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0, 42(6): 124-135 doi: 10.12002/j.bisu.313

书评

《儿童语言:获得与发展》(第二版)述评

王蕾,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北京 102488

A Review of Chil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Development (2 nd Edition)

Wang Lei,

Graduate School,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责任编辑: 栗娜

收稿日期: 2018-12-1   网络出版日期: 2020-12-30

基金资助: 本文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计划“心理语言学——语言的获得与发展”特殊学科的资助()

Received: 2018-12-1   Online: 2020-12-30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王蕾,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102488,研究方向:儿童语言获得。电子邮箱: echobqyj@163.com

摘要

《儿童语言:获得与发展》(第二版)系统地介绍了儿童语言研究领域的先天获得观和后天获得观,内容涉及两种语言获得观各自的理论和方法。该书首先介绍了儿童语言获得研究在语音、词汇、形态、句法等不同领域内的具体论题,然后系统梳理了天赋论和非天赋论儿童语言获得观的理论、假设和方法,并在此基础上介绍和讨论了儿童语言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对于全面了解儿童语言获得研究的理论框架和实验方法大有帮助。

关键词: 儿童语言 ; 语言获得 ; 语言发展 ; 先天与后天 ; 天赋论 ; 基于使用的方法

Abstract

Chil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Development (2 nd Edition) is a textbook on first language acquisition. Centering on the nature-nurture debate, this book introduces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theories of first language acquisition, as well as the recent findings of research conducted on child language by both nativists and non-nativists. The book consists of ten chapters that discuss basic issues of chil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development. Each chapter is presented with a wealth of research that has been conducted in this domain, accompanied by explanations of the linguistic terms and concepts involved. The book begins with an introduction of studies on language acquisition that have been conducted in different areas of linguistics, such as phonology, vocabulary and lexicon, morphology, and syntax. Subsequent chapters deal with broader themes in language acquisition, such as human language vs. animal communication, critical periods, input and interaction in language acquisition, language perception and production in the first year, as well as vocabulary development and morphological processes. The key chapters present the readers with two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n the acquisition of syntax: nativist and usage-based approaches. In addition to presenting the “what” and “when” of various aspects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book encourages readers to examine different theories related to “how” and “why” through the arguments and data presented.

Keywords: child language ; language acquisition ; language development ; nature-nurture ; Nativism ; usage-based approa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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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本文

王蕾. 《儿童语言:获得与发展》(第二版)述评.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0, 42(6): 124-135. DOI:10.12002/j.bisu.313

Wang Lei. A Review of Chil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Development (2 nd Edition). Journal of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2020, 42(6): 124-135. DOI:10.12002/j.bisu.313

引言

Matthew Saxton撰写的《儿童语言:获得与发展》(Child LanguageAcquisition and Development,2nd Edition)一书于2017年由SAGE出版社出版。该书第一版的出版时间为2010年,其后分别于2011年、2012年、2015年和2016年多次重印,是儿童语言获得与发展研究领域内不可多得的一本优秀教材。作者Saxton教授针对儿童语言学领域的研究现状、最新研究进展以及理论发展的新动向和对未来的展望等议题,与该领域中三家权威学术期刊(①3家权威学术期刊分别为:《儿童语言期刊》(Journal of Child Language)、《一语》(First Language)以及《语言获得》(Language Acquisition)。)的编委会成员进行了邮件交流和访谈,最终基于40多位杰出学者的回复和对该领域近10年来最新研究文献的梳理,对该书进行了重新修订,出版了全新的第二版。该书在介绍儿童语言获得与发展的理论框架和实证研究时采取了相对中立的态度,有助于读者了解相关领域不同学派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

