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0, 42(4): 79-91 doi: 10.12002/j.bisu.294

外国文学研究

《赎罪》中的他者叙述伦理

郭龙,

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长沙 410083

Narrating Alterity Ethics in Atonement

Guo L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3, China

责任编辑: 栗娜

收稿日期: 2018-01-2   网络出版日期: 2020-08-30

Received: 2018-01-2   Online: 2020-08-30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郭龙,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410083,研究方向:英美文学。电子邮箱:guolong206@163.com

摘要

伊恩•麦克尤恩的《赎罪》因其对自我和他者关系的探索而传达了丰富的他者伦理内涵。这一伦理效果不仅源于他对小说故事情节的精心构思,更源于其在小说叙述形式上的探索。在叙述形式层面,麦克尤恩将元小说嵌套叙述、视角转换和不可靠叙述相结合,探索出一套独特的伦理叙述话语,揭示了作品的他者伦理意蕴,展示了作者、叙述者和读者的伦理意识表达与叙述呈现之间的关系。本文将着重聚焦这三种叙述形式在强化《赎罪》中的他者伦理表达方面的作用,探讨作者麦克尤恩如何通过叙述形式层面的他者伦理内涵引导读者进行自我伦理意识的反思。分析发现,麦克尤恩在《赎罪》中采用的叙述形式具有丰富的伦理内涵,这一叙述形式与小说内容共同强化了小说中的他者伦理意蕴。探究《赎罪》中叙述形式在伦理表达方面的效果能够充分挖掘该小说的伦理内涵,也有助于引起学界对麦克尤恩小说中叙述伦理的关注。

关键词: 赎罪 ; 他者伦理 ; 嵌套结构 ; 视角转换 ; 不可靠叙述

Abstract

Atonement, a novel written by Ian McEwan, conveys rich ethical connotations of the Other because of its explo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lf and the Other. Such an ethical affect not only springs from his ingenious plot but also from his exploration of an innovative pattern of narrative discourse that combines embedded narration, shift of points of view, and unreliable narration to disclose implication of alterity ethics as well as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ethical expression of author, narrator, and reader and style of the narrative.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function of these three narrative techniques in strengthening the expression of alterity ethics and explores how McEwan guides readers to reflect on their ethical consciousness through alterity ethics at the narrative level. With this research,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McEwan employs the narrative forms with profound ethical connotations that, together with the content of the novel, strengthen the expression of alterity ethics in the novel. Exploring the roles played by the narrative forms in expressing alterity ethics in Atonement may fully uncover its ethical connotations as well as garner attention to the ethical dimensions of narrative arts in McEwan’s novels.

Keywords: Atonement ; alterity ethics ; embedded structure ; shift of point of view ; unreliable nar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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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本文

郭龙. 《赎罪》中的他者叙述伦理.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0, 42(4): 79-91. DOI:10.12002/j.bisu.294

Guo Long. Narrating Alterity Ethics in Atonement. Journal of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2020, 42(4): 79-91. DOI:10.12002/j.bisu.294

引言

英国当代小说家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1948— )近年来受到评论界的广泛关注,究其原因,是由于他在小说中坚持通过不同的伦理境遇对人性展开独到的探寻。从早期的“惊恐文学”(literature of shock)到后来的“更具社会意识的小说”(more socially conscious literature)(尚必武,2013:4),麦克尤恩将其独特的叙述风格融于富含道德意蕴的故事情节中,从而产生了强烈的伦理效果。小说《赎罪》沿袭了麦克尤恩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创作思路,将政治、历史、战争等严肃题材巧妙地融入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中,力求多维度地展现自我和他者的关系问题,通过革新叙述形式将作品的伦理经纬拓展至叙述伦理。小说主体部分始于布里奥妮对罗比的错误指认,其后分别以二战时期英国的敦刻尔克撤退和战时后方医院为背景,书写了普通个体在战争叙事语境下的创伤体验。此外,在小说的尾声,麦克尤恩通过对布里奥妮自我意识的揭示,深化了小说的伦理效应。

