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0, 42(5): 3-17 doi: 10.12002/j.bisu.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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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研究现状述评与研究路径探索

胡安江,

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 400031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esearch Review and Its Future Exploration

Hu Anjiang,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1, China

责任编辑: 栗娜

收稿日期: 2019-10-30   网络出版日期: 2020-10-30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对外译介与传播的效能、影响与机制研究”(19XWW002)
重庆市第六批研究生优质课程项目“翻译研究方法论”阶段性成果

Received: 2019-10-30   Online: 2020-10-30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胡安江,四川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400031,研究方向:翻译与文化、话语研究等。电子邮箱:1251524220@qq.com

摘要

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相关研究已经成为学界目前的研究热点。本文在详细梳理现有研究状况的基础上,探讨了本领域未来的研究路径,希望可以启发后续有关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译介与传播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未来的研究依然需要在理论与实践、理念与方法、体制与机制、译介与传播、平台与渠道、人才与培养等领域不断拓展研究的广度与深度,特别需要加强在理论创新研究、应用对策研究、人才培养研究以及机制效能研究等核心议题上的探索。

关键词: 对外话语体系 ; 国际传播能力 ; 文化软实力 ; 走出去战略

Abstract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become a hot topic in academic circles. On the basis of a detailed review of the current research situ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future research dimensions in this field, hoping to inspire subsequent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on the translation, introduc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article holds that future research still needs to be deepened and broadened in the fields of theory and practice, idea and method, system and mechanism,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platform and channel, as well as talents training. In particular, the research of core issues such as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pplied countermeasures, talent cultivation and mechanism effectivenes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Keywords: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system ;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apability ; culture soft power ; Going-out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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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本文

胡安江. 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研究现状述评与研究路径探索.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0, 42(5): 3-17. DOI:10.12002/j.bisu.297

Hu Anjiang.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esearch Review and Its Future Exploration. Journal of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2020, 42(5): 3-17. DOI:10.12002/j.bisu.297

法国哲学家福柯认为:“话语是人们必争的权力”(Foucault,1981:52~53)。英国学者费尔克劳后来的研究似乎为福柯的这个观点加了一个注解:“话语在身份构成或存在方式中起着重要作用”(Fairclough,2001:232)。对外话语体系承载着一个国家的思想价值观念,体现其存在方式,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译介与传播对于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中国的国际形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对外话语体系和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提出“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习近平,2014:162)。毫无疑问,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对于提高中国理论思维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信任度、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国际社会的吸引力与影响力、维护与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均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关于当前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原则和目标,李培林(2014:8)重点论述了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打造和构建层面,“要坚持以当代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用中国的理论学术研究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提升中国经验,不断概括出理论联系实际、科学、开放融通的新概念、新范畴、新术语,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加强中国话语体系建设,就是要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增强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此外,王永贵、刘泰来(2015:6)将“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界定为“中国向外部世界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以及用中国思维阐述外部世界的知识体系的总和”。该定义包含了“向外部世界阐述”和“阐述外部世界”这两个维度。因此,综合上述观点和视角,我们尝试将“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界定为:以当代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中国概念、中国范畴、中国术语向外部世界阐释和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智慧的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总和。

事实上,自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构建与研究便成为国内学界炙手可热的研究课题。本文尝试对该领域的研究现状进行勾勒和评述,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可能存在的问题和研究缺憾,探讨未来的研究路径。