《儿童语言:获得与发展》(第二版)客观地梳理了儿童语言研究领域中先天获得观和后天获得观两大阵营的理论观点和研究范式。作者首先在书中提出一个问题:“儿童的母语究竟是通过获得(acquisition)得到的还是通过发展(development)得到的?”(Saxton,2017:21)她随后指出,不同的术语体系实际上微妙地指向了不同的研究路径。虽然在文献中很难看到语言天赋论者(nativist)对“语言发展”这个术语的明确否定,但他们的确更倾向于使用“语言获得”;而非语言天赋论者(non-nativist)则避免使用“语言获得”这一术语,他们更倾向于使用“语言发展”。先天论者之所以尽量避免使用“发展”这个词,是因为它往往意味着某种形式的学习——“当我们称之为‘学习’时,我们就错误地描述了这个过程”(Chomsky,1980:134)。这个观点关系到语言的“生物属性”,正如人的器官是根据基因蓝图生长的一样,同样作为“心智官能”(mental organ)的语言,其生长过程自然也是由自身基因决定的。“发展”的概念是心理学领域的概念,它往往和后天的经验有关,例如皮亚杰就认为儿童的知识是从经验中发展并构建的。除此之外,Saxton教授还指出,在二语获得研究领域中,Larsen-Freeman(2015)明确反对使用“获得”这一术语,她认为二语学习者最终是学习了第二语言,而不是“获得”了第二语言。

纵观全书,先天与后天的对立(nature-nurture)在针对语言事实的讨论中一直时隐时现,这或许说明儿童语言的最终获得是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主要内容介绍

《儿童语言:获得与发展》(第二版)全书共有10个章节。第一章是绪论。第二章通过对动物是否具有语言能力的讨论,探讨语言是否是人类所特有的物种属性(species-specific)。第三章介绍语言关键期假说。第四章讨论语言输入在语言获得中的作用。第五章主要探讨1岁以内儿童的语言感知和语言产出。第六章和第七章分别介绍词汇获得和形态获得。第八章和第九章讨论的则是儿童语言获得理论的核心问题——句法的获得,其中第八章介绍的是天赋论语言获得观,第九章介绍的是基于使用的语言习得观。第十章是总结。

第二章“动物能获得语言吗”的核心问题是语言是否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物种属性——是不是只有人才有语言,而其他物种没有。如果只有人有语言,那么语言就可以看作是人与其他物种相区分的根本属性。这个问题又涉及另外一个那么问题,即动物是否具有获得语言的潜能?动物能否被“教会”语言?

作者首先借助Hockett & Altmann(1968)提出的16条人类语言特征来阐释什么是语言。作者指出,一些动物的交流方式或许具有这16条特征中的某几条,但这只能表明它们与人类共享一些基本的能力,并不能证明它们具有语言潜能。人们经常感到好奇的一点是:动物会说话吗?作者指出,说话(talk)、沟通(communication)和语言(language)实际上是3个不同的概念。对于说话实际上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是物理意义上的发声行为;二是使用声音进行交流。例如,鹦鹉虽然能发出具有人类语言特点的声音,但这一发声行为却不是语言,其声音不具有结构性,也不承载语义。相反,聋人虽然不能流利地发出清晰的声音,但聋人的手语却是语言,因为手语具有结构性,其结构还可以传递语义。另外一个容易引起误解的概念就是交流。很多人认为动物之间也有交流,比如白手长臂猿会发出表示“危险”的叫声警告同伴它们的天敌正在靠近(Clarke et al.,2006),蜜蜂也可以向其他蜜蜂传递远处食物的位置和距离(①1973年,Karl von Frisch因在蜂舞方面的独创性研究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但这些交流行为是语言吗?作者认为,动物的交流系统的确有许多核心特征与语言相类似,但动物的交流系统实际是一种具有高度选择性和高度受限性的信号系统,与人类复杂而精密的语言系统之间存在质和量的区别,因而语言是一种人类所特有的现象(a very human phenomenon)。