国内外学界已有若干文献对该小说展开伦理方面的研究。例如,海德(Dominic Head)认为《赎罪》带来了一场强烈而生动的道德体验,同时坚持了小说的虚构本质和作者模糊的道德权威(Head,2007:24);奥哈拉考察了《赎罪》中元小说的自我意识叙事与其伦理情结之间的关系(O’Hara,2011:74~100);尼克拉斯(Pascal Nicklas)在论文集《伊恩•麦克尤恩:艺术与政治》(Ian McEwanArt and Politics)中指出,“麦克尤恩诗学的核心就是渴望通过他人的眼睛审视世界”(Nicklas,2009:8),该论文集中的其他学者探究了包括《赎罪》在内的麦克尤恩小说中的艺术、政治等不同话语与伦理的关系;罗媛在其博士论文中则以移情为视阈,探讨了《赎罪》中“个体移情他人与自我之伦理存在的关系”(罗媛,2012:ii)。可以看出,目前对《赎罪》的讨论主要以小说故事内容为出发点,分析其伦理内涵,讨论其自我意识叙事对于伦理表达的作用。但从其叙述形式出发,探究小说中叙述技巧与他者伦理表达之间关系的研究却很少见。而探究叙事学与文学伦理学之间相互交流、借鉴的可能性是目前叙事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例如,德国叙事学家安斯加尔•纽宁(Ansgar Nünning)和上海交通大学的汤轶丽就切中肯綮地指出:“强调形式与内容、形式主义与语境主义,或者诸如叙事学等形式主义方法与诸如伦理这类主要关注文学作品内容的方法之间过时的对立是毫无意义的。任何学者,只要对叙事尤其是叙事虚构作品之于传播道德规范和伦理价值的文化对话的介入方式感兴趣,都可以从叙事学以及文学伦理批评中获益良多”(安斯加尔•纽宁、汤轶丽,2016:36)。此外,沃尔夫冈•穆勒(Wolfgang G. Müller)在其文章《伦理叙事学》(An Ethical Narratology)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讲述故事的方式和叙述视角具有重要的伦理内涵”(Müller,2008:117)。诺拉•伯宁(Nora Berning)建构了批判伦理叙事学(critical ethical narratology),并着重分析了非虚构作品中所采用的叙事技巧对于道德价值的建构、再现和传播作用(Berning,2011:189)。国内学者如伍茂国(2011/2012)江守义(2017)等近年来亦对叙事时间和叙事视角等叙事形式的伦理内涵展开持续的研究。不难看出,随着叙事转向(narrative turn)和伦理转向(ethical turn)的出现,“以作品内容为中心分析伦理特性的文学伦理学与以作品形式为中心分析叙事特征的叙事学之间颇有双向交流、相互借鉴的必要与可能”(尚必武,2017:7)。有鉴于此,笔者试图援引相关叙事学理论和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的他者伦理概念,分别从元小说嵌套叙述、视角转换和不可靠叙述三个维度阐释其叙述形式在强化小说他者伦理表达方面的作用,并揭示作者麦克尤恩如何通过叙述形式层面的他者伦理内涵引导读者进行自我伦理意识的反思。

一、嵌套结构:自我身份揭示的他者伦理意蕴

高叙述层次的人物是低叙述层次的叙述者(赵毅衡,1998:58)。依据这一叙述层次划分标准,《赎罪》可大致分为两大叙述层:以77岁的作家布里奥妮为叙述者的框架叙述和全知叙述者的内层嵌套叙述。在框架叙述中,作者布里奥妮刚刚完成其小说《赎罪》的创作,这部小说正是读者在嵌套叙事中所读到的三部分内容。不仅如此,布里奥妮还坦承:刚读到的幸福结局与现实并不一致,真正的现实是“罗比•特纳于1940年6月1日在布雷敦斯死于败血症,塞西莉亚于同年的9月在贝尔罕姆地铁站爆炸中丧生”(伊恩•麦克尤恩,2008:393)。对于小说结尾的改变,布里奥妮解释说:“这一切除了服务于严酷的真实性之外,谁会相信呢?我深深觉得让我小说中的有情人最终团团圆圆,生生不息,绝不是怯弱或逃避,而是最后的一大善行,是对遗忘和绝望的抗衡”(伊恩•麦克尤恩,2008:394~395)。