一、国外研究现状与述评

近年来,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设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由于国际政治局势的原因,国外学界少有专门探讨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跨语际实践问题的著述。通过某些间接渠道及新闻媒体的采访报道,我们可以发现相关人士对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充满着无知、偏见、误解、焦虑、批评和质疑。按照新加坡学者郑永年(2018:16)的说法,西方学者普遍是在“看着苹果(西方)来认识橘子(中国)”。他认为,“就外部世界来说,随着中国的崛起,人们对中国抱有越来越巨大的不确定性。其中,对中国的误解起着关键的作用。这种误解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达到高潮”(郑永年,2018:101)。郑永年(2018:19)还进一步指出:“西方学者在对中国研究的过程中,批评(或者赞扬)多于解释,只问‘为什么’,而不问‘是什么’。或者削足适履,或者盲人摸象”。比较而言,施旭的观察更为透彻,他认为西方学界总是带着偏见看待中国话语,而且国际主流学界对中国话语有一套特殊的解读定式,他们在理论上设定“中国政府总是为自身权威而操纵媒体、左右国内/外舆论”“中国话语与正统话语有差异”“中国图谋称霸世界”等(施旭,2018:90~91)。《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8)》(中国外文局,2019)的数据显示,在全球22个受访国的11 000个访问样本中,中国国家整体印象得分为6.2分。海外受访者承认中国发展道路和模式是中国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但从调查报告各方面的统计数据来看,中国话语在发展中国家的普通民众那里更受瞩目和认可,西方发达国家的普通民众和知识精英对中国话语则缺乏理解和信任。

由是观之,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跨语际实践绝非孤立静止和线性单调的语言转换过程,也绝非纯粹的基于话语本身的语言交际行为,而是包含了话语内外各种力量的流动、博弈与协调。如此一来,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在话语的生成、发布、翻译、传播与接受等环节注定会“被误读”和“被构建”,中国政策、中国立场、中国观点和中国故事也必然会被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刻意曲解和有意误读。

二、国内研究现状与述评

相较于国外的研究,国内学界在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方面的研究呈现出如火如荼的景象。其研究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类:

1. 围绕概念范畴及基本框架,阐释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目标意义与科学内涵

就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基本框架和目标意义,王晓晖(2016:10)指出:“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核心是用中国话语解释中国实践。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必须立足中国国情、植根中国文化。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中国当代价值理念、价值判断和核心价值观贯穿其中,使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精神基因、精神标识成为我们对外话语体系的底色和底气”。关于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概念范畴,韩喜平(2014:7)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和话语构建的指导思想,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形成与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与实践更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中国梦”等新概念新话语正在显示出强大的实践力量,构成了当代中国学术话语的现实基础。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基本框架,韩庆祥(2015:1)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是由一系列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要素构成的系统,包括话语基础、话语核心、话语体系、话语方式、话语自信、话语传播、话语权和话语创新等八个层面。陈曙光、杨洁(2018:32)指出,中国话语的逻辑起点是“中国问题”,中国话语的言说对象是“中国样本”,中国故事构成中国话语最深刻的基础、最充足的根据。

在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科学内涵方面,王永贵、刘泰来(2015:6)认为,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要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凝练、阐释、解读是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根本任务,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梦的灵魂,所以表述和传播中国梦是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核心任务。就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中“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的理解,刘涛(2017:6)从修辞学的视角进行考察后指出,“三新问题”本质上是一个修辞学问题,“新概念”强调对外话语内容的符号创新,“新范畴”强调对外话语结构的框架创新,“新表述”强调对外话语表达的形式创新,三者内在关联、多维互动、辩证统一,其共同的话语方向是“融通中外”。

综上所述,国内研究者从形式到内容,从基本概念到理论框架,从目标任务到科学内涵,对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所涉及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刻细致的勾勒和描画,这对于厘清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大方向至关重要。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理论探讨方面,重复研究的现象较为普遍,人云亦云的现象也较为普遍。而且,因为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各行各业的从业者,特别是专家、学者和民间力量(资源)理应联合起来进行系统而全面的研判探讨和理论构建,但遗憾的是,这方面的协调机制还远未建立起来。可以想象,如果连理论框架、基本范畴、概念体系都还在自说自话,那么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构建、发布、译介与传播等诸环节都会由此而变得盲目和无序。同时,该领域的研究目前还主要局限于政治学探讨,在理论创新研究方面还有待加强。