20世纪70年代,语言学家中出现了教猿说话的风潮,他们的目的在于证明动物(尤其是人类的近亲灵长类动物)也存在某种基因编码的语言潜能。进入21世纪后,研究人员借助脑电技术对灵长类动物展开观察和诱导性产出实验,结果发现黑猩猩根本无法掌握哪怕最基础的语法知识。它们产出的所谓“句子”,其长度的增加仅是一种无序的重复,既没有结构性,也不能产生新的语义(Yang,2013)。通过这些实验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教类人猿和黑猩猩学习单词既艰苦又无效,其所获得的词汇类别几乎只局限于物体和动作,根本无法掌握人类词汇中丰富多样的语义类别。显然,它们根本不具备人类天生的语言能力,是否具有语言能力是动物与人类的根本
区别。

人类和灵长类动物是相似的。例如,成年人处理语音和非语音的大脑区域不同,猴子也使用不同的大脑区域来处理呼叫信号和非呼叫信号的听觉刺激,而且猴子的大脑左半球处理声音的区域与人类处理声音的大脑区域之间基本对应。但是,人类和其他灵长类动物又是不同的,Marcus et al.(2007)发现,与非言语刺激相比,婴儿更容易从言语刺激中学习规则;动物虽然也能够学习规则,如绢毛猴能够学会简单的语言规则(①Saffran et al.(2008)构建了两种人工微型语言:一种带有预测依赖性(如冠词不会单独出现,因此可以从冠词的出现来预测一个名词,反之则不然,因为名词可以带冠词也可以不带冠词);另一种不带预测依赖性。他们发现12个月大的婴儿已经可以从预测依赖性语言中区分出合乎语法和不合语法的句子,但不能辨别非预测依赖性语言中的句子是否合乎语法。绢毛猴的行为方式与人类婴儿相似,但当测试材料的复杂性增加时,人类婴儿依然可以区分合法和不合法的句子,而绢毛猴则未能表现出类似的能力。),但其可以获取的规则复杂性高度受限。这充分说明作为一种听觉体验,言语本身也许平平无奇,但在语言系统的发展过程中,人类对言语的处理确实有独到之处。

由此可见,人类和灵长类动物在语言处理方面虽然共享了一些基本机制,但同时也存在根本性差异。语言天赋论学者认为这些差异恰恰是广义语言官能(faculty of language in the broad sense,FLB)和狭义语言官能(faculty of language in the narrow sense,FLN)的区别:FLB是广义的语言能力,非人类独有,人类的交流机制很可能与许多动物的交流机制享有共同的起源;FLN则是人类独有的官能。Pinker & Jackendoff(2005)认为,人类语言在语音感知、语音产出、音位、单词和语法等方面有许多独特的属性,虽然动物在学习这些方面的内容时也展示了那么一丁点儿所谓的“能力”,但实际上动物与人在语言能力上存在巨大的鸿沟,而且这一鸿沟是根本无法跨越的,比如动物就无法形成“一周”这样的概念。Berwick & Chomsky(2016)则认为,只有合并(merge)才是人类语言的基本特性(basic property),体现了人类语言的生物属性。

第三章“关键期假说”主要介绍了语言关键期假说。所谓关键期,是指在特定的(关键)时期某些特殊经验对发展的影响比在其他时期更大。如果在关键期没有获得关键经验,就会对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因此,经验的种类以及经验的缺乏与否对发展的影响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发展的关键期具有生物性。在关键期内,环境对发展有巨大的影响,而在关键期结束后,环境对发展的影响就会变弱。在关键期,环境剥夺的影响最严重,如果在这一时期一个生物体被剥夺了重要的输入,即使之后得到输入,其发育也可能会永远受损。关键期就像是发展的“机会之窗”,如果在此期间没有进行发展,此后就再也没有机会发展了。