作者布里奥妮的自我揭示凸显了她在赎罪过程中面临的伦理困境。起初,麦克尤恩采用全知叙述者的视角对布里奥妮的罪行进行讲述,较为客观地展现了布里奥妮犯罪的前因后果,由此避免了人物以第一人称叙述所带来的主观性。同时,即使读者通过这一揭示知悉了布里奥妮内层叙述者的身份,其赎罪的诚意也没有受到太大影响。这是因为布里奥妮能够以局外人的身份客观地审视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并适时放弃全知视角,采用不同人物的视角来再现事情的本来面目,这充分表明她意识到了“他者之脸”(the face of the Other)的存在。列维纳斯认为:“他者之脸是他者显现自我的方式,它超越了我意念中的他者概念”(Levinas,1979:50)。尽管它不能被认识论所把握,但依然显现他者并期待自我的回应。自我对他者之脸的回应“不仅是一种回应,更是一种责任”(Bernasconi & Wood,2003:169)。因此,布里奥妮在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的写作中走出自我,进入罗比和护士布里奥妮的意识,对他者的遭遇进行移情想象,体现了她对他者他异性的尊重,并由此构建了与他者的伦理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布里奥妮的赎罪是成功的。但布里奥妮的赎罪却并不彻底,她不顾现实,擅自更改小说结局,这与她13岁时犯下的罪过如出一辙。13岁的布里奥妮为了证实自己的臆测,将一系列巧合事件进行加工处理,粗暴地将罗比和塞西莉亚纳入自己的阐释框架,不顾他者的感受。同样,77岁的作者布里奥妮在处理小说的结局时仍然没有摆脱自己当年浪漫想象的冲动,违背现实,将自己对罗比和塞西莉亚的想象作为小说的结局。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评论道:“当初是布里奥妮的浪漫冲动导致了她对罗比的误认。倘若她当时对现实主义更感兴趣的话,她就会要求得到更多的证据,而不会贸然指认罗比。倘若她此时对现实主义更感兴趣的话,她就会对自己的错误带来的严重后果揭示到底。她未能做到这一点,这在某种意义上偏离了她寻求赎罪的轨道”(Phelan,2005:331)。因此,框架叙述中元小说式的揭露使读者对布里奥妮的伦理判断也变得复杂。麦克尤恩利用这样的叙事结构表明,他拒绝在小说中简单而绝对地评价人物并进行道德说教。相反,麦克尤恩正是通过设置布里奥妮的伦理困境来展现赎罪的复杂性,并邀请读者对自我和他者的关系进行反思,从而强化了他者伦理的表达。