2. 围绕话语困境及构建路径,解读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原则方法、核心任务与主要挑战

就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原则方法,袁赛男(2015:73~74)指出,我们应根据变化了的世界格局以及目前所处的国际舆论环境,对已有的传播理念、方式和策略进行实时转向,具体的策略可以包括:(1)弱化崛起理念,强化共享理念;(2)弱化政治色彩,强化文化吸引;(3)弱化同一传播,强化差异传播。对于如何构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这一议题,孙伟平、孙晓静(2018:84)认为,应该立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突破,以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话语体系中的全覆盖:一是结合当前中国政治与文化发展,构建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二是结合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强化学术理论话语体系;三是结合中国实践、中国国情,丰富日常话语体系。

就对外话语体系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李倩(2015:27)做了三点总结:一是缺乏对自身的深入研究与理解,导致国外受众不能真正读懂中国;二是缺乏协调话语构建方与翻译传播方的顶层机制,导致双方各行其是,造成中国声音和诉求被国际社会曲解和误读;三是传播内容繁杂,传播渠道较为单一,难以引起外国读者的兴趣。基于上述挑战和问题,史安斌(2018:57)指出,西方学者和媒体不断抛出各种概念,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加强自身理论和话语体系系统化建设的必要性、紧迫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当下,如何破除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西方话语霸权,提高我们的议题设置能力,是中国学者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同时还提醒我们,要在对外传播过程中讲好中国故事,应加大信息传播力度,更加积极主动地向国际社会说明中国为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一直在不懈努力,及时回应一些西方学者和媒体的猜疑和指责。

而对于智库在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王眉(2015:94)认为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内容生产方面缺乏引领性概念和源发性观点;二是在传播渠道方面不善于在国际上推销研究成果。因此,她建议智库研究要贴近现实需求,拓宽研究视野;同时,要树立国际传播观念,拓展传播渠道。具体来说,我们的传播者还没有把自身发展模式的“中国特色”与“世界意义”讲清楚,也很少在有关人类发展的全球性议题上发出引领性的声音,未能显示出自身的影响力(程曼丽,2017:7~8)。

综合黄友义等(2014:6)陈亦琳和李艳玲(2014:28~29)等学者的观点可知,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跨语际实践长期存在机制上的“四种缺失”:(1)有效协调话语构建方、翻译方、发布机构及媒体机构的顶层设计与工作机制缺失;(2)对外话语体系的构建、译介与传播全流程的协调机制缺失;(3)对外话语翻译标准的研究与发布机制缺失;(4)上述各方力量的联动机制缺失。如此一来,中国话语在跨语际实践过程中就会面临以下“四大困境”:(1)话语立场困境——“说了没人信”;(2)话语内容困境——“说了记不住”;(3)话语表达困境——“说了听不懂”;(4)话语渠道困境——“说了传不开”(袁赛男、李丹青,2018:89)。

不容否认,造成上述话语困境的原因,除了东西文明和意识形态的冲突以及西方社会对于中国话语的先天偏见之外,我们在翻译能力与传播能力自身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回避。近年来,虽然我国外交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外交话语的翻译能力却不尽如人意。这一方面是因为国际社会在语言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千差万别,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在翻译外交话语时往往忽略受众,采用单一且生硬的政治宣传模式,较少针对受众地区或国家的社会文化语境和话语体系调整传播策略,过分关注外交话语的生成而忽略接受情况(胡开宝、李婵,2018:6)。对于中国对外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田海龙(2019a:55)在对知识交汇与融合的问题进行话语层面的思考后认为,批评话语分析、社会符号学以及新修辞学形成知识交汇与融合的前提是要对新的社会历史问题主动作出回应,而实现融合的方式则可以是各自术语、方法和理论的相互“再情景化”,此类思考和分析可以为不同传统的学术话语的交融提供借鉴,为学术话语实践创新提供参考。他还指出,考察批评话语分析话语形成的历史可以为我国学术界关注的学术话语体系构建议题提供某种借鉴(田海龙,2019b:10)。在构建某一话语体系时,需要结合这一学科的特点,围绕研究对象、陈述方式、概念和策略话语形成的过程和机制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在其他话语类别的译介与传播方面,情况大抵相仿。因此,加强国际间的对话与交流、改善与传播受众的互动方式、改进译介与传播的理念与方法、建立立体多元的话语实践渠道,是提升中国国家形象、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的前提和基础。