Lenneberg(1967)受乔姆斯基学说的启发,对大量有关语言学习和大脑发育的证据做了整理和分析,发现儿童在2岁到3岁之间,伴随大脑和编码能力的逐渐成熟,语言能力开始显现;在3岁到十几岁之间,掌握母语的可能性仍然很大;进入青春期后,语言行为的自我组织和适应生理需求的能力迅速下降,大脑就好像已经固定了自己的行为方式,届时还没有获得的基本技能通常会终生缺失。Lenneberg(1967)的研究有许多细节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例如,语言获得事实上在儿童出生以前就已经开始,而不是在两岁的时候才开始;语言学习的敏感度开始下降的时间应该是5岁,而不是十几岁,因为儿童在5岁时就已经掌握了大部分基本语法。由于研究者不可能开展完全或部分剥夺人类语言发展环境要素的实验,所以关键期的相关研究主要依赖动物实验。此类实验主要包括:(1)给不同发育阶段的被试以相同的体验(质量相同,持续时间也相同);(2)选取处于同一发育阶段的被试,对其体验的质量和持续时间作系统性的改变。研究发现,那些专门处理母语语法和词库的神经体系结构在生命最初几年中得到了典型的发育,这无疑也是人类最明显的生物特征之一,呈现出具有代表性的关键期敏感性高峰。现有的一些证据均支持第一语言发展关键期的存在,通过对一些特殊经历人群(如聋人、二语学习者等)的研究,学者们发现,语言不同方面的发展可能受到各自关键期效应的影响,在语音、句法和语言加工等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第四章“输入与互动”介绍了影响儿童语言获得的环境因素——儿向语(Child Directed Speech,CDS)的研究概况。儿向语是指在和婴幼儿交流互动的过程中,成年人或者已获得母语的年龄较大的儿童所采用的特殊语域(register)。儿向语对语言的调整和变动可以体现在语音、词汇、形态和句法等层面。学界对儿向语是否能促进儿童语言的发展一直存在争议。儿向语研究曾在20世纪70年代盛行一时,但无论在先天获得观还是在后天获得观的理论框架中,研究的中心目标都是描述和解释儿童语言能力的获得机制,而儿向语作为输入数据对于我们了解儿童语言获得机制无法提供任何特别的帮助,因此学界的研究兴趣很快便开始下降。

不过,我们依然需要探究清楚在父母和儿童的互动中,父母的输入与儿童语言的最终获得之间是否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儿童是不是从父母那里通过模仿(imitation)学会了说话?从逻辑上讲,模仿无限数量的句子是不可能的,儿童也不可能通过模仿获得以有限的语法规则生成无限多的句子的能力。语言天赋论者认为,由于递归性是语言的本质特性,所以获得一种语言就是获得一种递归能力,即以有限的语法规则生成无限多的句子的能力(Chomsky,1965)。需要指出的是,在儿童获得语言的过程中互动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为什么儿童仅仅依靠看电视学不会语言。但是,语言输入在多大程度上、以怎样的方式影响儿童语言的获得仍有待更严谨和深入的探索。

第五章“第一年的语言”重点介绍了婴幼儿出生后第一年内的语音感知,讨论的重点是婴儿如何从没有中断的连续的语流串中分辨出语音单位、并进而辨别出单词等语法单位,以及婴儿在说出第一句话之前如何在生命的第一年中获得有关句法结构的知识。

感知实验表明婴儿天生具有范畴感知(categorical perception)的能力。7个月大的婴儿不仅可以识别、学习和回忆音节在他们听到的序列中出现的顺序,还能总结出许多不同音节串中音节顺序的规律。通过计算一个音节跟在另一个音节后面的可能性,他们能够以概率的方式预测一个单词和下一个单词之间的边界。婴儿对韵律单元内单词顺序的变化十分敏感,甚至可以使用韵律信息来识别较大的语法块(子句)。在接近1周岁时,随着特定语言(即母语)语音特性的高频率输入,婴儿对母语表现出极高的敏感度。