在嵌套叙述层的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麦克尤恩依次嵌入了人物布里奥妮创作《阿拉贝拉的磨难》和《泉畔双人》的经历。首先,这两部作品的创作过程被麦克尤恩直接植入到故事情节中来进行讨论,产生了戏中戏的效果。其中,《阿拉贝拉的磨难》作为布里奥妮在文学方面的初次尝试,集中体现了其浪漫想象和唯我主义,并由此开启了她的犯罪之路。之后,布里奥妮对自己的行为和创作进行反思,决心以新的形式书写自己的罪行。因此,可以说该剧本的创作间接地为布里奥妮的小说《泉畔双人》和《赎罪》提供了素材并做了文学方面的准备。从初稿《泉畔双人》到终稿《赎罪》,布里奥妮不仅六易其稿,而且还虚构了一位文学编辑康诺利,通过他对这部小说进行评论。布莱恩•范妮(Brian Finney)在谈到麦克尤恩的小说《赎罪》时认为,“这是一部从头至尾有关小说创作的小说”(Finney,2004:69)。如此强烈的自我意识叙事不仅强化了《赎罪》的嵌套结构效果,而且从另一层次深化了他者伦理的表达。因为,如果将《阿拉贝拉的磨难》和《泉畔双人》两个文本置于老年布里奥妮创作的小说《赎罪》的框架之中,就会更加立体地呈现出布里奥妮对他者认知的转变。《阿拉贝拉的磨难》和《泉畔双人》分别是布里奥妮儿时和成年时期创作的两部作品,这两部作品构成了老年布里奥妮的小说《赎罪》之原型。从初始的剧本到最终的小说《赎罪》,作为小说人物的布里奥妮经历了战争,逐渐意识到“他者之脸”的存在,并力图寻求赎罪的机会;而作为作家的布里奥妮经过一系列写作实践,认识到对于他者移情性想象的必要以及浪漫想象的危害,从而在文本中勇于担起小说的伦理责任。麦克尤恩将这两部作品嵌套于布里奥妮创作的小说《赎罪》中,这样一方面清晰地展现出人物布里奥妮的转变和成长,另一方面也凸显出布里奥妮对小说这种文学体裁所应承担的伦理责任的思考。虚构出来的作家布里奥妮在此也成为了现实世界作家麦克尤恩的代言人,其思考实为麦克尤恩对当代小说是否应该担负以伦理表达为核心的诗性正义的反思。因此,小说中的自我意识叙事绝非麦克尤恩故意在玩弄后现代技巧,相反,麦克尤恩正是通过此种叙事来“反对静止的、淡化情节与脱离道德表达的现代主义”(Cormack,2009:77)。

二、视角转换:敞开他者伦理意识之维

对小说视角的实验是《赎罪》的最大特色。麦克尤恩在一次采访中谈及《赎罪》中的叙述视角时说:“对于《赎罪》,我确实有一种强烈的感觉知道它应该如何去展开……我不得不证实,如您所说,假如没有对视角的实验和反思,《赎罪》不可能完成”(Lynn,2007:51)。在小说中,麦克尤恩先是针对不同的叙述层次采用不同的人称进行叙述,即外层叙述采用布里奥妮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讲述,内层叙述则采用第三人称的叙述者进行全知讲述。一般情况下,全知的叙述者多为异故事叙述者,叙述者不参与故事的进程。然而,通过《赎罪》外层叙述中布里奥妮之作者身份延迟的揭示,我们得知,内层的叙述者其实就是作者布里奥妮的代言人,即小说中的内层叙述实则是第三人称的同故事叙述,其中暗含了布里奥妮的回顾性叙述视角。如此一来,原本看似相对客观的全知叙述就变得不再可信,因为“当人物以自己的立场来回顾时,叙述内容都经过人物有意识的过滤,将对人物不利的内容统统过滤掉,即使是人物的不正当行为,也会由叙述者提供合理的解释”(江守义,2017:23)。尤其是再次细读内层叙述时,读者可以明显感觉到叙述者和人物之间距离的变化更印证了这一点。麦克尤恩对叙述视角做出如此的安排与其为延迟揭示布里奥妮之作者身份所做的精心铺垫实质上是一致的,均体现了他对读者伦理反应的有意引导。通过前后关于内层叙述以及布里奥妮之作者身份的延迟揭示所产生的不同伦理反应,麦克尤恩隐含地向读者表示:“我们对于犯罪和赎罪这一问题的情感反应过程,无论有多么强烈和艰难,还是太容易了。回过头来看,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太急于相信罗比在撤退之后还活着,急于相信布里奥妮遇到罗比和塞西莉亚会导致某种赎罪”(Phelan,2005:335)。然而,这样一种阅读反应恰恰违背了列维纳斯关于他者的伦理内涵。在列维纳斯看来,文学作品作为艺术的伦理他者,要求读者在解读时不能将自我置于绝对的统治地位,因为他者的异质性拒绝被认识论所把握(Levinas,1979:212~214)。只有在充分尊重他异性的基础上,才能真正与他者建立公正与爱的关系。因此,通过在嵌套层采用第三人称同故事叙述,麦克尤恩成功地引导读者去反思自我的伦理意识,从而有效地传达了他者伦理。