综合看来,上述研究成果从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建设面临的各类话语困境入手,结合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原则方法、核心任务与主要挑战,重点剖析了译介与传播环节的个中缘由和实践路径,对于我国当前的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和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而言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但同时也可以看出,大多数研究还停留在理论探讨层面,未能与有关各方在话语实践路径上达成理解与共识,且应用型与对策性研究成果还比较少见,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当前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和对外话语的精准传播。

3. 围绕典型案例与机制建设,反思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中的实践困境与未来出路

就个案研究而言,学界和业界主要围绕《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文本,以及“玉兔”微博、“中国关键词”多语平台项目、“讲好中国故事主题沙龙”、“中国政治话语传播研讨会”、“复兴路上工作室”等项目的译介与传播进行了探讨。例如黄友义等(2014)以中国外文局和《求是》杂志社共同主办的“中国政治话语传播研讨会”为例,呼吁有关各方高度重视党政文献的对外翻译,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他们提出了未来对外译介与传播政治话语的三点建议:(1)加强政治话语译介工作是回应国际关切、引导国际话语的迫切需要;(2)政治话语对外译介工作需要加强机制建设和顶层设计;(3)高度重视政治话语翻译与传播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为政治话语对外传播提供良好保障。在翻译《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过程中,黄友义(2018:64)再次指出,在我们看到世界需要阅读中国的同时,也应当认识到我们的翻译队伍力量还存在不足。他认为外国会中文又能翻译时政类文献的人数有限,当前的人工智能翻译技术还远远不能胜任中国时政文献的翻译,而高层次中译外翻译更是稀缺人才,因此,中译外翻译队伍的建设十分急迫,需要各方高度重视。

就机制建设而言,李培林(2014:8)建议在新闻出版、媒体宣传等领域完善话语体系相关工作的舆情监督机制,加强对主流媒体特别是新媒体的沟通协调,实现重大问题的互联互通,使话语体系的展现方式协调一致。王刚毅(2014a)以重要政治文件的翻译为例,提出应开展多个部门的相互配合和通力协作,只有在思想上达成共识,才可能促进中国当代理念和中国智慧的有效对外传播。他同时指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队伍建设特别是翻译人才队伍建设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在中国对外话语译介与传播协调机制建设这一问题上,姜飞(2016:44)提出国际传播研究领域应该愈加深刻理解“国际传播”的分量,认真研究和规划政策、机制、投入、人员培训等方面。袁赛男、李丹青(2018:91)也认为“要从国家层面上加强重大翻译项目的策划,建立话语翻译标准的研究和发布机制”。

就如何融入世界主流媒体渠道进行中国政治话语传播,丁洁(2016:35)通过分析“中国关键词”词条在维基百科的收录情况,提出三点建议:(1)以纯知识的方式可以增强展示真实的当代中国的传播效果;(2)全面客观的舆论收集可以提高传播的可信度;(3)根据不同媒体特点、渠道特色、受众语种差异设置相应的议题,设计编写的范式,才能真正在内容上做到融通中外,实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此外,范大祺(2016:7)认为,我们完全应该在讲好中国故事方面投入更大的精力,例如,讲好APEC蓝、海地维和、也门撤侨和反腐败斗争等故事,会比枯燥的理论说教更益于树立良好的中国形象,更有利于体现我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和体制机制的优越性。