第六章“发展词库”和第七章“形态获得”重点介绍了儿童语言在词汇和形态方面的获得。儿童对语言的感知和理解早于产出,正常发育的婴儿大多在1岁左右产出第一个词,之后进入双词阶段,然后再以每天一到两个词的速度迅速积累词汇。根据Clark(1993)的统计,儿童在18个月左右会出现“词汇突增”(vocabulary spur)现象,以每天10个单词左右的速度习得单词。研究表明,当我们命名(naming)一个物体时,大脑会经过3个层次的处理和加工,即从物体(object)到概念(concept)再到词汇(word)。大脑会首先对特定物体进行感知,这种感知会激活关于物体的概念记忆,比如看到椅子会激活大脑中椅子的概念,其他与椅子相关的概念(如沙发、桌子、凳子和书架等)同时被激活。每个被激活的概念同时会激活标记(label)这个概念的单词,即几个单词被并行激活。其中,被激活水平最高的单词将被最终产出。在处理这3个层次的过程中,儿童可能会因为语类错误(category error)、语用错误(pragmatic error)及记忆提取失败(memory retrieval error)等原因而出现过度扩展(overextension)的错误。影响激活水平的因素包括感知相似性、实践和环境。首先,物体与现有概念越接近,其激活作用越强(例如,看到知更鸟会比看到企鹅更强烈地激活人脑中“鸟”的概念)。其次,高频使用的单词也可以被快速激活。最后,如果最近曾激活过某一概念或其他相关概念,该概念的激活率就会大大增加。为克服和避免过度扩展,儿童会通过使用概念偏好(conceptual biases)、联想学习(associative learning)和概率学习(probabilistic learning)等策略,最终产出词汇。

随着儿童词汇量的激增,他们逐渐会产出形态复杂的单词。但是在早期,儿童还不具备复杂形态内部结构的知识,产出大多是“整体词”(whole-word)。和成人一样,儿童也是通过屈折(inflection)、派生(derivation)及合成(compounding)这3个过程来构建形态复杂的结构的。但学界对于儿童如何获得这3种形态的知识存在争议。现有文献中讨论最多的是屈折(具体说是“过去式”)的获得。一般认为,过去式的获得涉及语言获得研究的核心问题,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一是单路径(single-route)模式,另一个是双路径(dual-route)模式。单路径模式利用计算机建立模型模拟儿童获得过去式的过程,发现儿童仅需要通过模式关联(pattern associators)的单一路径就可以获得过去式。研究者发现,无论是规则动词或是不规则动词,儿童都按照建立现在时和过去时之间的各种联系的模式进行学习。双路径模式则认为过去式有两种生成路径:规则动词通过语法过程(如英语的“规则动词+ed”)生成,而不规则动词以整词形式在词库(lexicon)中直接生成。很明显,在双路径模式中,特定的过去式规则必须从经验中学习。各种具体语言标记时态的方式大不相同,它们不可能先天存在于儿童头脑中,例如英语和日语标记过去式的方式截然不同。不过,双路径模式需要解释儿童在形态规则获得过程中产生的规则泛化问题(overregularization error),儿童在不规则动词的获得过程中,如何产生规则动词的规则泛化,又如何让泛化错误消失?一些学者提出了阻断机制(blocking mechanism),认为词汇和语法是并行激活的。例如,对于“drink”这样的不规则动词,每当儿童需要产出过去时形式时,“drank”的激活会阻止“drinked”的产生。但是,无论是在真实的儿童语料还是在实验数据中均未能找到证明阻断机制存在的明显证据。