在嵌套叙述层,除了全知叙述者掌控全局之外,麦克尤恩在不同的故事情节中亦采用了不同的人物视角,并在不同的叙述视角之间来回转换。按照热拉尔•热奈特(1990:129~130)对叙述聚焦的分类,对人物内心进行透视或采用人物视角叙述的被称作内聚焦。从本质上说,适时放弃全知视角转而对不同人物进行内聚焦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种尊重他者的体现,因为这样做“既满足真实性的要求,又摆脱了第三人称专断性叙事带来的伦理困境”(伍茂国,2011:98)。通过对人物的内聚焦以及对不同人物聚焦的转换,麦克尤恩一方面引导读者体验人物布里奥妮的浪漫想象及其对他者暴力性的同化所带来的危害,另一方面也方便读者进入他人的意识,将自己想象为他者,感受他者眼中的世界,从而提升我们对他者的移情能力。具体而言,小说嵌套叙述层的第一部分讲述了1935年夏日的一天发生在塔利斯家的事件。虽然关键的事件仅区区几件,但麦克尤恩在该部分却用了14个章节来进行讲述,占小说近一半篇幅。麦克尤恩对视角转换进行了巧妙的运用,14个章节主要由4个人物的叙述视角构成。其中,第一、三、七、十、十三和十四章从布里奥妮的视角讲述,第二、四、九和十一章从塞西莉亚的视角讲述,第六和十二章从艾米莉的视角讲述,第八章则以罗比为视角人物进行叙述。内聚焦可以细分为两类:多重内聚焦和转换内聚焦。这两种内聚焦在小说第一部分都有运用。例如,在叙述塞西莉亚和罗比在泉边争执的一幕时,叙述者首先从布里奥妮的视角来讲述,进而又分别从塞西莉亚和罗比的视角进行叙述。这种采用不同人物视角讲述同一件事的做法,不仅能有效地揭示泉边冲突这一关键事件的伦理价值,更重要的是有利于读者观察布里奥妮、塞西莉亚和罗比的伦理立场。而正是通过矛盾或冲突性的伦理立场,隐含作者才能暗暗地引导读者接近其意图传达的他者伦理价值。除了这种多重内聚焦的运用,交叉转换不同人物视角、分别讲述各个人物所经历的事件及其心理活动的手法构成了转换内聚焦。这一手法为读者进入人物意识、进行移情性想象提供了机会。在对人物进行内聚焦时,叙述者亦采用了零聚焦。采用零聚焦有助于填补人物叙述所留下的空白,同时也使叙述者参与叙事进程,从而为外层叙述中对内层叙述者身份的揭示所带来的叙述者可靠性问题起到铺垫作用。