总的来看,众多研究者通过个案研究的方式考察了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各项议题,并从中总结、提炼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在此基础上,专家学者们还专门提到了建立各方协调和联动机制的重要性,同时呼吁各界要重视对高端应用型翻译人才和传播人才的持续培养。这是此类研究达成的重要共识,也是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和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可以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4. 围绕对外译介与国际传播,探讨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中的翻译策略与传播策略

对于对外话语的翻译策略与传播策略,王刚毅(2014b:8)认为,在译介和传播政治文献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国外普通受众的思维和阅读习惯,使译文贴近其母语的表达方式,从而保证文字流畅和观点准确,不必过度追求与中文的对应。邵璐(2014:48)认为,凸显信息是文体上的阻抗式翻译,无论目标文本是否与源文本的凸显程度或频率吻合,只要运用得当,就能提升文本价值,引起目标读者的阅读兴趣,从而获得接受传播的成功。廖七一(2017:26)也认为,译名的流通似乎与译名的精确与理据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更多地涉及接受语境。沈贤志(2018:110)甚至指出:“运用西方话语熟悉的风格和措辞,并不违背对外传播中‘以我为主’的原则。相反,这不仅不会改变话语文本的主题思想,而且助推传播效果的实现,提升话语传播力和影响力”。

就未来中国对外话语的译介与传播,胡安江、梁燕(2015:67)指出,文化势差、民族心理、文化心态、“精英主义”态度合力促成了以英美为代表的英语世界对于翻译及翻译作品的事实性歧视;在当下的多元文化语境下,要实现实质性的跨越与突破,必须建立以市场为主要导向的传播机制。关于传播机制建设,胡正荣(2017:10)指出:第一,应建设以全媒体为基础的国际传播体系;第二,应采取“一国一策”的原则制订国际传播方案;第三,应强调以精准化为特征的国际传播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在2018年中国翻译协会年会上,“中国特色话语对外翻译标准化术语库”(以下简称“术语库”)数据加工的项目标准正式发布。该标准文件作为“术语库”项目标准研制的课题成果,代表着新时代中国特色术语库标准化工作的创新探索。这一国家级术语翻译资源平台的打造,旨在以术语为枢纽汇集中华民族独特的语言、知识与文化记忆,并借助翻译媒介推动“地方性”的“中国知识”走向世界。关于中国特色话语对外传播与术语翻译标准化问题,魏向清、杨平(2019:95~96)认为,要使中国特色话语所表征的“中国知识”在认知和实践层面有“普遍化”的推广可能,中国特色术语对外翻译“标准化”是关键:一方面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术语的“自塑”标准化,另一方面则是中国特色传统术语的“重塑”标准化。

就中央文献的译介与传播,田海龙从超学科的视角思考中央文献英译的范式问题,通过讨论话语研究与中央文献英译研究之间的关系,提出中央文献英译研究可以跳出“忠实—灵活”孰优孰劣的讨论循环,从话语研究中吸取一些有用的概念、理念和框架,进而形成一个新的研究范式(田海龙,2017:1)。王东风、赵嘏(2019:32)在考察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后指出:“翻译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人,其实多是学贯中西的思想家。他们之所以翻译马克思主义学说,那是作为思想家的一个选择的结果。虽然初衷各不相同,但他们的译介所产生的合力,最终让一群为劳苦大众寻求真理的有识之士意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就中国外交话语体系的译介与传播,杨明星、齐静静(2018:89)提出,外交翻译应充分考虑语境特殊性和文本复合性,创立和遵循“政治等效+审美再现”这一新的复合型标准,即在准确传达源语和说话者的政治意图、政治内涵、政治倾向的前提下,兼顾其音美、形美、意美,力求达到译文同原文的政治等效和审美再现。