第八章“语言天赋论”主要介绍了儿童语言获得研究中的语言天赋观。乔姆斯基认为儿童生而具有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UG),也就是说,“人类的语法知识具有生物属性,就像决定我们长出的是胳膊和腿而不是翅膀一样,都是由基因决定的”(Chomsky,1988:4)。但是“先天”并不意味着“出生时存在(显现)”,婴儿并不是生下来就会说话。语言虽然是一种“心智器官”,像其他器官一样根据基因蓝图生长,但其发展水平同时还取决于个体发育成熟的程度。语言的发展是按照一定的时间表逐步展开的,婴儿出生时都具有普遍语法(UG),然后根据后天的经验获得特定的语言(particular language)。语言获得的过程是从遗传基因决定的S0状态经过一系列状态S1S2……最终到达SS的稳定状态。“普遍语法是对先验语言官能(language faculty)的初始状态(S0)的解释,而具体语言(language-specific)的语法则是对儿童的语言官能和语言经验交互的状态的描写。”(Chomsky,1988:61)正常发育的儿童大多在3至4岁之间就能够迅速地获得母语,儿童对语言的了解远远超过其从经验中学到的知识,相对于儿童的语言知识,其得到的语言输入(或“刺激”)是有限而贫乏的,这就是“语言获得的逻辑问题”。所谓“刺激贫乏”,是指儿童在后天的语言环境和经验中缺少允许其通过学习机制习得语法所需要的信息,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1)质量不高的输入(degenerate input)——儿童从父母那里听到的实际话语多是零散而不完整的片段(Chomsky,1965:31);(2)负面证据(negative evidence)——父母并不纠正孩子的语法错误;(3)结构依存性(structure dependence)——尽管输入中缺乏证据,但儿童仍然可以获得结构依存性知识。

同时,语言天赋论者认为儿童天生具有递归能力,这种能力是人和动物得以区别开来的属性,属于狭义的语言官能(FLN)(Hauser et al.,2002)。后来乔姆斯基又进一步提出,合并使这一能力得以实现。简单地说,合并就是将两个语言单位结合起来从而创造出一个新的语言单位。例如,名词短语“crazy Trump”包含两个成分——形容词crazy和名词Trump,它们结合在一起产生了一个新的语言单位,这个名词短语与它的两个组成部分均不相同。合并体现了语言的结构性,反映了人类语言的属性,从而使普遍语法的合理性得以增强。

第九章“基于使用的方法”介绍了基于使用的语言获得观。不同于语言天赋论,基于使用的语言获得观认为语法是通过后天学习得到的,因此在语言获得的最初阶段,儿童与成年人在语言知识的质量上是不同的,而且儿童学习语言所需的学习机制与其他认知能力的一般通用学习机制没有什么不同。这也就是说,语言学习不需要专门的(特定领域的)学习机制。基于使用的方法的基本假设是:我们的语言知识是从语言的使用中获得的,儿童的任务是在语言形式和其交流功能之间建立必要的联系。基于使用的语言获得理论认为:(1)社会认知是语言学习的基础;(2)儿童通过模式发现(pattern-finding)建立语法结构并有效地使用它们;(3)儿童通过预测机制来限制过度概括的语言产出。

一般来说,“孩子首先通过了解他人使用语言的方式来获取语言”(Tomasello,2009:86)。儿童的语言知识来自于经验,经验的多少取决于语言输入频次的高低。基于使用的获得理论认为输入数量的频次(token frequency)和类型频次(type frequency)都对儿童的产出有正相关的重要影响。一种语言形式在输入中出现的频次越高,儿童对它的体验就越频繁,它在儿童大脑中的心理表征会不断得到强化,在实际使用场景中该结构就容易被激活。也就是说,语言形式输入频次越高,儿童就会越早获得;而且,当经过强化的结构形成语言输出的基础时,儿童产出错误的可能性也降低了。