此外,小说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的嵌套叙述分别采用罗比和成年布里奥妮的视角,叙述了他们各自在敦刻尔克大撤退和战时后方医院的创伤性遭遇。通过罗比和护士布里奥妮两个较为固定的视角人物,麦克尤恩着重再现了人类作为整体所犯下的战争之罪,以及这种罪孽给以此二人为代表的普通士兵和护士所带来的戕害。在书写这一段历史时,麦克尤恩采取了与书写“大历史”不同的态度,他在尊重历史和调研史料的基础上,“彻底颠覆了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战争奇迹’”(胡慧勇,2013:37)。这一审慎的历史书写态度隐含了麦克尤恩对他者负责任的态度。通过在史实与虚构之间达成一种平衡,麦克尤恩既表达了他对历经战争创伤的父辈们的尊重,同时也更好地引发了读者的情感共鸣。通过进入两个不同视角人物的意识,读者仿佛亲历了残酷的战争,因而对布里奥妮、罗比及其同伴的创伤性遭遇能够进行移情性想象,最终认识到并承担起自我对他者的伦理责任。麦克尤恩将这一段历史的书写置于布里奥妮所创作的小说框架内,意在表明布里奥妮小说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是59年后作者布里奥妮对当年的罗比和布里奥妮进行移情想象的结果。正是由于经历了这两部分的写作,作者布里奥妮深刻地体验到进入他者意识并想象自己成为他者的感觉,从而最终认识到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小说创作中自我对他者所肩负的伦理责任。

在麦克尤恩看来,“移情是人性的核心、道德的起点”(McEwan,2001)。小说的价值恰恰在于给读者提供成为他者的机会,使他们能借此机会调动其移情能力并认识到他者如自我一样独立存在,并且永远不能被纳入本体论视阈去理解;相反,正是这个绝对无限的他者召唤自我去履行对他者的伦理责任,从而建构起主体的主体性。《赎罪》中对视角转换的巧妙运用不仅在形式上打破了传统线性叙事的结构,增强了小说的审美效果,而且更关键的是敞开了人物和读者的他者伦理意识之维,为增强他们的移情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深化了小说他者伦理的内涵。

三、不可靠叙述:对本体论视阈他者观的否定

元小说中经常出现的有意识的自我揭示会打破小说中已建立的真实感,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元小说从本质上说就是一种不可靠叙述。一旦出现这种自我揭示,原本看似相对可靠的叙述也就不再可靠。《赎罪》中的嵌套叙述层是由隐含的全知叙述者来完成的。在通常情况下,第三人称的全知叙述者往往是可靠的,然而,由于在外层叙述中布里奥妮公开告知读者他们刚读完的故事是她历时59年根据自己年少时的经历完成的一部小说,所以当读者再次阅读嵌套叙述部分时,就会对布里奥妮作为内层叙述者的叙述之可靠性和客观性产生疑问。此外,申丹认为以往的叙事学界往往关注叙述者的不可靠而忽略了叙述层面上人物的不可靠,她提出:“无论是在第一人称还是在第三人称叙述中,人物的视角均可导致叙述话语的不可靠,而这种不可靠叙述又可对人物塑造起到重要作用”(申丹,2006:141~142)。麦克尤恩在嵌套叙述中大量运用自由间接引语将人物话语提升至叙述层,从而造成叙述话语的不可靠。依据詹姆斯•费伦、玛丽•帕特里夏•玛汀(2002:42)对不可靠叙述的划分,可以将《赎罪》中的不可靠叙述分为3类:人物布里奥妮的不可靠解读、叙述者布里奥妮的不可靠报道和不可靠评价。通过将布里奥妮不可靠叙述背后的价值观与隐含作者的价值观进行对比,麦克尤恩意在否定本体论视阈中的他者观念,从而传达列维纳斯式的他者伦理。

