Dryer(1992)和Hawkins(1994/2004)分别提出了BDT理论和CRD理论。本文将首先简要介绍这两个理论的主要内容。
1.BDT理论
BDT理论的主要观点为:与V位置平行的成分是中心语,与O位置平行的成分是完全递归的短语依附语(Dryer,1992:116)。也就是说,只有当X是中心语、Y是短语依附语时,才有一对成分X和Y。相较于OV语言,在VO语言中,X和Y更显著、更频繁地采用XY语序。
图1
图2
图3
图4
在图3中,节点Adj与下位节点N’合并形成上位节点N’,添加形容词没有改变N’的语类,只是增加了一个N’层次,那么下位节点N’属于次要成分,BDT理论无法预测次要成分N’和其姊妹节点Adj之间的顺序。节点Art和上位节点N’合并形成与N’不同的NP语类,那么节点Art与上位节点N’成分就是主要成分,由于BDT理论可以预测主要成分之间的顺序,所以BDT理论可以预测二者之间的顺序。根据Dryer(1992)的研究,形容词与名词的顺序与VO-OV语言不相关,名词—形容词与形容词—名词两个组配在OV语言中出现的比例为74∶55,在VO语言中比例为55∶40。形容词和名词的组配与该语言是左分枝还是右分枝语言无关。那么,BDT理论能否预测英语和汉语中关系小句和其他语法成分的顺序?下面我们用图5和图6来加以说明。
图5
图6
从图5可看出,由于BDT是从生成语法管约论出发的,因此在冠词和名词之间,BDT将名词看作中心语。若仅看冠词和名词的关系,英语是核心居后的左分枝语言;但对于名词和关系小句而言,中心语名词居前,英语又是核心居前的右分枝语言。BDT仅能预测表1中冠词和中间层次N’之间的顺序,名词和关系小句的顺序则超出了它的预测范围。在图6中,尽管a可扁平化为b,但由于汉语没有冠词,而数词和N’的顺序不是判断一种语言是VO还是OV语序的参数,所以BDT无法预测数词和N’的顺序。此外,因为Rel和N处于N’的支配下,所以BDT同样无法预测Rel和N的顺序。基于汉语的事实,它可以被定义为VO-OV混合语序语言(金立鑫、于秀金,2012a),若仅看Rel和N的顺序,还不能判定汉语是OV语序或者左分枝语言。
2. CRD理论
CRD是指人类识别直接成分所涉及的词语域,CRD的大小与受偏好程度成反比,即CRD越小,受偏好程度越高(Hawkins,1994:58)。CRD与Hawkins(2004)提出的直接成分尽早识别原则(Early Immediate Constituents,EIC)和领域最小化原则(Minimize Domains,MiD)相关。EIC原则指人类偏好将短语组合域(Phrasal Combination Domain,PCD)最小化。MiD原则指在蕴涵相同意义的结构中,人类更偏好识别域小的结构。心理加工效率是直接成分数与单词数的比率,单词数越少,心理加工效率越高(Hawkins,2004:31)。见图7和图8。
图7
图8
图9
图10
图11
图12
二、不同语言类型关系小句的CRD/EIC解释
1.VO(SVO/VSO)语言的关系小句
阿拉伯语(VSO)和英语(SVO)同属VO语言,如例(1)所示,“一只跑掉的猫”在这两种语言中的顺序相同。
图13
图14
图15
图16
CRD理论和MiD原则涉及识别域或领域最小化,两者异曲同工,那么二者的结合是否会更有解释力?首先,图13和图16中的CRD范围相同并且都最小,图14和图15中的CRD范围最大。其次,图13中两个直接成分“a”和“cat”都位于前部,有利于它们被尽早识别,因而图13遵守了EIC原则;图14中虽然直接成分“a”位于前部,有利于被尽早识别,从而遵守了EIC原则,但直接成分“cat”位于最后,不利于被尽早识别,因而违背了EIC原则;图15中虽然直接成分“cat”位于前部,有利于被尽早识别,从而遵守了EIC原则,但直接成分“a”位于最后,不利于被尽早识别,因而违背了EIC原则;图16中两个直接成分“cat”和“a”都位于后部,不利于它们被尽早识别,因而均违背了EIC原则。CRD最小且两个直接成分都遵守EIC原则的唯有图13。所以VO语序语言偏好冠词—名词—关系小句的组配。上述分析表明,CRD理论与EIC原则的结合可弥补前者在纯粹识别域量化上的不足。
2. OV(SOV)语言的关系小句
日语是(S)OV语言,无单复数之分。“一只跑掉的猫”在日语中的表达如例(2)所示。
图17
图18
图19
图20