持基于使用的后天获得观的学者(如Tomasello,2009等)认为,基于共同目标(shared goal)参与协作活动的社会认知能力是人类独有的能力。儿童大约在10个月的时候出现“指向”(pointing)行为,这种行为早于婴儿的言语产出,而“指向”是婴儿“合作参与”(collaborative engagement)和“意图解读”(intention-reading)复杂社会互动的能力的体现。儿童对语言功能的理解植根于这种以互动为基础的社会行为中。在儿童和成人的互动中,共同关注水平的高低、成年人语言的输入情况差异与儿童后续的词汇和句法水平的高低呈正相关。儿童在交际过程中把意图解读作为主要任务,这说明儿童所理解的是完整单一的交际行为,而不是可以分割的词语单位。儿童最终实现从独词到多词的语言产出,依靠的是对不同层级模式的发现。早期输出的独词具有陈述、命令、疑问等整句的交际功能。多词则总是以语音串的形式出现,语音串可以切割为若干个空位卡槽,这些空位卡槽的组合顺序是不变的。儿童的任务就是发现一个主要模式,如动词岛(verb island),即以动词为轴心,替换围绕动词的具有相同交际功能的空位卡槽。以“Angela takes aspirin”一句为例,儿童可能知道Angela是“施事”,aspirin是“受事”,但从使用的角度来看,儿童一开始并不知道施事和受事在所有及物动词结构中都会占据相同的位置,他们需要归纳识别多个动词模式来提取及物动词的结构,通过反复使用这种框架,不断识别语言输入中框架成分的类型和样本频次,在不同框架之间建立链接,并最终实现对语言规则的概括。

二、简评

研究儿童语言获得,实际上就是研究儿童大脑及其运作机制。我们根本无法“进入”儿童的大脑去观察其运作方式。脑电等技术手段的问世和应用虽然对我们了解儿童大脑运作机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但它们也只能帮助我们观察一些相关的现象,无法直接向我们揭示大脑运作的具体机制。儿童语言的感知和产出具有不对称性,对儿童行为的解读也往往是开放性的,这无疑给儿童语言研究者带来了很大的挑战。Saxton(2017:268)曾援引20世纪美国喜剧影星W. C. Fields的话:“永远不要与儿童和动物共事”(Never work with children or animals)。然而儿童语言研究恰恰离不开儿童和动物,因为他们都是儿童语言研究的对象。儿童语言研究在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吸引了一批优秀的语言学家和心理学家,他们运用不断创新和完善的实验技术和研究方法进行探索,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研究成果。

该书不仅列举了现有儿童语言获得研究中已经取得广泛认可的观点,也介绍了为验证这些观点而采用的各种研究方法。除此之外,该书还分别介绍了天赋论和非天赋论儿童语言获得观的代表性研究者及其基本主张。事实上,这两种对立的语言获得观各自阵营内部还有更细致的派别划分,如语言天赋论内部分为连续性假说和发育成熟假说,了解这两种不同的假说对于了解天赋论的具体内容十分重要。遗憾的是,该书并没有详细地介绍这类内容。即便如此,该书仍不失为本科或研究生阶段儿童语言获得与发展相关课程教材的上佳之选。原因如下:

首先,该书在体例编排上系统清晰。在主体论述之外,每一章节设均设有目录(Contents)、概述(Overview)、要点总结(In a Nutshell)、练习(Exercise)和扩展阅读(Further Reading)等板块。此外,第二版还提供了相关的网络资源(Websites)。这种体例编排形式和拓展资源为儿童语言学专业的初学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其次,儿童语言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在语言学、心理学、人类学和医学等领域有丰富的研究文献,但鲜有分析回顾研究史的佳作,该书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个空白。作者不仅介绍了不同流派代表人物的学术背景,也对相关重要研究术语的缘起进行了梳理。例如,在追溯文献中最早出现的“先天与后天”(①根据Teigen(1984:363),nature与nurture这两个术语的并举使用最早见于1582年伊丽莎白女王时代一位名叫Richard Mulcaster的教师,他认为“先天决定孩子的取向,后天则决定其走向”(Nature makes the boy toward; nurture sees him forward)。)因素的记载时,作者指出二者并不对立,而是“和谐并存”的。