人物布里奥妮的不可靠解读体现在她对罗比和塞西莉亚感情作出的误读。在再现布里奥妮的误读时,叙述者运用自由间接引语将人物布里奥妮的话语或内心活动提升至叙述话语层,导致了叙述话语的不可靠。例如,布里奥妮在目睹泉边一幕时,她先是基于自己的写作经历作出了如下的解读:“姐姐就站在水池的护墙边上,罗比•特纳则站在她跟前,站立的姿势还很是正式——他两脚分开,头则向后仰起,十足一幅求婚的场面!”(伊恩•麦克尤恩,2008:41)随后,两人的一系列动作超出了布里奥妮的判断,她也调整了自己的解读:“他到底向她施展了什么魔力?勒索?敲诈?……眼前这一幕不再是公主和城堡的童话故事,而是人与人之间微妙的、难以言传的东西;原来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可以有这样的威力”(同上:42)。 将此处布里奥妮的话语与第二章以塞西莉亚为视角对这一事件的再现进行对照,读者不难发现,布里奥妮对该事件的解读不可靠。此时的布里奥妮,正如小说伊始所描述的,正沉浸于自己浪漫的文学想象之中。罗比和塞西莉亚之间的情愫为遭遇排戏困难的布里奥妮提供了想象的空间,在浪漫冲动和对秩序的偏爱的驱动下,布里奥妮置他者感受于不顾,粗暴地将罗比和塞西莉亚置于自身阐释框架之中,最终犯下了令其悔恨终生的罪恶。相比之下,只有像77岁的布里奥妮一样,在小说写作中想象自己成为他者、体恤他者,并意识到对他者的责任,才是真正的救赎之道。也正因为作者布里奥妮在书写泉边事件时充分运用了移情想象,保持了与隐含作者麦克尤恩一致的价值规范,才更凸显出布里奥妮叙述话语的不可靠。

人物布里奥妮对于罗比和塞西莉亚关系的不可靠解读为读者提供了进入其伦理情景的渠道,在这一情景下,她对他者行为和判断的解读不可避免地带有伦理的色彩。在表现布里奥妮的不可靠解读时,隐含作者有意使用了自由间接引语,导致叙述话语和人物话语的重合,从而产生了双重聚焦的效果。詹姆斯•费伦认为,双重聚焦会影响读者的伦理取位(ethical position),即读者对叙述文本阅读位置的选择不仅受个体既有价值和伦理观念的影响,也受到叙述文本中的叙事技巧和结构的影响(詹姆斯•费伦、玛丽•帕特里夏•玛汀,2002:48)。具体而言,双重聚焦的运用使得叙述者布里奥妮与人物布里奥妮的关系以及与读者的关系发生了改变。叙述者布里奥妮与人物布里奥妮相对客观的叙述距离逐渐缩小,读者与叙述者布里奥妮之间的距离则逐渐拉大。因此,读者意识到叙述者的不可靠后便会自觉地在伦理方面选择与作为叙述者和人物的布里奥妮疏远,从而逐渐靠近隐含作者的伦理规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隐含作者麦克尤恩通过布里奥妮的不可靠解读与双重聚焦来隐性地否定布里奥妮背后的他者观,从而肯定了列维纳斯异质性的他者伦理。

叙述者布里奥妮的不可靠报道体现在她对罗比撤退的结果以及小说结局的报道上。在小说第三部分的结尾,叙述者告知读者,布里奥妮在参加完罗拉和马歇尔的婚礼后决定去找塞西莉亚,以期为自己赎罪。在塞西莉亚的住所,布里奥妮意外地碰到了五年未见的罗比。面对当年的受害者,布里奥妮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澄清了谁才是强暴她表姐的凶手,并答应罗比的要求,以此来弥补自己的罪行。这一切看似十分圆满:布里奥妮即将实现赎罪,罗比和塞西莉亚也将有情人终成眷属。然而,作者布里奥妮随后的坦白推翻了先前叙述者布里奥妮的报道,显示了其叙述的不可靠。此外,佐证叙述者不可靠报道的还有叙述过程中的破绽。在布里奥妮离开咖啡店后,叙述者进行了下述的描述:“当她沿着公地走去时,她感到自己与另一个自我的距离在扩大。那一个真切的自我正走回医院。而这个正朝贝尔罕姆方向走去的布里奥妮也许只是一个虚幻的幽灵而已”(伊恩•麦克尤恩,2008:350)。也许初读这一部分的读者并不会感觉有什么异样,但是在读完外层叙述中作者布里奥妮的自我揭示时,这一切就明显地成为发现叙述者不可靠的线索。隐含作者巧妙地利用这一模糊的叙述骗过多数读者,使他们相信布里奥妮见到了姐姐,并即将实现自己的赎罪。同样的破绽还有第二部分结尾,身受重伤的罗比向耐特尔保证:“我一句话都不会说的。我保证,你不会再听到我说一句话”(伊恩•麦克尤恩,2008:284)。读者此时或许就能推测出罗比很可能坚持不到救援船的到来。尽管如此,深受现实主义模仿传统影响的读者在读到大团圆结局时,还是习惯性地选择相信它。隐含作者故意利用读者这一阅读期待成功地达到了置换故事结局的目的,同时也成功地掩盖了叙述者报道故事结局时的不可靠。