3. 汉语的关系小句
图21
图22
图23
图24
综上,单一的CRD理论无法解释VO语言、OV语言以及类似于汉语这种VO-OV语序混合语言中关系小句和其他语法成分的组配顺序。若CRD理论与EIC原则相结合,可解释VO语言所偏好的冠词—名词—关系小句的组配,但仍无法解释OV语言和汉语所偏好的组配。下面本文将尝试提出新原则来阐释英汉关系小句中各语法成分的组配。
三、可能动因:主要谓语动词凸显原则
关于关系小句与其他语法成分的组配,金立鑫、于秀金(2012b)将语义靠近原则(Bybee,1985;Lu,1998)与高可识别度领先原则(陆丙甫,1998)相结合,解释了SVO语言和SOV语言中关系小句和名词的组配,但并未对VO-OV混合语序语言进行解释。
本文认为主要谓语动词凸显原则可以有效地解释不同语序语言中关系小句和其他成分的组配。主要谓语动词凸显原则是指由于关系小句中含有谓词,关系小句会尽可能地远离主要谓语动词以避免对其述谓性产生干扰。Dryer(2013)研究发现,世界语言的优势语序是SOV、SVO和VSO,根据表1中与VO-OV语序相关的语法参项组配,这3种优势语序中关系小句与名词的组配均遵守了结构和谐原则(Greenberg,1963)。如:
例(3)显示,VO和OV语序都倾向于采用与它们结构和谐的关系小句和名词的组配,即核心在前的VO和NRel以及核心居后的OV和RelN。S是外部论元,O是内部论元,因而O的关系小句的位置是否会影响主要谓语动词的述谓性便显得更加重要。我们同样可以从主要谓语动词凸显原则的角度来看VO-OV语序中关系小句和O的顺序。如:
①VO:
[V ORel] (常见,凸显V的述谓性)
[V RelO] (少见,弱化V的述谓性)
②OV:
[RelO V] (常见,凸显V的述谓性)
[ORel V] (少见,弱化V的述谓性)
现在的问题是,主要谓语动词凸显原则是否能够解释现代汉语中关系小句和O的组配?在现代汉语中,[V RelO]和[RelO V]两种情况并存,[V RelO]组配显然违背了主要谓语动词凸显原则,因为O之前的关系小句会弱化主要谓语动词的述谓性。我们可以从汉语语序历时演变倾向的角度来思考这一问题。根据Dixon(1997)对世界语言演变倾向的论述,我们可得到图25。
图25
Dixon(1997)认为,世界语言的形态类型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的,大体上遵循图25中顺时针的演变方向。上古汉语是位于屈折语之后、孤立语之前的形态类型,而现代汉语则是位于孤立语之后、黏着语之前的形态类型。在上古汉语中,基本语序是SVO(陈丹丹,2009;吴福祥,2013),关系小句后置,如“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选自《荆轲刺秦王》)。黏着语倾向于采用SOV语序,如阿尔泰语系和达罗毗荼语系的语言以及日语等都是SOV语序。我们可以认为现代汉语的语序是从VO语序向OV语序演变,目前VO-OV两种语序并存,在汉语语序的演变过程中,关系小句位置发生了变化。
a.[V ORel]→ b. [V RelO]→ c. [RelO V]
a是上古汉语的VO语序,关系小句居于O之后,遵循了主要谓语动词凸显原则。在向OV语序发展的过程中,存在一个过渡阶段b,其中RelO顺序是OV语序倾向采用的组配。尽管b违背了主要谓语动词凸显原则,但该结构毕竟只是处于演变的过渡阶段,一旦彻底演变为c的[RelO V]结构,b结构就很可能会退出语言系统。由于c结构遵循了主要谓语动词凸显原则,那么我们可以假设,在从b到c的演变过程中,主要谓语动词凸显原则或许就是动因之一。主要谓语动词凸显原则的作用还可从汉语数量结构的演变来看。上古汉语的数量词置于名词之后,如“黄金百两”,因数量词也具有述谓性,在从VO语序向OV语序演变的过程中,数量词也倾向于置于名词之前。