毋庸置疑,在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研究与建设过程中,译介与传播属于重要的枢纽环节。围绕译介与传播策略,专家学者们一方面提出了规定性的原则方法,如“政治等效+审美再现”标准(杨明星、齐静静,2018);另一方面也提出了灵活有效的观点理念,例如王晓晖(2016)倡导的以我为主的传播本土化理念等。可以看出,现有研究对策略和方法的探讨用力甚勤,但对于机制、影响和效果这些检验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成效的重要指标,实证研究还相对缺位,尤其对于如何检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效能的目标(包括宏观目标、中期目标和具体可操作的近期目标等),看法还比较模糊和笼统。因此,对于目标、机制、效能和影响的相关研究还急需加强。

三、未来研究路径

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译介与传播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相关研究必然是一项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研究。上述研究从翻译学、语言学、传播学、外交学、政治学、社会学和信息技术等不同学科视角进行考量,丰富了我们对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理解和认识,也阐释了我国在对外话语体系建设过程中的理念、内涵、任务、目标以及问题、困境和未来思路,它们无疑都是该领域的重要论述。但是,现有研究也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1)理论研究普遍,实证研究缺失;(2)碎片化研究普遍,系统性研究缺失;(3)规定性研究普遍,描述性研究缺失;(4)同质化研究普遍,创新性研究缺失;(5)策略研究普遍,影响研究缺失。

总体来看,现有研究还大多停留在翻译学、语言学和政治学等理论探讨的层面,而且重复研究的现象较为普遍,人云亦云的现象也较为普遍。研究者还远未能与有关各方在理论探讨和话语实践方面达成理解与共识,联合攻关的协调机制还远未建立起来。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牵涉多方力量的参与和合作,如果没有“系统”和“合作”的意识,如果不积极打通机制壁垒,很难想象话语实践的最终效果。翻译研究者应注意对翻译过程中所有行动者之间的合作进行研究(Buzelin,2007:161)。此外,现有研究对策略和方法的探讨较多,但对于目标、机制、影响和效果的个案研究与实证研究还相对缺位,未能很好地利用文本数据挖掘技术、舆情分析、语料分析等手段,未能形成有效的、有价值的研究报告、调查报告、决策咨询报告和应用型研究报告。高端应用型翻译人才和传播人才的培养是实现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在国际社会中进行译介与传播的重要前提和必要保证,然而相关研究也几近空白。再者,虽然现有研究已经对理论进行了较多探讨,但大多局限于政治学等单一维度,未能实质性地开展跨学科研究,真正的理论创新研究比较少见。因此,未来急需加强在机制建设、实证研究、个案研究、研究方法、影响研究、人才培养和理论研究等方面的研究。

首先,未来的相关研究应充分发掘中国话语对外译介与传播的历史与现状,进而形成对于研究对象的科学认识和科学判断,不仅要为后续研究提供基础性材料,而且要为研究问题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科学设计提供可靠的文献与理论依据,从而拓展本领域的研究思路和研究视野,并在此基础上开展深入的实践探索与实证研究。通过对原始文献和相关话语的构建与发布、译介与传播、发展与演变进行追溯式的研究与考证,厘清话语对象的历史来源、目标受众的历史文化、话语实践的历史情境和制度框架,让话语实践重回历史现场,可以帮助我们系统性地钩沉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自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与英美等主要英语国家交往时的译介、传播与接受状况等问题。同时,通过各类实证研究提取分析跨语际实践行为的诸种规范,描写和阐释译介与传播行为及其现象,形成普遍的认知法则,从而更好地指导未来的话语实践。毕竟,规范理论不是直接用规范来规定行为,而是把规范当作分析或描写的工具(Toury,1995:84)。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要在历史文献研究和实证研究方面有更大的突破。