最后,作者在书中鼓励学者秉持求“真”的学术态度。例如,作者在介绍“模仿”的概念时,详述了Skinner和Chomsky的经典之争,指出有学者不仅误读了Chomsky关于“模仿”的观点,甚至弄错了引用的日期。在学术研究中,我们应该力求通读原著,而不是断章取义、以讹传讹。

综上所述,《儿童语言:获得与发展》(第二版)不仅是儿童语言获得领域一部很好的入门导读,而且还为读者提供了一份“经典阅读书单”和网址大全,使读者得以接触儿童语言研究领域中更多的重要文献,并利用书中提供的相关网站上的资料进行更加深入的阅读。

(匿名评审专家及编辑部老师对本文的修改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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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quences of speech sounds play a central role in human cognitive life, and the principles that govern such sequences are crucial in determining the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natural languages. Infants are capable of extracting both simple transitional probabilities and simple algebraic rules from sequences of speech, as demonstrated by studies using ABB grammars (la ta ta, gai mu mu, etc.). Here, we report a striking finding: Infants are better able to extract rules from sequences of nonspeech--such as sequences of musical tones, animal sounds, or varying timbres--if they first hear those rules instantiated in sequences of spe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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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examine the question of which aspects of language are uniquely human and uniquely linguistic in light of recent suggestions by Hauser, Chomsky, and Fitch that the only such aspect is syntactic recursion, the rest of language being either specific to humans but not to language (e.g. words and concepts) or not specific to humans (e.g. speech perception). We find the hypothesis problematic. It ignores the many aspects of grammar that are not recursive, such as phonology, morphology, case, agreement, and many properties of words. It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anatomy and neural control of the human vocal tract. And it is weakened by experiments suggesting that speech perception cannot be reduced to primate audition, that word learning cannot be reduced to fact learning, and that at least one gene involved in speech and language was evolutionarily selected in the human lineage but is not specific to recursion. The recursion-only claim, we suggest, is motivated by Chomsky's recent approach to syntax, the Minimalist Program, which de-emphasizes the same aspects of language. The approach, however, is sufficiently problematic that it cannot be used to support claims about evolution. We contest related arguments that language is not an adaptation, namely that it is

Saffran J R, Hauser M, Seibel R L et al.

Grammatical pattern learning by infants and cotton-top tamarin monkeys

[J]. Cognition, 2008,107(2):479~500.

URL     PMID:18082676      [本文引用: 1]

Saxton M.

Child Language:Acquisition and Development,2nd Edition

[M]. SAGE: London, 2017.

[本文引用: 2]

Teigen K H.

A note on the origin of the term “nature and nurture”:Not Shakespeare and Galton,but Mulcaster

[J].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1984,20(4):363~364.

DOI:10.1002/1520-6696(198410)20:4<363::aid-jhbs2300200406>3.0.co;2-4      URL     PMID:6389677      [本文引用: 1]

Tomasello M.

The usage-based theory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C] //Bavin E L.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Child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69~87.

[本文引用: 2]

Yang C.

Ontogeny and phylogeny of language

[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3,110(16):6324~6327.

DOI:10.1073/pnas.1216803110      URL     PMID:23576720      [本文引用: 1]

How did language evolve? A popular approach points to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ontogeny and phylogeny of language. Young children's language and nonhuman primates' signing both appear formulaic with limited syntactic combinations, thereby suggesting a degree of continuity in their cognitive abilities. To evaluate the validity of this approach, as well as to develop a quantitative benchmark to assess children's language development, I propose a formal analysis that characterizes the statistical profile of grammatical rules. I show that very young children's language is consistent with a productive grammar rather than memorization of specific word combinations from caregivers' speech. Furthermore, I provide a statistically rigorous demonstration that the sign use of Nim Chimpsky, the chimpanzee who was taught American Sign Language, does not show the expected productivity of a rule-based grammar. Implications for theories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evolution a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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