需要说明的是,因为现代汉语中存在大量OV语序的实例,不少学者据此主张现代汉语是“受事主语句”凸显的语言(如Tai,2003;胡建华,2016等)。他们认为现代汉语中的[RelO V]语序要比[V RelO]语序更凸显,或者说,现代汉语更偏好[RelO V]语序。还有学者认为,古汉语中的[V ORel]语序和现代汉语中的[RelO V]语序都是优势语序,而现代汉语中的[V RelO]语序则是一个典型的劣势语序,它不仅违背了主要谓语动词凸显原则,也违背了语义靠近原则(要求V和O尽量靠近)(Bybee,1985;Lu,1998)和结构和谐原则(VO是右分支结构,O的附属性成分Rel应尽量位于O的右侧)(Greenberg,1963)。根据以往类型学界的考察(如Greenberg,1963;Dryer,1992/2009;Haspelmath,2005等),从共时角度看,语言中的劣势语序并非不能出现;但从历时演变角度看,劣势语序退出语言系统是必然的趋势。以英语为例,古英语是SOV语序语言,15世纪后逐渐演变为SVO语序语言。众所周知,SOV语序语言比SVO语序语言拥有更多的形态屈折标志,SVO语序语言则倾向于使用语序以及附置词等手段来表达语法关系,因此古英语到现代英语的演变是一个形态屈折逐渐消失的过程,但有些形态屈折依然被保留下来,如领有屈折、动词第三人称单数形态以及第一、三人称的宾格形态等。以领有结构为例,VO语序语言倾向于采用“名词—领属词”语序,而OV语序语言倾向于采用“领属词—名词”语序(Haspelmath,2005;Dryer,2009)。现代英语虽然是VO语序语言,但上述两种语序同时存在,分别如“John’s book”和“the book of John”。对于现代英语而言,“名词—领属词”语序是优势语序,“领属词—名词”语序是劣势语序。从历时演变角度看,后者退出英语语法系统是必然的趋势。此外,从英语形态屈折演变的角度来看,现代英语还没有完全演变为无形态屈折的孤立语或分析语,但从历时演变角度来看,英语的形态屈折会越来越少,直至完全消失。现代英语中带形态屈折的“领属词—名词”语序退出语言系统也符合SOV语序语言向SVO语序语言演变过程中形态屈折会发生变化的
趋势。
四、主要谓语动词凸显原则的跨语言预测性
本节将尝试通过论证主要谓语动词、关系小句以及光杆形容词共现的语序倾向来说明主要谓语动词凸显原则具有跨语言预测性。主要谓语动词、关系小句及光杆形容词3个成分的述谓性由强到弱依次为:主要谓语动词 > 关系小句 > 光杆形容词。主要谓语动词的述谓性最强;关系小句中往往含有其他谓语动词,述谓性次之;光杆形容词的述谓性最弱,在世界各语言中,光杆形容词往往都需要使用一定的手段才能完整地表达述谓性(孙鹏飞,2018),如英语中需加系词be、日语中需加はです(意为“是……的”,如“猫是可爱的”可以表达为“猫は可愛いです”)、汉语中需加程度副词等。从主要谓语动词凸显原则的角度看,关系小句应尽可能地远离主要谓语动词以避免对后者的述谓性产生干扰,述谓性最弱的光杆形容词则可出现在名词之前或之后,并不会影响主要谓语动词述谓性的凸显。依据上述思路,在VO和OV语言中,主要谓语动词、关系小句及光杆形容词共现的语序倾向可预测如下:
a. VO语言:[V OAdj Rel]或[V AdjORel]或[V ORel Adj]
b. OV语言:[Adj RelO V]或[Rel AdjO V]或[RelOAdj V]
表2 VO/OV语言中主要谓语动词、关系小句及光杆形容词共现的语序倾向
VO/OV语言 | 组配 | 语言举例 |
---|---|---|
VO | [V OAdj Rel] | 阿拉伯语、法语、泰语、斯瓦希里语(Swahili) |
[V AdjORel] | 英语、德语、俄语 | |
[V ORel Adj] | 尚未发现 | |
OV | [Adj RelO V] | 韩语 |
[Rel AdjO V] | 日语、土耳其语 | |
[RelOAdjV] | 阿帕塔尼语(Apatani)、阿布哈兹语(Abkhaz)、阿斯玛特语(Asmat) |
对主要谓语动词凸显原则跨语言预测功能的验证表明:第一,在VO语言中没有发现RelO语序,OV语言中也没有ORel语序。无论是在VO语序语言还是OV语序语言中,形容词均可前置或后置于O。这与Dryer(1992)提出的形容词与名词顺序与VO-OV语言不相关的观点是一致的。第二,在VO语言中尚没有发现[V ORel Adj]语序的语言,如果世界语言中有倾向于不采用[V ORel Adj]语序的现象,这可能与VO语言中的可识别度等级有关——由于形容词的可识别度高于关系小句,因此形容词倾向于前置于关系小句。在信息交流中,高可识别度的成分容易被识别或心理加工,倾向于承载旧信息,低可识别度的成分则不容易被识别或心理加工,倾向于承载新信息。Hawkins(1983:75)提出了与前置词语言(即VO语言)的名词相关的语法等级:
名词—数词 > 名词—指示词 > 名词—形容词 > 名词—属格 > 名词—关系小句
该语法等级中隐含着一个蕴涵共性:从左向右看,在一种语言中如果数词后置于名词,那么该语言中指示词、形容词、属格以及关系小句均后置于名词;从右向左看,一种语言中若关系小句前置于名词,那么属格、形容词、指示词以及数词均前置于名词。名词的修饰性成分具有不同的可识别度,由高到低可归结为以下可识别度等级:
数词 > 指示词 > 形容词 > 属格 > 关系小句
在这一等级中,数词的可识别度最高,关系小句最低。形容词的可识别度虽然低于数词,但高于关系小句。从可识别度的角度来看,VO语言应当倾向于采取[V OAdj Rel]和[V AdjORel]语序,而非[V ORel Adj]语序。综上所述,述谓性等级(主要谓语动词 > 关系小句 > 光杆形容词)可以预测关系小句和名词的组配与VO-OV语序有关,而形容词和名词的组配则与VO-OV语序无关。
最后,现代汉语中有个相关话题值得进一步探讨。以往诸多借助语料库的研究发现,现代汉语主语关系小句偏好指量词—关系小句—名词的组配(如“那只跑掉的猫”),而宾语关系小句则偏好关系小句—指量词—名词的组配(如“跑掉的那只猫”)。针对现代汉语中指量词和关系小句的分布情况,唐正大(2007)借助小说和散文等多种书面语料、Wu(2009/2011)借助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汉语新闻语料库进行了统计研究,结果均表明主语关系小句偏好将指量词置于最前部分,而宾语关系小句偏好将指量词置于中间部分。盛亚南、吴芙芸(2013)在分析《鲁豫有约》的口语语料中指量词的位置之后,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那么问题是,为何主语关系小句和宾语关系小句的偏好会表现出这种差异呢?本文认为,这种偏好可能与不同可识别度的语法成分的默认组配有关。根据上面名词修饰性成分的可识别度等级,既然数词的可识别度最高而关系小句的可识别度最低,那么数量词—关系小句—名词组配的可识别度就会较高,而关系小句—数量词—名词组配的可识别度就会较低。以往类型学研究已经达成共识,主语S的可识别度比宾语O的可识别度高。这也是SVO、SOV和VSO是世界语言3种优势语序的缘由,即高可识别度的S居于低可识别度的O之前。在汉语主语关系小句所偏好的数量词—关系小句—名词中,名词作为高可识别度的S,其修饰性成分数量词—关系小句也需遵循可识别度由高到低的顺序;同理,在宾语关系小句所偏好的关系小句—数量词—名词中,名词作为低可识别度的O,其修饰性成分关系小句—数量词也需遵循可识别度由低到高的顺序。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上一节中已经对现代汉语中的[V RelO]结构做出了解释,[V RelO]结构违背了主要谓语动词凸显原则,因为O之前的关系小句弱化了主要谓语动词的述谓性,但该结构只是处于演变的过渡阶段,一旦彻底演变为[RelO V]结构,[V RelO]结构很可能会退出语言系统,而现代汉语中不同可识别度语法成分的默认组配原则或许是[V RelO]结构仍然存在的动因之一。
结语
本文从语言类型学的视角对世界语言SOV、SVO和VSO这3种主要语序类型语言的关系小句和其他各类成分之间的语序进行了探讨。研究表明,BDT理论无法预测英语和汉语中关系小句与名词的组配;CRD理论和EIC原则的结合也无法揭示汉语和日语中关系小句与其他语法成分的组配规律。主要谓语动词凸显原则能解释典型VO和OV语言中关系小句与名词的组配,现代汉语语序VO-OV并存,总体上从VO向OV演变,演变中主要谓语动词凸显原则很可能是动因之一。以主要谓语动词凸显原则为核心内容的述谓性等级可预测不同语言中关系小句和名词以及形容词和名词的组配是否与VO-OV语言有关。汉语主语关系小句偏好数量词—关系小句—名词,宾语关系小句偏好关系小句—数量词—名词,这很可能与高可识别度的S和数量词、低可识别度的O和关系小句的默认组配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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