其次,未来的相关研究还须广泛运用比较研究法的视角,例如采用历史与现实、全球化与本土化、全球语境与中国立场、内宣与外宣、国内与国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政府与民间、精英和大众等对比视角,充分探讨话语事件的发起、情境、控制(可以/必须使用哪种交流方式<口语/书面语>,可以/必须使用哪种语言<主要或标准语言/方言等>,允许哪种类型的谈话,允许哪种类型的言语行为,或谁可以开始谈话或插话等)、范围和听众控制、综合准入标准等话语特征及准入模式(van Dijk,1996:87~89)。不考虑话语构建和意义构建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因素而进行的研究,都是对差异的压制(Arrojo,1998:42)。

当然,还可广泛运用语料库研究方法,对英美主流媒体、主要报刊、相关人士和相关数据库对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报道、言论和著述等进行数据与语料分析,形成权威分析报告和关于中国国家形象的调查报告。此外,还可综合运用各类数据库(如英国国家数据库、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数据库以及由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提供的与公众舆论相关的数据库等)、问卷调查、调研及访谈,在对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的定量研究基础上,对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译介与传播相关议题进行定性分析,进而形成各类研究论文、研究报告和政策建议。未来的研究还应充分发掘舆情分析方面的资源优势和技术优势,对主要英语国家的政要和普通民众进行有关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译介、传播、阐释、解读、影响和接受等情况的舆情分析,形成舆情分析报告和政策咨询建议,从而助推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协调机制、人才培养机制和效能反馈机制的全面建设。

此外,未来研究应充分运用问卷调查与人物访谈等研究方法,在不同国家针对不同重点目标人群(如国外智库人员、中国问题研究者、记者、商人和普通民众等),就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在对象国的译介与传播、影响与效果、问题与建议等开展问卷调查、实地调研以及人物访谈。同时,相关研究还应广泛采用问题驱动和数据驱动等方法,选取具有高度现实意义、广泛社会影响、“接地气”的现实话语事件和民间话语实践,通过文本细读、关键词搜索、数据统计、语料分析等方式,考察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在话语阐释机制或社会功能方面的效能,即话语研究服务社会、服务民生、推进人类文明进步的社会意义和现实功能,并重点考察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问题与困境、效能与目标、机制与平台、译介与传播等现实问题,从而拓展该领域实证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对外话语的精准传播。换言之,未来的研究急需在研究方法和影响研究方面进一步拓展思路、加大力度。

除了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之外,基础理论研究亦不可或缺。相关研究应走出政治学等单一学科维度,广泛运用翻译学、传播学、语言学、术语学、外交学、历史学、信息技术学、营销学和品牌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采用探讨与反思的双重视角,对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构建、发布、译介、传播与接受进程中的话语主体、话语对象、话语场域、话语事件、话语方式、话语实践、译介策略、传播机制、意识形态、地缘政治、权力话语、翻译场域、大众传媒、目标受众与话语构建等重要议题进行描述、解释、预测分析与理论抽象,从而指导我国未来的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和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结语

习总书记指出,“我们在国际上有时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存在着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习近平,2017:149)。当下的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建设,还面临国际传播弱势和对外话语困扰,即“失声”“失踪”“失语”等多重困境。加之目前国际舆论格局“西强我弱”,我国新闻媒体国际传播能力还不够强,声音总体偏小偏弱,西方主要媒体左右着世界舆论,对我国未来对外话语体系的构建与研究必须充分考虑上述不利因素,有针对性地调整相关策略和方法,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与体制机制建设,充分强化译介与传播的受众思维、协商化思维和互联网思维,充分重视高端应用型翻译人才和传播人才的培养,充分动员社会各界力量联合开展相关平台和传播渠道建设。只有解决了上述制约中国话语对外译介与传播的瓶颈问题,才能真正实现中国故事的世界表达,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才能越来越大。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的研究依然需要在理论与实践、理念与方法、体制与机制、译介与传播、平台与渠道、人才与培养等领域不断拓展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尤其需要加强对理论创新研究、应用对策研究、人才培养研究以及机制效能研究等核心议题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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