总的来看,内层叙述者在报道布里奥妮小说结局时是不可靠的,而这种不可靠的原因又与外层叙述者布里奥妮为改变小说结局所作的自我评价有关。在外层叙述者布里奥妮看来,“上帝也好,小说家也罢是没有赎罪可言的”,因此,她觉得“让我小说中的有情人最终团团圆圆,生生不息,绝不是怯弱或逃避,而是最后的一大善行,是对遗忘和绝望的抗衡”(伊恩•麦克尤恩,2008:395)。然而,一旦将布里奥妮这一价值观置于麦克尤恩小说的框架之中,读者就不难发现,指引叙述者布里奥妮作出不可靠报道与不可靠评价的价值观与整部小说隐含作者麦克尤恩的价值观是冲突的。隐含作者麦克尤恩在布里奥妮的第一人称叙述中通过不断暴露其叙述的不一致来对作者布里奥妮进行隐含的评论。例如,为了追求真实性,布里奥妮曾力求细节的准确,甚至在小说中将自己工作过的几家医院融合为一个,她在外层叙述中也承认:“它是我对真实性的最小冒犯”(伊恩•麦克尤恩,2008:378)。然而,在谈及对小说结局的篡改时,布里奥妮却宣称竭力说服读者接受残酷的现实没有意义。显然此处布里奥妮对真实性的追求最终还是让位于其浪漫的想象和冲动,正如费伦所评论的,“布里奥妮试图通过小说来赎罪的努力,看上去就像她当年所犯的过失:她的意图是好的,但她的实际行为却令人深感遗憾”(Phelan,2005:332)。渴望赎罪的意图与实际赎罪过程中的偏离使叙述者布里奥妮陷入伦理冲突之中,隐含作者麦克尤恩正是通过这一伦理冲突邀请读者进入叙述者布里奥妮的伦理情景,从而实现其对作者兼叙述者布里奥妮以自我为核心的他者观的隐含否定评论,含蓄地传达了以承担并履行他者责任为核心、以道德为旨归的他者伦理。

结语

无论是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种族灭绝与大屠杀,还是21世纪困扰全球的恐怖主义、民粹主义、难民问题以及集体对屠杀历史的刻意掩盖、扭曲和遗忘,无一不体现了从自我出发的同质性伦理。在这样的现代性伦理影响下,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染上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谓的“平庸的恶”,失去对他者的移情能力,从而导致暴力的发生。与此相反,以列维纳斯为代表的后现代伦理学者试图超越总体性视阈内的伦理,从异质性的他者出发,为读者们找到一条以肩负他者责任为核心的伦理路径。麦克尤恩的《赎罪》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他者伦理内涵,对自我和他者的关系展开探究和反思。在故事层面,《赎罪》将布里奥妮对他者的认知暴力与战争语境下普通士兵所遭遇的身体和精神双重暴力并置,二者共同反映了本体论视阈的他者观对他人所带来的创伤。在叙述层面,麦克尤恩通过嵌套叙述结构、视角转换和不可靠叙述等叙述技巧带领读者进入人物、叙述者兼作者布里奥妮的伦理情景,引导读者产生不同的伦理反应,从而实现使读者自觉反思自我伦理意识的目的。《赎罪》中对自我和他者关系的反思和探索正是以探寻人性为核心的麦克尤恩诗学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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